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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际及中国的政治局势与我们的任务
——第三次全国大会（建党大会）上犀照代表中常委的政治报告
（1948年9月）
自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帝表示最后屈服，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被正式宣告结束后，到现在已经历了整整三个年头。在这一时期内，无论是国际的及中国的局势，都起了相当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但变化的总趋势，却没有超出我们对战后局势的一般估计，它只是丰富了我们的经验。我们党于一九四六年二月所发表的『对战后国际及国内时局主张』的一般分析和估计，尤其同年四月国际临时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案——『新的帝国主义和平与第四国际诸党之建立』，对于战后整个国际局势的详细分析和估计，都经得起两年余来事变发展的考验。因此，我们的报告，对于战后国际及中国局势的发展，不拟加以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关于国际局势方面，我只是根据国际『四月临时大会』的决议案，特别是根据今年四月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世界局势与第四国际的任务』的决议案，稍微举出一些具体的事实作一概括的叙述，以便帮助我们了解战后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就是对于中国战后政治局势的发展，我亦只就其最重要的变化、特点和趋势加以扼要的阐明，希望以此来更进一步地确定我们建立新党后的基本任务。
（一）战后国际局势的基本趋向
（略）
（二）战后中国政局的变化及其趋势
上面我们所述关于战后国际局势的发展。主要为的是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战后的政治局势。为便于说明起见，我把战后中国局势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争结束后的初期，即至一九四六年冬『政治协商会议』的破裂为止；第二个阶段是自政协破裂，国共公开进行内战直到现在。但为了正确地理解战后中国内部的政局变化起见，首先必得将战后中国对国际关系的变化加以简单的说明。
（A）中国对国际关系的变化
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发展，不但给了战后中国的政局以深刻而激烈的变化，而且对它往后的发展也发生了决定的影响。
战前的中国，就其对国际的关系来说，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主要是日、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但经过这次大战后，不但日帝的在华势力完全被扫除，就是英帝除着保持香港九龙外，也差不多已全退出了中国的势力圈。至于法帝的势力更是消失殆尽。可是同时，美帝国主义随着它在国际上的扩展却一跃而为中国唯一的主人翁。因此，战后的中国在表面上虽被加上『四强』或『五强』之一的头衔，但实际上仅仅是由日英美法等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转变为美帝国主义垄断的半殖民地罢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百年来对国际关系上一个划时期的变化！
美帝国主义既已成了中国唯一的主人翁，它于是便完全控制了国民党政府，操纵了中国一切经济、金融、政治乃至军事的活动。它依照它对于整个世界的扩张政策，不但视中国为投资、销售工业品和收购原料的独占地，而且还准备将中国变成为它未来在远东反苏战争的主要堡垒之一。但另一方面，苏联的官僚独裁者也同样根据它战后的扩张政策，它除了在东北攫取旅顺大连及共管铁路等特权之外，并以中共为其工具，通过它在中国尽量发展其影响，扩展其势力。希图以此在东方抵抗未来美帝向它的进政。正由于这两种本质不同的扩张政策的竞赛，战后的中国便成了美苏在东方明争暗斗的主要战场。最近三年来，中国政局的一切演变及其所以陷于国共内战的僵持局面，可以说主要是由于美苏的冲突及其扩张政策所促成的。
（B）经济的破败
中国的经济，在抗战过程中虽一般地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和削弱，但在东北和华北，日帝为了军事的目的，对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方面，确有相当的建设和发展。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军事上的迫切需要，也在『自由区』建设了相当的工业。但自战争结束后，工业经济不但很少恢复，反而立刻遭受了一个极大的新的摧残。
首先是史太林的官僚们，有计划地搬走了东北大部份的工业设备（据一般估计，约搬去百分之七十）。东北的工业，不但占中国重工业中的主要地位，而且其设备都是最大规模的最现代化的。自苏联官僚劫去东北的工业设备后，东北的经济便一直陷入崩解及瘫痪的状态，上百万的工人流为永久的失业，陷于饥饿的死亡在线。曾在『自由区』建立起来的一些新工业由于战后国民党官僚只顾去夺取「收复区」的敌伪产业，听其自生自灭，其中大都很快也就陷于破产或停办了。即以在『收复区』新接收过来的敌伪产业来说，在初期也全让其封闭停顿，随后才组织『中纺』、『中蚕』或以其它的『国营』等名义勉强恢复生产。但名虽为『国营』，实际上却完全操在极少数的上层官僚掌中，形成了畸形的庞大的官僚资本集团（所谓『五大家族』）。此种官僚资本集团，除了尽量在『国营』产业中营私舞弊外，并利用国家银行及其交通机关，垄断国内原料及国外贸易，打击民营的工商业，因而使中小工商业愈益趋于衰败和破产。同时，因为国民党的极端媚美主义，容许美货无限制地倾销（特别在战后的初期），更加速了工商业破产的过程。
在农村中，经过八年的残酷破坏和极度消耗，农业经济本已陷入异常深刻的危机。但战后的国民党政府对此种危机不但不加以任何的挽救，反而变本加厉地去加剧它：它的『抽壮丁』等于直接破坏生产力，征粮征实等于没收农民的大部份产品，强购某些农产原料（如桐油、棉、麻、丝、茶等）亦等于半没收，再加上包庇地主富农的任意剥削，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乘机勒索，以及国共战争的不断破坏，交通的阻碍，……于是农村经济的破灭便达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了！这种农村经济的破产情形，反过来又愈益加速了城市工商业的破产。
最后，通货的恶性膨胀，尤其是内战继续扩大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消耗，这便驱使整个的国民经济日益走近总崩溃的边缘。而国民党政府唯一赖以阻止这种经济总崩溃的爆发的，便是哀求美国的援助。但在内战的继续大量消耗与国民党的极度贪污腐化之下，美帝国主义也感到中国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了。
（C）国民党政权的削弱与民众运动
由上面所叙述的经济状况看来，便已充分指明：战后国民党统治的物质基础已遭到了极度的削弱。同时，由于它在抗战中所施行的极端反动政策，对民众横施剥削和压迫，而对于抗战稀有的无能和懦弱，以致在军事上不断遭受失败，丢弃了大半个中国，——这些事实早已引起了民众的深刻不满，特别是在抗战后期，『自由区』的民众对它更是失望和愤恨，因而发生了好几次大规模的反国民党官僚的示威运动。
但当战争刚结束，国民党打着『胜利』的旗帜回到『收复区』的最初瞬间，经过敌伪长期蹂躝而陷于极端困苦的一般民众，还是原谅它，甚至欢迎它，把急待改善生活和改革政治的希望多少寄托于它身上，可是国民党的统治者们，除了发表几篇『减轻人民负担』、『实行民主改革』或『还政于民』的宣言和演词外，实际上却立刻表现了比以前更为横暴、贪婪、腐败与无能。例如它一方宣布减租免税，但同时却加紧征粮征实；一方夜郎自大地以『四强之一』自居，同时却又对美帝表示奴颜婢膝，纵容美货倾销、美军横行；尤其对于从敌伪接收下来的财产，官僚和军阀们一方尽量盗夺和败坏，同时则尽情享受和腐化。总而言之，八年来人民流血抗战的唯一胜利品，都变成了官僚们的尽情挥霍的囊中物；特别是所谓『五大家族』（蒋、宋、孔、二陈及政学系等），因肆无忌惮地收夺敌伪财富而突然膨胀起来，形成了奇异的官僚资本集团，垄断了国家的一切重要工业、金融、交通及至对国内外的重要贸易，窒息了国民经济的生机；—在这一切异常骄横、卑鄙、贪婪、腐化与无能的表现底下，不但招致了一般民众强烈的反感和愤恨，就是一般资产阶级份子乃至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各种各式的利害（分赃不均）的冲突，开始了一种新的剧烈的离心倾向。这明白地暴露国民党的统治已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孤立和险境。也可以说，这是国民党统治二十年来所遭遇到的一个最严重的危机。
战后初期的民众运动，便是在国民党统治陷入这种最严重的危机下爆发起来的。因此，这种民众运动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战前（自国民党统治以来）任何群众运动所曾达到的水平。但对于这群众运动的详细过程，我这里没有可能加以叙述，现在只就其在政治上含有重要意义的几点指出如下：
（1）民众运动的爆发，开始是在青年学生当中。最初发生于『自由区』的昆明，所谓『一二．一』事件。但很快就蔓延到了所有的大后方乃至收复区的上海。这个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一党专政』，要求民主改革。像这样公然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以前是没有的，因为以前的学生运动都是请愿式的。在『一二．一』事件中，昆明的学生虽遭受了残酷的打击，但学生们的反国民党专政和要求民主改革的运动却愈来愈普遍和激烈，迄至去年五月到六月间算是达到了最高峰。在这一学生运动的高潮中，学生们已经组织自己的纠察队来抵抗国民党的特务进攻了。
（2）工人运动最初也是发生于『大后方』，但很快地就传染到各地，且以上海为其中心。运动的内容，除了要求改善生活外，主要是自动组织工会，争取罢工权及『按照物价增加工资』等。由于工人群众的团结和斗争精神，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确已争到了组织工会与罢工权的默认，在某种限度内也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承认『按照物价指数增加工资』的要求。这种斗争的成果，可以说是战前的工人运动中从未提出过的。同时，工人的斗争已开始越出了经济斗争的范围，参加了一般的民主运动，尤其在上海是如此。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已开始从经济斗争踏上政治斗争的道路了。
（3）农民运动，除了史太林党所控制的『解放区』早已形成庞大的武装斗争外，就是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不少区域，也已开始了骚动（如四川、湖南及广西的某些地带）。
（4）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组党运动，在抗战过程中原已开始，但在战后初期更大胆地活动起来了。它们差不多都一致要求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并在国共两党之间以调解者或中间派自居。这些党派的本身，虽然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的，是希图在国共的冲突中以掮客地位取得政治的佣金的。但在客观上还是反映了民众运动的愿望和压力，它们才敢于公然向国民党提出取消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藉此以分肥的。
由上面所指出的几点看来，已足表明战后的民众运动，其广度与深度已超过了战前国民党统治下的任何运动，显然已成了革命的前夜状态。实际上，在第二次革命爆发（即『五卅』爆发）的前夕，民众运动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这是中国战后的一种最深刻的变化。当时国民党的统治确已呈现动摇的状态，因而不但在口头上不断发出『民主改革』的支票，而且在事实上也确已被迫而同民众作了若干让步（如取消新闻检查、放宽出版法、默认工人自动组织工会和罢工权及学生自行组织自治会乃至示威游行等）。此时如果有一个革命的党有系统地领导群众去斗争，一步一步地迫使国民党『让步』，则由此从革命的前期局面转变为革命的局面，走向第三次革命的道路，是很可能的。
（D）史大林党的背叛政策
中国史大林党，由于它二十余年的传统，在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在某部份工人中，尤其是在农民群众中，确拥有广大的影响，同时并具有庞大的农民武装力量。倘使它是一个革命的党，以它的传统威望，它在群众中的影响，它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是可以很快地将战后发生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与农民的武装力量配合起来，走上革命的道路，推翻已在动摇中的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的。但中国史大林党在克里姆宫官僚的机会主义与战后的外交政策利益的控制之下，始而以机会主义尽力瘫痪群众运动，继则以冒险主义把群众运动中的积极份子送给国民党去摧残。
当战后初期，学生、工人及农民群众日益走上反国民党，反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时，史大林党此时却极力采取与国民党及一切资产阶级和地主妥协的政策，坚决反对工人和农民的阶级斗争，卑躬屈节地要求与国民党合作，要求与它建立『联合政府』，『完成三民主义的共和国』等。在这种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路线下，史大林党始则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等至重庆，与蒋介石当面进行和谈，继则以全力促成『政治协商会议』，希图完全通过此种会议来达到它的机会主义目的。在这时期内，它在『解放区』的政策是尽力与地主富农妥协，压抑农民的改革要求，尤其是有系统地抑制农民的土地革命，而以『减租减息』自限；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则高唱阶级合作，勾结各种各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的政客或『社会贤达』，有时甚至收罗汉奸，企图以此增厚它的『声势』和『实力』；在工人群众中，不仅公然提倡工人应与资方合作，恢复生产，而且极力与国民党的工会官僚勾结，共同压抑工人的斗争；在学生群众中，则专门注意于鼓动学生去要求国共及各党各派进行和谈，建立『联合政府』等；在军事上，它除了以零碎的军事冒险藉作和谈妥协的要挟外，便是将华南的全部武装力量（如当时驻在广东及浙江的队伍）迁移至它的华北『解放区』；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态度，更是卑躬屈膝，甚至称马歇尔为『和平天使』；——史大林党这一切可耻可恶的机会主义行为，全是为了达到与国民党和谈妥协的目的，那时它所控制的和发动的一切群众运动，都不过是藉作妥协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已。
但反动的国民党却自有其顽强的阶级立场，同时又在美帝国主义者的直接指导下，它尽力利用和谈的时间：一方面在政治上缓和群众运动，并拉拢其它各党派（如青年党、民社党等）的政客到自己方面来；另方面，则在军事上加紧准备，将军队尽速运输到东北及华北的重要城市去，准备向『解放区』进政；同时，它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整编』中共的武装队伍，实际上就等于要解除后者的武装，这当然是对方绝对无法接受的。总而言之，战后的国民党到了它的统治基础的削弱，民众运动的威胁，尤其是它在东北和华北还没有建立相当的军事基地，再加上那时美帝对苏联也还是采取以和谈手段来屈服后者的态度，所以国民党不得不和史大林党进行和谈。但国民党的和谈，只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加紧作进攻史大林党的准备而已。事实完全是如此。当国民党利用和谈的时间，在政治上准备好了它的『国民大会』，在军事上把大量军队运到了东北和平津（即一九四六年末），它就毫不犹预地向张家口进攻，揭开全面内战的序幕了。
迄至国民党独自召开『国大』和坚决进攻张家口时，史大林党才感到和平谈判的真正幻灭，于惊慌狼狈中起而应付战争。但从这时起，史大林党的基本政策即从偏向于机会主义的和谈而转到偏向于军事的冒险主义了。如果这时以前，史大林党的基本政策是专靠机会主义的和谈来达到它与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的妥协目的，则此时以后，它的基本政策便是专藉军事冒险来达到它的同一目的。但无论是偏向和谈的机会主义与专赖军事的冒险主义，对于中国战后初期兴起的民众运动都是一个制动机，它们本质上彻头彻尾是叛卖性的。也正因此决定了它以后在全面内战中的命运。
（E）国共内战的僵局
我们要想正确估计这次国共内战的前途，必须首先正确了解这国内战的性质及史大林党进行内战的全部政策。
关于内战的性质，我们在去年初所通过的『内战决议案』中已经明确地指出过。那就是说，这次内战，表面上虽是国共两党的战争，但实际上乃是国民党在抗战中及战后所施行的一贯的反动政策，及其所暴露出来的稀有的贪婪、腐化、无能与横暴等举措，引起了一般民众，尤是是农民群众不满和愤恨，同时又缺乏一个真正的革命领导，因而一时将希望寄托在史大林党身上，使它有所凭借来进行反抗国民党的战争。从这一点上说，在国民党方面彻头彻尾是反动的，而史大林党却多少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某些改革要求的进步意义。因此，我们对内战的态度是站在农民方面反对国民党的进攻的。可是，这个内战由于它所反映的国际关系及史大林党所施行的荒谬政策，其本身却不能有任何胜利的前途。
国民党不用说是完全依赖美帝国主义，早已成了美国的工具。但中共的政治路线亦全被克里姆宫的反动外交政策所左右，它本身也不过是苏联官僚在中国的代理人而已。因此，国共的内战同时就是美苏矛盾在中国之一种最尖锐的反映。而这个内战之不能有任何出路，其根源即导于此。
克里姆林宫的反动外交政策，体现在中共内战的政策中，更显得荒谬和矛盾。它现在虽然已由『拥护蒋主席』转而公开喊出『打倒蒋政府』，但它的基本政策还是沿着『政协路线』要求与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各党各派建立『联合政府』的。虽然它最近称此种路线为『新政协路线』，但本质上仍然是『旧政协路线』的延续，唯一不同之点就在排除蒋介石。但蒋介石绝非单纯的个人，而是整个资产阶级现时的主要代表。排除蒋介石个人而与整个资产阶级合作，在政治上还是没有改变。实际上史大林党徒今天的高叫『反蒋』，不过藉此作要挟以图谋取明天与蒋介石进行新的和谈而已。假如蒋介石表示与他们和谈的话，我们相信他们立刻就会放弃反蒋口号而派遣代表到后者方面去的。总而言之，史大林党进行内战的基本政治路线，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的，是俄国孟塞维克的最坏变种。它与俄国孟塞维克主义不同之点，仅在于它的军事冒险主义。但即就它的军事冒险来说，也仍然只是为着达到它的阶级合作的一种『手段』，『目的』还是与孟塞维克一样的。
固然，史大林党于去年双十节曾公布了『土地法大纲』，实行没收土地分给农民，这比之以前只限『减租减息』的改良主义政策算是进了一步。但我们姑不论它的『土地法大纲』的不彻底（如允许已分配的土地自由经营买卖等），但即就这种土地改革说，也还不是真正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只是站在纯粹军事的观点上，希图以此获得农民的拥护来加强它的军事冒险。让我们退一步说，假使史大林党这次宣布的土地改革是真正为了农民，但在它与资产阶级谋取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前提下，仍然是没有任何出路的。江西时代土地改革的悲剧且不说，最近苏北的农民虽分得了土地，但由于没有城市无产阶级的政权作保障，所以当国民党的军队打进去以后，土地又被夺回给地主了，农民不但毫无好处，反而遭受最悲惨的灾殃！因此，要想认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必须城市无产级起来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专政，但史大林党的『联合政府』又恰好是与这一主张背道而驰的。而且还可以说，依照史大林党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反复无常的传统，它现时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将来为了与资产阶级谋取妥协，是随时可以放弃的。事实上自今年五月以来，它已开始放弃一部份的土地改革了。
在城市工人运动中，史大林党的政策是完全极右的机会主义转到了极左的盲动主义。它为着配合它在乡村中军事冒险，便用人工的强制手段把工人的罢工推上毫无出路的冒险斗争（如上海法商电车罢工及申新九厂的惨剧等），结果是徒然牺牲了工人中最勇敢的份子。这种同样的冒险政策亦普遍运用于学生运动中，把本来应该防守以保存实力的学生运动强迫使之进攻，也是将学生中勇敢而积极的份子白白地牺牲了。史大林党在城市工人和学生中的这种冒险主义政策，除了将已经受到打击而趋于消沈的运动加以进一步的破坏而外，便是在客观上帮助反动的统治。
人们说，无论中共政策如何错误，但国民党的统治是太过于腐败、太无能了，即使没有中共的反对，它本身也是要垮台的。何况还有中共的强大军事力量向它不断进攻呢！关于史大林党的军事力量究竟如何强大，我们留在后面解释。至于国民党的统治，无疑地是十分腐败与十分无能的，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过的，战后『国民党的统治已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孤立和险境』。因此，我们可以说，国民党的统治要想恢复它战前的那种稳定状态，不但绝没有可能，而且将不可免地日益走近灭亡的道路，换句话说，国民党统治的毁灭是必然的，问题仅是时间而已。但这并不等于说，现时的史大林党可以摧毁它。因为国民党统治无论如何腐败无能，但它究竟拥有广大的城市工业基础，这是史大林党所占据的落后乡村的物质力量不能比拟的。最重要的是：国民党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美国在支持。美帝国主义为了中国的市场，尤其为了对抗苏联，它是绝对要支持国民党来打击中共的。虽然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引起了美国一部份当权者的不满，但正如罗斯福所说，『蒋介石虽然不好，却不能不要他』。国民党在美帝强有力的支持下，在城市的物质基础及其武器的优越等条件之下，尤其是在史大林党的机会主义和军事冒险的致命弱点之下，它还是可以把战争拖延下去苟延残喘的。但战争的拖延对于史大林党却是异常不利的。
史大林党现时的军事力量，确比之江西时代优越得多。但它的致命的弱点仍然是存在的。因为它的军事力量主要是筑在乡村的农民身上。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支配乡村的条件下，要想单纯依据落后乡村的贫弱物质基础和农民的武装力量来征服城市是没有可能的（只有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才有这种可能）。农民群众为了反对国民党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过分压榨，为了分得土地，他们在一定的时期内是可以不顾牺牲一切，拼命而勇敢地作战的。可是农民支付此种牺牲不但必须获得代价，而且绝不是无限度的。农民作战的唯一目的是要获得土地与和平，以便改善其生活。他们获得土地以后，进一步就是要将他们剩余食粮或原料从城市交换工业品。但现时的史大林党即令给了农民的土地，却不仅没有任何城市的工业品同他们进行交换，而且还要毫无止境地同农民征粮征兵，——这种情形如果继续拖长下去，农民们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农民，因为获得了土地，在内战的头一时期，确是坚决站在布尔塞维克方面，不顾牺牲一切而拼死抵抗一切反革命的进攻。可是当内战继续延长下去，当苏维埃政府不断征收他们的食粮，不断将他们的子弟送上战场，他们便开始发生不满和怨恨，最后走到以罢耕来抵制，且因此影响了广大的士兵，甚至发生了暴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其直接动机就是为了缓和农民而订定的。假如列宁当时不立刻实行新经济政策以缓和农民，苏维埃政权是很危险的。以握有全部城市工业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在内战的拖延中尚发生了如此的危险，何况史大林党现时仅局促于一些极落后的乡村呢！我们根据苏俄内战中农民态度的这种经验，可以预言：如果国共的内战继续拖延下去，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固然日益动摇，日益走近毁灭的边缘，但史大林党对其控制区内的农民之无了无休的征兵征粮，也将必然引起农民群众的怨恨、罢耕，甚至暴动起来的。那时史大林党不但无法举行进攻，就是其本身也要陷入极度的危险状态中了。正因此，现时史大林党的战略是要求『速战速决』的。但国民党的战略却是尽可能地把内战拖延下去，一直拖到美苏的第三次大战来解决问题。
依国民党的如意算盘，它既无法消灭中共的力量，就只能把战争尽可能拖到第三次大战的爆发。它以为第三次大战一爆发，美国的原子弹即可一下毁灭苏联，那时中共的力量也就无须加以打击而会自行消灭了。但史大林党方面，不但极不愿意将战争拖延，而且是极端害怕美苏的第三次大战的。它的如意算盘是：以军事的进攻压迫国民党进行和谈，谋取妥协，建立『联合政府』，以此逐步排除国民党的势力，将中国变成为东欧式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但中国绝非东欧，所以史太林党的如意算盘只能是一种悲惨的幻想。虽然我们并不排除国共在未来某一时期和某种条件下有重新进行和谈的可能。但即使这样的和谈实现，也还是绝不能解除国共间的根本矛盾的，它至多只能暂时缓和局面，使国共双方获得喘息和重新准备的机会，国共的内战还要重新爆发，并继续拖延下去的。如无真正的革命来干涉，甚至拖到第三次大战的爆发也是可能的。这正是国共内战所包含的最最严重的危险之所在。
（F）唯一的出路
要想将中国从国共内战的死巷中拖救出来，并避免陷于美帝进攻苏联的第三次大战的浩劫，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一切被压迫群众进行一个真正的革命来实行干涉。这才是唯一的出路。现在让我们来略微分析这一出路的可能性吧：
我们上面曾经分析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已遭到了极度的削弱，已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孤立和险境。它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有任何改善的可能。内战继续拖延下去，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将跟时间日益陷入险境，它的统治将日趋于削弱。例如以经济来说，它在这次货币改革前夕便已经临到一个真正崩溃的边缘了。这次货币的改变（即所谓『金圆券』的发行），虽然可以缓和局势于一时，但绝没有能解除经济的严重危机，只是将这种危机拖延到下一个阶段去变成更可怕的爆炸而已。因为解除经济危机，就必须能够稳定『金圆券』，阻止它的膨胀。但要办到这一层，首先就得使国家的收支相平衡，而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提高生产力。然而在内战的继续拖延之下，在军事开支的不断扩大与国民党官僚的极度贪污、腐化与无能的继续统治下，平衡收支与增加生产都是绝对办不到的。结果，『金圆券』的膨胀，将在今后的短暂时期内（至多两三年），就会达到旧币被废止的高度（这是经过十年以上才达到的）。到了那时，经济的总崩溃便再也无法避免了。跟着经济的总崩溃，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便大有可能崩溃下来。如果从政治的观点来说，国民党的统治即在现时也已丧尽了人心。不但工农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对它极抱反感和怨恨，就是大部份的资产阶级也开始对它表示失望，甚至愤慨了。这就是说，不仅工人和农民群众急切需要改变现状，小资产阶深感无法照旧过活下去，就是资产阶级也觉得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了。由此可证明，客观的革命条件，在中国是确确实实地烂熟到极点了。问题仅在于革命的主观，即革命的领导。
在现时最成为革命主观发展障碍的是史太林党。由于这个党的历史传统，苏联的声援，庞大的武装力量，长期受尽国民党凌辱、压迫与剥削的群众，尤其是某部份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和农民群众，在战后的头一时期，确曾视它为可能改变现状和消除痛苦的『救星』。也就正因此，史大林党得以尽量施展它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来替克里姆宫的反动外交服务，来不断破坏中国的民众运动，来阻碍革命领导的形成，和生长。但历史的发展律，终究不会饶恕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肆无忌惮的。现在可以说，史大林党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已经开始受到惩罚了，这就是说，它们已在事变过程中不断碰壁而开始在它影响下的群众面前暴露其破产了。事实上，史大林自经过『政治协商会议』和谈的失败便已引起了不少群众对它的怀疑。最近一年余来，它那种不顾一切牺牲与破坏的军事冒险，它那种在乡村中的反复无常的土地政策，它那种在城市工人和学生运动中的盲动行为，它那种对待民众毫无民主的官僚专制作风……都逐步地引起了人民的反感。尤其是最近南斯拉夫的狄托事变，不仅揭穿了克里姆宫官僚所夸称的『东欧乐园』的虚幻和矛盾，而且给了中国史大林党唯一藉资号召的『新民主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因此，民众中稍具判断力的份子不但怀疑史太林党，而且开始批评它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年余来，史大林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是一天一天被削弱，而群众中最优秀的份子是已在寻求新的革命领导了。战争如继续拖延下去，且不可免地拖延下去，则史大林党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破产与无出路也必然不断地被暴露出来，那时不仅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民众将日益脱离史大林党的影响而寻求新的革命领导，就是它所控制的『解放区』内的民众也将自行分化和分裂出来，而寻找新的革命出路的。总而言之，史大林党障碍革命主观——革命领导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当这个党在事变中不断地暴露它自身破产与无出路时，新的革命领导就会不断地形成和生长起来。同时，国民党的统治之日趋腐杇与削弱，势必促进革命领导的需要和发展，反过来说，革命领导的发展又必然加速革命客观条件的成熟，这是辨证地互相推进的。
我们前面仅仅是纯粹客观的分析和估计，还没有提到我们主观方面的努力，但我们由此已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以革命来干涉国共的内战将中国从国共内战的死巷中拖救出来，并避免陷于第三次大战的浩劫，——这个前途，是可能的。我们建立新党的历史任务，便是尽可能从主观努力来实现这一客观的可能前途。由此我们更可充分认识，中国战后局势的发展虽然有其自己的许多特点，但在基本趋势上是大致与战后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相一致的。因而中国问题的解决，中国的出路，与整个国际问题的解决和出路，是紧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
（三）战后我们的政治主张与工作方向
我这里只将战后三年来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对外政治主张和工作方向作一简略的叙述。
从战争结束不久（一九四六年二月），我们即发表了『对战后国际及国内时局主张』，这是我们战后第一个基本的政治文件，我们战后对外的一切政治宣传和鼓动都根源于此。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代表我们在战后的一般政治路线的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关于对战后国际局势的分析和主张，如着重地指出美国对苏联的包围，新的美苏第三次大战的危险性和世界革命局势的酝酿，以及只有后者的胜利才能避免前者的灾祸等等，都与后来我们国际四月临时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的基本观点不约而同，经得起事变的考验。对于战后国内局势的分析和估计，我们除了指出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战前的日英等帝国主义而成为中国唯一主人翁，国民党自甘作美帝的工具外，就是分析国共两党所反映的美苏冲突及它们自身的矛盾，并指出如无民众的革命起来干涉，将不可免地要走上国共全面内战的前途。当时正是国共及所谓各党各派在重庆轰轰烈烈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开始谈判解决国共间纠纷问题。对于这个会议不但史大林党相信用以经过它解决其与国民党间的纠纷，且可由此建立『联合政府』，走向『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就是一般民众也对它怀着莫大的幻想。但我们当时却坚决地指明不仅「政治协商会议」不能解决国共间的冲突及任何重大问题将「给国民党获得时间，顺利运输军队，占领东北，……，而且加强华北的控制，……最后结果，……若非共党完全屈服，就是拖延若干时候重起战争』。因此，我们提出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对抗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并主张以它来『认真解决国家一切重大的问题（国共的纠纷问题当然在内）』。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民族民主斗争的有系统的政纲，号召人民『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组织去进行勇敢而坚决的斗争』。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在『时局主张』中对于战后国内时局发展的分析和估计，不但完全经得起事变的考验，即我们在那里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到今天还一般地保持它们的效力。
我们战后的第二个基本政治文件，是一九四七年初所发表的『关于内战的决议案』。这正是国共经过一年余的和谈而走到最后决裂公开宣布内战的关头。因此，我们这个文件对于内战的性质和前途都作了一个扼要的分析和估计，且由此确定了我们对于这个内战的基本态度。这在前面讲『国共内战的僵局』一节中已经提到过。一年事变的发展，愈益证明我们对国共内战问题的态度和策略是正确的。
总而言之，我们战后在政治上的基本态度和路线，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民党政府，反对史大林党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坚决主张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以解决国家当前的一切重大问题（国共内战问题在内）。
我们为了履行上叙的政治任务，并进而准备一个真正的革命（第三次革命）把中国从现时的痉挛状况下彻底解脱出来，推上一个全新的时代——社会主义的前途起见，特别将建立新党的问题提出作为我们战后工作上的中心任务。建立新党的口号，本来在『八一三』后即已提出。但我们的组织在抗战过程中，尤其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不但很少能与群众接近，而且其自身亦日益陷于分散、孤立、隔绝。因此，建立新党的工作在那时根本无法进行。但战争一结束，我们即将建立新党的问题重新提到议事日程，有计划地加以准备：第一，是尽可能地将各地原有孤立的组织及个别分子联系起来，予以集中的领导，以此恢复组织的正常生活。第二，是推动组织向前发展，并在没有我们组织的地方尽可能建立新的组织，一年余来SY的建立及其发展，可说是这一方面的重大成就。第三，是出版公开刊物，我们认为要建立群众的新党必须尽可能争取『合法』的地位去公开影响群众，使之与秘密的工作有机地联系起来。因此，我们曾经出版了两个公开的刊物，经过这两个刊物有系统地解释了我们的政纲，发表我们对于国际及国内一切事变和问题的态度及主张。虽然在公开刊物上受到了某种限制，但一般说，我们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这两个公开刊物，托洛斯基主义第一次在中国各种群众中获得了广大的影响，我们的组织之所以能在战后较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主要便是由于这种公开刊物的影响所促成的，这种刊物成了我们组织的工具。自然，我们还有一个弱点，就是正式的机关报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版。这里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人力和物力太不够。但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补救这个弱点，并请各位代表及全体同志在这一方面来帮助未来的领导机关，以完成这一重要工作。第四，是培养干部。老的干部留下来的极少，而新的干部又十分缺乏经验。但要到群众中去组织他们，领导他们进行斗争没有干部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曾利用各种可能，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教育干部，虽然作得不很完满，但我们也确已收到了相当的成果。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了一批在政治上和工作上都具有相当能力的干部了。第五，是肃清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各种偏向。我们在抗战过程中，曾经与陈独秀在政治上的极右机会主义和他在组织上的取消主义，以及意因在政治上的极左清谈主义，连根的调和主义和他们在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作了极严厉的斗争，因而得以将列宁和托洛斯基的布尔塞维克主义全部传统保存下来。战后，我们本着这同一精神，更与意因连根所代表的左倾空谈及其在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不可调和的决斗，逐步地肃清了他们在我们组织内部影响。现在可以说，意因连根所代表的少数派，不但已无法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混乱我们，而且他们经过我们的严厉打击之后，其自身也已陷于极端孤立和解体状态之中了。第六，是党纲、组织原则和党章的起草与讨论，这是建立新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最具体的绝对必须的准备工作。这一工作经过半年余来的努力，也已得到了相当的完成。现在且已获得大会的庄重讨论、修正和最后的决定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自一九二零年正式产生以来，将近三十年，迄到今天才有一个具体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党纲和布尔塞维克组织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建党工作的一个最基本的成就。
我们战后建党工作这一中心任务，现在可以说已获得了初步的完成。今后的中心任务，便是我们在政治上、组织上尤其是群众工作上怎样走向真正群众党的道路。我们相信：由于客观局势愈来愈迫切地须要革命的领导，只要我们主观上加以最大的努力，不断地向前奋斗，我们是一定会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的。
（四）革命的远景及我们的政治任务
根据我们前面对战后整个国际局势的分析，有两个极明显的倾向：一方面，是美苏将三次大战不断准备，另方面是世界革命的潜滋暗长。这两种倾向正在竞赛着。究竟那一种倾向将走在前面，先行爆发，现在我们虽不能十分确定，但以革命来阻止战争还是大有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全力为实现这一前途来奋斗。在宣传和鼓动上，我们必须着重地指出美帝反苏大战的危险性和迫切性，指出只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才能阻止这个大战，克里姆宫官僚独裁者及各国史大林党，社会党及一切和平主义者希图经过联合国及其它各种各式的会议来避免战争，不仅是一种幻想，而且是掩饰美帝准备反苏战争的一种烟幕弹。
在国内方面，在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国民党政府既愈来愈趋于横暴、腐败与无能，在克里姆宫官僚指使下的中共又日益陷于极端腐恶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泥坑，则这两个党所进行的内战便只能将中国拖到美苏第三次大战的浩劫中。要想中国避免这个浩劫的惨酷命运，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走上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胜利，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因此，我们必须尽力为第三次革命进行准备。我们当前的中心口号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民党政府。我们其它的过渡纲领口号及一切策略口号，必须与这一中心口号适切地及时地配合起来。底下是我们日常从事宣传、鼓动和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纲领：
（1）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罢工及示威的完全自由。立刻取消一切『戡乱』的紧急法案及特别刑事法庭等。
（2）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订定劳工法案，保护女工和童工。按照物价指数增加工资。工人自由按照产业组织自己的工会。打倒国民党官僚特务份子包办的工会。
（3）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土地及土地不足的农民和退伍兵士。废除高利贷，严惩土豪劣绅。成立农民自己的产销合作社，避免奸商的垄断剥削
。
（4）没收『五大家族』的财产归国有。凡国有的工厂、矿山及一切生产机关和交通机关，立刻由工人组织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防止官僚们的侵占和把持。
（5）由工人、农民及家庭主妇的代表组织物价评价会和房租评议会，评定物价和房租。
（6）罢免国民党一切贪官污吏，各省、市、县官吏概由人民选举。废除城市一切反动透顶的保甲制度，让人民自由参加各种产业及职业团体。
（7）释放一切政治犯。彻底解散一切特务组织。
（8）组织民军代替现有的军队，军官由士兵选举。
（9）国内一切弱小民族完全自决自主。
（10）彻底废除一切新旧不平等条约。立刻收回香港、九龙、澳门。关税绝对自主。美帝国主义在华的驻军及其它一切外国军队，立刻撤离中国。
（11）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解决国家当前一切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国共内战继续加紧进行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特别着重指出这种内战是毫无出路而只有增加人民痛苦和牺牲，我们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应特别反对国民党的『戡乱』，主张无条件停止战争，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解决这一内战问题。
我们对于史大林党现时所进行的极度腐恶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必须特别加以指责和暴露。尤其要暴露它的『新政协路线』，它的『联合政府』和放弃土地改革。我们坚决主张『没收一切地主富农的土地归贫农』来对抗史大林党的放弃『土改』，号召建立『工农政府』来对抗它的与资产阶级合作的『联合政府』。在史大林控制下的『解放区』内，我们坚决站在农民方面反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参加一切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斗争。但我们在农民群众中必须进行批评史大林党对地主和富农的妥协政策，要求彻底执行土地革命，即没收一切地主富农的土地归贫农使用，主权归国有。『解放区』内一切政治和工农的群众组织，必须由群众选举，反对史大林官僚的把持操纵和压迫。自然，在『解放区』进行这种工作，由于史大林党的横暴，是十分困难的，工作的态度和方式必须特别审慎，随机应变。但不管如何困难，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在群众中去影响他们，使他们觉悟史大林党的领导错误，转变到正确的革命领导下来。
最后，我再重复一句：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一切事实证明已经烂熟透顶了，问题仅在于主观的革命领导。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不避任何艰苦地为建立革命领导而奋斗。我十分相信：真理既然在我们方面，我们的奋斗和努力一定是会获得最后的成功的。
一九四八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