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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教派主义
──争论的总结与教训
耀 如
这次回沪，我碰到了党内的一件重大的事变，那就是少数派终于分裂了。这并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从争论问题的深度和斗争本身的逻辑推测，我们早已预感到这一步了。他们只不过重复了美国少数派所做的一切罢了。但为了帮助同志有系统的了解这次斗争的经验，我们不能不耐心做一番最不愉快的清算工作，我希望在这篇文章里从政治到个人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加以解答。
（一）中国革命之性质与民族革命
在这次争论中，意因最先提出了「民族革命没有进步性」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与中国第三次革命性质问题连结起来。他的思想非常简单：目前是帝国主义时代，亦即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中国革命只是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份。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当中，「民族革命是没有进步性的」，意思是说，过时的，反动的。后来在争论过程中，他更把他的论据发挥清楚了，他声辩他没有因此否认民族与民主任务之重要性，他不过说明这种任务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附带任务吧了。那末，民族革命与民族任务，在意因看来，当然是两回事了，他把前者视为资产阶级领导的，后者视为无产阶级革命任务之一部份。这就是意因思想的中心。原来他把民族革命与民族任务对立起来，顺便又把前者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对立起来。假如我们抛开那种学院式的名词争执，我们总可以明白，所谓民族任务是从某一个国家底深刻底历史要求（民族独立要求）提出的，正因为一种深刻的历史要求提出了这个任务，所以才会在任何时机中翻成为革命行动（民族革命）。至于这个行动在什么阶级领导之下，又以其它什么任务配合起来才能完成，这是另一个问题，这是民族革命的领导和成败的问题。意因显然是根据民族革命的领导性质来决定民族革命或发动的进步与反动或「不进步」，因此，把行动与任务抽象的机械的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往后我们将看到，已成了少数派决定战争性质的领导方法了。
民族革命既然与民族任务脱离关系，他当然成了，或彷佛成了一种无原因的，无物质基础的，无内容的运动了。但意因总得告诉我们牠是怎样发生的，因为一种运动总有它的动因，这个动因就是领导者资产阶级的动机。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动机。不是半殖民地国家性质支配着民族革命。历史的唯心论于是对历史的唯物论奏了「凯旋」！
意因用唯心史观的刀子把民族任务从民族革命中阉割出来，把它放入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次要的」或「附带的」箱子里，当然，抽象的，没有民族任务（!!）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无进步性的」民族革命便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对立起来了。但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事实上却并不肯屈服于这位百分之百「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命令，它本身仍毫无例外的反映殖民地的历史要求。而且更坏的，这种切实反映殖民地民族解放要求的民族革命，一开始总难免要受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反动领袖欺骗和操纵，在一种不愉快的现实中，我们怎样实现意因的公式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种可诅咒的民族革命斥之为「不进步」，才能让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去领导，而自己则退回书斋里，从容等待那个「顺便解决民族任务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到来。事实上，这个公式不仅可以应用于民族革命，还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凡是有历史常识，或稍有一点革命常识的人总知道，不但民族革命，甚至意因所最心爱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初期总难免受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影响和操纵的。假如我们能够以资产阶级领导为借口来拒绝民族革命，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拒绝社会斗争，拒绝保护苏联。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意因的空虚的，漂亮的，形式激烈的机械公式，是一切小资产阶级极左派逃避现实，临阵退却的烟幕弹。凡是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史太林党或甚至「假托洛茨基派」领导的民族革命或任何斗争都是可恶的，「不进步」的，干脆让它自生自灭，我们还是等待那合乎标准的无产阶级革命来敲我们的大门吧！换一句话说，我们还是等待那来世的一线希望吧，这就是意因的「弹火」的「革命」哲学。
（二）不断革命论与极左的阶段论
我们既然证实「没有民族任务」或与民族任务对立的民族革命只存在于意因的脑子里，他的抽象公式翻成实际只是把那一有血肉的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对立起来，我们便进一步指出：他的那个彷佛实际的，有内容，顺便解决民族任务的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却是与民族革命对立的，没有内容的，骗人的，抽象的东西。到这里我们有理由作出结论：意因实际上已经把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割裂成两个不可调和的阶段。他与史太林派的最大不同点在于他站在虚伪的，抽象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从左面把民族革命，也就是把整个中国革命当做一个阶段，送给资产阶级去领导，而后者则站在同样虚伪的，抽象的「资产阶级革命」立场上，从右面把革命送给资产阶级去领导。不管从左面或从右面替资产阶级划出一个完整的民族革命阶段，这种理论总是阶段论。如果我们需要更正确的称呼，那只好称意因的理论为极左的阶段论。我们说，中国第三次革命将从民族与民主革命开始，不断的有机的生长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显然并非把前者和后者对立起来，但我们也不排斥这不断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初期，在发展过程中有被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和操纵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我们的不断革命不是自然生长式的「不断革命」，而是经过斗争来发展的不断革命，只有经过剧烈的夺取领导权的斗争，无产阶级才能保证这个革命的不断发展，否则他将会重新被资产阶级出卖而中断，但意因却要一个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来附带解决那种讨厌的民族任务，在这个理想的革命到来之前，他发誓不参加任何受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即不断革命的起点，这就是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的区别，无生气空谈家与实际革命家之分别，我们除了称这种空谈家为革命逃避者之外，则没有什么更好的名称了。
（三）意因的极左派思想的秘密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位老布尔什维克走入这条可怕的自杀之路呢？普通的自杀大都出于一种厌世的动机。照理，政治的自杀当然也多份出于这种厌世的，悲观主义的传染，意因厌弃民族革命最有力的根据就是：凡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斗争总是镇压阶级斗争的，民族革命既然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它当然无法发展阶级斗争。这一「三段论法」与另一论据配合起来，这次中日战争是第二次大革命失败之后果，中国资产阶级的抗战也就是他镇压革命的延长，因此在中国抗战中，中国民众是命定不能起来的，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这种论调，我们不难发现他之把民族革命与民族任务对立起来，把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对立起来，是把民族革命与阶级斗争抽象分割的结果。而这种抽象分割的最大的，最深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已对阶级斗争，对革命绝了望，从过去大革命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位老布尔什维克曾经怀着莫大的热情和希望去参加民族革命，但这种革命运动都一次再次的被他们的领导者——资级及其仆从史太林党叛卖了，这种失败的经验伤了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心，使他于绝望之余一方面悲愤的宣布一切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通通都是「不进步」的，一方面却又幻想着一种非资产阶级，非史太林派，甚至非「假托洛茨基派」领导的阶级斗争「附带决民族任务」或没有民族革命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来安慰自己。这就是意因思想的全部秘密。事实上，意因的失望情绪只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失败后共产党内部小资产阶级绝望情绪的复版。前者于目前黑暗局面中大声宣布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切「民族革命」都是与阶级斗争对立的「不进步革命」，后者则于大革命失败之翌日叱责：资产阶级已永远走入反动阵营中。但假如史太林派对资产阶级的极左的或绝望的辱骂，并没有阻止它于资产阶级再度向左摇摆时，又赶快投入资产阶级怀抱，把资产阶级迎入「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中；我们同样也可以预测意因对民族革命的绝望，将翻成为强烈的幻想。他今天所经历，所设想的是资产阶级以残酷手段压制的，不断失败的，阶级斗争不发展的，孤立的「民族革命」，但明天当群众运动自发起来，迫使同一资产阶级以左的，怀柔的，「克伦斯基式」的假面具来领导那个强大的民族革命时，我们的意因也许又狼狈的丢弃这种对「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旧成见，赶忙从「无产阶级革命」阶段跳到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阶段去了。这是革命辩证法对于小资产阶级经验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必然惩罚。
（四）「民族革命与无进步性」论「抗战变质」论
意因从无产阶级革命中割出一个完整的民族革命，让给资产阶级，宣布它为「不进步」之后，他当然很合乎逻辑的顺便宣告中国的抗日战争自始至终是反动的，或帝国主义的战争。事实上，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他的理论的终点，同时也是他理论的始点，因为谁也知道，中国抗战已成为他的「民族革命无进步性」论的主要论据了，换一句话说，中国抗战的不断失败已加深了他的悲观主义和厌世观了。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彻底明白：何以意因始终成为那个「绝望者同盟」——少数派的思想灵魂。他有他一贯的思想方法——经验主义或空虚的形式逻辑。他有他一贯的精神——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他有他一贯的政治理论——修正主义或极左的阶段论。他有一个完整的政纲——从否认民族革命之进步性到否认中国抗战之进步性，最后他还有一贯的思想来源——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
意因的同盟者只是他本人的思想上的俘虏或仆从，连根便是最好的代表。因为从争论一开始直到最近，他一贯站在折衷主义立场上，完成了一个最完整的最标本的背叛过程。从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一步一步的堕落入修正主义的泥沼中，我们和他争论的每一个文件都丝毫不爽的记录了他这种不光荣的背叛。他最先向应史太林党徒的喧哗，向我们提出了「抗战变质」的问题。这样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不彻底的，折衷主义的。因为战争本身取决于进行这个战争的国家性质。他一方面不否认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也不否认民族革命的进步性，他不否认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初期是有进步意义的，他甚至不否认（至少在口头上）现在中国兵土（注意，是兵士，不是蒋介石）和一般民众的抗日行为仍是进步的，但另一方面他却毫无逻辑的宣布「抗战变质」「抗战已成为反动战争」，「帮凶抗战」等等。他宣布「抗战变质」的最初论据是军事同盟与派兵登陆（见《斗争》四卷一期），第二次又改为「抗战已和未发枪的美国反日战争连结起来（讨论大纲），第三次又扩张为几个条件：抗战已由半独立战争转变为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份；蒋介石已由联共联俄转变为反共；人民今后在抗战中已绝不可能起来等等（见「批评之批评」），最后，也可以说是第四次，他只坚持了「帝国主义大战之一部份」这个论据了。不管他的论据如何变化多端，如何脆弱，及如何矛盾，但他总有一个中心观念是牢不可破的，这个观念就是：中国抗战的性质是取决于中国资产阶级政策，动机及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他就在这一点上与意因取得一个共通点，他对于战争性质的观察方法丝毫不爽的重复了意因对于民族革命性质的观察方法。所不同者，意因有一个完整的修正主义的理论体系，连根则只在战争的问题上开始了他的怀疑与修正工作。从这一点就可以了解何以意因一贯对他的同盟者，采取保姆式的态度，用一种怜悯，鼓励甚至宽恕的口吻来帮助他们从原有的「进步」（读作「堕落」）到他，意因的立场上去。
连根最初的理论工作是企图折衷于我们的政纲与未来的「抗战变质」间，这个时期虽然他所提出的「军事同盟」与派兵「登陆」的条件尚属于将来的事，但无论如何，他对自己原有立场已开始怀疑了。第二步，当他宣布「抗战变质」不是将来而是既成事实时，他还企图折衷于他的新立场与他的旧立场：「抗战变质论」与抗战进步论，失败主义与保护主义，「民族革命不进步论」与第四国际政纲，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往后斗争愈剧烈和深刻化，他的折衷主义立场愈不稳固，最后他便可怜地完全投降了意因的立场了。现在留给他做的工作，只是如何运用意因的政治哲学去修正自己昨天的立场，修正第四国际政纲，曲解甚至捏造历史事实，向托洛斯基和列宁，甚至马克思的遗像画花脸罢了。
五、中国抗战与帝国主义战争
目下少数派否认中国抗战底进步性的最有力根据便是：中国抗战已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份了。他们还以其特有的浅薄态度自夸这是他们发现和预言的最大真理。尤其是意因和连根，后者竟妄自尊大的宣称李福仁同志之承认这一点是一个「进步」，而意因则以其一贯的宽宥的口吻宣称：指欧战爆发之前的抗战有进步性，甚至指日美战争爆发以前的抗战有进步性尚可原谅，现在当中国的抗战已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份时，我们就没有理由继续认为抗战有什么进步性了云云。这些狂妄的「先知」们竟然把问题弄得那样简单；彷佛我们之间的争论只在于中国抗战是否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似的！又彷佛抗战之被卷入大战中就能证明他们的「变质」论似的，现在让我们把真相弄个清楚吧。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论来对抗少数派「变质」论，我们正确而详细的指出战争只是一种机能。要想了解一种机能的性质，必须首先了解发挥这机能的器官（国家）及整个有机体（社会结构）的性质。我们认为这是决定中国抗战性质的唯一正确的标准。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这个国家现在所进行的抗战是反对一个野蛮的，正在进行征服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就从这一种分析中得出必需的结论；中国抗战是进步的，是半殖民地追求解放的表现，所以我们无条件支持这个战争，所谓「无条件」就是说，我们之支持抗战，并不把条件放在领导这个战争的国民党身上，我们之支持这个抗战是独立于领导者的动机和政策之外的。但我们不在此停止，我们还进一步具体的规定：这个抗战是病态的，纯军事的，孤立的，它的进步性受了资产阶级反动领导的限制，正因为如此，我们支持这个抗战的具体任务是无情的反对资革命产阶级的一切反动政策和行动，在战争过程中唤起民众，夺取抗战之领导权。我们比任何口头革命家都严肃的认识：抗战能否胜利，以及这个战争能否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完全看我们能否取得政权。
少数派用什么来决定战争的性质呢？除了一些行情性的标准之外，一无所有。这些标准现在已有百分之九十九连他们自己也不好意思再提了。连根就最惯于这类沉默的放弃的，或更正确些说，惯于忘记昨天所说的话的，这是一切印象主义者的共通弱点。现在他们剩下「最有力」的标准就是「中国抗战已成为世界大战之一部份了」。他们拿这个标准来判定中国抗战的「变质」。他们认为中国抗战初期尚是中日两国单独进行的战争，所以是进步的，托洛茨基的公式是对的；但自从中国已加入ABCD阵线之后，中国抗战已成为大战之一部份，所以是反动的，假如托洛斯基尚在，他一定改正他的公式云云。（注意这种理论的发明者当然是连根，意因则只以宽宥的态度来承认他的）。这种理论之浅薄和无知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还是拿他们的灵魂意因自己的见解来驳倒它吧！意因在最初的几篇文章中曾有系统的证明中国抗战一开始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它久已替英美服务，自欧战爆发后，中国抗战愈加明显的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了。这种论调不管如何片面和机械，但它毕竟还不失为彻底的，有系统的主张。事实上，意因的见解也具有一部份真理的，我们过去和他争论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抗战与英美帝国主义利益的密切关系，我们更不否认英美正经过中国资产阶级来利用这个抗战，以达到打击其竞争者日帝的目的。意因的最大错误不在于指出这一事实，只在于他夸大和曲解了这一事实，以做成他的极左派的结论。既然中国抗战一开始就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连结在一起；尤其是大战发生之后，我们有什么理由称中国战争是一个单独的战争呢？由此可知：决定抗战性质的标准不是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关系，而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国家性质。
也许人们反驳我们说，太平洋大战爆发以前的中日战争究竟在形式上尚是单独的战争呀！那末我们再提出一个他们所最不高兴的例子来答复，苏联的抗战早已在形式上，实际上也成为英美阵营之一部了。难道苏联的抗战也「变质」了吗？这个问题无疑把这些狂妄的「先知」迫入窘境，他们最近试着来解决它。他们向我们指出苏联与中国根本不同，前者是一个工人国家，它有国有财产给我们保护；后者则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值得保护的东西……云云。这种答复把他们的错误扩大到不可较量的地步。第一，他们起码也承认虽然苏联抗战已公开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但我们仍应根据苏联国家的性质，从帝国主义战争中，区别苏联战争的进步性质，同时他们也承认即使德苏双方已各各参加了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之一，但我们仍应该把德苏战争当作一个单独的战争来区别两国的性质，并进而决定双方战争的性质。但为什么在苏联，在德苏战争的场合，人们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中国就不能呢？这除了证明人们只有当远离了战场时才来承认马克思主义之外，没有什么意义。第二，他们在这里提出中苏两国性质的不同点来诡辩只能混乱问题，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战争是发生于中国与日本，苏联与德国之间，而不是发生于中国和苏联之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区别中国和日本，苏联和德国两国之间的不同性质，来决定我们对中日战争及德苏战争的基本态度，我们有权利区别一个工人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同，我们也有同等权利区别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同。在目前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机中，中国的命运和苏联的命运联结得那样密切！它们竟分别在抵抗欧亚同一阵营的那些帝国主义。那末，它有什么理由阻止我们把它们放在「非帝国主义国家」的范畴中来比较呢？第三，少数派的无知最是惊人的是认为中国没有值得保护的东西（!?）。这即是说，中国的抗战除了保护英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财产外，并没有保护什么！他们竟忘了中国抗战除了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之外，还有含保护整个中国民族利益来抵抗日帝侵略的意义，大概一个瞎子总也知道不仅资产阶级，甚至整个中国民族在日帝攻击之下所遭遇的损失吧？少数派假如对于资产阶级财产损失不感兴趣，他们总也应该对工人的失业，流离失所，农民的失去土地和耕作权，学生的失学，以及其它广大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饥饿感到兴趣吧。那末，在日帝进攻之下，我们为什么没有可保护的东西呢？当然，在中国民族抗战的过程中，在民族利益所受的损害中，工农损失的百分比永远超过于资产阶级的损失，因为后者往往尽量转嫁于前者。但民族利益总不是抽像的东西，它的存在与损失总是事实。少数派之否认这一点暴露他们不了解民族利益是什么，也不了解工农利益是什么，他们只晓得在口头上保护一种既得的工人国有财产，他们只有赞助一个现成的革命胜利品，他们不晓得，也没有勇气去保护和争取他们本国那些正受日本帝国主义摧残的工农的起码的实际利益。这就是少数派的真面目。
现在我们总可以下一个判断：中国抗战和苏联抗战一样，它之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中，它之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份，并没有取消它的进步性，因为它还有可以保护的东西。而且中苏抗战不仅在保护既存的利益，它们之保护既存的利益，主要还为的是走上彻底胜利和解放的前途。这种前途是与它们的进步性有密切关连的。
（六）战争与革命
少数派之偶然承认苏联的抗战有进步性，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荒谬立场，但他们之否认中国场战的进步性却彻底暴露他们完全不懂战争与革命的辩证关系。只须留心读一读他们的文件，我们就知道他们虽然口口声声嚷着革命将要到来，并声明要准备（在书齐中）迎接它，但他们却绝难掩饰他们对战争的绝望的悲观，他们把战争视为整个黑暗的事情，他们只晓得自己夹在帝国主义的两大阵营中，他们之承认苏联抗战的进步性的只是一种勉强的义务，他们并没有把希望放在它上面，他们对整个中国的前途悲观到这个程度——竟然连那个与它生死悠关的抗战也否认。无论那里的斗争都是无望的，因为从一个工厂的工人罢工一直到全国的抗战都难免分配到两大阵营中，都难免受那可恶的帝国主义利用。更令人忧心的，他们都难免要给那些奴才式的领导者毁灭哩！因此，目前没有一个斗争是符合于他们所理想的那个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准，他们正在静候这个革命，这个理想的天国，这个伟大的奇迹啊，我们将用什么更高贵的字眼形容它好呢？大概所谓柏拉图式的革命家就是指这种蠢才吧！他们的特点就是整天浸淫于理想而又不晓得，又没有勇气去实现这个理想，因为实现这个理想的首要条件是面对黑暗的现实，从中区别何者为反动力量，何者为进步力量，即使这种进步力量如何被歪曲、限制、转移。只有有勇气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非理想的」斗争而斗争的人才有资格创造一个理想的革命。中国的抗战正是这种「非理想的」斗争之一。但少数派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正视现实和斗争的勇气。他们宁愿浪费精力于「理想的」设计，而不愿意为现实的斗争而牺牲。他们只晓得为中国抗战变成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而哭泣咒骂，表示绝望，他们并不晓得革命的进步力量却正好孕育和交织在反动的，黑暗的战争中。换句话说，他们只晓得中国抗战是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他们不晓得它将来也会转变成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错误完全重复了美国少数派在苏联问题上的错误——他们把战争和革命割裂为两个不相干的阶段，使理想和实际分离，使革命和革命的准备分离。总之，他们干脆拆除了今天和明天的桥梁。
（七）「失败主义」和保护主义
但还有更荒谬，更昏庸的在这里呢！愈接近具体的问题，这些口头「革命家」愈加狼狈和出丑，我相信他们对于失败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解释已竭尽了他们的智慧，在这个问题上，也像在战争问题上一样，当然是连根来充任「先知」，因为自从他毅然投降了意因之后，他已成为意因思想的最好解释者了。连根最初也曾企图拿他的失败主义的政策和保卫主义的政策折衷，但这个企图失败之后，他便干脆拿失败主义来修正自己的过去了。最先，他把失败主义和保卫主义抽象的对立起来，称前者为阶级斗争的政策，后者为「国内统一，阶级调和」的政策。当然，把这种解释运用到一个帝国主义战争中是最好没有了。「但我们不是在谈这个问题，我们是在谈中国抗战」，连根这种说法分明是针对中国抗战而言的。这就暴露他犯了三重的错误：第一，失败主义和保卫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对战争的二种不同的态度和政策，他们与战争的性质（反动或进步）是紧相联系的，把它们与战争性质分离起来，就等于把一个具体的真理变成抽象的谬论。第二，即使承认他的说法是对的，他总也知道第四国际政纲上写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保卫祖国」是进步的，「爱国」是进步的等语，他也总不致忘记他昨天所采取的立场正是拥护抗战，保卫中国以反抗日本的立场，那末他是不是也承认自己昨天和犀照，耀如共同采取的保卫主义政策是「国内统一，阶级调和」的政策呢？第三，连根即使不敢承认他昨天的保卫主义立场是「阶级调和」，但他今天这种荒谬的说法至少也不自觉的暴露了他所极力否认的一个「秘密」：原来他昨天是站在独秀的机会主义立场来了解抗战和我们的保卫主义政策的，他今天站在极左派的立场所惩罚的「保卫主义」就是他昨天的思想。
大概连根自己也觉发这个论据不很彻底，他于是进一步，索性划分失败主义为「特殊的」与「完全的」两种，把前者来描写他昨天的立场，后者来形容他今天的立场，而保卫主义则仍丢入「阶级调和」的泥沼中。但要给这两种奇特的「失败主义」下一个定义仍是很困难的，因为即使在形式上，名词上统一起来了，在内容上，连根仍旧无力克服「特殊失败主义」的保卫主义性。美国的军事政策给了他一个喜出望外的「出路」。他于是更「深刻的」发展了他的「失败主义」思想。他想着：假如我们可以对美国工人说：「对的，我们也憎恨法西斯的统治，但我们不相信罗斯福的战争是反法西斯战争，为了举行一个真正的反法西斯战争，我们首先要在美国取得政权，根绝本国的法西斯根源。」那末，我们不也可以用美国同样的口吻对中国工人宣传吗？只须把「中国」换了「美国」，把「蒋介石」换上了「罗斯福」就够了。这就是失败主义呀！这个思想再「深刻」发展一步，就是，原来失败主义不但可以实施于反动战争，还可以实施于进步战争。（见连根最近给萧璜的信），那末不但在中国的现在和过去可以应用，就是苏联也可以应用。但托洛斯基过去为什么那样坚决的反对墨西哥极左派的「失败主义」呢？这个问题人们早就答复好了，托洛斯基反对的并不是「革命的失败主义」或主观的失败主义……等等。我们须得有一个完备的表格来整理连根关于失败主义的分类，但是我们没有丝毫义务来做这件傻工作的，我们只须明白这一点就够：凡是企图掩饰昨天和今天两种立场，托洛斯基和少数派的保卫主义和失败主义之间的矛盾时，连根总是在失败主义上面加上一个特殊的形容词──在托洛斯基脸上多划一匹胡子就行了。此外，连根便大可以放心把失败主义扩张到过去的抗战，甚至扩张到苏联去，……呵！想不到「失败主义」的思想逻辑那样伟大，终于使中美那国少数派的路线统一起来了，或更正确的说，在行动上，在政策上统一起来。
连根对于「失败主义」的了解至此已「深刻」和「圆通」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可惜他始终忘记了一件小事：战争性质。他之考虑一种战争政策时，完全不受这个政策的基础——战争的性质来拘束的，这无怪他的思想如一个断了线的轻气球了，这个球终于要炸破的。他提出美国党的军事政策来，但他并没有懂得这个政策。因为他把这个政策也和美国的战争性质分离了。美国的战争是一个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我们的政策是「主要敌人在我们自己国内」（失败主义）。这是再明显没有的。但罗斯福把这个战争描写为反法西斯战争，企图利用美国工人对于法西斯的憎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为了揭破这一点，我们当然要彻底暴露美国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向工人指出当前的主要敌人正是他们自己国内的统治阶级——美国法西斯主义的制造者。总之，我们在美国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总路线是——夺取政权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主义。中国和苏联的抗战却是进步的战争，它们一方面在保卫现存的利益，一方面在争取最后的解放——这是我们采取保卫主义政策的根据。但不幸这两个战争的领导权却落在史太林和蒋介石这两双坏手里，他们最大罪恶不在于他们举行这些战争——而在于他们竟实施了一连串反动的政策来限制这两个战争的进步性，因而使战争连续失败——这就决定了保卫主义的内容。我们一方面应该清楚明了的告诉工人，这两个战争是进步的战争，我们主要敌人是德国或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又指出这两个战争不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史太林和蒋介石的「失败主义」政策——他们为了苏联官僚寄生虫的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私利，不惜让战争失败，阻止这种失败的唯一办法，是工农民众自动起来，把战争的领导权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在美国以失败主义对抗资产阶级的「保卫主义」，我们在中国与苏联以革命的保卫主义来对抗史太林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失败主义」。在两种场合，我们的政策与苏联官僚及资产阶级的政策都是一种阶级的政策。美国资产阶级的「保卫主义」是用「阶级调和」的政策（因为只有经过这种政策才能）保卫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在苏联和中国，史太林官僚和国民党资产阶级为保卫自己的利益，不能不实行一种令战争失败的反动政策，但这种「失败主义」政策的基础仍然是「阶级调和」。由此可知，「阶级调和」是统治阶级保持其对民众统治权的传统政策，不管它采取「保卫主义」的形式也好，「失败主义」的形式也好，至于我们的政策却是一种被统治，被压迫阶级的政策，假如「阶级调和」是统治阶级保卫其本身利益的武器，那末阶级斗争便是保卫被压迫阶级的唯一武器。我们的失败主义政策——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战争中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方法。我们的保卫主义——是在工人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反帝国主义战争中的阶级斗争与夺取政权的方法。这一点虽然意因和连根永远不懂，但一个觉悟的工人却非常之懂。这是一个断了线的汽球与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家之分别。
（八）苏维埃与国民会议
──沦陷区和「自由区」──
我们的口头革命家既然在理论上已确定中国目前是一个不经过民族革命玷污的纯洁无比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他们既然宣称中国抗战已变做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份，不，已变质，他们既然宣称中国目前最迫切的是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的最好办法就是他们那个出色的失败主义，那末，现在我们就把他们拉到实际的泥沼中，让他们替我们规定一些具体的「失败主义」口号和办法来吧。「我们的中心失败主义任务是首先打倒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些「先知」们装着博学的样子教训我们说：「但现在有两个国民党政府（事实上有五个政府，我们的教师们未免不「博」了，他们难道不知道除了汪精卫政府外，还有满洲国政府，华北政府，陜北边区政府吗？）两个区域（沦陷区和「自由区」），「自由区」的蒋介石政府是英美的工具，他的统治区域无形中是英美的殖民地，沦陷区的汪政府是日本的工具，它的地盘也是日本的殖民地，既然中国实际上已区分为两个殖民地，我们则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种表面似乎「一元」的政策了。譬如在沦陷区，我们应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政权归工农苏维埃，在「自由区」则应该「由全权国民会议组织工农政府，代替国民党专政」。（见少数派的提纲）这真是一种漂亮和如意的办法。在沦陷区我们可以直头建立苏维埃，在「自由区」我们则稍为麻烦一点，经过国民会议来组织（!?）工农政府。这真无怪他们那样兴高彩烈的高呼「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了。但他们的革命情绪愈高揭，口号喝得愈漂亮，愈显得他们内心的空虚。他们不是从阶级力量的对比，从一种现实的局势分析中得出这种激烈的结论，他们的口号与他们对于目前战争局势的估量和他们的悲观，厌世心情是极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自己已不止一次承认他们已陷入极端反动的深渊中，流露一种绝望的神气出来，一方面却认为目前是实现苏维埃时机：这种从绝望中反映出来的冒险主义情绪又无非是一九二七以后共产党内底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的情绪的翻版罢了。
一般的讲来，他们彷佛已从失败中渡过了过渡的时期，他们已无须过渡政纲和过渡的中心口号了。他们之提一提国民会议只是为了「组织工农政府」的方便，而且也只在「自由区」提出罢了。这正是意因最得意的意见，同时也是一切极左派的意见，他们一贯认为毋须藉助于一道桥梁也可以飞到彼岸去的，这种荒谬妖诬式的幻想也就是他们不愿意，也不能渡到彼岸的证明。我们却非常老实，我们认定目前不仅仍是一个过渡时期，而且反动局势也加深了，阶级力量对比对于我们又愈加不利了，我们的过渡纲领不仅没有失去现实性，而且在一般人看来还认为太高。在这个时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苏维埃的口号来代替国民会议的口号，甚至在未来革命运动抬头时我们的过渡纲领也只有愈显得有现实性，在过渡时期放弃过渡纲领就等于放弃斗争，放弃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桥梁，亦即是说，等于放弃夺取政权。
现在在政治上我们可以给少数派作一个总的结论，他们使民族任务与民族革命分离，使阶级斗争从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革命分离，使战争性质与国家性质分离，使革命与战争分离，使战争政策与战争性质分离，使保卫主义与阶级斗争分离并用失败主义排斥了前者，使过渡时期中的中心口号国民会议与过渡时期的局势分离，并用苏维埃口号排斥了前者，最后，我马上谈到，他们自己不得不实行与革命分离了。
（九）民主集中制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第二次大会上，我们通过了一个组织决议案，重新确立布尔什维克的党制，这件事起码表示我们已预见到这次争论必然发展到组织问题上了，我们这个预见不是无稽的。我们根据了过去的种种经验和当时现存的象征，在争论一开始已预见一个无原则的政治联盟出现的可能了。这个联盟在政治思想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假装的急进主义，在组织问题上是同一个根源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假装的急进主义是不可分离的，他们对革命的轻浮与不负责任的态度再生产他们对革命党的轻浮与不负责任态度，他们既然不耐烦继续参加困难和危险的革命工作，教育和争取无产阶级的多数，他们自然也不耐烦去教育和争取革命先锋的多数。并不是我们内部有什么官僚制度迫使他退却，不是的，任何认真过着党的生活的同志总不会相信这个可笑的说法。就是他们，少数派自己也不好意思过于着重这种无稽之谈。因为差不多一年来，他们自动出版一个独立的校内生活，已享受了一种过份的民主了。他们的真正理由是：他们的精神不能忍受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仇视「集中」的成见无疑是一般没落小资产阶级仇视资本集中的反映，这一点也经过他们的口无意中招认了。他们居然援引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制以对抗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布尔什维克刚刚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与孟什维克决裂，这些先知们却蠢愚的发问，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不也要孟什维克服从多数，停止出版机关报呢？其实这等于质问历史，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当时不立即变为布尔什维克一样，不过，问题也不在于他们愚蠢，问题的中心意义在这里：我们的少数毕竟已亲自招认他们不是在向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学习，他们是向孟什维克学习，因为他们现在只是掇拾孟什维克的唾沫，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党制决裂。
他们借口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理由虽然表面上十分堂皇，也不能挽救他们。他们说组织隶属于政治，他们有原则（读作「无原则」）的失败主义政治已不能容忍民主集中制了，他们要向阶级讲话了！这种论调简直是无耐性，愚蠢，与狂妄的混杂物。目前谁也知道是一个反动时期，革命家的唯一义务是从理论上教育自己和别人，但真正能够严肃地在做这个工作的除了我们这个组织外，还没有发现另一个更好的党，只要不是行将就木的老腐败，总也不致否认我们这个小组织究竟还有一批有希望的青年干部。如果是一个认真的，而不是对自己失望的老革命家，这个时候也应该参加这个教育工作，现在在我们内部没有任何事物足以阻碍这个工作，我们不是病在不民主，我们还是病在太不集中。在这种唯一有希望的组织内，我们的多数人即使犯了严重的，原则上的政治错误，少数人也不能拒绝教育的工作。大概他们总也不会忘记过去左派反对派的历史吧。过去我们从政治原则到组织原则，都与史太林派陷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但我们一直至一九三三年希特勒胜利之前，还承认是第三国际派中之一派，我们之出版一个独立报纸并非出于一种自由主义精神，不是的，我们之出版也只是当史太林派的官僚主义已完全剥夺了我们党内民主权利之后。我们想在有没有官僚主义的制度足以促使少数派出版一个独立报纸呢？如果没有，少数派就不能拒绝党内的教育工作，不能借口政治原则不同而破坏党的纪律，他们起码也应该学一学我们过去的精神，我们一天认为第三国际尚有改良的希望，一天认为它内部还有广大的有希望的革命群众，我们就一天也不放弃我们的教育义务。但我们的少数派终于放弃这个义务了。为什么呢？除了暴露它们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精神之外，还暴露他们蔑视了党。而他们这种蔑视民主集中制，蔑视党的行为根本就没有资格教育干部，没有资格教育干部也就没有资格向「阶级」讲话，除非他们向的是一批绝望的小资产阶级。
少数派之脱离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就是他们逃离革命责任的最具体，最实际的表现。我们从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不断的，一步一步的指出他们的悲观、逃脱思想，现在已得到无可辩驳的证明了。这不是我们的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胜利。
（十）政治与道德
──个人问题──
道德是隶属于政治的。对个人的批评也是隶属于政治的。一种堕落的政治足以毁坏任何善良的革命家。我们往往在内部争论中听到争论双方都互相指责对方道德上与智慧上的缺憾，因此引起所谓个人的问题，而这问题又往往使一些无经验的党员迷惑不清。我们这次争论也不能例外。但马克思主义即在这问题上已并不是束手无策的。
普通党争的规律是这样，政治原则站不稳的派别往往最先转到组织问题和个人问题上去。在我们这次争论中，最先为个人问题写一篇专文的是少数派的连根。他指责犀照许多个人的私德问题，如造谣、污蔑、中伤等。我们多数派对这种问题一开始就提出个人问题隶属于政治问题的原则态度，拒绝把争论转入这个不正确的方面去，我们这种态度毕竟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压力。虽然少数派并没有停止他们的私人攻击（这些攻击当然集中在犀照和我身上），但他们不能不尊重我们的舆论。直到去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因为我们内部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同志发生了一时的迷惑和动摇，少数派又乘机提出他们的政治结论来讨论，这当然是他们的权利，但他们除了争取一个广原之外，他们并无什么大收获，于是他们便写出那篇动人的告同志书，全篇罗列一些攻击个人（犀照）的罪状。这就证明他们并没有违背那条内部斗争的规律了。
党内斗争的第二条规律：过度注重个人问题的人往往就是最爱面子的人，但他们的错误的政治主张又并不能替他们掩饰面子，结果他们便宁愿牺牲一切党的与革命的利益，他们宁愿犯下一个错误又一个错误也不愿失去自己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尊严，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自觉会走到夸张，曲解，捏造……的道路上去。这次少数派也不能例外。我们虽然不能否认他们过去都是一些忠诚的老革命家，但他们既然已受了第一条规律支配，他们也难逃第二条规律的支配，因为现在已不是他们控制着争论的逻辑，而是争论的逻辑拖着他们走了。我们只要稍为留心少数派，尤其是连根的文章，我们总可发现他们对我们的政治主张曲解成为这样，彷佛我们之继续支持抗战就是甘受蒋介石的领导似的！还有更可怕的例子，连根最近已有系统的站在意因的立场上来曲解托洛斯基和第四国际的立场，譬如称托同志连太平洋形势的前途也看不清似的。连根又曲解托同志反对极左派的「失败主义」，称他只是反对「主观的」，和平主义的「失败主义」，并没有反对「客观的」失败主义，彷佛托同志亦主张在中国抗战采用「失败主义」似的！他甚至公然捏造一个个事实，称过去托同志给李福仁同志的信上曾说过「不支持中国抗战」的话。而意因则更可笑，竟称托同志之支持中国抗战是因为他是把资产阶级的抗战误解为人民的战争，彷佛托同志是一个小孩子似的！总之，诸如此类的曲解，心理猜测，甚至捏造，我们都可在少数派的文件方面找寻，其数量是很可观的。为了个人的面子，为了维持他们的虚伪的破产的政治立场，他们已不自觉的贬损了他们的道德了。
他们对自己的政敌，甚至对托同志和第四国际的政治立场都表示这种不忠实的态度，我们总可以估量他们对犀照同志个人攻击的价值了。他们的攻击文件里面充满了陈旧的成见，狭隘的怨恨和歇斯特里的病。本来对这一类的文件我总是不感兴趣的，但今天他们竟引用我的话来充作他们的攻击武器，我不得不出来说句公道话了。不过我在这里仍然不愿单独来谈个人的问题，因为要想澈底了解少数派的攻击和这次党争的个人问题，需要首先把这几年来我们这个小组织的发展史好好的回忆和了解一下。
（十一）老一代的混乱、退却与新一代的无经验
最近听说少数派曾拿这一句话来教育年青人：「许多老同志都离开犀照了，我们是最后一批了。」我们姑勿论少数派说出这句话的用意何在（他们的用意是很明白的！）我们毕竟从中窥见一点真理，少数派无意中说出一件含有历史悲剧的意味的话了。「许多老同志都离开了」，到什么地方去呢？据我们知道，「八．一三」战事发生之前，确有许多（百分数很大！）老同志叛变了，消沉了！自谋出路了，只留下极少数在监牢里和组织里。「八．一三」之后，监牢里的老同志出来了，但不幸独秀却为当时的那种轻浮乐观的小资产阶级舆论所左右，在政治上复活了他的机会主义，并一步一步的脱离了第四国际。独秀这种堕落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使围绕他周围的人都更加退却了。当我这个年青的后辈于一九三七年出狱回沪时，我发现组织内只剩了三四个「老前辈」了。老革命家的退却当然不是中国的独有的现象，在国际上也已发生这个潮流了。这种退却当然在年青一代中引起极大的冲动，甚至走到虚无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极端。他们并不是凭历史的经验与革命的法则去了解这种不幸的现象，他们只能凭一种直觉和肤浅的知识去下判断，结果他们竟抽象的，甚至带有轻率意味的宣布这个真理：「革命的责任已落在新一代的身上了。老一代已完结了。」但他们并没有真实的了解这个真理，他们竟误以为老一代完结了，跟着革命的传统也完结了，他们可以无须从过去学习也可以干成功一个革命——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见解，结果他们竟走到否认、轻视，甚至憎恶一切「老家伙」。这种心理在抗战初期确确实实支配了大多数年青同志，老寒就是他们的代表，同时也是这种思想的发挥者和组织者（他在港沪分别组织一些秘密的中心来「训练干部」，准备代替现存的领导机关）。我本人当时就在这个问题上与他决裂了。我始终认为老一代的退却固然已成为不可挽回的潮流，但我们不能让一种宿命的观点来促成这个潮流，我们应有勇气和它斗争，尽可能从中挽回一些优秀的老同志，因为他们毕竟保有革命的传统，他们的经验和教养都是我们年青一代的宝库，假如他们能把他们的传统传授给我们，我们将求之不得，而且我们也可以用年青人的精神鼓励他们，使他们从失望中恢复过来，我们的口号是：「挽救一个老革命家胜过增加十个不稳定的知识青年党员。」我的认识决定了我当时的任务。从那时以来，我就一贯的自觉充当了一些残存的老同志与年青同志间的桥梁。
我之担当这个任务不是容易的，一开始是完全孤立了，当我初回上海时，我发觉老寒所代表的倾向顽固的支配了一时，我坚决和这种倾向斗争，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感觉那一段生活是我几年来最痛苦，最不愉快的生活。唯一能安慰我自己的，就是我这个斗争毕竟挽救了不少的年青朋友，挽救了香港的组织，并使他们从老同志方面学了不少东西。老同志们也在这种健全的空气中振作起来，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我今天说出这长长一段话，丝毫没有自夸的意思，我只是说明党的生活，以及我处置这个生活的基本态度。
当我和老寒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斗争时，我并没有无原则替老同志掩饰弱点和政治上的错误，如果这样，我们不但无法克服年青同志的偏见，同时也无法挽救老同志于消沈堕落了。我只是负了解释挽救老同志之必要责任，对于老同志的弱点和错误，我是宁可站在青年同志方面来斗争的，所不同的是我和老寒的方法而已。在几个老同志中，老寒及其领导的一般青年人当时攻击最厉害，并宣布他们绝对无望，甚至主张排斥出领导机关的就是室川，其次便是老蒋和老希，他认为他们是害虫。至于谷和，他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可以利用，利用」。等到连根回沪后，他又把他认为「自由主义者」，列到「被打倒之列」的。至于犀照，我得说句公道话，老寒对他还是有希望的，所以他也称他为「中派」。
但老寒所代表的青年同志，对这几个残存的老同志的攻击是不是无的放矢呢？不是的。室川的公开辩护独秀的主张在同志中间已引起强烈的反感了，连根回沪初期流露出来的陈独秀的取消主义思想，以及他对组织和党报的厌弃态度也在同志中间引起抵抗了。老寒不过把这种反感和抵抗引导到极端的道路上去吧。至于其它老同志则多份由于消沈，对政治无兴趣、懒惰，生活不严肃而引起青年同志的失望。不过当时一般青年同志对犀照还是希望着的，他们对他的唯一不满的只是一点老年人的共通弱点：隋性。老寒当时批评他也只是说他有点「懒」，所以把他放在无希望的「老腐败与青年人之间」，称为「中派」。当时我与老寒的根本不同，主要还不在这些批评上而是在结论上：他得出完全绝望的极端结论，而我则认为我们还是要尽一番善意的挽救工作。我始终认为如果设法让他们接近下层的同志，尤其是青年同志，可以使他们得到振作和再教育的机会。这几年来，我在领导机关中与这些老同志的和谐的合作（我自认，我从中也学了不少东西），以及他们与青年同志之逐渐消除了旧时的人工界限，都不能不说是这种观念造成的。
但在几年合作的过程中，这种「和谐」也不是照字面上所表现得那样完满的。首先，我得承认，我在这些老同志中间，已发生了不只一次的失望。他们所特有的惰性，他们的陈年的成见，他们的闭关自守的感情关系以及这种永远不变的关系中所培养出来的木乃伊的气氛，在在都足以妨碍他们的进步。今天少数派中的几个老人，除了意因是后来者之外，他们老早就结成一种感情关系，这种关系有一个共通的成见就是憎恶犀照，究竟这种成见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也无从追究了。总之，多份是一些老年积聚的毒物，一少部份则出于政治原因。当然，我应该公道的说，在这几个人中，连根的成见最初也是很浅的，我清楚的记得他早期对我说过几次关于犀照的话。有一次他谈到过去的小组织时代，他说「我们的话派」：区芳，梁干乔等当时确实是很刻苦的，无产者社则多数是一些消沈的老人，它里面只有三个人，独秀，犀照，长之是真正革命家。所以老陈决意要同那些青年人合作。另一次，他又说到长之和犀照，他批评长之是很难对付的人，所以很多老人都宁愿跟犀照接近，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忠厚长者」。又一次他在家里对我说：「许多人都说犀照怎样怎样，我倒觉得这个人很可以做朋友。」
我之所以不嫌麻烦举出这些私人的谈话，我的目的在证明：连根对犀照的成见是较后形成的，是在他的古旧的，木乃伊式的氛围中逐渐培养起来的。过去这个反犀照的小集团在政治上，精神上是与陈独秀连系在一起的，连根只是一个撞入者吧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从前的合作能够建立起来。连根自己确是曾努力尝试脱离这种腐臭的小环境，他几次想自拔，最后他的最大弱点阻碍了他，他是一个新闻记者式的革命家，他对于文学的爱好超过于对组织的关心，这个弱点，同时也是目前整个少数派的弱点。结果，他总难打破那种狭隘的，塞闭的小环境。我们曾努力让他参加青年的训练工作，努力让他负责组织和实际工作，但他之接近青年只是经过偶然的训练班，他对组织和工作始终毫无兴趣。每一次会议讨论组织和实际工作时，他差不多是冷淡的。今天他和他的同盟者虽然在组织上列出无数的罪状来攻击犀照和耀如，但他们昨天是双手把组织送给犀照和耀如去经营，而自己则以文字工作为满足。
这一次意因之来沪无疑增加了那个小圈子的力量，旧成见堆上旧成见再加上一个极左的政治思想——绝望的思想，结果把连根牢牢的关在旧环境中不能自拔了。这个时期，连根对犀照的批评开始变化，从政治思想一直到否认他的人格。由此可知，连根对犀照个人的批评与他自己在政治上，组织生活上的堕落是紧相连系的，这个定理也可以适用于整个少数派。
他们在「告同志书」引了我一句话来攻击犀照，究竟我这句话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的，在什么问题上说的，指什么事情讲的，他们没有说明。这也是他们的惯技，他们就一贯用这种方法来引用（甚至还捏造哩！）托同志及别人的话。现在我不必在这里去追寻一句孤独的话的来源，我且乘这个机会说明一下我和犀照的关系。在过去的合作当中，因为工作上和组织责任上的关系，我和犀照的接近比较密切些，同时也比较任何年青同志都深切的认识了他。我觉得他对组织和对革命的严肃态度和责任心是他的最大优点，所以他能够打破老布尔什维克所常犯的那种闭关自守的毛病，他能够把自己永远建筑在新的基础上，在自己周围培养一种富于进取心的，有生气的健全气氛。在这次争论中，青年人是站在他这方面，而不是站在少数派方面，这不是偶然的，这究竟反映犀照具有少数派所缺乏的若干美德。当然我并不是说犀照没有什么弱点。这是无常识的说法，我自己也常常因为他的惰性发生不满，甚至说过一些偏激的话，但自从他与青年，与党的工作接近之后，他已洗脱了不少这种毛病，只要他继续保持他这种进取精神，他之澈底根绝这种毛病也并不是困难的。事实证明，即在进取的精神上，在努力上，在乐观的态度上，他也远超过了他的政敌。到这里使我回忆起一段插话来，这段插话是发生于争论之前的，有一天连根和我在他家里举行了一次谈话，后来谈话锋转犀照身上，他说：「犀照是代表过去了。」我说：「一般的说来，老布尔什维克的某些弱点可以使他变成历史的障碍物，但是犀照还努力接近青年人，譬如他这次居然肯到南方去工作……」连根立即接着说了一句完全与他刚才的结论相反的意见话：「当然，他还是向上的。」这段插话含有很大的意义，它代表了两种观察人的观点。一种是唯心的，一种是根据活生的事实。总之，我这几年来，无论对犀照，对连根及其它少数派的人物的批评丝毫没有先入的成见，完全是以活生的事实和这些人物的发展过程来做根据，我并不因为少数派对犀照的恶毒的成见和攻击而影响我的见解，我也自幸能超脱这种狭隘环境的包围，这几年来，从和老寒斗争开始，我和犀照同志在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自始至终保持一种模范的合作，这种合作就是我对他认识的雄辩的反映。究竟犀照或耀如能否合作到底，那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不过在这问题未解答之前，引用我那句话的少数派却不幸已确确实实「在事变急速进展时，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了。历史也将大书特书：他们确确实实「是离开犀照的最后一群了」！
（十二）总结和教训
这次斗争无疑是我党几年生活的总结。它具有划时期的意义。从反对陈独秀右派修正主义开始，经过反对寒君的无政府主义与卑鄙的政治行为，经过反对浙东组织的史太林主义式的路线，一直发展到目前这次反极左派的斗争，我们现在总算作了一次总的清算了。这一连串的斗争无疑是老一代的退却与新一代的无经验的反映。只有最浅薄和无望的政客才把这种斗争看成为某几个人的野心冲突和阴谋，在大的党内斗争中，个人的因素永远退居次要的地位，历史和阶级的背景起着决定的作用。我们差不多一开始就指出少数派的极左思想的反映的正是抗战失败当中的小资阶级幻灭和悲观情绪，这种情绪经过史太林党传染给他们。他们之成为这种情绪的牺牲者并不是偶然的，他们那种狭隘，闭关自守的小环境已使他们远离了党和群众，他们结果成为党内最难抵抗外来思想影响之一环了，少数派最憎恨我们说这一点秘密，他们骂我们向美国多数派「鹦鹉学舌」。不错，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武器有不少是从美国多数派学来的，我们并不以此为羞。但假如我们是向美国多数派学习，中国的少数派却向美国的少数派学习了。他们在中国问题上所应用的思想方法，运用的论调和得出的结论丝毫不爽的重复了美国少数派处置苏联问题的方法，论调和结论。现在甚至在失败主义问题上，他们也已取得共通点了。在组织问题上，他们也同样以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来对抗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同样于政治立场不稳时把斗争移向组织问题和个人攻击上（所不同的只是美国少数派攻击加农，而他们则攻击犀照吧了！）。同样引用俄国社会党的情形，甚至引用同一个例子（布、孟二派各自出版机关报）来分裂组织，出版独立机关报，又同样擅自称自己的小组织为第四国际之一派。如果我们还需要更仔细的对比，我们不妨再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意因在思想方法上，地位上是美国盘纳姆的翻版，一个在苏联问题上否认了工人国家的性质因而主张在瓜分波兰及苏芬战争中采取失败主义，一个则在中国问题上否认了民族革命的进步性因而主张在中日战争中采取失败主义。更奇特的，两个人都是最先出来的﹐最坚决的「改革家」，但等到他们和各种各式的折衷主义者结合成无原则之联盟时，却又把「大前提收到手提箱里」等待将来讨论了。美国有一个聒噪的、狂妄的、假装博学的折衷主义者夏克曼，我们也有一个连根，这两个人之负担这种角色不是偶然的，因为都是同具有新闻记者式的才能，都是文学的爱好者，都具有「一种浮动的气质」，两者都各自热烈的充当了「妖巫」盘纳姆和意因的律师，他们都宽宥或忽视了那个「大前提」，把苏联和中国的国家性质置之不理，但是如此，他们却凭空宣布苏联战争和中国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因而采取那两个「妖巫」的结论。不过中国少数派和美国少数派唯一重大不同，就是他们缺少了一个阿本。阿本并非一个小角色，在组织上他是个职业反对派，而盘纳姆和夏克曼则只是反对派的玩票友。阿本在政治上虽是他们的俘虏，但在组织上却尽了莫大的作用，他把一群小资产阶级的宣传家组织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重大的小组织基础。中国少数派缺少这个角色。他们当中室川没有资格做这个角色，谷和更不用说。做这个角色需要一种专门的小组织才能。只有从这一点，我们才能了解他们何以在斗争中始终孤立，没有引起更大的叛乱，因为他们本身在小环境内过一种隐士的生活，从来不接近组织。他们必须有一个阿本式的人物才能补救这个弱点。他们也下意识的感觉这一点，他们一开始尚想自己兼任，临时抱佛脚式的接近一些青年，但结果仍然失望。现在他们想把一个最卑污和下流的小政客和小组织专家老寒请回来，他们自觉的在选择他们的阿本了。可惜这件事做迟了一点，历史是不会如意地重复的，中国少数派只不过是美国少数派的蹩脚的翻版吧了。
上述少数派对我们的责骂，至少承认了一个真理：我们多数派，自觉地继承了美国多数派的斗争，而中国少数派则不自觉地步了美国少数派的后尘。这是一种历史的偶合吗？不是的，这是一种历史必然的连续性。
少数派已承认他们是「最后一批离开」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了，这是含有历史意义和悲剧性质的宣告。但这是不是证明我们过去对他们的希望是不正确的「幻想」呢？不是的，我们过去为了保护他们而反对老寒的斗争还具有宝贵的教训意义。它不仅替我们保证了三四年来的合作的成绩，而且还使我们青年一代学了不少东西。我们对它们并没有「幻想」过，所以我们也不因为他们的退却而幻灭。我们今后仍应本着这种正确的态度去接近老同志，鼓励他，保护他，向他学习，但坚决和他们的旧成见和任何弱点斗争；向过去选择一些好东西，丢弃一些坏的陈腐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原则。但这一点还不是我们从过去党内生活得到的唯一教训。我们的更重大的教训还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同志，不管是老的也好，年青的也好，如果不严肃的过一种正常的党内生活，接近群众，接近下层党员，总之，如果他们不坚决与知识分子那种孤独和闭塞的环境决裂，他们将永远成为资产阶级舆论侵入组织的媒介，他们将难免重陷少数派的覆辙，我们组织内不利的社会成份已十倍的加速这个教训的意义，我们暂且不说华的例子，我们就拿这次「一二．八」事变后的组织情形来看吧。在大事变中，知识分子同志（从负责机关到下层）那种特有的迷惑，动摇和狼狈一时。他们昨天还在坚决的举手赞成甚至自己也写文章，做决议案来保护我们的政治结论，但于一画夜之间，他们居然对自己昨天庄严地确定了的结论怀疑和动摇起来，大谈「领导危机」，甚至更坏的赶忙投降到少数派阵营中了。这一点说明他们在大事变中无法抵抗少数派所代表的那种小资产阶级情绪的压迫，他们无法坚守自己的立场。这种现象才是「领导危机」的根源哩！因为他们以自己的无经验和动摇来补足了（或加速了）老一代的退却。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将坚决的转向工人和下层群众中去。
我们这次长期斗争积聚的经验和教训太丰富太深刻了。每一个党员，如果他想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如果他想认真负起建党和阶级解放的责任，他应该从了解这次斗争经验开始！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日
（原载《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