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福斯特 -> 工人生活片断（1939）
第七章 党的生活
在将近四十年中，我会参加过若干政党，其中有社会党、工资工人党、美国劳工党、全国农工党、联合农工党、工人党和共产党。我还参加通几个反对政治活动的组织，包括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和早期工团主义阶段的工会教育联盟。以下所述的事件是一些典型的经历，若干是幽默的，若干是严肃的，但都是从长期参加各种不同的工人政治组织的活动中选出来的。
街头演说家
战前，大约自一九○○年开始，社会党的街头演说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它起了很有效的教育作用，但是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件。一九○六年的加拉汉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加拉汉是西雅图的一个印刷工人，他的夙愿就是成为一个街头演说家。终于，我们在当地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同意了给他一个机会。按照通常的办法，我们让他宣布一个星期日的晚间集会，并介绍主要演讲人，以作为他初次的出面。
加拉汉是一个聪明而通晓很多事物的人，但是上台就发慌得很厉害。作为第一次的经历，当他看到街头群众向他聚拢起来时，他心里着慌了。但是他很小心地记牢了他的五分钟的演讲词。当他恐惧了很久的时间终于到来时，加拉汉抖得很厉害地上了讲台。
「工人弟兄们，」他开始说，「今天晚上，在西雅图的两百个教堂内，两百个牧师正在这时候在讲坛上讲道。他们有什么对人民说的呢？没有，什么都没有。」
当加拉汉说着的时候，他的怯场显然愈来愈厉害了，而当他说到「没有，什么都没有」时，这种发慌似乎压倒了他。他变成说不出话来；他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于是，他从箱子上溜了下来，甚至于不能够介绍下一个演讲人。看来，他也和他所说的牧师一样，「什么都没有」可说的。群众们看出了这一点，善意地哄笑起来，加拉汉则慌乱地退下。
此外就是弗洛爱德·海德。他是那一个时期在西雅图的一个著名的社会党街头演讲者。弗洛爱德是一个南方山地人，他有着「放大炮」的根深蒂固的习惯，从而使他时常捕风捉影地夸大事实。
他形容一个富有的女人和她的生病的鬈毛狗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报上刊载的原来的故事，是说一个社会名流的狗生了病，地就带它去佛罗里达州养病。
当成千上万个婴儿由于缺乏牛奶和其他必需品在纽约寓所中死去之际，却有人对于一条狗作这样令人愤慨的照顾，弗洛爱德对这件事不胜义愤。他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地叙述这个故事，而在他的义愤和丰富的想像力相互交织的影响之下，这个故事在一再重复的叙述中增长起来，最后变得几乎和原来的故事不能辨认了。
星期一的晚上，弗洛爱德所讲的故事大体上和早上报纸所刊载约相同。但是，星期二的晚上。它就开始发展；根据弗洛爱德的叙述，这个女人去佛罗里达时还带了一个有训练的看护，以便照顾这条害了小病的鬈毛狗。星期三晚上，弗洛爱德义愤地说，不但有狗的主人和一个看护，并且还有一个医生陪着这条生病的狗。他们包了火车的头等卧房到芳香的佛罗里达去。星期四晚上，弗洛爱德在这条狗的伴行者中又增了几位医药人员，而且说整个这批人都坐着这位贵妇的一节私人火车。
到了星期六晚上，弗洛爱德把他的狗故事说成这样了，他说这条病犬南下坐的是一列专车，偕同它的是几个医生和一群看护和女仆。每次当他讲这个有伸缩性的故事而增加一点情节的时候，看来义愤的海德似乎更为衷心地相信这个故事了。尽管我们向他提出意见，指出也许每晚听他演说的街头群众会记得他前天的比较不过分的说法，但这也没有能够对他发生任何影响，从而阻止这个难以令人置信的故事的继续发展。我真不能设想，假设没有那些大罢工的发展使弗洛爱德的注意力从这条社会名流的病犬的奇谈中吸引过来，从而使他在星期六晚上突然停止了这个故事的进展，这个故事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埃德·路易斯是另外一位在街头集会上有声有色和谈笑风生的人。他是那时候社会党在太平洋沿岸的一个街头演讲的有名人物。他对于工人运动有广泛的知识，他的哲学是切近家常的，而他演说又是流利而漂亮的。他是一个真正的群众演说家，而他的兄弟汤姆也是一个很难认为能力比他差的演说家。
埃德不仅是因他具有一个演说家的伟大能力而著名，同时还因他偶而「说漏了嘴」而著名。他有着引用同音错字的极大的天才，时常起着逗人发笑的作用。引入惊异的一件事就是他在一九○七年一个晚上在一个旧金山的街头集会上他所说的话，它说一七七六年美国革命的领袖们曾面临悲惨的命运。
遵照了当时流行的社会党轻视美国革命传统的路线，埃德指斥很多革命元老仅不过是盗窃土地和走私之徒。他斥责他们是罪犯，并且用着他的如簧之舌高声说：「他们是匪徒和小偷，而且如果革命当时没有成功，则他们之中的十几个最大的头目，会被英国的鸡杂１所吊死。」听众则对革命志士们的这种奇怪命运听得连眼都没有眨。
约在一九一○年左右，社会党的所谓「爱尔兰联合会」中有伊丽沙白·格雷·弗林的父亲老汤姆·弗林和其他几个爱尔兰人。几乎每个好天气的晚上，在沿着百老汇大街的靠近时报方场一带，总可以看到他们的人在作街头演讲，向那些挤在这大白街寻找消遣而对演讲没有反应的群众作演说。他们的「肥皂箱」是很加装饰的，后面有一个板面，上面围着三面旗子——一面是爱尔兰的，一面是美国的，中间是一面红旗。
他们的演说家中有一个是个老手，他对社会主义知道得很少，但是却有着随手拈来的机智。我们几个当地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人，一般说来对于社会党没有好感，认为诘问和取笑一下这个顽强的爱尔兰老演说者是件有意思的事。因此我们就准备了一个问他的问题。在拟定这个问题时，我们根本没有顾及历史及军事技术等问题。
在那天晚上的爱尔兰联合会的街头集会上，这个老爱尔兰人又站在箱子上讲话了。当到了提问题的时候，我们之中的一个人就提出了下列荒唐不经的问题：
「演说家先生，根据你的判断，在第一次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使用了短剑和方阵，而他们的敌人——斯巴达人——使用了长矛和纵阵，这是否促进或者延缓了德意志宗教改革的发展？」
当我们的人提出了他的冒充有学问的问题时，老爱尔兰人的脸上显出了惊讶的表情。他和大多数听众一样，大概从未听到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更不用说所谓的这个战争和宗教改革的关系；但是这点丝毫没有难倒他。他挥一下手说：「先生，我对你的回答，是既是而又不是。请提下个问题。」听众们都哈哈大笑，而我们的人只能轻微地付之一笑。这是一个令人作难的问题，但对这个爱尔兰联合会敏捷而机智的演说家却算不了问题。
１ 按英文鸡杂（giblet）与绞架（gibbet）之音相近。——译者
反对政治活动
西部的老「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们对政治行动的仇恨真是既深又广而又普遍的。这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所以衰落的基本原因之一。他们嘲笑的对象特别是社会党。有时这种嘲笑采取了可笑的方式。
一九○九年的某一天，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康城，有十几个典型的流动工人闲坐在当地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总部，忽而进来了一个相当漂亮的女郎要和秘书谈话。这些工人，和通常情况相同，大多数都是无家无室和充满着性的欲望的。当她走过这间房子时，他们都贪婪地看着她的苗条的身材。最后，一个站在离我不远的工人说；「天哪，我真希望弄到这个女孩子。」
在「布劳莱的黑汉子」——一个真正的西部顽固的「直接行动主义者」——未发言以前，似乎大家都有这样的情绪。他可怜而蔑视地看着那个表现这个带有爱情的意愿的人，并嘲笑地说：「妈的，她不会是好人，她不过是个社会党员。」在说完他这个压服性的回答之后，他就嫌恶地昂然而去。
再举一个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仇恨政客和政治活动的例子。当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一九○五年成立的时候，社会党是支持这个组织的，创立它的基金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富有的社会党人的借款的，为数达几千元。在它刚建立的那些年内，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无力偿还这些借款。后来该会落到极为仇恨社会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手中后，它就不但不能而且也不愿偿还这些一借款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每年大会上都要向代表们宣读这些旧债。这里叙述的就是一九二一年的大会上的情况。
那次当主席的是被称为「圣人」的总书记文逊·圣·约翰。他照例语调单调低沉地宣读了欠着可恨的社会党政客的款数。当他读完的时候，一个来自西部的标准的「直接行动主义者」起立发言，他喊叫着说；「我们的工人主席，我建议，我们不付这些账。」这个建议获得了大家的鼓掌欢迎。
但是，「圣人」提出异议。同样的，他也蔑视社会党人。他说：「但是，我们借了钱，就有义务归还。这种议论在会议上造成了一些混乱情况，没有人知道对于这些麻烦的债款究竟应该怎么办。
最后，另一个西部的反对政治活动的代表想出一个聪明的意见，他说：「我们的工人主席：我提出一个修正案，我们就让这些债务继续下去。」这个好建议获得了大家的高呼。它解决了这问题的两方面：既不向被蔑觎的社会党人付债，又保持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经济信誉。这个修正案被一致通过。
塔马尼的选举
这是一个老故事，那就是纽约市的塔马尼大厦和美国很多其他的州及城市一样，用整批的购买选票、投黑票、不计算对方选票以及各种其他下流办法伪造了无数的选票结果。下列的插曲说明了它的道德。
在一九二一年的选举期间，一个社会党的演说者——纽约社会党的一个杰出的地方人物——在东城南角的一个街头正在发表一篇演说。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成衣工人还住在拥挤的贫民区内，而社会党在他们之中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听众很多，这个演说者也作了一个有效果的演讲。在听众外层站着一个塔马尼大厦的区领袖，他在那儿对此很感兴趣。
当这个演说者结束演讲并自他的流动讲台走下来后，这个塔马尼走狗就挨近他，并说：
「小伙子，你这一番讲得很好。我想你因而可以在选举日得到十六张票。」
这使得这个社会党员有点忿怒，他回答说；
「十六张票，你是什么意思？这一区是我们党的一个强大据点。我们将会得到此这个数目多很多倍的票数；我们将在这一区获胜。」
到这时候，这个塔马尼的家伙心头也光火起来了，他喊着说：
「我说的是十六票，不是吗？事情就是这样。你不会多得一张票！」
现在，这个社会党演说者当然是很气愤了。他向市委员会报告了这件事，该会因而决定作额外的努力以在这个特定选区获胜。为此，他们又派去了外加的演说者，举行了很多集会，并且作了特别的逐家宣传的工作。工人的反应很好，当举行选举时，当地的社会党领袖肯定地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这个选区。
但是当具体的选举结果公布的时候，丝毫不差地，社会党在这个区获得了出名的十六票。而事情就是如此。所有社会党的抗议和重点票数的要求都无济于事。
永久性的假期
保守的劳联官僚主义的许多表现之一就是所谓不离坐椅的组织者。此等组织者工资拿得高却没有作什么建设性的事。只有在为了打退以改进工会为目的而斗争的一些进步运动的时候，他们才活跃起来采取行动；他们在这种时候才表现出惊人的活力和积极性。
不离坐椅的组织者很久以来就是工人运动中进步和革命分子的进攻目标。但是我从没有见过一个批评比萨穆尔·龚柏斯对一个匹茨堡劳联典型的保守的、不干事的组织者的直率批评更为中肯的了。而龚柏斯自己也正是不离坐椅的人们的头子。
龚柏斯有一次到了匹茨堡，在他主持的会议上，一个老资格工会组织者要求给假一个月。龚柏斯肚子里有了一两杯酒。他听了这个要求随即问道：
「现在，请问，汤姆，我们的薪水单上有你的名字有多良久了？」
「到十一月份就是二十五年了。」这字节织者答道。
「嗯，」龚柏斯带着一副狡猾的狞笑说道，「你不以为那是足够的假期了吗？」
自下而上的合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一些年代中，在高昂的生活费用和托辣斯发战争财的压迫下，群众在政治方面表现出许多的独立活动。在伊利诺、纽约及其他各州，劳工政党强大地成长了起来。在中西部和西北部——明尼苏达州、南北达科他州、依阿华州和华盛顿州——农民政党也如雨后春笋。同样，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发展了相当的组织，最后形成全国性的以杰·埃·赫·霍普金斯为首的「四十八州委员会」。
当一九二○年选举日益逼近时，工人、农民和中等阶级的组织日益趋向于联合，结果于同年七月在芝加哥分成两个代表大会聚会，以拟订一个类似共同纲领的东西。劳工党的力量在舆相对小的农民代表团达成协议时并无巨大困难。但当与「四十八州委员会」的中等阶级联合时，却产生了许多障碍。两个集团的一般代表们都要求将两个代表大会合并，但是领袖们在纲领、组织和候选人等症结问题上不能一致。
情况是这样的：工人和农民代表大会在卡门礼堂开会，而「四十八州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在大约两英里以外的莫利逊旅馆开会。雨个代表大会的代表团都在不耐烦地等待着，而他们的领袖却在无结果地来回奔跑协商。最后，当他们向代表们报告说几天来企图达成协议的努力归于失败俊，我们劳工党的几个代表就与「四十八州委员会」的一些活跃代表取得联系，并要求他们的整个代表团都来到我们卡门礼堂这里，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中坐下来；这样一来就造成事实上的合并。
这个办法在两个代表团中像平原烈火一样延烧起来，「四十八州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几百个代表甚至未向霍普金斯告辞，立即动身，结队走到卡门礼堂来。当他们涌进礼堂时，围拢来的工人和农民代表齐声高呼欢迎他们。
「四十八州委员会」代表们就在礼堂中坐下来，这样就从组织上与已经在开会的代表大会融合为一。这一前所未有的行动立即在领袖们的面前提出一大堆问题。但是经过有组织而又有纪律的工人与无组织而混乱的中产阶级之间的许多扰攘以后，终于得出一个可行的安排办法，代表大会就继续进行。工人的数目比「四十八州委员会」的代表少，但是由于他们有较好的纪律、领导和纲领，他们不折不扣是合并起来的代表大会中的决定力量。大会拟订出了纲领，选出了侯选人普·普·克利斯登生和马克斯·赫斯，一个全国性的农民劳工党就组成了。因此，这个前所未有的代表大会就成了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实际联合的一个实例。它今天在新的条件下，加上共产党的思想领导，成了民主阵线。
我们门阶上的婴儿
一九二○年芝加哥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全国农工党在随之而来的选举中成绩并不好，它的总统候选人克利斯登生只获得了二十五万选票。这使这个新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而它的困难又因约翰·费兹巴特立克的领导的政治上愚钝和组织上的缓慢而更形严重。随后开始形成了进步政治行动大会。进步政治行动大会是由铁路工会领导的，其中包括其他许多工会、农民组织和小资产阶级的团体，总人数在三百万以上，到一九二四年拉福莱特总统选举时达到了它的极盛时代。这一巨大的运动立即从费兹巴特立克全国农工党的软弱的手中将政治领导权夺了过来。
有过一个时期，看起来似乎进步政治行动大会要发起一个农民劳工党，但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它却反对这一前途而支持劳联的总的无党派政策，并且还拒绝工人党（即共产党）派代表参加。由于这些行动，费兹巴特立克猛力地斥责进步政治行动大会是「赘瘤」，而重申建立农民劳工党的必要。
在工人党的提议下，许多工人党的领袖，包括杰克·约翰斯东和我，曾与费兹巴特立克密切合作，历时数载。费兹巴特立克集团同意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三日在芝加哥召开一个总的包括所有农民和劳工力量的全国代表大会，以成立一个新的联合的党。工人党被邀请参加，与工会教育联盟一起积极筹备这一代表大会。
可是，就在同时，却发生了使费兹巴特立克失去对这代表大会的兴趣的重要发展。一个原因是由于柯立芝的「好时光」开始，因而在工会中发展着新的保守潮流，而他也深受影响；另一方面，龚柏斯机器也在压迫他，截断他的补助金，并要他退出代表大会以及放弃与我们的同盟；此外，工人政治活动的主流正推向进步政治行动大会。当七月三日的代表大会会期接近时，费兹巴特立克就开始疏远我们。他拿出来的论点是，他领导劳工政党的运动已经够久了，现在该让明尼苏达的人或其他人来担负这责任了。
我们本应由这一切中警惕到费兹巴特立克就要实行分裂了，但是我们不够警觉。代表大会开得还不差，约有六十万组织起来的工人派代表参加。费兹巴特立克显得心不在焉，但是当我们讨论已协议的建立联合党的方案时，他最后就出来提议把工人党开除出代表大会，并拒绝成立一个新党的提议。差不多所有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投票反对这一分裂的提议，并决定成立联合农民劳工党；而费兹巴特立克和他的少数羽翼就退出了代表大会。这一新生的政治婴儿就落在共产党人的襁褓中。
费兹巴特立克正如他一直威胁着的，冷冷地离开了劳工政党运动。自此以后，他绝未对这一运动给过一分支持。关于他说我们应负分裂责任的大声攻击，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他倒退到龚柏斯阵营里去的许多饰辞而已；自此以后他就永远留在龚柏斯阵营里。
有过一个时期，新的以约瑟夫·曼莱为总书记的联合农民劳工党似乎是在走向胜利。但是不久，真正的发展趋势明朗起来了：联合农民劳工党差不多很快就变成只有工人党（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密切支持者了。我们把所有的人和钱都用之于联合农民劳工党，但不起作用；它仍不能成为一个新党。
随之而起的恶果，开始在工人党身上发现了。首先，由于芝加哥的分裂，它丧失了与劳工运动中进步分子的有价值的联系，而愈来愈有脱离群众的危险。其次，联合农民劳工党使用了工人党所有的人力物力并趋向成为只不过是在不同名称下的另一个共产党，这就使后者有实际上被解体的危险。而且最糟糕的是环绕在联合农民劳工党周围的所有情况引起了工人党党内的剧烈派别斗争，几乎使工人党瓦解。发起联合农民劳工党，已证明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我们显然有必要将联合农民劳工党融合到群众的政治主流中去。因此，工人党利用它仍然存在的进步联系，发起另一次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在圣·保罗召开的农工代表大会。这也是一次成功的代表大会，它产生了一个新的全国农民劳工党。命运乖蹇的联合农民劳工党就合并进去。新的党选出前矿工工会伊利诺区负责人杜肯·麦克唐纳和西部进步农民会的主席威廉·包克为总统候选人。
但是新的党不能再像以前联合农民劳工党那样，能为自己取得地位。拉福莱特当时正在施用策略夺取群众，而群众正把他看作是他们的领袖。后来不久，在克利夫兰，劳联、进步政治行动大会和农民的组织就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我们拒绝支持拉福莱特，主要是因为他不愿与共和党完全断绝关系。这些发展使我们新的农民劳工党孤立起来，完全脱离了群众。它显然不能在选举中起有用的作用。所以我们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我们让麦克唐纳和包克放弃了候选人地位，并让全国农民劳工党结束。工人党在一九二四年的选举中提出了自己的共产党候选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杰米·赫金斯
厄普顿·辛克莱在他所著的「杰米·赫金斯」一书中塑出了一个为每个参加职工会和革命运动的人所熟知的基本的和重要的不朽典型人物。杰米·赫金斯是法国人所称为「活动分子」的积极下层分子。他是个不知疲倦、全心全意、有纪律性、自我牺牲和勇敢工人的典型——工人阶级的真正的品质。哪儿有困难和需要顽强地工作，杰米·赫金斯就到哪儿去。当情况棘手而危险时，他总是在最前线鼓舞群众斗争。他是每个工会、党和其他工人阶级的组织的下层建造者。而他引以为报偿的，仅是他把无产阶级任务完成得很好时的一种快慰。除了接触他而敬仰爱戴他的人们的称道以外，通常他是不出名也并不显赫的。
杰米·赫金斯类型的人是劳工的天生领袖。一切有推动作用的工人阶级领袖都是这一类型的。共产党吸收党员就特别以他们为对象。党吸收杰米·赫金斯类型的人为党员时，必教给他劳工斗争的真正意义，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将他原有的无产阶级战斗性转变成炽热的革命热情，从而大大提高他的工作性能。
我经常受到杰米·赫金斯类型的有战斗性的分子的鼓舞。他们谦虚、忠诚、忘我、勇敢和坚强的精神，是无产阶级伟大心灵的品质。我在工会和革命运动中的经历，就因这些一不出名的但是英勇的工人阶级战士的无数的忘我行为而为之鼓舞。举一个简单的事件来说明在阶级斗争中坚守岗位的杰米·赫金斯。
事情发生在由工会团结同盟全国纺织工人工会所领导的斗争激烈的一九二九年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斯东尼亚地方的纺织工人罢工的结束阶段。罢工进行得很坏，工会正遭到严重的打击，工厂仍在开工。警察长亚德荷尔特在袭击工人救济总部时被击毙，罢工领导人就被扣上这个罪名而被投入监狱；恐怖笼罩着周围的乡村；有才能的罢工领袖和工人作曲家艾拉·梅·韦金在公路上被公司的打手谋害了；几个工会组织者遭到残酷的鞭笞；镇压工人的暴徒集团刚袭击了工会总部并把它破坏了一半。总之，那是一个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形势。
在这出事的一天，我们几个人去悼念在格斯东尼亚城外不几英里远的韦金同志的新墓；当我们回到当地工会中心站时，天色已经很暗。一个真正的三K党组织的暴徒当晚要回来将总部全部破坏，我们决定采取防御措施。
当我们的丽特汽车开近工会建筑时，一位工人纠察队员向我们高声欢呼。他带着武器，但却是独自一人，而且显然毫不畏惧。我问他是否知遗三K党就要来袭击，他回答知道，并准备着等他来。他似乎并不认为让他一人担负保卫这总部的危险任务有任何奇怪。在前一次的袭击中，三K党已摘下了在房子前面的巨大的工会标识，但工人已经把它放了回去，而这纠察队员似乎特别有决心保护它。他带着迟缓的南方口音，沉着地告诉我们说，谁要爬上去摘那标识，他将不顾自身一切，一定揍死他。我毫不怀疑如果事情发生，他一定会这样作的。
我们急急忙忙跑来跑去另外找了十几个工会会员充当纠察。至少在当天晚上，总部安然无恙。在过去这些一年中，那个孤独的工会纠察队员的形象，就像那活生生的杰米·赫金斯一样，清楚而鲜明地呈现在我的脑海中。就是这样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们贯彻了俄国革命；他们在西班牙、在中国打退了法西斯组织，而且他们将最后以他们不可战胜的精神，结束各地的资本主义。
沉重的打击
我荣幸地在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及一九三二年的选举运动中充当共产党总统候选人。在这些总航选举运动中，我大约在三百次集会上向五十万人讲过话，这还不算我在无线电台广播演说、报纸报道、车站示威、游行等中没有统计的听众。总而言之，我旅行了约六万英里，坐过火车、汽车、公共汽车、飞机、汽轮、马车，甚至步行。实际上除了自行车以外，我采用了所有旅行的方式；而且我不只一次地到过国内各州及重要城市。
一九二四年选举运动中，我们的党获得三万六千选票；一九二八年增至五万；一九三二年增至十万。可是这些选票并不代表我们真正的投票力量，因为在许多州里我们都没有参加选举，而且还有我们的许多选票由于通常非常敌意的选举官员而没有计算进去，还有我们的几万支持者以外国出生或失业的缘故被剥夺了选举权；同时还有千万的人们不愿为了投了这样一个小党的票而使他们的选票「不起作用」。或许在每次选举中我们的真正选票至少可能达到正式获得的选票的三倍。
就候选人在竞选运动中所担负的繁重工作来说，共产党候选人远此那些大党多得多。这种竞选是一件真正辛苦的事，它包括不断的旅行、不断的演说、吃得坏、住不好的旅馆、接见使人厌烦的记者，由于有些同志要求总统候选人负责排解当地的各种怨言，由于会后当地的聚会、「宴会」和不按正常时间的谈话，竞选人就累得半死或不能获得他渴望的睡觉时间。通常由于竭力进行太繁重的会议日程，所以尽管自己有一个强壮的体格，我仍发现处在一种慢性的脱力状态中。我竞选的时候，曾作过十一次长途演说旅行，有几次是偷搭火车旅行的，但是就工作辛苦来说，三次总统竞选都是一样的。
一九二四和一九二八年的竞选已经是够受的了，但是一九三二年的竞选几乎使我丧了命。由于许多年来在罢工和鼓动工作中长期过分操劳，在竞选开始时，我已经在不能支持的状况中。我刚刚指导了五个月的煤矿工人罢工，并且一边又写了一本「走向苏维埃美国」的书。本来至少应该休息一个月来准备接受未来五个月的辛苦（我们的竞选运动从六月初开始），但我相信我的力量是无穷尽的，所以就没有休息。
就在我开始三千英里的演说旅行的那一天，我就惊异我开始有不好的心脏病象征，而在演说旅程中，正有一百零五次大演说、还有不计其数的广播谈话、地方性会议、车站演说和「宴会」等待着我。以前我简直不知道我有心脏病。我急需休息，但怎么可能呢？我是共产党人的旗手；竞选运动刚刚开始；我必须进行下去。就在那我应该进医院的时期内，我坚持了下去，照常旅行并开大会。许多次当我讲话的时候，我不得不抓住演说者的小桌子使自己不致跌倒，而且经常一杯又一杯地喝水，以保持不致晕倒。
我以为我天生的强壮体魄总可以使我熬过选举运动。每次开会后，我急切地在日程表上把它勾掉了一次。可是我毕竟不能坚持到底。在三个月的竞选、旅行了两万英里并在七十七次主要演说（无数的短小演说尚未计算）中向二十万人演讲以后，九月八日，我就在伊利诺州摩棱病倒了。就在当时，我仍以为只要作短时期的休息就会使我重新站起来。但是我积劳成疾了。
这是一种医生叫作绞心症的心脏病——几个星期之内我都处在危险状态中。我躺在床上有五个月，忍受着难以形容的痛苦。最后能站立起来时，有好几月只能蹒跚而行。我病到了极点，神经上的崩溃几乎使我像一个小孩似的软弱无力。病后十九个月，我才能去我的办公室。在三年之内，我不能作甚至是十分钟的公众演说。
我始终在奇怪，人的身体在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后，怎么有可能重新复原。如果没有我爱妻聪明而不疲倦的眷爱的照顾、党给我的忠实的帮助、和我自己不想死去或变成一个无用的人而要继续活下去并在工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战斗的决心，我是决不可能脱离我所遭遇到的可怕的生死关头的。
竞选运动
可是我的三次总统竞选却不全是辛苦工作，它们也确实充满着人类的苦乐。特别是一九三二年的悲剧日子。全国各地可怕的企业恐慌到处蔓延。各地工厂都在倒闭；排成长阵的乞求面包的失业者蜿蜒前进去寻求可怜的施舍；肮脏的宿舍挤满了无家可归和受冻的失业的人们；沿着铁路旁边，成千成万的流浪工人游荡着，露宿着；每一个城市在城外废物堆或沿铁路旁边，到处有丑恶的用洋铁箱子作成的「胡佛村」，其中挤满了赤贫的工人；许多西部的城市里都有破产农民的帐篷寄居地。而残忍的胡佛政府对这衰老资本主义制度崩溃所引起的巨大苦难却视若无睹。
一天晚上我在芝加哥乘南区高架车时，一个青年黑人就在我的面前倒下去。这是饥饿的结果。第二天报上一则简短的声明说他已经死去。在费城，一对移居来的老夫妇告诉我说，刚刚在一个星期以前，由于失去赎取权，他们失去了他们抵押出去的房子；他们一生的积蓄都一下子付诸东流，而年老的丈夫却又病又没有职业。在堪萨斯州的匹茨堡，一位矿工坚持要我进城时留住在他的家里。但是我在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来看时，发现有一张用来当书笺用的没有付钱的九十六美元的食品店发票。后来我才知道他两年来没有作过一天的工。我碰见的一九三二年可怕的群众贫困的数不尽的现象，实在难以一一叙述。
但是在我的竞选中，也产生了许多有趣事件，这是我可以把它们当做辛苦工作和群众贫穷化之余的一种解脱。例如一九二四年竞选中有庞尼亚脱斯基的孩子事件。斯丹尼斯诺斯·庞尼亚脱斯基是宾夕法尼亚东部无烟煤矿区的一个矿工。他家人口很多，而且由于他是一个公认的革命分子，他就决定把他的孩子们都按照杰出的革命家起名字。于是他把他的三个大孩子分别以国际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名字为名字。以下，他开始用美国的战斗人物——包括德布斯和卢腾堡——的名字来命名他的新生的孩子。
最后，斯丹尼斯诺斯的妻子又给他生了一个孩子，一个茁壮的孩子。这个应该叫什么呢？这位矿工可给难住了。他立即想到两个名字；但是两个他都不敢用，因为他确信这是他最后的一个儿子，那么另一个名字他就用不上了。这却是一件难事。斯丹尼斯诺斯勇敢地以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他决定把两个名字都给这一个小孩。所以，在一九二四年我见着这个小孩之前一个星期，他就把他叫作威廉·齐·福斯特·亚历山大·霍瓦特·庞尼亚脱斯基，事情就这样作了决定。
在一九二八年的竞选运动中，我在南方作演说旅行。头天晚上我刚在佐治亚州亚特兰达城结束了一个会，正启程到弗吉尼亚州雷区蒙城去开另一个会。当火车开进北卡罗来纳州的拉莱城时，车站挤满了嘈杂的人们。乐队吹奏着，旗子挥舞着，群众高叫着，还有十个「知名之士」组成的委员会站在前面，显得很重要。随后，他们就开始大举侵入我们的车来。这委员会加上约莫二十多个人坐满了我乘的一个车厢，而乐队和那些大群人们就挤进别的车厢里。不久我知道原来是竞选接待委员会乘一、二小时的火车前去迎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尔·史密斯乘坐的列车；史密斯当天晚上要在拉莱演说。代表团由威尔逊政府的海军部长自吹自擂的约瑟法斯·丹尼尔斯率领。谁也不认识我，但是政客似的丹尼尔斯装腔作势地向我问了一声「你好？」我想，假如他知道我是被仇恨的「共产一党的候选人，他会怎样想呢。
委员会都兴高采烈，显然，从他们的手里随意地传来传去的烈酒乃是使空气活跃的主要因素。代表们大笑，歌唱并说笑话。他们拿加尔文·柯立芝开玩笑，并一个比一个说得更好笑；柯立芝是艾尔·史密斯的敌人，而且凑巧也是我的敌人。最好的一个笑话是那一群人中的一位牧师说的；他兴高采烈而且完全不介意公开违反他的神圣禁酒条例，说出了下面的话：
「你知道吗？」他说，「柯立芝是这样老朽的保守者，他每一张嘴就有一只飞蛾飞出来。」①
这一群人哄堂大笑，我也大笑了。对我来说，更是加倍可笑，因为这话正是此等守旧的政客、棉花工厂童工剥削者的爪牙、歧视黑人的人们、虚伪的啃圣经的人和禁酒者在他们去欢迎恰如柯立芝一样反动的艾尔·史密斯的路上所说的。真是乌龟骂忘八，半斤八两。
① 形容柯立芝太腐朽保守，好象一只年日古老的箱子，箱中樟脑丸已失效用，每次开箱就有蛾子飞出来。——译者
保罗·辛格的出殡式
一九一○到一九一一年间，我花了一年功夫在法国和德国研究工人运动。一九一一年的严冬我从巴黎到柏林时，我一个德语字也不懂。以前六个月在法国的时期中，我学会了不少法语；但是德语对我来说却是「一窍不通」。因此，当我星期六到达的第一天在找寻一家廉价的旅馆这个问题上，就弄得洋相百出；因为我口袋里只有二十块美元，自然住不起说英语的那些昂贵的旅馆。
我在柏林的第二天是星期日，天气晴朗，但是如像法国人生动地所说的「冷得像狼似的」（froid de loup）。我决定要去城里走一遭。走了不远我就看见许多一小群一小群的人们，全都急急忙忙向一个方向走去，大都戴上了高高的礼帽。我弄不清是干甚么，自然我也不能问任何人。起先我以为这些人都是到教堂去的，但不久就明白事实不是如此。
为好奇心所驱使，我决定跟着一群人，看看要干甚么。所以我「尾随」着一群人，它带着我走向城市的中心。愈向前走，戴着高礼帽的人群数目愈多，而人群也愈大。最后我到了一个准备游行的地方。四面八方的街道都挤满了人。
从旗帜上我明白是一个社会党人的集会，但是我不知道究竟要干甚么。可是不久我看见一个卖报的孩子在卖社会党「前进日报」，头一整版是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保罗·辛格的像，周围印着黑色的边。原来事情是这样：保罗·辛格逝世，社会党在给他出殡。这是多么强大的示威——据说有一百万人参加，而且是德国历史上最大的葬礼。
当时我是一个工团主义者，因而不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任何革命主张。对这组织本身的第一次观感仅仅加强了我不满意的威觉。举一件事来说，我刚与战斗的革命的法国工会有六个月的接触，来到这里，看到示威中没有红旗就感到诧异。有千百面国旗，但红旗却没有，所以一开始时我几乎认不出它是社会党的示威。
除此以外，我在巨大的人群中简直很难看到一个警察。社会党人已经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周密纠察制度并担任沿途维持秩序的任务。似乎是正规的警察倒放了l天假。这简直使我更大为吃惊，因为在法国阶级斗争很尖锐，而工人的战斗性是如此猛烈，甚至极小的工人阶级的示威，也会被警察严加警戒，而且时常造成激烈的冲突。这样巨大的示威，就算在法国能允许出现，也一定会受到成千成万的警察和军队的威胁的。
但是关于示威，我感觉最不满意的是那戴着的许多高高的礼帽——我数了数某几部分人，戴帽的人竟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在这殡时戴着像「火炉烟囱」似的礼帽，当时是，可能现在仍然是德国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俗；但是使我惊讶的是我竟看到一个工人的耡织模仿这个统治阶级的习俗。
总而言之，这示威给我这样一个坏印象，以致我私人给巴黎「工人生活报」的编辑写了一封信，详述我的反应；该报当时是劳工总联盟的左翼机关报。我没有想到我的信会登载出来；可是这编辑既未征询我的意见甚至没有将我的错误法语改正，就付印了。这引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强烈抗议。他们谴责这位从美国来的无名小卒冒昧地说他们的社会民主党充满了德国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合法主义。
我居留德国历时六月，逐渐熟识了社会民主党——它的党组织、工会和合作社，它的领袖和理论——而我原有的对它的不好的看法愈益巩固。我比过去更深信：整个运动是被与社会主义不相关的改良主义上层分子所统治着，而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尾巴。后来的事件完全证明了我的不满意的判断。只不过才三年以后，社会民主党就支持了战争。接着在战后，它的领袖又与反动派合作打垮了德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因而拯救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在以后的年代中，他们以一切方式与剥削者合作，给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灌注生气。由于他们诽谤苏联并支持布鲁宁和兴登堡，由于他们拒不与共产党组成反法西斯斗争的统一战线，他们为希特勒扫清了道路。而当希特勒当权后，他们就向他投降，简直没有丝毫反抗。的确，社会民主党完全遵循着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在保罗·辛格的出殡式中就可以看见它整个儿表现出来了。
考茨基
二十世纪的最初若干年中，卡尔·考茨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领导着反对机会主义趋势的斗争；机会主义的主要拥护者有修正主义的理论家爱德华·伯尔尼斯坦和改良主义的工会领袖卡尔·莱金。考茨基在那些年代中获得列宁许多赞扬。
但是考茨基的革命路线逐渐削弱，慢慢地向党内日益增长的机会主义投降了。所以当世界大战到来时，考茨基抛弃了他的国际原则，与改良主义的社会党和工会领袖一起支持战争。在战后的革命斗争中，考茨基政治上更进一步堕落，与纳斯克斯、斯赫德门、艾柏兹及其他的叛徒共同镇压德国革命并重新建立资本主义的控制。考茨基并经常以卑鄙捏造的言词尖刻地诽谤苏联；他用的这种言词连赫斯特也无与比拟。最后，在抛弃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而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改良主义趋势的领袖之后，考茨基制造出该运动在政治上退却的理论，终至于向希特勒投降，甚至一下都没有回击。最近死去的考茨基①确是他的当代同类人物托洛茨基的难兄难弟。
一九一一年时，我在德国曾经与考茨基作过一次有益的谈话。我会经读过考茨基所有的书和主要的小册子，因为我当时是一个工团主义者，我对他的观点有极为分歧的意见。我决定去访问他，那次访问是在柏林郊外法莱登诺他的家里。考茨基当时是一个刚到中年的人，仍然是他负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声誉极高的时候，他热诚地接待我。我们讲德语，因为他的英语此我的德语更不好，他详细地诘问我关于美国工会和革命运动的情形。
随后我发表我的看法。我告诉他我曾经读过他的主要著作，但是我在那里面看不出革命的东西。我指出，虽然他经常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伟大力量，但我却看不出究竟这一力量要如何用之于实现推翻资本主义。我询问他：既然他当时自认不是逐渐收买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的路线）的拥护者，也不是革命总罢工（工团主义者的想法）的拥护者，而且他也不是肯定地主张革命的暴动，那么他认为革命如何才得以完成。
在回答中，考茨基进入了他所指的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广泛讨论。主要是详细重复该运动的三个主要部分——党、工会和合作社的迅速扩大，以及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的巨大增长。所有这些都用统计数字硬加说明，但是我认为它没有回答了我的问题。我感到他的想法极像是改良主义社会党人的想法，即由工人一点一点地将资本主义工业和国家接收过来。而且我坦白地说出了这个意见。
我的意见使考茨基感到生气。他不高兴地对我说道（意思是如此）：「如果你提议社会民主党将工人领导到德国军队的枪口前面去，我要告诉你，这是决不会发生的。那正是德皇所需要的，而我们却不想堕入他的圈套中去。
在以后的年代中，我时常想起考茨基的这次谈话。这是他后来的政治叛变和社会民主党的不幸的投降政策的预示。的确像考茨基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与在武装斗争中推翻资本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不同）从来没有「将工人领导到」资本家「枪口的前面去」，而全世界已经看到由于他们没有这样作而产生的致命后果。他们拒绝在战争结束时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且他们拒绝共产党提出的与希特勒斗争的建议。正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未能在这紧要的时机与资本家斗争，所以德国资本主义在战后能够保持下去，所以法西斯主义现在给世界带来一个新的世界战争的可怕前途。既然一直遵循着背叛工人阶级和失败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这位以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卡尔·考茨基就走上了可耻的途径。
① 一八五四年生，一九三八年死。——译者
卡尔·莱金
一九一一年八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职工会书记处会议上，我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资格否认劳联副主席詹姆斯·杜肯的委任证书，而要求给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一个席位。这造成我与德国职工会联盟的负责人卡尔·莱金的正面冲突。
莱金是布达佩斯会议的主席，他对我采取高压的手段，这是他在专制统治的德国社会党工会中所惯用的办法。我否认杜肯的理由是这样的：他既然是全国公民联盟的会员，他就没有资格代表美国劳工。我的抗议本应在会议进入正规程序以前加以讨论的。但是这位老牌官僚主义者莱金仍开始进行会议，好象我和我的抗议都不存在似的。
既然是西方来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而不是一个易于被压服的人，我乃起立发言，因此引起了一阵嘈杂，而当天一直就辩论这个问题。每一个国家只有两个代表（最高的工会官员），而支持我的人只有法国工团主义者石乌和意维脱。当天晚上，我身边一文不名，就睡在城外的一个货车上，并因而被拘押，差一点被判六个月徒刑。
在布达佩斯我与他有过一个回合的这位莱金，对于最后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向希特勒屈辱投降的机会主义，或许比其他任何社会党领袖更应多负责任。这种致命的改良主义政策是以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依据的。它实际上表现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或者更确切一些，附属于资产阶级）。伯尔尼斯坦是这种改良主义趋势理论的领导者，而莱金以及他的一伙官僚主义者却依据它的背叛原则建立工会运动，使这种理论有了具体内容。
阶级合作政策的成长经历了许多年代。在德国资本主义的初期，俾斯麦曾通过所谓反社会主义法，竭力企图镇压社会民主党。但是虽然有这些迫害，该党和工会仍在成长，而且他们维持着一个激烈的革命外貌。因此机敏的俾斯麦在他所代表的雇主和大地主的支持下，决定用细小的经济和政治上让步的政策来驯服社会民主党。结果在九十年代初期，德国就废除了反社会主义法并「承认」社会民主党和它的工会。接着就是四十年的阶级合作，而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领导就完全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气味。
以莱金为首的工会领袖们爱好德国帝国主义和阶级合作，正像鸭子喜欢水一样。社会民主党本身则垮得较慢些。伯尔尼斯坦及其他知识分子的修正主义也起了巨大影响，但是这个党在政治上的堕落过程，基本上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工会领袖——特别是卡尔·莱金——在它的委员会中影响的日渐升涨的过程。
党内的工会修正主义者取得决定的胜利是在一九○七年。过程是这样的：在那些年代党所碰到的中心问题是改变受到限制的选举法。按照当时现行的不民主的法律规定，工人和他们的同情者是不可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的；因此，党的主要政治要求是争取平等、秘密、自由和普遍的选举。但是在按照法律选出来的议会不愿接受平等选举而工人又无法通过议会多数票以改变这法律的情况下，这个要求如何才能达到呢？
这个症结问题经过多年的激烈争辩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基本上由仍然革命的考茨基所领导）在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巨大罢工的影响之下，在党代表大会中决定以大罢工来争取工人的民主选举权利。党的这一决定立即激起工会领袖们的反抗，因为他们看到心爱的阶级合作的机构受到了威胁。在莱金率领之下，他们在工会代表大会中以压倒的大多数用讥嘲的口吻谴责党的总罢工计划，甚至禁止在工会中对罢工计划进行讨论。
政策和领导权的争论乃成了党和工会之间的尖锐问题；党已宣布要总罢工，而后者加以反对。于是两个组织的负责人之间召开了一个会议，结果党的领袖完全投降，完全放弃了他们的总罢工计划。伯尔尼斯坦与莱金的阶级合作主义的胜利是决定性的胜利。考茨基不久就放弃了反对它的斗争，而成为它的首要拥护者，剩下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少数别的有战斗性的人物仍继续为争取阶级斗争的政策而战斗。这样就广阔地开关了在几年后的世界战争中背叛国际主义，摧毁德国革命，最后向希特勒投降的道路。莱金是资本主义的真正仆役，他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导向政治自杀，把工人阶级导向了灾难性的崩溃。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当列宁在一九一九年领导建立共产国际时，他把它称为「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在今天的世界资本主义崩溃中，共产国际在产业危机、罢工浪潮、殖民地革命、法西斯运动、不宣布的战争等等巨大复杂情形下制订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战略时，乃碰到了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当第二国际被这些复杂的事情所挫败而拚命挣扎时，共产国际已经迎头对腐朽的资本主义作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制订出愈来愈变成全世界被剥削的亿万群众的纲领的政策。
我很幸运，我参加过共产国际的几次世界代表大会和扩大执行会议以及许多次红色工会国际的类似集会；那些会议对发展这一划时代的国际分析和政策制订获得了重大的进展。这些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由世界上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他们都是有战斗性的革命斗士，他们在过去三十年中，曾深入从伦敦到上海、从多伦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每一次巨大罢工运动和革命斗争。这些国际会议构成我政治生活中最有兴趣和最富指导意义的经验。
我第一次见到列宁是一九二一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我看见列宁时，他正在并不引人注意地站在前沙皇皇宫演讲台的入口处附近，注意地听一个代表的发言。这是我一生中最感到鼓舞的时刻。的确，在那儿就是全世界千百万被压迫者的伟大领导者；就是他，是世界上每个角落的剥削者所真正惧怕的人。当他在代表大会上走来走去时，我是如此密切地注视着他，所以他整个风度和性格完全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我对列宁愈来愈强烈地发生了兴趣，因为当时他在我的思想上和我一生的工作上起着最深刻的影响。最初，我被列宁在工会问题上的立场所吸引而加入了共产党，而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期，我正深入地在研读他的著作。许多年来，我曾广泛地阅读过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著作，并且对他们各别的群众运动也有许多实际体验，但是列宁的杰出理论论证是使人惊诧的新东西，而且有压倒的说服力。我很快就赞同他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杰出分析，他对改良主义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摧毁性的批评，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并且很快接受了共产主义总的纲领——已经为俄国革命和世界状况的活生生的现实所普遍证明的纲领。经过了二十多年思想上的摸索，由于列宁的指导，我终于坚定地站到了革命立场上去。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发了言，因为他当时身体还健康，并很活跃。就通常的意义说，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演说家。可是在他演说的整个时间内，他使得大会屏息地倾听。他是一个深入的思想家而又是一个平易的演说者，不论写文章或演说，他都牢牢抓住问题的核心。
我亲眼所看到的共产国际所采取的许多巨大政治步骤之一，是一九二五年所提出的对战后资本主义的著名的分析，其中指出战后资本主义已阻止战后发生的革命浪潮并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获得一个「部分的相对的暂时稳定」。这一勇敢而正确的结论——主要出自斯大林之手——是以这样的现实为基础的：虽然革命在俄国是胜利了，但由于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领袖们的背叛，革命在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地暂时失败了。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受伤的欧洲资本主义主要在美国贷款的帮助和机会主义社会党人合作下又一颠一跛地挣扎着站了起来。现实主义者而不是按照主观愿意行事的共产国际领袖们承认了这一不愉快的形势并勇敢而坦白地加以分析。这分析就是说，在当时欧洲将不会发生广泛的革命运动。
全世界资本主义报纸都怀着高兴，欢迎这一宣言，认为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政策错误的证明，而且他们热切地等待着并准备着一个资本主义新发展的时期。改良主义社会党人的热情更超过资本家们的热情，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国际的声明是承认它自己的基本政治路线的失败，因而证实他们自己的是对的。他们同样预卜一个和平的资本主义上升的长久的历史时代。
但是共产国际指出这种稳定是不巩固的也是不能持久的，而资本主义不久将堕入更深重的危机中。目前的世界形势有着严重的产业危机、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这就是共产国际预测的正确性的明证。整个「部分的、相对的暂时稳定」这一事情，是英明、勇敢而现实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领导的光辉范例。
我看到的、日益发展的共产国际对世界情势分析的另一突出事件就是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八年夏天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发出的战争危机将要到来的信号。在那时，世界资本主义正沉醉在繁荣的幻境里，特别是当时正值它的柯立芝巨大兴隆时期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学者和改良主义社会党人的脑海里全然不会有危机和崩溃的念头。后者正在编造关于超帝国主义的理论和不致发生战争、产业危机、贫困和阶级斗争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
但是第六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毫不客气地揭破了这幻想的幸福的梦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情的分析表示出世界资本主义在过去几年中取得的「部分的、相对的暂时稳定」正在迅速消失，而资本主义正面临新的战争和革命。代表大会强烈地强调新世界战争的危险。这一论点主要出自斯大林，他同时并正确地预测美国产业危机快要到来。
关于世界事务的此种分析引起资本家和改良主义社会党领袖们异口同声地发出一阵聒耳的笑声；他们正满有信心地期待着世界范围的产业活动的扩大。他们特别讥笑第六次代表大会开于新的世界战争的警告。他们说，这纯粹是空想，是共产国际破产的表示，是它拚命挣扎，想制造争论来赖以存在。他们宣称，「还有人不了解人类决不愿再重复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莫大愚蠢的事情吗？」
后来的事实确凿地表示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完全正确的。一年以后，不巩固的资本主义稳定在资本主义前所未见的最大的产业危机中爆炸了，战争的危险一年重似一年，到今天，整个世界都已在战争的可怕威胁下面。全部发展完全说明了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正确，而驳斥了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路线。
我看见的另一次共产国际在国际分析和政策上的伟大进展，是在一九三五年夏天第七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由于希特勒的上台，德国无产阶级近来遭受巨大的逆潮，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反统一战线的改良主义政策所造成的一种失败。由于资本主义战后部分的稳定局面的崩溃和阶级斗争的剧烈尖锐化而使它的政策显然破产的第二国际，只知道一条道路——退却，它在法西斯主义残忍进军的面前束手无策。它不能领导需要进行斗争的群众。
但是第七次代表大会给予这些群众有效的领导，制订出人民阵线的政策，这主要是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理论贡献。人民阵线是反法西斯的、民主和爱好和平的人士——工人、农民和下层中等阶级——的反对法西斯大资本集团的广泛联盟。这一伟大政策有两个方面；而两个方面又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第一方面是由广泛的人民在各个国家内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第二方面是一个通过集体安全政策以抑制法西斯战争的民主国家国际集团。
人民阵线是对法西斯恐怖主义与侵略的有效回答。它在国内和国际上对法西斯主义的最后胜利，可以一方面保障并发展群众的民主自由和生活水平，同时肯定地也将有利于群众向社会主义推进；而社会主义乃是世界经济和政治沉痾的基本疗法。通过这个正成为每个国家的群众所迅速接受的战略的政策，共产国际乃使自己居于领导全世界千百万被压披群众的地位。精心制订出人民阵线政策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国际革命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将被视为历史上最重要的集会之一。
俄国党的争论
我很幸运能够参加苏联共产党的多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会议，因而几乎与所有杰出的俄国领袖得以直接认识，并且也在党的巨大讨论与争执中看到俄国革命的伟大演变。
从一九二四到一九二六年，我参加了几次这样的会议，当时托洛茨基正企图攫取党的领导。这一激动的斗争使整个国家为之震动。托洛茨基政纲的要点认为党已经走向右的路线，苏联正在沦为资本主义，因此对内对外都需要更「左」的政策。数年来冗长的争论，以托洛茨基在党的各次代表大会上和党组织中被许多次压倒的表决所击败而告结束。托洛茨基拒绝接受这些民主决定的约束，反过来反对党。这样，他逐渐被剥夺了他的职位，随后被开除出党，接着被孤立起来，终至从苏联放逐出去。他最后堕落成一个反革命的破坏者和法西斯的代理人，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了。
我看到的另一个重要斗争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的冬天在俄国党代表大会会议上击败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当时是共产国际兼列宁格勒苏维埃的负责人，他有野心想成为整个党的领袖。季诺维也夫会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组织一九一七年攫取政权的革命，但后来又支持他们与托洛茨基进行斗争。可是当他进行攫取党的领导的巨大试图时，他的政纲也带着托洛茨基一样虚假的「左」的标志。
一九二六年党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一败涂地。他的极为「左」的政纲被压倒的优势否决了，而斯大林的立场获得广大支持。甚至当党代表大会还在开会时，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就进行撤销季诺维也夫派的代表，而代之以赞同中央委员会路线的人。基洛夫在列宁格勒领导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斗争；就是因为他的这一活动，数年以后他被变成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分子所暗杀。
在这巨大的党代表大会斗争期间，我用许多时间去观察托洛茨基；尽管托洛茨基长期坚持反对意见，但当时党仍容许他当党的政治局（是最高的委员会）委员。他坐在高起的讲台上，没有说甚么，但脸上带着虚伪的笑容看着季诺维也夫走向失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在想，是否当时托洛茨基已在计划与季诺维也夫成立随后结成的反党集团，这个终于使季诺维也夫走上刑场而使托洛茨基本人逃亡国外而成为遗臭万年的叛徒的反对集团。
还有另一次我看到的俄国党的巨大内部斗争的顶点是一九二九年布哈林、李可夫及托姆斯基反对斯大林领导的党的多数派的斗争。这是右派所进行的反对，决定性的冲突发生在一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我参加了这次为时一周之久的会议，并且得到这次有历史意义的全部辩论的逐字逐句的译文。
斗争是围绕五年计划的问题而展开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总的「左」的立场是认为斯大林走得太慢；说党没有迅速使国家工业化，向农民让步太多，没有培养国际革命运动。但是布哈林和他的右翼党羽从另一方面为难。他们说国家工业化的过程太快，在这样可怕的紧张情况下国家要崩溃；他们反对斯大林与富农的斗争，同时在国际方面也主张放松一些。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和布哈林两者立场的本质都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苏联单独建立起来；虽然两派在得出这一反革命结论时所提出的论点是不同的。
这一巨大的辩论充分表现出俄国共产党内的民主。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以前，把争论的问题提到党的各单位中进行酝酿，并且也在各苏维埃、工会、合作社等组织中进行广泛酝酿。在联席会上，给予反对派的时间简直是不加限制的。虽然只有一小撮人，而他们的发方整整占了一周讨论的一半时间，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每人说话都达两小时到四小时。
斯大林最后发言。在他之前，已经有蔚为壮观的一连串党的多数派的雄辩家发过言，他们完全粉碎了反对派的论点；因而我在猜测剩下给他说的还可能有什么东西。但他提出了有决定力量的论点。他以无情的辩论，显示出党的改策的正确——工业化的速度、对待农民的态度、它的国际政策、它的国内政体。这是他生平最伟大的演说之一。布哈林的论据完全被摧毁了。表决时，出席的数百名代表中支持他的不到一打。
这一争论在俄国革命的历史上是一个关键。反对布哈林的斗争，和与托洛茨基及季诺维也夫的争论一样，大大使党在思想上得以澄清，组织上得以巩固，并且大大提高了斯大林的已经有的威信。在这些斗争中，党确定地击破了外来的对党的队伍的右和「左」的影响。这样它才能胜利地在第一个伟大的五年计划中迅速推进；而在共同的反革命计划下连结起来的堕落而可耻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集团就走着堕落的道路，终至进行暗杀活动，破坏工业并替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分子作间谍活动。
破坏活动
被剥夺了财产的旧俄国资本家和地主，用尽一切暴力的手段以求恢复他们的统治权，而他们所用的最有破坏性的办法是对工业进行破坏活动。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前夕他们已经在广泛地使用这一办法，关闭工厂，减少生产等等，企图挫败在前进中的革命。自此以后，他们的特务不放过一切机会瓦解工业和农业组织，企图削弱并最后破坏苏维埃政府。最近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叛逆和破坏分子的审判生动地表现出所有反革命分子采用破坏的武器来与社会主义作斗争的办法。
这种破坏是以许多种破坏形式出现的，特别是据重要职位的敌人，他们所采用的办法很多，包括在建设上浪费大量的金钱、生产坏的货品、应用劣等机器、供应不能用或不够用的原料、对工厂和机器进行确实的破坏以及其他无数的形式。所有工业（农业也是如此），都受到严重的破坏，尤其是在苏联经济生活和军事防御中起着极重要作用的铁路。
十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给我详细叙述破坏者如何使铁路不能畅通的情况。他是一个老练的桥梁工程师，在几条美国的大铁路上有长期的经验。他跑到苏联去准备用他的最现代的技术来帮助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在铁路桥梁建筑部门工作，但是立即发现凡是有关任何建设工程的进行，他都行不通。该部门完全在一群旧日的工程师和反动派的控制之下；由于缺乏可靠的技术专家，他们得以在□忠苏维埃政府的虚饰下保有他们的战略地位。这些工程师不仅对我朋友介绍铁路桥梁建筑的现代美国办法的努力采取顽梗不化的态度，而且即使以他们自己的陈旧的俄国制度来衡量，他们都是在罪恶昭彰地进行破坏。
他们采取许多方式进行破坏。他们下令将可用的桥梁重建；他们建造显然不能载运在计划中数年以后就有较重的运输的轻便桥梁，结果是这些桥梁不久即必须重建；他们使用两倍于桥梁所必需的钢料；他们不必要地以进行建筑工程的理由使长段的铁路不能通车；他们浪费不知几千百万的卢布，等等。所有这些破坏，他们都以陈旧的战前桥梁建筑技术的基础来辩解。
我的朋友对这一切气得发狂似的。时间一周又一周地过去，他经常愤激地向我们叙述反动工程师用以破坏铁路制度的事件。而他似乎对这些事情全无办法。他好几次写信给铁道人民委员鲁朱达克，但是并末得到满意的解决。他或多或少感到绝望之余，决定请求到青年桥梁工程人员训练班去教书。可是，在这儿他也发现被破坏者控制着，他们急急忙忙地把他们的旧技术和有毒的社会观点灌输给这些新进的工程人员。更使他祸不单行的是，那些不满他的「干涉」的旧日的工程师急忙地阴谋将他免职。
若干年后，我又碰见这位工程师。这次他却兴致勃勃。旧日的破坏分子党徒们已被用各种办法清除掉了，他终于能够从事建设工作。他已被晋升到更高的职位，并且正在顺利地给苏联铁路介绍现代桥梁建筑技术。
这一事情的结果很有趣，我的工程师朋友曾向其抗议而无结果的当时铁道人民委员鲁朱达克，后来被揭露是一个间谍。在革命以前，他长期是沙皇暗藏在党里的特务，当德国人一九一八年占领里加时，他们在警察文件中发现了他的名字。自此以后，德国人就利用他作他们的间谍。苏维埃政府找出了这一材料，鲁朱达克才招认了他的罪行。多半因为在居于高位的暗藏的破坏敌人的庇护下，有桥梁工程人员的这类破坏活动，才使得有战略意义的俄国铁道制度多年来还相对地落在后面，而且这也造成了许多方面的不必要的经济上的困难。
征服北极
苏维埃政府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开发在它边境以内的广大的北极地区。以前北极地带在许多国家里被认为差不多完全是冰和岩石的荒凉地区，是北极熊和少数爱斯基摩人出没的地方。但是俄国人以巨大的努力和真正进行开路先锋的工作，正在把人类文明带到北极去，并且证明这一长时期的荒凉地区有丰富的富源并且有适宜居住的可能性。
俄国人的征服北极已特别生动地表现于两年前苏联北极站的建立和从莫斯科到加利福尼亚的创世界纪录的穿北极飞行。在这些壮观的突出事情的后面，还有俄国北极工作的广大工作网。在未来的年代中，苏联战胜北极可能也将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的经济发展之一。这是人类征服地球工作的完成。
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在通过新的斯大林波罗的海-白海运河从莫斯科到摩尔曼斯克的旅程中，我看到了这一广大北极开发地区的一部分。这一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河道的通航路线是在一九三三年八月二日开放的。全长二百二十七公里，建造了从波罗的海到白海的直接通道。以前从列宁格勒开往亚尔干日尔的船只不得不绕挪威、瑞典及芬兰航行；新的运河不仅使整个航程都在苏联领土以内，而且把全程减为四分之一。
斯大林运河提供了运输广大北极地区所出产的木材、磷灰石、建筑石材、铁、煤、木质纸浆、鱼类、毛皮等财富到列宁格勒以北去的条件。斯大林运河由于连接了涅瓦河与伏尔加河，也造成一条从北极到里海的直接水道。这运河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部分，它包括十九座水闸和许多水坝、节洪闸、水堤和内地运河。虽然必须在恶劣的北极气候条件下工作，但是整个工程在难以相信的两年期间内完成了。巴拿马运河花了十一年时间才完成。有一次我从纽约到檀香山去，经过巴拿马运河，我感到斯大林运河的工程显得更大些。
这运河是由在国家政治保安部指导下的犯人的劳力建造成的。处理罪犯的合理办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优异改造作用，是苏维埃政府最可自豪的社会成就之一。许多犯人由于工作成绩优良，获得了列宁勋章，还有许多人因其他荣誉而被释放。
斯大林运河极为引人入胜，特别是北端的摩尔曼斯克尤为如此。这座城是在北极圈以北两百五十英里的地方。冬季时，有好几个月完全是黑夜，而当我们在那儿度过的夏季的夜晚，却又像大白天似的，只有一小时左右的昏暗。仅仅几年以前，摩尔曼斯克还是一个蒙昧的小城市，而现在已经是有十万人口以上的一个热闹都市，并且正像一棵月桂树似的在成长。它是一座社会主义的城市，有许多新的苏维埃文化机关。没有教堂。城里和周围的地区，许多工业正在像雨后春笋似地成长。我们看见的一件最有趣的事情是在玻璃房里种植热带生长的果子菜蔬。工人们以无比的骄傲让我们看到他们所说的北极圈以北生长的第一个西瓜。
和运河一样，许多建筑工程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完成着。我们参观了摩尔曼斯京城外几英里地方的在湍急的土拉河上的一个大水电厂。该厂计划三年完工，但即将以两年的工夫完成。一年以前，在电力厂房建筑的所在地，除了一个熊的巢穴和几家渔民的茅屋以外，一无所有。工人告诉我们说，他们把熊赶走，而给渔民们以建筑工人的工作。
摩尔曼斯京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程，当局竭力招募了十万以上的工人。当地苏维埃负责人告诉我们，一年以前该城市的计划规定要在许多其他工程外，还要建筑六所大的学校。他看不出，要完成所有其他任务，这些学校如何能够建成，他并且在苏维埃的会议上这样表示了他的意见。可是建筑工人的领袖在会上却提议将学校的数目增加为七个。而且确确实实，全部都如期完成。次年的计划也要求再建七所学校。这位苏维埃官员说他感到这是不可能的事，可是，他肯定这也一定要完成。
这就是摩尔曼斯克，这就是苏维埃北极圈工业和社会发展的速率。而我们所访问的地区只不过是从芬兰边境到遥远的海参崴的几千英里俄国北极在线的一个小角落而已。
英雄主义与饥饿
当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布尔什维克推翻克伦斯基资产阶级政府并着手将俄国改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者都嘲笑这一整个前提。特别是改良主义社会党领袖竭尽讽刺的能事；他们用虚伪的马克思主义的言辞宣称，如果不首先经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长时期的工业化过程，要重新建设落后的俄国使它进入社会主义经济，这是完全行不通的。
这任务已经变成人类在它全部历史上所担负过的最伟大的任务；可是基本上它已经被完成了。在最初以列宁而现在以斯大林为首的伟大共产党领导之下，工人和农民已经在苏联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结构。他们将他们的国家变为从腐朽的崩溃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出现出来的新世界秩序的先驱。但是，这只是通过最严重的斗争、困难和忍受困苦才完成的。革命的故事是一个反对战争摧毁、国内外的敌人、饥荒、鼠疫、破坏、暗杀及经济落后的长期英勇斗争。
一九一二年第一次访问苏联时，我取道伦敦、利堡、里加、累发尔到列宁格勒。在我所经过的属于旧俄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及拉脱维亚各地，世界战争和内战的废墟历历在目；乡村被摧毁，桥梁掉在河里，人民一贫如洗，战壕和带刺的铁丝网仍然未动。
列宁格勒的景象十分可怕。一半居民逃到乡下去躲避饥饿。街上差不多没有人，沿着有名的□瓦大街的商店大门紧闭着，关土木板的窗户上，贴满了革命的传单，好些一传单还是一九一七年工人夺取政权时贴的。
当我们的列车（由少数客车和一长串货车组成的）驶进列宁格勒车站时，从车上下来了一大批衣衫褴褛的人们。男人、妇女和小孩，看上去好象有好几千人，甚么地方能活下去他们就到那儿去。每人都带着一小包在乡下设法找到的食物。这些蓬头垢面的旅客就是闻名的「带着口袋的人」，这就是他们与饥饿斗争的方式。马克辛·李维诺夫与我们同车，当我们站着看到一群带着口袋的人拥过时，他告诉我，供给城市食粮是多么严重的问题。
不久我就尝到列宁格勒饥饿状况的滋味。我们几个外国人坐一辆破旧的汽车离开了列车驰向国际饭店进早餐。侍者给我们每人拿了一杯「茶」和两小片黑面包，共约三英两重。我几口就吃完了我的一份，但是我的向导却慢慢咀嚼他的。坐在那儿大约有二十分钟以后，侍者也不再理会我们，我饿得像狼似的，最后我问向导他们甚么时候才给我们进早餐。「早餐，」他说，「呃，你已经吃过你的早餐了。下一餐要等到六小时以后。」
莫斯科和其他俄国城市一样，情况也很严重。除了小孩以外，所有居民都在饥饿的边缘上生活。每个人看起来都瘦弱无力。在我停留的几个月中，我没有看见过一个胖的人。的确，肥□的人将会被怀疑在隐藏食粮。男人和女人在街上走着时，他们的缓慢的步伐表现出他们的半饥饿状态。大部分人几年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而许多人简直褴褛不堪。我参观过工厂和学校，那儿的工人和学生都用绳子从鞋底下面把鞋子系在脚上。
当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的严冬时，燃料的缺乏是一个严重的痛苦，当时有好几个星期温度低到零下三十度。莫斯科煤的供应断绝，煤矿在内战时期被破坏了，铁路也不能运输尚在开采的少量的煤。木材的供应也完全不充分。更糟的是上千上万的房屋由于多年未修，漏得上面一层都不能住人。冻得没有办法的人们，开始将上层不用的房屋撤去地板、屋椽、门和其他木作（疑为"料"字）以御北极的严寒。
疾病蹂躏着城市。在这可怕的时期，美国共产党人贾克·李德患斑疹伤寒死去。我参观过几个莫斯科的医院，看见了几百个霍乱和斑疹伤寒的病患者；由于严格的国际经济封锁，进口被截断，药品和其他医院供应品奇缺。由于没有麻醉剂，需要行大手术的人们只有死去。
城市的交通系统几乎完全陷于停顿状态。半小时的时间内可能有一辆孤零零的、喷漆都没有的、半破不烂的电车，前后里外都挤满了人，在城里勉强开行。除了偶而出现的由半饥饿的马拖着而由武装警卫护送的面包车以外，牲畜车辆也很少看见。有时也有一辆孤零而破旧的小汽车沿街颠簸驶过，由于多年失修，遍身都是大破洞。
灯火系统几乎完全失去了作用。只有最重要的政府建筑物才有电灯。街上没有街灯，在家里的人们只能使用蜡烛或别的他们能想到的办法来照明。饮水系统已不完备，而电话服务也处于崩溃状态。
城市各地都呈现出抑郁而没有生气的样子。半空的街道；无精打采走着的人们；未完成的建筑仍然照旧像七年以前世界战争开始时一样鹄立着；暖气工厂早已关门。房屋窗户上都突出着炉子的烟筒；城内买不到玻璃，窗户上的破玻璃仅用纸糊着。这是一副令人沮丧的破坏和衰败的景象。然而通过这些景象，只有一半照明的异常寒冷而挤满了半饥饿的人们的戏院却有丰富的演出，而这些演出的艺术水平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不能匹敌的。
全国饥饿问题很严重，霍乱和斑疹伤寒到处流行。刚经过七年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的俄国工业和农业几乎完全垮台。在工厂停顿和对俄国的严厉国际抵制下，工人们不能供给农民必需的工具、肥料、农业机械和其他供应品。农民几乎不可能进行耕种，而且事情更糟的是，富农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运动，把生产限制到尽可能低的程度，希望以此迫使苏维埃政府崩溃。城市里的工人在挨饿，农民也面临饥饿状况。从世界战争中间阶段开始的这一饥饿形势到一九二○年时特别严重。
当时实行着军事共产主义，城市里的每个人都靠配给生活，即有名的「定额口粮」。在莫斯科，工人每天得到大约半磅黑面包，或者还要少些，加上少量的白菜，偶而有一点肉或鱼。我们外国人得到的是所谓「外交配给」。这也并不那么十分了不起，只不过是以每天一磅面包为基础，有时有一小块肉。有一次我曾有几天以苹果的皮屑和黑面包过活。牛油和牛奶我们连续许多星期都没有；也没有新鲜水果，这些佳品是保留给儿童的。我们的「咖啡」和「茶」不知道原来是甚么东西奇怪地调制成的。糖得不到，「烟」完全不是什么烟。
最糟的是食品质量太坏。面包里面混合著不少土，并且还充满了渣子和石子。经常不充分的冷藏设备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因此肉时常是坏了的。透进房里来的作菜汤的臭味常常使我发呕。虽然我长期饿肚子，但简直不能下咽。
经过了三侗半月的「外交配给」，我轻了二十五磅，而且我本来就决不是胖人。除了儿童即使在几年饥荒时间都得到照顾以外，俄国人的食物条件此我们外国人坏得多。情况是多么坏，以我有一天在莫斯科看见的事情可以生动地表示出来。河水已污秽有毒，成千成万的小鱼漂向下流，腹部朝上，在恶水中死去或快要死去。使我吃惊的是，好几百人竟排在河旁边并涉到污浊的水流里去捞取毒死的鱼作食物。
饥荒蔓延到每一个俄国城市，然而最可怕的是伏尔加河沿岸的情景，因为那儿除了一般战争的摧毁以外还遭到了严重的旱灾，农作物完全没有收成。一九二一年下半年饿死数十万人的可怕的饥荒，当时正方兴未艾。那是一个骇入听闻的形势，而头号痛恨苏维埃政府的赫伯特·胡佛就是在这时搬出了美国救济署来的，并且徒费心力地企图藉控制由美国人民为了救济饥荒而慷慨捐出的食物的分配来阴谋颠覆苏维埃。
几年以后，我旅行经过以前伏尔加河的灾区，听到了使人感到无限难过的关于饥饿和死亡的事实，整个整个的村庄是如何被饥饿和疾疫扫光，数百工人如何英勇地在车间里竭力使机器开动而实实在在地饿死。现代的人民决没有碰见过像俄国在这一时期所遭到的这样一个绝境。
胜利的社会主义
一九三九年苏联的情形此起一九二一年来，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进步，尽管国内外敌人的激烈作对，社会主义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胜利。整个国家，在建设的各个部门中简直是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跳跃前进的。在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工人和农民完成了上千个「办不到的事情」。亲身看到这一广大的革命发展，使我感到这真是我的一种深厚的特权。
在世界战争和内战期中，薄弱而微小的、而且大部分系由德国、此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所有的工厂所组成的俄国工业，差不多完全被破坏了。怀着敌意的军队有计划地差不多在全国放水淹没矿场、把火车头推到河里、烧工厂、拆掉机器的关键部分、爆炸铁路桥梁等等。管理的工程人员在革命的时候不是逃到国外就是呆在家里怠工。留给完全不熟悉管理工业的半饥饿的工人的，是完全原始而被破坏了的工业体系。整个儿是一个「无法办」的状况。
一九二一年时俄国工业究竟如何无能，我在莫斯科所看见的一切就可生动地表示出来。那是一个服装工场，挤满了女工，在用手缝纫，可是一方面在旁边却摆着许多缝纫机（一架机器就可抵许多手工工人）不能用，因为零件坏了，被毁了的金属工业又不能出产替换品，也不能从国外进口（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封锁）。就是此等情况，使一九二一年的俄国工业生产降到只及战前的五分之一。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了过去。工人们已经建立起自由的劳动纪律，稳定了卢布，平衡了政府预算，清除了破坏分子，并训练出技术工人和工程人员的大军，打破了国际封锁，熟悉并改良了现代工业技术，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组织形式，积聚了大量资金。所有这些一问题都被资本主义经济学者（和他们的应声虫改良主义社会党人）认为是完全不能解决的。但是它们被解决了，而苏联已经跃进世界历史上最迅速和最远大的工业发展的一个时代。
苏联在这一巨大进步中，已经从落后的农业经济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国家。它是欧洲的第一个工业国家，已经胜过了德国和英国，而它现在正大踏步前进要赶上世界工业领袖美国。现时苏联工业生产为战前俄国的七倍，而且自一九一三年以来，俄国工业发展的百分比其速度相当一般资本主义世界的二十倍。新的第聂伯水电站的大电力水坝、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大钢铁厂、巨大的白海和伏尔加运河以及其他数千个今天的庞大工业企业，与一九二一年放着缝纫机没办法修理的服装工场相较，的确有天渊之别。当我多次访问苏联以及旅行该国时，我看到苏联工业一年胜似一年地飞跃进步。
社会主义在农业方面取得的胜利也同样辉煌。仅仅在不久以前，俄国耕种方式还是不可想像地原始的，差不多像一千年以前那样。直到一九二九年，木犁的数字还此铁犁多一倍。但是现在已有多么深切的改变！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过去几年中的苏联农业简直是飞也似地前进的。以前的二千五百万原始的个体农户（占总耕地面积百分之九十九）已经组织成为二十五万个社会主义集体农庄。这些农庄都装备有最现代化的机器（四十万架拖拉机、十万架以上的收割联合机等等）。正在以最新的耕种技术进行耕种，并有大量供应的人造肥料等等。苏联农业并且在发展许多新的作物——茶、橡胶、橘类果子和各种工业作物。粮食生产已远远超过战前。总之，苏联农业已经从欧洲最落后的地位跃进为世界的领导。
苏联农业的这一革命具有深重的政治意义，放弃了个体生产而代之以集体力量的广大农业群众正与产业工人并肩建设社会主义。所有资本主义世界都说俄国农民决不会变成社会主义者，但是这一「奇迹」，和许多其他奇迹一样被实现了。俄国农民的集体化是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谁现在无论何时到苏联，举目都可看到建设和发展的广大景象。各处都在建设巨大的工厂，船坞、运河、房屋、公共建筑、医院、疗养所、工人俱乐部、图书馆、戏院。比较古老的城市正在从上到下加以从新建设，许多完全充满新生活的社会主义城市差不多隔日就诞生出来。整个国家都在以资本主义国家从未见过的活力在活动着。与一九二一年可怕的日子，沙皇时代的黑暗日子相较，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悬殊的对照。
在苏联的巨大的社会主义进展中，群众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自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六年间，国民收入从两百亿卢布跳到八百亿卢布。工人实际工资为一九三二年以前的两倍，为一九二七年以前的四倍。农民生活情形的改进也完全为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当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群众生活水平下落时，俄国工人和农民终于克服了昔日饥荒的恐怖，并迅速迈进到新的蒸蒸日上的繁荣。
作为所有这些工业、农业和生活水平的大踏步上升的一部分，文化方面也开展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工人和农民的群众教育正以迅速的步伐前进而且是在一个完全新的基础上前进的。在科学、艺术、文学、戏剧、电影方面也有社会主义的复兴。而且当许多国家里人民的自由正被法西斯主义剥夺的时候，民主制度在苏联却正在得到发展和扩大。新的斯大林宪法就是迄今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宪法，它保证了人民的政治自由、宗教自由、工作权利、工人对他的产品的权利、农民对他土地的权利、集会结社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得到充分医疗的权利、休息和娱乐的权利和在甚么地方也可说是最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充满了饥饿困苦、愚昧、压迫的旧俄国，现在已经变成为充满歌唱、欢笑、文化、希望和快乐的国家了。
苏联的敌人，从法西斯赫斯特到虚伪的左派诺尔曼·托马斯，竭力中伤并掩蔽苏联这些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忽视苏联的伟大成就（工业和农业的进步，群众文化和生活水平的上升，文盲、失业和产业危机的扫除，反犹太主义的取消等等），简直就像它们并不存在似的。他们接着就集中在所有他们能找到的缺点和弱点上（这些也是必然会找到许多的），或者□造出一些来，不停歇地反复以此进行宣传。
社会主义的建设提出了无数新问题，而苏维埃政府所采取的解决它们的步骤是奇妙的，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不容易理解的。国际方面对苏联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真正意义的了解，经常表现出严重的落后，甚至在苏联的政治友人中也是如此。因此，至少在一个时期内，苏维埃的敌人将其政策加以错误解释，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种对每一个重大事情的曲解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其中包括一九一七年的夺取政权、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新经济政策、五年计划的实行、农业集体化运动、斯达哈诺夫运动的开展、苏联参加国际联盟、苏联的和平政策、苏联与法国的防御同盟、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破坏分子的清除等等。
但是革命终于追击并粉碎了敌人的诽谤。苏联政府的成就是如此的巨大和明白无误，全世界都被迫承认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成功。社会主义的太阳正在上升，而苏联愈来愈成为地球土被压迫劳动者希望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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