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共产党情报局（一九四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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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章共产党情报局（一九四七年）

↘铁托叛变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分裂世界工会运动
↘世界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思想腐化

　　一九四七年，美帝国主义者在欧洲的侵略行为的肆意加剧，是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宣布为标志的，它无可避免地引起了工人阶级严重的不安。自然，共产党人便挺身而出，领导世界工人以击退这种对国际范围内的和平与民主的新进攻。
　　共产国际在四年之前解散了，一九四七年九月，欧洲主要的九国共产党在波兰举行非正式的会议，考虑这个严重的形势。这些党是：罗马尼亚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党、苏联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加利亚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和波兰工人党。在会议上日丹诺夫（一八九六至一九四八年）作了主要报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清楚地描绘出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作用以及其统治世界和战争的计划。“杜鲁门——马歇尔计划”，决议说，“不过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执行的全球扩张政策的总计划中一个组成部分……昨日的侵略者——德国和日本的大资本家——正被美国用来扮演新的角色，作为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英—美的侵略将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势力。”^[1]
　　决议也宣布说，美帝国主义这种政策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指出，鉴于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坚强意志，“必须记住，帝国主义力图发动新战争的愿望和组织这种战争的可能性之间，是有很大的距离的”。决议痛斥了右翼社会党人，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的社会党人对英、美扩张主义的支持。
　　决议号召欧洲一切的民主与反帝国主义力量在这种新的战争一法西斯主义的威胁面前立定脚跟，并宣布说，“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共产党面临一个特殊的任务。它们必须举起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它又警告说，“今天，工人阶级的主要危险，是过低估计它自己的力量，过高估计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它宣布说，假如和平与民主力量坚持不渝，“侵略者的计划必将归于完全失败”^[2]。
　　会议决议对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之间缺乏合作一事表示遗憾，于是建立一个情报局来改善这种情况。情报局在贝尔格莱德设立了总部，并发行了一份周刊“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这份周刊还在继续出版，虽然没有在原来参加的各国共产党之外来努力扩大情报局（共产党情报局）。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建立共产国际，而只是树立情报上的接触。全世界许多共产党深切地感觉到有成立一个国际组织的必要，希望扩大这个新的组织来参加情报局。但是，成立一个强大的国际组织只会加剧当前的世界紧张局势，因而拒绝了这种建议。美国共产党一方面支持情报局，同时也宣布美国反动的立法使得它无法参加这个组织。
　　九国共产党情报会议是国际劳工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明确地提醒全世界工人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和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活动所带来的民族奴役的危险，它也提供了如何才能击退这种即将来临的威胁的一个明确的方针。华尔街帝国主义是无法使人类屈从于美国大企业的利益的。

铁托叛变

　　不可阻挡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支持一九四七年九国共产党会议所拟定的政策。但是，南斯拉夫没有这样做。尽管南斯拉夫代表在会上也支持这项决议，但很快就可看出：南斯拉夫党并不乐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立场在他后来以一种激昂的情绪和苏联共产党交换信件的当中，变得更加严重了。^[3]
　　一九四八年六月末，共产党情报局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南斯拉夫没有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一致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对内、对外政策上所遵循的路线，“这是一种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南斯拉夫领导者的错误政策之一，是对苏联采取仇视的态度，包括最恶劣的托派的诽谤在内。在对内方面也采取了许多违反列宁主义的政策；对于各种类型的农民不加区别，以农民而不是以工人阶级作为党的基础，使党变为一种不定型的人民阵线，在党内和政府里发展狭隘的官僚主义制度，不肯接受兄弟党提出的同志式的批评，在其他方面，则推行一种“左倾”的、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冒险政策。
　　这次会议的决议说：“鉴于上述一切，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已使它本身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处于兄弟的共产党的大家庭之外，处于统一的共产主义阵线之外，从而处于情报局的队伍之外。”^[4]情报局号召南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子“迫使他们目前的领导者公开地、诚实地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脱离民族主义并回到国际主义方面来；并且用一切办法来巩固统一的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阵线。”^[5]
　　南斯拉夫的铁托一兰科维奇集团拒绝共产党情报局的立场，他们牢牢地控制了农民大军，因而有可能镇压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派。被他们关进监牢的达二十五万人之多。^[6]他们的行动得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喝彩，他们赶紧和英美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因此，情报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布达佩斯举行会议时说铁托的思想是“法西斯思想”，会议宣称：“南斯拉夫政府处在完全依赖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地位，并变成了后者侵略政策的工具，结果已使南斯拉夫共和国丧失了独立和自主。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与南斯拉夫政府，已和帝国主义者完全结合在一起，共同反对整个社会主义与民主阵营，反对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反对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7]
　　铁托变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宠儿，“铁托主义”被称赞为一支反对国际社会主义的新的致命武器。铁托的南斯拉夫已列入英美战争联盟的行列，从一九五〇年到现在，它大约得到了七亿美元。^[8]作为报酬的是，铁托的喽啰变成了极端的反苏分子，他们还着手废除早期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步骤：取消工业的国有化，废除集体农庄，等等。他们对于当时走向失败的希腊革命采取嘲笑的态度。
　　铁托叛变的危险性远远不限于使南斯拉夫脱离和平阵营。它无异于企图使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断绝关系，并使这些民主国家加入帝国主义阵营。一九四九年在布达佩斯和索非亚审判拉吉克和科斯托夫等人时已揭露这一点。可是铁托的阴谋在早期就被情报局立即采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所揭穿了。铁托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所能收罗到的，只是一小撮分散的、暗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这些家伙很快就被粉碎了^[9]。在这次重要的斗争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季米特洛夫。近几个月来，南斯拉夫已经表明某些倾向：缓和对苏联的猛烈的攻击，使它和苏联的关系正常化。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分裂世界工会运动

　　英、美帝国主义不仅利用右翼社会党人在工人阶级中散布他们的帝国主义谎言，利用他们组成听从华尔街吩咐的法国、意大利和其他政府的一部分；它们还利用他们的努力破坏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出现的声势壮大的工会。这些工会是美国垄断资本路上的强大障碍物，必须去掉才行。于是开始了对工会的进攻，这种打击工会的行为是整个第二国际历史中最丑恶的行为之一。
　　在欧洲，自一九四八年以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集中火力进攻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广泛的劳工联盟，而这些联盟却正展开了争取民主、和平以及劳动者的福利的政策。主要的美国破坏者是欧文·布朗（劳联）和詹姆士·布·卡莱（产联）这样的反动人物，他们直接在美国国务院的指挥下滥用了数百万美元。结果，由于雇主、政府、社会党以及天主教的支持，他们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成功地进行了小规模的分裂运动，在运动中无耻地出卖了几次较大的罢工。德国的劳工运动遭到了严重的分裂，但在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联盟却在斗争中变得坚强起来了。今天，由左翼领导的意大利总工会差不多拥有了所有已组织起来的工人的90%，而由左翼领导的法国总工会则拥有了所有已组织起来的工人的80%左右。
　　与此同时，在美国，工会破坏者特别注意破坏当时还是进步的产业工会联合会（产联）。在建立这个具有六百万会员的强大的联合会中，共产党和其他“左倾”和进步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领导机构中还留下了强有力的影响。但是莫莱、路德、卡莱和其他保守分子在反动势力的帮助下，于一九四九年成功地分裂了这个组织。当时他们专横地开除了十一个约有九十万会员的进步工会，因为这些工会不拥护“马歇尔计划”以及美帝国主义的其他战争计划。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热烈地称颂这种叛卖，并将莫莱之流称之为伟大的爱国者，但产联受了这次打击就此一蹶不振^[10]。
　　同时，美国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破坏者也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破坏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工人们在这片广大的半殖民地土地上所建立的空前完备的组织。在这可耻的破坏工作中，以前彼此视作死敌的劳联和产联又在美国国务院的指挥下携手合作了。它们的目的是要将华尔街的战争政策强加在拉丁美洲的头上。一九四八年，它们在秘鲁的利马成功地拼凑了泛美工人联合会，这主要是以劳联、产联和拉丁美洲零星的破坏罢工的团体为班底的。这个组织不久便声名狼藉，于一九五一年在墨西哥城改组成为美洲区域劳工组织。美洲区域劳工组织从上至下都是由美帝国主义的劳工代理人所支配的。所有这些破坏性的工作都给拉丁美洲的工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并大大地便利了在这里建立美帝国主义的压迫。虽然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由于分裂而削弱了，可是它仍不失为拉丁美洲最强大的劳工组织。
　　然而，社会民主党人破坏进步工会的主要任务还在于他们企图破坏强有力的世界工会联合会。在这个下流的勾当中起领导作用的，又是美国政府的那些代理人。作为让欧洲屈服于其战争计划的第一条件，美帝国主义必须从它的道路上除掉那具有战斗性的进步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产联担任了这个破坏工会的主要工作，而不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劳联则从旁协助。产联、劳联和国务院破坏工会的主要代理人是产联的财务主任詹姆士·布·卡莱。他便是在一次反动的纽约会议上说话的那一个卡莱，他说，“上次大战我们联合共产党人打法西斯分子；另一次大战我们将联合法西斯分子来击败共产党人。”^[11]
　　正如过去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分裂和破坏产业工会联合会、拉丁美洲劳工联盟以及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劳工联合会的情况一样，卡莱提出了接受“马歇尔计划”的问题作为分裂的争论点。在英国职工大会领导方面的积极帮助下，他于一九四八年四月要求世界工会联合会出而赞同“马歇尔计划”。相反地，世界工会联合会为了维护世界劳工的团结，决定将这一问题留交各个全国性的工会中央自己去解决。这个举动自然不能满足卡莱和他的同谋者；因为他们奉命要不惜任何代价来破坏世界工会联合会。因此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上，他们骄横地要求世界工会联合会“停止行动一年”，这显然是企图扼杀这个组织的一种手段。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因此，产业工会联合会、英国和荷兰的工会代表便退出了。分裂就这么成为既成事实，而社会民主党人则在他们那一长串背叛劳工的活动中又加上了一件最彻底的叛逆活动。卡莱、狄金以及其他那些狠狠打击世界劳工的人们称颂资本主义世界并以“真正的领导”自居。^[12]
　　那些由美国政府豢养并得到所有其他欧洲“马歇尔计划”国家政府积极帮助的社会民主党的劳工分裂者，于是便着手创立一个新的世界劳工组织。这件工作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伦敦完成，当时组成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以杰·赫·欧顿布洛克为总书记。这个彻头彻尾由美国劳工帝国主义者指挥（不是没有困难的）的组织从此便追随美国国务院努力想展开一个全面反苏的战争的总路线。猛烈地分裂劳工、肆意诽谤和破坏罢工是它反对世界工会联合会和各地其他富有战斗性的工会的公认的武器。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号称有五千四百万会员。但是它的实际会员人数却要少得多——在一九五三年的斯德哥尔摩大会上，投票的力量表明它只有三千九百万会员^[13]。半数以上的会员在美国和英国。也表现了脱离工人阶级基本群众的倾向的天主教工会参加了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它们在十四个国家里有些小组织，会员总数约有二百万^[14]。
　　尽管有这些障碍，世界工会联合会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和成长着。华尔街授意的破坏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企图悲惨地失败了。分裂之后，在一九四九年在米兰举行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上，据报告说它有七千二百万会员，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届代表大会上，总书记路易·赛扬报告说与会代表所代表的工人总数为八千八百万，其中八百万实际上还未参加。因此，世界工会联合会在会员人数上至少比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要多一倍。其总政策是这样一个政策，它要与一切其他的劳工组织合作来支持贯彻阶级斗争的政策。
　　以上的事实就表明了这一非常重要的现实，即世界工会运动的决定性的领导权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转到左派人士的手中，而这个领导权在第二国际的好几十年间肯定地是操在社会民主党人手里的。世界有组织的劳工队伍的力量分布情况如下：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主要根据地是在美国、英国即那些帝国主义势力仍然很顽强而工人贵族继续起很大作用的国家里；而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力量则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及那些最能感觉到日益加深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后果的资本主义国家。世界劳工形势的基本方向是工会领导的中心无可抗拒地日益转到左派人士的手里。

世界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思想腐化

　　前几章已经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第二国际的各个党是怎样将它们自己缚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并变成华尔街最可靠的合作者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便使得它们走向反工人阶级的深渊而竟至于在群众中无耻地散布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破坏罢工、分裂工会以及为了它们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华尔街的所谓世界征服者的利益而管理政府。它们那一度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在这段时期内也相应地进一步腐朽了。
　　现在和以往一样，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乃是如列宁在许多年前所称的工人队伍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的特别任务是将资产阶级的政策用劳工和社会主义的字眼粉饰起来而使它们能为工人或部分工人所接受。如像库西宁所说的：“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者如果不同时注意保持那些仍旧跟随他们的工人们对他们的信任，是不可能顺利地完成他们作为资产阶级奴仆的工作的。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打起社会主义旗帜的缘故。”^[15]但是今天，第二国际各党是这样地充满了资产阶级精神，以致它们的社会主义伪装也愈来愈容易识破了。在美国，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早就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伪装，而变成了资本主义最公开和叫嚣得最厉害的辩护者。
　　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不仅影响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党，也影响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的社会党，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中，一般说来，它们的作用还比较小些。例如，在印度，资产阶级非常害怕发展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作为他们忠实的奴仆，便忙于使“马克思主义”与令人丧失战斗力的甘地主义混淆不清。他们宣传一种“爱的革命”，歌颂小手工业生产，并且反对一切形式的工人阶级的积极斗争，所有这一切都十分适合英国和印度大资本家的胃口^[16]。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到处随便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整个体系。他们变成了资产阶级凯恩斯主义热烈的拥护者，拥护其所谓“管理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进步的资本主义”的想法。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基础——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今天，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否认阶级斗争和倡导阶级合作方面甚至比无耻的资本主义辩护者都有过而无不及，辩证唯物主义他们也片断地和一般地加以否认。现在，第二国际各党已成了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蒙昧主义的殷勤主人。它们以前所宣称的国际主义也让位给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了。革命自然也就成了一件过去的事；英国工党党员罗斯曼告诉我们说，“资本主义正在蜕变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17]。
　　三十年之前，考茨基、伯恩斯坦、布哈林和其他一些参加和接近社会民主党的人都说什么“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超帝国主义”会结束本主义制度尖锐的内部矛盾。现在他们的后继者则力图以支持那企图统治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来实现这个拙劣的反动理论。他们普遍地将侵略的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说成是进步的。
　　全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卓越的理论著作，像道地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一样，有全然忽视理论的趋势。特别是西德的社会民主党，现在已没有一篇代表“社会主义者”思想的正式的和真正的声明，只有一九五二年的一次党的会议上所通过的一个行动纲领。其已故的领袖马赫对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一^[18]。这些只不过是各国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化的不可胜数的迹象中的一些迹象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常常领导着西欧的大多数政府——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瑞典和奥地利——以及日本的政府，但这丝毫也没有推进社会主义于万一。这些“社会主义者”领导的政府事实上只是个看门政府而已，一直看守到资本家自己再度直接管理的时机成熟为止。这样的政府是工人们争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个障碍。第二国际，帝国主义和战争班子的一个工具，不仅是工人获得社会主义的一个障碍，也是他们获得他们最迫切的实际需要——维护他们的生活水平、保卫他们的民族独立和捍卫世界和平与民主——的一个障碍。

^[1]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第六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2] 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真理报”。

^[3] 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苏南争议”，一九四八年伦敦版。

^[4]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第四八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5] 同上，第四九页。

^[6]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新时代”。

^[7]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第六八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8]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纽约时报”。

^[9] 德勒克·卡顿著“铁托对欧洲的阴谋”，一九五〇年纽约版；韦尔··柏杰特著“人民民主制度”，一九五一年麦耳钵恩版。

^[10] 威廉·兹·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第四九一——四九四页。

^[11]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纽约先驱论坛报”。

^[12] “世界工会联合会中的自由工会”，一九四九年巴黎版。

^[13] 乔治·莫里斯著“工人”，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14] 罗尔文著“国际劳工运动”，第三二七页。

^[15] 奥·库西宁著“今日的右翼社会民主党”，第一〇页，一九五〇年莫斯科版。

^[16] 阿约·库玛，高士著“‘民主社会主义’的新理想”，一九五四年孟买版。

^[17] 克罗斯曼著“新费边论文集”，第三五页。

^[18]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征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