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劫后余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美〕威廉·福斯特 -> 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四篇社会主义历史性的进展

第五十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劫后余殃

↘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
↘美国帝国主义追求世界统治权
↘“冷战”的基础
↘第二国际与“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一种表现，它也大大地加深了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它加剧了一切内外的主要矛盾，而这些矛盾则无情地破坏着所有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力量。战争是资本主义体系走向其无可避免的劫数的另一巨大的里程碑。
　　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特征在战后的许多表现中有下列几点：（1）资本主义各国，尤其是美国日益依赖于军需生产，目的是要在生产力日益增加而市场日益缩小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维持它们的工业生产；（2）世界市场分裂为二，即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斯大林把这一发展称作是战争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3）资本主义各国为争取控制日益缩小的世界市场而进行的斗争尖锐化；（4）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的加剧，表现得最突出的一方面则是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不稳固的霸权；（8）殖民体系的崩溃，其标志则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世界中许多地方爆发了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6）资本主义体系由于其大为削弱的情况而日益趋向于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而最重要的是（7）战后民主与社会主义势力巨大的增长，它基本上削弱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以及资本主义体系本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极为动摇的资本主义体系仍拥有足够的活力，所以它能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这一期间内获得局部的和暂时的稳定；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连这一点也办不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主要因素不断在增长，而且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不久的将来则还有进一步遭受灾难之虞。资本主义体系正蜕化到这样的地步，它的敌对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已发展得那样强大，以致这一时期主要的世界问题——在阻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当前的剧烈的群众斗争后面——已成了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问题。历史是绝对地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在解决这一问题的。

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

　　全世界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增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更为迅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正义的、进步的人民战争；虽然这次战争不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但是它却产生了强大的革命运动。在殖民地国家也如在工业发展的国家中一样，劳动群众对于资本主义体系长久以来一连串的虐待和剥削感到厌恶和愤怒，而且这一切又因大规模战争的恐惧、压迫和屠杀而大大地加剧了，于是，他们便采取了断然的措施来消灭它们。在殖民地和那些曾被法西斯主义者所统治的国家中，情况就更是如此。
　　世界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在战后之大大加强可以概括为下列四点：（1）苏联政治威信的大大提高，因为它在反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取得了根本的胜利，并且由于它战后在经济方面空前的恢复和发展，它的总的力量增长得极为迅速；（2）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已建立了革命的人民民主制度；（3）在中国、印度、越南、缅甸、朝鲜、印度尼西亚、马来亚、菲律宾以及非洲的许多地区产生了强有力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一广泛广宏的的运动，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便是它的最高表现；（4）世界各地的工会运动大为增长，与此同时，青年、妇女以及其他的群众运动也有了很大的扩展。
　　这些巨大的群众斗争和运动，实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总暴动，并且主要是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鼓舞而发生的，也是根据这些原则来领导的；它们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自发的。它们代表了各个国家劳动者的特殊利益和愿望，也反映了全人类的愿望。资产阶级武断说当前的许多革命活动是苏联的阴谋活动和“渗透”的结果，这是很愚蠢的说法。资本家是生来就不能了解，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既会引起革命而且也是理所当然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优越的一种社会形式。斯大林在十四年前接见罗埃·霍华德时就澄清了这种所谓“苏联阴谋”的胡说，当时他说：“如果以为革命可以输出，——这是胡说。……每一个国家倘若愿意革命，他们就用自己的力量进行自己的革命，倘若不愿意革命，也就不会有革命。”^[1]

美国帝国主义追求世界统治权

　　在以大大削弱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为特点的此种战后的形势中起着作用的第二种努力——不过这一次是深切地反革命的——是美国帝国主义追求最大限度利润与世界统治权的努力。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半世纪多以来一直是主要的资本主义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大大地增加了它的财富与生产能力，它如今竭力想使世界的其他部分——社会主义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都受它的统治。它的一切政策，国内政策也罢，外交政策也罢，都是拟订来和运用来达成这一主要的帝国主义目的的。
　　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早就在往取得世界统治地位这一总的方向努力。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劫后余波中就已经昭然若揭了。但是这一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在政治上却显得分外清楚。当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伟大的胜利使大家都清楚地看到盟国将赢得战争时，华尔街追求世界统治权的野心就以日益增加的速度和气势展现出来了。起初，帝国主义在追求此种野心的同时还煞费心机地进行思想上的伪装，以便使全世界人民看不清其极端反动的远景，即一个国家要成为所有其他国家的主人。贪求权力的华尔街帝国主义分子在当时只“谦虚谨愼地”提到这一个国家的“道义上的世界领导地位”。但是胃口是越吃越大的，如今自艾森豪威尔而下，每一个美国帝国主义的首脑都喋喋不休地在向各地的人民说美国如何成为而且为什么是世界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当然领袖。帝国主义分子以特有的假仁假义对群众说：这一领导地位“是历史强派给我们的”；“我们接受这一地位并非出于自愿”，并且还在煞费心机地考虑“我们”如何才能胜任这样一种伟大的并未完成的任务。
　　心地冷酷的大垄断资本家们——他们拥有并控制着美国的财富，不管当总统的是杜鲁门还是艾森豪威尔，这一国家的基本政策都是由他们决定的——知道不发生一次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他们绝不会有机会来实现他们征服世界的计划的。他们是完全准备来一次最大的赌博的，哪怕是一次毁灭性的原子大屠杀。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他们一直遵循着美国军国主义和战争准备的极度侵略性政策，这是不可能有其他解释的。这种冷酷残暴的战争计划的特色在于拿那些最煞费心机地想出来的托词为掩饰而把战争计划说成是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的。
　　在所有这些胡说的掩盖下，一些有势力的反动分子正把美国推向了为争取世界统治权而进行战争的道路上去。在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中，既然它是由金融资本所控制的，这些反动分子在决定它的动向中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首先，美国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一个，凭这一事实它的帝国主义倾向也就是最强烈的。美国生产资本主义世界中一切工业生产的65%左右，资本主义的美国乃迫不及待地需要更多的市场、原料产地、战略的军事据点以及可供剥削的人民。因之，它企图用资本主义的基本办法——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无情地彻底摧毁一切的反抗以及征服所有其他的民族——来达到这些目的。而且，既然美国是空前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帝国，它也就必然为自己立定了超过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直接指望的、最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目标，即完全统治全世界。甚至于连希特勒也从来没有把华尔街那样的一个夸张的远景作为他当前的目标。希特勒在其追求帝国主义的野心中，不得不打算形成这样一个世界，其中至少日本和美国还可以是强有力的成员，但是美国帝国主义却指望单独统治全世界。
　　其次，美国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野心的主要因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瓦解之虞，而其主要敌人——世界社会主义——则在突飞猛进，华尔街大资本家觉察到这一点之后，无疑地是惊慌得很的。在他们拒绝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看法的正确性的同时，他们也至少很现实地了解到他们的体系如今正在显露出陷于极度困难的惊人的征象。就他们来说，他们对这一局面的补救办法是用他们巨大的财富、工业和军事力量以及专门技术来粉碎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并重新组织已破产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以美国为未来的统治中心，一切其他各国的人民则向它歌功颂德。
　　第三，也是促使美国帝国主义走上侵略战争和征服的道路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大资本家的圈子中大家愈益相信，在目前世界资本主义虚弱的情况中，他们维持目前开着工的工业与他们自己的滚滚而来的神话般的最大限度的利润的唯一办法是依靠大规模的军需生产，最后则依靠战争本身。这是凯恩斯的“调整”理论所必然导致的反动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受上述力量的驱使，便着手进行它统治世界的计划。其第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在战后初期，借经济压力、财政上的赐予和贷款以及政治恐吓来建立一定程度的、不稳固的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控制权。在当时要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美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实际上没有受到创伤，并且实质上还反而增强了；而昔日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帝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则因战争而陷于各种不同的经济上的精疲力竭、虚脱和破坏的状态中，濒于全盘瘫痪的境地。
　　美国资本主义的霸权在世界上是新出现的东西。在过去，有个别国家——特别是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主要的或甚至于决定性的地位；但是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所取得的地位，实际上竟变成了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的公认的首脑，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美国资本主义的霸权显然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一种产物；除非其他的资本主义强国处于水深火热的危机状态中，否则这种霸权是不可能成立的，即使是不稳固的不完全的霸权形式也罢。然而，正如我们后面将谈到的，美国的资本主义的霸权已因它自己的矛盾的作用而大大地削弱了。

“冷战”的基础

　　苏联在战后时期具有一种明确的见解，即希望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相处，这种见解一直未变，它是与社会主义体系所固有的和平的对外政策相一致的。和平共处的思想与下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是一点也不矛盾的：目前是一个各地发生革命的时期，在许多国家中，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正逐渐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所替代。这一结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苏联领导人认识到，社会主义主要是有权利选择其自己的社会制度的各国人民的事，他们明确地承认这一现实，即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世界上将兼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拘泥这样的理论，即认为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革命或由于一次大规模的战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历史事实是：所有迄今为止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国家之走上社会主义，当然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的，而且是取得反对国际反革命的世界工人的帮助、保护和万众一心的支持的。
　　苏联采取一种在战后世界中与资本主义各国和平共处的政策，这一点是可以从许多事实清楚地看出来的。第一，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但是有助于赢得战争的胜利的一种措施，如斯大林当时所指出的，也因此就“开拓了将来基于民族平权而组织各族人民之亲善合作的道路”^[2]。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继续根据这一原则在共同的协定上签了字，该协定宣称：“我们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同合作。”^[3]还有，当一九四五年四月为了成立联合国在旧金山举行会议时，苏联积极参加并为成员国之一，虽然它在投票的票数方面是远不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苏联根据和平合作的精神，与美国所传开的一切流言蜚语相反，在战争一结束时立即大量裁军。
　　关于这一问题，斯大林曾说过：“复员是分三步进行的：第一步与第二步是在一九四五年内进行的；第三步则是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到九月之间进行的。此外，属于那些年纪较大的类别的苏联兵员的复员是在一九四六年与一九四七年间进行的。而且在一九四八年初一切属于其他的年老的类别的兵员也复员了。”^[4]迈耶说：“击溃了希特勒国防军的苏联武装部队差不多有一千二百万人。到一九四六年十月，苏联把三十类不同年龄的兵员复员，也就是把他们战时兵力的83%左右复员。……一九五一年，在一千个居民中，边境长度不及苏联的十五分之一的法国有二十二个士兵，两侧有两个大洋的美国有十八个士兵，而苏联却只有十二个。”^[5]
　　共产党人是如此普遍一致地决心想在战后时期中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以至于这一远景实际上竟使许多共产主义的和工人的政党内产生了严重的机会主义的幻想。此种右倾的最坏的表现体现在美国白劳德身上。白劳德对德黑兰协定得出了极端的机会主义的解释。他断言资本主义国家不但会放弃它们对苏联的敌对状态，并将与苏联友善地合作相处，而且今后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美国，阶级和平与阶级合作将占主导地位：资本家自愿地给工人以双薪，还将做其他的根本的让步^[6]。由于坚持这一资本主义乌托邦的荒谬的想法，白劳德终于被开除出共产党了^[7]。
　　然而，美国帝国主义，有英国做它的小伙伴，毫没有与苏联和平共处的意思。正如我们所已经谈到的，华尔街垄断资本家，因为一：一心一意想统治战后的世界，早在战争期间面临着共同的敌人时，就毫不踌躇地出卖了苏联，满怀希望这个被他们认为不会听顺他们统治的国家只要在战争中予以削弱，就不能在战后时期内对他们作有效的抵抗。
　　自然，战争一结束，美国地面部队也进行了大量的复员，这是事实。然而，这与所谓华尔街想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计划是毫不相干的。这是建立在另外两个全不相同的因素上的：第一，这一复员运动是由声势浩大而不可抗拒的群众要求所加强的，即战争已经过去，武装部队应该裁减——这是美国人民反军国主义的最充分的表现。其次，这一运动也是依据下列事实的，即美国军国主义分子把他们征服世界的计划建立在掌握所谓原子弹的垄断上，因而就完全信赖他们的空军，并且认为大量的地面部队已经不中用了——所以他们对大规模的复员运动才没有作更积极的反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军国主义分子便开始阴谋计划，想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战争，这在历史上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罗斯福的逝世以及对苏联恨之入骨的杜鲁门之继任总统的职位，便利了这一进程。杜鲁门本人立即全心致力于制造“冷战”，准备“热战”。“冷战”的责任主要应落在华尔街金融资本的身上，它把美国政府当作它的顺从的工具。
　　下面的几章将按照战后时期的三大动力——世界资本主义的日趋腐朽、世界社会主义的迅速壮大以及美国帝国主义追求世界霸权的野心——来追溯华尔街所促成的“冷战”的发展过程。

第二国际与“冷战”

　　劳工社会主义国际于一九三三年召开了战前最后一次大会。在战争期间，因为它在欧洲各国的政党遭到了取缔，它实际上处于完全停顿的状态。个别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其自己的办法广泛地支持同盟国的战争，但是也有像德国的亡命之徒斯坦弗那样表示的，他在纽约竟厚颜无耻地主张与希特勒成立联盟，以便所有的枪口可以转而对付苏联^[8]。劳工社会主义国际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了改组大会。它的集会并没有引起世界资产阶级的任何恐惧。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右翼社会党人在战争结束后开始积极地支持美国帝国主义的反苏运动了。在他们的纲领中除了有一些激烈的字句来愚弄工人们以外，全不存留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了，他们坚决地与世界资本家站在一起，企图挽救资本主义体系并阻挠世界社会主义的壮大。他们曾先后追随过威尔逊、罗斯福和凯恩斯，所以他们也就必然成了杜鲁门的，最后则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忠实的拥护者。既然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出卖过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革命，所以他们便继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卖世界各地伟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
　　这般空谈家以其特有的方法给已破产的资本主义以支持，这是他们的特色。他们发明了号称为“第三种力量”的东西，这是“冷战”中介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不攻自破的托词而已；“第三种力量”实际上是美国帝国主义积极的支持者。在欧洲有许多这样的资本家，他们以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精神，表示不愿意套上华尔街的束缚；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可不是这样——美国帝国主义者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忠实的支持者了。
　　然而，第二国际中的一个重要的产物是一个强大的左翼的成长，特别是在中欧与东欧各国中。这可以以捷克斯洛伐克的费林格和意大利的南尼那样的人为代表。他们并不是动摇的中间分子，而是真正地在走向左派的人。他们在各自的国家里于战后的革命发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英国的比万运动，虽然受到强烈的和平情绪的鼓舞并且罗致着许多反资本主义的分子，却主要是属于中间派这一类型的。
　　第二国际当它于一九五一年在法兰克福再度成立后，明确地表示赞成西方社会党所拟订的亲美反苏的政策。大约有三十三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了大会，其中有十三个国家派的是“流亡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一新组织中居支配地位的是英国工党。其领导人之一摩根·菲力浦斯说明了再度复活的第二国际的政治路线，当时他说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是“开明的、进步的而且是无私的”，还宣称这一新组织的目的在团结“非斯大林主义”（即资本主义）世界以反对共产主义。新的第二国际卓越的“理论家”是像菲力浦斯、里昂·勃鲁姆（法国）以及舒马赫（西德）之类的卑鄙下流的机会主义者——一提起他们就说明第二国际的政治水平已经堕落到如何低下的地步。

^* 后来铁托叛变了。

^[1] 参阅“斯大林选集”，第五卷，第二三四页，东北新华书店版。

^[2] “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一二五页，一九五五年世界知识社版。

^[3] 同上，第一六五页。

^[4]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真理报”。

^[5] 赫歇尔·迈耶著“最后的幻想”，第二九七页，一九五五年世界知识社版。

^[6] 白劳德著“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九四四年纽约版。

^[7] 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第四二二——四三八页，“共产党人”，一九四五年七月号，杜克洛著文。

^[8] “统一”，一九五三年四月柏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