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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


德国的苏维埃
革命被出卖了
资产阶级恢复全面进攻
匈牙利革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数的生灵涂炭,巨量的物质财富被毁,结果是四大帝国的崩溃——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奥图曼王朝和土耳其。它的最高潮是推翻了四个封建的专制君主,即俄国的沙皇、德国的凯撒、奥地利国王、土耳其的苏丹,随同也推翻了他们的君主制度。在俄国还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不是右派社会民主党的罪大恶极的叛逆行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整个东欧和中欧也都会被摧毁。
  这个广大的革命转变是按照列宁早已预见到和阐明了的总的路线进行的。他是战后巨大的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拥护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上的领袖,这是任何人所不及的。俄罗斯人民及其领导者共产党领导了整个的斗争。在这影响深远的革命中,列宁的作用可从三个总的方面看出。
  第一,斗争的全部过程是符合列宁早在事件发生以前很久所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战争,以反对对这个可怕的屠杀负责的反动政府的口号。大革命各个阶段的顺序并不是在所有的国家里都相同,各地革命的政治内容也是不相同的;但是大体说来,整个运动的根本一致的目标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不可否认地是列宁主义的。
  其次,在四大帝国崩溃的同时,强烈的民族革命力量显示出来。在斗争中,一系列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在不同的条件下出现,其中有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个发展也是与俄国共产党的纲领以及列宁的教导非常一致的。在这事以前许多年,在威尔逊总就还未梦想到他的“十四点”以前,列宁就表明各民族的希望热烈主张民族自决的原则,虽然这个主强遭到社会民主党右派甚至群多左派分子强烈的反对。
  第三,在这四个帝国里的伟大革命中,也产生了强大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这当然无疑是列宁主义的。这就证实了列宁关于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论点。它在领导着这整个运动的俄国最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才阻止了社会主义的普遍胜利。这个胜利假如不是在发生革命事件的一切地区出现,也无论如何会在大部分地区出现。
  这三个基本事实证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革命形势里,列宁及其领导的共产党走着正确的道路,保证了世界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个道路完全符合于共产主义的历史性的任务,当国际资本主义腐朽和衰落的时候,共产主义是一种进步的建设力量。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发生的巨大的世界革命运动中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证实。

德国的苏维埃


  战争无限期地拖长,人类陷于屠杀和痛苦的极大的混乱中。德国的工人和欧洲其他地方的一样,反抗的心理愈来愈加强,反战的情绪也愈来愈增长。在一九一八年初,德国发生了巨大的罢工运动,参加者达一百万人,在柏林和其他地方发生了强大的工人运动,为了抗议布雷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苛刻条件而举行的群众大会遍及全国,许多粮食暴动发生了,军队的叛乱常常发生。一九一八年秋,德皇政府因其反动的性质及其军事实力的日益衰落,在群众中完全丧失了威信。附近的俄国革命胜利的伟大范例成为鼓舞德国工人阶级坚决行动的巨大力量。
  在战争年代中,社会民主党在右派叛变行为的影响下,已分裂成为左、中、右三派。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若吉士西、皮克及其他人所领导的革命的左派组成了一个小的团体。它早在一九一六年,即在战时,已建立了“斯巴达克”团[1]的国际主义者小组。共产党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才成立,大部分是由“斯巴达克”团的力量组成的。动摇的中派是由考英基、海斯、莱指布尔、巴尔土、狄特曼及其他人所领导的。这些人的口头上是革命的,而实际行动是保守的。中派把他们的大部分工人首先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组织在社会民主工人社会中,不久就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成立了新的组织(“斯巴达克”团早先附属于它),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中著名人物有厄伯特、诺斯克、谢德曼、列金、威尔士等人。这些露骨的修正主义者把持着大部分党的机关报和党的组织,继续利用在旧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及其职员中的影响。他们并控制了大部分的工会,会员人数减至二百万人,大都是熟练工人,但到一九一八年工会却得到猛烈的发展,到一九二〇年人数已增至四倍。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日水兵在基也尔的成功的暴动点起了德国革命之次,这些水兵拒绝为了使英国不能得到这些船只而与舰队“光荣地同归于尽”。暴动像野火一般遍及全德国。俄国革命的影响立刻就起了作用:起义的工人、士兵、水兵在全国主要的城市和武装力量的主要中心都建立了苏维埃。这些仿效俄国早期的苏维埃而建立的苏维埃得到了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群众的支持。十一月七日以克尔特·爱斯奈为首的苏维埃取得巴伐利亚的政权。十一月九日国民政府毫无反抗地崩溃了,凯撒逃往荷兰。这实际上是个不流血的革命。

革命被出卖了


  这时帝国的政权已经瓦解,只要是有统一的领导,德国工人阶级能够很容易地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正好是有势力的右派社会民主党领袖最不愿意的。这些人既不相信社会主义也不希望社会主义,他们和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类一样,其本性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只是努力于在某些地方补救资本主义。他们的整个路径是与资本家合作以粉碎革命。他们的态度是可以用一切方法来阻止社会主义在德国胜利。他们的领袖厄伯特曾说过:“我痛恨革命正如我痛恨罪恶一样。”[2]这表明了他们总的立场。
  社会民主党修正派领袖们的思想与在德国建立社会主义这件事之间的距离可从那时举行的劳资互动会议表现出来。这个史无前例的会议在柏林举行,会期是十一月八日至十五日,百万富翁雨果·史丁斯代表所有的资本家,劳方的代表是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的老板、工会领袖卡尔·列金。在开会时甚至于城里街道上还响着机关枪声。他们根据反革命的推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像从前一样继续下去,认为大规模的工业社会主义化不会发生,因此会议制定了狡猾的集体合同,承认工会,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设立工厂委员会等等。当该党的政治领袖正在向工人作鼓动性的演说,告诉他们打算如何领导德国走向社会主义,而其真正的领袖们却在幕后这样可耻地“解决革命”,也就是为了比较次要的经济利益把革命出卖掉了[3]。整个阴谋的目的在于分裂工会运动,把大部分熟练工人组成的工人贵族与革命的群众分裂开来,以便整个地打败这个斗争。
  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在十一月十日宣布,“旧的德国已不存在……工人士兵委员会(苏维埃)现在是政权的掌握者”[4]这与俄国早期的工人政纲“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是相符合的。委员会号召总罢工。这个纲领更要求迅速地将工业国有化、全国民主化。虽然柏林苏维埃由修正派和机会主义者所控制,但是至少在字面上,这些要求和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要求是一致的。它驳斥了叛徒波尔堪诺及其他人认为德国工人中没有革命精神的论调[5]。列宁认为德国的形势是革命的这一分析非常正确,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像恐惧死亡一般地害怕工人的革命精神和德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他们最初的反革命目标是窒息并摧毁羽毛未丰的苏维埃。他们与资本家密切合作,以“拯救德国脱离布尔什维主义”。他们的头一步是建立以费得利克·厄伯特(一八七一——一九二五)为首的“看守”政府。厄伯特原来是马鞍匠,是极端的修正主义者。一九一三年倍倍尔死后,他就成为党的领袖。厄伯特立即取消柏林苏维埃所号召的总罢工。右派的第二个步骤是在几天以后建立临时政府,由三个右派分子——厄伯特、谢德曼、蓝斯博格——和三个独立派分子——海斯、狄特曼、巴尔士——组成。虽然很明显修正主义者完全决定仅限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独立派分子一面假装赞成一切政权归于工人的委员会,一面却与右派合作,显然企图自上而下地破坏革命。这是致命的。这种无原则的阴谋活动致使列宁称中派分子为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
  十二月十六日工人士兵委员会(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在柏林举行。右派大部分由于他们有力地控制了党的组织、工会、合作社,因此有了四分之三的代表,独立派则占其余的大多数。所以大会支持临时政府,并且投票赞成举行国民大会,反对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个情形与俄国最初建立苏维埃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其中占大多数并拥有众多的跟随者的情形一样。
  反革命势力还不信赖它在工人委员会中可疑的多数,乃寻求一个机会把革命淹没在血泊里,这机会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找到了。政府突然将柏林的军事指挥官、独立派分子爱弥儿·艾奇洪撤职。这件事引起了“斯巴达克”团分子与独立派的左翼联合的武装反抗,他们集合起来支持艾奇洪,总罢工遍及全国。社会民主党国防部长诺斯克下令动员过去凯撒的军官及其他反革命军人,使他们反对战斗的工人。两星期中,柏林及其他城市的街道都被血染红了,但是起义终于被击败了。它对于新成立的共产党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三日,工人在巴伐利亚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但十八天之后就失败了。
  刚释放出狱不久的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就在这次总的斗争中遭到残酷的杀害。根据预定的计划,他们在一月十五日在柏林再次被捕,有人假装把他们送入监狱,实际上却毫无人性地把他们枪毙了。这场谋杀是由当局事先有意地计划好了的,但是政府否认对此事应担负的一切责任,也并未做任何努力来逮捕众所周知的罪犯。世界革命运动中两位最伟大的战士就这样死去了[6]

资产阶级恢复全面进攻


  这次浴血斗争致使独立派向政府辞职,自此以后,右派积极进行反革命的国民大会。他们在一月二十一日举行选举,正当革命斗争刚被镇压而个人沮丧的时候。因此,右派在选举中得到相当大的多数是不足为奇的。社会民主党修正派得到总票数的39%·九,独立派占7%·六八,共产党没有参加选举。
  资产阶级威玛共和国在以后的数星期内建立起来。但是资本家认识到工人革命的情况,为了要引导他们走入歧途使他们发生混乱,就把社会民主党右派分子厄伯特、谢德曼、诺斯克作为新政府的领袖,资本家知道这些人会忠实地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革命工人阶级的进攻。国民大会的领袖也给工人一些甜言蜜语来安慰他们,起草了工业社会主义化、改善工资、居住条件和教育、支持工人委员会等等的激进的纲领。但是他们根本不打算实行这个纲领,也从未实行过。他们竟恬不知耻地把苏维埃作为新政府的咨询机构。
  总的说来,这是资本家所要求的完满的结果。他们重新得以控制政府机关,他们把扼杀革命的右派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分子放到政府机关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准备承担签订不名誉的凡尔赛和约的沉重的义务,这个行为在十年以后他们不得不面临着法西斯崛起的时候成为他们的严重的负担。
  虽然有了不幸的一月事件,德国工人仍在继续斗争,在以后的四年中进行了几次革命,以图消灭德国的资本主义。但是这些革命都失败了,每次都被社会民主党右派所组织和领导的反革命势力扼杀了。德国资本主义在其最困难的时候,在右派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找到了有效的保护。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时打算采取的也正是这种方针,但是布尔什维克有强大的力量足以粉碎反革命的阴谋,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德国革命的失败阻止了即使不是全部欧洲也是大部分的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走向社会主义。如果这一点能够成功,它当时就会给予世界资本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并将改变世界的局面。所以,对于法西斯主义在世界上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屠杀,以及由于延长过时了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所产生的其他社会灾难这一切的罪恶,正是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袖应该担负的。而且这些牺牲和灾难还没有终止。德国革命的失败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在镇压革命当中德国资产阶级比俄国的强大而且更善于作战。德国工人比俄国工人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更深(特别是关于威尔逊的“十四点”),然而,在正确的领导下他们也能够完成革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除上述以外还应当指出斯巴达克团即后来的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软弱。面临着当时的重重困难,党在动员和倡导德国的工人阶级方面不够坚强。柏林暴动是一个不幸的错误,“左派”拒绝留在旧的工会组织中和拒绝参加政治选举也是错误的。但是革命失败的基本的、最决定性的原因,是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凶恶的叛变,以及“言论革命行动保守”的中派的从旁协助。

匈牙利革命


  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伟大的革命高潮中崩溃了。帝国最后剩下的只是今天的小小的奥地利共和国,这仅仅是当日帝国广大版图的一小块土地。这个革命主要是具有民族解放的特点,主要的被压迫民族——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赫尔吉亚人、匈牙利人都脱离了帝国,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奥地利本身,以维克多·爱特勒、卡尔·芮奈、沃图·鲍厄为领导的人数众多的社会党表现了微弱的战斗性,发动了广泛的罢工,并在一九一九年五月的选举中企图在资产阶级的议会中得到多数。在全国来说,保守党取得大多数的席位,但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
  但是,匈牙利的革命并没有停止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而是明确地继续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旧政权在群众的压力下被推翻了,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卡洛利伯爵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十一月十六日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成为总统。但是,卡洛利政府面对着混乱的政治和经济的局势,不能有任何的进展。它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不得不让位给一个共产党占优势的政府,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新政府领导的政党是匈牙利社会党,是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并而成的。
  新政府的实际领袖是它的外交部长共产党员贝拉·肯。政府中的其他活跃人物有著名经济学家尤金·瓦尔加入二十五年以后匈牙利人民民主共和国元首马提亚士·拉科西。新的苏维埃政府失败了,首先因为它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的领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打击下,共和国在一九一九年八月被推翻了。
  在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短暂的生命中,政府领袖在政策上犯了许多重大的错误。最重要的是没有把土地给予农民以吸引他们参加革命斗争,虽然苏俄已经有了这个伟大的教训。他们并且还忽视了列宁在签订布雷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约时期的天才的战略思想,没有利用即使是以重大的代价与协约国谋求和平的机会。他们在基础还很差的时候就匆促地进行工商业的国有化,使软弱的政府无法贯彻执行。更基本的原因是,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把社会民主党人、修正派及其追随者都合并在一个党内,这些错误受到了列宁尖锐的批评。
  除领导方面的不幸的错误外,消极的因素还有德国革命被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出卖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它阻碍了整个中欧的革命斗争,还有奥地利的社会党人明确地拒绝帮助匈牙利,匈牙利工人运动的软弱,共产党的领导缺乏经验,以及协约国以武装力量残酷地扑灭匈牙利的共产主义。由于这些不利的条件,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充其量只是一种没有成功机会的举动。




[1] 以斯巴达克得名,他是特雷斯的群众领袖,在公元前七四——七一年领导古罗马的伟大的奴隶暴动。

[2] 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一七八页。

[3] 福斯特著“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的革命危机”,第一一——一五页,一九二一年芝加哥版。

[4] 茶德勒著“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第三七一页。

[5] 波尔堪诺著“世界共产主义”,第一三四页,一九三七年纽约版。

[6] 罗莎·卢森堡的丈夫里奥·若吉士西也被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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