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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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高涨的革命浪潮
↘孟什维克的策略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
↘革命高潮和反动势力
↘第二国际和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群众政治罢工的问题

　　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〇五）是两大敌对的列强为了瓜分和占领中国的北部地区（满洲）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日本采用了后来珍珠港式的不宣而战的手段，在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夜里先发制人，使停泊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受到严重的损失。这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武装力量遭受一系列失败的开始。庸无能、贪污腐败而傲慢成性的俄国最高统帅部遭受接二连三的失败。
　　一九〇四年十二月旅顺口沦陷。一九〇五年二月俄军在沈阳遭到空前的毁灭，俄国三十万军队中死伤和失踪人数达十二万。－一九〇五年五月几乎所有的俄国舰队都在对马海峡海战中被歼灭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在美国总统老罗斯的停下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査茅斯签订了和平，俄国失去了旅顺口、南页岛、俄国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和整个南满。这对俄国帝国主义来是一次惨败。

高涨的革命浪潮

　　俄国工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次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大部分工人的革命情绪这时之所以更为高涨，是因为俄国军队在战中蒙受了惨重的牺牲。沙皇政府和将军们采取了罪恶的行为，把粮饷不足、装备窳陋的部队派去送死。战争的悲惨结局使被压迫的人民无法忍受，他们乃
　　以伟大的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作为回答。战还在进行的时候，革命就已开始了。这是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人民革命的第一个范例。
　　这次革命是从一系列的罢工开始的。这些罢工主要是（但不全部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石油工人大罢工在巴康爆发。这次罢工最后获得了胜利，订立了在俄国史无前例的集体合同。斯大林写道：巴座的罢工是正月和二月间圣俄光荣行动的信号。许多其他的罢工跟着发生，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彼得堡最大的普梯洛夫五金工厂里的一月罢工。这个厂是党的一个据点。这次罢工迅速地扩大到全彼得堡。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发生了全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悲惨的事件之一，在彼得堡冬宫前发生了流血星期日的大屠杀。十四万人的和平示威队伍由加邦牧师率领冲向冬宫，而这个人却同秘密警察有着联系。布尔什维克自警告过工人，说沙皇的军官会向示威人群开火的，可是游行还是举行了。工人申请书要求大赦、舆论自由、正常的工资、土地逐渐交给人民，根据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召开立宪会议^[1]。正如同党所警告的那样，沙皇下令向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们开枪。结果一千多人被击毙，两千人受伤。
　　沙皇希望通过这次恐怖行动来压彼得堡的总罢工并恐吓全俄国的工人。可是结果适得其反。不仅俄国工人阶级，而且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义愤天雄。革命运动的火焰非但没有被扑灭，反而大大热烈地燃烧起来。国内许多大城市里都爆发了罢工。一月份内罢工人数达四十四万，超过了过去二十年中罢工的总人数。革命开始了。
　　在以后的数月中，对日战争仍在进行，而罢工运动已发展到俄国所有的工业中心。列宁说，在一年中罢工的人数约达二百八十万，即等于国内工人总数的两倍。在波兰的洛兹，工人在街道上堆筑了街垒，和军队进行战斗。在重要的纺工业中心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在长期英勇的罢工斗争中成立了工人代表会，它实际上是俄国最初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之一。
　　革命运动也发展到农村。列宁写道，一九〇五年秋天农民放火烧毁了近两千个贵族庄园，平分了贵族强盗从人民那里抢走的生活资料^[2]。在各个被压迫民族中革命情绪也高涨了。学生撕毁了沙皇的肖像和俄文的教科书，他们向政府的官吏们喊叫：滚回俄国去。波兰的学生要求建立苏维埃，突出的事件是一九〇五年六月间波将金号铁甲舰的起义。黑海舰队拒绝对起义的铁甲舰开火。但是由于缺乏煤炭和粮食，波将金号的水兵不得不向罗马尼亚投降。沙皇对日本发展的革命感到惊慌失措，于是在一九〇五年八月向俄国人民答应召开国家杜马。它是根据不公平的按阶进行投票的选举法选出来的。杜马必须成为某种类似咨询议会的东西。它的政治目的是想把蓬勃发展的革命激流引导到无关痛痒的议会中来。这是统治阶级所采用的一种臭名昭彰的俾斯麦式的手段。当统治阶级发现单凭暴力已不能维持统治时，也就采用政治上的“让步”了。

孟什维克的策略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在群众堂大的革命高潮中得到迅速的发展。列宁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突然从几百个变成了几千个。党仍然分裂（不是形式上，而是实际上）为孟什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为了取得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行动，布尔什维克邀请了孟什维克参加－九〇五年四月在伦敦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但是，孟什维克拒绝了，反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结果，产生了两条相反的政治路线。如同列宁所预见到的，两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分歧发展成为政治网络上的尖锐的对立了。
　　孟什稚克宣称，俄国革命只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他们硬说这个革命只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们把工人阶级在推翻沙皇专制政权中的作用归结为支持资产阶级，他们认为，工人阶级不应当进行自己的革命活动，因为这样做会把自由资产阶级吓退而投入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中去。他们反对农民，认为这个阶级没有革命性。托洛茨基也有同样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早就说过，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外，俄国没有其他的可为反政府运动或革命运动所依恃的社会力量。孟什维克认为革命胜利后的一个长时期将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的前途则被推迟到没有定期的将来－－很可能要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工人才会安静地靠投票选举取得政权。
　　布尔什维克也承认当时进行的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他们和孟什维克立场上的相似之点也仅限于此。党的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在大会落幕后不久列宁所写的大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都极其严厉地批评了孟什维克在所有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同时明确地估计了局势，提出了与孟什维克根本不同的纲领。列宁强调指出，资产阶级不能也不愿意把革命进行到底；它害怕工人阶级，所以它会同沙皇政权取得政协（的确也这样做了）。因此，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列宁把农民当作会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向胜利的强大的革命同盟军。列宁所看到的革命前途是根本不同的。同以前社会民主党人的见解不同，他看到的前途不是建立一个典型的资产阶政府，然后过几十年，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之后再建立社会主义，而是要立即建立一个工农的革命民主专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这个专政应当提出的目标是比较迅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列宁说：“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3]
　　和孟什维克相反，列宁认为只有通过武装斗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工人和农民对以流血星期日来对待人民的和平要求的残酷的沙皇专制政体所作出的唯一有效的答复。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以一种背叛的口吻说道：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句话特别明显地暴露出孟什维克关于革命斗争的和平主义幻想。
　　列宁的革命理论是以马克思早就确立的原则为基础的。它代表在现代帝国主义条件下的新纲领。它同第二国际的理论和政策是根本相反的。俄国孟什维克的纲领就是这种理论和政策的典型。列宁向俄国的工人和农民指出了一条宽广的革命大道。他们沿着这条道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了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取得了胜利。这条道路为全世界的工人揭开了新的前景。

革命高潮和反动势力

　　一九〇五年秋天革命进一步高涨。十月铁路工人的总罢工波及全国。参加这次罢工的还有其他产业的大批工人。政府职员、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参加了。罢工人数约一百五十万。罢工者的主要要求是推翻专制制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在国内许多地区，农民起义扩大，被压迫民族的起义开始了。在陆军和海军中也爆发了起义。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群众政治罢工的口号已变成了事实。克鲁克称它为“世界上最大的群众政治罢工”^[4]。在莫斯科、彼得堡和其他许多城市成立了工人代表苏埃。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苏维埃也包括了农民。
　　十月十七日，沙皇殖民了另外一个宣言。这次他答应实行政治改革并召开立法杜马。布尔什维克在这以前会抵制布里根的说杜马，他们也抵制了第一届立法杜马*^[5]。另一方面，并不想用起义来推翻沙皇制度而仅仅想把它改革和改进一下的孟什维克却完全赞成召开杜马的计划。于是孟什维克就滚进了政协主义的泥潭，成了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
　　响的人的向导，实际上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资产阶级代办。^[6]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莫斯科起义使这场革命达到顶点。列宁在十一月回到俄国，但仍然躲避着沙皇的暗探。党发出了武装起义的号召。这个号召尽管遭到孟什维克和其他机会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却得到群众广泛地响应。托洛基、巴乌斯*^[7]和另外的一些人领导着最重要的彼得堡苏维埃。他们使这个租来反对起义。十二月七（二十）日莫斯科开始政治罢工，两天后罢工演变为武装起义。至城很快地都堆筑起街垒。工人进行了九天英勇的斗争，但是面对着占绝对优势的沙皇军队，这次斗争失败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皮尔姆、诺沃罗西斯克、索尔摩沃、塞瓦斯托坡里和喀琅施塔得等城市都爆发了起义，但是都被压下去了。
　　在一九〇六和一九〇七年中罢工的浪潮仍然继续。但是规模渐渐缩小。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沙皇解散了第二届杜马。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根据沙皇大臣斯托雷平而命名）开始了。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所获得的权利已被全部勾销。然而，俄国工人阶级很快就从失败中恢复过来。工人们不顾从暴的恐怖压到一九一二年又重新展开罢工运动和政治斗争。这－一次运动以不断增强的力量开展着，从而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败有许多原因。其中包括：缺乏巩固的工农联姻，很大一部分农民不了解推翻沙皇制度的必要性，以及沙皇政府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得到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拨助。但是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党本身存在着政治上的分裂：孟什克在斗争的每一阶段都进行了破坏。列宁把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称为一九一七年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总演习。在这次总演习中，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也学习到一些进行反革命经验。

第二国际和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对全世界的革命工人运动有着重大的意义。它在中东和远东的被压迫民族中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然以后在中国、波斯和土耳其所爆发的民族革命就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这次伟大的起义震动了世界各地的查资产。从巴黎公社以来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的威胁，而这一次的规模和威胁性都要大得多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都感觉到这种惊天动地的震撼。
　　这次革命所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乃是加速了工人运动在思想上的分化。由于不及俄国劳动人民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所进行的有力的斗争，不同派别在理论上的争论就业激烈起来了。从这个时期起，党内的各种倾向和派别更明确得多了。右派的立场比较明显、更富有侵略性；中派开始更具体地形成，并且向右派靠拢；而左派则着手创立明确的纲领和组织。
　　国际工人运动从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经验中得到严重的教训。这个大革命澄清了许多重大的命题，例如在当前的条件下采取武装起义，群众政治罢工的方法及其结果，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苏维埃作为未来社会基础的作用，成立巩固的、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意义，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叛卖作用等等。全世界的工人必须学习这些经验。
　　左派打算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中派也打算这样做。列宁关于这次革命写了许多天才的著作。罗沙·卢森堡，工人运动还要多年地学习这次巨大斗争所提供的经验。然而右倾机会主义者却从一开始就懂得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工人们了解这次革命的真正的意义。他们仅限于在公开的演中大量地恭维俄国工人阶级的英勇精神。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更符合于第一和第三国际的精神而非第二国际的精神的。
　　右倾机会主义者特别不希望西方国家的工人知道俄国工人武装起义的巨大意义。他们认
　　为歪曲了恩格斯的文章之后他们已永远地解决了这个烦恼问题（见本书第十六章）。他们把普列汉诺夫的叛逆性的声明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作为他们的法宝，他们说使用这种武装斗争是俄国封建落后的一种象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一般已享有选举权，所以不会发生这类斗争。他们企图这样一笔勾销这次革命的意义，而且大体上做到了这一点。因此，修正主义者得以抹杀武装起义仍然有效的意义。这个系统的革命武器是工人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在许多次的革命中检验过的。但是修正主义者无法完全抹杀工人阶级本身所创造的现代革命武器－－总罢工－－的意义。

群众政治罢工的问题

　　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全部活动中几乎每个国家都提出成宋用总罢工的坚决要求。总罢工一般是作为反对战争或者导致革命的斗争方法，但是有时也成为替工人取选举权的方法。然而，这个要求往往遭到否决，只有第一国际一八六八年的大会通过了以总罢工作为反对战争的办法。后来，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企图证明在任何情况下总罢工都是不可能的。他们硬说，总罢工从原则上就是错的。但是从一九〇〇年以后在欧洲各国所发生的总罢工，尤其是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总罢工完全粉碎了这种谎言。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根据他们所作的大规模群众性政治罢工的经验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种有力的武器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之一。
　　结果拥护群众罢工的情绪很快地散布到许多国家。罗莎·卢森堡在第二国际中宣传群众罢工当中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8]一九〇五年十月俄国大规模罢工的消息傅到也纳时（当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正在这里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就中止了，党就着手准备群众罢工。奥地利的群众示威开始了。十一月二十八日做了一次使一切工业部门陷于瘫痪的声势浩大的罢工。在布拉格筑起堡垒。普选权是罢工者的主要要求。政府长期拖延这个问题，但是面临着罢工运动进一步扩大的威胁，政府终于在一九〇七年一月接受了这个要求。在同年春季的选举中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得到了一百多万选票，它在议会里的席次从十一席增加到八十七席，群众罢工的问题也出现在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面前了。德国人民日前坚决地要求取消具有公开的阶级性质的选举权而建立一个普遍的、直接的、秘密的和平等的选举制度。譬如，普鲁士的社会党人在一九〇三年的选举中得票三一四，一四九张，保守党人得票三二四，一三七张，但是保守党在众议院中得到一四三席而社会党人却一席也没有。修正主义派看到举行群众政治罢工对于他们全部阶级合作纲领具有巨大的危险，便决定用一切手段来扼杀总罢工。一九〇五年五月在科偷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以列金为首的工会集团就已在尖锐地攻击总罢工了。他们知道党代表大会要讨论总罢工问题，因而企图预先决定党的行动。以绝大多数票通过的决议宣称：大会认为，总罢工正如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的人所描写的，是完全没有考虑到经济斗争这个范围，因此不值得讨论。大会向主体工人阶提出警告，不要因为接受和散布这种见解从而疏忽了当前的任务。^[9]
　　一九〇五年九月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耶拿召开。倍倍尔作了一个关于群众政治罢工的报告。他把这种罢工形容成为一种防御性的武器。罗沙·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和其他左派人士都发表了激烈的马克思主义的演说，拥护政治罢工。在这个问题上中派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右派则以全力来反对总罢工。列金、大维和其他的机会主义者指责总罢工是全部
　　胡说。他们硬说总罢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他们力图证明总罢工本身即革命。虽然如此，大会仍以绝大多数票支持倍倍尔，并通过了决有限制地承认了群众政治罢工的重
　　要性。决议说：如果普通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投票权或是结社权受到侵犯时，全体工人阶级有责任用任何适当的方法来击退这种侵犯。党代表大会认为，防止这种危害工人阶级的政治罪行的发生以及争取工人阶级解放所不可缺少的权利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尽可能广泛地发动群众性罢工。^[10]同一个国家的工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大会相反的决定，一个大会反对总罢工而另一个赞成，造成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危机。这次事件使得几年来在工会和党的领导者之间进行的斗争达到顶点。或者，确切一点说，这是控制着当时具有强大力量的工会的反动官僚分子和掌握着党的领导权的比较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一九〇六年二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工会的总委员会在曼亥模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打开了这个僵局。在会上的领袖们不仅同意放开他们组织群众政治罢工的号召而且还接受工会领袖们所提出的哀的美敦书，这些领袖认为，甚至在工会的一般会员中间不能讨论总罢工。倍倍尔是这次投降的组织者，以倍倍尔和考茨基为首的党的领导向机会主义的工会官僚的投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一个悲剧性的进步。它大大地巩固了右派的地位，削弱了中派和左派。老练的工会机会主义领袖们控制了党。国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成分可以说明当时党的领导机构的性质。从一九〇三到一九〇六年，党团的组成如下，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十三人，小资产阶十五人，出身无产阶级的五十四人，其中大多数是工会领导干部。一九〇六年的投降大体上决定了党的修正主义领导以后的路线。修正派的错领导在十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德国工人阶级遭到极大的困难。

^[1] “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二四三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2] “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二五四——五五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3] “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二二一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4] 克鲁克著“总罢工”，第一七一页。

^[5] 列宁后来认为第二次的抵制是一个错，因为革命在当时已进入低。第一次抵制是正确的，因为当时革命运动正在不断地高涨。

^[6] “联共党史"，第一二三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7] 巴乌斯在第一大世界大战中成为德国间谍。

^[8] 卢森堡著“党与工会组织”，一九一九年比锡版。

^[9] 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第七二页。

^[10] 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第七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