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布鲁塞尔大会、苏黎世大会和伦敦大会（一八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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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布鲁塞尔大会、苏黎世大会和伦敦大会（一八九一—一八九六年）

↘滋长中的右倾机会主义
↘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
↘改良主义反对革命理论
↘左翼的斗争
↘恩格斯逝世

　　第二国际分别在布鲁塞尔（一八九一年八月）、苏黎世（一八九三年八月）和伦敦（一八九六年七月）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大会。这些年代是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工业化发展得很迅速，垄断资本主义已开始取得统治地位。非洲正在被大国瓜分。英国在大量地输出资本。这是一个列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各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日益增长的时期。
　　同时，这些年代也是第二国际和它的工会、合作社和工人政党取得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一八九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德国国会以一六九票对九八票取消了德国反对社会党人的法律。这件事对整个国际工人组织是一个强大的动力。一八九三年英国二十万煤矿工人的罢工是这个时期许多著名的大罢工之一。在美国阶级斗争特别尖锐。这个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的、艰苦的罢工斗争有一八九二年和姆斯忒德钢铁工人的罢工、一八九二年纽奥连的总罢工、一八九三年煤矿工人大罢工、一八九四年全国铁路工人（美国铁路工会）罢工和一八九〇年初西部金属矿工的几次罢工。所有这些美国工人大罢工都达到真正的地方性内战的激烈程度。

滋长中的右倾机会主义

　　这个时期的第二国际基本上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在我们所要讲的三届大会上有一个最值得注意的不少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大会上所表现出来的不断增长的右倾倾向。在三届大会中都充满着这种愈来愈厉害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二十年后终于给第二国际、全世界以及整个工人运动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以至于在伦敦大会快结束时，就有一个真正的第二国际的右派。虽然这个右派还没有成熟的纲领和它自己的组织。这几届大会所讨论过的重大问题都感觉到这种日益增长的右倾危险。
　　对于全世界工人斗争有着头等重要意义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问题的讨论中右倾势力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在布鲁塞尔和苏黎世大会上德国和英国的机会主义者都反对过关于五一节的基本想法，那就是要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罢工示威来显示劳工运动不断增长的力量以及坚持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的一些当时的要求。他们的计划是想把五一示威移到五月第一个星期天来举行，这样当然会大大地削弱它的战斗性。蓝氐说：就他们所控制的势力的比例来说德国人在执行巴黎大会关于‘五一’节的决议所做的努力比任何其他党派要少。^[1]在一八九三年苏黎世大会上德国人建议纪念五一节的方式可由各党自己决定，这就意味着他们能够毫无拘束地执行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坚决反对阉割五一节的实质。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辩论中德国党的领袖们也宣称，在策略问题上他们是不愿接受第二国际的命令的。
　　在这三届大会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势力的另外一个例子表现在有关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无政府主义者在布鲁塞尔和苏黎世大会上是争论的主要对象，但在一八九六年的伦敦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却终于由于通过了一条决议的结果，将他们开除了。这条决议把赞成政治活动定为参加国际的一个先决条件。无政府主义者是不肯接受这一条的，于是他们就永远地退出了国际。倍倍尔起草的措辞强硬的决议本来还可以开除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但大会以五十七对五十六票没有把他们开除。^[2]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国际完全正确地抵制了小资产阶级极端左派，同时却向右派大开方便之门。采取了这一路线所引起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不顾恩格斯的忠告，在一八九四年接受了法国的约瑞—米勒兰—维维安尼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三十个国会议员作为会员。这个反动的做法在后来对整个国际都有深刻地影响。

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

　　早在前一时期，几乎在第一国际的历届大会上，战争问题就是世界工人运动不得不加以考虑的一个问题。但当时危险主要在于民族之间的战争，例如，英国被卷入一八六一年的美国内战，一八六六年的普奥战争和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法德战争。而第二国际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一个严重得多的战争威胁，即全欧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可能。贪得无厌、正在逐渐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欧洲列强已开始组成最后导致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同盟。恩格斯在很早以前已预见到这场大冲突。德、奥、意在一八八二年建立了三国同盟。法、俄、英在一八九四年就建立三国协约。协约国终于在一九〇七年形成。所以，在布鲁塞尔、苏黎世和伦敦的三届社会主义国际大会上就这个日益发展的战争危险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正是在解决这样一个带关键性的重要问题上，发展中的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又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为了对付正在增长的欧洲战争的危险，一八九一年布鲁塞尔大会通过了几个充满着革命词句的决议。这些决议建议工人们应该极力反对战争威胁，应该加强他们的国际团结。一八九三年苏黎世大会增加了要求工人们为普遍裁军而斗争，要求他们的议会代表投票反对战争借款的条款。一八九六年伦敦大会提出废除常备军、武装人民、设立仲裁法庭、人民战争表决权等要求。
　　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为了反对这些预防战争的办法提出了自己的决议，要求在战争爆发时举行总罢工。支持这个建议特别卖劲的是荷兰的道米拉·纽文惠斯。到一八九四年止纽文惠斯（一八四六—一九一九）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以后他参加了无政府主义派。总罢工的提案总的说来和第一国际一八六八年布鲁塞尔大会所通过的决议相吻合（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马克思批评这个决议是乌托邦式的）。这个决议号召工人们一旦发生战争就停止工作。
　　三届大会都以多数票否决了关于宣布总罢工作为反对战争威胁的手段的建议，德国人特别激烈地反对。社会主义的领袖们都利用这个机会完全谴责总罢工。在苏黎世大会上普列汉诺夫阐明了委员会的立场如下：在今日的社会，总罢工是不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可以实现总罢工的手段。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已处于可以实现总罢工的地位时，无产阶级已经控制了经济权，那么总罢工只是一桩荒唐的事情。^[3]
　　显然，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和以后列宁详加说明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是抱着一种幻想，以为他们可以简单地借总罢工来制止日益逼近的战争。然而，第二国际从原则上拒绝总罢工是十足的机会主义的表现，这种做法变成了社会民主党右派的路线。显然，工人阶级不准备抛弃这个有力的武器——像一八四二年英国工人在宪章运动中所表现的，一八八六年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一八九二年比利时工人争取选举权的罢工^[4]，以及后来在全世界各地工人的行动中得到了证明。
　　在这些关于战争威胁的辩论中，造成一九一四年大叛变的理论基础的保卫祖国的概念已开始产生了。这个概念就是，德国应当保卫自己，抵抗可能与法国联盟的极端反动的俄国的攻击。在一八九三年时，恩格斯赞成过德国反对沙皇俄国进行民族自卫。毫无疑问，当倍倍尔说他自己也要拔剑参战时，他指的是这样的战争。当他声明俄国人民将欢迎德国军队为解放者时普列汉诺夫指的也是同样的战争。但是，如同斯大林后来指出，恩格斯的观点是不现实的，在20世纪90年代所酝酿的战争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准备参加的不是一个解放俄国的革命斗争，而是一个沙文主义式的为了保卫资产阶级德国的战争。

改良主义反对革命理论

　　在十九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在迅速地扩张，所有工人组织的力量在不断增加，同时从政治角度来观察也还看不见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在于坚持日常斗争中的迫切要求。可是，第二国际却肯定地发展了一条右倾的路线，过分强调这些部分的要求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面发展。这种倾向的极端表现就是完全否认社会主义的革命目的，如同当时左派所称，右派的策略是改良反对革命，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愈来愈支持当前的要求而完全牺牲革命的理论。
　　这个时期国际的几届大会关于总的政治纲领的讨论特别是在策略的名义下提出来的，而德国代表团一般是反对予以充分讨论，理由是这些策略问题是各个国家政党的事情。一八九三年苏黎世大会所通过的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可以很好说明国际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的方向。这个决议的特点是特别强调争取当时各种迫切的要求而几乎完全忽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蓝氐正确地总结说：这个决议虽然提出了反对无原则妥协的警告和提醒工人群众永远不要忘记他们革命的目的，然而在国家概念上却表现出十足的改良主义的观点。并不是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而是想把资本主义的统治机关即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所属的官僚机构和军队改造成为解放无产阶级的工具。^[5]
　　在第二国际内处于领导地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倾向比国际大会上表现得更明显。像共产党宣言这一类的文件被认为已经过时，而看作是博物馆的陈列品。从许多事件中可以看到这一点。首先，应该提到考茨基所起草的，后来成为全世界各社会党蓝本的一八九一年爱尔福特纲领。这个纲领虽然堆满了革命的词句，却忽略了或轻视了革命的基本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它也没有提出在德国成立共和国的要求。当时齐奇·冯·伏尔麻所提出的机会主义的纲领特别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冯·伏尔麻和第二国际的主要改良主义派的英国费边派的精神很类似，提倡实现局部的要求来逐步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建议党去和富农结成联盟，欢呼三国同盟为和平的保证并且拥护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政策。德国社会民主党收容了这种小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党员。
　　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发展得特别明显的改良主义倾向，表现在党的正式领导者歪曲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三月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方面。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着重分析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带给在城市里进行街垒的巷战更大的困难。街垒的巷战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传统方法。前进报——它的主编是李卜克内西——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删节了某些关键性的段落，以致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恩格斯同意了右派的意见——已经放弃了在革命时采取斗争的希望。人们还记得德国党的领导机关曾扣压了马克思所写的一八七五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同样地恩格斯对一八九一年爱尔福特纲领的批评意见直到十年后才出版。
　　恩格斯的导言中被删去了的关键性的一段如下：

　　“这是不是说，街巷斗争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一八四八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街巷斗争，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街巷斗争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用更大的力量来举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九月四日和十月三十一日在巴黎一样，自然是宁愿采取公开进攻，不是采取消极街垒战术的。”^[6]

　　在后来的许多年代中，受到粗暴歪曲的恩格斯导言被改良主义者有效地利用来反对左翼。但是以后爆发的许多革命却显示出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者所认为的恰好相反，资产阶级的先进军事技术并不能成为他们的最后防线来对付几乎每次都可以争取到很大部分武装部队的革命人民。

左翼旳斗争

　　左翼为了反对第二国际右翼进攻的立场，它的纲领和组织所进行的斗争只收到了部分的效果。在许多情况下，当时的左翼有忽略或忘记马克思和第一国际的重要教训的倾向；他们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他们也没有明确地把自己和已经开始发展的中派主义倾向区别开来。把革命的左派和动摇的中派区别开来这一发展需要最高的政治认识水平。不到阶级斗争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时期，这种区别是不能，也不曾实现的。
　　在这个时期，最后形成中间派的倍倍尔、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分子已经表现出右的倾向。但他们仍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再者，他们自夸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还没有面临严肃旳革命斗争和任务。这种斗争和任务使他们的中间派主义原形毕露，最后迫使这种倾向去和右翼结成联盟。然而，毫无疑问，甚至就在这个早期，考茨基派的领袖们，即所谓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日益增长的动摇性已为右翼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掩护作用。
　　所以，当时的第二国际的左翼是一个广泛的、无形的集团，包括许多半机会主义者和有改良主义倾向的人，也包括像罗沙·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和弗朗世·梅林等坚决的战士。可是，当时第二国际正统派突出的领袖们，考茨基、盖德和普列汉诺夫却从来没有成为共产党人。这个广泛的集团针对着主要的危险开火。这个危险就是以英国的费边派和德国冯·伏尔麻的支持者为代表的日益增长的极端右翼。但是，它在自己的队伍里却容忍了许多右的倾向和错误。
　　当时已上了年纪的恩格斯领导着革命左翼的斗争。可是，他从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领袖们，尤其是从那些德国的领袖们所得到的帮助往往是不肯定的。考茨基以及他在爱尔福特纲领中有问题的提法以及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德政党的政治路线所进行的不带批判的辩护往往削弱了在德国和整个国际向成长中的右派进行的斗争。
　　马克思在一八七七年十月致左尔格的信中曾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正在萌芽的机会主义。他说：在德国，我们的党有一种腐败的精神流行着；群众之间还没有像在领导者（上层与工人）之间那么盛行。^[7]于是，他列出了在党内一系列危险的倾向。恩格斯在一八八三年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说：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尽全力来反对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和庸俗的倾向。^[8]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全面批判以及后来恩格斯对爱尔福特纲领所给予的尖锐的批评仅仅是这两位伟大的革命家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战斗中的两个例子而已。他们既要和右派也要和极端左派进行斗争——既反对英国机会主义的和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也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然而，尽管恩格斯和成长中的右派进行了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他却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致命的一着，机会主义正在夺取德国的党。一八八五年六月他写信给柏克尔说：在像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中，党也必定会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右派，在紧急关头就把他们赶出了。^[9]然而不幸得很，后来虽然在―国内的斗争中党的确制止了和击败了右派，可是到了最危急的最后关头，到了一九一四年需要采取坚决的革命斗争的关头，党并没有能够赶出腐败的右派。

恩格斯逝世

　　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英国伦敦逝世的消息震动了全世界的工人。他享年七十五岁，死于喉部癌症。他的遗体火葬了。根据他的遗嘱，把他的骨灰撒在海里。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领袖的去世使全世界的工人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马克思的坚强的战友。
　　恩格斯几乎到他逝世的那天止在政治上一直是活跃的。一八八三年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放下了他原来计划要进行的有关科学方面的著作而把他一生最后的十一年主要地化在整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马克思只能来得及完成他伟大的著作的一部分第一卷。他的遗稿大部分是笔记的形式，其中仅有部分经过整理。恩格斯完成了一项巨大的任务，把这些材料编纂成册。恩格斯在他临死之前正准备写第一国际的历史。但不幸，他还没有动手就去世了。
　　恩格斯也花了很多时间对国际工人运动进行日常的实际政治指导。在两个国际之间的时期中，他和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里一贯起着领导作用。在第二国际形成后，恩格斯继续这样做；因为，如前所述，新的国家在十余年中并没有任何正式的世界组织、刊物或总部。恩格斯被认为是国际社会主义的领袖。他和全世界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访问过美国并多年来成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战友和顾问。在他所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中有大量的写给法国、德国、波兰、西班牙、俄国、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社会党的书信。
　　杰出的、谦虚的、不倦的恩格斯对世界工人的思想和斗争有许多伟大的贡献。恩格斯的名字将和他的伟大的战友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一起永远留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记忆中。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1] 蓝氐着”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二九页。

^[2] 克烈茨基着”法国工会主义的发展”，第二三七页，一九〇八年巴黎版。

^[3] 蓝氐着”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二六页。

^[4] 克鲁克着”总罢工”，第五八页，一九三一年版。

^[5] 蓝氐着”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三三页。

^[6] 马克思着”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一一〇页，莫斯科中文版。

^[7]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四〇页，解放社版。

^[8]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四一二页，纽约版。

^[9]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六〇页，解放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