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美〕威廉·福斯特 -> 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五章 工会主义、蒲鲁东、拉萨尔和巴枯宁


单纯工会主义
布朗基主义
蒲鲁东主义
拉萨尔主义
巴枯宁主义


  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一桩极其复杂的事业,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保护工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制度的废除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等问题。这一斗争的革命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它的同盟者在它们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与剥削阶级斗争中学习到的教训的总体。某一国家工人运动的历史进步性应当以它所掌握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程度来衡量。
  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在它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前,对于它的社会地位和本身解放的途径,不是自发地产生就是从敌对阶级摄取许多错误的观念。因此就在工人队伍中孕育出许多组织,马克思称之为流派,但现在马克思主义术语中通常叫做“左倾”的和右倾的偏向。最初这些流派当中有一些——例如空想的社会主义者——起过建设性的作用,但是当工人运动成熟并且发展的时候,它们就变为反动的了。这些流派或“左倾”或右倾的偏向通常其本身曾经存在过一点点真理。例如在最初,它们是以工人阶级正确的观念、组织形式或策略为基础的,但由于曲解、夸张和误用,这些观念、组织形式和策略完全被歪曲而丧失了它们的真正意义。这些流派也时常树立他们自己特有的如何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这些流派往往有利于资本家并危害工人运动的团结和斗争,在革命的年代它们能变成反革命,正如马克思死后几十年内工人们尝到的惨痛经验那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好暂停一下对我们的第一国际的编年史的叙述,而对这个组织内的一些主要思想倾向加以分析。它包括几个流派,它们在运动中发生决定性作用。
  消除这些有害的流派和宣传工人阶级革命科学的真正原则一贯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关心的基本事项,在第一国际时代这一事项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心的。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十一月给一位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美国委员波尔特的信中说:‘国际’的成立其目的在于以一个以进行斗争为目的真正工人阶级的组织代替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流派。最初的章程和成立宣言了然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程度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程度往往是成反比例的。……‘国际’的历史是叙述总委员会反对各种流派并反对业余试验的无休止的斗争。这些流派和业余试验企图在国际国内崭露头角反对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1]
  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能够充分领悟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者著作意义的人,相对地讲是微乎其微的。在各个国家中各式各样的宗派主义分子统治着幼弱的工人运动,并且在屡次大会中他们也居多数。日内瓦和其他早期的大会之所以能够制定出那么多的良好政策,是因为政策的绝大部分是马克思亲自撰写的。在那时,所有宗派分子中最早的宗派分子即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就要渐渐隐没不见了,而工人运动虽然犯过许多错误,终于开始掌握真正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但几个流派仍然存在,并且以后的工人运动历史必然还要产生许多更多类型的流派。

单纯工会主义


  第一国际整个存在时期,它的最强有力的群众组织是加入国际的英国工会。著名的工会议会——非正式的工人运动领导委员会——委员乔治·奥翟尔和克里麦尔被选为国际工人协会主席和名誉总书记一事表明了英国工会和国际联系的程度,并且许多其他著名的工会领导人也是总委员会的委员。英国大部分的工会或前或后以不同程度的关系和国际工人协会发生联系。十年期间国际在英国工人事务方面起了重要作用*[2]
  国际工人协会时期,英国工人运动的情势比起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宪章运动如火如荼的年头是大不相同的。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并且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开始阶段。工人阶级的地位尤其是技术工人的地位有些改善,工人运动就丧失了它以前革命精神的大部分。列宁后来搜集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如说那时的英国工人运动缺乏宪章运动者的气质;英国工人领袖们正在向介乎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方面发展;以及资本家正企图使工人资产阶级化。
  一八六六年左右,英国工会深深地走进了恩格斯称为无产阶级四十年冬眠时期。这个时期是英国帝国主义勃兴的总时期。罗斯坦说在这个时代里产生了新的领袖,新的方法,新的利益,新的目的,过去(宪章运动)的痕迹消失得如此快,以致下一代几乎把它忘掉了,还活着的少数人如欧勃莱恩、哈奈以及欧内斯特·琼斯好像生活在错误的年月中,几乎变成了凤毛麟角[3]
  到了最显著的单纯工会主义时期,大部分属于各种狭隘的同业工会性质的工会相互之间缺乏团结,他们的视野超越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界限。这些工会把它们的目的局限在有限度的经济目标上。它们轻易就举行罢工,并且在工会内部组织广大的互利制度。这样的工会一般几乎不注意政策问题,当它们注意政策时(为了争取选举权,反对某些压制性的法律以及其他问题),那是在自由党的领导下,并且通常是为了争取达到使工会摆脱法律的限制的有限目的。
  奥翟尔、克里麦尔以及国际工人协会内的其他工会领袖表现了这些机会主义的气味。他们的路线实质上代表了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影响。他们并不把“国际”当作是争取工人解放的工具,认为它不是可以帮助英国工会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在反对从欧洲大陆引进罢工破坏者的问题上。但是和蒲鲁东分子以及巴枯宁分子不同,他们从来不力争“国际”工人协会内的统治地位。可是,他们的机会主义思想却经常拖住“国际”的发展,终于——我们将要看到——它使工会与“国际”发生了决裂。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在“国际”国内进行着一个不休止的战斗反对这个单纯工会主义或经济主义——以后(现在仍然发生作用)在美国工人运动中也起了很大影响的一个错误倾向。

布朗基主义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一八〇五—一八八一)是法国工人的一位重要领袖,尤其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期到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期间。他研究过法律和医学,但很早就对政治发生了兴趣。在一八三〇年的革命中,他曾协助将路易·菲立普推上王位,革命之后,布朗基开始与工人阶级运动祸福与共。他是一个不明确的共产主义者,并且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把他的政策建筑在武装起义和秘密团体的基础上,他在他那个时期所发生的许多次法国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一八三九年他在巴黎领导过一次中途失败的企图推翻反动政府的革命。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他也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将要知道,他又是巴黎公社的中心人物。他几度入狱,被判处一次死刑,最后死于疾病。
  布朗基是法国第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的拥护者。他摒弃了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改革。布朗基主义只强调武装起义,是法国早期工人运动特有的产物,当时的工人运动受到严酷的压制因而保持着战斗性的革命传统,并且这个运动大都是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进行工作的。布朗基完全不懂得如何来建设强大的政党、规模宏大的工会以及广大的合作社,并且不懂得积极地参加工人阶级争取目前要求的日常斗争。布朗基主义仅仅在法国有着影响和拥护者,它从来没有威胁过要控制“国际”。布朗基主义在“国际”中肯定地是一个“左倾”势力,虽然它的许多优秀战士最后都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了。马克思对于布朗基的革命精神深表钦佩,但是他却不是他的阴谋政策的赞扬者[4]。作为一个积极的政治力量来看,布朗基主义随着巴黎公社而寿终正寝了,但是它的影响却历久犹存,最后,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布朗基主义党与法国统一社会党合并了。

蒲鲁东主义


  皮也尔·约瑟夫·蒲鲁东(一八〇九—一八六五)是一个印刷工人,靠自学求得知识并且非常聪颖。他是近代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十九世纪60年代他在法国工人尤其是巴黎奢侈品熟练手艺工人中间有广泛的影响。在比利时他也有很多信徒。在国际的最初年代里,他的集团在国际机构中很有势力。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贫困的哲学出版于一八四六年,马克思说,它产生了一次巨大的轰动。蒲鲁东主义者为了他们自身的目的顽强地试图控制“国际”。
  蒲鲁东的纲领主张建立一个巨大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作社——他称之为互助社——系统,这个系统由于不断地扩大最后会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它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通过人民银行无息贷款给合作社。一八四六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给这一计划的经济方面作了这样的结论:目前这些先生们所计划的,不外是或多或少地先买得整个法国,然后,或许也就买得其余整个世界了,收买的方法就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储蓄和放弃他们的资本所生的利润与利息。[5]蒲鲁东的著名格言财产就是抢劫是指资产阶级的财产而言,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财产。蒲鲁东说他的合作社不但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且要消灭国家。未来的社会将由他的自由互助社发生主导作用。他把这个制度叫做无政府。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明的,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它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派,这个正在被勃兴中的资本家所粉碎的小资产阶级希望借这种办法逃避斗争,然而资产阶级激进派却屡次与它的大资本家和封建敌人进行斗争。蒲鲁东总的思想是,工人和农民不能够靠对资本家和封建残余进行斗争而求得自身解放,而只可以通过他的合作社,渐渐地变成了土地和他们赖以工作的工具的所有者而达到解放的目的。蒲鲁东分析认为,至于妇女,工厂和政治领域内没有她们的地位,她们的地位在家庭里。蒲鲁东的总思想很多是从傅立叶以及他以前的其他伟大法国乌托邦主义者汲取而来。当时法国的政治镇压的环境使许多工人和农民从他们生活其中的暴虐景况下转向蒲鲁东的仿佛是通向自由的方便之门。
  蒲鲁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反对阶级斗争。他反对工会组织、反对罢工、反对增加工资并且反对劳动立法。仅只在他的晚年,他才多少修正了这种偏激的反劳工立场。他还反对政党,他说政党是暴政的产物。他认为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不幸得很,他说这话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料到的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前两个星期。蒲鲁东认为压迫劳动者和帮忙资本家的国家机构既不能民主化也不能当头一击使之消灭;它必须渐渐地被他的互助制度所代替。
  马克思和恩格斯持续不断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二十年的斗争,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最后消灭了它。蒲鲁东于一八四六年发表了他的名著贫困的哲学,次年马克思以他的著名作品哲学的贫困答复了蒲鲁东。在哲学的贫困里,他把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攻击得体无完肤。这一猛烈的攻击永远断绝了以前存在在这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友谊。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蒲鲁东主义的特征,这一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没有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
  托伦、傅利布,有一个时候法林,都是第一国际早期大会中法国强大蒲鲁东主义组织内的主要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觉他们自己经常与这一集团的反复提出的主张相抵触,这些主张大抵企图削弱“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并且使朝着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迈进的全世界组织起来的工人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前途转而接受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拉萨尔主义


  曾使工人运动在前进道路上遭到困难的几个富于传统性的错误倾向是与合作运动的作用有关系的。正如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的,合作社是无产阶级斗争和组织的一个有效方式,但是光靠它们自己是不能完成工人阶级的解放的。它们能解放工人的这个概念是自发的,这个观念已经长期地危害着合作运动。我们刚刚看到过这种幻想如何在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中间表现出来。英国的合作社产生了相似的虚伪的革命观念,不过没有达到如此鲜明的程度。拉萨尔主义——它是一个合作运动的特殊形式——也遭受着这种类型的幻想的烦扰。
  斐迪南·拉萨尔(一八二五—一八六四)出生于布勒斯劳的一个犹太人的家里,在柏林大学读书。他变成了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和马克思是朋友,很早就对德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斗争感兴趣。他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关心工人阶级的解放。他所想象的完成这一事业的方法是通过建立一个政府津贴的合作社网,这一合作社网慢慢地将会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为了确保政府津贴得以实现,拉萨尔号召给予工人以普选权,错误地认为男子的普选权会使工人在议会中得到90%的席位。拉萨尔主要在工人纲领和公开信(一八六三年)中将他的观念加以概略说明,为了进一步实现他的政纲,他在一八六三年创立了一个政治组织德国工人总会。这样拉萨尔就变成了一个德国工人阶级政治组织者的开路人,虽然他从来没有像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一样真正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6]。马克思称赞了拉萨尔的组织活动,并说他曾经重新唤醒了酣睡十五年的德国工人运动。
  同时,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的路线直接与建立一个广泛的工会和建立自由运用一切能够运用的武器的工人政治运动发生了矛盾。马克思对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进行了猛烈的斗争。他说,拉萨尔的活动不过是一个宗派组织而已,所以它对于国际所努力进行的真正工人运动的组织采取敌对态度。拉萨尔曾经是马克思早期的门徒之一,他曾经同马克思、恩格斯一起为争取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进行过斗争。为着替他的得意杰作国家津贴的合作社进行活动,拉萨尔就同一直渴望挫败工人运动的狡黠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发生了暧昧关系。因为有这些勾当——后来完全证实其为事实——,马克思谴责拉萨尔出卖了工人阶级的事业[7]
  拉萨尔和蒲鲁东一样,反对工会和罢工,认为那是没有用处的,并且是浪费了工人的精力和财力。在他那个时候,德国工人工会组织还没有完全组成。拉萨尔企图在他的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的基础上证明他反工会立场的正确性,根据这样一条铁的规律,工人被钉死在仅得糊口的生活水平上不能移动一步。任何通过工会争得的工资的增加都会自动地被生活费用上涨所抵消。马克思同拉萨尔这一小资产阶级理论发生了正面冲突。他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载在他的著名的价值、价格和利润一书中。这本书是他在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至二十七日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作报告的全文。
  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工人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我们这个时代千百万工人参加了工会,这个论点已经明明白白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它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马克思认为工会的行动是能够把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到维系生命水平之上,正像雇主的一致垄断的行动能够把工资压低到那个水平以下一样[8]。这样马克思就为工会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关于增加工资后果的具体问题,马克思在他的报告里说: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它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到商品的价格。[9]不过马克思警告说: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趋势不是引起工资平均水平的提高,而是引起这个水平的降低。增加工资不是走向解放的道路。关于工会,马克思批评它们只顾结果而不察原因。工人们应当排斥所谓‘公道的工作日获得公道的工资’这句保守性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10]
  他们的领袖死后,拉萨尔主义者们在“国际”的大会中不再发生重要作用。伊·布·施维泽尔变成了拉萨尔主义者中最有名的人物。他们普遍地对“国际”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以免遭受警察的迫害。但是我们将看到,他们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力量。拉萨尔的门徒们在捷克和奥地利的工人中也有其重要性,并且他们在很多移居美国的德国工人中有很大的影响。

巴枯宁主义


  米哈依尔·巴枯宁(一八一四——一八七六)生在俄国特维尔地方的一个地主家庭中。他是在波兰供职的一个王室军官,但是他脱离了那里的职务以抗议沙皇的暴虐统治。巴枯宁被放逐在外,变成了一个革命家,在一八四九年德列斯顿的保卫战中参加了领导。因此他被判死刑,旋被移交给沙皇政府,沙皇政府于一八五七年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他逃脱了,于一八六一年回到西欧,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非常活跃。他于一八七六年死在瑞士的伯尔尼。
  巴枯宁是蒲鲁东的一个门生,和蒲鲁东有私人交情。他接受蒲鲁东的关于国家的一般概念和以生产者自由结合为基础的未来社会的一般概念。但是,他以若干新的概念代替蒲鲁东的概念。他放弃了通过互助合作社而逐渐消灭国家的概念,反而主张应该用暴动攻击的手段去摧毁国家机构。他对于工会运动也采用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他坚持说,除了暴动,工会斗争是仅有的实际斗争。但是工会应该面向着最后的暴动,在未来的政权下,它们要成为生产的基本组织。巴枯宁这样就实际上成为将来强大的无政府一工团主义创始人之一。
  巴枯宁把他的纲领称为:“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制度,我们扩大了它,发展了它,祛除了一切形而上学的、唯心的和纯理论的虚饰。”[11]巴枯宁的主要思想发表于一八八二年出版的他的“上帝与国家”一书中。在这本书中,他把国家和宗教扯在一起说成是权威的压制力的基本来源,两者都应该予以猛烈地摧毁。他的总纲领的主要原则如下,(甲)普遍宣传无神论;(乙)毁灭国家;(丙)拒绝一切政治行动,因为只有通过暴动国家才能摧毁。他大力主张废除财产继承权。
  巴枯宁基本上代表了失去阶级地位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及欧洲工业落后的国家的工人。无政府主义——巴枯宁修改过的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各种无政府主义——同样地大多存在于半封建的天主教国家里,在这些国家里,新教(资产阶级革命的)改革还没有完成,而且在那里拥有至高无上威权的天主教教会浸透了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这就特别说明了无政府主义的富于挑战性的反崇拜牧师主义。巴枯宁没有强调这样的社会阶级,他也不了解阶级斗争。他着文论述“穷人和全体人民中遭受贫困的阶层”,他拿“流氓无产阶毅的革命精神与工人贵族的反动精神作对比,他把大部分的工人阶级包括在工人贵族中”[12]。他错误地认为贫穷的人常常渴望着暴动。
  生气勃勃和富于战斗性的巴枯宁在他的周围争得了很大一批追随者——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瑞士的法语地区、俄国并且最后在美国的国外出生的工人中间。他于一八六八年加入第一国际,嗣后领导着一个日益加剧的激烈斗争以求控制第一国际。不可避免地他同马克思和共产党人发生了直接冲突。此后,在“国际”的全部历史上渲染着这些互不调和的集团间的急剧的斗争,终于造成了它的解体。
  马克思主义者原则上大体同意无政府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必须废除的看法,但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制度而被消灭所采用的方法上与无政府主义者有根本的不同,并且在什么样的社会政权将取代资本主义政权问题上也存在着根本的分歧。马克思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和巴枯宁发生了冲突,(甲)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乙)无产阶级专政;(丙)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特别攻击巴枯宁的阴谋和恐怖路线。伯恩斯坦说,对于巴枯宁来说,“意志而非经济条件是永远改变事物的决定因素。这种想法直接导致暴动主义。”[13]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它们是“国际”的生死问题,也是后来一般工人运动的生死问题。
  巴枯宁瞧不起一切政治改革的斗争。他特别责怪目的在使资产阶级国家民主化的政治行动。在全部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总暴动到来之前,他仅仅赞成那些为达到局部目的的小规模暴动性质的罢工。马克思相反地却对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童工条例、工厂立法、扩大选举权等)的价值予以实际的估价。总委员会和国际工人协会历届大会在马克思的赞许下对于罢工、建立工会以及为局部要求而斗争的各种政治斗争的发展,连同它们对主要政治问题的考虑所给予的巨大注意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没有人比马克思知道得更清楚,工人阶级的解放决不能通过这种部分的要求而取得。去解放工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但是,这绝不是如巴枯宁所主张的少数几个阴谋家所能完成,而是要靠大部分工人的行动。如同马克思再三所表示的,工人们在日常斗争中得到的很大好处是他们提高阶级觉悟和组织。如“共产党宣言”本身所证明,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最低纲领也有一个最高纲领;而巴枯宁只有一个最高纲领。这就是一个广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和一个狭小的假革命流派之间的差别。
  巴枯宁的论点是,群众给予资本主义制度以致命的打击,就自动地使国家结束,并且他的“个人、公社、社区和国家的自由联邦”会立刻代替国家。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们同样期望着一个没有压制性国家政府的社会政权的最后到来,但是他们嘲笑巴枯宁所持的概念,这个社会政权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推翻事实上就会在一夜之间来到人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要有一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工人的阶级统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反革命才能够被镇压下去,资产阶级国家才能被摧毁,才能最后建立没有国家机构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当前目标是无产阶级专政;最终目的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巴枯宁主义者们竭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概念。他们单单为摧毁国家而斗争;马克思主义者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而斗争。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者具有目前的纲领和最终地发纲领,而与之相对的是巴枯宁主义者的简单的最高纲领。
  巴枯宁又把他的极端的反威权观念带进政治组织的领域中来。他的总概念是一个争取高度分权的运动,运动出于自发,各国国内组织完全有自治权,而“国际”不过是个通信联络的中心地点。相反地,马克思认为“国际”是坚固地组织起来的工人世界政治组织机构的开端,而总委员会是一个有效能的世界领导的幼芽。在这个实际的组织问题上和在政治策略以及最终目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无休止的激烈的争吵。
  巴枯宁犯了下列种种基本错误,他过分地缩短了革命和把革命看得过分简单;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不了解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粗枝大叶地低估工人为了争取目前改革的迫切努力的重要性;企图把无产论作为斗争中工人阶级团结的一个条件:以及忽视了一个强大政党的根本必要性。所以,在一切方面都是无可比拟地更加现实的马克思主义面前,它只有归于失败。




[1] 马克思恩格斯著“致美国人书信集”(一八四八—一八九五),第九〇页,一九五三年纽约版。

[2] *但奇怪的是韦伯夫妇在他们的工会史一书中,仅仅在二百三十五页用一个简单的脚注来叙述“国际”。

[3] 罗斯坦著“自宪章主义到工党主义”,第一九五页。

[4] 伯恩斯坦著“科学与社会”,一九五四年夏版。

[5]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一九页,纽约版。

[6] *拉萨尔的事业由于一八六四年他死于决斗而突然中断了。

[7] “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五六页,莫斯科中文版。

[8] 毛里斯·杜卜著“经济学家马克思”,第一六页,一九四五年纽约版。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四一六页,莫斯科中文版。

[10] 同上。

[11] 洛左夫斯基著“马克思与工会”,第三四页,一九三五年纽约版。

[12] 洛左夫斯基著“马克思与工会”,第三三页,一九三五年纽约版。

[13] 伯恩斯坦著“科学与社会”,一九五四年夏版。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