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福斯特 -> 《美洲政治史纲》（1951）

第二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革命后果


↘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
↘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传播
↘拉丁美洲战后的斗争
↘美国和加拿大战后的斗争
↘两个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是国际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结果，反过来，由于它广泛的破坏和毁灭，又进一步地加深了这个制度的根本危机。它对于世界资本主义腐蚀的影响所以特别严重，是因为这次战争发生在资本主义其他一系列的灾难之后，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大恐慌。

　　英国经济学者约翰·伊顿曾描述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急地位如下：“资本主义总危机是世界规模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已尖锐到资本主义开始崩溃的程度，它已不再成为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制度，而它的统治已为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的工人阶级运动和殖民地国家中的反帝运动所削弱以至于最后被摧毁。”[1]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空前明白地证明了伊顿所描述的双重的过程；那就是一方面，旧的资本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阶级和民族革命斗争的交错，而在另一方面，则是以苏联为先驱和领导的新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成长。


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


　　世界资本主义的衰落，是经济、政治和思想各方面的，它影响所有美洲的国家，正如影响世界的其余部分一样。除了因历次世界战争造成物质的破坏和世界贸易的摧毁以外，日益深刻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根深蒂固的经济迹象，在这战后时期是众多而又严重的。在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一三年之间，世界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五· 八，而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三八年这个时期中，每年的平均增加跌落到只有百分之一·五。同时还有从必需品转到奢侈品生产的日益增长的倾向。空前规模的大量失业的增长，和本时期军事费用的巨大增加以及许多国家中群众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也都是资本主义的削弱和衰微的无数征象中的几个。

　　资本主义衰落的基本征象之一，是国家资本主义强烈的倾向，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所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形态，就是工业国有化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盛行（英国、法国、阿根廷等等）。国有化的基本作用，乃是由国家来救济破产的资本主义工业和由政府保证资本家的利润。另一种方式是由国家用各种方法补贴工业，以维持商品的价格或吸纳过剩的生产（美国的“新政”，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国家“计划”等等）。国家资本主义也随着垄断资本的成长以及它以许多方式与政府的密切结合而发展。而且“民主”政府还有日益增长的法西斯倾向，控制工会和限制人民的公民自由（在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西欧、澳大利亚等等）。银行家和垄断资本家手中巨大国债的增长，是企业与政府结合的另一个例子。所有这一切表示着削弱了的工业制度，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的进行，现在是日益需要他们各自政府的广泛维持和支持了。最近国家资本主义的巨大成长，正是列宁对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正确形容的确切征象之一[2]。

　　资本主义制度日趋根本衰弱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上战争经济的倾向。这是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总的倾向相联系的。现今加紧的军事化有两重目的：第一，用军火定单来刺激根本出了毛病的工业，第二，试图通过反对苏联的大战，来解决资本主义日益加深的总危机所孕育的无数问题。除此以外，还要给资本家谋取丰富的利润。现行战争经济的一面，就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贸易的自杀性的破坏。这种总的战争倾向乃是世界资本主义衰落的最根本的一个标志。

　　世界资本主义崩溃的一个更加致命的标志，是整个殖民制度在战争时期中显然的削弱。几乎是所有的西欧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都建立在对大部分亚洲和非洲人民的帝国主义掠夺上面，主要靠此过活。但是现在，殖民地人民正在以不同的进度挣脱着帝国主义的枷锁而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了。这对于西欧资本主义是无可补救的打击。列宁在很久以前就说过这种发展的严重性，他说：“如果不能在殖民地控制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掠夺场所，欧洲的资本主义列强就是在短时间内也不能维持它们的生存。”[3]为了拼命控制它们的殖民地，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强国违反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疯狂地支持着台湾、南朝鲜、马来亚等地的傀儡政权。

　　资本主义制度根本削弱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重心显然的移到美国。我们看到，美国久已集中了资本主义世界基本工业生产的工具。这个倾向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大大地加速。当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中摧毁了它们的工业，美国却以狂热的速度发展着它的工业设备。它给其工厂增加了价值二百五一十亿美元的最现代化的生产能力，这比德国在战争爆发时候所有的重工业还要多。今日美国拥有着现有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力的大宗。斯登堡说：“如果把生产能力加以充分利用，那未它的工业生产就将等于资本主义世界其余部分的两倍。”[4]这个建立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灾难之上的庞大工业机器，使得美国在争夺世界市场的残酷斗争中，对其他国家占了巨大的优势。因此就使得那些受战争摧残的资本主义国家，再也不可能恢复它们的基础。美国工业的优势，就这样的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制度，同时也暴露了美国经济上最具破坏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美国从其杀人的盛宴中达到了虚假的“繁荣”，正在实际上吞噬着别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这些国家都是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双重影响的创伤的。多少年来，美国就吸收着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贮备，到一九四九年，美国已拥有其中的百分之七十三。这一过程进行得这样的迅速，以致世界金本位不得不被放弃；国际兑换制度破坏了，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货币都成了万能的美金的奴隶。同样地，美国现在还成了可以输出的资本的主要贮藏所。“作为一个集团说，美国的公司发着财。在战后四年中，它们在新的工厂和设备方面投资六百亿美元；他们增加别的资产一百一十亿美元；它们保留了二百一十亿美元作为折旧预备金，此外它们手里还握有了四百亿美元的现金和政府证券。”[5]美国工业还充溢着未投资的资本过剩。它在一九四九年输出了六十七亿美元，而且还可再输出几十亿。在经济上，资本主义世界仰承着华尔街吸血者的鼻息。

　　世界资本主义衰弱和不平衡的性质，结果造成了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等——都仰赖美国的施舍，而所有其余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也都争相取得这份施舍。这样美国用马歇尔计划名义送给欧洲的约有一百五十亿美元，据这个计划前任主持者霍夫曼告诉我们（见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纽约先驱论坛报”），我们必须继续无限期地以每年平均三十五亿美元的非军事援助给予欧洲。据霍夫曼说，除此之外，美国在未来三年中给予欧洲的军事援助，总共将为一百三十亿美元。所有这些巨大的财政支出都采取了“赠品”的形式，因为其他破产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偿还的可能的。这种片面的情况在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是颇为新颖的东西。

　　随着世界经济这种向美国的转移，也发生了政治力量的相应的转移。结果，特别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无情的财政资本统治下的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国，就对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它的统治或霸权。美国利用了这种空前的控制，现在就在许多方面激剧地侵犯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独立。它特别借此控制了联合国的行动。这种美国资本主义的霸权，确定地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一种表现；因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不是处在非常恶劣的情况，它们就决不会对之屈服，甚至比像他们现在的那种限度也不可能。美国的霸权本身是总危机的产物，同时又起着大大地加深这种危机的作用。这因为第一，它基本上恶化了国际经济形势；第二，它极大地加深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它激起了全世界许多新的千百万的工人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以保卫他们受到威胁的生活水平、民主权利、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第四，它又使得世界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矛盾达到了尖锐的危机。这些紧张是可以把英美战争集团打得粉碎的。美国凌驾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决不能医治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而只有使之愈加恶化。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特别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来就，除了上述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以外，还有着深刻的思想上的后果。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存在着广泛而普遍的悲观情绪。这种对资本主义信心的丧失，不但存在于劳苦大众中间，而且也渗透着资本家的阶层。在统治的资产阶级和它的代言人中间，对于他们社会制度的前途，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像现在这样的思想混乱以至恐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受伤的资本主义制度曾部分地暂时地稳定。社会主义的传播一时受到了阻遇，资本主义最迫切的经济问题在当时应付了过去。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却再没有这样的资本主义稳定的时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困难是根本的，这个制度的政治问题是无法克服的。对于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总危机将继续曲折地灾难性地日益加深。


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传播


　　如我们在前面所说，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作用有两重意义。那就是，随着这个制度的崩溃，社会主义日见实现了。一个因素产生了另一个。当衰朽的资本主义的太阳落沉下去，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太阳升起来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心正在迅速地从资本主义转移到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掀起了世界规模的民主和革命斗争的巨浪。这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同样的群众浪潮的区别就在这事：那些早期斗争的起点是在于民众反对战争和它的帝国主义目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的斗争，却是与战争性质相配合地增长起来的，它们的目的，正是在于充分实现民主人是所为之而战并赢得战争胜利的目的。

　　民主和社会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的巨大成长的最有决定性的一面，在于苏联力量和政治威信的激增。帝国主义者曾经希望并阴谋策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根本消减苏联，或者削弱它，使之不再成为重大的因素。的确，苏联的战争损失是严重的。除了至少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的战争损失以外，被占领和被毁灭的苏维埃领土包括着苏联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百分之五十八的铁，和百分之六十三的煤。还有，七万个城镇和村庄遭毁，三万一千八百五十个大工厂被掠夺或摧毁；六百万座房屋和其他建筑物被毁灭；百分之五十的铁路被破坏，七百万匹马和一千七百万头牲口遭了盗窃或宰杀；成千上万的集体农庄遭到了劫掠；几百个城镇完全被夷为平地——总共的财产损失达到六千七百九十亿卢布，约等于一千二百八十亿美元，而政府为了进行战争所支出的亿万费用还不计算在内。

　　这些损失，包括生命和财产，比欧洲其余所有盟国损失的总和还大。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压力之下必将崩溃而不得不放弃斗争。然而苏联不但能够在战争中挺住这样的损失，进行斗争到完全胜利，它并且还完成了震惊世界的战后复兴。所有这些，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具有无比巨大的内在力量。当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被喂食着几十亿美金，依然徘徊在危机中而毫无真正恢复远景的时候，苏联不用任何的美国援助，却不但已经克服了它战时的财产损失，而且还正在庞大的工业发展计划中迈进。

　　在一九四九年，由于五年计划的年度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三，苏联工业的总产量已达到了战前最高一年即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一。在一九五〇年的上半年，生产达到了更高的比率，而为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一百七十[6]。现在，在农业和工业两方面都正在更进一步地迅速前进。甚至美国商人也不得不承认苏维埃工业的进步。“在苏联随着总生产的扩大，新的投资预计每年约增加百分之十七。……这样，在三年之中，新的投资价值将比上一年度高百分之六十。”[7]这些进步，仅不过是苏联工业上利用原子能，在庞大的干燥地区改变气候等宏大计划的一部分。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着手这样庞大的发展计划。由于巨大的工业成就，苏联的政治威信也大大地增加了。今天，在它辉煌的战绩和总的社会主义成就的基础上，苏联已大大地加强了它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成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进步势力的领袖，资本主义所不可战胜的强国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中，第二个社会主义巨大的进展，就是一系列的人民民主国家在中欧的建立。这些国家，拥有着将近一亿的居民，现在正迅速地走向建立社会主义。它们并不享用美国的财政借款，也在工业上迅疾地前进。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工业生产在保加利亚达到了战前生产的百分之三百；波兰，百分之二百二十；匈牙利，百分之二百；捷克斯洛伐克则为百分之一百五十。生活水平在匈牙利比战前高了百分之四十，而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也同样地上升着。现在在德国东部又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有这些国家和人民的脱离资本主义的轨道，构成了对于这个腐朽制度的主要打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革命浪潮，也席卷了远东。这么大区域的所有主要国家——中国、印度、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朝鲜、菲律宾和泰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这伟大的争自由的斗争，至少包括了十亿的人民。非洲殖民地也开始激荡了，不久就将是英勇的群众解放斗争的场所[8]。这个庞大的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资本主义，而走向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这伟大的运动基本上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汲取了动力。

　　远东民族解放革命的实质就是这些民族正在摧毁着帝国主义所加于他们工业上的藩篱。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亚洲大国作为原料的来源，有效地阻止着它们的工业化——除了少数的铁路、矿藏、纺织厂和轻工业之外。但是现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革命的刺激之下，殖民地各族人民正在突破着这些经济限制，决定建立他们自己的巨大的工业组织，以作为他们人民幸福的基础。这说明了在资本主义腐朽的时期，争取经济和政治独立的殖民地革命，必然不久就会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整个的巨大发展，乃是马克思原理正确的基本证明，那就是当一个社会制度不再能发展生产力的时候，它就将在革命中被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淘汰。共产党的影响在亚洲是到处巨大的。

　　在光辉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领导下，包括着五亿人民的中国革命，是当前震撼着世界的全部巨大的民族解放革命的真正表现。中国革命指示出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正在走上的道路。在中国革命中，殖民地人民的力量，达到了最高度的最清楚的和最确定的表现。中国革命仅次于俄国革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而这个伟大的革命还只是在它的开始的阶段；远东的亿万人民刚开始走上他们的路。亚洲正在迅速地脱出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世界报纸充满着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的迅速的经济和政治进步的消息。

　　战后群众政治行动的巨浪，也深刻地影响着西欧国家。在几平所有的国家中，工人们建立了有力的共产党和庞大的工会。他们进行着许多次的大罢工和总的政治斗争，目的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巩固战场上所赢得的反法西斯的胜利。社会主义情绪的巨大浪潮席卷了欧洲，其后果之一就是使工党在英国一九四五年的选举中掌握了政权。战后初期所形成的大规模群众组织，总部都在欧洲，其中有世界工会联合会，拥有会员六千六百七十万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拥有会员八千一百万人；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拥有会员四千六百万人。

　　在欧洲所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正如在亚洲的群众运动一样，共产党起着决定性的领导的作用。在反希特勒的地下战斗中，法国、意大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共产党的英勇斗争，赢得了不朽的光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和远东各国共产党说来也是同样的真实。所有这些党又引导着群众的行动和斗争进入战后时期。他们代表社会的健康的新生的力量，正与资本主义的衰落和腐朽成了对照。


拉丁美洲战后的斗争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来的巨大群众运动，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表现，这在欧洲和亚洲都达到了广泛革命的顶点，而在拉丁美洲也不是没有它们的反响。随着和平的来临，这些国家中的工人和其他民主势力都为着在当地实现战争所为之而战的伟大民主目标而努力。这里，共产党又是处于领导的地位。这些国家虽然没有直接感受法西斯占领的压力，他们在人的生命方面也没有遭到巨大的战争损失，然而他们人民的运动却充满了反抗的精神。他们直接地以摧毁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权力为目标。

　　战时的通货膨胀激剧地降低了生活水平，对于群众的战斗情绪是一个重大的刺激因素。在战争时期和战后最初几年中，生活费用在拉丁美洲暴涨着，从乌拉圭的上升百分之百到玻利维亚的百分之五百，而工资却到处远远落在后面。

　　拉丁美洲的战后时期，特别是最初两年中，是民主群众尖锐斗争和猛进的一个时期。在许多国家中，都出现了极其重要的人民阵线的运动，工会的组织和活动几乎到处是大大增加。学生青年的运动也表现很大的活力。在这个开始的时期以后，反动派整于转入了挑衅和暴力的进攻，这方面的记载要保留到下一章来讲。这次战后的动荡，是过去三十年来席卷拉丁美洲的第四次斗争的浪潮，以前三次，是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经济大恐慌和三十年代后期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相关联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几年中，阿根廷便是这个战后斗等的一个重要场所。早在一九四四年，以庇隆上校为首的军官团推翻了拉米莱兹政府，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那个法西斯思想的奸雄庇隆，向工人们许下好听的诺言，篡夺了阿根廷的总统并在一九四六年二月的选举中狂妄地提出了自己的名字。在当时凶恶的镇压下，二千个以上工会会员下了狱，大部分被拘在火地岛上的集中营里。民主势力联合起来反抗着庇隆。基本上，在共产党发动之下，形成了一个联合阵线，民主联盟。“民主联盟的联合，除了团结了急进党、社会党、进步民主党和共产党以外，还得到独立联盟、一部分的农民组织和大多数民主知识分子的协助。”[9]选举展开了剧烈的战斗。美国国务院也直接插了一手，企图打取庇隆，而使阿根廷脱离英国的轨道。但庇隆除了用他对人民的法西斯奸诈的诺言外，又从这次外国干涉中扩大了他的资本。选举结果庇隆所得到的票数估百分之五十四，民主联盟估百分之四十六。在这次选举中，共产党得到了将近十万张的选票。

　　在巴西，人民的民主势力、特别是工人阶级，在战后初年有了极大的发扬。杰出的领袖就是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巴西民众都热爱地称之为“希望的骑士”。一九四五年五月，当他经过九年幽禁之后，由于群众压力而被释放的时候，普列斯特斯受到群众的巨大欢迎，在有几次欢迎他的大会中，到会的人数达五十万之多。一年之中，巴西共产党从一个小小的地下组织一跃而为拥有十五万党员和七种日报的政党[10]。工会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极大的速度成长着，会员的数字很快达到了一百五十万。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的选举中，针对着新出现的独裁者杜特拉将军，共产党得票近六十万，即估全国投票总数的百分之十。他们选出了十四个代表参加国民谈会，和一个参议员普列斯特斯。保守分子杜特拉又策动了选举。据反共作家马丁·埃庞称：“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巴西选举，使得共产党的票数增加到八十万。”“共产党所支持的、后来成为反动派的巴罗斯当选为圣保罗州的州长。在首都里约热内卢，共产党成了最大的政党，在市议会的五十个议员中共产党当选了十八名。”[11]这样，到了一九四七年五月，反动派发动了反攻，杜特拉政府宣布共产党为非法。

　　智利也是战后不久时期高度重要斗争的场合。尽管由于雇主凶猛的抗拒和内部社会民主党方面经常的破坏倾向，一九三八年选出的人民阵线政府却有效地进行着工作。在再度的选举中，它仍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选举中，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民奋起的高潮中，人民阵线政府达到了它的顶点。魏地拉（后来背叛人民，宣布共产党为非法）以五万票多数战胜了保守的反对派而当选。他的得到多数以及六千张以上的选票是共产党给他的。群众运动的力量表现于共产党势力的增长，他们在众院和参院中赢得了二十个席位，在开始的时候，还有三个党员参加了魏地拉内阁。

　　古巴也感受到战后工人们为了在和平时期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主目标而奋斗的充分力量。强有力的社会主义人民党（可既是西半球组织得最好的共产党）鼓吹着和领导着这个时期许多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它在某种范围内跟圣玛丁政府相合作；但后来，这个政府迫害了共产党人和左翼工会会员。仇恨共产党的埃及，对于这个党曾就了下面的话：“古巴共产党近年来的进展是惊人的……共产党在战争几年中的投票力量增加了一倍：从一九四二年的八万一千三百五十五票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十二万四千六百十九票，又增加到一九四六年的十九万七千票。”[12]在当时，正是现行拉丁美洲反动攻势的前夕，古巴共产党有三个党员参加参议院，九个参加众议院。党的领袖胡安·马里内约是参议院的副议长。党的总书记布拉斯·罗加是众议院的一员，还有古巴工人联合会总书记拉萨罗·培尼亚也是众议员。古巴没有社会民主党。

　　在战后的最初时期中，许多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都发生了强有力的人民阵线的运动，而以共产党在其中起了中心的作用。在乌拉圭一九四六年的选举中，共产党的票数从一九四二年的一五、〇〇〇增加到三〇，〇〇〇，并选出了一个参议员和五个众议员，这是拉巴拉他河区域风向的确定信号。在秘鲁，在一九四五年的选3举中，共产党起着重要的作用，觉醒了的民众给予美洲人民革命同盟以政府中多数的席位，但这个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却并不能利用它的多数来促成重要的改革。随着战争的结束，在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其他各地，人民都对现行恶劣的生活条件提出强烈的抗议，并且进行了各种重大的罢工和别的群众行动。

　　拉丁美洲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波多黎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日益增长的要求。半世纪以来，或者自从美西战争以来，美国统治着这个居民三百三十万左右的小小加勒比的岛屿，作为一个殖民地。它的人民遭受着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所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和经济的苦难。它受到帝国主义统治、土地垄断、高物价、低工资、大量失业以及普遍的营养不良和疾病这些灾难。几年以前，波多黎各政府生活费用的预算估计每一家庭每年的最低限度收入为一千二百四十美元，但实际的收入只有三百四十五美元。福克斯指出波多黎各每人的平均收人，仅及美国最穷苦区域如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州人们收入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3]。而食物的价格要比美国的高百分之二十七。圣胡安的贫民窟是全世界最可怖的地区之一。五十万以上的波多黎各人无家可归，三十万儿童不能上学——而人口不过二百三十万左右。

　　美国虽然在形式上而非实质上允许了古巴和菲律宾人民的独立，但它对波多黎各仍紧紧地牢守着严峻的殖民统治，这个地方被特别视为防守巴拿马运河的巨大军事基地。在它的全部占领时期中，虽然一再提出了改善的诺言，但对波多黎各人民甚至连表面上的自治都不允许。这个国家殖民地立法机关的所有法令，都得经过美国总统的复审和否决，杜鲁门现在允许给波多黎各以一个“宪法”的动议是同样的空洞。美国控制着糖业，也控制着这个小岛的对外贸易和弱小的工业。

　　波多黎各争取独立的运动增长着，特别是过去十二年来，在战手和战后时期达到了高峰。底大的人民群众要求独立，但马林领导下的大众民主党，虽有多数波多黎各人民的支持，却不但是一个空谈独立的政客集团，而且还把自己局限于从属美国的范围以内的温和改良的纲领。它的领导利用着许多人的恐惧，认为波多黎各如果在政治上变成独立，那末在经济上就将因丧失美国的糖业市场而陷于破产。为了应付这个问题，最近在美国国会中提出了一个马肯托尼奥所赞助的方案，主张允许独立的波多黎各把糖输入美国，同时又同意波多黎各可以树立关税来保护和发展它脆弱的工业，以防止美国大垄断资本破坏性的竞争。这也就是波多黎各共产党的总的方针。这个岛上群众性的独立运动已经是这样的强大，以致美国被迫作了让步，于一九四七年允许波多黎各有权选举它自己的总督。

　　当本书付印的时候，波多黎各刚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举行武装暴动（一九五〇年十月下旬）。叛军曾占领几个城镇，但被击败，他们的领袖康保斯在激烈的斗争后被捕。接着发生了十一月二日卡拉左和托列索拉在华盛顿勃里埃宫谋刺杜鲁门总统的事件。这全部冒险行动的根源是在于美帝国主义在波多黎各所造成并且维持着的悲惨情况。这说明了拉丁美洲总的富于爆炸性的情况。


美国和加拿大战后的斗争


　　战后的群众怒潮，不但在欧洲和亚洲和范围较小地在拉丁美洲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后果，同时也表现于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两个国家中，一当战争精束，广泛的罢工运动发展着，都是为了反对日益高涨的生活费用，同时更由于一大堆战时未经解决的困难。工人们确定地充满着战斗的情绪。“四百六十五万以上的工人卷入了（美国）一九四六年的罢工——美国劳工史上历年最大的人数。”[14]在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罢工的浪潮退落了一些，卷入罢工的工人数目下降到二百十七万到一百九十六万。加拿大也卷入这广泛的罢工运动。这两个国家的罢工都包括着许多全国性的工业——煤、钢、汽车、航海业、电气、铁路、纺织、成衣业、运输等等。差不多每一次罢工，都以实际上增加工资而结束。这些运动的结果，是工会继续着它战时以来的发展，会员总数从一九四一年年底的一千零五十万增加到一九四七年年底的一千六百万。这个数字几乎包括了加拿大全部的九十五万工会会员。

　　在战后时期，群众中间战斗精神最突出的表现是黑人。他们无论在当前罢工和组织运动中，无论在一九四八年进步党的选举中，都表现了极大的活动。他们所进行的最出色的当前斗争之一，就是南方争取投票权的运动。这是对臭名昭著的“黑人法规”的无数打击之一。在一九四〇年，只有二十一万一千个黑人可以在南方投票，但在一九四九年，数目增加到七十五万，而且还在继续增加着。黑人和他们的白人盟友已经使得黑人民族的权利问题，成为一个急迫的全国性的问题。他们的斗争迫使杜鲁门总统提出了他的“公民权利”方案，虽然还不能迫使他为方案争得立法的效力。来自苏联、中国、印度、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的对于黑人民族在美国遭受野蛮待遇的有力批评，大大地增强了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黑人是套在美国对外政策的脖子上的一地重石头。

　　除了这些广泛的工资运动、建立工会运动和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之外，战后美国和加拿大劳苦大众中间的政治战斗精神还有着其他方面的表现。其巾，我们也应说一说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在加拿大的发展以及进步党在美国的成立和它的一九四八年的竞选运动。这两个国家蓬勃战斗精神的重要征象，还表现在大量青年和妇女团体参加了新成立的规模巨大的妇女和青年的国际组织。最重要的，特别是由于希尔曼的发动和这个团体强大左翼的压力，产业工会联合会对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到十月新的世界工会联合会在巴黎的成立，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初期的美国和加拿大的斗争，并没有达到世界其他部分所达到那样的革命强度。主要原因是在于这两个国家的工人，虽然在战时经受了巨大的经济困难，却并未遭到欧洲和亚洲人民群众所遭受的战争苦难。他们的困难还不足以促使他们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斗争。而且，在战争时期中，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业繁荣中，他们的生活条件虽日趋恶化，但还没有坏到激起他们作殊死的斗争。

　　在战后时期的美国和加拿大，削弱工人们对资本主义反动派的打击的另一重大因素，乃是他们的工会和政治领袖，一当战争结束，就完全背叛了曾为之而战的一切民主的目标。罗斯福逝世（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不久，他的后继者杜鲁门总统在工人和自由的幌子之下，发动了美帝国主义征服疮痍满目的世界的运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批工会和社会党的领袖，都立即在杜鲁门帝国主义政策叫嚣的幕后联结起来。照理，应该严肃地担负起把战争胜利化为民主和平的工作，但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人却发现自己被他们的领袖投入了准备新战争的狂热——反对它们的盟国苏联。

　　官方工人领袖的这种对于战争目标卑鄙的背叛，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人，是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经受得更快、更深的，这无疑地使得工人们的战后斗争减少了力量。不像有些地方的战后斗争带有广泛的、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在美国式的社会民主党的出卖的情况下，美国还缺乏足够坚强的共产党，来真正的领导群众。在加拿大和美国，工人的利益因而受到了损害。在战后时期的最早阶段（如同西半球别国的共产党一样）美国共产党因该党总书记白劳德的阶级合作路线而遭削弱。他的理论的实质是认为美帝国主义是进步的。白劳德的机会主义终于遭了清算，他于一九四五年六月被开除出党，党终于迅速地重新回到坚实的马克思列事主义的路线上。


两个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陷于非常危险和迅速瓦解的地位。过去三十年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累积影响，对于这个制度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总括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大恐慌、法西斯的灾祸、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人民民主国家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连续打击的决定性结果，是根本地促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瘫痪和伟大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

　　结果，现在就有了两个世界——一个病态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一个健康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世界是病人膏肓了。它的财政和工业制度变成了一片混乱；它的一度喧吓的巨大帝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或是灭亡或是衰微了，它的殖民制度在崩溃中，而它现在最有势力的庞然巨人美国，也不过是泥足。更有一层，它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领袖们都破了产，他们的思想意识充满了混乱、绝望和幻灭。他们也浸染了法西斯的反动。他们既不知道资本主义深刻危机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知道怎样逃避危机。在另一方面，新的社会主义世界却是生气勃勃；它为民主的进步和成就的不可抗拒的精神所鼓舞；它的思想意识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为基础，是明确而乐观的，它满怀信心地向前瞻望着新世界的创造，这个世界比以前人类从来所梦想的还美妙得多。

　　从历史来看，所有这一切的意义是透底的清楚。资本主义完成了它的历程，正趋向没落，而社会主义在上升。那一度支配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迅速地消逝，而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取而代之。

　　衰朽的资本主义世界仍保持着对多数的世界人口、土地和生产力的某种形式上的统治。但是这种统治已日益动摇和难以维持，它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外矛盾的影响而迅速地瓦解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势力已经赢得了约近八亿人民即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和约近世界四分之一土地的领导权。这些人民力量不断地增长着。地球上三个最大国家中的两个，——苏联和中国——第一个是社会主义，第二个是正在过渡到社会主义。整个远东沸腾着新的革命精神，而在所有绝望地困病的资本主义西欧的国家，境内都有着有力的、新生的、未来属于它们的共产党和民主的运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现在已无疑问地比资本主义的力量强大。真正力量的对比从旧的制度转移到新的制度方面已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资本主义为了竭力解决它们的许多问题，竟能按照它们现在所策划的使它们国家卷入了反对社会主义世界的战争，那末它们就一定要在军事和政治的毁灭性的败北中垮台。

　　资本主义的辩护者、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都已变得恐慌和疯狂，他们看到了——尽管他们并不了解——现在面临着它们的两个世界的形势。他们的全部政策，干脆是基于企图倒转历史车轮的徒劳无益的努力。他们狂妄地企图医治无可救药的资本主义称除掉社会主义的世界——双重不可能的事情。人类的威胁在于作为一个阶级的惊惶失措的资本主义，认识到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进程是在无情地反对着它们，却还想侥幸地通过绝望的拇扎，迫使人类卷入他们所策划的原子弹和氢弹的战争。资本主义存在本身，现在已经成为人类致命的威胁。



[1] 约翰·伊顿著：“政治经济学”，英文版，第一九〇页。

[2] 参阅列宁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3] 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4] 斯登堡著：“即将来到的经济危机”，第一二一页。

[5]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四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6] 波斯别洛夫著文，载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七日“争取持久和平，等取人民民主！”。

[7]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8] 杜德著：“英帝国的危机”，纽约版，第七三一八〇页。

[9] “阿根廷共产党历史”，西班牙文版，第一二二页。

[10] 约瑟夫·斯达洛平著文，载一九四七年三月号“政治月刊”。

[11] 马丁·埃丽著：“今日的世界共产主义”，纽约一九四八年版，第三页。

[12] 同上书，第二九七页。

[13] 福克斯著：“加勒比区域的自由与幸福”，纽约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三八页。

[14] 美国劳工研究会编：“劳工实况”，第八辑，纽约一九四七年版，第一五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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