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一国际 -> 第一国际史（1904）
第二章 斗争和胜利的年代
从日内瓦代表大会到巴塞尔代表大会
（一八六六——一八六九年）
日内瓦代表大会结束了国际史的第一个时期：国际组织的形成时期。把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组织成一支统一的战斗队伍——这就是国际的伟大思想。这个思想由于工人阶级选出的代表批准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和防御队伍的队形而得到了辉煌的实现。在这之后所进行的一切工作，仅在于在群众阶级斗争的头批巨大经济搏战中，在合作企业中和在工人阶级的头批政治发动中巩固和迅速加强这个组织；群众头批阶级斗争的规模是欧洲大陆至今所未有过的，合作企业很快就变成了争取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斗争工具和组织这一斗争的手段。而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动的蓬勃发展又要求从理论上阐明这一斗争的伟大共产主义目标——使生产资料社会化。因此，在国际的事件繁多、充满了愉快的斗争和胜利的时期，即在洛桑、布鲁塞尔和巴塞尔举行代表大会的年代里，围绕着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经典性的决议，对斗争的方法和手段、罢工和合作社、妇女劳动与儿童劳动和敎育无产阶级青年一代等问题，反复进行了讨论。这些讨论虽然从未越出日内瓦决议的范围，但是它们使得对于集中的斗争即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和意义，对于为了达到最终的共产主义目标而夺取政权的不可避免性，有了更淸楚和更确切的了解。巴塞尔代表大会完成了国际内部的理论建设工作。这次代表大会后的一年虽然出现了分裂倾向的最初征兆，但仍然标志着国际史上的一个最髙点。
从日内瓦代表大会到巴塞尔代表大会这儿年时间，使国际在资产阶级的眼中成为一种可怕的神秘力量，而在正在觉醒的无产阶级看来，国际却是行将来临的革命的使者。它的成功的秘密，即它的组织，不管对于资产者说来，还是对于漠不关心的群众说来，都同样是玄奥莫测的。因此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它在最近时期创造出震撼世界的革命奇迹来，不过一些人是抱着恐惧心理，另一些人则满怀希望。这种对奇迹的信念在燃烧着的巴黎公社（总委员会英勇公开地站在公社方面，虽然公社完全不是它一手创造出来的）中破灭了。于是，当盘绕在总委员会周围的光环消失的时候，分裂的倾向便在国际内占了上风。加之，在法兰克福和约签订之后，资产阶级民族的世界已经在旧欧洲内安排得舒适妥当，现在，国际工人运动也应当使自己的战斗组织适应于欧洲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巨大政治变动。旧组织倾复了，应当产生新的国际。而无政府主义者所迸行的破坏组织的活动只是旧组织解体和新组织产生时出现的一种特别糟糕和特别可恶的现象，这种现象带有历史的不可避免性。
第一国际和德意志战争[1]
日内瓦代表大会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注意。如果说资产阶级报刊曾力图对伦敦代表会议多少保持沉默，那末对日内瓦代表大会采取这样的策略已经是绝对不中用的了。日内瓦代表大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开了六天会，代表新的阶级向资产阶级社会宣了战，在全世界的面前公开讨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计划。英国代表还在日内瓦的时候，英国的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机关报《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突然发表了一些讨论“工人问题”的长篇论文，这一事实使他们感到惊讶。德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报刊也注意到代表大会的工作。但是，这些星期和这些月内欧洲大陆上发生的军事事件和政治变革转移了人们对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的注意力。国际的成立代表大会正好是在这样的时候召开的：德国资产阶级经过了自己革命的第一幕，而且正如它的事迹和痛苦的一个表达者当时所写的，这一幕并不是在巷战和街垒战中完成的，而是在凯尼格列茨和兰根査黑兹战场上完成的。俾斯麦独出心裁地骤然建立了一个政治野营——北德意志联邦，在这个联邦内实行来往自由、工业自由和普选权；在这里新的秩序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经济力量，而德国资产阶级则应当准备迎接第二次欧洲地震。由此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大陆上的资产阶级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具有世界历史的场面上，并且因为忙于自己的事务而完全忽略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前后对实行自由和平等的选举权的北德意志联邦中的政治行动，是采取迁就态度的。这一点之所以情有可原，是因为北德意志联邦的不稳定的、暂时的状况和对法国资产阶级的民族嫉妒心，坚决要求演出资产阶级变革的第二幕；可以预料，如果当时欧洲均势的重心——十二月宝座没有因为全欧洲大陆的普遍紊乱而提前垮台的话，这—幕又需要在流血的战场上演出。在法国，只有期望第二帝国迅速崩溃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报刊，出于一般理论兴趣的考虑，才对日内瓦代表大会予以较大的注意。这些报刊指望，在有机会时也许可以把工人阶级的这个新组织作为反对拿破仑马刀制度的攻城槌来使用。但是战争一开始，总委员会就在一项决议中阐明了自己对这次战争的态度，这项决议建议国际的会员把这次冲突看做是两个暴君之间的争夺战，劝告工人采取中立态度，但是要在共同的意向下团结起来，以便依靠团结取得力量，然后利用这种团结的力量来一举消灭一切暴君，宣布自身的自由。现在很难判定，法国工人和巴黎大学生当时向德国工人发出的维护和平的呼吁书以及德国工人的回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眞正推延了军事行动的爆发。但是，一个确定不移的历史事实是，在第二年卢森堡危机时期，莱茵河两岸特别是巴黎的工人阶级举行的和平示威游行大大挫伤了战争情绪。
一些偶然情况
国际总委员会受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委托，整理和公布代表大会各次会议的正式记录。所以，负领导责任的日内瓦两个支部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便立刻把许多决议、备忘录和信件寄往伦敦。因为他们不愿意使这些文件落入波拿巴的“暗检室”，便把它们交给了一个加入英国国籍的瑞士人茹尔·哥特罗，请他亲自交给伦敦的总委员会。他在法国和瑞士边界上遭到了波拿巴的警察密探的拦截。密探从他的箱子里搜走了一切文件和书信。但是，总委员会不想与这种劫持行为罢休。它最初向法国内政部长提出要求，让他追查这件事情，交还从哥特罗那里抢去的文件和书信。五个星期过去了，总委员会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显而易见，这说明波拿巴政府愿意为自己警察暗探的强盗行动承担责任。因此，总委员会请求英国外交大臣斯腾里勋爵协助，以便通过他的中介找回被劫的文件。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斯腾里指示英国驻巴黎公使设法找回失去的文件。几天之后，总委员会就从伦敦外交部领回了自己的财产。但是这些文件中，除了原来从哥特罗那里劫去的东西外，却多出了两叠布鲁塞尔出版的《人民论坛报》和比利时联合会的章程。这些东西是按照众所周知的警察方法塞到其他文件中的，它的目的就是想给整包文件都涂上“反波拿巴主义的”色彩，也就是使它们成为法国法律所禁止的文献。由于这些《人民论坛报》用非常尖锐的语言来评论十二月英雄，所以和不久前在科尼斯堡发现的恐怖性小册子一样，对于拯救国家是有用的。这种附带情况除了一般政治意义外，对于国际内部也有一定的影响：它推迟了代表大会记录的整理和公布工作，在印刷这些记录突然变得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影响感到特别明显。印刷费需要三千法郞现金，由于总委员会拿不出这笔钱，便请求工联协助。但是，工联的资金在实行罢工、大批工人遭到解雇和失业工人大量存在的时期已经耗尽了[2]。而这些现象从一八六六年危机开始，直到当时仍继续存在，因此，尽管一切工会在举行罢工或遭到大批解雇的情况下表现了自我牺牲精神，仍然募集不到上述数目的款项。因此，总委员会接受了《工人报》和《国际信使报》编辑科列的建议。科列建议在这两个报上刊印总结报告，把印报的活字版铸成铅版，然后把总结报告印成小册子发行。但是，波拿巴的水螅虫又把它的触角伸到海峡这边来了；根据法国政府的坚决要求，英国政府（它在许多年中一直让科列印刷的书籍毫无阻碍的发行）要求科列交出数达几千法郞的双份保证金。这样一来，出版一直拖延到了三月九日，就是说单行本甚至在洛桑代表大会前也不能出版，虽然已经把活字版铸成了铅版。结果仅仅把刊登有总结报告的那几号《国际信使报》免费发给了协会的所有通讯员[3]。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借给了一千法郎，印了一千份关于国际的成立及其章程的通告，但是装有八百份通告的一个包裹被波拿巴警察截获了。总委员会也不得不完全放弃把记录译成德文的计划，因为它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任何支持。
不管这些附带情况多么不愉快，但是它们丝毫也不能阻拦伟大运动的洪流，这个洪流现在到处都在汹涌澎湃地奔腾。法国政府凭借着自己的军事和官僚机器，认为自己是万能的和无所不在的。但是正好在法国，国际用铜业工人的罢工庆祝了自己的第一个巨大胜利；几个月后，在英国，反对选举改革的托里内阁也不得不在群众运动的威力面前投降，而这个运动的最后导线是掌握在伦敦总委员会手中的。
英国争取改革选举法的运动
改革选举法的要求，是英国工人运动的一些激进的有思想的领袖从宪章运动的遗产中接受下来的。当然，这个要求的境遇和当时的大多数民主要求的境遇一样：在大陆上以及在英国，这个要求曾被逐渐遗忘，只是在六十年代初，它才随着政治的普遍活跃而获得了再生。在英国，这个要求变成了新工联主义的主要要求。新工联主义想把消灭一切政治特权和解放被埋没的一切社会敎育力量作为无产阶级经济解放的杠杆。因此，政治工联主义的著名组织中心——伦敦工联委员会，于一八六一和一八六二年就在伦敦和外地各郡展开了争取改革选举法以及其他威胁工会存在的法律的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格莱斯顿内阁的首领同奥哲尔保持有公开的联系，因此在这种宣传鼓动的影响下由它来倡议制定改革法案是完全可能的事情。无论如何，争取改革选举法的运动只是在政府向下院提出了改革法案的时候才成为不可抗拒的运动；在一八六六年六月格莱斯顿内阁垮台以后，当新的托里政府想把改革法案束诸高阁的时候，这个运动达到了巨大的规模。
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前夕，国际的总委员会就已经成为争取改革运动的内部组织动力。对外界来说，改革联盟是运动的领导者， 而改革联盟的领导机构有一半是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工人）。国际的正式机关报《共和国报》几乎完全是由改革联盟支配的，而在一八六六年七月甚至加了一个副标题：《改革联盟》[4]。这个联盟举行的群众大会在伦敦引起了极大的注意。有一次在圣马丁堂举行群众大会时，宽广的大厅甚至还容纳不下所有的与会者，以致在几天内不得不一连举行了好多次规模更大的群众大会，而且有几次在露天举行。伦敦《泰晤士报》就圣马丁堂群众大会发表了两篇社论，虽然如此，宣传鼓动工作仅仅涉及戶主选举权问题，即要求给予独立家庭的所有家长（不管他们居住的是自己的住宅还是租借的住宅）以选举权。几星期后，即在二月中旬在圣马丁堂举行了一次关于选举改革问题的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英国以及甚至爱尔兰的所有地区的二百名代表，这说明运动已经在外地各郡深深地扎下根。选举改革联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所有工联组织都参加了这些分支机构。国际也正式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国际的代表团由六名会员组成，其中有罗伯特·肖、荣克和列斯纳。代表会议一致赞成居住在某个选区和名声淸白的一切人都具有普选权，并且赞成举行秘密投票。此外，还把对选举权的要求顺便扩大为派工人代表参加议会的普遍要求。同时，在争取选举改革的宣传鼓动中，还提出了与这个改革有关的许多进一步要求。例如，提出了建立有平等代表权的业主和工人仲裁法庭这个旧要求。当时国际向英国各工会发出了呼吁书和宣言，唤醒它们参加运动，激励它们在这个沉闷的时期表现出热情来。改革联盟代表会议后过了几天，格莱斯顿就向下院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力求用降低选举资格的办法来扩大选举权。其理由是，在一八三二年土地占有者对议会代表的垄断权被摧毁后，工人阶级参加各选举机构的比例为百分之三十一，现在只有百分之二十六，选举改革应当恢复过去的对比关系。持反对立场的是保守派，他们自始至终都向改革法案宣战；议会的一部分自由派议员支持保守派的观点。在议会倾轧中，格莱斯顿内阁只得到为数不多的少数票的支持，结果于六月十八日垮台。得比勋爵组成了托里内阁。这届内阁的实际首领是财政大臣廸斯累里。新内阁原则不反对议会改革，但是在当前情况下反对议会改革，大槪是因为政府担心，它用温和的让步不能满足修改宪法的要求。这样一来运动便带有了革命的性质。在特拉法里加尔广场举行的一次有两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鲁克拉夫特邀请工人参加在怀特霍耳公园举行的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他说：“很早以前你们在那里曾砍掉了我们的一个国王的头。”在海德公园举行的一次有六万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同警察发生了冲突；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政冶解放的最坚决的决议。实行抗议的群众大会继续举行，外地也起而响应。在伯明翰、利兹、格拉斯哥、爱丁堡，通过了支持普选权的群众决议。在年中伦敦工联通过了开展争取选举改革的群众性宣传的决议。现在连托里内阁也明白了，由于这些示威大会，再要毫无作为是危险的，否则就要发生严重的危机。最初只是发生了内阁危机；顽固保守主义的代表退出了内阁；几星期后，改革的死敌瓦里波尔也从内阁退出。这样一来，改革法案便以急骤的步伐越过了下院和上院，于一八六七年八月十五日改革便获得了法律效力；由法律规定给予各城市的独立工人以选举权。在各个郡里，独立工人只是在一八八三年才获得这种权利。有了这种权利，英国工人阶级就掌握了一个政治武器，它依靠自己的纪律和数量优势可以用这个武器威胁英国资产阶级。当然，它首先需要用这个武器来保卫自己工联的合法阵地，因为正好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在议会中激烈进行的那些天，在议会中成立了一个工联调査委员会。
当得比的保守派内阁预料到这个争取改革的强大运动的基础中蕴藏着不能忽视的巨大力量时，它对事物的看法无条件是正确的。当卡尔·马克思以热烈的同情以及历史家的冷静态度记录下这个运动的成就的时候，他对这个运动的评价也是正确的。从马克思当时对运动的阐述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他不把联盟的胜利看做是一种独特的革命事件，从他写给一些挚友的一些偶然意见可以看出，他对英国工人的领袖们，如奥哲尔、鲁克拉夫特、豪威尔等人是不大信任的。对于豪威尔，可以说，这种不信任态度在当时就是公正的；豪威尔想做《共和国报》的编辑的企图在一个时期内遭到失败后，便慢慢离开了国际，逐渐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5]。在一八七五年他再次担任了议会委员会书记的职务。的确，在争取扩大选举权的改革运动的深处有一股潜流，但是这股潜流没有革命性质，它仅限于从政治上来加深迄今只是进行片面的经济斗争的工联运动。问题仅仅在于为工联争取合法存在的权利，为了这个目的，奥哲尔、埃普里卡尔特、鲁克拉夫特及其同伴需要工人的选举权。
当时英国工会运动的法律地位，就像现在的德国工会运动一样，几乎是不稳固的和不明确的。不错，从一八二五年起，在英国就已经废除了把工会作为秘谋组织加以禁止和严惩参加工会的人的刑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法律，诸如关于雇主和雇工的法律等等。这些法律被国家的普通法庭用来严重危害和贬抑工人的法律地位。此外，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在当时还是法庭辩论时的福音书。在一八六七年，政府的新约极其严重地触动了工联。当时，一个工会对自己的出纳员起诉，控告他错发了一笔为数不大的款项，但是全国的所有法庭都拒绝审理这个案件，理由是，虽然工联的目的从一八二五年起就免于刑事追究，但是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有束缚手工业自由的危险，因此它仍有非法团体的特征。这个决定使所有工会的财政处于无保障的状态，这显然是用司法措施来反对职工联合会联合成巨大的“混合”工会，因为这种巨形工会把实现以奥哲尔、埃普里卡尔特、阿兰及其他人为代表的新工联主义作为自己的任务，从而引起了资产阶级世界的惊慌不安。几年以前，格莱斯顿曾准许工联和工人互助储金会在邮政储金银行储存自己的资金，现在却根据民法宣布这些组织为非法。
法院的这个决定引起了议会辩论，结果成立了一个调査工会特别是混合工会活动的议会委员会，可是各工会内群情激愤，不满情绪与日俱增。雇主们利用这个机会集中攻击工会的原则，他们宣布工会的活动是“对企业主权利”、对他们的纯粹私人事务的“不可饶恕的千涉”，因为这些私人事务的内部秩序“纯粹是雇主的事情，它与任何别的党派无关，尤其与工人无关”。在这个危机关头，当颁布反对工会的特别法迫在眉睫的时候，工人想起了自己的选举权，他们的议会代表弗雷德里克·加里松于一八六七年一月在《蜂房报》上写道：“当统治阶级还没有看到工人夺取了眞正的政治权力的时候，无论什么也不能迫使它们承认工人的要求和对他们加以应有的注意。迄今不满意自己的工会和被排除于政治活动之外的工联组织现在将会看到，放弃政冶选举把它们引进了怎样的死胡同。”这个暗示得到了领会。当选举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新运动的领袖们在一次混合职业代表会议上发出了一个通告，坚请工人争取把自己的名字列入选举名单和要求立法机关的候选人拿出政治良心来承认工联。工联在全国范围内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所有的工会，甚至包括迄今在原则上是“非政治的”工会在内，都拥护这个要求。结果，托里内阁在一八六八年的选举中垮台了，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内阁重新执政。
劳动的最初几次战斗
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罗曼语区代表以及支持他们的合作社热烈宣傅家约·菲·贝克尔否定了罢工的意义，认为这是一种粗暴的斗争手段。他们建议成立生产合作社来代替罢工。他们认为，通过生产合作社，工资就会逐渐变成像蒲鲁东主义所说的那种劳动收入。甚至在代表大会讨论劳动的国际斗争的原则时，他们也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而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他们表现得更为坚决。在那次群众大会上他们毫不客气地用自己的枯燥理论来与英国人的实际经验相对抗。可是也非常凑巧，正好这时候在法国发生了第一次工人大罢工。正是在巴黎，在这个蒲鲁东主义的精绅首府，这次大陆上还从未见过的规模巨大的罢工是对国际的力量的第一次巨大检验。
一八六六年，破坏一切的危机席卷了欧洲。还在春季，伦敦就爆发了炉篦工人保卫工人利益的罢工。由于国际工人组织采取了措施，结果制止了别处工人接替生产，使这次罢工获得了胜利。当时到处工资降低，工作时间缩短，许多工厂关闭。加之，由于一八六六年的歉收，日用品价格不断上涨。凡是工人觉得自己充分有力的地方，他们都进行了保卫自己利益的斗争。特别是在有国际的组织存在的各大城市中，例如伦敦和巴黎，都进行了这种斗争。巴黎铜业工人的斗争发展成为争取承认他们组织的原则性的斗争，最后成为对一切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的检验。他们是一八六六年初，即在法国取缔工会的禁令取消后组织起来的。由于一些不大的分歧，一千五百个有组织的工人遭到了解雇。被解雇的工人向伦敦总委员会求援。总委员会把全部情况通知了参加国际的所有工联组织，于是工联组织为被解雇的法国工人提供了贷款，数目不受限制。同时，其他外国工会，特别是国际的支部，也根据自己的财政情况，或多或少地给法国工人寄去了捐款。过了不久，企业主看到，他们在同强大得多的力量进行斗争，于是让了步。对国际说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胜利。此后不久，大陆上的工人也有机会表示了自己对英国工人的支持。当伦敦缝纫工人进行反对工作时间过长的斗争的时候，缝纫业企业主决定破坏缝纫工人的组织。大陆工人首先关心不让大陆裁缝到那里去工作，并给了伦敦的罢工工人以力所能及的捐助。这次斗争继续了七个月，也像伦敦编筐工人罢工获胜一样，工人在这次斗争中也取得了胜利；在编筐工人罢工时，英国企业主再次玩弄他们的卑鄙诡计，即从外国招聘工人，而且这一次想到荷兰和比利时去招聘。但是，尽管对“自愿工人”实行了严格隔离，总委员会还是用机智的办法深入他们中间，向他们解释他们被迫扮演的角色的可耻性，让他们返回本国。从洛桑通知说，劳动和资本之间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冲突；但是这些冲突只具有地方意义。
合作社问题在罗曼语区各支部中以及在瑞士德语区中受到了特别的注意。约·菲·贝克尔为建立和支持新的合作社而不倦的工作。他起草了建立工人合作社的模范章程，根据这个章程，六分之一的纯收入用于宣传目的，并且力求把所有工会集中起来。他甚至计划在日内瓦为自己的医疗互助储金会设立一个合作药房。法国的领袖们在不倦地吹嘘合作社，把它说成是最革命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喧嚣的结果是，波拿巴政府断然禁止了预定于八月在巴黎举行的工人工业合作社代表大会。
洛桑代表大会
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一八六七年九月二日在洛桑举行，大会继续到九月八日。由于开会地点对罗曼人有利，所以法国人和瑞士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占优势。罗曼人之所以把持了这次代表大会，不仅是因为他们占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还因为他们几乎一手包办拟定了议事日程，提出了代表大会应该讨论的问题，并且准备好了现成的答案。日内瓦代表大会闭幕后才过了几个月，法国中央委员会大槪觉得蒲鲁东主义的福音书在日内瓦遭到了剪裁，就准备向下次代表大会提出四个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先驱者》扼要地写道:“我们的德国同志们将会看到，不管在规定了我们合作社义务的章程方面，还是在生产合作社方面，不管是在我们的集中方面，还是在建立我们的消费机构方面，我们都巳经把这些纲领要求中的一些要求译成了实践的语言，并且在这方面我们走在了别人前头。此外，我们觉得，其他各点在总委员会去年的备忘录中已经做了相当明确的规定。”最后这句话可以运用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工作；从理论方面看，洛桑是日内瓦的一次坏的翻版。不错，英国人，特别是总委员会的委员们，对于预先列入议程的问题做了细致的准备；对于法国人提出的充满了蒲鲁东主义滥调和空洞词句的四个问题，曾经多次开会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但是自己没有提出报告备忘录，甚至也没有提出自己的决议案。总委员会自己提出的两个问题，可以看做是对法国人所提出的议程的较明确和较确切的表述；代表大会决定，在讨论问题时把两种表达方式一起加以考虑。肤浅的蒲鲁东主义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风头十足，他们比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表现得更加猖獗。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虽然惹人讨厌，但是，由于英国人的掣肘和议程的内容丰富，它被抑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因为当时摆在面前的任务是要最终成立国际），只有个别人，而且远不是始终有自持力的代表，曾表现出了华而不实的精神和个人的夸夸其谈的作风。洛桑组织委员会主席主持了大会的开幕式，他对会议做了“祝福”；另一个人，而且还是敎育问题小组的报告人，发表演说，热烈拥护书写法改革；第三个人在自己的报告中进行了一番关于美德和神圣的东西、关于国王的爱和上帝的力量等等的油腔滑调说教。风头分子库列里在代表大会快要结束时原形毕露，他原来是个绝对个人自由以及个人私有制的捍卫者；这个独特的社会主义者把土地公有制称作“集体的暴君”。蒲鲁东主义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就玩弄过类似的丑恶的鬼把戏，不过在那里它对工作的阻滞没有达到像在洛桑代表大会这样的程度。
总委员会还在七月间就发出了让各支部派遣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通知书。在这个通知书中首先对组织上的成就，特别是在瑞士取得的成就作了估价；通知书向法国人指出，他们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迸入了“英国式的阶段”，那里的阶级斗争已具有了非常明显的性质；对于英国则明确指出，争取改革选举法的运动已经胜利结束，并且深信英国由于自己工人阶级的强大组织，有义务成为国际的最可靠的支柱之一；报道了美国工厂生产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的消息。通知书最后号召把洛桑代表大会变成工人阶级的壮阔的示威。每个支部都有权派遣一名代表；超过五百会员的支部每五百个会员可增派代表一名。此外，总委员会还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关于自己活动的卓越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详细论述了各个国家的组织状况。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是由埃卡留斯起草的，他在此以前不久被任命为总书记，以代替肖的职务。总委员会的报告中详细叙述了它没有完成公布日内瓦代表大会记录这一委托的理由。资金的缺乏也使得总委员会未能出版定期的通报以及关于一八六七年的统计资料。
在关于各支部状况的报告中，对于英国支部情况的介绍具有最普遍的意义。关于总委员会对争取改革选举法运动的关系，报告指出，运动是由总委员会发起、由它的英国委员领导的。然后报告叙述了工联在加入国际时所遇到的困难。为了加入国际需要履行种种麻烦的形式手续。工会的民主制度使执行委员会无权做出独立决定，它首先需要和工会的所有分支协商。总委员会的建议大部分是由自己的代表团转交给各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如果执行委员会认为建议値得讨论，然后再把问题转给各个分会，这往往要经过好几个月才能得到结果。不过，有些工会加入国际往往是不经过执行委员会的。从日内瓦代表大会以来，有二十多个大的工联组织以同情的态度接待了总委员会的代表团，这些组织不久后将参加国际。其他一些工人团体决定在比较有利的时候再加入国际。只有一个团体拒绝加入国际，其理由是国际搞政治问题。接着，报告介绍了总委员会还在一八六五年就已经通过的关于这些团体缴纳会费的决议，这个决议规定由各团体自已酌情决定它们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的数目。总委员会把这些团体缴纳的钱看做是为抵偿日内瓦代表团的费用而向它提供的捐款。在日内瓦代表大会把会费确定为三十生丁（等于二十四分尼）后，曾进行了新的谈判；但是，总委员会派到各工人团体去的代表团发现这个数目过髙，给各工人团体加入国际造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因此，总委员会决定，把每个人的会费降低为五生丁（等于四分尼）。尽管如此，大多数工人团体仍然认为毎年一次向总委员会缴纳一定的数目比较合适。例如，有五千个会员的鞋匠联合会每年缴纳五英镑（等于一百马克），有三四千个会员的砖瓦匠联合会毎年缴纳一英镑（等于二十马克），有九千个会员的木工联合会每年缴纳二英镑（等于四十马克）。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前就已经加入国际的十九个英国工人团体曾向总委员会缴纳了九百多个马克，不到一八六七年年底又缴纳了约一百马克。日内瓦代表大会后加入国际的各工人团体缴了五十马克的入会金和一百马克的会费。此外，一些工人团体扣除了派遣代表团所花去的大笔费用。各工人团体的财政状况不良的原因，是由于停工、多次罢工和工人被大秕解雇、选举运动以及伦敦缝纫工人罢工造成的。仅只伦敦的缝纫工人罢工在这以前就耗尽了工会的资金。
关于法国支部的状况，总委员会能够提供的资料更少令人欣慰。不错，表报上的数字是令人感动的。根据总委员会的计算，当时在法国有十七个支部，在这次代表大会时又增加了九个支部，其中有一个支部在阿尔及利亚。但是，从拨出的款项中寄到伦敦的只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数目；从国际建立以来，巴黎只缴纳了一百法郞，而里昂却缴纳了五百法郞；给法国寄去了一千张会员证，那里却没有给伦敦寄来一个生丁。可是巴黎支部提出的总结报告却是那样的大言不惭。这个报告其实是以瓦尔兰为首的装订工人的备忘录，而巴黎支部把它拿来作为自己的总结报告。报告中质问：“为什么总委员会还没有公布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为什么不执行章程的规定，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版任何报纸？难道每个会员没有缴纳他应当缴纳的三十生丁会费吗？即使出版了一号报纸，那也会对会费的增加起影响的……书面通知也非常少”。那些连一个生丁也没有缴纳的人却用这样的口气来追究总委员会的责任！但是，往下讲得更是漂亮：“为什么代表大会的议事纲要散发得那样迟？为了研究这样重要的问题，一个月的时间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及时地了解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我们起码会在自己的报告中陈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法国的运动处于蒲鲁东主义的起瓦解作用的支配之下。甚至由坚毅的奥布里起草的鲁昂支部的总结报告，也把希望寄托在生产合作社上面，说什么这种合作社可以使工人了解“平均工资水平”，因为只有这样的工资才能表明产品的眞实价格，只有知道这种价格才能正确地进行交换。奥布里宣称应当把罢工作为一种“战争手段”加以抛弃，因为它不能解决按照“平均生产价格”，按照“平均工作时间”出售产品这个问题。多么地道的蒲鲁东主义者！“平均工资水平”、“平均生产价格”、“平均工作时间”，——这也就是蒲鲁东的“构成价値”，对蒲鲁东主义者说来，在每一个具体场合寻求这种价値，就是寻求哲学基石。蒲鲁东对罢工的否定态度也被加以效法。大家知道，蒲鲁东不仅从法律观点，而且还从整个经济制度的观点来诅咒罢工，把它说成是“非法的”。他认为应当建立合作社以及最终建立应当调节“交换”的信贷银行来代替罢工，而归根到底，应当使“工人的资本”取得对“特权的资本的优势”。这就是所有法国支部中差不多异口同声宣扬的东西。的确，对它们说来，合作社几乎是唯一的组织形式。
比利时代表德·巴普通知说，由于马尔什纳大屠杀和许多次罢工的结果，一些工人团体加入了布鲁塞尔支部；同亨特和安特卫普的工人团体正在进行谈判；在柳基赫参加国际的只有几个人。从瑞士传来的消息是令人髙兴的。总委员会通知说，从瑞士寄到伦敦整整一百八十马克；贝克尔报告说，仅仅隶属于德国中央委员会的会员就有三万人。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米兰和热那亚等地也有工人团体存在，总委员会和这些团体经常通讯。意大利代表斯坦帕甚至通知说，那里有三十八个工人团体加入了国际，这些团体共有三万个成员和十二万法郞的基金。意大利的会费没有寄到伦敦。
洛桑代表大会是由下述代表组成的：四个总委员会委员：埃卡留斯、杜邦、列斯纳、卡特；两个英国人，他们以自己工会组织的代表的资格出席代表大会，其中一个是瓦尔登，他是改革联盟的主席；其次是九个巴黎代表和九个法国代表，其中有冈城的代表郞格、鲁昂的代表奥布里和精力充沛的鼓动家菲沃和马赛的代表瓦塞尔；比利时的代表是德·巴普；意大利的代表是斯坦帕和塔纳里；六个德国代表，其中有卡尔·马克思的朋友汉诺威的代表库格曼、持有马格德堡委托书的列登道尔夫、《力量和物质》一书的作者毕希纳（他持有达姆施塔特的委托书），以及敦斯堡的代表弗·阿·朗格。代表人数最多的是瑞士，就中又以瑞士法语区的代表为最多。瑞士代表的组成如下：日内瓦代表八人、洛桑代表八人，还有六人是那里的工商业协会的代表；汝拉法语区的代表五人，在瑞士的德国人支部代表十一人。一共是七十一名代表。杜邦被选为大会主席，副主席是埃卡留斯和贝克尔，秘书是毕希纳、毕尔克里、吉约姆和瓦塞尔。
由于除了现有的问题外，当时又增加了三个新问题，所以又选举了一个七人委员会，以便先把所有的问题按一定的次序加以排队，并确定议事日程。其次选举了八个小组委员会来起草关于现有各个问题的报告和起草决议案。与此同时，总委员会提出了总结报告，各个支部和团体则做了情况报道。
议程的第一个问题是对待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代表会议的态度问题。由于日内瓦的操德语的组织的中央委员会花了许多星期的时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所以通过了一个相当明确的决议。这个决议在资产阶级对和平的幻想和无产阶级对战争的仇视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原则界线。决议的结沦原理听起来差不多是对资产阶级空想家的一种嘲笑：它声明，只有在和平联盟接受国际的纲领的条件下，国际才完全和坚决参加该联盟。
接着讨论了总委员会提出的两个问题：在工人阶级争取从资本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什么样的实际手段能够使国际成为工人阶级这一斗争的共同中央作战基地。一个波兰人做了报告。讨论被推迟，因为没有提出任何决议案。这个问题的提法有些模糊不淸;而且，关于这个问题在日内瓦已经谈得很充分。星期五下午这个问题被提出讨论。这时才弄淸楚，提出这个问题原来是为了引起对组织问题，特别是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问题的讨论。诚然，这个波兰人是个独特的报告人；他在委员会内代表少数派的意见，而这个少数仅仅是由他一个可贵的人物组成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勇敢地提出了改变章程的建议，但是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库列里建议不要对章程做任何改变，以节省重印费用，但是可以用决议的形式来表达代表大会的愿望。代表大会决定，总委员会应当每三个月向各中央委员会寄送一份总结报告，确定每年的会费为十生丁（等于八分尼），并决定，派遣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权利取决于交纳会费的情况。最后批准了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在讨论完议程第一项之后，应当提出讨论的是法国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即关于国家的使命和作用、公众事务、交通和邮电、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关于作为公断人和条约保护者的国家及其实行处罚的权利等问题。由于报告人瓦塞尔没有准备决议案，讨论被推迟。这些问题只是在星期六下午才开始讨论，辩论非常激烈。决议案要求实行国有化，把交通和邮电工具和大垄断企业变成国家的企业。德·巴普提出增加一个附带要求：实行土地公有制。这个要求引起了热烈争论。朗格是垄断企业国有化的拥护者，但却反对农业共产主义化，他所持的政治理由是：担心这样一来会使国家的权力过分增大。库列里以自己的发言（上面已经提到）证明，他完全堕入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相反地，埃卡留斯、列斯纳、斯坦帕、列登道尔夫、贝克尔则坚决拥护土地集体所有制。最后，就法国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问题通过了决议，但是所有制问题留待下次代表大会解决。
在继续讨论的问题中有一个这祥的问题：缺乏政治自由是否是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障碍，是否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加速确立政治自由，需要采取什么手段（无限制的结社权和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在做了简单明了的介绍以后，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的第一部分做了肯定的回答，它声明，工人的社会解放同政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取得政治自由是绝对不可缺少的首要措施。每年都应当重申这个主张。
接着讨论巴黎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即关于社会机关、关于男子和妇女在社会中的任务、关于教育子女、改善教育等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引起了一出悲喜剧性的幕间剧。报告人吉约姆又洋洋得意地骑上了他的心爱的马——书写法改革。当列斯纳和郞格对他说，这个问题最好在语言学家和语法学家代表大会上讨论而不应当在工人代表大会上讨论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恼火。但是，吉约姆在代表大会上也找到了支持者。罗曼人归根到底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建议对缀字法进行改革和推行全能语言。如果回想一下，已故的蒲鲁东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关于世界语言的文学试验，那么对代表大会上多数人的这种滑稽可笑的乖张行为就可以找到满意的解释了。罗曼人先生们就像蒲鲁东本人过去对待“全能语言”问题一样，对于政治经济学问题采取了极其随便的态度，他们想以此来表示对自己导师的虔诚纪念。在开始讨论敎育问题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个可笑的插曲，这就是报告人坤德—孔茨作了一番关于对国王的忠诚、家庭感情、上帝和福音书的创造力量等充满高尙情操的说敎。之后才转到从高度的政冶观点来讨论问题。朗格让大家注意，在现代国家中，学校是阶级统治和政治鎭压的工具。托伦由此做出了相应的结纶，并提出了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国家根本无权进行敎育，只有在唯一有权对自己的子女进行敎导和敎育的父亲没有能力时，国家才能干预。由于每个无产阶级家庭都存在着这种“父亲没有能力”的情况，所以整个决议虽然得到代表大会大多数人的赞同，但终究是一缕青烟而已。关于由合作社办小学、中学和手工艺学校的问题推迟到下次代表大会讨论。
关于合作社的多次辩论给代表大会留下了特殊的印象。最初德语区的日内瓦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个问题：合作社的必然结果是不是在工人阶级内部形成“第五等级”。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法国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一个建议：做出关于互助原则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关于成立工人团体和加强它们的团结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决定。代表大会通过了两个互相矛盾的决议。一个决议是由报告人德·巴普提出的。他断言这样的危险的确存在；另一个决议是由埃卡留斯提出的，他认为这种危险将随着小工业被大生产排挤掉而消失。现代大工业使得这些个人的努力变得徒劳无益，使得合作劳动对一切人都成为必要的。还在日内瓦代表大会期间就有过这样的事实：当时代表大会根据英国的报告备忘录通过了一些决议和提出了一些修改，而这些决议和修改是互不协调的。但是，当时还没有出现像现在这样明显的矛盾。
由于日内瓦中央委员会的再次请求，继续进行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辩论，不过在这一次主要是谈失业问题，这个问题正好又和巴黎中央委员会关于劳动和资本、机器及其影响、缩短工作时间、分工、雇佣劳动的改造和消灭、收入的利用等问题结合在一起。舍马列建议，在这个问题上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是令人满意的。德国代表同意这个意见。库列里徒劳地反对罢工。他认为最好把浪费在罢工上的钱用来建立生产合作社。他对巴黎铜业工人罢工提了一些尖刻的意见。最后，他在自已的决议案中声明，在工业当前所处的战斗状况下，工人应当互相支持来保护工资，但是消灭工资本身仍旧是最髙目的，而这个目的只有在互助和正义的基础上才能达到。
总委员会提出了一个问题：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利用它交给资产阶级和政府支配的信贷来达到自己的解放。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使关于合作社的辩论达到了最高潮，与这个问题相关联，巴黎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最后一项建议：通过一项关于信贷和人民银行、硬币和纸币、互助保险机构和工人合作社的决议。这个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而提出的。甚至善良的约·菲·贝克尔也觉得法国人放肆的蒲鲁东主义在这里太显眼了；归根到底，代表大会的一部分人也看出了这一点。最后，在瓦尔登的坚决支持下，代表大会通过了埃卡留斯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建议手工业工人工会把自己的基金用于生产合作社，认为这是把工人现在给予统治阶级的信贷用于自身的解放的最好手段。对于那些出于方便考虑，不愿把自己的基金投用于生产合作社的工会，则建议起码先把自己的力量用于建立国家信贷体系，以便根据每个工人团体的资金情况予以贷款，并且最终达到建立互助银行的目的。
在改选总委员会时，埃卡留斯为了使总委员会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坚决认为，根据章程，总委员会须由代表大会选出，而不是由英国各支部选出，代表大会同意了这个意见，随即确认了总委员会旧委员的职务，并把改革联盟的领导成员瓦尔登增选为总委员会委员。接着明确授杈总娄员会根据需要自行加聘委员[6]。德·巴普建议下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举行，贝克尔建议在苏黎世举行。但是，埃卡留斯代表英国人声明，瑞士对他们太远，使他们不能派较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如果在布鲁塞尔举行他们就会有较多的人参加。这样便解决了问题。大多数人同意布鲁塞尔为下届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
显而易见，除了纯粹事务性工作外，在这里向集体主义迈出的第一步可以说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肯定结果。其实，如果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结果在代表的心中扎下了深根的话，其余的这一切辩论和决议都会是多余的。实际上，他们远远落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的后面了。
马克思的《资本论》
正好在洛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了。这部巨著对于国际的发展几乎没有起任何影响。国际的几次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气氛都笼罩着蒲鲁东主义的精神，虽然第一卷的作者序言作为成立宣言思想的再现应当给国际的代表以影响；对他们大多数人说来，这部书的精神就像成立宣言本身的主要思想一样，是异己的东西。在英国，理论思想从来就不大发展；在那里，“东摇西摆的机会主义”，或者像韦伯夫妇所说的英国人的无原则的实用主义，感到进行理论思考只是自己的一种负担，只有加入英国国籍的埃卡留斯还保持了自己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屮的“狂飙猛进”时期的一些理论见解。对于罗曼人这些急功近利者来说，只有可以感触的近在眼前的东西才具有实际价値，他们的无产阶级团结的全部感情仅仅表现在合作社企业的事务中，而蒲鲁东主义则把这种企业当做是新法律秩序的杰作，甚至从理论上对它做了不厌其烦的阐述。至于德国，虽然马克思主义后来在那里找到了自已新的精神祖国，但是这时工人运动还太软弱和不发展，以致不能接受科学的社会主义。因此，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巨著，对于它的作者的组织上的创造物来说几乎是没有结果的。只是在旧国际解体以后，而且在不小程度上是由于它的为数不多的精神聚合力量，《资本论》才成为千百万工人的科学信仰和数世纪集累起来的全部资产阶级知识的理论酵母。
合作社思想在英国
也许是为了同不久以后举行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保持精神上的继承性，在洛桑还拟订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纲要。这样一来，便为不久即将举行的国际布鲁寒尔代表大会保留了洛桑大宴会的残羹剩饭，因为差不多议事日程的毎一项都剩下了一些问题。因此可以预料，在下一年，问题仍将在洛桑的那个框框内翻腾。只有德·巴普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即关于大型交通工具、垄断性农业生产的所有制问题以及成立调解劳动范围内的冲突的仲裁法庭问题。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一起由洛桑代表大会移交给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讨论，而新的总委员会以通告信的形式把收集统计资料的调査表发给了国际会员。
新选出的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后立即在伦敦举行会议，听取自己代表的报告，并在委员之间实行了分工。之后，前总书记通知说，利物浦的雪茄工人加入了国际，埃卡留斯和列斯纳叙述了自己对代表大会的印象。列斯纳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一次眞正具有代表性的会议，并通知说，本年内总委员会根据自行增补委员的杈利[7]选举了二十五个委员。会议决定在本年内不选举常任主席，总书记同时应当兼任财务书记的职务。然后一致选举：罗·肖为财务委员，埃卡留斯为总书记；杜邦为法国的通讯书记，卡尔·马克思为德国的通讯书记，荣克为瑞士的通讯书记，查比茨基为波兰的通讯书记，卡特为西班牙的通讯书记，福克斯为北美的通讯书记。对比利时的书记延迟选举。
很快就发现，合作社思想毕竟在一些英国代表中间扎下了较深的根。代表大会闭幕后过了不几天，总委员会委员、改革联盟执委沃尔顿就在《蜂房报》上发表的一封差不多是狂热的、情绪激昂的信中，公开叙述了他在洛桑讨论信贷问题时所遵循的思想。他在那里表现出自己是个国家信贷组织的热烈拥护者，并发挥了这样一种思想:议会应当迫使政府向工人团体发放信贷。这样，沃尔顿便把“国家帮助下的生产合作社”同他自己领导的争取选举改革运动联系起来了。这位不列顚的拉萨尔在自己的信中进而指出，英国的工会已经积蓄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基金，例如，机械工人联合会就有十万英镑（等于两百万马克），它们有一次把其中的一半投入了生产合作社，这样它们就可以争取到获得同样数目的国家贷款的权利。最后他表示希望，如今已经进行了改革的议会可以倡议为工人阶级建立国家信贷体系。
但是，总委员会的其余的英国委员也多少倾向于为工人阶级建立信贷机构。在总委员会以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伦敦雪茄工人声明自己加入国际，罗伦兹提出了一项有关这个问题的建议。他认为建立信贷银行的资金已经具备：根据最低估计，英国劳动互助储金会在银行里储存有一千五百万英镑（等于三亿马克），目前这笔钱被有产阶级利用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反对工人阶级的利益，当然可以成功地利用这笔钱来建立生产合作社。在后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在罗伦兹缺席的时候，宣读了沃尔顿的一封信。信中说，沃尔顿在伦敦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争取一致通过了一项符合洛桑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机械劳动、青年敎育和把土地转为公共财产的决定的决议。在总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还报告了曼彻斯特、西岛和肯达耳三个地方的工会、鞋匠联合会中的妇女和伯明翰的工联组织加入国际的消息。后来在另一次会议上，罗伦兹虽然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建议，但是他却提议通过一项决定，责成总委员会研究关于建立信用合作社来支持生产合作社的问题，并公开发表研究的结果。此后事情逐渐平息下来，只是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快要召开的时候，又恢复了对应当提交代表大会审査的问题的事先讨论。但是，在卡尔·马克思的影响下，总委员会现在已经抛开了关于合作社的问题。马克思做了一个关于机器生产的影响的极有敎益和非常详细的报告，把总委员会的注意力转移到关于缩短工作时间、关于妇女与儿童劳动和相对人口过剩的问题上来。对于缩短工作时间的问题做了特别详细的研究，后来埃卡留斯就这个问题又做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确立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在日内瓦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解决，所剩下的仅仅是把在那里提出的要求付诸实现，而这样做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了。总委员会曾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在有国际组织存在的一切国家中讨论这个问题。
英国的运动并没有因为学习法国人[8]的空想的合作社计划而受到任何实际的挫折（例如破产等），这可能是因为谨愼的、求实的工联不那么轻易地进行这种实验的缘故。但是，不能不承认，在工联当时所处的情况下，进行组织合作社以及建立信贷机构的宣传，时机是选择得极不适当的。这是这样一个危机时期，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以极不信任的眼光注视着成立“混合”工联即集中的工会组织来代表地方性的分散的单一专业性工人团体的工作，它把由于工人团体的这种融合而聚积起来的大量资金看作是反对它自己的经济统治地位的一种非常危险的战斗的资金。上面已经提到，正好在这个时候，英国法院拒绝从法律上保护工联的财产不受其职员的侵吞，其借口是，虽然从一八二五年起工会已不受刑事法律的禁止，但是它们仍然被看做是“非法的团体”，因为它们是同工业自由的法理，同公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原则相矛盾的。这种得到最髙法院确认的观点，给整个工联运动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经济不稳定性，很难设想，介绍一下依靠手工业联合会的钱来建立信贷机构和生产合作社的计划就可以使资产阶级得到安慰，袪除它的恐惧心。自然，如果在工人阵营中从一开始就采取进攻的策略，以进攻来作为反对司法诡计的一种保护措施，本来是不会为此而费心的。但是，工联的领袖们在这方面亳无作为；他们在巨大的危险性面前只是表现出极端的惊慌失措，尽管他们在大会上和报刊上发表了激烈的言论，但是他们对待议会和政府的态度，总的说来仅仅归结为极力赞扬当权者，安慰他们，而不要更多地刺激他们。这些“要人们”的这种策略，由于生产合作社计划的传播而遭到了彻底的破产，所以瞬息即逝。工联运动的危机继续了差不多八年之久，最终固然获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是在实质上工联领袖们却遭到了原则性的失败。新工联主义的首领奥哲尔、埃普里卡尔特及其他同伴们最初企图用在议会选举时提出工人候选人的办法来防止严重的危险，但是除了惨败以外，没有获得任何成就。一八六八年在实行新选举法的情况下举行的最初几次选举，对工人政治家们说来是政治上的彻底失败。其实，保守派的大多数在这些选举中也遭到了失败，结果是辽谢耳—格莱斯顿的自由派内阁执掌政权。但是，自由派政府给工人设下了同样的障碍，工人进行了多年的斗争，才争得了工会的合法化。可是后来工人仍然不得不作出丧失原则的让步：他们必须抛弃自己工会的战斗原则和向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投降，即承认劳动条件不能像工会的基本原理所宣称的那样，经常根据工人的利益加以改善，而必须随着资本主义的行情而变化，始终随着行情的波动而波动。卡尔·马克思当时已经看到，这种危机将引起怎样的转变。他在一些私人信件中对这些工人政治家表示了极大的不满[9]。显而易见，这些工联领袖尽是些“东摇西摆的机会主义者”，或者说得好听些，是些没有原则的实践家，对他们说来，其他一切运动和力量、政治积极性、国际、选举改革、合作社，都只不过是许多招牌而已，他们打着这些招牌可以拉上有利的关系；但是，工联及其储金会对他们说来髙于一切，为了使它们得到虚有其表的支持和取得资产阶级的合法化，他们最终牺牲了工联主义自己的原则。
总委员会和芬尼亚社
卡尔·马克思在一八六九年给库格曼的一封信[10]中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他愈来愈相信，在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还没有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以前，在它还没有做到不仅和爱尔兰人一致行动，而且甚至还倡议取消一八〇一年所实行的合并而以自由的联盟关系去代替这种合并以前，它在英国是永远做不出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事情的。这是必须做到的，这并不是对爱尔兰的同情，而是符合英国无产阶级利益的一种要求。在英国，解放的首要条件——推翻英国的土地寡头——还不能实现，因为当英国的土地寡头在爱尔兰还保持着自己的非常巩固的前哨时，它在英国的阵地就不可能摧毁。在那里，只要事情掌握在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消灭土地贵族就无比容易得多，因为这在爱尔兰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民族问题。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不仅阻碍了英国的社会发展，而且也妨害了它的对俄国和美国的政策。从这些话中当然巳经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爱尔兰问题的政策的基本特点。无论如何，马克思始终把对这些观点的宣传同英国制度对爱尔兰采取暴力的一些事实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暴力事实上在当时是屡见不鲜的。一八六六年，总委员会通知爱尔兰内政大臣罗吉尔·格雷爵士说，它愿意派遣一个代表团去访问他，要求他出面干涉，制止对关在国家监狱中的爱尔兰政治犯所采取的不人道的待遇。但格雷拒绝接见代表团。与此冋时，法庭迸行了审讯，以杀人罪判处四个芬尼亚社社员的死刑。在行刑的前夕，总委员会召开了群众大会，谴责司法当局杀害政治犯是一种最低级的报复行为。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并把决议通知爱尔兰内政大臣。决议要求不仅为了正义，而且也为了政治的贤明，改变判决。尽管这样，三个被判罪者被绞死了，只有一个得到女王的赦免。在刺杀大臣的事件使整个资产阶级英国惊慌失措的情况下，总委员会对芬尼亚社社员的这种无所畏惧的辩护，在政府和英国土地贵族看来是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托里党的报纸开始对国际进行告密，说它是个威胁国家的团体。尽管如此，总委员会在爱尔兰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具有深远的即“国际”的影响。
波拿巴主义的审判案
还在一年以前，波拿巴的边境暗探就不仅袭击和抢劫了茹尔·哥特罗，而且还盗窃和隐藏了巴黎代表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宣读 过的报告备忘录。因为巴黎代表与哥特罗不同，他们不是英国公民，而是法国臣民，所以他们要回自己财物的一切努力均归失败。鲁艾总督（顺便指出，他是左拉的鲁贡的模特儿）同意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晋见他。他向代表团暗示，希望能对文件做一些修改，增加一些对波拿巴表示感谢的话。但是这种企图遭到了彻底失败。从这一天起，波拿巴主义的复仇家便伺机进攻。现在，当英国政府对于总委员会公开辩护芬尼亚社社员一事感到忧虑的时候，十二月的英雄便认为有必要对巴黎的国际进行打击，以表示自己对英国采取友好政策。他的匪徒们在夜间破门袭击了巴黎的国际领袖，并进行了搜査。尽管他们施尽一切阴谋诡计，搜查的结果没有得到任何材料来控告他们进行芬尼亚阴谋或有任何秘谋行为，最多只能告发他们犯有简单的违反警章的罪行，就是说，控告他们组织二十人以上的团体。托伦出色地进行了辩护。但是，他同十四个被控的同志一起，被波拿巴的司法奴仆判处每人罚款一百法郞。上诉法院批准了这个判决。当瓦尔兰像其余的“罪犯”一样，继续进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的时候，也被判处三个月的监禁和一百法郞的罚款。对判决的申诉毫无结果。整个审判案使巴黎的同志破费了大量金钱：仅仅上诉费就花去了两千法郞。但是，这使国际在法国获得了许多新的信徒。在一个时期内，巴黎的国际会员还讨论了他们是否需要第三次选举中央委员会的问题。
第一国际和罢工
从日内瓦代表大会到巴塞尔代表大会（一八六六——一八六九年）期间，斗争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打击一年年变得更加沉重、更加广泛、更加疯狂，而整个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变得愈加一致、团结和不可遏止。在哥特罗事件之后，在法国发生了审判托伦和瓦尔兰及其同志的案件；在比利时马尔什血腥大屠杀之后，一八六八年三月在沙尔鲁瓦也发生了大屠杀；一年之后，在塞兰和波里纳日再次发生了可耻的浴血大屠杀。但是，在一八六七年春天铜业工人大罢工之后，一八六八年春天展开了更广泛和顽强的建筑工人的斗争，而在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冬天在巴塞尔又发生了规模空前的搏斗。阶级斗争开始具有愈益宏伟的规模和愈来愈多的原则性质。旧世界的统治力量领敎了年轻的迄今未有的巨大力量的厉害，这种力量给各个党派的国内斗争和各个民族的国际关系带来了一种完全新的原则。
诚然，在资产阶级的幻想中，这种新的神秘的力量具有某种离奇的强盗式浪漫主义色彩。国际在“有敎养的人”[11]的眼中是一个巨大的、万能的和无所不在的秘密联盟、世界性的阴谋闭体，它的秘密领导者坐在伦敦，只要他一探手，就可以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实行罢工。他在不久以前写了一部深奥的学术著作，这部书中充满了神秘的、有魔力的公式，它是用神秘的有魔力的语言写成的，显然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亲信者才掌握有了解它的钥匙。聚集在他周围的是各个民族的阴谋家，他们极其厚颜无耻地自称为“纵火者”。这是从全欧洲聚拢来的革命的沉渣：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俄国人和西班牙人。这些沉渣握有千百万资金；它能够今天在巴黎，明天在日内瓦或沙尔列鲁阿，后天在巴塞尔和波里纳日，诱使贫穷的受骗的工人实行罢工；其目的不在于金钱。所有这些罢工仅仅是对普遍的、全世界大革命的准备；这种国际阴谋的首领们在一切其他大城市中都掌握着自己国内炸弹的引线，只要伦敦的指挥所一按按钮，他们就会把资产阶级社会炸毁，把大地上的一切加以平均，把一切实行“分配”，——这就是有敎养的市侩眼中的共产主义的幽灵、赤色幽灵——国际。
每当实行新的大罢工时，在十字街头都可以听到这些无稽之谈，资产阶级的报刊也赌咒发誓地说，罢工是由伦敦指挥的。因此这些现象远不能简单地用资产阶级的蛊惑宣传和利害有关的工厂主的杜撰来解释。对于大陆上的一般市民来说，大规模的罢工不仅是前所未闻的事情，而且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可敬的工长们觉得这简直是一桩蠢事，在他们看来，如果一个人想抛弃工作，那是因为他嫌工资太少；如果拒绝工作具有了群众性质，那末，其中当然有人作祟。因此，在毎一次大罢工的时候，人们都把国际看做是秘密的挑拨者，因为事实上伦敦的总委员会经常力求到处保证给罢工以巨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对于企业主说来，每一次对劳动的搏战现在都成为反对国际的原则性的斗争，他们到处都从对工人要求的简单对抗转而企图消灭和平的破坏者，消灭工长和帮工之间的宗法关系的破坏者——可恨的国际。他们为消灭工人的组织而同国际进行斗争。所以，大陆上的最初几次劳动的搏斗就表现出了敌对力量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的整个残酷性，以致可以说，每一次规模稍大的罢工都发展成为普遍的阶级斗争。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大陆对罢工才习惯了，罢工慢慢地也不再引人注目，而变成为一种地方性的现象或者成为仅限于一定的职业范围内的事情了。
日内瓦建筑工人大罢工
企业主看到国际是工人的组织，于是便要破坏它。这个巨大的组织拥有无穷无尽的资金这种情况，使得国际在企业主的眼中成为更加可怕的敌人。另一方面，工人也明白，组织本身，特别是像国际这样一种活动能力强的组织，在原则上比一切劳动条件都重要，如果说在其他要求上他们有时可以做一些让步的话，那么在组织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不可动摇的。特别値得注意的是，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也捍卫国际的立场，声明自己支持协会的会员，因此每一次罢工，不管工人在自己的其他要求上获得胜利与否，都为国际征集了新的队伍。一八六八年春天爆发的日内瓦建筑工人的罢工非常典型地表明了这个过程。这次罢工差不多在自己的一切阶段上都和巴黎的铜业工人罢工相似。和巴黎铜业工人的罢工一样，这次罢工变成了争取国际生存的斗争。罢工的发展是戏剧性的，经过了几个星期就得到了解决。罢工的起因是工人要求把工作日从十二小时缩短为十小时，并把工资提高百分之二十。工长方面也联合起来了，并且断然拒绝一切要求和进行任何谈判。于是，砖瓦匠工资委员会把进一步的指导权交给了国际日内瓦中央委员会，日内瓦中央委员会便立刻公开遨请工长们举行共同会议。这时工长们却俨然摆起自己的架子，发誓决不同国际的代表进行谈判。于是中央委员会便发出通告，邀请所有砖瓦匠，在当天晚上六点钟以鼓声为号，召开声势浩大的一切支部的共同大会。资产阶级吓得魂不附体。所有的往宅和店铺都关上了门，把钱和贵重东西都藏在了保险地方，如像面临大敌。其时，国际的会员和其他有关者约五千人在自己的大厅里举行会议，讨论了目前状况，对罢工者由国际保证给以支援；同时，还没有加入国际的混合职业的工人也宣布实行同情罢工。这时，罢工的消息传到了伦敦、巴黎、里昂、布鲁塞尔，总委员会便开始为罢工者募捐。几天之后，它就能够保证每月从英国给日内瓦中央委员会至少提供四千法郞，其中一部分作为贷款，一部分作为捐助。布鲁塞尔和巴黎也寄来了大笔捐款；根据《蜂房报》的报导，巴黎寄了一万法郞。会议之后仅仅过了两天，工长们就改用另一种语言同工人谈话，答应部分同意他们的要求，如果他们摆脱受外国金钱支持的国际的专制独裁的话；这些工长们现在才惊讶地睁开了自己的眼睛。在这些日子里，国际在日内瓦增加了一千个会员；许多至今远离国际的工会也加入了国际；钟表匠、雕版匠、金饰匠等——他们大部分是日内瓦定居的居民——在有几千人参加的大会上也表示支持建筑工人的罢工。瑞士的工人互助储金会已被解散；于是便把协会的会费寄去支援日内瓦的罢工者，一次寄去了五百法郞，另一次寄了五千法郞。情况的确是困难的，因为需要维持三千个家庭及其全部成员的生活费用；但是由于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工长们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便请求国务会议主席、司法部长和警察局长进行调解。于是举行了会议，同意把工作时间缩短一至二小时，确定把工资提高百分之十。经过了三个星期的奋斗，斗争才告结束。国际在第二次大搏战中取得了胜利。
比利时的屠杀
当时在资本主义世界各个地方常常有许多罢工同时爆发，因此根本不可能在这里把所有这些罢工都详细加以叙述。但是，在这里应当简略叙述一些血腥大屠杀，因为一些特别卑鄙和目光短浅的政府，首先是比利时政府，企图用这些大屠杀来把年青的工人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这个不幸的国家没有民族联系、没有历史传统，它是个偶然制品，是由欧洲外交混乱状态产生的，由人民革命从圣水盘里接受下来的，它是两个敌对种族的聚合物，在这个聚合物中流动着罗曼族和日耳曼族的混血。这个国家具有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阶级，他们多半在矿井中和制铁工业中聊以谋生。煤矿工人的体力劳动，和他们的在炼铁炉旁和熔铁场中就业的同志们的劳动一样，是单调乏味的。他们的劳动时间过分地长，每天要在污浊的空气中工作十五到十八小时，而所得的报酬则极其菲薄，使他们经常处于饥饿状态。即使对一个较有天赋和毅力的种族来说，这种状态在几代之内也会迫使它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同时，这个国家内的资产阶级的粗暴、堕落和卑鄙行为是世界上从未见过的，而政府也同样是毫无良心政治头脑的，对于工人的一切要求只知道一个回答：火药和铅弹。显而易见，比利时是资产阶级的天堂，而政府只是资本主义奴隶主的走狗。从流氓无产阶级中召募来的暴兵，随时准备无情地袭击工人，而工业中的雇佣奴隶则让自己“老爷们”为了利润残酷剥削他们。在六十年代初，发生了对这种侮辱人的制度的第一次反抗。在一些工业中心，工人开始建立合作社，并且为了互相敎育而联合起来。于是便建立了许多“自由工人”联合会。当国际在这个国家出现时，它发现了这些倡议。接着一些团体加入了布鲁塞尔中央支部，但是大部分比利时工人在长时间内仍然袖手旁观。马尔什纳发生了饥锇暴动，那里工人的和平游行遭到了军队的袭击和杀戮。这种兽行最初使比利时工人大为惊愕。只是当总委员会发出帮助大屠杀的受害者和死难者的家属，而英国的煤矿工人和制铁工人给比利时寄来了大批捐款的时候，处于绝望之中的比利时工人阶级才明白了，他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参加国际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在各个城市中国际都宣传成立工人仲裁法庭；但是，只是在沙尔鲁瓦大屠杀之后才开始了坚决的转变。
这次血腥大屠杀是由极其平常的资本主义投机活动造成的。比利时煤矿的所有者实际上是一些匿名的股份公司的主人，他们为了抬高煤价，成立了卡特尔。接着，炼铁炉和冶矿场的所有者也同英国的企业主签订了供煤合同，原来煤矿所有者受了骗。不言而喩，他们竭力想从工人身上捞回自己的损失，限制开采量和降低工资，这样就把本来处干半饥锇状态的工人的工资减少到原先一半的水平，结果发生了新的绝望的饥饿暴动。于是握有军队和宪兵的矿业资本家便挑起了同工人的流血冲突，而白色恐怖也随着猖厌起来。寡廉鲜耻的资产阶级报刊疯狂地向暴兵的兽行欢呼，到处笼罩着失望情緖，正在这时候国际在布鲁塞尔竖起了自己的旗帜：召开了民众大会，痛斥胆怯的企业主匪帮和残酷的政府。伦敦总委员会印刷了传单，给受迫害者提供司法帮助和辩护人，宣布沙尔鲁瓦矿工的事业是整个国际的共同事业。比利时工人大受感动。但是，只是现在才开始了眞正的斗争。股东关闭了矿井，而国际储备的资金本来就由于日内瓦建筑工人大罢工而几乎枯竭，现在更不足以保证大量工人免于饥饿。看来第二次饥饿暴动已为期不远了，甚至自由主义的城市居民也感到局促不安。沙尔列鲁阿的自由主义者威胁政府说，如果政府不立即组织工作，他们将解散自己的选举委员会，而为天主敎徒让出地盘。这个威胁起了作用：政府马上开始筹办公用楼房的建筑工程，以便减轻工人的贫困。国际获得了很大胜利。在佛尔维耶、安特卫普、柳基赫，在沙尔列鲁阿本城，在布留日，在亨特，以及在许多较小的城市中，都产生了国际的支部。此外，在此一年以前成立的不隶属于国际的“自由工人”团体，现在也完全加入了国际。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仅仅比利时的代表就有五十五名。
比利时政府徒劳旳戚胁
同沙尔鲁瓦事件相关联，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它几乎使得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延期举行。比利时司法大臣巴拉因为最近一周内所发生的一切不良事件而变得有些神经质，由于国际的干预而愤怒若狂的资产阶级报刊更加激起了他的好斗之心，于是，他在议会中威胁说要颁布新的外国人法，实际上是要颁布反对国际的法律。他吹嘘说，他决不允许在布鲁塞尔举行代表大会。在伦敦，人们还不会正确评价这个模范国家的立宪大臣们的议会空谈，在总委员会中有人曾建议把代表大会改在伦敦举行。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曾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当不列颠下院也像比利时一样破坏集会自由的权利，那末摆在眼前的是英国的条件，而不是比利时的条件。后来暂停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同时收到了比利时来的一项决定。比利时的同志比谁都淸楚本国那些帕宾赫麦[12]，他们用对这位大臣的极不恭敬的公开讽刺来回答了内阁的吹嘘，并且向大臣声明说，他根本无权对代表大会问题表示意见，不管比利时正义的大臣喜欢与否，代表大会都将在布鲁塞尔举行。其实，就是按照关于外国人的新法律的规定，也根本不能驱逐参加代表大会的外国代表出境。根据这项法律，只有可疑的人才可驱逐出境，而且还要根据法院的决定；根据这项法律不能逮捕任何人；警察旣无权出席大会，也无权搜査住宅；在最坏的情况下，只能给法国代表带来麻烦，因为根据藩属关系，比利时臣服于第二帝国。但是，由于法国代表坚决声明，在任何条件下他们都要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所以总委员会一致赞同比利时委员会的建议——最后确定布鲁塞尔为召开代表大会的地址。比利时政府的全部光荣的工作仅限于把自己的暗探派到各个大企业主家里，唆使他们解雇参加国际的工人。
第一国际在德国和奥地利
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这个劳动年度对于国际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发展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在奥地利，国际在那里看到了工人运动的最初星火，那里产生的组织立即开始和国际接近；在德国，工人运动的两个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这时已对自己的力量进行了第一次议会检验，同时，后一个组织已经加入了国际。在此以前，在德国和奥地利加入国际的只是一些个别成员，但是还没有过一个工人团体加入国际。在普鲁士根本禁止加入国际，所以拉萨尔派的汉堡代表大会（拉萨尔派的柏林中央委员会在此以前不久被普鲁士政府解散）决定“最低限度要和国际一致行动”。主要在萨克森、图林根和德国南部活动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派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则较少考虑上述禁令。该联合会把赞同国际的纲领和加入国际组织作为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议题，列入了正好要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前夕在纽伦堡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预定要把德国各工人协会改组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奥地利，宣传鼓动工作主要是用在维也纳举行群众大会的形式和通过建立《维也纳工人报》的方式来进行的，并把宣传鼓动工作的情况立即通知伦敦总委员会。一八六八年夏季，维也纳的同志们认为自己已经相当强大，决定召开奥地利各种不同语言地区的工人的代表大会，并邀请总委员会派代表出席大会。总委员会的确派了一个代表；但是，代表大会在即将召开的时候遭到了奥地利的虚伪的自由主义政府的禁止，而这个政府正是在专制制度瓦解后在哈布斯堡帝国内实行了“自由主义改革”，从而给了国际的进一步宣传以积极支持的那个政府。总委员会也派了一个代表（埃卡留斯）出席纽伦堡代表大会。埃卡留斯后来向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报告说，大多数纽伦堡工人协会加入了国际。由于在那些日子里，“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纽伦堡各工人协会都决定建立职工联合会，所以纽伦堡工人协会联合会决定取名为国际职工联合会（Internationale Gewerksgenossenschaften）[13]，以别于拉萨尔派的工人联合会（Arbeitschaften）。一些产业工人协会，例如，布朗耐迈尔领导下的格平根纺织工人协会，在克莱因领导下的佐林根钢铁工人协会，以莫特列尔为首的克里米察呢绒制造工人协会，也都相继加入了国际职工联合会。不言而喩，科伦、佐林根、美因兹等地以前已经加入的各个支部也派代表出席了纽伦堡代表大会；而且，在美因兹始终是公开举行工人大会来选举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应当指出，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当时对德国组织的独立发展决不是抱着侧目斜视的态度，约·菲·贝克尔甚至在自己的《先驱者》杂志上声明，他把日内瓦仅仅看做是临时的中心，如果维也纳的运动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并派出有力的代表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他将首先赞成把德国中央委员会由日内瓦迁到维也纳去[14]。
除此而外，在诺因堡召开的、有五十个团体参加的瑞士德国工人敎育协会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前几个星期一致赞成加入国际。这些团体的机关报是《邮袋报》。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上面所讲的是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召幵前的情况。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应当讨论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机器劳动的影响和关于缩短工作时间的问题，在伦敦总委员会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可是与此同时，法国人却只满足于讨论自己报纸上发表的社论。还在六月间，总委员会就向各工联组识发出了一封出色的通告信，这些工联组织不顾当时所遭受的危机，大多数都参加了国际。通告信是由一些精辟简短的原理组成的，它的内容大致如下：“国际的创建者们适时地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国际获得了欧洲任何一个别的组织都没有获得的地位。虽然它现在在争取充分的政治自由，但它终究不是旧意义上的政治团体。它支持一切进步的运动，而对于勾心斗角的党派采取旁观的态度，因为如果信赖资本家阶级，就不可能帮助工人。断言罢工是由国际挑起的说法，是一种诬蔑；国际仅仅使工人有可能反抗大规模解雇和在罢工中取得胜利，而罢工是企业主的残酷性、叛卖性和虚伪性的必不可免的后果。国际的基本原则是：劳动收入属于生产者；社会的基础应当是劳动的兄弟般的联合，这种联合是排除民族竞争的。劳动没有祖国！资本只不过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为什么工人应当服劳役？长期以来英国工联只满足于追求增加工资。贸易自由在这方面引起了根本的转变。大陆的工人比英国工人工作的时间长，而获得的工资少。如果英国付得起髙工资，那么这是由于自己机械设备的水平高。国际在大陆上到处促进了工会的建立。在法国铜业工人罢工期间遭到大批解雇的有一千五百个工人，还有四千个工人受到解雇的威胁。法国的工会是最先仿效英国的范例建立起来的工会。由于国际的帮助，企业主的图谋未能得逞。从那时起，工会便在法国扎下了根。在瑞士，日内瓦建筑工人的罢工在国际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从而大大加强了国际的影响。在比利时，当惊慌万状的政府开始用火药和铅弹来压服工人的时候，国际进行了干预；它为受伤的工人医疗，供给饥饿的工人以食物，探访被监禁的工人。在德国，当俾斯麦伯爵建议实行新的工资改革的时候，巴门—爱北斐特这个普鲁士的曼彻斯特的商会声称，如果不降低一些工资，普鲁士的工广主就不能同英国的工厂主进行竞争。但是由于国际的影响的迅速扩大和它的坚决干预而使得企业主降低工资的企图未能得逞。对于英国的职工会来说，国际起了警戒的作用，为它们提供了关于外国情况的详细情报，从而打破了企业主雇用外国工人来代 替本地工人的企图。在巴黎对国际进行审判时提出了以下的事实 作为主要罪状：在英国锌版工人、缝纽工人和铁路员工实行罢工的时候，国际的巴黎委员会会阻止法国工人前往伦敦。所有这些事实证明，使全欧洲的工作时间和工资水平一致，同英国工人的利益是多么密切，而这也是国际的任务之一。在一八六五年伦敦代表会议上，法国工人和瑞士工人还认为工会在欧洲永远也不会获得巩固的基础。可是在一八六七年的代表大会上，就有大陆职工会的近四十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的职工会都是按英国的范例建立起来的。即将到来的代表大会选择在布鲁塞尔举行，是为了使英国工人能够派更多的代表出席。八月底以前参加国际的团体也可以派一名代表。”通告信末尾号召多派代表出席大会，并通知了代表大会的议程。
国际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为总委员会自己所指出，就是它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代表大会前不久，伦敦《泰晤士报》在一篇关于国际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要找到和这个运动相类似的某种东西，就需要回到基督敎诞生和古希腊、罗马世界复兴的那个时代去。”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从九月六日开到十三日，出席大会的有九十六个代表，其中有：比利时代表五十五人[15]，其中有汉斯敎授，德·巴普和封丹；法国代表十八人，其中有托伦、缪拉、佩吉、塔尔塔勒、奥布里和龙格，瓦塞尔在此以前不久去世；英国代表十一人，其中有六位是总委员会委员（鲁克拉夫特、肖、埃卡留斯、荣克、考威尔·斯特普尼和列斯纳）；瑞士代表八人；德国代表五人（其中有科伦支部代表莫泽斯·赫斯和纽伦堡工人团体代表大会的代表弗里·布特尔、意大利代表二人（其中一个是总委员会委员杜邦）和一个西班牙代表（沙罗·马格兰）。主席团在第二天开会时才最终组成。由荣克任主席，杜邦和贝克尔为副主席，克楠和麦登索（代表操瓦龙语和佛来米语的民族）为比利时秘书，格里诺和泰斯为法国秘书，克莱因和舍普勒尔（美因兹）为德国秘书，肖为英国秘书。
按内容来讲，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工作大大超过了洛桑代表大会工作的水平。蒲鲁东主义虽然在辩论中还进行顽抗，有时甚至还取得胜利；但是英国人和德国人，以及大部分瑞士人，都终于了解到，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和蒲鲁东主义的谬论之间有着原则性的矛盾。这样一来，虽然辩论非常激烈尖锐，但是这种对立性却因此更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再也不需要像在洛桑代表大会上那样用通过不明确的、妥协的决议的办法来达到协调一致了。同时通过两个互相矛盾的决议的情况已经没有了，而是一种观点同另一种观点相对立，问题也直截了当地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
开幕会议像前几次代表大会的做法一样，带有预备会议的性质。荣克以临时主席的身分向会议介绍了国际的历史，并通知说，在比利时自从沙尔鲁瓦大屠杀以来，国际增加了二十个新支部，其中一些支部的成员在八百人以上。在这次会议上国际各支部也报告了本身的情况，其中最详细的是比利时人的报告。然后宣读了被监禁在巴黎监狱中的会员的信件，接着宣读了巴枯宁（他以伯尔尼和平联盟代表的资格参加代表大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施韦泽的信。第二天最后确定了主席团的成员，并决定每天早晨九点到十二点举行组织工作会议，午后举行小组委员会会议，晚上七点到午夜举行公开大会。《先驱者》还报导说，在秘密（上午）会议上进行了较激烈的辩论，经常诉诸表决。
议程第一项是讨论德国各支部提出的问题：一旦欧战爆发时各国工人应当釆取什么立场？因为当时已预感到普法战争即将爆发。
在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以前，杜邦代表总委员会做了年度工作总结报告。这里用不着来复述这个报告的内容，因为这只会意味着赘述富于事件的这一年中发生的种种情况。
在辩论战争问题时，德·巴普指出，制止战争的直接手段是拒绝服军役或实行罢工，而间接手段是解决国际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托伦同贝克尔和梅尔米洛（瑞士）一起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决议案中详细论证了反对战争的理由，建议工人在一旦战争爆发时停止工作，建议各国人民举行罢工来反对战争。决议案被一致通过，但只是到代表大会结束时才宣布。
这一天的第二个议题是关于罢工和“抵抗团体”（即蒲鲁东主义者所说的工会）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详细的决议，决议不承认罢工是能够解放工人的手段，但是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必要的手段加以利用。其次，决议表示希望，各“抵抗团体”能够成为罢工的主要组织者，同时所有这些团体及其所属的储金会能够实行互助团结，最后决议要求“抵抗团体”联盟成立一些地方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当在咨询委员会的帮助下判断罢工是否适宜和合法（！），并且自行选定宣布罢工的时机。德·巴普就这个问题做了报告，他称工会是“维护工资的协会”，并把它们看做是将在一切先进文明国家中出现的伟大社会变革的萌芽。杜邦建议代表大会重申他所宣读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罢工的决议就够了，法国人不同意杜邦的这个建议。
在第四次公开会议上做了关于机器对工人状况的影响的报告，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除了这次会议以外，为了讨论这个问题还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和一次公开会议。讨论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声明说：只有依靠合作社和组织互助信贷，生产者才能占有机器，工会现在就应当进行干预，以使新机器的采用对工人有一定的保障和补偿。托伦起先阻挠代表大会通过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决议；最后通过的决议是由德·巴普和埃卡留斯提出的两个建议综合成的。
与此同时，在第四次公开会议上，汉斯（布鲁塞尔）做了关于综合敎育问题的报告。考虑到，在目前条件下不可能组织合理的敎育，小组委员会建议为工人组织通俗讲座。巴黎的装订工人，以及柳基赫的各支部、鲁昂的工人团体和日内瓦各支部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做了一些报告。尽管一些英国代表和德国代表建议，关于这个问题可以重申一下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相应决议就够了，可是仍然就这个问题开了两次公开会议和一次秘密会议，直到最后由报告人汉斯做了结论，讨论才算告一段落。
像在洛桑代表大会上一样，关于信贷组织即建立信贷机构来促进和加速工人阶级解放的问题，又引起了争论，更确切些说，引起了代表大会上顽固的蒲鲁东主义者和非蒲鲁东主义的少数派之间的理论冲突；非蒲鲁东主义的少数派这一次没有用妥协的决议来玷污自己。蒲鲁东主义者占多数：所有法国代表和许多比利时代表都发言拥护建立“无息信贷”体系和“交换银行”，并且认为，只要把生产合作社所制造的产品实行直接交换的好处告诉工人，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印制可以代替资本的纸币。这些纸币应当成为世界货币，这样一来，合作的、由自己的信贷体系组织起来的工人资本就可以逐渐战胜资本家的“垄断”、战胜资家的享有特权的金融资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又开了两次公开会议，讨论一直发展到激烈冲突的地步。埃卡留斯和赫斯，以及所有的德国人和英国人，使用一切逻辑的和经验的论据来向蒲鲁东主义学说进行斗争；埃卡留斯强调指出，在经济学的古典的国家即在英国，根本不知道蒲鲁东的这种理论，那里的工人主张用全国性的国家银行来代替私有银行；赫斯提醒说，早在二十多年前，蒲鲁东就巳经被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批驳得体无完肤。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而蒲鲁东主义的海洋仍在呼啸，要求为它做出牺牲，然后才能平静。于是，大会最后在大多数人的赞同下通过了一个冗长的决议。这个决议把利息作为一种不道德的东西加以谴责，认为抽取利息始终是一切不公平和不平等（请听吧！）的根源；并表示拥护建立“目的在于使信贷条件民主化和平等化”的交换银行，但是，由于代表大会对交换银行“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提出实际的解决办法，所以决议有先见之明地指出，这一措施不能立即付诸实行，而仅限于在理论上拥护互助信贷的原则。同时大会建议把布鲁塞尔支部提出的章程草案寄给所有的支部，以便它们进行讨论；待问题成熟时再由下次代表大会加以解决。非蒲鲁东主义者不赞成“在理论上拥护”这个荒谬的原则，因为他们处于少数地位，所以他们便在秘密会议上投票反对这一决议。
在信贷问题之后，紧接着讨论了“所有制问题”，确切些说，讨论了关于现代大型交通工具、关于开采业（采煤业、采矿业及其他—切矿产加工企业）、关于土地及其所有生长物（农作物、森林等等）的所有制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洛桑代表大会已经做过决议，当时坚毅而有文化素养的瓦塞尔提出的决议案说，各国人民的努力方向，应当是使大型交通和运输工具国有化（变为国家财产）。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德·巴普就这个问题做了报告，在讨论过程中德·巴普还提出了土地所有制问题，代表大会最后决定把所有制问题全部转交下一次代表大会硏究和解决。德·巴普作为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提出并详细论证了一个重要的集体主义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要求，在合理的社会中，采石场、煤矿及其他一切矿井、铁路应当归全社会所有，即归恪守法制和正义的新国家所有；而在这以前，应当在充分保障全社会利益的情况下，把它们交给工人合作社使用和进行生产。同样的，农业生产用的土地以及森林应当转为国家的公有财产，并在同样的保证下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使用。其次，运河、道路、电报事业以及一切交通手段都应当成为全民的公有财产。蒲鲁东主义者对这种“粗暴的共产主义”进行了全力以赴的斗争；然而他们未能占得上风，因为比利时人在这个问题上同德国人和英国人一起投了赞成票。最后，德·巴普的决议案在三十票赞成、四票反对、十五票弃权的情况下获得通过。虽然表决是在秘密会议上进行的，但是托伦想示威性地在公开大会上替少数派态度辩护，主席没有允许他这样做，代表大会以三十一票对十三票的多数否决了托伦想公开反对代表大会的企图。
下一个议题是关于合作社问题。在辩论中重申了早巳众所周知的关于合作社在工人解放斗争中的相对意义和不充分性的论点。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反对合作社资本抽取利息以及任何利润，而且略带笑剧式地论证了全部劳动收入归工人所有的基本原理。
国际向在伯尔尼举行会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派去了三个代表，以便在那里宣传国际的原则，并向同盟提出建议：如果它郑重对待自己的和平和解放的意向的话，就应当加入国际。接着，代表大会根据全体德国代表的书面建议，一致向《资本论》的作者热烈致敬，建议每一个民族都硏究这部著作，并且声明：“卡尔·马克思的不可估量的功绩就在于，他是对资本进行了科学分析并把它的原始成分分解出来的第一个经济学家。”在关于缩短工作时间的问题上，代表大会的声明同英国代表团的意见完全一致，即认为实际执行这个决议的时机现在已经到来，在这方面国际的各个支部应当表现出主动精神。大会还向所有国际会员提出了一无例外地参加工会的要求，这个要求也得到了赞同。
代表大家还通过了一些其他决议，更确切些说，重申了以前通过的关于国际的组织的决定[16]。大会指出，现在终于是应当把关于年度会费的决定付诸实施的时候了；其次，还建议各个支部根据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活动，如果它不想失去自己参加代表大会的权利的话；最后决定，各中央委员会应当每季向伦敦总委员会送交一份关于自己所辖支部管理情况和财政状况的报告。然后选举了总委员会。新选入总委员会的有：埃普里卡尔特、贝尔纳、柯恩、卡普兰得、约翰纳尔、利姆堡、米尔纳、考温·斯特普尼；上届委员中没有重新当选的有：拜宗、卡特、哈里特·劳乌、拉萨泽、罗林塞、斯腾斯比、雅罗夫。巴塞尔被选定为一八六九年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比洛桑代表大会向前迈进了一步，因为它已不再掩盖内部分歧，而是公开讨论这些分歧。同洛桑大会以至同日内瓦大会比较，布鲁塞尔大会的第二个巨大进步就在于，它明文规定原则上承认了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德·巴普在说明他提出的关于煤井和矿坑的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机器和许多人的联合力量现在完仝为资本家服务，将来它们应当给工人带来利益。为此就必须使一切工业部门（在这里机器和工人是必不可缺的）由工人团体掌握并由它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生产”等等。换句话说，德·巴普利用共产主义的论据，即提出了把一切工业生产资料实行社会化的普遍要求，来论证自己的将矿坑、交通工具和土地实行部分的集体主义的主张。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赞同了这个决议案，从而便向共产主义迈进了相当大的一步[17]。
第一国际的最初几个议会党团
随着纽伦堡各工人团体的加入国际，国际内有了第一个政党。当然，这不是就整个法律形式来看，而是从实质上来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才成立了不几个月，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Verband der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就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建立起来，并同拉萨尔处于显然的矛盾之中，它的大多数如今在纽伦堡高举招展的旗帜加入了国际的阵营。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同德国一度引以自豪的民主的尚有一息生气的残余——人民党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这种一致性是以各工人团体和工人政党之间的极为密切的联系为基础的：德国民主的残余同萨克森工人联合会融合为萨克森人民党。这是一种君合国式的联合。工人协会的思想领导者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当时属于萨克森人民党，相反地，民主派的领袖罗斯迈塞列尔、维尔特、艾涅曼、艾赫斯多斐尔当时却是“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成员。在工人协会纽伦堡代表大会[18]后立即创立的、由李卜克内西主编的《民主周刊》，称自已为萨克森人民党和德国工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在一八六七年北部联邦立宪议会选举时，以及在新议会第一次议会活动开始时，萨克森工人在开姆尼斯纲领的旗帜下两次都参加了选举斗争。这个开姆尼斯纲领是由萨克森人民党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德意志战争发生转折的直接影响下起草的。纲领要求根据新的选举法参加选举，但是，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同战争造成的条件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以便使德国民主派过去提出的大德意志要求不致受到损害。萨克森人民党持着这个纲领，在第一次进攻下就获得了立宪议会的两个代表当选证：倍倍尔（格拉沃哈沃—麦兰）和施拉普斯（茨维卡沃一克里米恰乌）；半年之后，在北德意志议会最初几次选举时当选证又增加了一倍，除了以前的当选者以外，李卜克内西（什托里贝格—什尼贝格）和哥茨（莱比锡邦）也当选为议员。拉萨尔派在这些选举中也争得了两个当选证：施韦泽（爱北斐特—巴尔曼）和莱因凯（连涅浦—梅特曼），而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代表大会也决定从思想上向国际靠拢。这样一来，年青的德国工人运动便给国际提供了第一个政党组织，这个组织使国际有了五六个议员。
在其他国家，国际在选举方面没有获得多大成就。尽管约·菲·贝克尔在《先驱者》杂志中夸大其辞地把日内瓦大会议的选举作为实际干预州政治的“社会民主党”[19]的生日来欢迎，尽管有两千个拥护者在准备选举的大会上热情地进行了宣传工作，有二十五个选举委员会进行了选举组织工作，临时拼凑的“党”仍然在这次选举中遭到了惨败：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日内瓦大会议选举时，工人候选人总共只获得了二百张选票。只有在巴塞尔，工人在大会议选举中选出了一个代表，而且还是在织带工人罢工所激起的热情鼓舞下达到的。在法国，参加一八六九年五月和六月的立法议会选举仅仅被理解为对波拿巴主义的示威；所以大多数工人一开始就投票支持资产阶级极左派的候选人，即赞同提出了非常激进的选举纲领[20]的拉斯拜尔、罗什弗尔及其同伴。的确，帝国主义在全国，特别是巴黎、里昂和马赛这三个大城市中，遭到了惊人的失败；但是这个胜利最初差不多完全是对激进反对派有利的。在英国，虽然选举权扩大了，但是工人候选人也没有获得任何肯定的成就。在一八六八年底根据新选举制度进行最初几次议会选举时，甚至在工人选民占大多数的选区中，工人候选人也落选了。许多任务人选民认为这些候选人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这些人间接支持保守派，而对于敌视工联主义的保守派，工人则想好好地敎训他们一番。这种间接的成就的确获得了；选举使自由派突然获得了巨大的多数，于是得比—迪斯累里的托里派内阁提出谇职。可是新的辽谢耳—格莱斯顿内阁给工联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同这些失败和半成就相比，德国组织的劳动结果显得更加辉煌，看来这些结果使人有充分的根据对它抱极美好的希望。
此后不久，当两个组织，即拉萨尔派和纽伦堡工人协会之间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后立即展开了激烈斗争的时候，德国的这些突然的成就遭到了一些损失。当时不仅在对德国的还完全没有形成的政治条件的看法上，在组织问题上和在一些其他的一般带有理论性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而且从一八六八年秋天起，又在工会运动中展开了竞争，在这场竞争中两个纽织企图一个胜过一个。工会运动有自己的特点，它的内部两个派别和组织之间的冲突严重损害了它为共同目标所进行的活动。如果说在政洽运动中，当两个组织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时候，这种两重性还可以容忍，可是工会运动要求在整个德意志帝国范围内有一个单一的组织和活动，因此阅墙之争在这里只能具有致命的危害作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首领冯·施韦泽先生冒险在自己的联合会内实行了小政变，以便用他所安排的由联合会全体会员实行直接投票（全体投票）的办法来恢复自己的由于代表大会的决定而受到了一些限制的独裁，这时候，激烈冲突便发展到了对联合会具有致命性危险的程度。他企图依靠问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的联合会融合起来这种狡猾的手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至于这种融合是否可行，显然也要通过投票来决定；但是，他这一着的眞正目的，并不是要把两个联合会统一起来，而是恢复拉萨尔派的组织章程。这引起了分裂：不伦瑞克、泽勒、哈尔堡、马格德堡、爱尔福特、哥达、法兰克福的联合会会员举起了起义的旗帜；联合会内的优秀人物：白拉克、约尔克、波果尔斯恃、海布和理事会的几位前任委贝等等，都拒绝同主席一起工作，而跟他们一起行动的还有新建立的许多拉萨尔派组织。所有这些闭体、工会和工人领袖们都带着自己的全部细软投入了倍倍尔的阵营，于是《民主周刊》便可以宣布在最近的将来将实现所有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七月十七日，这个李卜克内西的机关报公布了一个在爱森纳赫举行联合代表大会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上署名的有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六十三个前会员，其中有克列叶、约尔克、海布、白拉克、舒曼、瓦耳特尔，此外，还有哈茨费尔德联合会的三个前会员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一百零六个会员，其中有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乌尔利希、法里泰赫、莫特列尔、列文施坦、布朗涅迈尔、梅茨耐尔、施拖勒以及日内瓦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委员和瑞士与奥地利委员会的几个委员[21]。
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当时虽然还不是德语区的组织中心，但是它密切注视这些事件的发展。如果说，在工会和合作社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日内瓦引起了广泛的注意[22]，那末这两个派别即将联合的可能性则最终给了日内瓦人以希望。不过，这里又龙罩着一层薄薄的阴云。在日内瓦，人们当然了解，这个年青的德国运动在几年之中已经由脆弱的萌芽发展为规模巨大的组织，它对待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很快也就会采取独立的态度。为了预先防止这种情况，约·菲·贝克尔采取了一种小心谨愼的策略。他制订了一种组织章程草案，准备把它作为一种建议向爱森纳赫代表大会提出。这个章程草案发表在刊载有邀请参加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呼吁书的那一期《先驱者》杂志上。这个草案是国际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文件，因为它淸楚地说明了中央组织对各独立的民族运动独树一帜的倾向加以阻止的意向。
为了从一开始就显示德国组织的路线仍然同日内瓦是一致的，中央委员会刚一得知召开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消息，便立刻通过了一项决议，答应给代表大会以一切帮助，并尽力促进大会的举行。“协助”表现在提出了一个以很大的组织技巧拟订的组织草案上。这是贝克尔策略的杰作。
这个草案是以工会运动为出发点的，把工会运动称为“工人联合的唯一正确的形式”，因为同这个运动相较之下，“混合联合会”，即由各种不同职业的工人组成的联合会，也就是说，像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工人敎育普及协会这样的政治性联合会，就失去存在的权利，其理由是这些团体中的分子似乎太庞杂，在政冶方面和社会主义方面的发展程度极不一致。根据对工会运动的这种蓄意的过髙评价，草案结尾提出了这样一种意见：工人运动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在自己的组织形式方面必须同对这些关系的积极改造协调一致；整个组织在当前的任务应当主要是不断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原则，因此，即将建立的党组织不应具有固定的形式，而应当经常保持易变性，以便始终能适应发展的需要。换言之，日内瓦中央委员会想干预准备在爱森纳赫统一为一个独立政党的德国工人运动，要把它组织成为建立在职工联合会基础上的不断流动的宣传团体。
为了实现这些想法，中央委员会还向爱森纳赫代表大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应委任一个由十五人组成的委员会来起草党章并向大会提出组织章程草案，这个草案应规定出各“混合工人团体”，也就是说各政治团体缴纳会费的数目；其次，代表大会应当把各个工会，即“党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联合成一个中央组织，除此而外，还应当在每一个城市中把各个工会和“混合工人团体”组织成为地方代表机关，这些地方组织应服从“由各工会和混合工人团体用直接投票方法选出的全国性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负责“对政治性和经济性的事务进行总的思想领导和实际领导”。章程明确规定，“全国性机关的行动范围并不以国界为限，而且扩展到使用同一语言的其他国家”。各个集中的国际职工联合会应当受这个“唯一的全权中央机关”的管辖。每一个全国性机关还应当同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并作为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之间的中介。其次，代表大会应当选出一个由五至七人组成的委员会，在党的组织草案没有通过以前，这个委员会应当暂时接受中央机关的委托。联合会应定名为：“全德社会主义民主工人联合会，国际工人协会的组成部分”，并立即着手建立联合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
这就是草案的基本点。要找出这个草案的主导思想是并不困难的。日内瓦的想法是：阻挠成立德国工人政党，把运动控制在联合会这种既有伸缩性又有严格集中制的形式内，这个联合会应当以各工会组织和地方支部为基础，全国性中央机关应当作为组织的最髙峰竖立在这些工会组织和地方支部之上。固然，这个机关不会是日内瓦中央委员会，但是，“全国性中央机关”的活动范围和中央委员会的活动范围几乎完全相同；中央委员会可以完全凌驾于中央机关之上，篡夺它的全权，而不向组织报告自己的行动，因为根据章程规定，它除了作为各中央机关和中央工会组织同总委员会之间的中介外，没有任何别的职责。
日内瓦中央委员会，首先是约·菲·贝克尔，显然觉得特别重要的是，使代表大会赞同这种组织形式。他在公布草案的那一期《先驱者》杂志中，还赞扬了各巴伐利亚联合会，这些联合会才在纽伦堡结束了建立自己组织的工作，并且声明赞同国际的基本原则和拥护国际的组织。贝克尔以严父般的口吻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应当把这些决定看做是自己的榜样”。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使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动摇。它如果不想放弃建立自己的政党，就应当跨过贝克尔的草案。它正是这样做了。当代表大会在爱森纳赫举行的时候，它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组织章程。为此目的，几个星期前在不伦瑞克召集的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关于组织问题的单独报告。日内瓦中央委员会的草案仅只被作为对这个报告的一个“建议”而在会上加以宣读，在讨论纲领和组织问题的全部过程中，没有一个发言人再提到这个草案。只是在关于组织问题的整个报告差不多已被最终通过了的时候，代表大会才转而讨论“约·菲·贝克尔的建议”。但是，在讨论这个建议之前，李卜克内西建议选举一个硏究对国际的态度的委员会，并同时选出了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时间已经过去不少了，于是贝克尔声明同意这个建议。他声明放弃自己的草案，同意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许多国际会员的意见，其理由是，提出这个草案原是为了把拉萨尔的联合会也吸引过来，其次因为代表大会的报告更加广泛地实现了这个草案本身的意图。在最近一期《先驱者》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说法。那里[23]说，会上所通过的关于纲领和组织问题的报告，由于对它们作了修正的结果，在一切重要点上都常常带有更尖锐的形式，“德语国家的中央委员会的草案的主要方面都在这些报告中得到了反映”。贝克尔想用这些话来掩饰自己的退却。就在代表大会上，他还没有同意李卜克内西的建议，认为在没有通过关于对国际的态度的一定决议以前，不应当散会。李卜克内西本人意识到刚刚获得的成就，于是更进而补充说，日内瓦方案所提出的任务根本不可能在代表大会上获得充分的解决。“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在这里的确有自己的代表，但是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在这里没有代表。只有靠派代表团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办法才能达到一定的结果。但是有一点贝克尔应当确信，即整个我们的代表大会充满了国际的精神。”代表大会决定让特别委员会去最终处理组织问题，并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最后，代表大会建议党员个入加入国际。里京豪森、格莱里赫和李卜克内西被选入爱森纳赫的委员会，贝克尔和李卜克内西被派为出席巴塞尔大会的代表。
这样党便建立起来了；它的委员会设在不伦瑞克—沃尔芬毕特尔，监察委员会设在维也纳。贝克尔在《先驱者》上发表了一篇以极其乐观的色彩粉饰起来的关于爱森纳赫大会的报导；就在这一期《先驱者》上，由白拉克、艾列尔斯、奈德尔和斯比尔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公布了自己的第一个呼吁书：《吿全党书》。倍倍尔认为爱森纳赫大会标志着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新纪元，从而打破了关于党将融化在国际中的一切设想。倍倍尔说，“在一切条件下，德国社会民主党首先自己应当在德国确立起来，因为除了国际组织以外，还应当有各国的组织，没有后者，前者只会是一种幻影。”[24]不过，代表大会建议党员个人加入国际，建议各个工会加入国际的组织。现在它们都开始称为“国际职工联合会”（Internationale Gewerksgenossenschaften）。
在至今受日内瓦中央委员会管辖的另一个国家内，也开始出现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批萌芽。奥地利帝国的“自由主义”政府禁止国内各民族工人在维也纳举行代表大会，远没有扼杀得了工人运动。《维也纳工人日报》被禁止出版后，《维也纳人民之声报》又开始传播起来；奥地利政府开始用火药和铅弹，以及用帝国兼王国的血腥法庭来反对工人运动。奥地利政府在布留恩对工人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而那里的工人至今对于国际还一无所闻，尽管如此，却要他们对运动负责；在维也纳，当一些社会主义领袖坐在被告席上的时候，他们被检察官骂作是国际的“外国的间谍”。在匈牙利，半野蛮的马扎尔反动派横蛮无耻地迫害工人阶级的头几次运动。尽管如此，《先驱者》还是从奥地利各地（包括匈牙利在内）报导说，整个整个的工人团体和整批整批的工人加入国际。《先驱者》所说的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要求加入国际，有时是以奥地利各地的报导为根据的，因此可能有些夸大。但是无可非议的是，在这一年中，奥地利的工人运动具有相当大的规模，爱森纳赫代表大会有奥地利的代表——奥伯温德和奈马尔——参加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劳动的艰苦搏战的一年
一八六九年是国际所经历的充满了战斗的、最动荡不安的一年。巴塞尔制带工人和染绸工人的罢工（更确切些说是反对大批解雇的斗争），按激烈程度来说，大大超过了日内瓦建筑工人的劳动搏战。不过在这次巴塞尔罢工之后，日内瓦建筑工人紧接着再次举行了罢工，同时还发生了书籍印刷工人的罢工；在塞兰和波里纳日发生的屠杀工人的事件中重复了沙尔鲁瓦的暴行。在法国的诺曼底爆发了棉纺织工业工人反饥饿大罢工，这次罢工由于总委员会和伦敦“工联委员会”的积极干预，结果在诺曼底的所有棉纺工厂中都建立了工会；在劳拉煤区，在圣亚田，在里卡马里的拉维德梯也尔和费尔米尼，狂醉的暴兵肆意行凶，有十五个工人被打死，其中有两个妇女和一个小孩，许多工人受伤。在里昂，女织工停止工作；她们不怕警察的威吓，正式加入了国际，并把自己的会费寄给了总委员会。甚至在英国，这一年在实行罢工的威尔士矿业工人和军队之间也发生了流血冲突。总委员会对所有这些事都予以密切注意，只要哪里有可能，就提供建议和金钱帮助；在塞兰和波里纳日血腥大屠杀之后，总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宣言，强烈控诉残暴专横的匪帮——比利时政府，并且证明，这次大屠杀的主谋犯内务大臣是邻近一家煤矿的大股东之一，同时弗兰德亲王殿下在举行罢工的考克利尔的工厂中有一亿五千万法郞的投资，而塞兰市长正好是这些工厂的代理人。最初，当内务大臣还没有利用那些可鄙的暴兵在他没有股票的波里纳日也对工人进行同样可恶的屠杀的时候，人们把这次屠杀看做仿佛是股份公司实行的政变。伦敦工联委员会也向比利时兄弟发出了声援书，答应给他们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政府卑鄙暴行的结果是国际在比利时的会员人数增加到六万四千人。在巴塞尔，名门贵族由于自己的傲气受到了屈辱，便把警察和宪兵、大会议和伯尔尼联邦议会、商会和军界动员起来，以便从笃信宗敎的伯尔尼城的圣墙内驱逐走可恨的国际。然而这场斗争给国际增添了大批新的队伍；而在此以前一直远离国际的一些组织，也宣布支持罢工和加入国际。在日内瓦，国家也挑拨性地站在企业主方面，而这里的企业主们比一年以前更加狡黠地企图把罢工的责任推到国际身上，也就是推到所谓的“外国力量”身上。在企业主致日内瓦国务委员会的一个函件中曾谈到“从伦敦和巴黎发出的指令”，谈到领导国际的是一些“波拿巴的密探”。国务委员会允许带手枪的日内瓦“花花公子”袭击街上和广场上的男女工人。他们想挑起大屠杀。尽管搞了这一些阴谋诡计，日内瓦的企业主还是不得不在所有的问题上让步，同意工人的要求。虽然付出了大量金钱和血的代价，但国际在各国都成为胜利者：在瑞士、比利时、法国，国际会员人数空前增多。
在比利时，司法机关的奴仆们采取了一种更加无耻的报复行为。比利时资产阶级感到特别恼火的是，一些具有渊博知识的知识分子（如汉斯敎授和德·巴普医生）去帮助“他们的”工人，给工人请医生和律师，公开捍卫工人的事业，而企业主则故意想让工人处于近乎野兽般的状态中。因此，企业主切齿痛恨这些知识分子。而汉斯遭到比利时司法匪徒恶毒报复的打击特别沉重。汉斯才结婚不久。他受布鲁塞尔委员会的委托作关于兵士暴行的报吿。当他回到家里时，便遭警察逮捕，被严格监禁四个星期，而且不允许他和任何人见面。三星期后，他的年轻的妻子被恐惧感折磨得痛苦不堪，便到检察官那里去探听丈夫的命运。她被粗暴地撵了出来。在这个沉重打击下，她简直难以行走，不得不用车把她载回家去，从此她便卧床不起。几天后，汉斯被二十个律师和一些医生保释出来。他回到家里时，妻子已经气息奄奄，九死一生。汉斯妻子的出殡变成了布鲁塞尔工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成千上万的工人为司法迫害的牺牲者送葬，同情的人挤满了大街小巷。国际各支部和其他工人团体的代表一连发表了十四个墓前演说。总委员会也寄来了唁函。汉斯被释几天之后，布鲁塞尔委员会所有被羁押的委员也被释放了。检察官原来没有掌握对委员会起诉的任何材料，为了寻找被神话化了的国际出纳处，又在汉斯亡妻的亲属家里进行了新的搜査，自然也毫无结果。
在英国的危机
一八六九年三月“改革联盟”宣布解散。它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再也没有别的进一步的任务了。差不多与此同时，工联起草并向议会提出了一个详尽的报告，报告对立法状况和司法实践提出了批评意见，并提出了让工会合法化的积极建议。但是，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内阁，也像巴黎的政府一样，是不大愿意听取工人代表的声明的。相反地，议会对工联的调査，仍像在保守内阁时一样继续进行。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厌恶旧工联主义的政治固执性。还在一八六八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上就有力地提出了这样一种意见：工人根本无须特别费力去争取工会的合法化。“工人越少考虑法律就越好”，这句话成为传统工联主义经常使用的成语。不仅如此，这次代表大会最后还通过了一项对混合职工联合会的活动家，即对奥哲尔、埃普里卡尔特、豪威尔等表示完全信任的决议。新工联主义的领袖们依靠这种情緖展开了反对政府的斗争。他们把全国的选民都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以便对议会施加压力；同时他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工人游行示威，工人的议会朋友们声明说，他们决定迫使政府提出改革法案并把它付诸表决。于是政府让了步：它答应在最近几年内提出自己的关于工联的法律地位的法律，并同意在此以前通过一项临时法律，以保证在最终法律实施以前，给工会的出纳处以临时的保护。但是，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前几天，在伯明翰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再次确认工人群众的利益，要求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同时代表大会热情地建议联合王国各工人社团加入国际。
巴塞尔代表大会
与此同时，召开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日期快要到来。在代表大会的议程于六月二十二日公布之后，伦敦总委员会就马上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研究，特别是对议程的前两项：土地所有制和继承权问题。集体主义问题之所以被重新提出，完全是由于对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少数派采取了客气态度的结果。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有二十到三十个代表不仅放弃投票，而且反对所谓的突然性，理由是他们还没有把握住这个问题的全部重要性；可是他们忘记了，这个问题还是由洛桑代表大会决定转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讨论的。因此，有人便希望再给少数派一次机会，好让他们就这个原则性问题陈述看法，发表自己的反对意见，而如果可能的话，驳倒多数派的观点。关于继承权问题事先由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中做了研究。马克思证明说，具有消灭继承权的愿望和力量的议会，也应该能够很好地实行没收和把劳动转为社会财富；继承权问题只是所有制问题在法律上的一种表现，而所有制问题同生产力，从而同经济范畴是相关联的。准备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案就是按照这种精神写成的。
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有代表九个国家的七十八位代表，其代表名额分配如下：英国由六名总委员会委员代表（埃普里卡尔特、鲁克拉夫特、考威尔·斯特普尼、荣克、埃卡留斯、列斯纳）法国代表二十六人，其中有奥布里、瓦尔兰、缪拉、舍马列、托伦和巴枯宁；比利时代表五人，其中有汉斯、罗班、布里斯美和德·巴普；德国代表十二人，其中有贝克尔、李卜克内西、里京豪森、斯比尔、莫泽斯·赫斯；奥地利由奥伯温德和奈马尔代表；瑞士代表二十三人，其中有赫尔、格莱里赫、布鲁因、弗里茨·罗伯特；意大利代表三人和西班牙代表四人，其中有法尔加·佩利塞尔和散蒂尼昂。此外，卡梅龙代表北美“全国工人联合会”。荣克被选为大会主席， 布里斯美和布鲁因为副主席；李卜克内西、赫斯和斯比尔为德国秘书，埃卡留斯为英国秘书，法尔加·佩利塞尔为西班牙秘书。
在代表大会的第一天会议上，确定了议事日程，规定发言时间为十分钟。此外，还选举了为讨论做准备工作的委员会，规定从每天九点到十二点举行秘密会议，从下午二点到六点举行公开会议。由于对发言时间做了规定，所以预计每天举行两次会议也就足够了。可是在确定讨论议程以外问题的程序的时候立刻发生了冲突。德国人希望在总委员会规定的五项议程之后立刻讨论里京豪森提出的关于人民直接立法的建议。罗曼人表示反对，认为这个问题所导致的不是国际的政策，而是民族的政策，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只能是使资产阶级占居优势并在政治上剥削工人。但是对罗曼人这个看法的回答是：如果不能用立法的办法把工人的正义要求固定下来，如果不在实践中对人民进行民主敎育，讨论重大的社会改革就会是没有目的的。最后，德国人的建议被一致通过。
在第二天中午以前解决了一些事务问题，任命了一个负责公布代表大会文件的委员会。同时，埃卡留斯建议各支部和联合会仿效总委员会，在每次开会时选举主席，取消主席常任制。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午后转而讨论总委员会和各支部的总结报告。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吿详细论述了下述情况：巴塞尔和日内瓦的工人斗争，塞兰和波里纳日的大屠杀，法国工人的大罢工和里卡马里的屠杀，国际在德国和奥地利取得的成就，威尔士矿工和兵士的流血冲突。法国和比利时各支部做了关于各罢工地区情况的报吿，从而对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吿做了补充。法尔加·佩利塞尔做了关于西班牙情况的详细报吿，谈到宫廷发生政变，赶走了波旁王朝的女王伊萨别拉的情况。瑞士各罗曼支部的报告，已经使人可以看出不久之后破坏了这个组织的那种分裂的缝隙。李卜克内西口头通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的消息，并谈到了加入国际的困难。埃普里卡尔特描述了英国工联的景象，它们的财政状况、会员人数和政治影响。由于英国工人希望在议会中有自己的劳动同志代表自己，因此埃普里卡尔特建议各同业团体之间建立经常联系，以便交换经验。他还声明，他受自己工联组织和其他工联组织的委托，为建立英国工会和大陆工会的联盟准备基础。第二天接着讨论组织问题。埃卡留斯代表总委员会建议授权总委员会开除仟何背离国际精神的支部，听候代表大会的最终裁决。当时这个建议在才开始进行分裂国际的活动的米哈依尔·巴枯宁看来还嫌不够。他建议授权总委员会拒绝接收新支部和解散旧支部，听候应届代表大会的裁决。李卜克内西更加坚决地主张扩大总委员会的扠力。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符合埃卡留斯建议的精神的决议，只是附加了一个限制条件：在接收或拒绝接收支部之前应当征询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其次，根据巴枯宁的建议，总委员会获得了撤销旧支部的权利。同时，联合会也被授予从本联合会中开除个别支部的权利；但是，只有总委员会才有权剥夺这些支部同国际的法定关系。在发生任何争执的时候，由常设的仲裁法庭——总委员会裁决。最后，重申了以前的决定，即只有缴纳会费的支部才允许参加代表大会，各支部有责任把刊载有攻击国际的言论的一切报刊立刻寄给总委员会。由于这些决定，国际的组织变得更加严密了。此外，代表大会在最初几天内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事务性问题，规定了中央局和各委员会的选举规则，为代表大会工作的顺序提供了共同规范，这样就为以后要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工作程序制定了一个方案。所有这些决定都应当保证组织能较正确地发挥作用。
在解决完了事务性问题之后，“原则性问题”小组委员会负责人开始发言；首先听取了土地所有制问题委员会的报吿，这个报吿是由德·巴普和里京豪森提出的。这一次，对这个问题搞得非常彻底；少数派在委员会内也发了言，并在一个特别报告中叙述和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向委员会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社会是否有权消灭土地私有制并把它变为公有财产；第二，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这种过渡是否是必要的。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绝对肯定的，只有两个委员持这样的意见：私人占有土地和由此所产生的劳动成果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根据这一事实，土地所有主便对土地价値的某些部分具有一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对这点的回答是，这些所谓的权利是由于用暴力和各种最可耻的狡猾手段瓜分土地而产生的，因为土地在最初到处都是公有财产。甚至还援引了萨维尼关于财产权的某本原理，萨维尼主张把国家境内的自然富源完全交给国家支配。大家知道，在英国，国王在名义上是国家全部土地的所有者。在总委员会预先讨论土地所有制问题时马克思就注意到了英国的情况。小组委员会在关于对土地实行公有化是否必要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全体代表进行表决时，五十四个代表赞成社会有权把土地变为国家财产，四个代表反对，十三个代表弃权，四个代表缺席。赞成必须实行社会化的有五十三个代表，八个代表反对，十个代表弃扠，四个代表缺席。投弃权票的代表中有莫泽斯·赫斯，他希望简单地重申去年在布鲁塞尔通过的决议。于是，埃卡留斯代表总委员会建议重申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提出了关于能适应农业生产特点的土地所有制的定义。这便引起了对第三个问题，即关于公有土地的耕种和利用的方法问题的讨论。委员会的大多数人持这样的观点：土地应当由联合的公社耕种；少数人认为，土地应当交给个人或农业合作社使用，缴纳一定的地租以利于全社会。总委员会通过埃卡留斯提出了由国家把土地租给农业团体来实行大规模机器生产的主张。
以巴枯宁为首的一些法国代表，为了也表现一下自己对集体主义的爱好，现在提出把继承权问题列入议程。小组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吿，报吿说，继承权“促进”个人所有制的发展，特别是阻碍土地转为集体所有制，继承权掩盖着特权、社会的不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是社会秩序的经常威胁，因此，继承权使政治公平和经济公平成为不可能，并妨碍“社会平等”的实现，最后，既然代表大会已经赞成了集体所有制，那末就有义务来讨论消灭继承权问题，因此，它应当宣布废除继承权是彻底恢复劳动权利的“基本条件”之一。这是一种恶劣的平等狂热病，这种平等社会主义只能导致庸俗的“平分”。总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卓越的报告同这种狂热病相对抗，报告证明，从继承权着手改造社会秩序就等于把马的嚼环戴在尾巴上。继承权不是生产关系范畴；继承并不创造资本主义剥削的权力，它只同利用这种权力的人的更换有关。继承法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行社会经济组织的原因，而是一种结果，是它的法律后果；因此，继承权只是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的法律上层建筑。只要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就立刻会使继承法失去作用，因为每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目的应当是消灭赋予一些个人以特权的机构本身。在工人阶级有充分力量这样做的地方，它可以用直接立法的办法来达到迖一点。可是，取消或限制继承权只能是社会改革的起点；对所有权或继承权的这种干预只有在过渡的社会时代才可能做到，因为在那样的时代，一方面，旧的社会经济基础还没有改造，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充分强大有力，能够做到对法律秩序进行激进的改变。因此，建议扩大遗产税和限制遗嘱权作为过渡措施，而这些措施都是以社会解放为目的的。表决的结果是：赞成委员会建议的三十二票，反对的二十三票，十三票弃权，十三人缺席。因为这里没有绝对多数，便对总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十九票赞成，三十七票反对，六票弃权，十三人缺席。这样，表决都没有获得多数。问题悬而未决。
议程上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抵抗团体”（工会）对工人解放的影响，组织互助信贷体系和综合敎育问题。但是仅仅来得及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报告人潘迪证明说，“各抵抗团体的联合将为未来的公社创造基础，政府应当被同业工会委员会所代替”。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责成所有工人加入职工联合会，这些联合会应当在各联合会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帮助下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责成各全国性工会组织“收集有关各行业的一切资料，讨论和实现共同行动，调节罢工并设法使罢工获得胜利，直到雇佣劳动被自由生产者的联合组织所代替”。在必要时，总委员会应促进各国抵抗团体的国际联合。大会决定，国际的下一次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
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的影响
土地社会化决议的通过引起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恐惧。现在国际的共产主义性质已经有目共睹。如果可以把洛桑代表大会关于交通工具国有化的决议看做是一种理论游戏，把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集体主义的决议看做是必须由巴塞尔代表大会加以纠正的轻率决定，那末绝大多数代表再一次做出消灭土地私有制的决定这一事实，则证明了国际的共产主义意向和革命意向是不可改变的。
相反的，这个决议在无产阶级世界中到处受到了热烈欢迎。十月十三日在伦敦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成立了“土地和劳动同盟”；这个同盟在提出“土地为人民！”的口号同时，还提出了一个纲领，纲领要求：土地国有化；开拓国内；实行普及的、非宗敎的、免费的和认眞的敎育；取消发行银行，把纸币发行权交给国家；实行累进所得税以代替其他一切税收；取消常备军；缩短工作时间；实行普遍、直接的选举制并发给代表薪金[25]。这个同盟的委员会中有十个总委员会委员。在德国，李卜克内西对于在刚刚成立的年青的党内打起共产主义的红旗一事最初还迟疑不决；有一个时候李卜克内西以“实际的疑难”为理由，反对不伦瑞克委员会举行示威游行来支持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拉萨尔派的机关报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社会民主党对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采取什么立场？李卜克内西对这个问题回答说：“不采取任何立场。毎一个党员可以而且应该决定自己的态度；至于党本身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必要，此外，党不管在哪方面都不受这些决议的束缚，就像国际本身很少受这些决议的束缚一样”。李卜克内西同人民党的最后残余还是藕断丝连，可是当人民党要求他明确表示反对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时候，他便彻底同它断绝关系，并在梅兰所作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吿中公开声明赞成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26]。日内瓦德国人中央委员会在《先驱者》杂志第十二月号中发表了一个致农村居民的宣言。这个宣言叙述了现代文明国家农业中财产关系发展的槪况，提出了一个由七点组成的土地纲领，其主要目的是要求在农业中实行合作生产。美因兹支部曾重印了这个宣言。此外，在纽约和维也纳的郊区涅依什塔得流传有这个宣言的德文本，在那不勒斯有意大利文本，在马德里有西班牙文本，在诺因堡有法文本。后来它又译成波兰文和俄文。这种宣传并不是徒劳的。在比尔（伯尔尼州的一个城市）曾举行了工人会议，出席这个会议的有诺因堡、列洛克里、桑维耳耶和圣伊米耶支部的代表，贝克尔也以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这个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说：把不分信仰、民族和语言的一切农业和工业工人联合起来是摆脱威胁工人的金融封建主义的唯一手段。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卡斯特拉马尔成立了一个农业工人支部，这个支部很快就有了四百多个会员。但是，农业工人的运动在西班牙获得了特别迅速的发展。代表大会的两个代表法尔加·佩利塞尔和散蒂尼昂所作的关于大会情况的报吿，在巴塞罗那的所有会议上都受到了热烈欢迎，所有联合为一个联合会的工人团体都立刻声明它们加入国际。在马德里开始出版联合会的机关报《团结报》，在帕耳马出版了一家日报《工人报》；而在巴塞罗那省也开始了组织第一个农业工人支部的工作。不久之后，便从西班牙各地不断传来关于运动成就的消息。
[1] 即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译者
[2] 伦敦工联委员会一八六六年的年度总结报告中谈到了工会中的财政危机情况。
[3] 为了防止可能的误解，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用法文公布的章程和汝拉人所说的第一次公布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记录是不同的。汝拉人在自己的备忘录（第二〇八页）中所引用的记录是于一八六六年在日内瓦公布的，因此根本不是正式文件。
[4] 卡尔‧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书信中抱怨这种状说，显而易见，他是不喜欢这种状况的，虽然他充分估计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工联运动内部改革的意义（《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三十二、六十三、九十二页），并认为它具有“半经济和半政治的基础”。所以，报纸不得不用一部分篇幅为改革联盟服务。
[5] 马克思在《世俗纪事》一八七八年八月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激烈反对豪威尔在《十九世纪》上发表的一篇有关国际史的文章。马克思的这篇文章译载在《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一册第五八五页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六三——一六九页。——译者）
[6] 一八六八年《先驱者》第十八页。
[7] 见《蜂房报》的报导。
[8] 当然这应当看做是一种可能的设想，因为，虽然卡尔‧马克思还在一八四七年就在自己的政治性著作中确定：还在蒲鲁东做出他的“科学发现”以前很久，这种发现就已经由英国的经济学代表们做出了，从那时以来这种发现已成为旧闻；但是很难设想，总委员会中的英国委员们处在这些传统的影响之下。尽管如此，一个値得注意的事实是，蒲鲁东的“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是甶李嘉图创造的，而蒲鲁东的交换、信贷和银行体系的理论是甶约翰‧格雷创立的，不过，在英国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古典国家中，它们早已被遗弃了。
[9] 在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见《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一九一页），马克思称奥哲尔、波特尔等是工人中的阴谋家，他们想不久以后进入议会，在爱尔兰问题上找到了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狼狈为奸的新借口（参看《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五十八页。——译者）。
[10] 见《新吋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四一四页（参看《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八十六页。——译者）。
[11] 可以确定，这不仅是无稽的庸人狂想和古怪的市侩幻想，而且知识界的优秀分子也特这种看法。列尔纳吉的《回忆录》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毫无疑问，别尔纳吉是当时最有敎养和最有头脑的人士之一；但是，他的一切才智和经验并不能使他不把他的私入代表收了重币之后报告给他的最荒诞无稽之谈当做神圣的真理，并且以国家要人的身份若有其事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述这些无稽之谈。下面举几个例子来看，别尔纳吉究竟是怎样描述国家的内部制度的：“这个革命纲领的思想风靡于所有的巨大中心城市，它们主宰着无产者的智慧，它们植根于对民主的极端抽象的概念中，是新时代信仰的象征。如果将继续赋予这些征兆以过小的意义，这个新时代将在欧洲降临。对大陆来说，日内瓦是在无产阶级中间进行宣传的岀发点。在汉堡、科伦、柏林、维也纳、慕尼黑、斯图加特、佩斯，在整个瑞士和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比利时，甚至在斯德哥尔摩，都存在有国际的支部，它的中心则设在伦敦（第八卷第三三〇页）。最后，斯（别尔纳吉的代表。——作者）给我寄来了一群挑拨者企图在日内瓦出版的一家激进报纸的试刊号”（第三八三页）。“首先，从伦敦和日内瓦发出的社会主义诡计竭力想使整个欧洲革命化，即不仅要挑起简单的政洽革命，而且要挑起社会革命。他是由设在伦敦和日内瓦的两个国际委总会领导的。伦敦委员会中的主席是路易—勃朗（原文如此！）日内瓦委员会中的主席是菲‧贝克尔。革命首先应当在巴黎开始，如果它在那里取得了胜利，它首先将扩展到意大利，然后扩展到堆集着大量易燃物的德国南部；再然后它应当席卷与之有无数联系的整个德国北部，而总的说来就是要改造整个欧洲。他们首先力求到处利用联合的权利，按照军事方式把城市的无产者组织起来……俾士麦在这个问题上将采取什么立场，对这点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持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议会的一些代表同国际的委员会有联系，换句话说，他们隶属于由委员会领导的联合会。这就是施韦泽和倍倍尔”（第四〇〇页）。“斯还通知我说，国际在伦敦积聚了达五百万英镑（等于一亿马克）的基金，这笔基金是完全受它支配的……马志尼及其信徒一无所有，因此国际抛开了他，根本不想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情况”（第四〇六页）。“斯告诉我，布策特和斯腾斯费尔德（英国大臣。——作者）同路易—勃朗一起在伦敦的国际中担任主席”（第四〇五页）。“毛奇害怕社会主义的胜利会引起普遍贫因和使大家变野蛮”。——别尔纳吉竟落入了这种可鄙的圈套！
[12] 帕宾赫麦（Cottfried Heinrich Pappenheim， 1594—1032）德国将军，曾残酷镇压德国农民起义。——译者。
[13] 参看《倍倍尔自传》，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七十二页。——译者
[14] 一八六八年《先驱者》第三十七页。
[15] 其中有“自由工人”协会的四个代表。
[16] 不过，于代表大会工作的总结报告中似乎没有提到在秘密会议上幕后讨论的许多问题。例如，卡尔‧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三五一页）尖锐辛辣地评价了法国代表以后写道：“在他们的眼里，我们自然是反动派，按整个形式来看他们是起草了一种起诉书来控告我们，这个起诉书已通过秘密会议提交给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了。”（参看《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七十二页。——译者）由此可见，罗曼人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进行阴谋活动。
[17] 下面的例子令人信服地说明，从日内瓦代表大会到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这几年中，在工人阶级的意识中有了怎样的进步。在《先驱者》第一期（第十六页）中，贝克尔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赤色幽灵”，把这作为对国际的“怀疑”和“诬蔑”加以谴责，在该杂志的第一一五页（一八六六年）上，贝克尔在向德语区工人的一个正式呼吁书中提出了下述论点作为国际的肯定纲领：“国际的首要任务，是为了互相的有益活动和共同意向，把现存的一切工人团体，即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信贷会和互助会以及从实质上讲利益完全协调一致的一切团体联合起来；它支持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在它们之间建立经常的互助”。如此而已。但是，在该杂志一八六九年三月号中，他在评论德‧巴普的决议草案时感叹道：“要知道，这个决议只能是对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合乎逻辑的表述！”在一八六六年被认为是“诬蔑”和“怀疑”的东西，在一八六九年成了“对工人运动的合乎逻辑的表述”，这的确是一个进步！
[18] 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组成，参看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第二六〇页）：“多数派全部或者至少是绝大部分是由萨克森工人协会的代表组成的，他们又分裂为由工人普及教育协会的代表罗斯迈塞列尔、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克纽费尔、律师施拉普斯和弗莱塔赫兄弟组成的多数派，和由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徳累斯顿、莱比锡、格劳豪和开姆尼斯支部的代表组成的少数派。”
[19] 引号是原来就有的。见一八六九年《先驱者》第一五六页。“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当时还是某种新东西。
[20] 巴黎支部的选举纲领中说：“取消常备军和实行民兵制，敎会和国家分离，法官由人民选举，实行公费乂务中小学敎育，集会和结社自由，无限制的言论自甶，人身自由，取消间接税，实行财产累进税，没收一切金融企业，把一切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如银行、运河、铁路公司等，变为由社会管理的部门。”由此可见，巴黎人很同情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主义的决议，虽然他们之中有些人曾激烈反对这一点。
[21] 见一八六九年《先驱者》第一〇二页。《民主周刊》通常把“国际工人协会德语区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执行局”简单地称作在日内瓦的德国人分部。在《先驱者》对《民主周刊》的错误提法提出的纠正中，贝克尔对李卜克内西的没有礼貌表示非常不满。
[22] 见一八六九年《先驱者》第二十六页（在卢加沃有二千个矿工加入协会）；第四十五页（书籍印刷工人联合会、雪茄工人联合会、缝纫业帮工协会、书籍印刷帮工协会的报吿）；第七十七页（倍倍尔的国际职工联合会的正式章程）；第九十三页（国际五金工入联合会、鞋匠和木工工会）。
[23] 见一八六九年《先驱者》第一一六页。
[24] 见《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七十三页。
[25] 群众大会通过的决议宣称，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社会所遭受的一切精神、政治和社会祸害的基础，认为把土地交还给它的合法继承人——人民，是消除这些祸害的第一步。同时认为，国家应该发给现在的所有主以补偿金，国家也有责任关心在一定的条件下把土地交给人民使用。
[26] 参看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第三七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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