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在传播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禁锢的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总是注意在经济分析和激进行动之间建立联系。他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Marxist Economic Theory）[1]。这部综论性著作在国际上广为流传，摆脱了教条主义，力求结合最新发展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保持活力作出了贡献。专门论述周期性危机的第十一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曼德尔概述了消费不足的理论和比例失调的理论，提到了哈罗德（Harrod）、库兹涅茨（Kuznets）、萨缪尔森（Samuelson）、古德温（Goodwin）、卡莱茨基（Kalecki）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等经济学家的贡献。他认为，这些贡献“过于简化”，但他们“还是贡献了重要的材料”。
1963年，曼德尔在统一社会党[2]巴黎联合会（PSU）组织的周末教育学校作了一系列讲座。这些讲座催生了一本篇幅短小的（80页）《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导论》（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 Theory），该书曾多次再版。[3]尽管它显然需要更新了，但它仍然是一部了不起的书，富于教育意义，很好地体现了曼德尔试图将理论研究和教育结合在一起的精神。
1967年，曼德尔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4]这本书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在罗杰·当格维尔（Roger Dangeville）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法文译本问世之前，就使人们知道了马克思的这部基础性著作。我们尤其应该阅读专门论述“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的辩证法”的一章，这一章很好地介绍了缩短工作时间这一主题。
我们可以看到，曼德尔一直在尝试以一个非教条化的视角来传播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因此，请他为《资本论》英文版（由企鹅书局出版）作序并非偶然，此外这也表明曼德尔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有不俗的知名度。遗憾的是，这些对《资本论》的介绍没有法文版，不过它们已经被翻译成了西班牙文，并汇集成一本名为《资本论——围绕卡尔·马克思作品的百年争论》（El Capital. Cien años de Controversias En Torno a la Obra de Karl Marx）的书。它们构成了对马克思主要著作的卓越介绍。
战后资本主义的表现良好（低失业率、购买力增长），这与斯大林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资本主义必然崩溃或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论调背道而驰。为了分析这种新的现象，曼德尔提出了新资本主义（neo-capitalism）（这个词他后来放弃了），并开始研究长波概念。
早在1963年——在我们已经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导论》中，曼德尔就提到了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v），然后强调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目前为止的长波（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1940—1965年或1940—1970年的长波），与此前的长波相反，它的特点是扩张。”这使得“工人生活水平上升”成为可能。因此，曼德尔对即将到来的逆转有一种预感，这在1964年发表在《现代时报》（les Temps modernes）上的一篇出色的文章中得到了具体的说明，曼德尔在文章中预言了战后扩张即将结束，当时还没有被称为“光辉三十年”。[6]
除了长波理论，曼德尔利用了20世纪初的阐述，包括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阐述。我们转载了1923年托洛茨基文章中出现的原曲线及其法文抄本。[7]它已经概括了长波理论的关键思想，即资本主义会跨越几个历史时期：“20年非常平缓的发展（AB）；40年充满活力的上升（BC）；30年持久的危机和衰退（CD）”，托洛茨基指出，这些周期不同于康德拉季耶夫错误认为的周期，因为“它们的性质和持续时间不是由资本主义力量的内部作用决定的，而是由创造其发展条件的外部环境决定的”。
利润率
曼德尔总是提到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经典表述。例如，他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部分独立变量和内部逻辑》（Partially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internal logic in classical Marxist analysis）一文中对它的表述就证明了这一点：“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从长期来看，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不能与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率成正比，大多数反趋势也会被克服（这种克服往往至少是周期性进行的，而且时间很长）。”[8]
但是，这种传统的提法是有争议的，因为资本的物质构成（“机器”数量与工人数量之比）无可争议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导致有机构成（价值）的增加，因为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劳动生产率。事实上，长波理论与利润率有一定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利润率越过一定的界限，扩张阶段就会自动到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恢复利润率的同时必须合适地解决其他问题，特别是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问题。
然而，正如曼德尔所坚持的那样，利润率是资本主义双重时间性的一个很好的综合指标。连贯的生产秩序的建立，导致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或多或少有“保证”的水平上。在一定时间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使这种状况退化，不管是在哪一时间哪一地点，危机总是以利润率的大幅度下降为标志。这表明资本主义既不能充分剥削工人，也无力保证商品销售，更反映了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趋势。正是这样，我们认为重新表述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是有益的：后者不会持续下降，但推动它下降的机制最终总是战胜马克思所说的反趋势。转折是内生的，因此，重塑生产秩序的要求会周期性地重新出现。
无论如何，曼德尔从来没有用这一规律来解释危机。在他的《第二次萧条：对七十年代衰退的马克思主义分析》（The Second Slump: A Marxist Analysis of Recession in the Seventies，新左派图书，1978）一书中，他研究了这个问题，列举了马克思主义各学派的分析：“资本的过度积累？毫无疑问（……）群众消费不足？毫无疑问（……）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毫无疑问（……）利润率的下降？毫无疑问（……）”关于最后一种方法，他明确指出：“但也不是机械论意义上的，因为机械论暗示着一个直接的因果链。”因此，曼德尔明确拒绝对危机的任何单因解释，特别是拒绝把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作为唯一的原因，而这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却是正统的保证。
第一，曼德尔的理论从来没有假设每个长波应该持续25到30年。诚然，过去的情况或多或少是这样，但这一现象并非铁律，因为长波不是周期。我们必须要避免这种混淆，例如，我们在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的笔下就发现了这种混淆，他是调节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我们不能满足于N·D·康德拉季耶夫（N. D. Kondratiev）提出的相当机械的解释，这种解释最近被埃·曼德尔（E. Mandel）重新提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是先强后弱的积累浪潮，每个长波大约持续四分之一世纪（……）没有任何目的论原则能保证先上升后下降的机械连续性，同理，从广泛积累为主（extensive accumulation）的制度自动进入密集积累为主的制度也得不到证明。”[9]
这是对曼德尔著作的一个严重误解，让我们来看一下曼德尔在1980年的《长波》一书中的解释：“换句话说，不能认为新的扩张性长波出现是前一个萧条性长波的内在结果（即或多或少自发的、机械的、自律的），不管后者的持续性和严重性。不是资本主义运动规律而是整个历史时期阶段斗争的结果决定这个转折点。这里我们假设的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和主观因素的辩证法，其中主观因素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由于以下因素而直接地不可避免地被预先假设的，如有关先前发生的资本积聚的基本趋势、技术转换的趋势，这些趋势对劳动组织本身的影响等等。”[10]
或者总结一下。“长波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的增加和减少。从完全意义上讲，它们是特定的历史时期。”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必须分析198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诚然，至少在2008年危机之前，利润率有所恢复，但这还不够。事实上，长波理论没有假设达到一定的门槛就可以开始新的扩张性阶段。新的情况是，这种利润率的恢复（一些马克思主义作家对此提出异议）并没有伴随着积累、增长或生产力增长的恢复。在我们看来，最后一点是首要的：生产力增长的放缓，甚至停滞，是资本丧失活力最重要的指标。
现在，生产力的提高是由于重大技术创新的引入而实现的。在长波理论中，长波的继承与科技革命的继承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不是像熊彼特说的那样，即创新本身将是开启新的长波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与新技术相关的突变无疑构成了一种新的“技术经济模式”，但这还不足以引发一个新的扩张性阶段。这就是关于长期停滞的整个辩论，其出发点是各领域的大量创新并没有导致生产力的提高。
自动化
有些人认为，新技术有可能提高生产力，这也意味着大量裁员。如果承认这种预言是正确的，人们就应该质疑与这些变革相关的社会模式。关于这一点，不妨参考曼德尔1986年的一篇重要文章：〈马克思、当前的危机和工作的未来〉（Marx, the present crisis and the future of work）[11]。他对资本主义自动化的影响勾画了一幅非常悲观——但带有警示意味——的图景，他勾勒出了“一幅二元社会的前景，这样一个社会将把当前的无产阶级分为两个对立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继续参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有降低工资的趋势）的人；第二个群体是那些被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除了把自己的劳动能力卖给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国家之外，还通过一切手段生存的人：社会救济、增加‘独立’活动、小农或手工业者、回到家务劳动、在‘游乐’区讨生活，除此之外还包括那些购买资本主义商品而不生产商品的人。不稳定工作、非全时工作和兼职工作是‘正常’生产过程中一种短暂的边缘化形式，这对妇女、青年工人、移民等影响特别大。”
曼德尔和新型冠状病毒
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是故意的：其目的是强调，曼德尔经济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提供的分析，而且在于它们为我们提供的方法论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在曼德尔去世25年后，阅读它们仍然有用。
长波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内生因素（指系统的“正常”运行及其内部矛盾）和外生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是系统的外部因素）之间的区别。曼德尔在他的思考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这种区别，我们在这里可以参考弗朗西斯科·卢卡（Francisco Louça）的文章，《埃内斯特·曼德尔和历史的脉动》（Ernest Mandel and the pulsation of history）。[12]但这一讨论仍然是话题性的：我们到底该不该把新型冠状病毒危机视为外源性危机？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菲利普·莱热（Philippe Légé）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13]
然而，资本主义的外部冲击并不能使其进入一个新的扩张阶段。当然，资本主义将不得不作出反应，以恢复到“一切照旧”的形式。它的目标显然是恢复其利润率，因为这是它唯一的晴雨表。冻结或降低工资和社会支出，加速自动化，缩减规模：我们可以看到复苏已经开始的方向。但是，这些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反应，丝毫不会减少在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在发挥作用的矛盾。
在这里，必须再次引入曼德尔的贡献：要想出现扩张性的长波，仅有利润率的恢复或技术革新的出现是不够的。必须建立一种生产秩序，确保系统的再生产条件。然而，这些条件并没有得到满足，我认为原因是生产力难以再提高。如果不能重新发现什么是它的推动力和相对合法性的源泉，资本主义就会被谴责为不稳定的、根本上是反社会的再生产。在病毒发生之前是这样，病毒发生之后更是如此。
作者简介：米歇尔·于松（Michel Husson）是一名经济学家，其著作包括：《通过降低工资创造就业机会？》（Créer des emplois en baissant les salaires？）《资本主义十讲》（Un pur capitalisme）《社会状态的破坏者》（Les casseurs de l’Etat social），他的许多文章都可以在他的网站上找到：http：//hussonet.free.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