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与资本主义崩溃（﹝苏格兰﹞乔治·克雷文（George Kerevan），2020年8月3日）

纪念曼德尔逝世25周年（1995-2020）

Mandel and Capitalist Breakdown

曼德尔与资本主义崩溃

﹝苏格兰﹞乔治·克雷文（George Kerevan）

星原译、韩达校

　　经济学家乔治·克雷文（George Kerevan）利用比利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欧内斯特·曼德尔的思想，认为资本主义在本世纪将会大规模崩溃。

　　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1923-1995年）逝世至今已有25年，而他是20世纪最具吸引力和最富有原创性的经济学家之一。经济学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上手的。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将其命名为“沉闷的科学”——而这还是经济学尚未被深奥的数学模型所毒害的时候。此外，现代经济学家经常无力预测即将到来的金融灾难。那么是什么让厄内斯特·曼德尔值得人们铭记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曼德尔在预测经济走向上，比大多数经济学家更成功——他的洞见至今仍然有效，这在下文中将会展现。他也是与现实脱节的资产阶级学者的对立面。欧内斯特是一名反抗纳粹的比利时犹太抵抗战士，曾经被捕并逃脱了3次。在50年代，他在比利时工会运动中有着重要影响力。60年代初，曼德尔在古巴与切·格瓦拉（Che Guevara）合作进行经济规划。在巴黎发生“68年5月起义”期间，他高兴地掀翻了自己的汽车，并将其作为街垒，以抵御CRS（法国共和国保安队）的突击队。然而，欧内斯特还是一位富有魅力而不拘教条的人——正如我在1970年代带领他游历爱丁堡时所发现的那样。
　　最重要的是，曼德尔是一个启蒙运动式的博学家。他用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种语言（有时是混杂的）来演讲和撰写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但它们总是毫不费力地易于理解和令人着迷。在极其忙碌的生活中，他用德语、荷兰语、法语和英语出版了30本书和大约2,000篇文章。其中一本书实际上是描述犯罪小说的一本政治史，而犯罪小说是他酷爱的一种体裁。英国《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杂志一本正经的同事对这种“失误”感到震惊，但欧内斯特只是报以他永恒的、调皮的微笑。
　　欧内斯特·曼德尔并非象牙塔的学术专家，而是一位坚定的反资本主义者。实际上，他在不同时间被禁止进入包括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和瑞士在内的各种西方民主国家，而这种“小事”延迟了他进入学术界的道路。尼克松政府拒绝让曼德尔进入美国在斯坦福大学演讲（并与肯尼迪钟爱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辩论），而他对此决定一路上诉到了最高法院。

晚期资本主义

　　曼德尔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他不仅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一个可以在思想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挑战现有的经济正统思想的人。众所周知，在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幻想着因为国家的干预，增长和充分就业将永远持续下去的时候，他反而预测战后的经济繁荣终将崩溃。曼德尔的名作《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是在1974-75年全球经济衰退之前写成的，这是自3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世界同步衰退，也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到来的风向标。
　　《晚期资本主义》是对1940年至1975年凯恩斯主义时期的机制进行的长达600页的精辟分析，巧妙地预测政府的赤字支出和永久性的军火经济并不足以拖延普遍的全球危机。曼德尔是为数不多的认识到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支出和高福利支出意味着高税收的理论家之一，这最终将利润压缩到迫使资本家们叛乱的地步。预见到，这将意味着对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中存在的福利国家契约的攻击，这种攻击最终由里根和撒切尔发起。
　　请注意，曼德尔并没有以某种机械的方式预测经济崩溃，不像社会主义左派中某些人的粗俗宣传（包括旧的“战斗派”（The Militant Tendency）及其领导人泰德·格兰特（Ted Grant），他们每年都在预测资本主义的立即崩溃）。相反，曼德尔试图实时确定当代经济和阶级力量的作用。例如，在《第二次衰退》（The Second Slump，1977）的一个有远见的章节“工业紧缩，金融恐慌”中，曼德尔发现了全球银行业新的不稳定裂痕，而它将在数十年后的2008年金融危机中造成致命的后果。
　　他发现，大公司越来越有能力从银行系统借款，同时又伪造他们的帐户（例如，安然Enron，卡里恩Carillon，和次级抵押贷款人）。曼德尔指出，不幸的是，“银行高级官员的能力……随着招聘速度的加快不可避免地下降”，而“银行间竞争加剧的气氛常常促使他们承担更大的风险……”。他还指出，央行将转而为这种轻率的贷款提供担保，这为日益危险的金融危机周期铺平了道路（遗憾的是，他却未能在随后几年对这一富有前景的主题进行深入探究，这是20世纪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共同缺点）。

曼德尔的方法

　　曼德尔方法的关键在于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范畴来分析当前的问题，并以当代数据而非虔诚引用《资本论》来阐明论点。这种方法的第一个例子是曼德尔在1950年代写成并广泛发表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时他是比利时社会党报纸《La Gauche》的编辑。在这项工作中，他通过与战后亲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批判性交往来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而开创了新的天地，对资产阶级理论的学术堡垒进行全面的意识形态进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曼德尔的托洛茨基主义小圈子，甚至包括北美和南美的激进运动。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学者被迫做出回应。美国主流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在《纽约书评》（New York Book Review）中对曼德尔的书进行了批判而又高度赞扬的评价，称这本书的美版的出版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曼德尔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述打破了机械决定论，而机械决定论已经统统感染了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资本论》的解读。他回到了马克思最初的见解，即制度是由现实力量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这种相互作用是辩证的，也就是说，当它们相互作用时，各种程度和趋势会相互变化。结果，就像马克思一样，曼德尔回避了对资本主义不稳定性和崩溃的单一因果解释。与某些人不同，他重申了马克思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确实是混乱的，并且由于其基础上的竞争力量所表现出的内部矛盾而有根本崩溃的可能。
　　值的批评的是，曼德尔所采用的方法似乎稍显宽泛。盎格鲁-撒克逊经验主义渴望能够找出危机的单因果的简单解释。不过，物质世界——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界定的错综复杂社会关系——总是多元、多方面、多联系、多趋向的。要理解作为生产方式的元现象，需要实时进行具体分析。马克思所提供的（而被曼德尔复兴和现代化的）是一套概念工具，用来描述在特定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确切的经济关系和起作用的力量。对于马克思和曼德尔而言，这些关系和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从来都不是随机的。相反，它由可识别的趋势（即“经济法则”）支配。

长波

　　特别的是，曼德尔复兴并提出了资本主义扩张与收缩的“长波”（long waves）构想，这一构想最早是由苏联统计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提出的（他在1938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枪毙了）。资本主义的不稳定表现在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中。但是康德拉季耶夫注意到了一种更长的、持续大约25到30年的扩张趋势，其中对新技术的投资引发了资本积累的增加。随后是类似的25到30年的低迷期，表现为利润下降、经济增长放缓。曼德尔超越了康德拉季耶夫的实证研究，将产生这种代际经济波动的力量理论化。从根本上讲，曼德尔对长波现象的着迷代表了他试图解释为什么在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仍然长期存在——这种持久存在远远超出了马恩世代或列宁世代的想象。
　　曼德尔的主要研究对象是1940-1965年期间（间或是1945-1970年）完全出乎意料的经济增长（即使是亲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也未能预测）。显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出现了“长期繁荣”，其特征是大规模的新投资投入在了汽车、家用电器、电视、休闲旅行、自动化机床和计算设备、飞机、原子科学、早期电脑、能源和国防技术等领域。在阶级方面，美国和欧洲有组织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大规模扩张迫使工资大幅提高，但由于生产率和产出的巨大增长，短期内这些工资上涨（对资本家来说）是可以承受的。这一周期的爆发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导致的工人阶级的剥削率的急剧增加（也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而又与二战期间对现有固定资本的全面破坏有关。曼德尔将这个新时期有些不恰当地描述为“新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
　　在此框架内，曼德尔确定了美国、欧洲共同市场（后来的欧盟）和日本这三驾马车之间的竞争所起的重要补充作用。欧洲形成了共同市场，以保护自己免受外国竞争，同时开始大规模的资本投资计划，利用共同农业政策驱使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农民离开土地，并剥削他们的廉价劳动力。日本遵循的路线大致相同。结果，到60年代初，美国受到了来自欧洲和日本的激烈竞争。肯尼迪政府的应对措施是减税和推动大规模新技术投资，以对抗这种重生的法德日资本主义。曼德尔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共同市场和欧盟，他认为共同市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维护欧洲大型企业和金融资本利益的阵地。

是什么导致经济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曼德尔从来没有把战后帝国主义之间的激烈竞争作为破坏战后繁荣的全球过度投资和利润率下降的主要或外生原因──这仅仅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相反，他认为随着全球资本过度积累的活动降低了平均利润率，危机已经结构性地根植于这个系统中，直到通过新技术投资压榨出的全球无产阶级的额外生产力（相对剩余价值）被证明不足以支付其成本为止。尽管剩余产品不断地被大量制造，但整个系统仍处于停滞状态。历史上，触发过度积聚的临界点各有不同，但不管怎么说，这更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不是原动力。在这方面，曼德尔仍然是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者。
　　与曼德尔相反，著名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明确放弃了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理论，转而采用一种地缘政治模型，将帝国主义间的经济竞争作为解释长波的主要动力。这很有趣，因为布伦纳已经取代曼德尔，成为英国左翼理论杂志《新左派评论》的首席经济学家。布伦纳承认利润率下降在经验上是事实，但认为这是一个结果而不是根本原因（请参阅《新左派评论》I/229）。但这会让他的理论陷入危险。具体地说，他认为资本主义没有内在地趋向于混乱熵增，这与马克思和曼德尔所声称的不同。相反，布伦纳指出“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内在的活力”。那么，是什么导致了70年代后的下跌浪潮？答案必然是机缘和偶然。布伦纳提出了两个因素。首先，过度抑制工资使有效需求急剧减少——然而老谋深算的资产阶级真的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吗？其次，全球市场供过于求阻碍了新的投资。但这肯定只是盈利能力停滞的另一种说法——停滞是因为已经有过多的投资无法获得必要的回报？但这本身就是马克思和曼德尔从一开始就持有的观点啊。
　　这并不是一个玄奥的争论点。当前，随着资本主义中国的加入，我们再次处于全球帝国主义之间竞争加剧的时期。这将对未来的资本积累产生怎样的影响？战后“漫长的繁荣”在70年代结束后，曼德尔预测了下一次衰退——而我们现在把这次衰退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不幸的是，他没有活到足够长的时间来集中他那毋庸置疑的能力去理解这场衰退的机理——这次衰退产生了无数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论著，但并没有任何一致意见被达成。这种知识上的空白揭示了曼德尔的长波概念工具中的一个缺陷：解释这些剧烈起伏的波动是如何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最终崩溃的理论相联系的。
　　马克思原始理论框架的核心是“总崩溃”（zusammenbruch）的概念，资本主义的再生产通过积累而最终崩溃（尽管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从未完成对这些趋势的详尽分析）。崩溃不是某个单日发生的灾难，而是系统内部矛盾引起的累积衰减和最终失灵。当然，“总崩溃”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到来，以致一些人拒绝了马克思的经济逻辑（从他的亲密信徒爱德华·伯恩斯坦开始）。长波理论的问题在于，尽管有曼德尔尽力阐述，但它有可能可以被解释为证明资本主义系统中没有任何固有的熵增。换句话说，无论是如何经受了一系列胡迪尼式的死里逃生（想想2009年），资本主义都能够蹒跚着继续。谁知道呢，或许韧性的资本主义可能会在绿色投资的浪潮（下一次投资上升？）的推动下，在一个不稳定的零工经济和互联网监控新受训的劳动力的帮助下，在21世纪幸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某种来自制度之外的突然干预，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似乎前景黯淡。
　　但情况并非如此。在不否认帝国主义之间重燃的竞争（这带来了战争的威胁）或气候变化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必须指出，全球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内部经济矛盾而已进入其生存的终极阶段。这正如曼德尔（继马克思之后）所预言的那样。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全球出现了制造业产能过剩，随之而来的是资本投资率的收缩，以及生产率增长的大幅下滑。甚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似乎已经变成了永久性的下降周期。马克思和曼德尔都预言，这种趋势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他们将这种无序状态与那些导致利润率下降从而不利于投资的资本主义内在动力联系起来。
　　在此并不是要对这一过程如何运行进行详细的技术性讨论。只需指出，在资本主义中，价值是通过利用劳动来创造的，无论是在办公室或工厂中的活劳动（living labour），还是凝结在机械和计算机中的物化劳动（embodied labour）。因此，可利用的活劳动的量限制了生产和资本积累。资本家不断尝试通过投资技术来从现有劳动力供给中挤出额外的产出。考虑到工作时长的生物学限制，必须增加对机器的投资才能从在职劳动力挤出每一笔增值。因此，平均利润率存在着下降的压力。
　　平均利润率的这种下行压力在全球系统层面上起作用，从而对投资决策产生负面影响。单个公司甚至单个国家经济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扩张（例如，美国高科技垄断）。但是曼德尔警告说：“新积累的资本的一小部分不能再以'正常预期'的获利条件进行投资。然后，这些资本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投机……”（《第二次衰退》，第173-175页）。因此，过去二十年来出现了金融和银行动荡，以及目前的股票价格出现了疯狂上涨。或者，未投资的资本只是由资产阶级在奢侈品消费中吞噬了。当然，仍然有绝对的货币利润，但是最终的预期边际收益变得不足以为工厂和机械的历史性的投资提供资金。现在，资本家阶级越来越拒绝对新技术进行投资，或将其用途扩展，来回应全人类的广泛需求，反而投入到疯狂的投机计划（例如目前为太空旅游业建造火箭的计划）中。它就如同一个器官正逐个停止运转的人体一样。因此，资本主义的唯一历史使命——提高人类生产力——惊人地停止了。在现实世界中，尽管互联网出现了，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生产力的增长一直保持平稳。这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已经腐化的最终证明。
　　当然，全世界不同的工业部门以不同的速度发展。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显而易见的是，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创造了新的市场并获得了垄断（平均水平以上）的利润，而其它行业（如汽车）的利润率却下降了。总体而言，资本主义制度已进入老年阶段，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才能为未来几十年的事件做好准备。特朗普赤裸裸地试图保护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利润不受中国的侵害，但这丝毫不能提供缓解。苹果和微软等公司正呆坐在巨额资金之上、或在回购股票，但并不进行投资。为了积累而积累的全球资本系统，由于缺乏满足其盈利标准的投资机会，正在自行关闭。这是历史性的疯狂行为，特别是考虑到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威胁（而这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增长的副产品）。因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抵抗和社会革命的新时代，它将统治21世纪的剩余的时间。

为什么铭记欧内斯特·曼德尔？

　　为何厄内斯特·曼德尔在去世这么长时间后还能为人们所铭记？最重要的是，他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非理性提出了一个宏大而持久的知性论证。更进一步，他还提出了另一种模式可以实现的理由。新自由主义试图在市场上垄断思想，基本上声称除了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生产的私有制、商品和服务的绝对自由贸易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之外，没有其它世界秩序是可能的。结果是，尽管采用了新技术，但实际上生产率增长却为零。在南半球挨饿而北半球死于肥胖的同时，创造了虚假的消费者需求；尽管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明可以使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但到处都在延长每周的工作时间；以及威权民粹主义和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兴起。
　　欧内斯特·曼德尔会对这个我们都生活其中的真正反乌托邦有何反应？曼德尔经常因为自己对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过于乐观”而受到批评。的确，他是试着勾勒后资本主义的未来的少数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他特别坚持认为，随着废除资本主义，有可能迅速而彻底地削减工作时长。因为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极端荒谬：它发明并建造了使人们摆脱劳动的机器，然后迫使人们生产更多的商品，为了扩大利润而不是满足需求。曼德尔坚信，人类最终将起而反抗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即使在当前危机的黑暗中，这也是了一种值得乐观的愿景。

2020年8月3日

　　乔治·克雷文（George Kerevan）是经济学家和争取苏格兰独立和社会主义的著名活动家。他每周一在《国家报》（苏格兰出版的日报）开设专栏，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评论政治。2015-17年，他是英国下议院代表东洛锡安的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议员。在20世纪70年代，他是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当时的第四国际英国分部）的成员，为发展其从革命社会主义角度理解苏格兰独立的必要性做出了贡献。
　　原文链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6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