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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est Mandel and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欧内斯特·曼德尔和第四国际
弗兰克·洛弗尔（Frank Lovell）
（1995年）
马玥新 译、coward 校
勒布朗（LeBlanc）和巴雷特（Barrett）（编辑），《革命工人社会主义者：弗兰克·洛弗尔同志的生活和思想 》（Revolutionary Labor Socialist: The Life, Ideas, and Comrades of Frank Lovell），联合市，美国新泽西州：士麦那出版社 （Smyrna Press），2000年，第330-341页。
原文链接：https://www.ernestmandel.org/en/aboutlife/txt/ernest_mandel_and_the_fourth_international.htm
今年（1995年）七月二十号，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于布鲁塞尔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享年71岁。他遗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作品，有些是关于经济理论的，有些关于全球政治形势，还有一些关于第四国际理论和组织结构中体现的革命工人阶级运动的可行性。曼德尔在学术界被尊称为杰出的战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其著作包括两卷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1960）和颇受褒奖的《晚期资本主义》（1972），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研究和有关这一学科的书籍，他也是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主流——第四国际（FI）——的公认理论家和公共代表人。
欧内斯特·曼德尔的父亲一直是德国共产党中一位颇具批判意识的成员。（尽管欧内斯特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他政治意识的觉醒发生在比利时，希特勒掌权之后，他的家人在那里生活。）在他的最后一本书中，欧内斯特告诉我们，早在1936年，他自己就已经被诸如莫斯科审判和西班牙革命等事件推向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受到安特卫普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Committee to Defend Trotsky）以及西班牙内战的影响，在13岁时我第一次开始同情托洛茨基主义“（见《以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Trotsky as Alternative），第58页）。
在纳粹占领下的二战期间，十七岁的曼德尔已经是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第四国际比利时地下分支当中，他因其写作天赋而受到其他同志的尊重。约瑟夫·汉森（Joseph Hansen）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与曼德尔密切合作，重新统一了第四国际，他在脚注中包含了以下有关曼德尔的信息：
欧内斯特·曼德尔（1923-）在二战初期的德国占领期间加入了第四国际的比利时分支。 他于1941年7月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并在战争期间进行地下工作。他被纳粹俘获三次，两次逃脱，并在战争结束前不久被驱逐到德国。（参见《列宁主义的党建战略》（The Leninist Strategy of Party-Building），纽约：探路者，1979年，第539-540页。）
曼德尔在比利时分支时的导师是亚伯兰·莱昂（Abram Léon），他是颇受争议的著作《犹太人问题-马克思主义解释》（The Jewish Question – A Marxist Interpretation）（探路者出版社：纽约，1970）的作者。在莱昂的小传（首现于1946年莱昂作品的法文版中）中，曼德尔写道：“我第一次见〔亚伯兰·莱昂〕是在1941年7月经他的努力重组的党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上”（第20-21页）。
曼德尔继续解释说，尽管莱昂专注于他们地下组织的日常组织任务，他同样致力于阐述列宁主义对以下问题的确切理解，即：民族问题及其与第四国际战略之间的关系（第21页），这个问题困扰着所有被占领国家的革命者们。
曼德尔引用了上述材料，与战后早期的批评者们辩论。
对那些热衷于批判托洛茨基主义关于欧洲民族问题政策的人，让他们去阅读并研究莱昂在此期间所阐述的文件。让他们从中意识到他是多么专注于保卫，就像我们党的整个领导阶层一样，一方面保护列宁主义不受沙文主义病毒的侵害并捍卫列宁主义策略，另一方面反对宗派主义的短见，他们会意识到指控我们“低估”民族问题是多么愚蠢（第21页）
“宗派主义的短见”
上述引文是曼德尔在激进工运中的典型论战风格，他在使用学术用语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风格。他坚持事实，因为他总能在各种情况下辨别出事实，而在革命政治中，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坚持针对“宗派主义的短见”。像所有严肃的革命者一样，他对小团体的存在颇感到不适，总是寻求成为工人运动的一部分，并影响政治事件的进程。根据列宁的传统，他最后一个重要的辩论工作是反对极左宗派主义。（参见1995年5月至6月第125号《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 in Defense of Marxism）中关于“宗派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专题文章，第35页）[1]他清晰地阐述了他的基本论点：
为了领导国际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的群众运动通过简单的线性进步走向胜利，必须要有一个革命群众的国际，第四国际能否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对此深表质疑。这也绝非第三国际在其最佳时期建立的方式。
重组和融合极有可能发生，不一定从世界范围开始。这没有什么不妥，只要它们发生在正确的计划基础上，并充分尊重内部民主和偏倚的权利，不禁止派系（是指那些我们自己认为不好的派系，但他们用禁令来治愈要比疾病本身更糟）。
合并与融合：曼德尔的指导原则
这项指导原则来自曼德尔在二战末期领导欧洲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早期生涯。决定性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原则，即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重组社会并消除资本主义的邪恶，为了完成其历史使命，工人阶级必须组织自己的先锋政党，即宣扬社会主义的政党。总结马克思的教导容易，但要做到这一点（或设计方法去做和帮助去做）是另一回事。曼德尔主张通过工人阶级运动中政治倾向的合并与融合来实现，这一主张是基于斯大林主义兴起之前的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以及托洛茨基主义左翼反对派在苏联和其他地方反对斯大林主义斗争的历史，以及1933年斯大林主义向希特勒投降后的第四国际反对派的历史。
融合与合并非抽象，而取决于能否成功用正确答案解决以下关键问题：与谁以及为什么联合力量？在什么情况下？在工人阶级反对雇佣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和制度的斗争中，这些问题必须由工人阶级中的革命政治倾向来决定。
欧洲的反纳粹抵抗运动
在1976年伦敦国际马克思主义组织（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第四国际英国支部）赞助的一次研究课上，曼德尔回顾了他自己的经历，以及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参与二战期间欧洲抵抗纳粹占领的评价。他详细解释了1941年至1945年的抵抗运动，他说，原因是“法国工人斗争（Lutte Ouvrière）组织的同志们对“第四国际”的质疑转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荣誉”（《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皮埃尔·弗兰克，其中的《二战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抵抗》，欧内斯特·曼德尔，墨迹链接出版社：伦敦，1979年”）。曼德尔解释说：
正确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立场......应该如下：充分支持欧洲占领区所有针对纳粹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和起义，无论是武装的还是非武装的，以便将它们变成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驱逐那些与西方帝国主义相勾结的斗争领导者，他们实际上希望在战争结束时维持资本主义，就像所发生的这样（第177页）。
西欧的革命可能性
今天重读这些19年前的言论，当代的学生可能会想知道，得到了苏联军队和西方盟友的物质帮助，数量较少但组织精良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所能做到的事情，分散在几个欧洲国家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小组是否也能做到。回想起来不得不承认，正如曼德尔近二十年前向他的观众所提醒的那样，尽管战争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进行了勇敢的战斗，试图使事件的进程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发展，但是历史并没有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展开。
在1945年希特勒军队投降前几个月，意大利工人推翻了他们国家的法西斯政权，拴住墨索里尼的脚跟绞死了他，并且似乎准备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府，这是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首次出现这样的进展。意大利的这些消息（以及此后不久在希腊发生类似的起义）鼓舞了比利时和法国的地下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满怀信心和希望地相信他们国家的工人很快就会起来反抗颓废的纳粹占领军。正如曼德尔后来证实的那样（在他写的亚伯兰·莱昂的小传中），他们感到自己将成为席卷欧洲大陆革命浪潮的一部分。这并没有发生。但是在那个历史时刻，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力量正在发挥作用，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从骨子里感到他们与这些力量保持一致。
只有在强劲的社会动荡下通过一手经验才能获得这种使命感，这是战争年代欧洲工人阶级激进分子的特征。曼德尔是少数几个从未失去历史使命感的人之一。
二战后的第四国际的复兴
战后，欧洲托洛茨基主义者重组。该运动的许多战前领导人已经逝世，要么被纳粹占领政权谋杀，要么在地下抵抗中被斯大林的特工杀害了。
失踪者包括一些最有经验和最有资格的人，包括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暗杀），法国的马塞尔·希克（Marcel Hic），意大利的皮埃尔·特雷索（Pierre Tresso）（前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成员），比利时的列昂·莱斯（Leon Lesoil）和亚伯兰·莱昂，希腊的普利奥普洛斯（Pouliopoulos），德国的维德林（Widelin）等等。 这里列出的只是极少数战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遗产用于增援和支持那些1946年春天在欧洲会面的人，以此来选举一个新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并开始筹备世界大会。年轻的欧内斯特·曼德尔选入最高领导机构。
1948年的世界大会（称为第二届，1938年的创始大会是第一届）在4月和5月召开。来自19个国家的22个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上的大部分讨论都围绕欧内斯特·曼德尔以国际执行委员会多数的名义提出的题为《苏联和斯大林主义》[2]的文件。战后事件和战前制定的立场（“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集体主义”理论作为对托洛茨基关于苏联政府控制形式的替代解释）使该主题引起极大争议。在某些方面，辩论重演了美国支部1939-1940年的派系斗争，这场派系斗争反对的是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和马克斯·夏克曼（Max Shachtman）关于苏联阶级性质的立场（争辩说它仍然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会对曼德尔提出的文件表示赞同，此文件重申了托洛茨基1940年的分析：苏联仍然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这并没有因战争而改变。因此，1948年的大会有效地结束了第四国际内部对这个问题的辩论。
然而，由于推翻了东欧战前旧资本主义政权，以及在苏维埃官僚机构的支持下建立了新政府，新的问题出现了。曼德尔认为，苏联军队（南斯拉夫除外）占领的东欧国家实际上被苏维埃政府用作“缓冲国”，且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形式保持不变。他还指出，欧洲共产党比战前更加有改革意识。大会采取了这些立场。但是，世界正在迅速变化的政治局势（特别是冷战的逐渐出现，因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受限）使这些问题不断被重新，同时产生了一系列预料之外的新发展和问题。
第三次世界大会（1951年）
第三次世界大会于1951年8月召开。大会再次将讨论和辩论的重心集中在苏联和斯大林主义危机上，欧内斯特·曼德尔也参与到讨论中。到当时为止，震动世界的新事件否定了先前通过的分析并且与预期的发展相矛盾。没有任何事情像预期的那样发展。不仅是中国革命。1948年克里姆林宫与南斯拉夫之间的破裂（在第二届“第四国际”大会结束后不久）揭露了斯大林政权的弱点和局限。莫斯科无法孤立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里找不到铁托的反对派，也无法发动政变或者进行军事入侵。在此之后，1950年美国帝国主义在联合国掩护下发起针对朝鲜的“警察行动”。与此同时，东欧的“缓冲国”已经被苏维埃的经济体系所吸收，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正在形成。
大会通过了一份综合性文件，“关于第四国际的国际化视角和方向的论文”（Theses on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the Orientation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3]。这些论文强调了战争的不祥威胁，但并未忽略美苏之间暂时妥协的可能性; 并且权衡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后果，得出的结论是全球阶级力量的关系已使世界资本主义处于劣势，有利于社会主义。他们预言在不久的将来战争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以一种称为“战争革命”的新型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帝国主义的胜利将是“有问题的”。
这些论文的另一个方面涉及第四国际应该如何在各自国家为即将到来的全球冲突做准备，建议在某些情况下与基数大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合并（或“深入其中”）。所有这些都是猜测性的，取决于世界事件的曲折进程，所以应该做的事情的确切含义变得含糊不清。总的来说，该文件似乎对未来保持乐观，并坚持革命性机遇的前景。第三次世界大会几乎一致通过了该决议。
第四国际的领导人之一，也是这些关于世界革命的论文的一部分的作者皮埃尔·弗兰克（Pierre Frank）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没有人想到我们即将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繁荣时期，对资本主义的热衷从未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持续，繁荣只会因短暂而轻微的经济衰退而中断。”（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第90页[4]）当然，这种繁荣影响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群众的社会意识，深刻影响了这一历史时期，并根植下现在困扰世界的未解决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焦虑。
在第三次世界大会之后不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各国支部承诺，在第四国际（位于巴黎）的指令下，执行通过的决议，但是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双重性质”和共产党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政治角色及其构成，存在深刻的意见分歧。
结果是持续十年（1953-1963）的组织分裂，一方面由美国和英国支部领导，另一方面由欧洲大多数人领导。
曼德尔和布莱特曼：弥合1953年至1963年的分裂
在此期间，对立的组织形式中形成了派系差异，并且两方的多数人对当时的重大问题达成了更清晰的政治理解。对于1953年东德以及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压迫的大规模起义，他们发现自己达成了共识。除此之外，在分裂期间，两个组织之间间歇性地保持着非正式的稀少沟通，代表美国人的乔治·布雷特曼（George Breitman）和代表欧洲人的欧内斯特·曼德尔之间通过信件沟通。当布雷特曼1986年去世时，曼德尔想起了分裂早期他们的政治联系和亲密关系，并在他给纽约布莱特曼纪念会议的致辞中写下了这一点，如下：
我第一次见到乔治是二战后的欧洲，我作为一名观察员协助重建了我们世界运动的运作中心。作为这项工作中最年轻的参与者，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事实上，如果让我挑出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使我学到最多的人，我会说出两位社会主义工人党（SWP）领导人的名字：莫里斯·施泰因（Morris Stein）和乔治·布雷特曼。这种合作为将近四十年的友谊奠定了基础。
1953年我们的运动分裂后，它被打断了一次。乔治和我分别在对立阵营中。但是，在分裂之后，我们交换了一系列随后被公开的信件，这是唯一保持分裂后两个部门之间对话的通信。当然，我们都热烈地为我们当时不同的事业争辩。但是，如果今天重读这些信件，人们不禁会觉得在辩论背后有一个真诚的，甚至是绝望的希望阻止所有桥梁被烧毁，以便为治愈分裂开辟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两个阵营盲目的派系分子都不同意这种关系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1962年-1963年分裂弥合时我们都很高兴，并且觉得我们最初的对话为统一做出了一些微小的准备。（娜奥米·艾伦和莎拉·洛弗尔，编辑，致敬乔治·布雷特曼：作家，组织者，革命，纽约：第四国际趋势，1987年，第71页。）[5]
第四次国际统一，游击战争的争论
第四次国际统一大会于1963年6月举行，并通过了一份题为“今日世界革命动态”[6]的文件，该文件主要由欧内斯特·曼德尔撰写，但受一份早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文件的影响，此文件主要由约瑟夫·汉森（Joseph Hansen）撰写，题目为“为了第四国际的早期统一。”（这些文件见《今日世界革命动态》，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8年。）曼德尔的《今日世界革命动态》（Dynamics of World Revolution Today）对世界革命的三个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进行了广泛的分析，这三个部分分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所谓第三世界的殖民革命，以及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仍然是第四国际所有支部的准则。
在拉丁美洲游击战争问题上，1968年第四国际领导机构和1969年第九届世界大会产生了根本性的纲领差异。辩论持续了十年，直到1978年。它没有导致组织分裂。竞争者构成了相互敌对的阵营，基本上与1953年至1963年分裂时的阵营相同，即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与欧洲秘书处。但辩论是在统一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组织框架内，根据其民主规范进行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模仿古巴革命的成功，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秘鲁建立了游击队战线，紧接着是乌拉圭和阿根廷的“城市游击队”运动。古巴革命的传奇英雄切·格瓦拉领导的 1967年玻利维亚远征游击队遭到了失败，但这非但没有挫败他们的士气，反倒鼓舞了他们，切·格瓦拉被玻利维亚军队俘虏并被其杀害，美国的中情局参与其中。
第四国际内部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19世纪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早期辩论，那场运动的带头人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反对各种形式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恐怖主义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因此，它本可以起到教育作用，但二战后的一代激进派（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青年的激进化）对历史教训几乎没有兴趣。他们的动力来自于当时的榜样。他们的英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胡志明，毛泽东等“行动派革命者”。
曼德尔帮助结束游击战争的辩论
辩论持续了十年，游击运动的失败（以各种形式和表现形式）最终使其支持者，同情者和未来的模仿者相信它没有前途。到1979年世界大会召开时，这场辩论所有的残余都被排除了。早些时候，国际多数派傾向（International Majority Tendency）（该委员会主张拉丁美洲的大陆战争游击战战略）发表了“拉丁美洲的自我批判”，其中承认了“拉美通过自我批判来维持平衡和确立方向一直以来是必要的，就像第九届世界大会（1969年）通过的决议中所定义的那样”（参见列宁主义党派建设战略，第485页，约瑟夫·汉森）。这为派系解散和分歧调和铺平了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欧内斯特·曼德尔作为前任多数人趋势的领导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派别纠纷前，实际情况已超越并解决了的“游击战争辩论”。曼德尔帮助每个人都认识到这点。
在这个时刻，第四国际领导阶层的危机比任何人所怀疑的都要更加深刻和致命。当时，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国际运动中最有秩序，最富有的部门。在财务和专业方面（就200多名训练有素的全职带薪人员而言），它在国际运动中招来不少妒忌。它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巴黎保留了代表，为第四国际中心的工作提供咨询和贡献。
与社会主义工人党（SWP）“新领导阶层”在托洛茨基主义中断的的论战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SWP中的“年轻领导阶层”（都是从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学生中招募而来）取代了早期一代的领导人，前一代领导人保持了与战前工人阶级斗争时期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延续性。这个“年轻的领导阶层”，在其最有能力的成员杰克·巴恩斯（Jack Barnes）的指导下，于1979年开始系统地为拒绝托洛茨基主义和放弃第四国际作准备。
他们的准备工作就是在SWP的出版物上持续攻击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试图表明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公认的领袖，与托洛茨基在组织和保卫1917年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在很多方面，这次攻击借用并重复了早期斯大林主义者（在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判之前）为反对托洛茨基和俄罗斯左翼反对派而进行的诽谤。这背后的目的之后就显而易见了，是为了讨好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
大约在同一时间，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Australia）（模仿美国政党，但缺乏经验和传统）因为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没有为进一步扩大提供手段，于是决定离开第四国际，并与澳大利亚的斯大林主义团体合并。
欧内斯特·曼德尔是第四国际中公开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这种倒退的人之一。在1982年4月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战士报》（The Militant）的补充性月刊）中，他与巴恩斯的下属道格·詹尼斯（Doug Jenness）进行辩论，辩题为“关于俄罗斯革命的特点和目标的辩论”；曼德尔与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论战发布在1985年第四国际出版物《国际观点》（ International Viewpoint）中。
最终，巴恩斯带领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WP）领导阶层采取了类似于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路线，但更加慎重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这需要更多时间。在1990年夏天，他们正式通知了第四国际，宣布离开。从那时起，他们一直试图在其他一些国家维持一群志同道合的“共产主义者”，其主要目的是为古巴提供支持。在今年7月的俄亥俄州欧柏林举行的第38届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大会上〔1995〕，给代表和嘉宾最重要的指示是“8月1日-8月7日，哈瓦那和古巴的其他省份将举办古巴国际青年节，要建立一支最广泛的美国代表团参与这项活动”（《战士报》，第1页，1995年8月7日）。
这些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工业化国家的激进分子所普遍感到的不适，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傲慢加剧，工人阶级机构特别是工会缺乏战斗力。
分析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变化
这些年来，第四国际的领导阶层继续分析和解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右转，以及在半殖民国家中产生新的社会分裂的经济压力，厄内斯特·曼德尔是他们当中最多产的作家，也是最著名的代表。1984年初，曼德尔对所谓的第三世界的经济变化和新的社会力量进行了详尽的调查，这些改变导致第三世界的阶级重构。他的研究题目是“半殖民地国家和半工业化的附属国”（Semi-colonial Countries and Semi-industrialized Dependent Countries）。他认为
“考虑到今天的现实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定性资本主义国家时引入新的类别，即半工业化附属国，这些国家只保留半殖民地国家的一些经典特征而不再是所有特征，并且不应该再被这样称呼了。它们不再有基本经济停滞的特征。它们不再是农业结构具有优势的国家。它们不再局限于农业和原材料的生产和出口，也不再局限于单一作物或产品的生产。”（参见法文版《第四国际》（Quatrieme Internationale），1984年4月和《社会主义联合》（Socialist Unity），第1卷，第1期，1985年8月至9月。）
激进分子影响力下降
当时的这一观察是颇有洞见力的，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但它们既不能直接对政治意识向保守派的转移产生影响，也不能引起工人阶级在工业国家的群众行动。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欧洲和美国的激进分子影响继续下降。这体现在第四国际的结构，构成以及其领导阶层。
1995年世界大会
今年（1995年）6月召开的第十四届世界大会明显小于前一次会议，其决定更为谨慎和试探性。正如第四国际月刊《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 Viewpoint）所报告的那样：
大会进行了四次关键的辩论。第一次围绕以下三个主题，关于全球形势的概括性讨论 -- 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危机，当前主要的政治趋势，以及东欧资本主义的恢复。第二次辩论是对拉丁美洲现状和远景的评估，特别关注古巴的卡斯特罗主义政权的演变。第三次辩论涉及西欧社会政治局势的一般趋势，特别关注左翼国家和对欧盟的回应。第四场也是最后一场辩论涉及在新的全球化时期建设革命政党和第四国际的战略和问题。
这是欧内斯特·曼德尔出席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虽然体弱多病，但他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参与对问题的辩论和投票。他对第四国际的未来保持乐观，就像他年轻时那样。在大会结束后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已经进行的投票涉及世界政治形势，东欧，拉丁美洲，第四国际领导机构的重组及其运作，财务，一些组织争端（据委员会报道），以及建设第四国际的一些文件。
在最后一份文件中，我也有一些疑虑并提出了一些修正，但是被微弱多数所否决。我非常肯定这次投票会被改变，可能在下一届IEC 〔第四国际的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已经进行了修改，并且我肯定当各支部理解它的全部内容时，大多数人将会赞成我的投票。我对领导主干的成熟充满信心。
无法替代的损失
欧内斯特·曼德尔将在第四国际委员会中被深深的怀念。自二战结束以来，他对工人运动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1] 编者注：参见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941111.htm
[2] 编者注：参见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47.htm
[3] 编者注：参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conference.htm
[4] 编者注：参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rank/1968-1972/06.htm
[5] 编者注：参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mia-chinese-mandel-to-george-breitman-198606.htm
[6] 编者注：参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ia-chinese-fi-196306b.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