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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权力归工人委员会
﹝比利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94年
温谦 翻译、素侠云雪 校对
委员会社会主义（Council socialism）[1]是一种以大多数人自我管理、自我决定的社会秩序。人们自我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如何进行，以及生产成果的决定性部分是如何不再通过市场分配，而根据满足需求的原则进行分配。[2]
这就需要社会考虑到并且掌握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并以各种社会化的形式（必要时结合起来）进行多样分配，以及民主决定在利用经济资源上的优先次序。因此这就代表了经济生活的第三条道路，既不是以国家控制的指令型计划经济（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之类），也不是市场经济（包括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这并不意味着代表会社会主义要提供一个方法使得市场这个机制彻底消失。这应该由大多数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们民主地决定。
然而，这也意味着决定社会最重要的经济资源的权力被从市场机制上取走了，同时意味着“市场法则”和追求利润、个人致富将不再决定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与趋势。这以计划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如果没有一个像样的计划，就无法实现规定的工作时间和消费选择上的优先次序。代表会能自己决定这个计划的不同方案。
这时就有人跳出来反对了，说如果每个人都必须决定社会发生的一切事物，那么结果将是一个“不断开会”的社会。如果公民缺乏对会议的积极性，将会减少人民对社会管理的参与度。这种反对其实是错误的，委员会社会主义预设交错的会议系统，拇指法则（经验法则，the rule of thumb）[3]只能适用他们各自所能决定的领域。例如，斯图加特本地的交通组织不必经由全德国的、全欧洲的甚至全世界的代表会代表大会（council congress）来决定。一旦选定的生产计划被确立下来，每个工厂的生产者们将有权组织他们自己的工作方法。在部分消费者们最严格的质量要求下，如果一个工厂的代表会可以在一周内用十个小时而不是二十个小时完成计划任务，那么它将有权这样做。
这也意味着委员会社会主义不单单是一种经济制度上的改变，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对以官僚制度为特征的社会的全面替代。它与德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价值观并不矛盾。彼得·冯·奥尔岑（Peter von Oertzen）[4]在他出版的几本书里已经对此进行了明确阐述。然而它确实扩大了权利解放的范围，并有效地保证了每个公民都毫无例外地享受人权。
此外，这种替代也能够更好的促进妇女解放，因为它将彻底保证减少工作时间，并为所有需要工作的妇女提供了一个永久的、高质量的幼托体系；它保证了妇女的物质独立。同时，所有的男子与妇女都将平等地参与家务劳动，这就消除了妇女之前所遭受的两倍乃至三倍的家务折磨。
委员会社会主义将仍然稀缺着的经济资源运用在一些优先事项上，而不是为每个家庭配备第二台彩电或者第二台电脑，更不是为每个家庭配置第二辆汽车。这是委员会的权利，只要这个决定是民主的，即在考虑到各种备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经过公开、自由的讨论，经由多数人的投票决定。而关于部分少数人更偏向于其他事物作为优先事项的权利会被保证，办法是将现有劳动工具的一部分留给他们，以使在他们自己的劳动下，能够生产出他们所期望的消费品。但是这少部分人没有权利强制女性多工作一天，也无权迫使生产者每周工作二十五个小时，如果生产者更愿意每周工作二十个小时的话。
委员会社会主义至少有潜力将人们从奴役他们的劳动分工的压制中解放出来。不是说每个人每天都必须做不同的工作，也不是说人们不需要学习高质量的知识。相反，将保证普遍免费的高等教育。通过从根本上延长一个人一生的学习时间。同时，“职业”的周期性转变将向所有渴望转变的人开放。人们将有权把自己的每周二十个小时分散到几个他们有参与其中的必备知识的几项活动中。只要这与代表会中大多数人民主决定的总体生产计划不冲突。
委员会社会主义将能够消除战争和使用暴力武器的威胁。生产者们能决定停止生产武器并销毁现存武器。虽然只有在全球范围这样做才能有效消除这些威胁，但是可以在小范围内朝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
最后，委员会社会主义通过将生产决策和利润考量完全分离，来逐渐减少环境问题。就个人而言，我们更倾向于完全没有汽车的城市，并且要大幅减少城市外的交通拥堵问题。但是最终的方案应该由代表会的大多数人来决定。
因此，委员会社会主义意味着逐渐消除官僚制和国家。当然，由于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定义的问题，所以必须用更精确的语言来表述。在我看来，教师、医护人员、基本服务提供者、技术人员都不是官僚。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些高科技设备的管理者，尤其是仲裁员和冲突调解员。不可能保证每个居民都能立即获得免费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医患关系以及师生关系至少包含着威权下从属关系与权力关系的风险。这就需要一个监察员制度。那么问题又来了，这难道不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集权现象的发生吗？我们不会去低估这个问题，然而我们相信这种危险可以被极大地降低。自我管理的委员会社会主义必须高度去中心化。广泛的权力被各地区自己所保留，尤其是市政权力。在全社会，甚至在国际上（如果还不至于到全世界的话），权力在不可避免的行政、调解和仲裁职能的集中，就都可能因此而受到限制。一个自我管理的民主的代表会让人民众多的机会监督和挑战这些管理者、仲裁者和调解者。所谓司法机关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群体和个人的冲突仍将存在于委员会社会主义中。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成文法和法官的独立性是实现政治自由民主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法官的独立性并不能说要实行终身法官制。反过来说，根据我们的经验，终身法官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因此，定期重新选举法官和实现陪审制度的普遍化是政治自由的额外保证。
另一方面，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极左分子争论说，政党是倾向于操纵代表会的“资产阶级”实体。与此相反，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主张更接近于古典社会主义者。但是另一种选项是什么？禁止组织党派吗（名称在这里无关紧要）？用如此一个独裁主义的禁令作为开始，会是一个健康的委员会吗？如果委员会的多数人不遵守这个禁令，会发生什么？那么它会被强制执行吗？
关于“操纵”的整个论点是不真实的。这个论点未能认识到代表会制度的深层现实性，像选举产生的罢工委员会一样，本质上是一种联合战线架构。他们预设，除那些主张对少数民族使用暴力的人外，所有公民都将在委员会有代表席位。公民大众在政治上并不同质。不同的政治历史观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消失。公民仍可能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这通常会导致不同的选择，以或多或少提出一致的建议来解决具体问题。正是这种政党的多样性减少了代表会被操纵的风险，因为它有利于委员会的普遍政治化。罗莎·卢森堡在1918年的警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所以，正是缺少了充足的政治自由，才使得操纵委员会成为了可能。
在这方面必须指出委员会社会主义只能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联盟而得以加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小范围内不能取得初步的胜利。然而，这种形式的联合只能在严格的人人平等的情况下，且在自愿的原则下进行。此外，专家和科学家们将没有权力将某种消费体系强加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人民。如果这样做，那么将会使这些地区承担无法接受的严重生态灾难。唯一的可能性是耐心地尝试去逐步说服，同时又自我批判地怀疑上述专家和激进环保主义者能否预测近几十年所有的科学进步。
委员会社会主义是否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乌托邦呢？或者说在遥远的未来也不可能实现呢？很显然，目前大多数人被说服或能够被民主地说服去支持这种社会。就其本质而言，委员会社会主义需要广泛的多数人积极参与。但如果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宣布委员会社会主义在遥远的未来也无法实现。这种结论只能像那些相信胜利是必然的那样是一种无知与教条。只有历史，只有事件，才能决定这个问题。这个决定是不确定的。迄今为止，还没人成功地从科学上证实与此相对的论点。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框架中，委员会社会主义是实现全面解放的必要条件。预先假定人们没有能力实现自身的解放，那么只是勉强伪装回到了原罪的教条。历史经验证实了人类有能力掌握解放计划，也有能力实现解放计划。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持续了二千五百多年，最终胜利了。反对徭役的斗争持续了五百年，最终胜利了。反对宗教裁判所的斗争，包括反对其酷刑者、火葬场、烧死巫女等的斗争，至少花了四百年时间，最终胜利了。为所有人争取普遍、平等、无记名投票权的斗争花了二百年时间，为公民的政治权利奠定了基础。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废除雇佣劳动（我们的父辈们不无道理地使用了“雇佣奴隶制 ”一词）的斗争不能取得同样的成功，甚至花费更少的时间。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吸取历史教训，解放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法国和俄国革命之后，又迎来了希特勒和斯大林。奴隶制并没有被完全消灭，它今天以毁灭性的方式再次呈现，剥夺基本人权是许多国家的特征。酷刑和其他残忍的做法被越来越多地加以实施。即使存在民主国家，全体人民也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传统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批判，是指出这种民主是纯粹形式的和间接的民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例如，绝大多数的公民没有物质手段去创办和发行报刊，这些出版机构被几家出版业巨头所垄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出版自由又有几分可信度呢？
正是由于我们不能否认历史进程的倒退，所以委员会社会主义从长远来看有胜利的历史机会。人民反对上述罪恶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这种反抗的范围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当然，这种大型起义仍然主要以“单一问题”的目标为特性。因此，这种反抗仍然是分散的、不连续的，没有争取另一种社会秩序的共同目标。
人类所面临的巨大危险不再让我们选择“社会主义还是野蛮”，而是选择“社会主义还是人类世界的毁灭”。两种选项非常明确，要么增加不平等的利己主义，增加短视的“现实政治”[5]，这将会是我们的灾难。另一条路线是增加自我活动，增加反抗，增加人们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没有国界的平等团结，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为时已晚之前取得胜利。
[1] 委员会可译作理事会、代表会（即俄语之“苏维埃”）。因此“委员会社会主义”也可以译为“苏维埃社会主义”、“ 代表会社会主义”等。——译按
[2] 这篇文章首次出现在献给彼得·冯·奥尔岑（Peter von Oertzen）的作品集中，标题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坚定不移的左派的忏悔》（Zwischen Rätesozialismus und Reformprojekt）（卡林·本兹·奥维拉格（Karin Benz Overage）、沃尔夫冈·尤特纳（Wolfgang Jüttner）和霍斯特·彼得（Horst Peter）编辑）
[3] 拇指法则：又叫经验法则，是一种可用于许多情况的简单的，经验性的，探索性的但不是很准确的原则。从实践中总结得出的经验方法和规则，不是经过科学实验得出的准确原则。——译按
[4] 彼得·鲁道夫·冯·奥尔岑（Peter Rudolf von Oertzen，1924 月 16 日- 2008 年 2005 月 59 日）是德国政治学家和政治家。在1970年1974月辞职之前，他在社民党工作了多年。他在阿尔弗雷德·库贝尔（Alfred Kubel）的第一届内阁中担任下萨克森州文化部长，也是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的社民党计划先驱。——译按
[5] 现实政治（德语：Realpolitik ）源自十九世纪德国，由古代德国（普鲁士）铁血宰相 奥托·冯·俾斯麦所提出，当代英文相关讨论沿用德文之Realpolitik现实政治主张，当政者应以国家利益做为从事内政外交的最高考量，而不应该受到当政者的感情、道德伦理观、理想、甚至是 意识形态的左右。所有的一切都应为国家利益服务。——译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