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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uck of a Crazy Youth
Tariq Ali interviews Ernest Mandel
有幸轻狂——塔里克·阿里访谈埃内斯特·曼德尔
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塔里克·阿里（Tariq Ali）
1989年
Aleph、保维 译 素侠云雪 校
阿里：埃内斯特，希特勒在德国掌权时你十岁，第二次世界战争爆发时你十六岁。那段时光想必不会是一段美好的童年，特别是对于有着犹太背景的你。你对那个年代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曼德尔：说起来倒很怪——大概属于一种反常的心态，不太接近常态——我对那个年代完全没有负面的回忆。正好相反，我的记忆里有躁动，嗯，激情，嗯，紧张，但完全没有绝望。完全没有。这可能与我富有政治色彩的家有关。
阿里：你的父亲是一名政治活动家？
曼德尔：那时我的父亲已经不是政治活动家了。他曾经活跃于德国革命，因为拒绝服兵役，一战开始时他就从比利时逃到了荷兰。作为激进左翼社会主义者的他在荷兰遇见了威廉·皮克（Willem Pieck）——民主德国的第一任领导人。德国革命爆发之后他们就一起去了柏林。他在那里为苏俄的第一个柏林通讯社工作了几个月，见了拉狄克（Radek）[1]和其他一些人。因为那段经历，我得以在我们家的书架上读到一些古老的杰作——马克思的书，列宁的书，托洛茨基的书，当时的《洲际通讯》（Inprecor）[2]，还有俄罗斯文学等等。到了1923年前后，我父亲离开了政界。他的人生与世界革命的事业一同起起伏伏。希特勒掌权使他极为惊愕。他很清楚这对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还记得——这或许是我关于政治的第一段记忆，1932年我九岁——那个所谓的“巴本政变”（Papen Putsch）[3]将普鲁士政府取缔的时候。当那位遭解职的普鲁士内政部长兼警察头子说出了那句著名或臭名昭著的话——“Ich weiche vor dem Gewalt（我只向暴力屈服）”——时，一名中尉和两名士兵闯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就放弃了自1918年以来十四年里积累的所有权力。他只撑了五分钟左右。这个消息刊登了在我的家乡安特卫普《社会民主日报》上，我父亲发表了尖锐的评论。他说事情的结局会非常糟，而现在发生的一切只是个开始。我还记得很清楚。希特勒大权在握之后，我们家收留了第一批难民，我们家族的成员和一些朋友。对比利时来说，1933年到1935年是一段痛苦的年代，国家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最低谷，人民处于饥饿之中。那会当然比今天更糟，糟得多。比利时王后仅仅因为向失业者分发面包和黄油就收揽了大片人心。一位来到我们家的难民告诉我们，他们在柏林卖掉床来换面包，情况和之前几年也没什么不一样。他们为了吃上饭而睡在地上。那是一个痛苦的时代。我父亲也曾经历过窘迫，但我们从来没有像那时这么穷过。我们并没有挨饿，但我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那几年，1933年、1934年、1935年，是国内政治气息不那么浓的几年。
阿里：你在战争爆发之后开始参与政治活动？
曼德尔：比那还早。1936年对于我和我父亲是个转折点。发生了两件事，西班牙内战和莫斯科审判。这些事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和全国的工人运动发挥过很大的作用：西班牙内战激起了巨大的声援浪潮。我清楚地记得1937年5月1日的示威游行。当时街上差不多有十万人，还有从西班牙国际纵队回来的人和募资的人。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那个场面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援越运动之前，这是我们比利时发生过的最大的国际性运动。然后就是莫斯科的审判，这件事让我父亲受到了严重打击。他私下里认识那些曾在共产国际（Comintern）工作过的首次审判的被告。拉狄克是第二次审判的主要被告之一。我父亲表现出了难以言表的愤怒——他当场组织了一个声援莫斯科审判被告的委员会。他联系了一个安特卫普的小型托派组织。他们在我家见面，于是13岁的我成为了一名托派同情者——不是托派成员，因为这个组织没有蠢到会让一个13岁小孩加入。不过他们每次见面时我都在场听，还被他们认为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所以他们就不反对我在旁边。最终正式加入这个组织时我十五岁，那是个奇妙的时刻，就在第四国际刚刚成立以后。
阿里：那是什么时候？
曼德尔：1938年。美国青年社会主义联盟（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 of the United States）是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青年组织，派了一个叫纳蒂·古尔德（Nattie Gould）的人来向我们宣布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情况。他仿佛就在我眼前。当时他访问了一些西欧国家，作了有关成立大会的报告，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事业。他也来到了我们小组开会的地方，安特卫普。我想是在那次之后，我才正式被接纳为候选成员。之后是一段政治真空。国内进入了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到了1939年，每个人都确信战争即将爆发。我们的组织孤立无援。我们到安特卫普的那些主要街道上发传单——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可不是什么聪明的行动。
阿里：传单是关于什么的？
曼德尔：是关于反战的。它说了诸如战争即将到来，但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之类的话。它的语言抽象难懂，充满鼓吹感，没有受到人们的欢迎。我没有参与写作，为此也不负任何责任！
阿里：但你负责发了？
曼德尔：我当然负责发了。
阿里：你在发人生中第一张传单时十五岁？
曼德尔：我已经差不多十六了。那是一段困难时期，可能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的组织在比利时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有一点群众基础，在煤矿区大约有600名因为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加入的成员。我们在一个矿镇占了绝对多数，雇主的反应是立即关闭这个城镇的矿坑，此后这个矿坑也从未开放过。所有投票支持激进左翼的矿工都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而遭到了迫害。无论是战前、战中还是战后，他们都再也没有被雇用过。斯卡基尔（Scargill）[4]同志想必很熟悉这种情节。太阳底下无新事。
阿里：你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抵抗？
曼德尔：唉，我一直在说的这个组织在被迫转向地下时垮了。斯大林主义者诽谤这个组织的领袖，造谣说他与纳粹合作，并且杀害了他。这只是个谎言。战后，这些同志——我不得不这么称呼他们，虽然他们已经不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倒成了社会党反对派和左派社会党人——他们竞选市政府，再次获得了绝对多数。这说明他们没有和纳粹共谋：这是一个荒谬的诽谤。随着这些人的流失，我们的组织到了低谷。在德国入侵之前的1939年冬天，我们大概有十几到二十几个成员。这个组织转入了地下。国内气氛日渐恐怖。德军于5月10日入侵，而比利时5月28日的投降结束了这场军事行动。这个国家在被占领的头几周就失去了方向感。社会党领袖亨利·德曼（Henri de Man）仍旧担任着总理助理。他在纳粹面前屈服了。他公开呼吁人们与占领军合作。一部分工会组织的成员支持他。至于共产党，它出版的报纸依旧合法。因为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协议，他们准备接受纳粹的审查。所有这些事都让我们震惊。我们感到虚弱又渺小。之后我们听说老头子托洛茨基被谋杀了。比利时报纸在8月21日左右公布了这条消息。波尔克（Polk）同志，比利时共产党的创始成员和传奇人物，二十年代的中央委员，后来的托派与左派反对派，立即跑到了我父亲的屋。他号啕大哭。他见过老头子。其他人也来了。七八个人在不停喃喃着同样的话。唯一出路是立刻重建组织，让这个肮脏的杀人犯明白他压制不了思想，更压制不了抵抗。我们派了人到全国各地去，决定重建组织。
阿里：这是秘密进行的吗？
曼德尔：完全保密。我们发现布鲁塞尔的同志和我们有着同样的想法。几周之内我们就搭起了组织的框架。1940年结束之前，我们开始出版第一份非法报纸。我们开了一家小型的非法印刷店，所有这一切都在时势下运转起来了。我们有了一个很受一些工人宿舍欢迎的非法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因为“垄断”。共产党对反抗毫不认同。合作更是成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招牌。我必须添一句，反抗运动没那么受欢迎。大部分人认为德国人会赢得这场战争。往好里想，他们是弃权的、被动的，往坏里想，他们只想站在胜利者一边。
阿里：你们还是孤立无援？
曼德尔：冬天过去之后情况变了。这和德国人在不列颠战役的失败有关。那是一个苦涩艰难的冬天。口粮很少，工人中弥漫着不满情绪。第一场罢工发生在三月份。然后共产党转变了态度。也不能说他们一直等到苏联被偷袭才转变对德态度。见到了大规模的运动之后，他们不想与此完全隔离开，而是选择了谨慎行事。他们不想见到我们和新的反抗组织垄断这一切，作为他们无所作为的代价。当然了，苏联遭到入侵之后他们更大胆了，然而群众运动的阻力也变大了。必须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纳粹会输。每当我回首往事，我可以自豪地这么说。那时我年轻气盛，不成熟，怎么看都很蠢，但我必须说，我从未怀疑过有一天纳粹会被打败。我完全相信这一点。这让我不禁做出了一些疯狂的举动。
阿里：你向德国士兵发了传单？
曼德尔：对，但这不是最疯狂的。应该说这是对的。第一次被捕之后，我设法逃出了监狱。我又被抓了一次，又从营地逃了出来。第三次被抓之后我被带到了德国，我很高兴。当时我不清楚我有99.9%的可能性会被杀。
阿里：因为你既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个犹太人。
曼德尔：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会被不同的人因为四种原因杀掉。我很高兴被驱逐到了德国，因为我终于处在了德国革命的中心。我只是感觉，“太棒了，我就在我想在的地方。”当然这是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阿里：你又尝试逃跑了？
曼德尔：好吧，这也是一个愚蠢的故事。我能活着这件事就是个例外。某种意义上，我可以满意地说，我的观念起了作用——也不应该夸大，这里面也有运气成分。但通过我的政见和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正确看法，我立刻和一些警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不像大部分极端反德的比利时囚犯和法国囚犯，我有意找上了有着政治同情心的典狱长。就算仅仅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明智之举。通过他们对政治问题的态度，我找上了那些看起来比较友好的德国人。我立刻发现了一些前社会民主党人，甚至还有前共产党人。
阿里：在那些集中营警卫里找到的？
曼德尔：基本上是。那不是个集中营，是个战俘营。我被判刑了，这还算好的。集中营里有最坏的党卫军。在那些集中营里有英国监狱那种专业的监管人员。所以一些人从二三十年代就在那里面了，我感觉他们中的一些是社会民主党人，毕竟社会民主党人当了那么久的内政部长。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另外，在囚犯里，我试着找了一些德国青年，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左翼反战分子，比你想象的还要多。我找上他们并交了朋友。我的第一个朋友是个非常好的人，他因为反战被判了无期徒刑。他是科隆一个社会主义铁路工人的儿子。对我感到放心之后，他给了我他父亲的地址和他父亲朋友的地址，说“如果你逃到他们那里，他们可以帮你上火车，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于是我制定了一个计划。但不管怎么说，整件事都很疯狂，你懂的。我们在一个让人忘不了的地方工作——全德国最大的工厂之一，甚至可能是最大的。
阿里：你在里面生产什么？
曼德尔：汽油。支撑着飞机、坦克和战争机器的合成油。那像是欧洲的缩影。那里有俄国战俘、西方战俘、政治犯、集中营的囚犯、平民苦役、自由劳工，还有一些德国工人。有六万人在那里工作。那就像是纳粹统治下欧洲的缩影。还有一群比利时工人，甚至还有从我的家乡安特卫普来的。我和他们交了朋友，向他们要了衣服，这样我就能换掉我的囚服。我看了看营地周围的电网。早上更换塔楼上的表时，它们因为某种原因被关掉了。我发现了，于是我翻过了墙，翻过了电线。当时我有手套，但我绝对是疯了，绝对是疯了。
阿里：这种疯子般的行为救了你的命。
曼德尔：在某种意义上。我很有可能会被抓住并立刻被枪杀。事实上很不幸，我真的被抓住了。我享受了三天令人无比兴奋，无比陶醉的自由。那是我入狱以来第一次吃到新鲜水果。一个德国女人给了我苹果和梨，我很开心。我知道去亚琛附近边境线的路。但第三天晚上我在树林里被抓住了。我又幸运了一次。我试着和逮捕我的狩猎警卫（garde du chasse）交流。我对他说：“听着，你看过报纸吗？盟军已经到了布鲁塞尔，他们很快就会到亚琛。如果你现在杀了我，你很快就会有大麻烦了。”“最好把我关回监狱，别给自己惹上太多麻烦。”他明白了，反而显得很可怜。
阿里：你从那时起就是个能言善辩的人了？
曼德尔：如果你愿意那么说的话。他甚至还给了我一大块面包。我不想自吹，我只是做了点基本的事情。当然，我报了个假名字。我没有报出我逃跑的监狱的确切名称，所以他们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监狱。但他们最终还是发现了。两周之后，我被关押到了非常恶劣的环境里，被用烙铁烫，因为他们知道了我是一个逃犯。但尽管如此，我在那里还是安全得多。之前待的监狱的负责人来看我了，在一个恐怖幽暗的牢房。他对我说：“你真是只稀罕的小鸟。你知道如果你被带回来，你会立刻被绞死吗？“我说嗯。他极度惊诧地看着我。不过在这个新监狱里他当然没法绞死我。我已经被判刑了，所以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3月初，他们一直把我关在艾希（Eich）。之后我被转移到了另一个监狱，待了三个星期，并在月底获得解放。
[1] 译注：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1885-1939），共产国际的早期领导人，1923年代表共产国际到德国协助发动革命。后作为左派反对派分子被开除出俄共（布）并被捕，1939年死于劳改营。
[2] 译注：《洲际通讯》（Inprecor）是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创建的多语种杂志，负责翻译并出版来自世界各地革命者的文章和信件。1938年停刊。二战后曼德尔将其重建，成为第四国际的机关刊物。
[3] 译注：此事件又称为1932年普鲁士政变（Preußenschlag）。德国总理弗兰兹·冯·巴本利用兴登堡总统的紧急法令解散了普鲁士政府，接管了这个魏玛德国最大的自由邦。此事件极大加速了魏玛德国的纳粹化。
[4] 译注：亚瑟·斯卡基尔（Arthur Scargill, 1938- ），英国工会成员，矿工联合会主席。他领导了著名的1984–85年矿工大罢工运动。撒切尔上台后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私有化煤炭产业，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引发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在英国政府的残酷镇压下，这场罢工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