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马克思主义对今日革命的辩护 *这篇文章发表于The Socialist Register，eds．Ralph Miliband，Leo Panitch，and John Saville（London：Merlin Press，1989），p．159。
什么是革命？革命是生活中的历史事实，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要国家均产自革命。无论人们喜欢与否，我们的国家曾发生过30余次这样的革命——有些胜利了，其他的失败了——没有丝毫迹象可以表明，我们的革命经历已经走到了尽头。 由于普遍的生产关系和政治权力关系的结构性本质，革命曾经是而且依然是生活中的事实，更准确地说，由于这些关系是结构性的，绝不会就此“消失”——也由于统治阶级对逐步废除这些关系打算抵抗到底——因而革命将作为废除这些关系的手段出现。 革命的本质在于对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和（或）政治结构进行一场突如其来的彻底颠覆，由此出发（跃入历史进程）人们不应得出结论说，一座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横亘在发展（或改良）与革命之间。历史上当然存在渐进的社会量变，就像历史上存在着革命性的社会质变一样。尤其在一个特定生产方式衰落的时代，量变常常为质变做好了各项准备。新的生产关系和革命阶级（或主要的阶级派别）政治力量的兴起，使得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关系有可能被侵蚀、削弱，日益受到挑战，甚或是慢慢崩溃。这便是前革命危机阶段的一般特征。但是，一种特定社会或政治秩序的侵蚀与它的覆灭根本不同，演进并不等于革命。如果有人从演进与革命不存在恒定不变的差异这一事实出发，得出两者不存在根本差异这一结论，那么辩证法就变成了诡辩论。 然而，统治结构倏然间被推翻，这也只不过是社会现象的一个主要特征，而另一个特征是，统治结构通过大规模的群众动员，通过普通民众在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中骤然间大规模的积极干预而走向覆灭。[1] 阶级社会最令人费解之处在于，尽管它建立在相对少的一部分人对大多数直接生产者的剥削和压迫之上，大多数人却能够在“正常”情况下大体忍受这种状况，并做出各种周期性的有限回应。历史唯物主义试图成功破解这一秘密，它把经济动机、意识形态操控、文化社会化、政治司法压制（包括偶尔运用暴力）、心理过程（内化和认同）综合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多维的阐释。 正像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之初一份革命报纸所说的那样，被压迫人民尽管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却通常在他们的压迫者面前感到无力，因为他们跪拜在其脚下。[2]只有克服了这种无力无助的感觉，只有人民群众突然意识到“我们不能再继续忍受下去了”，同时相应地展开行动，革命才有可能发生。巴林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在《顺从与反叛的社会基础》（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这本趣书中试图证明，司法不公的折磨和意识并不足以在广大群众中引发一场大规模的造反运动（革命）。按照穆尔的说法，在相信蒙受司法不公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既不是认为它不可避免地将会发生，也不是一种“较少的恶”的信念，即认为一种更好的社会体制将会实现。[3]然而，对于直接挑战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或）政治秩序而言，本地或区域内造反运动的碎片化本性却成为了一种障碍。一般地，当造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被统一起来时，它就会转变为革命。 此外，这些挑战还可以用亚伯拉罕·林肯关于阶级社会基本事实的构想加以阐明，并由历史经验来证实，这毕竟也是历史乐观主义（相信人类进步的可能性）的一个成因：“你可以一时蒙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蒙骗一些人，但不可能永远蒙骗所有人。” 当绝大多数人不再继续被蒙骗和恐吓时，当他们不再长跪不起时，当他们对压迫者的重要弱点有所了解时，他们便有可能在一夜之间由表面上温顺、柔弱和无助的绵羊变为威武的雄狮。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会罢工、集会和组织起来，尤其是在大街上游行，甚至会直面统治者发动的巨大且恐怖的血腥镇压，因为这时强大的武装机构仍然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他们常常表现出前所未闻的英勇精神、献身精神和顽强的忍耐力。[4]这可能会以他们最终战胜压迫性机构以及这些机构开始走向崩溃而告终。任何一场革命的最初胜利都预示着这样一种崩溃，而革命的最终胜利则需要武装力量从先前统治者那里转到革命阶级（或者一个主要的阶级派别）手中。[5] 这样一种关于革命的描述性定义必然会同时融入一种对革命成因的分析。当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不再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时，当这些生产关系开始日益充当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当这些生产关系开始导致一种破坏性的癌肿不断扩散时，社会革命便发生了。同样，当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关系（国家政权的形式）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制度下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尽管发展仍然是可能的）时，政治革命便发生了。这便是为什么这些关系通常会巩固而不是削弱一种特定社会秩序的原因。 当回答“革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生”这类问题时，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关于革命的唯物主义阐释似乎必不可少。革命已经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按照不同的方式应运而生。显然，无论是将这些革命归因于心理因素的永恒操控（据说是人性固有的侵略性、“破坏性”、“妒忌”、“贪婪”或“愚笨”），还是将之归因于政权结构的偶然巧合（特别是无能、愚笨、盲目的统治者碰到数量渐增且自信满满的积极反对者），都不合乎逻辑。按照某一历史流派所说，人们可以在过分诉诸镇压、突然引入较大幅度的改革或两者独特的争议性组合中目睹到这种盲目的愚笨。[6] 当然，这样一种心理的、政治的分析包含着片面真理的内核，但对于革命爆发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即它的周期性本质来说，这些分析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满意的解释。为什么许多国家“无能”的统治者能够每隔一段时间便接替“合格”的统治者？想必这不会是某些神秘的遗传变异循环所致。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阐释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用较为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动因来解释革命的发生。不是统治者的无能导致了前革命危机的出现，而是一种潜在的社会—结构危机引发的瘫痪令统治者越来越无能。在这个意义上，当托洛茨基强调“革命对于一个特定的瘫痪病人来说不过是最后一击和一弹解千愁（coup de grace）”时，他是完全正确的。 列宁以经典的方式对基本分析做了总结。他强调，当那些位于下层的人们不再愿意像以前那样接受统治时，当那些位于上层的人们不再能够像以前那样继续统治时，革命就发生了。从根本上说，一个统治阶级或它的主要派别无法继续统治有其客观原因。这本身便反映出统治者的内部分裂正日益增多，尤其是围绕如何除去显而易见的混乱这类问题时更是如此。不断增长的自我怀疑、对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无理寻找一些罪犯（“阴谋论”）代替对社会矛盾的真实客观分析，所有这些在这里纠缠在了一起。如果不是单纯消极处事的话，正是这种组合导致了政治上的无能以及一种反生产的活动和反应。根本的原因始终是制度的腐朽性，而不是一帮统治者的独特心理。 显然，人们必须将革命的基本历史成因与触发革命的因素（事件）区分开来，前者是结构性的，后者是偶发性的。[7] 但需要强调的是，即便对于结构性的成因而言，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理解也绝不是单一“经济主义的”（economistic）。生产力与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和（或）政治权力关系之间的矛盾并不完全是经济的，从根本上看，它是社会经济的，涉及一切主要的社会关系领域。直到最后，这种矛盾将集中表现在政治领域而不是经济领域。军人拒绝向游行示威者开枪，这是一种政治道德行为，而不是一种经济行为。只有在深究这一现象背后的东西时，人们才会认识到它的物质根基。这些根基并没有将政治道德的决定变为一个纯粹的“外观”，或是一种纯粹推诿（shadowboxing）的表现。它自己有一种清晰的现实，但这一重要现实本身并没有让深入发掘物质根基变得毫无意义，也没有让它变成一种“教条主义”的习练，或让它仅仅流于对次要利益的“抽象”分析。[8] 无论怎样，伴随着一种意识形态道德危机（普遍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危机）的出现，统治者无法继续统治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政治事实，也涉及技术—物质的方面。统治同时还意味着控制通信物质网络和中央集权的镇压机构。当这个网络瘫痪时，统治才在直接的意义上算是崩溃了。[9]因此，我们绝不能低估成功革命的技术方面。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同时也取代了一种历史阴谋论的独特变体，这种变体倾向于将一场胜利革命完全归因于成功造反或政变（coups d’état）的技术机制。[10]相反，正是主要社会力量的物质利益及其自我认识为历史转折点提供了基本的说明。 革命与反革命尽管革命是生活的历史事实，反革命同样是无可争辩的现实。事实上，反革命似乎经常紧随革命而来，犹如晦往明来一般。词源学确证了这一悖论，“革命”概念恰恰源于天文学，行星按照轨道的方式运行，最后又回到了出发点。因此，这就暗示了类似的结论：作为巨大的加速器和历史的火车头，革命的作用不过是短视浅薄的观察者（即使不是乌托邦的白日梦者）的视觉幻象。这种关于革命的诠释（诋毁）与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Vico）的世界历史循环论正相契合。 在1660年英国反革命胜利的影响下，17世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尤其是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基本上都对人类命运持一种悲观主义的论调。革命注定会走向失败：“万变不离其宗。”（Plus ca change，plus ca reste la méme chose）。早在两千年前，希腊和中国的政治哲学家就已经得出相近的结论，据称，除了在不道德的社会条件下寻求个人幸福，通过自律（斯多葛学派、儒家、斯宾诺莎）或享乐主义（伊壁鸠鲁学派）实现幸福外，人类命运别无出路。[11] 18世纪，启蒙从经验层面和理论层面对教条怀疑主义悲观论的根基提出了质疑。[12]一种对于人类完美性、历史进步和革命进步作用的信念再度出现（随便说一句，只有诡辩论者或不诚实的批评家才会将这一完美性等同于达及一种完美的终极状态）。实际上，革命在反动时期看上去更为美妙。然而，早在1789年革命爆发之前，启蒙的阵营就已经分裂为基本怀疑派和社会谨慎派，像伏尔泰（“培育你的花园”〔cultivez votre jardin〕）[13]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卢梭这样的更为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即使不是完全保守的人，也会激发雅各宾派的革命者。这种分裂在革命自身的进程中被加深了。在随后到来的反革命阶段（热月、波拿巴主义的法兰西共和国、法兰西帝国、波旁王朝的复辟），向着17世纪怀疑主义的反转流行开来，这里囊括了那些从前热衷于革命的人，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雪莱〔Shelley〕除外）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只有极少数人继续把希望寄托在未来革命身上并为此奋斗。[14]相近的共识是：革命的成本实在太大了，尤其是考虑到它们的成果竟是如此微不足道。[15] 俄国革命的热月及其悲惨的后果（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再现了人们对革命相似的厌恶之情，这首先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接着，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暂时缓和过后，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全面爆发。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对柬埔寨和阿富汗的军事干涉，以及欧洲1968—1975年更为普遍的革命风暴的退潮（从法国开始经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葡萄牙），强化了这一政治上的回撤。我们可以再次把相近的共识总结为这样一个原则：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包括朝着更加人道化的社会前进），革命都既无用又有害。事实上，这就是今天普遍流行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关键的陈词滥调之一。 然而，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骗人把戏，也明显建基于一种半真半假的陈述。那种认为革命即使不回到比此前更糟的形势下，也将复归它们的历史出发点的观点，一般建立在对社会反革命和政治反革命的混同基础之上。尽管有少数社会的反革命确实已经发生，它们却只是例外，而不是规则。无论是拿破仑还是路易十八，都没能恢复法国农村半封建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半封建贵族阶层的政治统治。斯大林也没能恢复俄国的资本主义。英国复辟后，光荣革命接踵而来。内战结束后，美国宪法的妥协最终也没有导致农奴劳动的普遍化，反而导致了对它的禁止。这份清单可以任意添加下去。 主观选择的问题与这份客观的平衡表紧密相连。它们让怀疑论者和悲观主义者陷入了一种真正的两难境地。反革命不仅仅是对革命的“自然”反应，即不仅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机械的溜溜球运动的产物。它们还导源于制度内部矛盾的恶化，正是这一点引发了革命。然而，它们却实现了一种具体社会—政治力量关系的转移，反映了政治性群众活动及其成效的相对衰落。的确，这里有一种“自然法则”在发挥着作用。作为真正的群众性革命，它们通常意味着政治性群众活动质性水平的提高，然而，由于明显的物质和心理上的原因，它们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下去。要吃饭你就必须去生产，当你去游行示威和参加群众性集会时，你便无法生产。同样，数量众多的人民群众的生活不可能永远维持在一个高度兴奋的水平之上，他们也不可能永远处于一种高强度的紧张情绪之中。[16] 与这种群众活动的相对衰落相比，旧统治阶级（层）及其各种各样的支持者和食客们的活动（成效）则相对上升了。至少是在顷刻之间，主动权由“左”转向了“右”（未必大获全胜，正如存在失败的革命一样，也存在失败的反革命）。[17]同样，也存在着预防性的（preventive）反革命，印度尼西亚（1965）和智利（1973）的政变就是这方面的例子。然而，恰恰是这些预防性的反革命清晰地暴露出悲观主义怀疑论所面临的悖论，那就是，对于人类生命和人类幸福而言，反革命付出的代价通常过于昂贵——远比革命的代价高。与抵消一小撮统治者的权力相比，要镇压一支高度活跃的广泛的人民群众队伍，就需要有更多镇压、更多血腥、更多残忍（包括刑讯），这一点不足为奇。因此，通过对反革命上升的趋势不理不睬——以革命本身无用和有害为托词，人们即使没有成为血腥反革命和大规模群众苦难的帮凶，事实上至少也变成了一个消极的旁观者。 这是道德上的反叛，因为它意味着对压迫者暴力和剥削的容忍、协助和教唆，尽管人们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合理化借口拒绝援助被压迫者的自卫和解放尝试。政治上的反革命同样也是令人厌恶的，从怀疑论者所谓的致力于捍卫民主制度和改革的立场出发，它最终常常被证明是一种自我毁灭。 关于这一点最悲惨的案例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所谓“挽救民主”的目的下，埃伯特和诺斯克完整无缺地保留了帝国军事统治集团和普鲁士卫戍部队，并与它们相勾结共同反对工人——首先是单独在柏林，接着是在整个国家。他们让国防军的将军接受魏玛共和国的政治裁决，并同意这些将军创立和巩固自由军团，而军团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后来被纳粹冲锋队和纳粹党卫军的军官吸纳为新成员。因此，他们为纳粹的上台和最终夺取政权铺平了道路，反过来，这又导致了社会民主党的覆灭。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一种民主的反革命框架内抑制衰退和反动。[18]历史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那就是，当加深的社会经济矛盾将一种对群众运动的总体（不是部分）压制变成统治阶级当前的目标时，民主的反革命最终常常导致更为严重的独裁和暴力。 必须再次强调，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符合一种较为深刻的历史逻辑。革命的本质常常被等同于一种暴力和大屠杀的普遍爆发，这当然是不正确的。革命的本质不是在政治上运用暴力，而是在根本性质上质疑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或权力结构，并最终推翻它。参与旨在推翻这些结构的群众活动的人越多，革命与反动的力量对比就越是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革命的自信心就越强，反革命在道德思想上就越瘫痪，群众就越少倾向于使用暴力。事实上，对于历史进程的那个时期来说，普遍运用暴力恰恰只能适得其反。 但是，在革命进程的某些关头，多数情况下会出现（若非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统治者阵营中最激进、最坚挺的派别会孤注一掷地诉诸暴力，趁一切还来得及时甘冒所有风险，因为他们仍然拥有人类的物质资料，这使得他们可以那样做。在某些高潮的峰值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对抗通常呈现出一种暴力的特征，尽管暴力的程度主要取决于总体的力量对比关系。为了回应反动的暴力，群众将会倾向于武装自卫。反革命的瓦解、瘫痪和缴械为革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反革命的胜利有赖于解除群众的武装。[19] 当关键时刻来临，权力关系被剥夺了一切调解的可能性并显露出赤裸裸的本质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原则便可以被经验证据验明了：归根结底，国家事实上是一群武装的群众。垄断武装力量的阶级或阶层掌握着（要么是维系，要么是夺取）国家政权。再强调一次，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所有内容。坐视旁观不可能阻止这种对抗，无休止地拖延至算总账的日子也毫无助益。归根到底，怀疑论者和改良主义者对革命的厌恶包含了这样一个隐性选择：与革命推翻统治所需要的成本和后果相比，保持现状充其量只是一种较小的恶。这种选择反映的是一种社会保守主义，它并不能被经验证实，它也不是一种关于历史“成本”平衡表（即现实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理性判断。 没有哪个正常人会喜欢通过运用暴力来实现社会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政治生活中的暴力应该成为一切进步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共同努力。只有那些极度令人生厌的人（总体上对建立一个真正的无阶级社会没有丝毫帮助）才确实喜欢大范围地宣扬和践行暴力。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不断地拒绝使用暴力，这便是一个明证，它表明，至少某些道德和思想上的进步在最近70～75年中已经发生了。人们只需将几乎所有重要的西方知识分子和政客在1914—1918年间对战争所做的野蛮无耻的辩解，同今天相同环境下他们强调进步和普遍反战的情绪做一个对比，就会明白这一点。 双重道德标准依然在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中占据重要的主导地位，但是，至少统治者普遍使用暴力的合法性正在日益遭到质疑，该质疑采取了系统和一贯的方式，远远超出了1914—1918年或1939—1945年的人数。一方面是必然拒斥武装对抗的意识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当前和未来武器所具有的实际破坏性的增长，未来人类的肉体生存就取决于这两个方面竞争的结果。如果前者没能通过成功的政治行动排除后者，后者最终将不仅会毁灭前者，还将毁灭一切人类生命。 但这样一种政治行动只能是革命的，因此，必然至少包含对有限武装力量的使用。不相信这一点就意味着，相信统治者将不使用他们手中仍然掌握的武器，便会完全和平地对自己进行裁军。这就否认了任何暴力反革命的威胁，依据现实的历史经验，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它做了这样一种假设，即认为统治阶级和阶层总是专门表现为温和善意的自由主义者。去吧！把这些告诉华沙隔离区和奥斯维辛的囚徒、雅加达的百万受害者、南非受压迫的非白种人群、印度支那的人民、智利和萨尔瓦多的工人与农民、被谋杀的巴勒斯坦暴动参与者、19世纪殖民战争和巴黎公社以来全世界千百万在复辟和反革命中的受害者。 面对这一可怕的记录，基本的人类道义便是拒绝回退到（再次）私有化的境地，同时，要竭尽所能帮助受压迫、受剥削、被羞辱和被蹂躏的人，为他们的解放而斗争。从长远看，只要人们不做出任何虚伪的现实政治（pseudo-Real politik）承诺并能够自由遵循以下规则：全面出击，永远反对一切剥削和压迫人类的社会和政治条件，那么，这也就会令个体参与者成为更加人性化、更加幸福的人。 西方革命的可能性作为现实的历史进程，革命与反革命总是在实际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发生，这个条件常常是具体的。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国家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因为它们的基本社会阶级以及这些阶级的主要派别是这些国家各自具体历史的产物。因此，每一场革命的特征都反映了“一般”和“具体”的独特结合。“一般”源于革命的逻辑，正如我们前面概括的那样，“具体”源于某一特定国家、特定时刻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和政治权力关系的特异性，同时伴有一种独特的内部矛盾和矛盾的加剧机制。 一种革命的战略[20]表现为，革命者自觉地试图通过他们的政治行动来影响客观革命进程的结果，支持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当今世界主要是雇佣无产阶级、它的同盟者和贫困农民）的胜利。反之，革命成功必然只具有最小的可能性，因为它将不得不迎合当前社会流行的分化型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用“世界革命三个部分”的公式来大体上标明截然不同的战略任务：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合；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政治革命。[21]我们将依次考虑这些革命。 就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重要中心而言，一种对于革命战略可能效力的强烈反对意见已经被提了出来。许多怀疑论者和改良主义者并不仅仅将自己局限于声称革命是无用且有害的，他们还认为革命在这些国家不可能发生，无论以何种方式都绝不可能发生，在他们看来，希望或预期革命将会发生完全是乌托邦，试图为革命做准备或推动革命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 这一分析思路基于两种（根本矛盾的）不同的假设：第一种假设（仍然是真实的）认为，截至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纯粹的帝国主义国家曾经发生过成功的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的例子被看成是一个欠发达国家与帝国主义独特结合的例外。但是，仅仅认可那些已经获得成功的革命也不合理，甚至是幼稚的。一旦人们承认20世纪的确在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了革命进程，那么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逻辑结论必然是为了图绘这一进程进而对这些革命详加研究，以便它们在未来再次出现时不再失败。 第二个假设认为，过去触发革命的一切因素（革命危机和革命进程）[22]将永远不会再次出现。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和议会民主）将有望达到这样一种稳定度，在这里，大量雇佣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被“整合”起来，以至于他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构成严重的威胁。[23]这个已经在战后的繁荣期（作为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不可否认的增长的一个明显结果，对西方无产阶级来说不过是一个意外收获）流行开来的假定，受到了1968年五月事件及其直接后果的严重挑战，至少在南欧（以及20世纪70年代早期英国的部分地区）如此。1974—1975年之后，随着无产阶级撤出中心国家并从根本上转向防御斗争［注：译文有误，应译为“随着中心国家的无产阶级退却并转向本质上是防御的斗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这一假定又重新获得了强有力的可信性。 我们应该理解问题的要点所在。事实上，这个看似先验的假设将要或者被历史证实，或者被历史证伪。它只不过是一个运作假设（working hypothesis），而绝不会是一个最终的真理。它假定20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这样一种特定的变体，即一种矛盾趋于缓和且体制能够避免危机爆发（更不用说避免灾难发生）的变体。 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改良主义经典版本的运作假设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后者亦拒绝一种革命观点和革命战略。例如爱德华·伯恩施坦在那本引发“改良主义辩论”的书中明确将如下假设作为其改良主义结论的前提，那就是，在体制的内部矛盾中存在着一个客观上不断下降的趋势：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少；战争的倾向越来越少；独裁主义的政府越来越少；世界上的暴力冲突越来越少。[24]罗莎·卢森堡简明地回答了伯恩施坦，事实恰恰相反。那时，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考茨基最接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无疑应是列宁、卢森堡和托洛茨基的导师。[25]考茨基也明确认定，“资本主义必将导致灾难”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的重要支柱之一。[26]当他离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后，他便开始认为这些灾难越来越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他开始欣然分享伯恩施坦的运作假设了。[27] 历史都记录了些什么呢？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以来的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广岛、无数次殖民战争、第三世界的饥饿和疾病、不断恶化的生态灾难、新的长期经济大萧条。正是罗莎·卢森堡已经被证明远比伯恩施坦正确，1907年的考茨基而不是1914年“超帝国主义”论的考茨基，也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今天去释义让·饶勒斯的一个著名原则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正确，那就是，像云层携带着暴风雨一样，晚期资本主义自身也携带着一连串的严重危机和灾难。[28] 当人们暗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谓是预期或预告了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每一年发生的固有灾难时，便把显而易见的真理（3／4个世纪可靠的历史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是明显的）变成了一幅毫无意义的讽刺画。除去那些极端分子，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曾站到这样的立场上来。但就特定的国家而言，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来不对自己的错误分析和判断感到内疚。如果人们冷静地分析一下1914年以来西方和日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起伏盛衰，便可以看到群众斗争在中心国家周期性高涨的典范。正是这种危机不时将革命推上议事日程。在我们看来，自马克思主义者最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衰落期这一假设至今，导致这一倾向的机制仍然有效。如今，证明情况并非如此的重任落到了这些人身上，他们相信，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在某个方面根本异质于1936年的资产阶级社会，更不要说是1968年的资产阶级社会了。关于那种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性质，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有说服力的论辩。 革命在帝国主义国家有可能“周期性（不是永久性）”爆发这一概念，在逻辑上引出了一种关于西方革命可能性的类型学，从本质上说，它将这些革命视为非革命时期群众斗争和群众经验质性上的“跨越式增长”（transcroissance）。我们经常描绘这一“超增长”（overgrowing）的进程，这不是基于猜测或一厢情愿，而是依据西方在前革命时期和革命爆发期切实存在的经验。[29]因此，我们可以把自己限定在对如下一连串事件进程的总结上：群众罢工、政治性群众罢工、总罢工、静坐总罢工、罢工委员会民主选举的协调与集中、总罢工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在公共领域和金融领域，罢工委员会开始承担国家职能（公共交通的管制、通信的使用、罢工者专用储蓄和银行账户的使用、相同职权的免费医疗服务、罢工者在职权范围内“等同的”师资教学，这些实例来自一种“主动的”总罢工，它们作为准国家功能的发挥正不断被付诸实践）。这导致一种现实存在的、普遍的双重权力形势的出现，群众的自卫机构也随之出现。 这样一连串事件概括了西方群众斗争高潮期早已清晰可见的趋势：1920年在意大利北部、1927年7月在奥地利、1936年6月在法国、1948年7月在意大利发生的事件以及1968年5月法国的五月事件、1969年意大利的“火热之秋”、1974—1975年葡萄牙的革命高潮。其他的总罢工经历[30]包括那些在1920年的德国和1936—1937年的西班牙（尤其是加泰罗尼亚）发生的一系列类似事件。尽管所处的社会背景完全不同，工业无产阶级在革命形势中的运作倾向却大体相同，这可以在1956年的匈牙利、1968—196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1980—1981年的波兰找到根据。 这种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作用的观点，使得争取改良（经济的和政治—民主的）的斗争与为革命做准备的关系这个早在20世纪初便一直困扰着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迎刃而解。罗莎·卢森堡在辩论之初已经对该问题做出了回答，这个回答直到今天仍然和它刚被提出时一样有效。[31]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的差别根本不是后者拒绝改良而前者拒绝革命，恰恰相反，严肃的革命者将会是一切改良最坚定、最能干的斗士，只要这些改良与群众的需要以及他们认可的当务之急保持一致。所以，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的真正差别可以概括为： （1）在不拒绝或不忽视立法提议的前提下，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通过广泛直接的议会体制外的（extra-parliamentary）群众行动优先考虑争取改良的斗争。 （2）在不否认必须顾及实际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情况下，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拒绝将争取改良的斗争限定在那些资产阶级允许的范围，或者更糟糕的是，不打乱基本的社会政治权力关系。出于这个原因，每当体制陷入危机，改良主义者便更加不会倾向于为了严肃的改良而战。因为像资本家一样，他们明白这些斗争有“破坏政府稳定”的倾向。对于革命者而言，优先要考虑的不是保卫体制的需要或逻辑，也不是保留任何与资本家的共识，而是为了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战。 （3）改良主义者将限制和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相反，革命者则教导群众，危机的必然性将打断改良的不断积累，并周期性地对昔日的征服镇压构成威胁。 （4）改良主义者将趋向于阻碍、反对甚或是压制一切形式的直接群众行动，正是这些行动超越或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恰恰相反，甚至是在为当前改革所做的日常斗争中，革命者也会无视“破坏政府稳定”的后果，有条不紊地支持和设法发展群众的自我活动和自我组织。由此便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越来越广泛的群众斗争经验，在普遍的群众斗争——总罢工——发生时，将有利于一种双重政权形势的出现。因此，可以将上面描述的无产阶级革命类型视为前革命时期甚或是革命时期越来越广泛的群众改良斗争的有机产物（或高潮）。 （5）改良主义者通常会把自己限定在宣传改良的范围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会把改良斗争同连贯系统的反帝［注：原文不是“反帝”，是“反资本主义”（anti-capitalis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宣传结合在一起。他们会教导群众，体制存在弊病，并且会主张用革命推翻它。在这里，构想过渡时期的要求（这些要求尽管符合群众的需要，却无法在现行体制框架内实现）并为之而战起着关键的作用。 在西方，这样一种关于“真正可行的革命”的看法真的没有严重低估西方无产阶级明显依附于议会民主所形成的障碍吗？这种看法真的没有阻碍人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吗？没有这种看法，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吗？我们并不这样认为。 首先，将群众同民主权利和自由合理地联系在一起，这在许多方面并非都与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有关。用托洛茨基的阐释公式表示就是，它们表明在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存在着无产阶级民主的内核（nuclei）。[32]群众自我活动、自我动员和自我组织的程度越高，民主工人的权力之蝶就越是趋向于从它的“资产阶级”之蛹中破茧而出。基本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裸核”（中央政府、镇压机构等）与群众对自身可控的民主制度的依恋之间的对抗正在不断加深。 其次，没有理由以一种完全教条主义的方式将直接的工人机构与根源于无差别普选权的大众权力和机构对立起来。工人、人民委员会及其集中协调（本地的、区域的、国家的、国际的委员会代表大会）能够以更加高效和民主的方式让成千上万的劳动者直接行使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但是，如果说拒绝议会痴呆症是必要的，那么同样道理，拒绝反议会痴呆症也是必要的。无论何时何地，当群众明显流露出期望通过普选权选出议会类型的权力机构时（匈牙利、波兰和尼加拉瓜的例子十分明显），革命者应该接受这个意见。就群众已经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认识到委员会较之最广泛的单一议会制民主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民主权利和实际权力而言，就在工人掌权的情况下，宪法能够详细阐明苏维埃和议会制这两种机构准确的劳动职能分工而言，这些机构没有必要取代苏维埃政权。 当然，苏维埃制度能够并且也应该在普选权的基础上被选举出来。议会制民主和苏维埃民主之间的根本差异并不表现在选举方式上，而是表现在功能方式上。从本质上看，议会制民主是代表制的民主，即间接民主，它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立法的领域。苏维埃民主则包含了更高分量的直接民主，包括选民为他们的代表所提供的“有约束力的授权”（binding mandates）文书以及选民即刻召回这些代表的权利。另外，它还暗示着一种立法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大规模联合，兼顾轮流坐庄的原则，这确实使大部分市民能够行使国家的职能。 伴随着一种对权限的分配，起实际作用的立法机构的增殖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苏维埃民主的主要特征同样在于它是生产者的民主，也就是说，它把经济决策同工作场所和联合的（federated）工作场所（在本地、区域和支部层面等）连接在了一起，并赋予那些工作着的人们某种权利，让他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工作量，决定产品和服务的分配。尤其当工人们普遍意识到他们额外努力的结果并非有利于自己，同时也无法决定劳动成果的分配时，他们为什么还愿意做出牺牲，耗费时间、精神和体力去增加产量呢？生产者的民主似乎越来越成为克服生产动力（责任感）下降的唯一手段，更不必说是克服经济的整体衰退了。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官僚计划经济，都以这种民主形式为特征。 第三世界革命的教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的革命进程已经确证了不断革命战略的合法性。无论在哪里，只要这些进程已经实现同旧统治阶级和国际资本的完全决裂，民族民主革命（民族统一和从帝国主义中独立出来）的历史任务就算完成了。南斯拉夫、印度支那、中国、古巴和尼加拉瓜就属于这种情况。无论在哪里，只要革命进程没有达及完全决裂这一顶峰，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就仍然没有完成。印度尼西亚、玻利维亚、埃及、阿尔及利亚、智利、伊朗就属于这种情况。 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革命的理论（战略）便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传统战略相对立，后者是“阶段革命论”，它认为，在革命的第一个阶段，通过一场普遍的政治斗争，“四个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应该可以消除包括国外帝国主义在内的半封建寡头政权组织。只有到了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才可以崭露头角。这一战略最初导致了1927年中国革命的彻底失败，从那时起，它就一直导致严重的失败，它在许多共产党内所受的挑战也日益增多。 运用抽象的公式避免做出这种基本选择是毫无益处的。“工人和农民的政府”，或更糟糕的是，“人民的政权”或“工人阶级霸权支配下的广大民众联盟”，这些公式不过是回避了问题。所有的革命都是关乎国家政权的。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以及一个特定阶级的主要派别行使国家权力的问题）是关键。要么，这些原则与推翻资产阶级寡头政治的（bourgeois-oligarchic）国家及其军队和镇压机构同义，与建立一个工人的国家相当，要么，这些原则暗指现存的国家机器将不会被“直接”摧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阶级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寡头政治的，革命将会失败。 当我们听说工人阶级如果不夺取政权，先前统治阶级的国家如果不被推翻，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将无法彻底实现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任务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府统治下着手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没有推翻资本主义秩序的前提下，大多数先前的殖民地国家仍然获得了政治上的民族独立。在某些情况下，至少印度是最突出的一个，这并不完全是形式上的，而是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帝国主义，实现了经济上的自治，至少使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初步工业化成为可能。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一系列半殖民地国家（或地区）成功开启了半工业化的进程，该进程不断深化（韩国、中国台湾、巴西、墨西哥、新加坡、中国香港都是最重要的例证），并经常得到重要的土地改革这一必要的跳板（launching pads）的支持。因此，历史已经解答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场关于所谓“依附”（dependencia）理论——没有与帝国主义的彻底决裂，任何重要的工业化发展都将无从谈起——的著名论战。 同样，认为不断革命论暗指旧统治秩序覆灭后，彻底的土地革命必然会与在工业中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保持同步，这种解释也不正确。的确，尽管工人正致力于或已经成功解除资本家武装并消灭了他们的政权，我们仍然无法期待工人阶级能够在工厂层面忍受他们自身所受的剥削。但由此出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援引《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判定，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领域进行“强制性的干涉”（despotic inroads）将成为不发达国家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这些干涉的节奏和程度将取决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经济优先权的压力。这里没有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时刻的普遍原则。 反过来，资产阶级剥夺（expropriation）的节奏和程度问题，又与工农联盟这一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策略的核心问题紧密相关。保持资本家的财产完好无损，以至于不能满足贫困农民获得土地的热望，这显然是反生产的。从经济的观点看，打击私有财产，告诉中农他们也将失去财产，以至于达到引起恐慌的程度，也是反生产的（它也可以在政治上成为反生产的）。 然而，总的说来经验确证了理论上的建议。摆脱帝国主义实现真正的独立是不可能的。离开了对工业、银行业、农业、商业和运输业大资本（无论是国际资本还是民族资本）的剥夺，真正动员工人阶级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重组，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小规模和中等规模资本剥夺和容忍的界限（包括它们对经济增长、社会平等、直接生产者的动机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必须被确定时，现实的困难才会产生。［注：译文有误，应为“不剥夺工业、银行业、农业、商业和运输业的大资本——不论是国际资本还是民族资本——就不可能达到摆脱帝国主义的真正独立，也不可能激发工人阶级投身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建任务。真正的困难只出现在必须确定对小资本和中等规模资本（及其对经济增长、社会平等、直接生产者的动机的一切影响）是采取剥夺还是容忍的限度之时。”——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历史记录表明，独特的双重政权形式和新旧政权间的对抗，已经在不发达国家所有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出现：双重政权反映的是一种将国家领土划分为解放区的做法，在这些区域，新政府出现了，然而在国家的其他地区，旧政府依然当政。反过来，这种独特的双重政权形式又体现了革命（以及反革命）进程自身的独特形式，那就是，武装斗争（游击战和人民战争）占据着核心地位。对于中国、南斯拉夫和越南来讲则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革命日益变得同贫富人群间的内战（即社会革命）纠缠在一起，它却始于一场反对国外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民族解放运动。对古巴和尼加拉瓜而言，革命同样始于一场反对恶意镇压和可憎可鄙专政的武装斗争，该斗争再次逐渐发展成为一场社会革命。 当然，人们不应把源于这些经验的模式进行简化。至少在古巴和尼加拉瓜（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早期印度支那革命以及南斯拉夫革命的若干阶段），城市暴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场成功的总罢工和城市暴动决定了古巴和尼加拉瓜革命的结果。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为了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今天武装斗争战略的支持者们通常采纳了一个更为复杂、更具欺骗性［注：“欺骗性”有误，宜译为“综合性”（complex）。——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战略，那就是将游击战、创建解放区和动员城市区的群众组织（包括全副武装的自卫形式）三方面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在许多半殖民地国家似乎是合理的，在那里，在前革命条件下，国家镇压没有为革命策略留下别的选择余地。然而，我们认为不应忽视特定时刻的具体情况以及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关系，不能认为这个模式在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必然的。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革命官僚化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官僚化的工人国家）的过渡——中的（反官僚制度的）政治革命概念，最早由托洛茨基在1933年提出。这个概念源于对不断增长的苏联社会矛盾的诊断，源于这些矛盾无法通过改良被消除这一预言，因此，它与官僚机构不可能进行自我改革这一预言有关。[33]大多数左翼倾向都仔细地反思了这一概念及其赖以存在的假设，这一假设要么以空想为基础，要么以一种对反革命的客观要求为基础。它们假定，官僚政治独裁的覆灭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 这些反对意见毫无根据。与对苏联社会矛盾的分析一样，托洛茨基对政治革命的预测似乎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自1953年以来，我们见证了一连串的东欧革命危机：1953年6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革命危机、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危机、1980—1981年的波兰革命危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自认为他的改革是一场革命，甚至可以同法国1830年、1848年和1870年的革命相媲美。[34]所有这些具体的革命进程都不存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普遍倾向。这不仅源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战斗人员中的绝大多数是工人，他们对复辟资本主义不感兴趣，而且在主观上还取决于这些斗士们的要求，如他们在匈牙利就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并与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一道领导了革命斗争。类似的发展还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苏联政治革命的前进路线也与之十分相似。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存在着许多官僚机构自我改革的尝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1950年南斯拉夫在工厂层面引入了工人自我管理。尽管这些尝试有助于“缓和”官僚机构对社会的压制，在不同程度上也能促进群众活动和群众政治化的复兴，它们却始终无法解决这些社会的基本病症。对于苏联赫鲁晓夫发起的历史上最重要的尝试来说，更是如此。的确，今天多数“自由主义”的和“左翼”的苏联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会将赫鲁晓夫失败的原因归于来自下层的活动不足。顺便提一句，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对赫鲁晓夫经验的官方看法。 于是，历史的平衡表再次表明：一种自我改革的尝试可以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引发一场变革运动。它们甚至有利于促进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但是，它们不能将这场变革和运动推向成功的高潮。正因如此，一场真正普遍的革命不可或缺。官僚机构中开明一翼的自我改革无法代替这场革命。 官僚机构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层，它从根本上依赖于对政权行使的垄断，享有着巨大的物质特权。然而，官僚机构在社会上却没有发挥任何必不可少的、有用的作用。它的作用本质上是寄生的（parasitic），因此它的统治越来越浪费。它往往是一连串特定的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道德危机的根源。因此，废除它的统治地位便是扫除社会主义行进障碍的一种客观必然。为此，群众活动（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的复兴是必要的。尽管一场革命在经济领域可能会有多种含义，它将在根本上巩固和增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和社会化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论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的原因。[35] 在很大程度上，官僚机构的统治是作为工人阶级政治被动性的产物发挥作用的，托洛茨基甚至认为，它是通过工人阶级被动的“忍耐力”发挥作用的。众所周知，这种被动性的历史—社会根源是：国际革命的失败；俄国消费商品的短缺以及由相对落后导致的文化匮乏的压力；斯大林恐怖活动的后果；一种对历史维度的幻灭感，导致无法想象一种非官僚统治的历史替代方案。然而，尽管存在着官僚机构的暴政，恰恰是苏联社会过去半个世纪在十月革命剩余战利品的基础上所取得的进步，慢慢削弱了这种被动性的基础。工人阶级越强大、越有技能、越有文化，他们的期望同经济增长减缓以及由官僚机构暴政和浪费引发的各种社会危机之间的矛盾就越大，他们的不满就越强烈。于是，恢复工人阶级活动的条件便出现了。 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援引了波兰新任主席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F．Rakowski）的一份引人注目的备忘录，备忘录中有这样一个预言：如果“社会主义的组织形态”无法找到改革自身的力量，“我们的组织形态随后的历史将会以日益增多的开明民众所引发的震荡和革命爆发为特征”。的确如此。但正如阿什自己明确指出的，尽管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朝向恢复资本主义的顺利改革被一种“自由的”民主调和，困难却恰恰在于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工人阶级还没有准备好为因重返资本主义而付出的代价（即大量失业和不平等）埋单。因此，你不可能拥有普遍化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你只能拥有部分市场经济和政治压迫；你不可能拥有激进的改革，你只能拥有不断扩大的政治革命。阿什自己颇具讽刺意味地总结道：“只要能够不断地推进社会利益的进一步多样化，革命便极不可能获得成功（也就是说，避免革命的可能性极大），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建议。私有部门的取消尤其意味着匈牙利仍然存在一个将会设障的企业家资产阶级——反对造反的工人。资本家和共产主义者肩并肩地反对无产阶级：这是一个同中欧社会主义相称的结果。相比之下，和平转变的概率几乎屈指可数。”[36] 然而，正因为官僚机构不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而是一个一般说来在工人阶级和社会身上寄生的毒瘤，因此，通过一场由工人发动的政治革命去推翻它，就不需要武装冲突这种迄今为止与阶级社会（包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伴的革命形式。就其本质而言，这更像是一次外科手术。这一点已经被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证实，这是一次最大限度地朝着胜利政治革命的努力。绝大多数共产党的机构以及几乎整个军队都倒向了工人（人民）阵营。只有一小撮秘密警察特工以公开武力挑衅的方式反对胜利的群众，进而引发了一场公开的冲突（以及他们自身的悲惨命运），除此之外，其他都是可以避免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事实上，从迄今为止所有这类政治革命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只有外国的军事干涉才能阻止它演变成几乎没有血腥的胜利。就苏联而言，人们看不出有哪种力量可以取代这种外国军事干涉，或许不是苏联军队。退一步讲，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对2.65亿民众的压制能力似乎是值得怀疑的。 历史还确证了“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可以完全建成”这一观念的乌托邦特性。可以确定，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无法逃避世界市场的（或国际资本主义的）压力、无法逃避战争和永久性军备竞赛的压力、无法逃避技术不断革新的压力、无法逃避大多数生产者消费方式不断变革的压力。但是，远非作为那种压力不可避免的结果，官僚机构的专政逐渐削弱了革命的主客观抵抗力。一场在苏联和东欧胜利的政治革命将在相当程度上增强这种抵抗力。革命将使得朝向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成为可能。但是，我们不应落入这样一种幻想，即认为不依靠别处的革命发展，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可以自行实现。 今天的世界革命世界革命三个组成部分的观念意指今天的革命进程将面临不同的战略历史任务，但这只代表了今日世界革命的概念朝着具体化方向发展的第一步。关于这些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部分日渐统一的问题，必须被提出来。 数十年来，斯大林主义专政的辩护士们曾宣称，揭露苏联（东欧）现实的阴暗面，将会阻碍西方社会的工人从事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但是，历史已然充分表明，以谎言、半真半假的事实或掩饰真相为基础，不可能引出一场为了美好事业的斗争。从长远看，由于无法掩盖苏联现实中令人生厌的方面，西方和日本（包括那些依附或投票赞成共产党的国家）的大多数工人通过接受这些方面而走向了尽头。真正让工人们受挫和士气低落的不是揭露这些事实，而是这些事实本身——包括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对他们长达十年的压制。阻碍西方工人阶级革命意识新发展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主观障碍便是斯大林主义加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身上的那副令人生厌的面具。通过采取有助于摘除这副面具的行动，一场在东方胜利的政治革命大大推动了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场革命不仅没有削弱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反而增强了这一斗争。 无论如何，认为这样一种革命至少将会在国家层面上削弱苏联（或者“社会主义阵营”），进而改变世界范围内支持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关系，同样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观念。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苏联的存在尽管是官僚机构的专政，却伴随着“和平共处”的政策，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尤其是革命的巩固）以及殖民帝国的垮台。但是，与这种客观作用对应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苏联的官僚统治试图通过其提出的战略阻碍中国革命的发展，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资本主义的巩固期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此外，也不可能将军事力量同它的经济、社会基础以及政府的政治性质割裂开来。一个通过多元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大多数劳动者的广泛同意维持统治的苏维埃联盟（且不说是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将在经济上更加高效，将在世界上更有影响，因而也将会比当前苏联的军事力量更为强大。[37] 尽管第三世界国家的胜利革命能够削弱帝国主义，它们却无法推翻帝国主义，这个事实确证了世界革命三个组成部分相统一的观念。在核武器时代，帝国主义显然只能在中心城市内部被推翻。然而，推翻帝国主义的主要障碍并不是帝国主义或资产阶级国家的客观力量，也不是在中心城市缺乏周期性爆发的游行示威。障碍主要是主观上的：西方（以及日本）工人阶级意识的水平以及工人阶级领导层的政治品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和东欧面向社会主义的新的质的推进以及官僚机构专政的清除，将大大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另一方面，在西方以及最发达的半工业化第三世界国家（如巴西），任何一个向胜利无产阶级革命的飞跃（在比俄国十月革命便利得多的主客观条件下发生）都将会引发物质和社会的变化，对于所有国家的劳动者来说，这都是一支强大的兴奋剂，这一切将从苏联的劳动者开始，如果他们此刻还没有摆脱官僚机构束缚的话。对于经济发达国家未来任何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只需提及一个关键的方面：半个工作日的实现将与“土地、面包、和平”这个口号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如果这一切实现了，全世界工人阶级中还有哪部分人能够对征服保持无动于衷呢？ 世界革命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我们说它是潜在的，是因为它显然还不是事实）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世界工人阶级历史的、社会的统一，另一个是朝着统一自觉意识发展的力量的强度。我们清楚地知道，阻碍这种政治意识形成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这些阻碍因素已经被我们列举和分析过无数次了。我们要强调的是，更加强大的客观趋势的运行，能够克服这些障碍。 世界革命进程的统一与生产力和资本的日益国际化有关（作为晚期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跨国公司的出现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而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日益国际化。残酷的物质现实教导工人阶级，向纯粹的民族防御战略（例如保护主义）撤退，会把一切好处都留给资本，并使对特定的生活水平和政治权利的保卫瘫痪。对于资本力量和策略的国际化唯一有效的响应，便是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团结和组织。 在最近数十年里，世界革命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其客观必要性达到了一个新的、惊人的程度。这根源于资本主义超出它的历史合法性阶段并继续存在这一事实，并通过当代技术和经济倾向中破坏潜能的不断增长体现出来。庞大的核（化学）武器库的堆积、核大国的扩张、热带丛林的破坏、世界范围内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臭氧层的毁坏、非洲大片土地的沙漠化、第三世界不断扩大的饥荒，所有这些倾向都预示着灾难，也给人类生存画上了问号。所有这些灾难都不可能在国家甚或是欧洲大陆层面上被阻止或预防。它们一致要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出路。一种关于全球性人类危机以及全球性解决方案的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层叠的民族国家），已经迅速发展起来。 从问题的全球化以及阻止核战的绝对必要性这一正确的观点出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及其主要顾问和思想支持者倾向于得出如下结论：这些全球性问题将通过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扩大的合作逐步得到解决。就此而言，他们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以下两个假设的基础之上：首先，他们认为世界革命进程将会恶化国家间的关系，并将会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这时一场世界大战若非不可避免，也更有可能爆发。其次，他们心照不宣地假定，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将趋于减少，实际的阶级斗争将变得不太可能爆发，阶级合作不断增强的趋势将在21世纪普遍流行开来。这两个假设都是彻底不符合实际的，与那种期冀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如出一辙，在某种意义上，它正是这种观念的逻辑延续。 事实上，尽管胜利甚或是未展开的革命无疑将会遭到帝国主义政权的反革命干涉，这些革命却曾经多次阻止大战的爆发。如果没有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1920年的德国革命总罢工以及同年英国为总罢工所做的准备，一场所有帝国主义政权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大战很可能已经爆发了。如果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使不是推迟几年的话，也很可能将至少推迟一年。1936年西班牙、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高涨大大减缓了向第二次世界大战行进的速度。如果说仅有西班牙一个国家的革命取得了胜利（更不必说还有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将有可能被阻止。因此，将革命等同于不可避免的战争，这不过是对历史记录的一个误读罢了。事实上，今天法国和英国的胜利革命（且不说美国的革命）将是阻止世界大战爆发最稳妥的方法。 新改良主义者戈尔巴乔夫“全球化”版本的现实推理是以古典改良主义的幻想为基础的，即认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的爆发力和强度在不断下降。我们已经对这种假设不切实际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它的错误尤其表现在，没有考虑技术与经济资源的破坏性使用同竞争倾向、竞争冲突、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之间的结构性关联。资产阶级社会绝不可能把我们引向一个没有武器的世界，它也绝不会不计成本地将技术革新应用于自然和人类生态。你需要社会主义去实现这些目标。如果人类想要存活下来，你就必须实现这些目标。今日世界革命最强有力的正当性在于，人类确实面对着一个长期的悖论：要么是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联盟，要么是死亡。 [注释] [1] 恰恰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包含有群众行动的必要维度，因此严格说来，“来自上层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这一概念并不准确，尽管恩格斯曾经使用过这个概念，当然，它具有严格限定的意义。奥地利约瑟夫二世的改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俾斯麦统一德国、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用来自上层的激进变革取代来自下层的革命的历史尝试。这些变革的历史意图在多大程度上或取得成功或走向失败，必须依照各自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做必要的修改后，这也适用于今天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进程。 [2] 这是周刊Revolutions de Paris中的警句，1789年8月底最初发表于巴黎。 [3] 参见Barrington Moore Jr．，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White Plains．N．Y．：M．E．Sharpe，1978）。 [4] 1979年伊朗德黑兰大街上伊朗国王垮台前的那段日子即是如此，这个场景随着伊朗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人们遗忘。 [5] 这不会随着先前军队的瓦解和解除自动出现，统治阶级可以尝试着用一支新的资产阶级军队代替原有的军队，古巴的巴蒂斯塔（Batista）和尼加拉瓜的索摩查（Somoza）垮台后的情形就是这样，但却没有成功。 [6] 这是当前颇为流行的一种关于伊朗国王垮台原因的解释：破坏伊朗传统社会稳定的“白色革命”，外加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组织的野蛮。 [7] 在俄国，1917年2—3月革命的原因在于，沙皇专政的腐败以及寄生阶层在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那场革命的导火索是彼得格勒女工发起的饥饿暴动，哥萨克人拒绝镇压。与1905年革命中出现的镇压相反，这场革命表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实际存在的联盟。然而，在结构和危机间还存在着一种深深的辩证调和。沙俄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既决定了它将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决定了它在处理胜利战争的物质和政治前提时，将会越来越乏力。这种乏力感反过来又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加深了社会危机——导致长期的食品短缺、饥饿骚乱、1917年2—3月革命的爆发。要理解当代的革命时刻，一种类似的多层次分析必不可少——包括成功的例子，如1968年法国的五月事件。法国在群众高涨和总罢工达及高潮时所发生的一切应该被视为一场革命，尽管它失败了。要理解巴黎学生造反运动的导火索，必须将它置于社会和政治关系较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中才能做到。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一个补充，苏联社会学家赫洛平（Khlopin）在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West ：Their Causes and Prospects of Developments中引人注目的研究在这里是有益的。 [8] 在俄国，作为农民的后裔，哥萨克的物质利益一方面与政治意识相连，一方面与农村生产关系的爆发性危机相连，所有这些汇聚到一起便解释了哥萨克在某一特定时刻和特定场所行为的独特变化。 [9] 当然，这种垮台有可能只是暂时的，即只持续几周或几个月，但这并没有使倒塌变得不那么真实。在德国——不只是德国，当然尤其是在柏林——这正是1918年11—12月所发生的一切。在法国，这正是1968年5月的革命高潮时所发生的一切。的确，最近得到了证实，在那一刻，戴高乐将军不可能跟在德国的法军指挥官马苏（Massu）将军通电话，由于一场有效的总罢工，在巴黎他已经丧失了对整个电信系统的控制权，他在最后能够亲自对话的一名匿名女话务员，拒绝服从他的命令。罢工委员会的决议获胜了。他们是无名的男女革命英豪，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得以构成的基础。 [10] 参见Edward Luttwack，Coup D’Etat：A Practical Handbook（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cf．interview with Stampa-Sera，August 8，1988。 [11] 尽管斯宾诺莎本人对革命的结果表示怀疑，他却明确宣称人民拥有革命的权利，同美国《独立宣言》（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序文（以及后来的法国《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s]）最初确立这一权利相比，整整早了一百多年。据我们所知，今天的南斯拉夫宪法是唯一一部既明确包括这一权利，又在具体条件下增添了革命义务的宪法。 [12] 人类本“恶”的信条建立在西方原罪迷信的基础之上。最近，随着康拉德·洛伦茨学派做出人类具有普遍攻击性的声明，该信条获得了一种伪科学的外观。于是，一些心理学家倾向于推出人类具有自我毁灭倾向这一结论。心理学家中的前辈，首先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指出人类心灵由一种合作倾向和自我毁灭倾向、生本能和死本能、爱人和杀人组成。如果后者大行其道，人类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失了，绝不会表现出这种令人印象至深的人口学和生物学扩张。 [13] 两千年前，犹太哲学家希勒尔（Hillel）以一种简明扼要的方式表达了个人怀疑论的矛盾：“如果我不为自己，谁将为我？如果我仅仅为自己，那么我又是什么？如果不是现在，那么是什么时候？”康德试图通过他的“绝对命令”摆脱这一悖论，但却没能令人信服地将之诉诸社会矛盾（参见他对法国革命的态度）。马克思在他的“绝对命令”中找到了出路，即为反对一切人类被贬低、被压迫、被异化的社会条件而斗争。 [14] 一小撮巴贝夫（Babeuf）的追随者坚持革命的连续性，通过邦纳罗蒂（Buonarotti）这个人，他们协助促成了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的四季社，进而在19世纪30年代引出了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但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国内只发生了为数不多的几次有组织的革命，100年里可以见到的也只有5次。 [15] 当然，争论仍然在继续。塞迪约（Rene Sedillot，Le coût de la revolution française，[Paris：Perrin，1987]）是现代最厚颜无耻的魔鬼杀手，两个世纪过去了，他仍然持续有力地反对法国革命。他的论点通过以下事实显露出来，即将反革命的殉难者，首先是拿破仑战争中的殉难者，计入革命的成本。但是，他却没有将这些“成本”同那些旧体制下的王朝战争的成本（德国1/4的领土被毁坏、18世纪初法国的大饥荒等）进行比较。 [16] 顺便提一句，这是托洛茨基附加阐述的“不断革命规律”的客观基础之一。由于革命进程在一个特定国家衰退后仍在继续，所以它的重心必须移向另一个国家。 [17] 关于失败的反革命政变，经典的例子有：1917年8月俄国的科尔尼洛夫政变、1920年德国的吕特维茨暴动、1936年7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马德里、巴伦西亚、马拉加和巴斯克自治区的军人法西斯暴动等。 [18] 一场民主的反革命在击退工人夺权和武装自己的尝试后，总是想方设法地保持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特征，包括合法的群众劳工运动、普选权和广泛的出版自由。当然，尽管参与了对德国革命的镇压，埃伯特、诺斯克及其全体官员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国家，有组织地剥夺了民主自由、禁止了政党、叫停了报纸、征用了罢工者甚至宣布罢工是非法的。此外，当埃伯特否认为了镇压的目的而带领军队开赴柏林时，我们说他在全德工人与军人代表大会（1918年12月）上冷笑着撒了谎。他确实已经这样做了，背着独立社会党的同僚——“人民的委员”（部长），与帝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官直接勾结在一起，几天后，镇压便开始了。 [19] 让我们引一些例子，这种情况曾发生在德国，1919年1月始于柏林，后扩展至整个德国，还有就是1937年5月之后巴塞罗那发生的事件，希腊1944年12月起发生的事件以及印度尼西亚1965年的事件。勇敢的左翼社会主义者，如战前奥地利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手持武器，坚持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然而，他们却拒绝系统地组织群众，拒绝在这场不可避免的决战到来前为群众做好准备，他们还故意将主动权留给敌人。一般认为，这是在招惹祸端。 [20] 革命者既不会“导致革命”，也不会人为“激起”革命（这是一场革命和一场暴动的根本差别）。恩格斯进一步指出：“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就会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letter to Verra Sassulitch of April 23，1885 [MEW]，Berlin：Dietz-Verlag，Vol．36，p．307。）（参见《马克恩恩格斯文集》，第10卷，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 “联合革命”的概念也适用于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但联合构成要素的比重却与第三世界国家不同，例如，在西班牙，无产阶级革命与受压迫的少数民族自决之间的联合；在美国，无产阶级革命与黑人和西班牙裔人解放的联合。 [22] 例如，1917—1918年的芬兰、1918—1919年、1927年和1934年的奥地利、1918—1923年的德国、1919—1920年、1944—1945年和1969年的意大利、1931—1937年的西班牙、1936年和1968年的法国、1974—1975年的葡萄牙。 [23] 有些人认为，无法逃避的“技术强制”在今天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这是一个未经证明的假设，它建立在这样一种循环论证（petitio principii）基础之上，即认为技术无论如何可以独立于那些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大规模商品生产和资本的条件下）的社会利益而得到发展和应用。 [24] 参见Eduard Bernstein：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Stuttgart，1899）。 [25] 关于考茨基在1909—1910年远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演变、转折点（他在审查制度上屈服于执行委员会，这主要体现在《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书中）以及他反对罗莎·卢森堡赞同政治群众罢工的政治后果，参见Massimo Salvadori，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London：NBL，1979），pp．123 ff。 [26] Karl Kautsky，Les Trois Sources du Marxisme（1907）（Paris：Spartacus，1969），pp．12-13． [27] 在1912年发表的关于超帝国主义的论文中，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内部的战争越来越不可能爆发。最后一篇在《新时代》杂志上的论文不幸正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发表。 [28] 关于这个观点的深入阐发，参见我们的论文《建立第四国际的理由及其今日缘何依然有效》，International Marxist Review（Summer-Autumn，1988，pp．143-178）。 [29] Ernest Mandel，Revolutionary Marxism Today（London：New Left Books，1979）． [30] 1920年德国工人对卡普政变的回应，以及1936年7月西班牙工人对法西斯军人暴动的回应（在一种更为有限的意义上，还包括1948年意大利工人的起义），有助于同“无产阶级能够回应资产阶级大量反革命倡议”这一类问题融为一体。与过去一样，今后在西方这仍将被列入议事日程。但是，这并不能为下面的分析提供辩护，该分析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和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进程将极有可能与下面这些特殊的例子明显不同，即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在南斯拉夫、中国、印度支那、古巴、尼加拉瓜的革命进程完全不同。 [31] 参见Norman Geras，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London：New Left Books，1976），另外，与托洛茨基一道，卢森堡也是源于工人群众罢工的双重政权理论的缔造者。 [32] Trotsky，“What Next？Vital Questions for the German Proletariat”（January 1932）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New York：Pathfinder Press，1972），p．142． [33] 利昂·托洛茨基首次阐述这个结论是在1933年他的一篇论文中，“The Class Nature of the Soviet State”（October l，1933），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3-1934（New York：Pathfinder Press，1975），p．101f。 [34] 关于该界定在多大程度上是合法的，参见Ernest Mandel，Beyond Perestroika（London：Verso，1988）。 [35] 关于“政治革命”定义的理论基础和成因分析，参见Ernest Mandel，“Bureaucratie et production marchande”，Quatrierne Internationale，24（April 1987）。 [36]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October 27，1988． [37] 墨西哥社会学家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Pablo Gonzales Casanova）曾经试图以全球范围内革命任务的层级结构为基础，驳斥官僚化工人国家政治革命的合法性。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世界各地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将会越过一切其他斗争，优先反对这个怪物。（参见他的论文“La Penetraction metafisica en el Marxismo europeo，”in sabado，magazine supplement to the Mexican daily Unomasuno，8/1/1983。）这一推理背后的假设是，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中，一场正在发展的政治革命（更不用说是一场胜利的政治革命了），无论如何都将会削弱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这个假设是毫无道理的，个中缘由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社会现实》，（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著；颜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