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Material, social and ideological preconditions for the Nazi genocide
纳粹种族灭绝的物质、社会和意识形态前提
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88年
星原 译、素侠云雪 校
这篇文本是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对1988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纳粹灭绝种族问题研讨会的贡献。它一开始以法语在 Yannis Thanassekos and Heinz Wismann, eds., Révision de l'Histoire: Totalitarisme, crimes et génocides nazis, Editions du Cerf, Paris 1990, pp. 169-74中发表。英语翻译则出版于Gilbert Achcar. ed., The Legacy of Ernest Mandel, Verso, London 1999, pp. 225 - 232.
一、导致大屠杀——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成为可能的原因首先是超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生物学变体，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根据这一学说，存在一种“亚人类”（Untermenschen），将其灭绝是合理，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对于那些坚持这种思想的人来说，犹太人是“当被消灭的害虫”，黑人是“猿猴”，“唯一的好印第安人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依此类推。极端生物种族主义的学说并非从天而降，它不人道地对待特定人类群体的方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实践中具有物质基础。因此，此学说需要一种对这种行为的思想辩护（即非人性化的意识形态），以及“消除”犯罪者的良知和情感（见希姆莱（Himmler）1943年10月6日的讲话），这种学说必然产生这种需求。
二、纳粹对犹太人的系统的灭绝人性行为并不是历史上孤立的现象。在对待古代的奴隶、14和17世纪的助产士（“女巫”）、美洲印第安人、被贩卖为奴的黑人等方面，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受害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数以百万计。如果说这些屠杀都没有达到与大屠杀相同的系统性和全面性，那不是因为这些杀手比纳粹更“人道”或仁慈，而是因为他们的资源以及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计划更加有限。
三、纳粹的灭绝计划并不是专门为犹太人设计的，相当比例的吉普赛人也被消灭了。从长远来看，纳粹想消灭中欧和东欧的亿万人，尤其是消灭斯拉夫人。灭绝是从犹太人开始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希特勒及其一些副手对“世界犹太阴谋”的痴迷，部分是出于更实际的原因。在被灭绝之前，奴隶必须要工作（因此，司法部长提拉克（Thierack）说：“Tod durch Arbeit（劳动至死）”）。纳粹们认为，与其他“劣等种族”相比，犹太人不会那么温顺，更不容易沦为完全丧失希望的盲目的奴隶。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必须在集中营内杀害犹太人（包括让他们劳动至死），而不是在仍处于部分“开放”状态的村庄和城镇中杀害犹太人（这是俄罗斯人、波兰人、鲁塞尼亚人、乌克兰人和其他种族的命运，他们每个都将轮流被消灭）。
四、在当时最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的思想中，犹太人种族低劣性（‘subhumanity’）的学说与世界范围内夺取政权并对所有人进行“吸血”的“国际犹太人阴谋”的神话联系在一起。该神话认为，这种阴谋的发起者是投机性（银行）资本、马克思社会主义（后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共济会、甚至是耶稣会！这个神话的起源并不是来自德国，而是俄罗斯（臭名昭著的《锡安长老议定书》，由沙皇时代的秘密警察捏造）。严格来说，到19世纪末，这种神话在法国、英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兰的传播比在德国的传播要广泛得多。相信这种神话的乌克兰首领彼得留拉（Petliura）就发起过排犹屠杀，在较短的时间内杀死了10万多名犹太人。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如果他拥有必要的材料和技术手段，也能够构思和执行大屠杀。
五、我们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看待生物种族主义学说：反人道主义、反进步、反平等、反解放学说的兴起，这种学说公开颂扬针对整个种族群体（所谓的“敌人”）的最极端和系统的暴力，并在19世纪末广泛传播。在我们看来，似乎无可争议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动（以及其准备）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转折作用。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作为普遍现象的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当然，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就不可能有奥斯威辛集中营。然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人文主义危机和文明危机实际上很难与帝国主义的危机现象分开，帝国主义的危机在殖民主义下的早期表现与某些种族主义者的生物种族主义学说的诞生有直接联系。（请记住以下标志：“狗和本土人不得入内”）。
六、大屠杀不仅仅具有意识形态根源。没有特定的材料和技术手段，这将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工业灭绝项目，而不是自己动手的项目。这就是它与传统屠杀的区别。它需要大量生产齐克隆B（Zyklon-B）气体、毒气室、管道、火葬场、营房，并大规模依赖铁路，其规模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是无法达到的，更不用说更早的时代了（除非进行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屠杀也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它已经越来越摆脱了人为或人本主义原因的任何控制，也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受到了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驱使。这是迄今为止完美的局部理性与全球非理性的典型组合的最极端例子，这种组合被推到了极限：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组合特征。
七、除了大屠杀的思想、物质/技术先决条件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大屠杀的社会政治先决条件。实施大屠杀需要数百万人以不同程度地主动或被动共谋参与：首先，无疑是刽子手、组织者、营地守卫，但也包括政治家、银行家、实业家、高级公务员、军官、外交官、律师、教授、医生，以及“士卒”：小职员、“普通监狱”的警卫、铁路工人等。
仔细检查这数百万的共谋者，按国籍对他们进行划分，严格来说的德意志人无疑占总数的50％至60％。再根据他们的非理性程度将他们划分，他们中少数人是精神病患者和狂热者，尽管数目也不小。但是，大多数人的行为是出于服从、习惯或利益计算（教会的沉默属于最后一类），如果不是出于胆怯的话（个人不服从的风险大于参与不人道行为的风险）。
导致大屠杀发生的因素之一是道德秩序，或者说是行为动机。它发生了一个特别的转变：大屠杀的不仅仅来自对大规模暴力的接受、拥护，甚至崇拜，而且也源自人们对如下道德基本规则的学说的接受：即国家有权迫使个人做出自己应该抵触，而且确实抵触的行为。
根据这一学说，在任何情况下，服从国家权威总比“破坏政治权威”好。这种学说的极端后果已经证明了保守主义者（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歌德）的经典论点是荒谬的：反抗不公正带来的“混乱”总会导致更多的不公正。没有比奥斯威辛更严重的不公正现象。面对巨大的不公正，抵抗和叛乱——包括个人抵抗，但最重要的是集体抵抗和叛乱——不仅是一项权利，而且是一项义务，凌驾于任何国家利益之上。这是大屠杀带来的主要教训。
八、在19世纪和20世纪，更不用说在更早的时代，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着信奉狂热、极端、不人道观点的，也就是说病态的少数群体和个人，并且现在也仍然存在着这种人。但是他们只是一种边缘现象，政治影响微不足道。在1848年至1914年期间，他们在德国无疑处于边缘地位。
要使这些人得到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响应，深刻的社会危机必不可少（正如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所说：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深刻的生产方式危机和深刻的权力结构危机）。因此，一系列社会力量必须发生变化才能使得这些人获得短期获得权力的机会，或者甚至掌权：比如削弱传统工人的运动（以及其次削弱传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加强富裕阶级中最具侵略性的阶层；中产阶级的普遍绝望；无社会地位（declassed）者的大幅增加，等等。魏玛共和国的危机和1929—1934年的经济危机显然在1932—1933年在德国创造了这些条件。
九、德国历史的特点。1871年德国统一后，“统治集团”的特殊性质；在这个集团内，普鲁士容克群体的特殊影响力及其军国主义传统；与其他国家相比，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的相对弱小（由于1848年革命的失败）；一方面，德国有着蓬勃发展的工业和金融资本；另一方面，在其在全球势力范围的划分中所占的份额有限，二者存在明显的不均衡：这一切使得1890年至1945年期间的德国帝国主义比其主要竞争对手们更好战。在这个时代的许多德国“精英”看来，争取世界统治的斗争将通过战争和军国主义进行。德国要征服的帝国——相当于英国的“印度帝国”——位于中欧和东欧（之后从该基地扩展到中东，非洲，南美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德国统治阶级都准备接受希特勒，却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将会被带往何处。（尽管早在1934年6月30日，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希特勒已经做好了践踏道德和法治的最基本原则的准备，实际上他是一个残酷的凶手）。
从1885—1890年开始，欧洲、美国和日本的资产阶级中都出现了自由人文主义倾向和保守军国主义倾向。不同之处在于，后一种趋势在法国和英国仅占少数，而在德国和日本则变为多数（在美国，这两种趋势自1940年以来一直处于平衡状态）。要解释这种差异，不能通过种族因素，而必须通过历史特性。
十、如果我们将大屠杀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目前存在的，根源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破坏性趋势的最终表达，那么我们可以提请注意朝着同一方向发展的其他趋势，尤其是在军备竞赛的进展（核战争，生物和化学战，比投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更强大的所谓“常规”武器，等等）。核战争，甚至是没有事先拆除核电站的“常规”世界大战，都会比大屠杀更糟糕。准备这样一场战争的整体非理性，已经在被使用的语言中显现出来。当他们谈论“限制核战争的成本”时，这相当于自杀，试图以“最低的成本”摧毁整个人类。自杀哪还有“成本”？
十一、对大屠杀的阐释绝不是要使纳粹的反人类罪行相对主义化，它是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充满了极端的恐怖。但是，该解释具有其特定的科学价值。那些拒绝它的人必须基于事实、它们的相关性和相互联系来证明其错误。这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道德哲学家们之间的辩论。科学论点（假设）只能用科学论证来反驳，而不能用超科学论证来反驳。
反之，这种对大屠杀的阐释不光绝没有对纳粹或德国军国主义，甚至对德国“精英”作出让步，反而还具有主观的作用。从人类利益的角度来看，它也是有益而必要的。这种诠释使得我们得以避免其相反论述中所蕴含的知性和道德的危险。按照这种相反论述，大屠杀超出了一切理性的解释，是不可理解的。这种蒙昧主义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纳粹主义死后的胜利。因为如果一段历史是非理性、完全不可理解的，那意味着人类本身也是非理性和不可理解的。那么，“在我们所有人之中”都隐藏着邪恶帝国。这几乎间接、伪善地暗示道，错误其实并不在于希特勒，也不在于纳粹，也不在于那些使得他们夺得权力的人，而是全人类都必须负责；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具体的人应该负责。
就我们而言，我们更喜欢观察历史真相：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德国人在内，远非“全部有罪”，他们都选择了两个阵营之一。罪犯及其同伙的行为与抵抗者的行为肯定不能等同。进行罢工以抗议第一批反犹太法令的阿姆斯特丹工人与党卫军不同。丹麦的抵抗运动几乎挽救了该国的所有犹太人，这与吉斯林（quisling）[1]式的帮凶不同。拯救了大多数意大利犹太人的意大利群众（按照艾希曼恶毒讽刺的说法来说，意大利人都是“不诚实的骗子”）与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Ustashe）[2]不同。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红军士兵与建立毒气室的士兵不同。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两个阵营之间存在中间情况和行为。但是，这两个阵营的存在是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通过理性地解释大屠杀的原因，我们同时解释了这些行为之间的区别。
十二、我们对大屠杀的解释也具有实际的政治作用。它使我们摆脱了在实际中无能的状态，让我们在面对这种灾难重新浮现的危险时不会感到无能为力。我们公开声明，大屠杀一直是危害人类罪迄今为止的最高点。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它将来会不会被赶上甚至超越。先验地否认这种可能性是不理性的，政治上不负责任的。正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说：“诞生这个怪物的子宫仍然肥沃。”
为了今天能更好地与新法西斯主义和生物种族主义作斗争，我们必须了解昨日法西斯主义的性质。科学知识也是人类斗争和生存所需要的武器，而不是纯粹的学术活动。拒绝使用这种武器意味着促进新的可能的大规模屠杀的到来；这意味着允许他们犯罪。解释法西斯主义和大屠杀的原因意味着强化我们对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惨无人道的学说和行为的再次出现的拒斥、愤慨、敌意、全面不可动摇的反对、抵抗和反叛的能力。这是政治和道德卫生的基本的与必不可少的工作。
[1] 维孔德吉斯林，挪威国家统一党元首，1940—1945年间任挪威首相，在任时在挪威实行独裁统治，并引导和支持纳粹德国的各项行动。1945年被判处死刑。——译注。
[2] 乌斯塔沙又称“克罗地亚革命运动”，与意大利法西斯党关系密切，带有克罗地亚沙文主义色彩。他们有非常残酷的武装民兵组织，并在执政期间建立很多集中营，对犹太人、塞尔维亚人实行种族屠杀。——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