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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的资本主义还是人道的社会主义？
——Ph.冯贝特曼与E.曼德尔的一场争论
埃内斯特·曼德尔
（1986年9月中旬）
关山 译
译者注：Ph.冯贝特曼曾是法兰克福银行大厦的房主，他赞成改良的资本主义。E.曼德尔是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现在布鲁塞尔任教，他主张人道的社会主义。1986年9月中旬，他们在法兰克福大学进行了一场公开的辨论。原文刊载于左翼报纸《做什么》，本文根据9月17日《法兰克福评论》报摘译。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报刊资料选汇，《科学社会主义》1987年第4期157页～160页，译者：关山。
冯贝特曼：首先要说明一点，我不主张古典的自由主义。我想象中的资本主义是好的和正确的，是可行的。但是，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我们在实行这种资本主义的时候， 做得很糟，甚至是灾难性的。也就是说，“现实的资本主义”是失败的，因为人们犯了技术上的错误，因为在利用资本主义模式的种种可能性问题上人们奉行的政策是错的。按照我的理解，曼德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好的，是值得去争取的，只是“现实的社会主义是糟糕的。这主要应由那里的政治家来负责”。我们的立场截然不同，但又那么对称。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就像一辆高级汽车， 一辆好的运载工具所应该具备的条件它都具备。但是我们必须要能驾驶它，正确地控制它。政治上要解决的就是这两项任务：装配这样一个模式并不断地改良它和正确地操作这一模式。就现实的政治而言，不论是在联邦德国还是在西方的其他国家里或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地方，这两件事都没有办好。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尚未正确地理解这一整个模式，甚至其拥护者也没有正确地认识到这一模式的优越之处。那又怎么能去运用它呢？
对一个社会模式所提出的要求是：它能否满足必要的前提和目标，它是否有益于人，有益于我们我们必须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为我们判断一种社会制度寻找根据。曼德尔的根据和出发点与我的是一样的。在实现这种模式的时候，必须要满足人的哪些需求呢？明确地说，人需要尽可能多的自由，需要公正，那种应去争取的极端的公正，需要最起码的安全。近些年来我们更常常使后“保护”这一概念。
如果您把这三个概念看作是人的基本需求，或者说是我们20世纪欧洲人的基本需求，因为这也不是什么救世学说，那么，没有这三者，我们人就无法生存。这起是的保护衣，就是司法国家。
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模式可以极佳地满足这三种需求。我们也可以继续发展它，使其事实上满足全部三个先决条件。我们没有这样做，这是政治家们的责任。他们未能很好地“驾驶”这一模式。我认为，对资本主义来说，货币是个关键性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就不能最佳地运转。人必须能控制货币。而我们的经济政策恰恰没有做到这一点。
问题不在于采取何种政治态度、何种新的政策方向。问题是技术、科学和理论。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货币政策或资本主义的货币政策（遗憾的是尚未发现，但肯定有），或者什么左的、右的、进步的、保守的货币政策。作为货币政策，只有对的和错的之分。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货币理论是错的，今天的货币政策也是错误的，所以才导致现实资本主义的危机。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是主要的，资本主义模式能够对付这些矛盾和冲突。我认为，社会的市民化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工人、雇员与资本占有者之间的冲突虽然不会自行消失，但由于冲突转移到每一个人自身上去从而两者之间的对立被扬弃了。市民既是资本家又是工人和独立经营者。这就是“精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债务问题是长期通货膨胀和利息过高所造成的。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把债务过多看做是物价膨胀的结果，采取了错误的方法以致至今也未能控制物价。物价膨胀现在转变为纯债务膨胀，而且愈演愈烈。这些无法偿还的债务不可能消失，除非牺牲债权人的利益将其一笔勾销，或通过信贷关系的破坏或崩溃。没有别的办法。或者我们宣布，从明天起，一切东西的价值只相当于原先的25%。这些解决办法都是灾难性的。而且这只是已经开始了的危机的一部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这比1929年的危机还要糟。现在的债务不是500亿、600亿的问题，现在要偿还的债务达6000亿。这都是错误的货币政策造成的。使用说明是错的，我们不了解这种工具的特性，驾驶的方式也是错误的。该加油的时候刹车，该刹车的时候又加油。
资本主义的老大难问题——景气问题是取决于货币政策的。我们总是发出一些错误的信号，如： “降低利率，经济就会增长”。相反，利率降低也会减少货币的流通量。或者说： “减少货币量，经济就会稳定”。相反，货币量减少会导致人们期望利率的上升，这种期望又会刺激经济。这是错误的理论。
曼德尔：他与我的讨论是一位古典的或新自由主义者与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讨论。米都斯和哈耶克是两位值得认真对待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与他们进行讨论是值得的。这些先生们不是纯粹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想从理论上解决的问题也正是我们正在研究和马克思曾经研究过的一些问题：我们社会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应该怎样历史地来看待这些基础？其伟大和弱小的地方何在？我想说的是，米都斯教授的主要著作名叫《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叫《资本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观点的矛盾在冯贝特曼的上述谈话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我想概括地将其分为三点：
1．危机的根源在于错误的政策。我反对。在过去的160年里我们共经历了21次生产过剩的危机。现在我们正处于第22次危机的前夜。冯贝特曼先生甚至比我更悲观，他认为这场危机已经开始了。也许它在6个月或12个月以后开始，这不重要。但是，同样一种结局重复了22遍，不能把一些次要的错误说成是根本原因。在这160年里，我们看到有种种不同的货币政策。银行的模式也多。但都无法阻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到来。如果说在160年的时间里，经济上的景气政策、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有了种种变换仍然无法阻止一件事重复发生21次，那原因必然是体制本身的。不能把这归结为主观的、心理的和智力上的原因。
2．在新自由主义者或者说新保守主义者身上我们常常发现一个重大的矛盾，即他们与经典自由主义派经济学家的区别，比如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区别。冯贝特曼说必须要“正确地驾驶”市场机制。亚当·斯密听了一定会气死的，因为从定义上说，市场机制既不能被驾驶也不应该被驾驶。市场机制说的是竞争那只无形的手，是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起调节作用。不是靠驾驶员的技术。一位真正的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会说：这辆车最不足的就是它不是机器人，要人去驾驶它，所以人为地造成许多错误。对于真正的市场经济这辆汽车来说，不需要有什么驾驶员，不需要国家干预。这种干预只能说明那只无形的手不灵了，客观的规律不能达到本来应达到的目的。因此说，我们的社会是不好的，正像李嘉图的学生所说的那样，一只脚已经陷入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泥坑之中了。如果我们问一下，要走什么样的路，为谁推开这辆车的话，那么，人们对市场客观规律的优越性和自发调节的经济就不那么满意了。问题是市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而不是仅仅问客观的规律将把我们带到何处去。
3．“钱”，真的像冯贝特曼先生所说的那样有如此大的作用吗？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一切从货币开始，最后又归结于货币，在这点上我与您是一致的，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李嘉图学派也是一致的。让我们具体地说一下。我想引证冯贝特曼先生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在许多地方都谈到了货币的中心作用。他使用了两个概念：货币和货币资本，好像两者是一回事似的，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形式掩盖了两者重大的不同点。
工人、雇员和小官员有一些储蓄，以应付急需之用。那些靠利息收入生活的人则是贷币资本的占有者，占全人口的10-15%，而且也有大、中、小之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和利率政策大概只会影响货币资本的占有者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全人口中90%的人们。不管利息的高低，通货膨胀还是通贷紧缩，工人都得去买面包、肉和黄油，以及衣、裤，等等，他是被动的。物价上涨了，他不能说：我不吃了。物价下降了，他也不会因此而买50件衬衣。现在关于消费行为我们有一系列十分精确的研究，这是为未来的德国、中欧国家以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进行的。消费行为和这种需求的弹性，就一些基本需求的物品来说，是不受价格波动影响的。这是由人的心理和生理决定的。马克思也许会说这取决于历史的发展和道德水平。这与物价的发展关系不大。我没有说一点关系没有，而是说关系不大，而且越来越小。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企业主和纯粹的货币资本占有者所作出的主要反应都是对货币占有所作的反应吗？我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不是关键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用他的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了生存，他需要工资，用于日常的消费。资本家在分配其货币时也不自由。他受竞争的压力。在经济增长时期，如果他因为利率高或低而不去投资，那他可能欠债少一些，但他卖出的东西也少。在竞争中他可能会失败。反之也是一样。在经济增长下降时期，即使冯贝特曼先生亲自掌舵，那资本家也不会因利率有利而追加投资，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买。
大多数资产阶级景气政策制定人的错误，并不在于他们的利率政策，而在于他们单方面地去寻找危机的原因和处理危机。只要存在着资本与雇佣劳动两大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和两大社会阶级之间根本不同的行为方式，那引起危机的原因就不应是单方面的。这便是危机的原因。要不我们的政府和经济领导人就都是笨蛋，一头驴还不会被同一块石头绊22次，而人却干得出来。
我同意冯贝特曼先生的意见，我们正处于一种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因为45年以来通货一直膨胀。世界总债务已达75000亿美元，美国的国债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债务总数的2至3倍，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难道45年中所有的部长都那么愚蠢和一无所知吗？那么多不同的左的、右的政府对此都爱莫能助吗？原因只能到系统内部去寻找。在30年代，哈耶克教授曾对他的最大的反对者凯恩斯说：“从长远的观点看，您的建议只会带来可怕的通货膨胀。”凯恩斯答道：“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都得死。”凯恩斯只是想找一个应急的解决办法，他采用通货膨胀的办法部分地、暂时地克服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场危机早在1945年就爆发了。那样对资本主义来说是不是更好些呢？
冯贝特曼：我认为对市场过程实行控制很有必要。这就是我与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我的论点他们也不喜欢。我认为，所有的人参与市场活动越多，那么，通过发出相应的信号来控制这一市场的政治任务也就越重要和越难。在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政策的任务就是影响市场发展，而不能只靠那只看不见的手。经济政策就是具有控制任务的一只手，而这只能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曼德尔也是一位经典理论家。他虽然同意我提出的货币问题，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与许多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学者和金融家是一样的。因为他并没有了解我所说的货币问题。说他是位经典理论家，是因为他所描述的社会谢天谢地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一开始我就明确地说怎样来完全实现资本主义。我不想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效率和生产力高而与那些吹捧资本主义的人站在一起。关键的是，现实的资本主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至少在我国是这样。曼德尔先生否认这一点，因为他不愿意看到这一点。大多数、几乎是全部公民都有储蓄能力，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曼德尔先生嘲笑说他们只能存一百马克。这与储蓄多少没有关系。这是质的飞跃。现在数以百万计的人都是事实上能自由地做出决定的市场参与者，他们不仅可以在不同种类的香肠中进行挑选，而且也可以就支出还是不支出一笔钱做出选择。这就克服了阶级社会，至少是开始克服阶级社会。这种飞跃和变化已有20多年了，有趣的是，5年来这种趋势又开始倒退或者停滞了。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静止和危机的开始。尽管有这么多的失业者，尽管危机已经开始，但在联邦德国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就自由做出决定而言，在大资本家、小资本家和小市场参与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这也使制定景气政策更为困难。以前，我们只需要知道企业主是投资还是不投资就行了，现在我们则要知道，如果这样或那样的话，几百万人——家庭主妇和企业家将会做出何种反应。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没有认识到这种变化。在曼德尔先生所描述的那种勉强能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社会里，凯恩斯建议采用赤字支出的政策当然是正确的。因为那时人一旦有了收入就会马上用于消费。但是20年来的情况表明，这一点是无法保证的了。工资的提高，退休金的提高，决不会一夜之间都用于消费，这就是质上的不同，也是资本主义部分地成功。对此，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应该保持这一点。所以说我们需要有更好的政策。
曼德尔： 130年前马克思就写道：资本家对工人消费的态度有两种形式。自己的工人的消费越低越好，以便降低费用。其他工人的消费越高越好，以便能多卖产品。自从有了成批生产的大工业以来就是这样，成批地剥削和成批地销售。我们都强调质，但是量也很重要，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可以通过其储蓄多少来划分。储蓄与否不重要，因为小学生也储蓄。钱存起来总是为了消费，至于什么时候消费只是时间问题。这与资本的形成没有关系。
我们换种形式来回答冯贝特曼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即在联邦德国或西方国家里真的有什么“使用价值的饱和”吗？我们不谈第三世界，那里人们的基本需要几乎完全没有得到满足。在我的家乡比利时，我们提出了一种“选择性经济计划”，这一计划不是以凯恩斯的模式为基础的，而是根据必要的使用价值制定的。比利时有950万人口， 200万所住宅年久失修，必须重新整修。并不是说要像凯恩斯建议的那样，挖个坑再把它埋上，以便消除失业。这是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我们计算了一下，这可以给70万失业的人提供工作。联邦德国的住房条件就那么好吗？根据欧洲共同体市场的研究报告，约2000万人属于“穷人”。一方面是几百万失业大军，机器开工不足；一方面是人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社会主义首先就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冯贝特曼：资本主义也可以做到。
曼德尔：160年来它没有做到。
听众：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除了财政赤字外还有人的赤字，人只是被当作物来使用。
曼德尔：反对资本主义的核心论点是：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的。即使冯贝特曼先生能最佳地实行控制也无法阻止竞争的后果。一个不是以利润、不是以提高生产率和某种特殊服务的效率，而是以人为目的的社会，只能是建立在合作与团结的基础之上。或者通过竞争获得较高的效率，或者通过团结取得较强的合作。我选择后者，就物质产品的生产而言宁肯“效率”低一些——虽然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证明。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