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相关链接：【译本1】先锋党（1983）

先锋党

﹝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83年
颜岩 译


　　录入者按：相较于中马库上原先的译本，此译本增加了曼德尔在演讲结束后针对问题的回答部分。原文来源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社会现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说明〕这篇文章发表于 Mid-Ame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Vol.8，no.2（1983），pp.3-21。引言的一个注释解释说，“这是一个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马克思主义：下一个二十年——上的演讲版本，未作任何实质性改动，该大会于1983年3月12日至15日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温尼伯市的曼尼托巴大学举行”。


　　要探讨政党、党的建设和革命先锋党的必要性问题，通常要指明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特性（或者如果你不喜欢“革命”这个词，可以用“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转变”来代替）。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依照计划以一种自觉的方式改造社会的革命。当然，它不去深究所有的细节问题，因为这取决于具体条件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物质基础。但最起码它基于这样一个计划，即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是怎样的？应如何实现它？同样，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历史上第一次需要全体劳苦人群，即社会中绝大多数的男男女女，拥有高度的能动性和自我组织能力的革命。从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基本特点中你可以立刻得出一系列结论。
　　你无法想象一种自发的社会主义革命，你也不可能拥有一种不经过真正努力便可信手拈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你更不可能拥有一种被精英把持或被无所不知的少数领袖指挥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你同时需要具备两个要素：尽可能高的阶级觉悟以及最广泛的人群拥有尽可能高的自我组织和自我活动水平。在先锋组织与群众的关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均源于这两个要素间的基本矛盾。
　　如果我们审视一番现实社会，看一看资产阶级社会近150年的实际发展（几乎从现代劳工运动之初开始），便会再次发现这个显著矛盾。它有助于我们解决长期以来关于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的主要争论，辨明当前政治辩论中的正确观点。工人阶级是革命社会变革的一个工具吗？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资产阶级社会中去了吗？在过去的150年里，工人阶级所起的实际作用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历史的“平衡表”又能告诉我们什么？
　　一般说来，正是列宁所谓的工联主义的意识在日常生活中支配看工人阶级，这便是你能够从真实的历史运动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我喜欢把工联主义的意识称为工人阶级的基本阶级意识，它虽然不会导致对于资本主义日持久的日常反抗，但正如马克思多次指出的，对于未来某一时刻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造反来说，它不仅是绝对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工人不为获取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而斗争，用更富煽动性的话说，即如果不为日常经济问题而斗争，他们就会成为道德堕落的奴隶。倚仗这群道德堕落的奴隶，你将永远不可能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甚至连基本的阶级团结都做不到。因此，工人必须为他们的当前要求而战，但这些为了当前要求的斗争并不会自动和自发地引导他们去质疑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
　　事情的另一面同样是正确的。工人不是100次、500次或1000次，而是数百万次周期性地反抗资产阶级社会。毕竟20世纪的历史就是社会革命的历史。任何否认这一点的人都应该再读读历史书，更不要说看看报纸了。自1917年起（在一定意义上从1905年开始），世界各地几乎没有哪一年不爆发革命，而工人总以相当重要的方式参与其中。诚然，在革命战士的队伍中，工人并非总占据着主流。但这种情况将会改变，因为在世界几乎所有的重要国家，工人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大多数。因此，正如欧洲近20年的统计数据证实的，工人一直周期性地反抗着资产阶级社会。1960—1961年的比利时、1968年的法国、1968—1969年的意大利、1974—1975年的葡萄牙、1975—1976年的西班牙部分地区，均出现了工人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现实质疑。1980—1981年在波兰正在上演的，即使不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质疑，也一定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挑战。因此，这是一幅与长期被动、被社会整合且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形象完全不同的画面，已有超过4500万的工人积极投身于这些斗争。
　　从这些数据中你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工人阶级的阶级活跃度和阶级意识是不平衡发展的。工人并不是每天都罢工，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他们要活命就不得不出卖劳动力这一事实，让这一切变得不可能。工人们如果天天罢工，他们就会挨饿。所以，他们自然不会为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心理方面的原因（我没有时间详细阐明），每天、每年，甚至每隔五年就革命一次。因此，部分由一种内在逻辑决定的阶级战斗性和阶级活跃度是周期性发展的。如果你斗争多年并以惨重的失败告终，那么在失败后的一年里你将不会在相同或更高的水平上从事战斗。你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这可能是10年、15年，甚至20年。反之亦然，如果你在一些年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即便是中等程度的胜利，你就会有一种在更大范围内、更高水平上进行斗争的冲劲。于是，在国际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得出了周期性运动这一可以详加阐述的结论。同这种阶级战斗性的不平衡发展紧密相连的是阶级意识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后者并不必然与前者存在一种机械的关联。在一个相对较低的阶级意识水平上，你可以拥有较高的阶级活跃度，反之亦然，在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较低的阶级战斗性水平上，你可以发现一种高水平的阶级意识。当然，我这里正在讨论的是广大群众和无数人民的阶级意识，而不是小规模先锋阶层的阶级意识。从所有这些基本概念的明显差别出发，我们几乎可以立刻得出先锋形成的必要性。为了克服阶级战斗性和阶级意识不平衡发展可能带来的危险，你就需要一个先锋组织。如果工人始终保持最高的战斗性和意识，你就不需要一个先锋组织。但遗憾的是，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既不存在也不能存在。因此，你需要这样一群人，他们能够长期表现出高水平的战斗性、活跃度和阶级意识。在每一次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的浪潮高涨过后，转折点便出现了，群众的实际活跃度开始减退，意识也会回落到一个较低的水平，活跃度甚至几乎滑落至零点。一个革命先锋组织的首要作用是保持先前阶段（这个阶段具有较高的阶级活跃度和较高的工人阶级意识）理论、纲领和政治成果的连续性。它充当着阶级和劳工运动的永恒记忆——一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编入纲领的记忆，你可以用这一纲领教育下一代，而不必从它介入阶级斗争的具体方式开始。因此，先锋组织的首要作用就是确保从积累的历史经验中所汲取的教训具有连贯性，因为一个社会主义纲领正是从过去150年实际的阶级斗争、实际的革命以及实际的反革命的所有经验中汲取的教训的总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处理这种情况，没有人、绝对没有任何人可以单独处理这项事务。你需要一个组织，并且鉴于这种经验的世界性，你同时需要一个国内组织和一个世界组织，以便能够对阶级斗争以及一切革命历史经验和当前经验不断地进行评估，并用来自新革命的新教训丰富它们，令它们越来越能够充分地满足其时正在发生的阶级斗争和革命需要。
　　这里还有第二个方面，它是关于组织的，但其实并不仅限于此，事实上，它也是政治方面的。这里我们遇到了那个关于集中化（centralization）的著名问题。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拥护民主集中制，但集中化这个词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组织方面的问题，而且无论怎样，它在本质上绝不是一个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而是政治方面的问题。“集中化”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经验的集中化，我们在这里将会再次目睹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陷入巨大的危险：这是部门化和分裂化的危险，它将导致任何人都无法从行动中得出充分的结论。
　　如果我们让女性激进分子只参加女权主义的斗争，让青年激进分子只参加青年人的斗争，让学生只参加学生的斗争，让移民工人只参加移民工人的斗争，让被压迫民族只参加被压迫民族的斗争，让失业者只参加失业者的斗争，让工会分子只参加工会的斗争，让无组织的、未加入工会的，尤其是非熟练的工人只参加他们自己的斗争，让政治激进分子只参与选举运动或报纸的出版，如果他们中的每一方都各自为战，那么，他们就只是在有限和零碎的经验基础上发挥作用，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是不可能（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说是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得出正确结论的。他们只能拥有碎片化的斗争、碎片化的经验和碎片化的片面意识，他们只看到了整幅画面的一部分。你可以先验地认定，他们得出的结论至少部分是错误的。他们不可能全面、完整、正确地认识现实，因为他们仅仅瞥见了那个现实的零碎一角。
　　当然，从一种国际的观点看也是如此。如果你仅仅关注东欧，或仅仅关注不发达的、半殖民地的、依附性的国家，抑或仅仅关注帝国主义国家，你将获得一种关于现实世界的片面观点。只有当你把世界三个区域（通常被称为世界革命的三大区域）[1]内真正由群众从事的具体斗争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对世界现实有一个全面和正确的认识。这就是第四国际的巨大优势，因为它是一个国际性组织，里面的同志的确是从事实际斗争的，他们不仅对世界革命的三个区域进行过理论分析，还与这三个区域内的具体斗争紧密相连。这一优越性不应归功于第四国际领导人的伟大智慧，只不过是由于它在世界范围内对斗争的具体经验做了基本的集中化，并将之加入一个正确的历史纲领中罢了。
　　这就是集中化包含的所有内容。它意味着（我不打算用“最优秀”这个词，因为那有些夸张）至少是工会、非熟练工人、失业者、被压迫民族、妇女、青年和学生中的优秀战士、杰出的反帝斗士以及在所有这些从事实际斗争部门的优秀战士、受压迫者和世界范围内每个国家的受剥削者将他们的经验都集中在了一起，目的是为了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比较他们的斗争教训，并根据从这些经验中可能得出的教训推出相关结论，同时用批判的方式对他们每个阶段的纲领和政治路线进行检验与再检验，从而达到对整个社会、世界及其发展动力、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及其实现方式的全面认识。用我们的行话来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正确的纲领，正确的战略和正确的战术。鉴于阶级意识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阶级活跃度的不平衡性和间断性，作为整体的群众是无法完成这项任务的，不相信这一点，就只能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和自发主义的白日梦。
　　这些只有那些自称具有超级“精英”优点的人才能做到，他们宣称比在的人都更能打“持久战”。这是他们所能为自己标榜的唯一品质，但这一点需要在实践中证实。所有那些不具备这种品质的人通过终止政治活动也可以证实这一点。然而，所有那些具备该品质的人，甚至在群众周期性地停止战斗后仍然继续战斗，在群众停止发展阶级意识时仍在继续发展它（任何质疑该权利的人都对一种基本的民主和人权提出了挑战），他们详细阐明一种政治和理论，并经常试图以一种持久和连续的方式干预社会。不论这一“优点”如何适度和有限，从它出发还是形成了一系列具体的、实践的品质，这些构成了一个先锋组织正当性的基础。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先锋组织与广大群众之间存在一个真正的矛盾。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这是一种真正的辩证张力，我们必须着力解决这个矛盾。首先，我使用了“先锋组织”这个词，而没有使用“先锋党”。这是我故意引入的一个概念性差异。我不相信自我标榜的党，我不相信50人或100人站在市集广场上拍胸疾呼：“我们是先锋党。”或许他们在自己的意识中这么认为，但如果其他人根本不搭理他们，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就只能在市集上大喊大叫，而在实践中不会起到任何作用。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会试图通过暴力将自己的信念强加给不愿接受的群众。一个先锋组织具有某种持久性，一个先锋党必须通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来组建和建设。先锋党存在的其中一个特征是，它至少要被本阶级内为数不少的少数派承认。你不可能想象一个在阶级队伍里没有拥护者的先锋党。
　　当一个真正阶级内重要的少数派，现实存在的工人、贫困的农民、革命的青年、革命的妇女和革命的受压迫民族均承认一个先锋组织可以作为他们的先锋党时，也就是说，在行动上愿意追随它时，这个先锋组织才会成为一个先锋党。这部分人必须占据10％还是15％倒无关紧要，但他们必须是阶级中的一个现实组成部分。如果这部分人不存在，那么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党，你只能拥有一个未来政党的核心。在这个核心身上将会发生什么，将由历史来说明，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仍然没有为历史所解答。将先锋组织转变为一个真正的、革命的、扎根于阶级的先锋党，你需要一种持续的斗争，需要投身于工人阶级的斗争，至少要做到为上面所说的真正阶级内重要的少数派所接受。
　　在这里，我们必须引入另外一个概念。我前面曾说过，阶级不会永远活跃，也不会长期处于一个较高的阶级意识水平。现在，我必须引入一个特性，即阶级中的大部分人，甚至整个阶级都不可能是同质的。这不仅因为他们作为个体成员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团体，具有不同的政治觉悟水平，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还因为在他们自己大规模的组织内部正发生着分化。在现实工人阶级内部始终存在一个社会和政治的分化过程，在某一特定时期，工人阶级内部也会发生由群众到先锋分子的净化（disilation）。对此，列宁写过很多东西、托洛茨基也写过很多东西，或许让你们中的一些人感到惊讶的是，罗莎·卢森堡也有过不少论述。那些雄心勃勃打算在革命组织的创建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人（比如像我这样的人），可以为你提供他们自己国家先锋工人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这不是一个神秘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联邦德国，这些先锋工人都是哪些人？他们是那些领导真实罢工的人、他们是那些组织工会激进反对派的人、他们是那些为群众游行示威和斗争做准备的人、他们是那些与传统官僚机构截然不同的人。
　　这既是一种社会的分化，也是一种政治的分化，尽管人们可以分别就每种因素的确切权重进行讨论，每种情况下都会有所不同，但这样一些阶层却是非常真实的，它们的规模在不同阶段也不尽相同。柏林工会和大型工厂的“革命管家”（revolutionary obleute）－如他们在德国的称呼－ 就是德国社会一个非常具体的阶层，他们不仅存在于柏林，而且遍布于全国众多工业区，正是他们领导了1918年11月的革命，创建了独立社会党（Independent Socialist Party），后来，随着该党的左翼力量与德国共产党在 哈雷代表大会合并，他们又加入了德国共产党。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他们的数量并非尚不知晓，而是成千上万。如果你留意一下15年后德国工人阶级中的先锋，比如说大概在1932—1933年间，这个阶层的数量已经严重下降，却依然存在着。
　　如果研究俄国，你会发现相同的情况。在1905年，这些人家喻户晓，他们在普通大众层面上领导罢工，组织群众反对沙皇的现实斗争。他们中大多数人在1905年之前游离于社会民主主义之外，在1905—1906年革命期间倾向于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后来在反动时期又有部分人再度退出了党（孟什维克以及布尔什维克）。1912年，特别是1917年二月革命开始后，他们重返政治舞台并大规模地成长起来。接着，在1917年4月，当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直接明确的路线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被吸纳进了布尔什维克党。
　　对于布尔什维克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先锋党的时间，究竟是1912—1913年，还是仅仅是在1917年，人们还可以继续探讨。我更倾向于认为实现转变的时间是1912—1913年，否则对他们而言，在1917年春迅速成长起来将是异常困难的。但这只是一种历史分析的观点，真正的见解则在于：这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阶层，工厂和街区层面工人实际斗争的真正领袖，妇女、青年、国家少数民族斗争的真正领袖以及政治先锋组织要在现实生活中融合在一起。只有当这种融合发生，至少是部分发生时，你才能拥有一个阶级内部重要的少数派所承认的真正的先锋党。因此，只要沿着一个正确的政治路线前进，这个党便可能恰恰在革命危机期间成为一个多数派。如果没有这种融合，你就只能拥有一个未来先锋党的核心，你将拥有一个先锋组织，而它将成为日后进行融合的先决条件。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方面：阶级的自我组织。阶级的自我组织在阶级斗争的不同阶段经历了不同的形式。最基本的自我组织是工会，然后是处于不同阶级意识水平的群众政治党派，如资产阶级工党、独立工党和革命工人党。只有在革命危机的情况下，自我组织才能获得最高程度的发展：这就是苏维埃的组织类型，即工人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或大众委员会，随便你叫它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我认为这是最高的组织类型呢？原因是它们将绝大多数的工人囊括其中。在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情况下，你在工会或政党中通常是见不到这些人的。通过工人委员会这样一种阶级的自我组织类型直接进行自我组织之所以是最高级的形式，并不是因为我在理论、意识形态、道德或情感上对它情有独钟——当然我是这样的——而是由于这样一个简单、客观的原因：它们将更大比例的工人和受剥削群众组织了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如若没有官僚机构和领导层的限制，它们应该能够组织起90％～95％的被剥削群众，这一点你在工会和政党里是永远找不到的，因此，它们是自我组织的最高形式。
　　此外，在革命先锋战士的独立组织和他们参与其中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之间绝对没有矛盾。恰恰相反，历史通常表明，在先锋组织中你越是自觉，越是组织得好，你就越是能够在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建设性地开展工作。这就意味着，你必须非常彻底地抛弃宗派主义的理论基础，必须尊重工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又或大众委员会的民主。这就是说，这里不再有任何矛盾了。再说一遍，在工会、群众政党和苏维埃中，你所能自我标榜的唯一权利就是成为工会更忠实、更积极、更专注、更英勇、更清醒和更克己的建设者，成为工人阶级普遍利益的捍卫者。与你的工人阶级同伴相比，除了试图确证他们的权利之外，你没有任何特权。
　　我们对工人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是基于这样一种纲领式的理解，即相信共产主义者、先锋战士、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之间在总体上没有利益冲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让作为整体的阶级利益听命于任何派别、教堂和独立组织的利益。正是基于对这一真理的理论认识，我们才能充满激情地战斗，才能勇于献身，才能深刻理解工人联合战线以及劳工运动和工人阶级所有不同倾向为了共同目标而采取的联合策略。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没有争取这些共同目标的斗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胜利。
　　这个立场下面掩藏着一个基本的理论判断，我们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完整的、终极的学说、教条或世界观，我们不认为包含过去150年实际阶级斗争和现实革命连续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完全是一本尘封的书。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么最优秀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将会变成一只仅凭记忆来说话的鹦鹉，或是变成一个期待把所有经验教训输入电脑便可获取答案的人。对我们而言，马克思主义永远是开放的，因为总有新经验和新事实（包括关于过去的事实）要被编入科学社会主义的资料中去。马克思主义永远是开放的、批判的和自我批评的。
　　当马克思在一个客厅游戏室里被要求回答“你最重要的生活格言是什么”时，他给出的答案是“怀疑一切”，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在这里，确实经常有一些愚蠢可笑的人相信马克思创立了一种没有上帝的新宗教，其实，马克思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对任何事物都保持怀疑，对自己说过的一切言论都保持一种质疑的精神，这与宗教教条是完全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没有永恒的真理，没有人能够通晓一切。我们共同的圣歌（国际歌）法文版第二节里有着精彩的起笔：

　　这里没有至上的救世主，没有上帝、恺撒和护民官。
　　我们这些生产者必须解放我们自己，宣告我们的集体救赎。

　　用德语表述则更为清晰：

　　从来就没有什么万能的救世主，
　　也没有上帝、恺撒和护民官。
　　要将我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只有靠自己。[2]

　　只有全体生产者能够解放他们自己。上帝、恺撒、不出错的中央委员会、不出错的主席和总书记（第一书记）均不能代替阶级的集体成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试图同时建立先锋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原因。
　　你不能欺骗工人阶级或者“诱使”他们做不想做的事，你必须说服他们，协助他们尽量理解社会主义转变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这就是先锋党与工人阶级群众的自我组织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的多元主义、争论，甚至有时会采取不健康、不恰当的宗派主义形式和触动那些严肃激进分子神经的争吵方式（我非常同情他们，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在浪费时间），这是保持自我批评进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说没有人能够预先掌握全部真理，如果各种情况都始终要根据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实际革命的新经验以批判的方式去重新检验，那么你自然需要批判、需要不同提案之间的对抗、需要不同的模式。这绝不是一个仅仅为了保持对工人民主抽象原则忠诚的奢侈品，不是的！这是一个迈向无阶级社会胜利革命绝对必要的前提。
　　革命本身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就像一个政党是一种手段一样。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无阶级社会。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甚至从短期观点看，如领导群众进行日常斗争，也绝不能同基本的长远目标相冲突，这个长远目标便是，通过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男女间相互暴力的无阶级社会，实现工人阶级和所有受剥削群众的自我解放。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造社会主义绝对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让我们来举两个例子。
　　我们今天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民主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东欧社会、苏联、越南和古巴等）的功用。没有社会主义的多元民主，你将无法找到解决社会主义计划所带来的基本问题的正确方案。没有哪个政党能够代替人民群众决定他们在消费形式中优先需要什么，同样，除人民群众外，谁也决定不了消费资金和投资资金、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生产性消费资金和非生产性消费资金、生产性投资资金和非生产性投资资金的分配比例。没有人能够这样做。再说一遍，心存他念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如果群众不接受你的优先性选择，这个世上便再没有什么力量（即便是在斯大林巨大的恐怖之下）能够迫使他们去做任何重要的事情。你需要积极地、创造性地、坚定地参与生产过程来建造社会主义。这里存在一种官僚机构仍无法有效压制的反抗形式，它愈演愈烈，这种反抗通过对生产漠不关心表现出来。你知道在民主德国他们讲述了这么一个著名的笑话：一位记者来到工厂问主管，“经理同志，现在有多少工人正在你的工厂里工作”？经理答道，“哦，至少有一半吧”。这便是所有官僚化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没有哪种恐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解决它，只有当多元主义以及大部分生产者和消费者有可能在各种不同的计划间做出选择，并且这种选择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利益时，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一件奢侈品，人们对它的需求并不局限于最发达的工业国，中国有这种需求，越南同样也有。社会主义民主是能够迅速纠正严重政策失误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唯一方式。没有多元主义、没有广泛的公共辩论、没有一个合法的反对派，你可能要花费15年、25年甚至30年的时间来纠正那些错误。从历史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在纠正错误前需要耗费这么长的时间，那么工人阶级将不得不为之付出可怕的代价。错误本身是在所难免的，正如列宁指出的，革命真正的秘诀不在于避免犯错误（没有人可以避免犯错误），而是如何去改正错误。如果没有党内民主、没有集会的权利、没有派别或政党合法化的权利、没有自由的公共辩论，你在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就会遇到巨大的障碍，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我们完全赞成派别或政党持有不同倾向、拥有充分的内部民主以及具有合法化的权利。
　　我不是要宣扬派别的权利，因为那是一个错误的思想，派别是一个党的内部出现病变的征兆。在一个健康的党内你是找不到派别的—一个健康的党，是从政治路线和党内体制这两个角度上看的。如果你创立了一个派别，那么，保留你在党内活动的权利所产生的祸害，要比将你开除并严禁内部辩论而使党内生活僵化所造成的祸害小得多。
　　尤其是在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内，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革命先锋组织越是扎根于工人阶级，其中的学生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成员的数量就越少（我并不是说拥有学生或知识分子不好，你需要他们，但他们不应成为一个革命组织中的大多数）。在你的组织中工人数量越多，你就越是能够更好地扎根于工人阶级，就越是有可能提出阶级的具体问题。一个先锋组织发生作用的性质将被置于阶级斗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这样一个一般框架之内。你永远不应忘记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辩证关系，否则，我们就会偏离轨道，无法实现我们想要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帮助世界上的群众、被剥削和被压迫者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的联盟。

问题与回答


　　问题：我认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或许并非偶然的疏漏。我赞同集中化的重要性，它源于部分经验与普遍经验的较量，这有点像劳动分工，一种劳动分工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事必躬亲，将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精确地囊括在内。这一表述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未能指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为基础，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马克思主义集体经验这面总棱镜去看待事物是极其重要的，这就包括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经验。如果我们没有使用这面棱镜去评价经验，我们将会退回到经验主义。

　　回答：我完全赞同科学在建造一个革命党时的重要性。马克思关于劳工运动最大的一个贡献便是，创立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我也认同不可知论或经验主义道路与科学道路毫不相干这个原则。但你必须明白科学总是开放的，我喜欢把科学的基础称作乐观的怀疑主义，正如马克思所称道的，乐观的怀疑。引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劳工运动和政党需要科学，离开一种自由发展，科学将停滞不前。把这些告诉斯大林。

　　问题：先锋成员从何处获取他们的阶级意识呢？那些并非阶级且绝大部分不具备阶级生活条件的人如何能够宣称具有阶级意识呢？不仅是这些，还有他们如何能够宣称拥有一种比工人阶级自身更正确或更高级的意识呢？我们应如何判断一个更高的意识水平呢？

　　回答：关于更高级的意识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宣称一种更高级的意识呢？这不是一种理论的宣称。我们之所以宣称更高级的意识，是因为在实践中可以确证它。劳工运动和革命运动不是一场客厅游戏。你将自己卷入了数百万人的命运中。谁具有一种更高级的意识呢？是那些支持首次帝国主义战争的人，还是那些一开始就反对战争的人？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你将得到一种实践的解答。有谁可以给出一个不可知论的回答呢？静观其变，这样是否正确呢？谁具有一种更高的意识呢？是那些认为希特勒并不重要，因为在他之后将是我们天下的人？还是那些在1930年和1931年因为希特勒将杀死数万人（他没有这样做吗？），故而认为应该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个法西斯主义罪犯掌权，同时声称劳工运动自上而下为工人统一战线而战极为重要的人？谁具有更高级的意识呢？是那些反对斯大林的人，还是追随他的人？这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自1848年、1877年、1917年、1933年以来，我们可以谈论每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如果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世界劳工运动的倾向恰好是正确的，即拥有一个正确的纲领和一个正确的战略，那么，我们便可以历史地宣称它具有较高级的意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一切方面都是正确的，而是说就一般历史而言它是正确的，要比工人阶级内部的其他任何倾向和阶层正确得多。正是在这里，更高级意识的问题得到了回答。对于非工人阶级成员如何获得阶级意识的问题，必须给出两种答案。
　　首先，正如《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其他社会阶级的个体成员通过科学获取科学社会主义并履行一种工人阶级和革命斗争方面的实践承诺，将比无产阶级更易于接受阶级意识。这是获取这一意识的一种政治—道德方式，不同于实际存在的社会方式。这种方式必须经常通过实践承诺加以重申和再评价。它导致了许多政治和个人方面的危机，这不仅通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压力（这一压力又为非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所增强）表现出来，还通过其辩证的对立面表现出来，即通过一种让这些知识分子易于成为官僚蛊惑对象的负罪感表现出来（“如果你不接受政党领导层的命令，那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然而，严格遵守科学分析和革命承诺（为各地一切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辩护）的原则将有可能克服这种障碍。
　　下面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一个没有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没有将绝大多数雇佣劳动者纳入营中、没有在实践中紧扣工人阶级脉搏的革命组织，不可能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先锋组织和一个工人阶级政党革命先锋的核心发挥作用。在工人阶级战略（更不必说政治和策略）的核心问题上，它误入歧途的危险将会极度增长。因此，革命先锋组织更高级的意识的现实基础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科学（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原则），还包括现实的先锋工人实际参与其中的等级和领导关系，这些工人作为传送带关注着阶级内部实际发生的一切，他们具有较高的阶级意识，因为他们能够将正确的原则同工人和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里，他们开始发挥了领导作用。

　　问题：作为革命工人联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League）的一个前任成员，我更愿意提一些实际存在的列宁主义的问题，而不是仅仅在理论层面上进行探讨。我有过多年这样的生活经历，即为将同性恋解放政治和女权主义政治整合进革命工人联盟的生活而奋战。在这一尝试中，我们失败了。事实上，通过攻击我们，攻击我们在争论中提高自身地位的权利，通过否认我们在自治群众运动中学到的经验，通过否认我们在组织中形成同性恋者或其他尤其是受压迫群体的党团会议，大多数组织的实际创立均围绕同性恋问题展开，且赞同一种工业的转向。如果我们打算克服实际存在的列宁主义的危机，就必须要认真审视社会之外的压迫如何在这些组织中内化、再现和存在。

　　回答：发言者在分析中犯了一个错误。尽管我完全赞同绝不能在一个革命党内部内化资产阶级社会的压迫，但你必须扪心自问，资产阶级社会最大的压迫是什么？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女性，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性恋者。资产阶级社会受压迫最重的阶层是工人阶级。当然，女性工人和同性恋工人可能会比其他工人受到更多的压迫，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我拒绝承认一个女性知识分子或一个资产阶级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的压迫比一个男性工人更多。我在物质方面坚决否认这一点。向我证明相反的情形呀！向我证明在这个社会接受教育并得到发展的普通工人可以像你一样在会议上自由发言呀！我会说不！他受到了更多的压迫和剥削。如果你在革命组织中执行这样一种管理体制，既不允许工人讨论，也不允许工人决定，你就将对工人的压迫内化到你的组织中去了，这要比对女性压迫或同性恋压迫的内化大得多。因此，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果你看清楚了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怎样的一种境况，你就会明白，这里存在一种并不能通过简单命令或管理规则便可解决的矛盾。

　　问题：作为一个先锋组织，工人共产党（Workers Community Party）在 最近几年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危机，这让人不得不承认，工人共产党在政治路线、内部组织以及个人党员同党外力量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人们也会普遍同意，这里面存在着大量尤其应该解决的问题。但依我之见，同许多左翼组织一样，政权问题是工人共产党正在争论的核心要旨。我具体探讨了这些政党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中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女性、被压迫民族以及工人阶级成员，分析了他们是如何被组织内部某些成员掳走权力的。

　　回答：我将会专注于一个革命组织内部的权力这一关键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我不会以一种轻蔑的方式去谈论它。但这个问题却与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的存在同样古老。从本质上看，这与人们对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社会主义者（所谓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主要异议属于同一个问题。
　　人是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的产物，我们这个社会的环境是邪恶的，这样一个邪恶的环境又如何产生出能够改变这个社会的好人呢？这个问题存在了两百多年。你可以说这在个体中引发了一种权力偏好（power bias）或竞争偏好（competition bias），这是对的。个体之间竞争，进而寻找个体优势，这是私有财产和商品生产的本质结果。这些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在这个社会，又有谁可以完全摆脱这一影响呢？那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不完美的、邪恶的、非人道的社会的结果，发展出完美的男男女女，这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卡尔·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 on Feuer—bach）中却给出了这个悖论的答案。这是一种双重回答，也是我的阐释的理论基础。一方面，他说，这一矛盾只有通过革命活动才能解决，正是革命活动在试图改变社会的过程中改变了人类。你永远不可能让完美的人建立一个完美的政党，进而引发一场完美的革命。如果你希望如此，你最好远离政治。但是，你将会拥有一种越来越好的革命和一群越来越自觉的男男女女，这些人将缔造出一个越来越好的革命党，迎来一个越来越好的过渡社会，最终将会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近。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自我批判的本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序言中有详细的分析。
　　但是，正如我向斯巴达克斯派的同志们建议的那样，《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还有第二个方面。关于这个观点，马克思如是说：“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你不可能拥有掌握完美真理并为宣扬这一真理而走向群众的人。
　　如果你不能从现实生活中学习，你将无法理解波兰工人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他们的意识形态无关），因为伴随着巨大的牺牲，他们正试图建立一种社会秩序，按此秩序，工人将按照他们自身的利益管理经济和社会整体。这便是社会主义的一切本质所指，这绝不是你去不去教堂的问题。在我眼里，一个希望工人管理工厂的天主教工人和一个承认老板管理工厂的所谓共产主义工人，前者的阶级意识要高于后者一千倍。
　　因此，如果我们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试图通过革命实践和革命活动改变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谦虚不自大，如果我们知道必须向群众学习并教育他们，那么我们将会走得更远。我并没有说我们将会有一个理想的党，但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很多。这需要两个条件：首先，党必须有内部的民主，必须有反对官僚化的实质性的制度保障；其次，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也就是说，在当今阶级斗争和世界群众斗争的关键问题上，必须以一种清晰、正确的纲领为基础。
　　你不可能让同一政党内的人们相互攻击，因为从字面意思看，这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会出现。如果由于你对苏联的本质存在某种怪异的理解而在中美洲革命问题上坚持一种错误的立场，那么在尼加拉瓜的边界你将会遇到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你将攻击哪一方？”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波兰。如果你对作为世界工人阶级斗争一部分的波兰工人斗争保有一种错误的立场，你就会有大麻烦。你不可能让那些希望将罢工者推入监狱或射杀他们的人、希望罢工者可以自由罢工（组织）的人、承认罢工禁令的人、支持罢工者不依赖于国家来设立组织的人在同一个政党内出现。
　　这样一种同一政党内部的大分裂恰恰不是实践上的。它们并不导致共同的行动，而是导致完全瘫痪。在劳工运动中我不禁止任何人，我支持斯大林主义者在劳工运动中自由存在的权利。我反对波兰前政府工会的禁令。碰巧，绝大多数团结工会的同志也持相同的观点。我们不打算禁止劳工运动中的任何人。我们崇尚充分的自由，但这不是在同一个党内。那些不赞同基本纲领的人，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党。这是他们的权利。因此，在能够建立一个革命党之前，你需要对今日世界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进行一次纲领式的讨论和澄清。


注释

[1] 编者注：在这里，“世界革命的三个区域”指的是（这一段前面已经描述过）：发达的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欠发达和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东欧、苏联等）。

[2] 编者注：这几行文字通行的英文表述是：

　　我们不需要那些俯尊恩赐的救世主在他们的审判大厅统治我们，
　　我们工人不需要救世主的支持，
　　让我们依靠自己。
　　被曼德尔最初引用的更为准确的法语表述是：
　　这里没有至上的救世主，
　　没有上帝、恺撒和护民官。
　　我们这些生产者必须解放我们自己，
　　宣告我们的集体救赎。

感谢 辉逐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