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书有关的若干问题（〔比〕欧·曼德尔，1982年10月1日）

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书有关的若干问题

〔比〕欧·曼德尔

（1982年10月1日）

来源：《国际经济评论》1983年版。译者：马清文

本文系作者1982年10月1日为《晚期资本主义》中译本所写的《书后》，《晚期资本主义》一书即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

　　《晚期资本主义》写于1970年，最初是在1972年用德文出版的。从起草以来，已经有十二年多了。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本书有没有某些基本内容已被事实或批评驳倒了呢？是否本书的某些部分已经过时而需要重写呢？我们认为不是这样。
　　当然，人类的任何一种努力，都不会是毫无错误的。如果我不是在1969—1970年而是在1983年写《晚期资本主义》的话，我的论述和某些细节肯定会有一些不同。但是，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改变推理的内部结构或者修改那些结论。
　　批评家们认为我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并认为我在写《晚期资本主义》时是追求这些“目的”的。右翼批评家们认为，我是不顾一切证据而想证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是越来越趋向于病态了。左翼批评家们则正相反，他们谴责我提出了一些理由，似乎资本主义可以永久持续下去（或者至少持续一个很长的时期）。这两种谴责都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我并不想“证明”任何东西。我只是试图阐明帝国主义国家战后的长期“繁荣”和不可避免的那种长期萧条；而那种长期萧条，我预测，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结构、根据其经典概念以及其所发现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是会继之而来的。我这样作是否取得了成功，这要由读者来加以判断。但是这样一点说明是我的目的；这不论是就科学的观点还是就革命的观点来说，都是合理的。其他再没有什么了。
　　《晚期资本主义》中的一些基本方面，我在下面几部著作中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同于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的“长周期”经院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长波》一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中进一步有所发挥。对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商业周期”的分析，无论是从理论方面还是从经验方面，都在《1974—1982年的危机》一书（巴黎弗拉马里翁公司1982年版；较简短的一个早期版本见之于伦敦“新左翼丛书”，标题是《第二次萧条》）中进一步有所发挥，并且还特别坚持了与一个广泛时期中生产周期相对比的通货膨胀周期的相对自发性，这即使不致于造成国际银行体系的崩溃，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严重的信用危机。
　　自从《晚期资本主义》出版以来，它在全世界受到许多批评，这种批评我是最欢迎的，尽管有时有点过分（在德国民主共和党人中，有一部书整个用来谴责我的“左倾机会主义”，而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在这里，我不能把所有这些批评一一列举出来，我只能举出最为重要的一种。
　　本来，帝国主义国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就对“长波”这一概念表示异议（见本书第四章，有人发现这一章与第七、八、九三章是互相矛盾的）。但至今日，这种趋向正好相反，而且，在持续了虽然不是十四个年头也至少有九个年头的一次萧条之后，大多数同事们也都跳入了这个“长波”浪潮。时至今日，有人责怪我不承认长的周期，即在当前这次萧条结束之后向一次新的“繁荣”转变的一种“机械的”或自动的转折点。责怪我维护了“长波”的“技术方面的”理论（或“技术革新方面的”理论）的那些批评家们，到这时都被这样一些批评家所取代了，这些批评家认为我根本忽略了当前正在进行的“零星”革命的自动结果。但是，我还是不顾一切地、顽强地坚持我的立场：在资本主义社会，初始的技术革新不能提供足够的势头以造成一种长期的增长高潮。只有当这些革新本身转化为群众性的革新之后，才能作到这一点。而且反过来说，也只有在平均利润率事先有很大提高的情况下，那样的事情才能发生。我的“长波”理论恰恰就是一种“利润率”理论，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正该是如此。
　　同样，友好的批评家们（他们的许多观点是与我共同的），比如英国的安德尔·冈德·法兰克和美国的大卫·戈尔顿，责怪我没有看到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目前正在增长的大规模失业现象（失业人数已经超过3,000万，而且，在围绕1985—1987年的下一次衰退中，有可能达到4,000万），而这种失业现象会自动地使工人阶级被削弱，以致剩余价值率从而利润率的急剧提高是不可避免的。我不能同意。在大规模失业使工人阶级明显地被削弱的时候，它并没有自动的效力。实际工资（直接工资和间接工资）到底能够降低到什么程度以及罢工能够被镇压到什么程度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萧条初始阶段各阶级力量之间的关系、工人阶级自信心的强弱和战斗精神、工人阶级先锋队及其领导的质量，这些都不直接导源于当前的就业水平。迄今我已注意到，资本家阶级对工人生计的严峻的进攻虽已取得某些胜利，但这些胜利都还有限。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遭受到像1933年的德国或1938年的西班牙那样毁灭性的挫折。而国际工人阶级和被压迫国家中的民族解放运动遭到这种毁灭性的挫折，乃是使平均利润率得以大大提高的先决条件。
　　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另外一种批评认为，我的“不等价交换”理论是错误的。我设想，在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平均劳动生产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从前者向后者进行“价值转移”的基础。一些批评家比如伊曼·纽尔和萨米尔·阿明则否认这种差异的存在，他们所基于的理由是石油工业或多国公司对“第三世界”的资助。但是，如果我们把“工资商品”（比如农业生产的主要食物或纺织业生产的布匹或住房建筑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加以对比的话，那么，这种差异确实显得很大。
　　在西方国家的一些共产党中，新李嘉图派在今天是很有影响的。他们对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整个概念提出了挑战；而这一概念，明显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柱石之一。但是，这一挑战并不是针对欧内斯特·曼德尔的，它针对的是卡尔·马克思本人，因为那种趋势是《资本论》第三卷的柱石。我相信，无论从理论上或从经验上来看，这一挑战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至少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来考虑会是如此。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位内阁部长埃伦伯格（Ehrenberg）在其所著《马克思与市场之间》一书中使用了整整一章来批判《晚期资本主义》，他谴责《晚期资本主义》的作者“左眼失明”，因为，作者大概不了解，在经济衰退中，当代的“福利国家”成功地保护了西方的工人。但是在今天，由于萧条的结果，那种“福利国家”正深深地陷在危机中，对工人的保护变得一年比一年更少了。对西方工人阶级来说，不幸的是，在这场论战中埃伦伯格先生错了，而我则是正确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晚期资本主义》的某些评论家认为，本书作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的观念，他们的依据是本书第六章的一些看法。再没有比这个离我的想法更远了。在第六章里，我只不过是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极易忘记的一个普通道理，那就是：如果活劳动在生产中完全消失，那么，剩余价值和价值的生产显然也会消失，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完全自动化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着重讨论了这么个问题，即在这种崩溃之前很久，会发生什么情况：当使资本家初始获利的情况消失之后，继续加强自动化会在经济、政治、国际关系、文化、社会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换句话说，在完全自动化之前很久，大规模的社会斗争将会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是导致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呢还是导致野蛮主义和文明的崩溃。其结果并没有什么“自动”，而是取决于活的人类，取决于社会各个阶级。另外，在我看来，阶级斗争的一体化及其“纯”经济分析的结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南斯拉夫版中，译者附了一个包含着一种有趣的看法的刊后记。一方面他从总体上赞扬了本书的特点，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了他所认为的一个基本缺点：说本书没有把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放入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体化地加以分析，照他看来，现在仍然存在着一个基本上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
　　我一方面赞同他对荒谬的“两个世界市场”论的反驳，另一方面相信他犯了把世界市场与世界经济混而为一的错误。很显然，只有一个世界市场，这个市场是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但并不是只有一种世界经济为同样的帝国主义所控制。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一种为资本所控制，另一种是非资本主义的，或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的后资本主义性质的（我赞成对已经实现社会主义［注：应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录入者注］的那种经济的定义，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人民中国的经济，正像苏联、南斯拉夫、东欧和古巴的经济那样，尽管通过世界市场而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非资本主义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也同样发生影响），但并没有被资本所控制。但是，影响和控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我努力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这些规律与行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非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是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