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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bate Over the Character and Goal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目标的辩论
﹝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82年1月1日
赤心 译；田七 校订
译者按：由于《列宁全集》的英译本与中译本的表述有所区别，本篇译文以英译本为底本，而这只是为了让译文读起来更为明了通顺。文中加粗部分对应的是曼德尔所要强调的内容（他在原文中用斜体标注）。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1981年11月刊上发表了道格·詹内斯（Doug Jenness）的一篇文章，主要内容是1905至1917年期间，俄国社会主义者有两种不同的俄国革命观。而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俄国社会主义者在那个时期提出了三种——而非两种——不同的革命基本战略，并藉此来捍卫托洛茨基与第四国际的传统分析。
19世纪70年代，俄国社会遇到了一场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民意党（Narodnaya Volya）的民粹派正在组织推翻沙皇专制统治。1882年，他们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这位沙皇曾在二十年前解放了俄国农奴，但换来的是加在他们身上的可怕的经济课税重担。
国际工人运动（开始有俄国流亡活动者加入）对俄国产生了兴趣，试图获取关于这个遥远国度的社会状况和政治斗争的消息，并因此卷入了关于俄国未来革命——革命者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的性质以及它将给欧洲及整个世界开辟的前景的争论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
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俄国民粹派的主要人物之一，邀请马克思对俄国的未来发表看法。在几番犹豫之后[1]，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立场：俄国可以“跃过资本主义阶段”。
在一封写于1881年3月8日给俄国革命者的信里，以及后来在1882年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的序言里，马克思阐述道：
（a）他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的论点只适用于西欧社会；
（b）如果革命及时胜利，俄国有机会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2]；
（c）农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能成为公有制的（collectivist）与非资本主义的俄国工业化进程的出发点；
（d）只有在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自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来就一直在发展）尚未能从根本上瓦解农村公社的情形下，才能实现这种偶然性；
（e）要实现俄国这种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条件是西欧革命的成功，以及革命胜利后的西欧无产阶级给予俄国群众在俄国现代化与工业化上所需的援助。
马克思用这种分析给予民意党的革命者以支持。他认为日内瓦的普列汉诺夫团体（这个团体起源于民粹派的一场分裂）在攻击他们时犯了错误。马克思死后，恩格斯维持了这种立场几年。他与像尼古拉·丹尼尔逊积（Nikolai Danielson）和拉夫罗夫（Lavrov）这类的民粹派分子保持积极通信，对他们表示了极大的同情[3]。
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末至19世纪90年代初，恩格斯改变了他的立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注意到了当时的历史发展已经回答了马克思的问题，并且是以否定的方式作出了回答。工人阶级革命的延后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开辟了道路，资本主义的发展无情地摧毁了农村公社赖以残存的基础：
“您不妨回忆一下我们的作者在关于茹柯夫斯基（Zhukovsky ）的信中所说的话
〔注：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如果俄国继续沿着1861年走上的道路走下去，俄国的农民公社就必然要灭亡。”
[4]
俄国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从民意党中发展出几个民粹派组织，之后又形成了社会革命党（SRP），这个党显然是源自民粹主义。直到1917年，社会革命党始终是俄国最大的与最有影响力的组织[6]。它在一系列科学分析的与政治的观点上和新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派（它于1898年正式成为政党）有所不同。
社会革命党认为因为国内市场的狭小，资本主义不能在俄国得到广泛发展。因此，它认为在未来的俄国革命中，无产者不能发挥领导作用，相反这个作用应归属于农民。它拒斥如下观点：卷入小商品生产的俄国农民渴求土地的个人所有制，无法形成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社会力量。因而它的政纲鼓吹土地的社会主义化，号召立即向农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然而，在社会革命党的农民基层的压力下，它逐渐放弃了这后一个口号，转而采取了分配土地的纲领。
《火星报》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下，发起了针对这些民粹派论点的持续论战。他们主张，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不可逆转，并在俄国盛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也会发展起来。和它的西欧同志一样，俄国社会民主派应该以确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为目标，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
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形成独立于其它阶级的政治组织。从这种分析出发，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将民粹派、社会革命党视为客观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非无产阶级，因为后它们将工人阶级、农民、半无产化的平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力量混为一谈。
此外，民粹派反对给予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以政治支持，他们将这一运动定性为统治阶级的内部争执。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赞成批判性地支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甚至与他们达成临时协议；同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向工人群众警告：自由派资产阶级不能始终坚持激进的、彻底的反专制主义斗争。
在下文所引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得出这个立场是基于一个判断。这个纲领是由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所拟定的：
在整个文明世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确定了共同的最终目的，但他们在实现这一目的的道路上，在当下必须给自己提出不同的任务，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不是到处都一样，它在各国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各不相同。
在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俄国，还保存着以地主、国家或君主奴役劳动群众为基础的许多前资本主义秩序残余。这些残余极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进步，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全面发展，使国家和有产阶级对千百万农民的各种最野蛮的剥削得以保存下来并日益加重，使全体人民处于愚昧无知、毫无权利的境地。
所有这些残余中的最大残余，所有这一切野蛮行为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就是沙皇专制制度。沙皇专制制度就其本性来说是和任何社会运动敌对的，它不能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一切解放要求的最凶恶的敌人。
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代之以民主共和国
[7]。
* 直接的阶段是民主（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目标是推翻沙皇独裁统治，而不是资本主义。实际上，民主革命的目标是解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与此同时，最大程度上发展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党。
* 随后的阶段是通往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第一阶段的任务属于民主任务——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土地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属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
绝大多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普列汉诺夫，列宁，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托洛茨基，在1904年前都认同这种区别（尽管他们在组织问题上存在分歧，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的组织问题使他们产生了分裂）。这明显体现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辩论中（尤其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这里有一些特别有代表性的发言：
列宁：在农村中，我们追求两个性质不同的目标：第一，我们想确立资产阶级关系的自由，第二，我们想进行无产阶级的斗争
[8]。
托洛茨基：我们的最低总纲领
总体上体现了最高纲领：我们能够要求确立资产阶级秩序。我们的
土地纲领要求
完整地扫除资本主义秩序道路上的封建障碍……
我们用纲领中关于实现广泛民主的内容去接近波兰农民，而用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内容去接近农村贫民[9]。
列宁：李伯尔（Lieber）同志忘记了纲领的民主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区别：他认为民主主义纲领中没有社会主义的某些东西就是“贫乏”……只有毫无原则的社会革命党人才会混淆而且一直混淆民主主义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无产阶级的党却必须极其严格地把二者辨别区分开来
[10]。
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个赞成重新分配的运动自然会是资产阶级拥护的运动。我们当然没必要积极地为资产阶级提出纲领，但如果在与农奴制关系的残余作斗争时，农民采取这条道路，那我们也不应该在这个进步运动中退缩不前。
同样的阐述也体现在涉及到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反对专制统治的政治斗争的问题中。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个议题上通过了两份决议；一份由斯塔罗维尔（Starover）提出、得到托洛茨基支持的决议这样阐述道：
党不拒绝通过，而且如有必要，则一定通过自己的中央机关去同自由民主派达成暂时性的协议
[11]。
社会民主党应当支持革命的、或仅仅是站在反政府立场同沙皇制度作斗争的资产阶级
[12]。
二月革命中武装的工人、士兵及警察（彼得格勒，1917）
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似乎只限于组织问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派问题，一些孟什维克甚至比布尔什维克采取更为“极端的” （实际上是半经济主义、半工人主义）立场。
1905年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
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关于俄国革命适合何种战略的严重分歧，这也形成了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的对立。1905年的俄国革命及其余波，以及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使得这一分歧暴露出来。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认同从两重意义上讲，未来的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 革命的当务之急是推翻沙皇专制，清除农村的半封建残余。这明显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而非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 俄国革命的胜利会使得俄国资本主义能够加速地、充分地发展，而非导向经济的社会主义化。
但是从这些前提出发，孟什维克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俄国革命才能获胜。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只能用刀在后面赶着俄国资产阶级向前走，迫使资产阶级完成它犹豫着是否要进行的革命工作。此外，无产阶级政党将代表无产阶级为最广泛的政治经济改良（八小时工作日，实行由学校免费供应午餐的全民义务教育，等等）而斗争。但这些反对工作应该在理性的、适度的范围内进行，以免资产阶级过早地抛弃革命阵营，转向反革命（因为这必然导致革命的失败）。
列宁提出了与孟什维克截然对立的立场。他提醒后者：即便连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样的社会运动，其之所以能够完成它的历史任务，有赖于雅各宾小资产阶级成功地将各派资产阶级赶下台——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害怕人民，已准备向反动势力投降，或避免必要的激进手段。他还提到1848年革命，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表现得更为反革命，从而导致了革命的失败；马克思因此指出，越往东方，资产阶级就越懦弱。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由于1905年的俄国资本主义远远比1848年的德国资本主义发达（更不同提1789年的法国资本主义了），资产阶级绝对无力领导激进的民主与土地革命，而且也没有意愿这么做。这意味着若让资产阶级来领导，则俄国革命注定要失败。只有在一个和雅各宾派相当的力量的领导与专政下，俄国革命才能胜利。
在1905年的俄国社会背景下，鉴于当时国内存在的社会阶级，这只能意味着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同盟：工农民主专政。
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一个是战略方面的，一个是策略方面的——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性质与前景的分歧。孟什维克越来越倾向将民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完全简化为政治问题：选举自由，议会代表，自由民权等等。相反，列宁认为民主革命的关键在于土地问题。因为资产阶级害怕过激的土地革命（农民普遍起义，用革命手段接管土地），它拒绝开展反对独裁统治、军队与国家机器（归根到底，这些是一切私有制的守卫者）的坚决斗争。对待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任何调和主义立场都必然意味着拒绝为土地问题、为自由开展持久的激进斗争。
在这种关于民主革命的简化概念（reductionist conception）的基础上，孟什维克几经踌躇后，开始越来越倾向与资产阶级政党建立政治同盟。列宁全力拒绝这样的联盟，因为他认为这种联盟是发动一场胜利的土地革命的难以克服的障碍。
但是列宁与布尔什维克没有改变他们对于俄国革命胜利将会开辟的前景的判断。对他们来说，始终关注的是革命的胜利将会为俄国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而不是开辟经济的社会主义化与集体化进程（现在，我们可以说：不是要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社会）。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列宁在1907年5月1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伦敦）上所作的演讲中：
从客观上看，即不是从我们的愿望出发，而是从俄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是通过农民对地主的彻底胜利呢、还是通过地主对农民的胜利来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绝对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力量可以阻挡它的到来。但是这种变革可能有两种形式：要么是普鲁士式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要么是美国式的。前者意味着：地主可能取得胜利，强迫农民进行赎买或对农民作出其它无关痛痒的让步，可能会和一小撮富人勾结起来，使民众破产，把自己的农场转变为容克式的资本主义农场。这种变革虽然也算是资产阶级民主变革，但却是对农民最为不利的一种（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来看是最不利的）。与此相反的情形是：农民起义取得彻底胜利，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把土地平分给农民，这将促成俄国资本主义最迅速的发展。这将是对农民最有利的一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3]。
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细亚式的发展，第一次使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成为可能
[14]。
有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有黑色百人团－十月党人（“十月十七日同盟”）式的资本主义，有民粹主义式的（“实用主义的、民主的、‘积极性’十足的”）资本主义。 我们愈是向工人揭露资本主义的“贪得无厌和残酷无情”，前一种资本主义就愈难以维系，愈来不能不转向后一种资本主义。这对我们有利、对无产阶级有利
[15]。
……西欧几乎已经没有十月党式的资本主义了；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民主的。十月党式的资本主义从英国与法国传播到了俄国和亚洲。
俄国革命和亚洲的革命将以民主的资本主义取代十月党人式的资本主义。民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发展环节，再往前它就无路可走了。再往前它就要完蛋了
[16]。
新任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左二）在萨文科夫（左一）的陪伴下参加全俄国务会议
起义，政府，国家
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中的革命民主派（即农民）必须一起将反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简而言之，这就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的立场，也是从那时起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即直到提出《四月提纲》前）的立场。
和孟什维克不同的是，列宁和自身的立场保持一致，号召社会民主党参加革命起义政府，甚至号召发动一场起义，最终成立由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革命政府：
（1）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现在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和革命民主派一起，团结起义的各方力量，并且成立统一领导起义的组织——临时革命政府……
[17]
在我们看来，在列宁的头脑里即他主观上不存在这种矛盾。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这些立场经常在同时出现在列宁的同一本著作、同一篇文章、同一份报告、同一本小册子里。而且从形式逻辑来判断也不存在矛盾。在支持由临时政府夺取政权的同时，我们可以强调以下事实：这种政府确实只是“临时的”，也就是说，由于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临时政府将不得不很快让渡出或者丧失权力。
这源自于列宁类比雅各宾派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统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丹东、马拉、罗伯斯比尔的作用在于将革命推向顶峰，推进到法国资产阶级不想要也不愿做的程度。但在成功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后，雅各宾派遭到定罪，丧失了权力。当时法国的历史议程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非建立奠基于小私有财产制的平等社会（雅各宾派渴望实现的乌托邦），更非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
这一点更明确地体现在列宁谈及“工农民主专政”时使用的表达，他在其中强调了这种政府、这种专政的临时的、过渡的性质：
由于政府垮台而临时负起政府责任的人民政权机关，说白了，就是临时革命政府。
这个政府注定是临时的，因为待到代表全民的立宪会议召开时它的职权就告终结。[18]
资产阶级革命是不逾越资产阶级（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夯实这一基础……既然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资产阶级革命与其说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可是，如果因此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完全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十分荒谬的。这种荒谬的想法要么属于陈腐的民粹主义理论（认为我们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要么属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认为无产阶级绝对不应当参与资产阶级政治、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应当进入资产阶级议会
[19]）。
事实上，巴黎公社所要完成的任务，首先是实行民主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专政，亦即实现我们所说的“最低纲领”
[20]。
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托洛茨基（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从根本上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不过，虽然我们强调了列宁的立场中矛盾的方面，也须同时强调它的复杂影响，而后者并非完全是消极的。
1917年8月，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刊登的科尔尼洛夫在彼得格勒受到热烈欢迎的照片。
1917年8月，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刊登的科尔尼洛夫在彼得格勒受到热烈欢迎的照片
列宁本着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进行明显区分的精神，本着将革命的“第一阶段”限制在纯粹的民主任务的精神，本着社会民主党应当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精神，来教育他的派别、他的党；但正是因此，在二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星期里，列宁加剧了混乱：当时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干部都赞成“批判性地”支持临时联合政府，甚至支持与之合作，而将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工人阶级政府”有关的想法（更不用说以苏维埃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了）当成“乌托邦”、“半无政府主义”而加以拒绝。
但是，列宁本着“必须夺取政权”的精神来教育他的派别及他的党，从而推动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转向”；这一转向的先行者是自发的工人阶级先锋力量，后来党以提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也完成了这一转变。以严格坚持工人阶级政治独立性为精神的教育也发挥了作用。以“必须夺取政权”和“坚持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性”为精神的党内教育推翻了“革命两阶段论”、人为区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人为地将“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可参与其中的苏维埃属于“无党派的”起义机关因而不能“替代”革命的“临时政府”而成为革命后的国家机关等多项错误的教条。苏维埃成为了既非临时的、也非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力机关：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是新兴国家机器（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工人阶级的）的基础。
托洛茨基的独特立场
从1904年起，托洛茨基逐渐阐述出一种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与前景的独创性的新立场。他和他的支持者独自捍卫这种既有别于孟什维克的、亦有别于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他的论点反映在于1905年1月事变发生前夕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于1906年出版的《总结与前瞻》、于1908年在波兰《社会民主党评论》（Przeglad Social-Demokratyczny）期刊上发表的一篇不那么知名的文章以及在1909年出版的著作《一九零五》中。
他的立场源自他所发现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the law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这无疑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之一。
俄国革命必须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首先是解决政治民主问题和土地问题），这是当时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共有立场。托洛茨基由此出发，提出了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未曾虑及的或是并未予以充分阐述的问题：俄国革命究竟会在怎样的国内外的具体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它的主要推动力量会是什么？卷入俄国革命中的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会是怎样的？
托洛茨基回答道：俄国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特点使得俄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已远远超越了俄国资产阶级的成长，因为俄国工人阶级不仅是俄国资本主义“有机”发展的产物，也是外国资本介入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国家机器在刺激工业化上扮演的角色的产物。矛盾的是，由于俄国大工业的高度集中，出身于“落后的”乡村地区的俄国工人阶级在许多方面要比那些远较俄国发达的国家中的工人阶级更具战斗性与先进性。
首先，这意味着由于当时的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活跃在政治舞台，因此整个俄国资产阶级会迈向反革命——因为相较于农民起义的威胁，它更恐惧无产阶级革命。因此，无论和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政党达成怎样的联盟，都不会导向革命的成功。在这点上，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没有分歧[21]。他们都反对孟什维克的观点。
托洛茨基的分析的另外一项结论是：对俄国工人阶级将会走在国内各个受压迫阶层的最前列、领导俄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认识，不应局限于只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认为如此集中化的、如此团结的、如此有战斗性的俄国无产阶级在武装了自身、并在革命起义中身先士卒夺取政权后竟会继续屈从资产阶级老板们的剥削，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皆认为必须要有这么一场起义）。
俄国无产阶级在确保土地革命胜利（农民夺取土地）之后，会转而实行集体化，并且没收大资本的财产，这过程是没有间断的，是不会有松懈的，是毫无阻滞的。
从这层意义上看，俄国革命将是不间断的，在现实中，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目标将会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目标一起实现，而不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中间时期。
在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农民的汪洋中，作为少数力量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夺权后能始终守住政权吗？托洛茨基的回答是不可能。只有当俄国革命引起了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俄国工人阶级才能守住政权。在这个议题上，与一贯的神话相反的是，托洛茨基的这一立场并非是他的原创，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和列宁都有这种想法。更令人吃惊的是，列宁和马克思主义左派的其他领导人认为：如果没有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即便爆发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注定要开倒车（也就是说，注定要成为政治胜利的反动）。
防止在俄国（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发生复辟的唯一的充分保证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的胜利，舍此以外别无其它保证，也不可能会有。因此从这一方面说来，问题在于：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要如何才能促进或加速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设想的答案只有一个：既然连卑鄙的10月17日宣言都能有力地促发欧洲工人运动势头的高涨，那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
彻底胜利多半会不可避免地（或者至少有很大的可能）在欧洲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并且极大地推动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
[22]。
托洛茨基排除了第一种可能，因为他认为俄国农民在革命进程中无法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治力量；那么只剩下上述第二种可能：只有建立起领导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俄国革命才能获得成功。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意味着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能走在最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前头把政权夺到手。早在1906年，托洛茨基就作出了这个预言。随后发生的事情就人尽皆知了。
在墨西哥时的托洛茨基
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
因此，关于俄国革命的前景，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有四点基本分歧：
1、鉴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俄国不可能通过“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通过“美国式”的农业发展道路）来实现现代化与工业化。如果认定这种结局有可能（列宁在1916年前就一直这样认为），就是低估了帝国主义、世界市场（无法给第二个美国的出现留有余地）以及俄国自身的农业危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解决这种危机）的分量了。
我们应该强调这一事实：最早朝着这一思路小心翼翼地踏出几步、且使得所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从列宁本人开始）为之震惊的唯一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便是考茨基[23]。在对1905年俄国革命的总结中，考茨基论证道：要解决土地问题，大型工业垄断企业必须与大地产一同被没收。但列宁在当时并未追随他的这一思路[24]，而考茨基本人也很快被自己的大胆所震惊，从1910年起就退回他历来的中派主义立场上去了。
2、俄国农民自身不可能形成一个能够同时独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党或政治力量。托洛茨基确信这是不可能的。相反，列宁确信革命农民必须夺取政权：
假如革命的农民不去夺取政权，又怎么可能会有农民革命的胜利呢？普列汉诺夫的话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既然踏在了斜坡上，就会止不住一个劲儿地往下滑。起先他否认在当前的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有夺取政权的可能；现在，他又否认在当下革命农民有夺取政权的可能。既然无论是我国的无产阶级还是革命农民都没能力夺取政权，那从逻辑上说政权就必然仍旧由沙皇和杜巴索夫（Dubasov）掌握。或者说应该由立宪民主党人夺取政权？但是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又不愿意夺取政权，他们要保留君主制、常备军、参议院和其它各种美妙的东西
[25]。
没有工人民主派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步调一致的行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26]
在你们看来，俄国根本不存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你们认为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唯一的、或者至少是主要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力量。你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皆因目光之短浅……只要有同城市贫民阶层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革命农民，俄国就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且不可能没有。
[27]
目前，对取得革命的胜利来说，再没有比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种团结、教育和政治上的训练工作更重要的事了。社会主义立场的无产阶级在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the Cadets）的动摇性的同时，将全力支持这一伟大的工作
[28]。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决议为临时革命政府提出的任务是实现最低纲领，这就排除了立即实现最高纲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这类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想法。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和客观条件密切联系着的主观条件），都使俄国工人阶级无力立即实现完全的解放。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能忽视当前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有最幼稚的乐观主义者，才能忘掉工人群众还不大了解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方法
[29]。
4、从逻辑上讲，在列宁的立场中，“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是相互对立的。因为这两者不仅仅是口号，而且概括了革命的战略前景：革命的胜利所带来的国家与社会的性质：
没有专政，就不可能粉碎反革命的抵抗与反扑企图。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资本主义的基础是无法被触动的。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激进的土地分配，建立稳定的与彻底的民主制度，包括实行共和制、把农村与工厂中的一切亚细亚式的奴役连根铲除，为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以及最后一点（但并非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跳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但是这样的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未来发展而言，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30]。
这就是说，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而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
[31]。
阿芙乐尔巡洋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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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革命的裁决
列宁在1917年的《四月提纲》里，明确改变了他对上述这四项中的三项议题所持的立场；现在，他实际上支持的是托洛茨基从1904—1906年起一直捍卫的立场：
1. 与他先前主张的相反，列宁转而认为当代的所有革命经验已证实农民是没有能力形成独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的。一切关于“劳动”团（克伦斯基！）或社会革命党具备政治自主性的幻想都被打消了。这些政党成为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跟屁虫，它们和资产阶级自由派都不能够领导激进的土地革命。社会革命党中的一翼固然为二月革命的胜利付出努力，但它是在布尔什维克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行动的，而不是作为和无产阶级并驾齐驱的政治力量，更别说成为革命的主力了：
我们根据自身的经验（以及当代——譬如说一百五十年来——世界各地的革命史）可以知道，结果总是千篇一律的：总的来说，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发挥自身的力量、按照自己的设想与方式领导经济与政治的一切尝试，无不以失败告终。它们要么只能受无产阶级的领导，要么只能受资本家的领导——在它们面前，不存在中间道路。任何认为可以走中间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
[33]。
我们还能引用到更多的相关表述，但只要留意1918年3月7日的一份文献[34]就足够了，列宁明确地将十月革命定性为社会主义革命。
3. 与列宁先前的主张相反，俄国革命所产生的国家如今体现为工人国家，体现为无产阶级专政，而非资产阶级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在发生围绕《四月提纲》的论战后，列宁的所有著作（包括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与之相关的文章中）都心照不宣地不再提到“工农民主专政”，而总是讨论“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转变也发生在共产国际讨论俄国革命的文件中。
列宁在1917年1月发表的一篇纪念1905年革命的报告中，仍然表明俄国革命：“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其斗争方式来说却是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因为它直接追求的而且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直接达成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贵族的大地产”[35]
但是几周之后，在他的“远方来信”中，他已经从苏维埃当中观察到了“工人政府的萌芽”，主张建立像巴黎公社那样的国家——工人国家——的必要性[36]。然而在文中他仍然主张这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工农民主专政”，在《四月提纲》中，他放弃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编纂”进他的《国家与革命》。
很显然，在列宁的（以及托洛茨基的）思想中，“工农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相容的、相互排斥的。前者意味着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后者意味着建立工人国家。直到1917年4月，列宁才决定支持建立工人国家。
1918年3月8日，列宁将革命后的俄国定性为“工人自己建立的国家”[37]。在同年3月9日，他更为清晰地表达了他的立场：
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建立起得到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
[38]。
正是依靠农民所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的土地革命才得以完成。这就是历史进程的裁决。惟有像孟什维克那样将俄国革命的任务限定为推翻绝对主义政体（这甚至还没有实现彻底的自由，因为常备军仍然被保留，没有召开立宪会议，被压迫民族还没有得到解放），才敢宣称在1917年2月“民主革命阶段”已经达成。
在现实中，只有在建立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在苏维埃夺取政权之后，在建立工人国家之后，民主革命的任务才得以完成。而且，民主革命任务的实现是和一系列（当然并非全部）已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任务的实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1982年1月1日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1982/01/debate_russian_revolution.htm
[1]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有连续几篇写给查苏里奇的信件的草稿。见《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453—483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二版。
[2] 1877年，马克思已经向时任《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辑米海洛夫斯基写道：俄国有“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140—146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二版。
[3] 见《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4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第170—175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一版。同时见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300—306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一版。
[4]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2年3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第30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8月，第一版。
[5]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494—510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一版。
[6] 我们不应该忘记：即便在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期间，社会革命党人依然得到了绝对多数的选票与席位（虽然在城市中，它被布尔什维克党击败了），这主要反映的是俄国农民的压倒性优势。社会革命党已经分裂成了两派：右派强烈反对苏维埃夺取政权，左派支持布尔什维克组建联合政府，甚至愿意参与其中。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订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破坏了这一联盟。——原注
[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1903年7—8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全集》第七卷，第426—42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二版。
[8] 《在讨论土地纲领时的发言》（8月1日（14日）），同上第264页。
[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官方记录》，第273, 254-255, 256-257, 267页，伦敦，纽帕克出版社，1978年版。
[10] 《在讨论土地纲领时的发言》（7月31日（8月13日），《列宁全集》第七卷，第26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二版。
[11] 《关于对自由派的态度》，《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49-50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3月，第一版。
[12] 同上第50页。
[13] 《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报告》，《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336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9月，第二版。
[14]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15] 《致阿·马·高尔基（1911年1月3日）》，《列宁全集》第四十六卷，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二版。
[16] 同上第17页。
[17] 《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18] 《垂死的专制政府和新的人民政权机关》，《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11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19]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20] 《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巴黎公社和民主专政的任务〉一文写的结尾》，《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21] “说托洛茨基的修正意见不是孟什维克的意见，说这个意见表达了‘同一个’思想，即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同意。但托洛茨基未必把这个思想表达得更好。”（《反对托洛茨基提出的对代表大会通过的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的修正意见》，《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351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二版）
[22]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23] 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考茨基在1906—1909年采纳了他革命生涯中最为进步的立场，这尤其体现在他对俄国革命的评论以及他的著作《取得政权的道路》中（Der Weg zur Macht）。——原注
[24] 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载于1906年《新时代》。列宁本人注意到这篇文章比最极端的布尔什维克走得还要远（见《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175-185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二版）。然而，考茨基否定了由俄国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纲领的任何可能性。——原注
[25]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21-2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26]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303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27] 同上第306页。
[28] 《农民团或“劳动”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98-9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29]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11-1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30]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38—3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31] 《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184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二版。
[32]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文章《三种俄国革命观》（在他的著作《斯大林评传》的附录里）极好地总结了他对三种俄国革命观的立场。——原注
[33] 《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第12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二版。
[34] 《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第3—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二版。
[35] 《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31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二版。
[36] 《远方来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二版。
[37] 《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二版。
[38] 《党纲草案草稿》，《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第6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