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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o and the Yugoslav Revolution
铁托和南斯拉夫革命
﹝比利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80年3月31日
双秀 译、赤心 校
原载《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Intercontinental Press/Inprecor）第18卷第12期，1980年3月31日出版
铁托是第一代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最后一个在世的代表，他经历了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那个时代，他亲眼见证了一个给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带来发展和希望的共产国际沦为克里姆林宫外交工具的角色转变。铁托身上体现并融入了那一代人所有的痛苦和矛盾。
他执着于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事业。他想通过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来赢得他在自己国家的政治权力。与此同时，他狂热地忠实于苏联的领导，他认为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这种不可解决的矛盾导致了他心口不一和愤世嫉俗。
当斯大林在派系斗争中谋杀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层后，铁托接受了斯大林授予他的领导地位，重组南斯拉夫共产党。为了报答斯大林，铁托默许他在苏联的最亲密的同志被谋杀，他们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最负盛名的人物，如南斯拉夫共产党前总书记米兰·戈尔基奇（Milan Gorkic）。
南斯拉夫抵抗运动
但铁托既不是顺从的奴仆，也不是简单执行克里姆林宫命令的人。1941年，南斯拉夫遭德国和意大利帝国主义军队入侵，铁托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当时皇家资产阶级政权的末期衰败状态，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混乱，工人先锋和学生希望摆脱正在对他们国家进行野蛮超级剥削的施虐者。他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起义，并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传奇。
在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多年的英勇战斗中，最开始只有几千个共产党人的武装抵抗力量，后来发展成了30多万游击队员的起义。整个劳动群众也都参与进来。尽管不可否认存在官僚主义的操纵和蛊惑人心地使用肆无忌惮的民族主义，但这场解放战争的阶级特征却越来越明显。
反帝国主义斗争同时是一场内战，将每个城市和村庄分成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剥削阶级的阵营和被剥削阶级的阵营。
因此，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在所有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当中唯一完成了所有共产主义者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完成的任务：将反对帝国主义占领者带来的压迫和超级剥削的群众抵抗运动转变成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摧毁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私有财产和国家。
斯大林并没有忽视这个事实。他严厉批评铁托在南斯拉夫游击队中建立无产阶级组织。他批评军队大规模招募意大利、德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战俘和逃兵。他指责铁托的“极端主义”政策危及与英美国帝国主义联盟的稳固性。
斯大林将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物资援助降至最低。他试图支持最忠于克里姆林宫的南斯拉夫领导层内的反对派。
为了帮助罗斯福和丘吉尔，斯大林迫使铁托接受一个临时的政治妥协，在联合政府中有资产阶级部长。斯大林还迫使铁托同意就君主制问题举行全民公投。
然而一点用也没有。内战太激烈，群众动员太广泛，游击队的革命活力太稳固使得资产阶级秩序无法恢复。1945年全民公投后，资产阶级残余势力被抛到了一边。资本主义财产很快就被消灭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在这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官僚主义的畸形工人国家。
斯大林反对派的胜利
因此，与苏联官僚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斯大林和他的方式一样，只有一种思维方式。一个逃离克里姆林宫控制的共产党，即使在其意识形态和方法上被斯大林化，也是对整个官僚堡垒的公开破坏。这是一个各种各样的“坏人”渗透的突破口。因此，必须处理和消灭异端分子。情报局[1]为此目的而创建。1948年，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被逐出共产主义阵营。
但是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本身拥有国家权力，有物质基础，使他们能够成功地抵抗。他们成为第一个成功对抗斯大林的对手，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权力层面上。
尽管经济遭到封锁，尽管试图煽动叛乱运动，甚至是暗杀企图，尽管苏联在南斯拉夫边境集结大量军队，南斯拉夫的第二次抵抗，像第一次一样，成功了。
1955年，赫鲁晓夫降落在贝尔格莱德机场，通过莫斯科精心准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宣传机器公开为过去七年侮辱和诽谤铁托的运动道歉，他为这位南斯拉夫老共产党领导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辩护和政治胜利，这是苏联史上前所未有的。
为了成功地反对斯大林——这是非常进步的，在某种程度上正式开启了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因此铁托和他的同伴们必须同时发展最大的民众基础，，以及超越当时情况的抵抗的理论和政治基础。为此，他们改变以前强制的集体化农业制度，采用了工人自治制度。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口号是：“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发展中进行长期自我批评趋势的突出体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序言中预言了这一趋势。南斯拉夫的制度是在斯大林独裁统治以来苏联巩固的官僚管理制度的修正，但这只是部分修正。
首先，它是由官僚本身的一个派系从上面给与的。体制的连续变化和变革基本上是来自上层的倡议，尽管这些倡议与工人阶级内部的运动之间的互动越来越明显。
此外，该制度还存在一个基本矛盾。由于政治权力仍然被南斯拉夫共产党垄断，因此，自治仅限于经济领域，基本上局限于单个企业中，这使得自治制度失去了很大的潜力。在经济层面上被削弱的官僚却可以在政治层面上实施报复。
铁托主义的头号理论家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j）指出，政党“本质上”与工人自治不相容。这只不过是维护“一党”专政的带有歉意的诡辩，即使它被称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而不是一个政党。
南斯拉夫的经验从反面论证了第四国际的纲领性论点。没有民主选举的工人委员会掌握真正的政治权力，工人阶级就不可能真正行使经济或政治权力。没有多党制，没有所有劳动者的真正民主权利，工人委员会就没有真正的权力。
收益和局限
即使在经济层面，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局限性也很快显现出来。鉴于目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可避免地需要集体经济决策。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反对由工人委员会组成的代表大会进行民主和有意识的集中，因为这种集中的工人委员会可以有效地行使最高权力。因此,他们拒绝在能够合理且有效地做出决策的层面上实行自治。
他们之所以在这些方面拒绝工人自治，不是基于教义的连续性，而是因为作为官僚的一派，他们想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决策权落入工人阶级手中。工人阶级的分裂和分化仍然是维持官僚手中权力的先决条件。
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顶层阻止的集中化或多或少会在底层通过市场和竞争或多或少地自发地重新发挥作用。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越来越多地将荒诞的“市场社会主义”及其无法忍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矛盾纳入其中。1968—1972年的危机使这些矛盾一度达到了顶点，特别是大规模失业和社会不平等真正“爆炸”，以及在社会化经济毛孔中原始资本积累的回归。
尽管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是官僚的产物，同时存在着上千种不完善和矛盾。但相对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建立的、从苏联移植到大多数工人国家的官僚管理体制来说，它还是向前迈进了一步。
它的主要优点是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更大的自卫余地，比如罢工、示威以及工人民主程度在质量上比所有其它工人国家做的都要好。
当然，这个余地远远不够。国内针对反对派的政治镇压依然存在，这些反对派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就像打压贝尔格莱德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一样，它经常被用来冷酷地否认自我管理的原则。
但这个余地是真实的。南斯拉夫的工人经常自豪地说，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理不能解雇工人，但工人可以解雇经理的国家。虽然这还不是社会主义，甚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但即便如此，这也不是一个小成就。
铁托以后的南斯拉夫
铁托死后将留下一个严重动荡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这正是由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矛盾导致的。许多力量正在自发的酝酿，许多社会矛盾和政治欲望几乎都在公开显现出来。
在这个多民族的国家，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导致民族间冲突恶化。党的领导层和官僚似乎随着国家的分裂而分裂。只有军队在铁托的波拿巴独裁下相对统一。
随着铁托的离去，一些势力倾向于强调自治主义路线以及其它势力试图通过深化集中制的风险，可能会导致外国势力干预。苏联官僚和美帝国主义（特别是驻扎在意大利的北约军队），可以试图利用南斯拉夫政权的危机，改变地中海地区的势力格局。
此外，超级独裁者的消失将加剧工人阶级和官僚力量之间的冲突，这些官僚质疑维持计划和充分就业，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国际革命运动必须理解未来战斗的利害关系。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保卫成果，保卫工人国家和工人自治，反对所有敌人。但是，我们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方法来保卫他们，这是民主集中的工人委员会争取直接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决战的一部分，也是为无产阶级民主全面开花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
[1] 共产国际——共产主义（或第三）国际——在列宁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是第二国际的革命继承者。1943 年，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作为对二战中帝国主义盟友的友好姿态。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于 1947 年 9 月。——编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