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中苏争论 （译自1979年版《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第184—198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5期
[编者按] 1979年伦敦出版了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著名托派理论家欧内斯特曼德尔所著《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现将其中《中国革命》、《中苏争论》、《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等三节，全文译载如下，供研究、批判参考。 早在六十年代初，资本主义的稳定局面就出现动摇的迹象。尽管国际形势并无根本变化，但各种事件层出不穷。诸如古巴革命以及有关的美苏对抗、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青年激进化的萌芽以及“新左派”的兴起、发生第三次印支战争的明显局势，等等。从华盛顿对古巴革命、老挝危机和“第三世界”不少民族主义政权（纳赛尔、恩克鲁玛、苏加诺等）转向反西方的立场的反应来看，帝国主义显然继续执行着冷战政策。另一方面，正在此时，一向团结的“共产主义阵营”随着中苏争论的公开化，开始出现严重分裂的迹象。分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否由于中苏领导人在物质利益上发生的实际冲突所引起的争论的发生和发展？ 首先，阶级斗争、反帝斗争和持续的经济发展在更大范围内应分別加以考虑。当然，这三者是互相联系的，但又不是机械的联系。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经济的持续发展”（一般称为“战后繁荣”）在六十年代末（有人认为是七十年代初，但我不这样认为）已近尾声。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再次高涨，1968年5月的晴天一声霹雳，正是这种高涨的标志。但是有一点极为重要而必须注意的是：阶级斗争的高涨是在生产过剩的严重危机之前，当时尚未出现大规模失业的现象，实际收入仍有上升。而世界帝国主义制度的危机，自四十年代末以来，从未间断地越演越烈，尽管在不同的附属国家中群众运动时起时伏，上述危机却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种危机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爆发，并与第二次印支战争（导致北越建立了工人国家）、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开始、古巴游击队运动的开展以及取得革命的胜利、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国家革命运动的传播、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的胜利、第三次印支战争的开始、非洲葡萄牙殖民地的解放斗争的加强，等等，都有直接的联系。 总的来说，世界范围内青年人的激进化和“新左派”的兴起，是以“第三世界”为中心的世界革命影响的副产品。新左派潮流的特点，诸如“第三世界主义”、否认城市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体”，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较长期地沉默和附属的资本主义国家斗争的浪潮不断高涨这种独特而复杂的环境的产物。但是，1968年5月法国的事件突然改变了这种环境，从而改变了激进派一贯的目标和口号。 整个这个时期，苏联官僚阶层坚持推行与殖民地资产阶级合作的基本路线，以阻碍殖民地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趋势。这是克里姆林在从中国到越南、阿尔及利亚到古巴、印度尼西亚到印度、埃及到伊拉克所有这些国家中的战略方向。哪里的掌握群众运动领导权的共产党坚持这种方向，那里的革命就遭到挫折，付出鲜血和失败的代价。另一方面，哪里的共产党（或独立的革命力量，如古巴）即便从经验出发，摒弃这种战略，那里的革命就取得胜利。 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即便不能充分理解，也已普遍地感到，在“国际共产主义和反帝运动”中已爆发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对诸如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关系、斗争的方式、这些国家革命的动力（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等问题上的策略，突然比以往几十年更公开地进行讨论。这种意识形态危机，由于反映在群众斗争的命运上的大量明显对立的事实而日益加深，古巴的胜利和巴西的失败；中国、越南的胜利和印度尼西亚的惨遭屠杀，正好都是对立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革命”中开始出现一些摒弃孟什维克一斯大林主义的“革命阶段论”和与附属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结成同盟的传统策略的倾向。但是，不管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和当初他们所受的教育在意识形态上的残余，还是由于他们片面强调针对政治策略的斗争形式，这些倾向都是与仅部分地保留的古典的斯大林主义决裂的。因而，阶级合作这种相反趋势虽然无疑是可能的，但在很长时期内，它们在这些倾向中所造成的意识形态上的激动也是完全真实的。 帝国主义对于反帝解放斗争的反应比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而且方式也多种多样。的确，整个时期帝国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公开的反革命军事干涉、经济压榨，公开和不公开的政治干涉；但是，与此同时，同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大部分民族小资产阶级一起，在政治上玩弄花招也从未间断。确实，在有些情况下，这些花招比起公开干涉来能取得更大效果。如帝国主义在越南失败，而在埃及却取得成功。事实上，早在七十年代初，帝国主义的政策就有使用某些政治手腕而放弃直接军事干涉的倾向。当然，这种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是美国国内关于越南的反战运动。这种运动不仅成功地迫使华盛顿撤回地面部队和停止轰炸，为越南的胜利创造了前提，而且禁止了美国政府为最后挽救阮文绍政权而进行干涉，并创造了一种使美国统治阶级不能进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惯用的大规模公开军事冒险的政治局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帝国主义在整体上放弃使用暴力的反革命干涉政策，也丝亳不暗示印度尼西亚式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不再可能发生。但是反战运动和帝国主义目前在使用阴险的政治手腕上的成功，引起了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策略上的转变。 问题是六十年代出现的这些变化和发生中苏争论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要从方法论上来考察。如果我们了解了官僚化的工人国家的领导之间发生冲突的根源和动力，就必然会把政冶和意识形态冲突的相对独立性同基于直接物质利益矛盾的争论联系起来考虑。随便忽视哪一方面，都是放弃古典革命马克思主义对这些国家中统治的官僚阶层（就我们的讨论来说，即中苏官僚阶层）的特点的分析。如果把讨论单一地（或差不多单一地）集中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上，就会认为这种官僚阶层是既无物质利益又不同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伙人。另一方面，如果把讨论单一地（或差不多单一地）集中在物质利益的冲突上，那么实际上就会认为这种官僚阶层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官僚阶层不作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而作为无产阶级中需要维护自己特殊物质利益的一个特权阶层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所占的这种“中间”地位的特点表明，政冶和物质利益的这种独特联系就是不同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发生冲突的最终根源。这种独特联系反映在不同官僚阶层的特殊统治方式之中，换句话说，反映在他们实行权力垄断以维护和保证自己特权的统治方式之中。 准确地说，因为官僚阶层不是新的统治阶级，并不具有必然的社会作用，在工人和农民眼里也无主观上的合法性，判定他们的特权，只是根据他们竭力保持权力的垄断。官僚阶层所以不得不竭力维护这种权力垄断，是为了保持财产国有化、正统的共产主义传统、一党制和政治压迫之间的联系。 从根本上说，中苏冲突的根源在于中苏官僚阶层在客观上不可能在政治一意识形态上保持一个共同的方向（无论是国内事务或外交方面），这是因为两国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一经济条件。为什么政治一意识形态的不同会不可避免地上升为国家水平的分歧？道理很简单：毛不能容忍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亲苏派，同样，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也不能容忍苏联共产党内存在亲毛派。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中，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是一致的，这种争论必然会反映为两国之间的冲突。克里姆林企图对中国施加压力使之就范，北京则被迫在国家水平上进行反击。 于是，这种冲突，一开始就不纯粹是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而是莫斯科或北京的官僚阶层不能容忍在自己的队伍里存在“多中心主义”或“派别活动”的反映，因为这样就会对他们的权力垄断和物质特权进行挑战。于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方向上的分歧终于要反映出官僚阶层在不同的客观环境中的不同自卫策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具有资本主义含义的“竞争”。例如莫斯科并不想“征服”内蒙以剥削其财富，北京也亳无“夺取西伯利亚资源”的兴趣。这两个国家的结构中都不存在使他们的统治集团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扩张的因素。因而重要的是中苏冲突的“物质根源”，在性质上不同于帝国主义内部或者帝国主义国家和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之间冲突的物质根源。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是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经济竞争。这种冲突只要不发生在特定的政治和军事条件下引起的军事冲突，是可以斡旋和调解的，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这种冲突就一天不能消灭。帝国主义国家和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之间的冲突，终于要反映到这些国家的社会一经济结构的对立上，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不发生军事冲突，也可以调解和制止。然而，只要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被推翻，这种冲突也不会消灭。但是，统治的官僚阶层之间的冲突，只要是官僚阶层权力垄断的必然结果，就决非是工人国家的社会一经济结构所引起的。从这种意义来说，可以认为这种冲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而其他的冲突则与此不同。 下一个问题比较长，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六十年代，第四国际曾在关键时刻支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以反对苏联。他们主张中国虽然不完全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应在国际政治中起重要作用，这比让克里姆林起这种作用有更积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第四国际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认为现在这两个最大的工人国家起着同样有害的作用，虽然继续把中苏分裂的根源归咎于苏联。 但是，必须推敲以下的论点。克里姆林的反革命作用一般可从其消极的作法上加以判定，换句话说，苏联领导人劝导在其影响下的各种力量自我约束，不抓紧革命的机会，而去支持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力量中的“较小的魔鬼”。然而，在过去八年中，机会日益增多，中国领导人不仅没有约束，使得革命运动大大越轨，而且积极支持反革命。这可以1971年孟加拉战争为例。苏联领导人从“古典的”斯大林主义的观点来说，或多或少起着一种反革命的作用，它不积极支持拉赫曼集团，而只是竭力保证停战，以求政治上的独立和不“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以免威胁亲苏的印度政权的稳定。但北京实际上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都给予巴基斯坦专政的军事力量以积极的援助。伊朗的情况也与此相同。克里姆林是在国王和亲苏的党之间进行调和，避免发生反对国王的坚决斗争。但北京却认为国王是一个进步人物，是一个反帝战士。 最后，我们发现中国领导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公开支持资产阶级政治力量中的右翼：尼克松、杰克逊、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施特劳斯、法国的戴高乐派。这些人物从某种程度来说，在冷战上都是一致的。过去八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遏止苏联的影响。因此，在所有的情况中，中国领导人都积极支持帝国主义和亲帝国主义的力量，唯恐革命取得胜利——甚至反对革命取得胜利——以致在客观上加强了苏联领导人的力量。相反，人们可以从很多情况中看到，帝国主义政府方面，特别是华盛顿关于冷战的态度和政策，却有抬头之势。事实很清楚，包括目前卡特加强军备竞赛在内的这些冷战的新例子，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因而克里姆林不得不自卫，并被牵连进与帝国主义日益增多的冲突之中，而在这些冲突中，中国一般是支持帝国主义的。根据以上所有这些情况，如果这些前提大家都能同意，是否能说，苏联的政策是积极的，而中国的政策是消极的，因此中国的政策显然要更坏一些？ 我不同意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我们宁可从更基本的方面出发来讨论。官僚阶层之间冲突的根源之中也有在一个国家中实行社会主义的概念问题，这种概念反映官僚阶层特殊利益，并作为他们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斯大林主义的教条。这个问题既不是纯理论的，也不是纯实用的；这就是说，决定“社会主义”这个标签是否可以应用于某些特殊国家，或者决定处于相对孤立条件下的不发达工人国家是否应该竭力争取最大可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倒是一个工人国家中社会一经济发展的特殊策略问题。在一个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体现一种使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都服从这种民族发展的需要的策略，即所谓的“在主要堡垒中建设社会主义”。因而，这种策略不可避免地将民族主义和民族救世主主义联系起來，因为这种将一切归结于一点的做法从定义上来说，是民族主义的，除了这种特定国家内部的共产党人（也不多）外，其他的共产党人都不会接受这种观点，除非他们相信这个特殊国家（唯有这个特殊国家）代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堡垒。这种策略的另一个必然结果是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放弃世界革命的真正目标。 在某一特定时间内严格执行这种发展策略，还会受到一系列官僚阶层尚无法左右的客观的制约。正是由于这个道理，苏联在实践“一个国家中实行社会主义”时，克里姆林发生过一系列的摇摆。如从布哈林企图使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到后来的强迫合作化；从1925—27年缓慢的工业化到头两个五年计划惊人的增长率，等等。与这些政策的变化一样，外交政策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第三时期”、人民战线、苏德和约、“反法西斯大同盟”、冷战宗派主义、人民战线策略的恢复，等等。这些剧烈的摇摆并不反映官僚阶层策略的基本变化，因为在一国实行社会主义和和平共处依然是根本路线。相反，这些摇摆只是表明官僚阶层随着客观形势变化所作出的反应（当然，有时是以前路线的影响自发引起的）。采用这条基本路线，需要各种战术的变化。确实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官僚阶层在不同的客观环境中采用了同样的基本路线，但却在政策上未发生过相似的剧烈摇摆。 执行在一国中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又受哪些客观的制约？我们提出五点，但不是全部（只是勾画出一个一般的轮廓）：有关官僚阶层的根本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帝国主义对官僚阶层的态度；官僚阶层统治的国家中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活动（或觉悟）的水平；作为整体的世界革命的起伏；官僚阶层通过其所控制的政党对世界革命的每一局部的影响。根据与中国有关的上述五点，对毛的政策进行一番检查，那么，所有政策的转变就都讲得通了。 斯大林逝世后，毛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共产党官僚阶层中，即便不是最高权威，无疑也是领导权威之一。他所倡导的政策决不是无理性的。即便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他首先保持冷静，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比赫鲁晓夫“个人迷信”的粗糙政策要老练得多地说明了斯大林的罪行。1956年，他支持克里姆林对匈牙利的第二次军事干涉（11月4日）；但他同全世界绝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和一些苏联领导人一起，谴责第一次军事干涉（10月23日）。他也竭力阻止对波兰进行军事干涉，赢得东欧的很大同情，而不仅仅在哥穆尔卡以前的“自由派”之中。 亳无疑问，当时在绝大多数共产党，甚至可能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都存在亲毛的倾向。我们知道，当时欧洲党内原来的一些亲赫鲁晓夫的力重转而倾向北京。 今天，已有足够的证据来阐述赫鲁晓夫和毛在基本立场上的主要分歧。他们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态度发生不同变化；对反帝运动有不同的策略（一般是在如何推进“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上）；各有不同的军事政策和经济政策。简言之，赫鲁晓夫派坚持：与美帝国主义实行广泛的缓和；联合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政府）；一般不太强调殖民地革命的重要性；在苏联和东欧更大程度上实行“用户第一主义”，加强与国际帝国主义的技术竞赛；在不发达工人国家中照搬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即首先建立少量巨大的重工业中心）；只在苏联军队中保持能与美国匹敌的尖端军事装备（如核武器）。另一方面，毛派认为：回避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主要依靠“第三世界”国家的武装斗争，即所谓世界革命的真正中心；以“人民战争”作为主要的防卫手段，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同时在工人国家中分散部署核武器（这就是说，莫斯科得向其他工人国家提供核武器）；提倡主要基于“劳动投资”的发展经济的模式（即小规模、分散、劳动强度大的工业）；依靠教条（“政治挂帅”）固定工、农工资、限制官僚阶层物质特权以及通过发动群众加速经济增长。 这些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分歧的物质根源并不难发现，因为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苏两个官僚阶层“在一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环境是十分不同的。必须特别强调的差异有四点：就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和中国的敌对来说，在性质上是更与中国敌对；中国在社会一经济领域中更为落后；中国群众政治积极性高（特别是农村）；中苏两个官僚阶层在不同地区对当地共产党发生重大影响：中国主要在亚洲和其他大陆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克里姆林的影响主要在帝国主义国家内。因此，赫鲁晓夫和毛派的不同政策在逻辑上必然是由于运用“在一国中实行社会主义”的策略时，在客规上受到的不同制约所决定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使两个官僚阶层不仅通过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而且通过使用国家力量（实力政策）来解决分歧。但我确认这方面的决定性的一步首先是克里姆林在1960年和1961年跨出的。因此，苏联官僚阶层要承担将争论转变为国家冲突的主要责任。莫斯科突然中断对中国的援助，撤回专家，留下未完成的建设计划，从而浪费了中国投入的大量资金。随之而来是大规模缩减正常贸易，实际上由苏联掀起了对中国的联合抵制。同时，克里姆林拒绝给中国核武器或帮助发展生产核武器的技术。接着陈兵西伯利亚中部的中苏边境，把带核弹头的导弹瞄准中国主要城市、工业区域和中国西北核试验中心。 人们只要回顾一下苏联采取这些措施时的国际政治局势，就能体会到他们犯下了何等重大的反世界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卑劣罪行。美帝国主义当时正急忙在整个东南亚建立其军事基地。五角大楼很大一派人主张在中国发展防卫力量之前，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帝国主义侵越战争正大规模升级，并准备以各种形式镇压其他亚洲斗争。中国面临觉悟到“大跃进”第二阶段崩溃后所产生的危急的经济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姆林的行动表明苏联的官僚阶层以中国而不以帝国主义作为他的主要敌人。 将上述诸因素统一起来考虑，我们即能容易地理解毛在六十年代奉行这种外交政策的原因。这种政策逐渐从强调与美帝国主义敌对的立场转到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因为毛担心存在苏美联合起来反华的危险。这种担心并非亳无根据的。同时，北京当时仍继续反对帝国主义，以支持反帝斗争为“总路线”，与苏联“和平共处”的观点针锋相对。当时的口号是“自力更生”，这实际上只是中国经济孤立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这种孤立是华盛顿和莫斯联合抵制的结果。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官僚阶层伺机而动。随着文化大革命混乱的平息，在国际问题上采取某些策略已比较容易。机会终于来到了，但不是来自克里姆林（莫斯科再次犯了错误：只要撤回一些集结在中苏边境的军队，提供一些经济援助，情况就会大变），而是来自帝国主义，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寻找新的贸易出路。从1971年开始，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贸易，结束了闭关自守的状态。 接着是尼克松一基辛格主动提出和解，他们部分的目的是希望能根据对美帝国主义有利的条件结束越南战争，并改善华盛顿长期以来与北京的关系。北京热烈反应，并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以适应这种反应：“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与此密切相关的苏联已成为主要敌人的概念。 中国运用在一国实行社会主义的策略（目前的提法是“四化”）当前所受到的客观制约与二十年前有本质的不同（一种未知因素是城市群众搞政治活动和潜在的反抗的程度）。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将苏联当作“主要敌人”的理论和实践，会像过去几十年来北京口头上反对“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一样，也会延续几十年。这种政策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完全没有延续的物质基础。在长期实践过程中，他们会发现与华盛顿“和平共处”比与莫斯科“和平共处”更难。为了加速经济增长，在贸易和信贷上单纯依赖帝国主义国家，会严重损害作为他们权力和特权基础的计划经济。南斯拉夫的官僚阶层几十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而他的中国同事，终于也不得不依此办事。对北京来说，同时与“两个阵营”贸易则更为合理，以便取得两方的信贷和援助，像南斯拉夫所釆取的成功的作法那样，“抓两头带中间”。中国政策的这种转变，就像南斯拉夫那样，需要调整对莫斯科的态度。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苏联官僚阶层也会对此感兴趣，虽然对双方来说，这种转变需要等待两国领导人的变化。 以上的分析作者只是打算指出中国这些做法并非与官僚阶层正常的做法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就苏联过去和当今的政策来看，也有相似的情况。所以会有中国的政策比苏联的“消极”等等看法，是错误地把克里姆林的反革命外交影响只看作一些“坏的协议”。如苏德和约公开支持希特勒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墨索里尼侵略埃塞俄比亚提供物质援助（以油的形式）；在佛朗哥政权的后十年中，莫斯科作为盟国帮助其破坏罢工（如西班牙煤矿工人罢工时运去波兰煤）；公开支持阿根廷维德拉政权（克里姆林及其阿根廷走狗）；最初支持朗诺反对红色高棉，还不算镇压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运动。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例子，也已远远超过以上所谓的“消极的”反革命政策了。 总之，我不同意现在已形成帝国主义和北京结成同盟准备对付苏联的冷战局面，因而苏联官僚阶层出于自卫，变得更加“反帝”这种看法。伊朗即是一个合适的例子。莫斯科积极与沙赫进行商业、工业和技术合作，不同意Tudeh党作为反沙赫的积极力量；这种对沙赫的支持远远超过北京的离经叛道和狂热地称颂沙赫为“反帝战士”的行经。实际上，北京对伊朗只能作很少的援助，但伊朗不管莫斯科言词如何慎重，却不予信任。 我认为目前世界局势的基本发展方向不是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进行新的全面的冷战，而是继续几十年来一贯推行的“和平共处”。在这种情况下，乘美帝国主义在印支战争中惨败而削弱之机，克里姆林可能采取一些主动，特别是在非洲（和阿富汗），以改变边缘地区的力量对比关系。华盛顿则作出加速军备竞赛并在有些地方进行反击的反应。但这一切是出现在总的“缓和”局面而不是出现在华盛顿与北京结成侵略性同盟反对苏联这种局面之中的。确实，从根本上来说，美帝国主义对与苏联官僚阶层和平共处更感兴趣，因为它需要莫斯科在关键地区（西欧，拉丁美洲）的反革命支援，而中国在那些地方根本无能为力。如果国际局势的这些基本方面发生了变化，我们当然要重新考虑苏联和中国领导人的反应。但是，目前尚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作一个预测的话，我不认为形势会立即发生变化，因为这需要西欧、美国或拉丁美洲阶级力量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 （瞿霭堂 译自《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第184—1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