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评欧洲共产主义 （1979年） 说明：欧内斯特·曼德尔这篇文章发表于美国《马克思主义展望》1979年冬季号，原题为《评欧洲共产主义》。——编者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0年第6期13—17页，易克信摘译。原标题为《托派理论家曼德尔评欧洲共产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反映的是某些共产党内所发生的重大政治进程，但这个用语并不确切。实际上，这一进程发端于欧洲之外，并席卷了许多非欧洲国家（如委内瑞拉、日本、澳大利亚、墨西哥等）的党。但是，重大的分歧甚至冲突却把意共、法共、西共、英共、比共等主要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彼此分隔开来。 一、社会民主化的进程这些共产党正在不断地把自己变成“古典”社会民主党变种。它们从效忠于苏联变为效忠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从历史上看，策略上的决定性转变发生在一九三五年，当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统一战线”，表要支持和捍卫那些可与苏联结成反纳粹同盟的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七年“反法西斯大同盟”时期，这一政策推行得更加卖力。这一政策的内容就是在短期或中期内拋弃推翻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国家的目标，实行阶级合作，限制劳工运动，支持殖民地帝国反对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对西班牙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所发生的那类革命群众运动。自“冷战”结束以来，这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的普遍做法。 这一比较典型的改良主义政策至少已经毫不间断地实行了四分之一世纪。长期以来，法、意等国的党已深入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机构之中，在国有化企业、地方企业以及大商业中牢固盘踞。西班牙共产党摆脱了长期的地下状态以后，也希望尽快地取得法、意两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得到的东西。 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机构中的这种有力地位，以及不间断的长期任职，产生了一种与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间在古典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相同现象：形成了一个与资产阶级社会一体化了的欧洲共产主义劳动官僚集团，他们与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机构同生共死，为了保持他们的这种地位，他们反对急遽改变那使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得以苟延残喘的阶级力量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平衡。欧洲共产主义的劳动官僚集团越来越不愿意危害他们自己的特权，危害他们根据克里姆林宫的指示来行动的有限的权力地位。 这一进程尚未引起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质变，虽然近几年来趋向相当明显，但尚未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在完全改变为典型的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上仍然有强大的障碍。与俄国革命和苏联的传统联系，仍然存在于许多老领导人、干部和好斗分子的政治意识之中。与苏联集团的物质联系也远未完全割断。欧洲共产党害怕革命的左翼取代它们同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关系。欧洲共产主义内部也有许多分歧，在多大程度上采用古典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这个问题上，有各种不同的主张。 二、哪些不是新的东西，哪些是新的东西斯大林主义把共产党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捍卫世界无产阶级的工具变成了为苏联的政策和利益服务的工具。这种转变之得以发生，是由于真正民主选举的党的领导遭到了粗暴的破坏，莫斯科不断进行干预，从唯命是从的党员中遴选新领导人，这些党日益仰仗苏联的物质援助。苏联官僚集团的发言人表示他们不反对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灵活”（应读作：改良主义的）战略。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兴趣是维持欧洲的现状。欧洲共产主义者也为和平共处的事业竭力效劳。 但是，如果认为欧洲共产主义其实只是个神话，欧洲共产党在资本主义欧洲的作用没有重大的变化，或者甚至把欧洲共产党说成是“欧洲的斯大林主义者”，那也是错误的。 欧洲共产党同资产阶级的一体化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一个的党接二连三地抨击无产阶级专政，公然承认现存国家是劳工运动将要“占据”的“阶级斗争舞台”。它们在纲领中宣称“列宁主义”与它们的现行政策毫不相干，甚至自称不是列宁主义的政党。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做法同与克里姆林宫的公开冲突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政策问题上爆发了争吵。欧洲共产党日益加紧了对苏联现行政治结构甚至社会结构的批判。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些比较进步的发言人已不再承认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和欧洲共产主义之间的公开分歧决不仅限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形势和发展这类问题的争端上。分歧已涉及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日益增多的国际冲突上。日共在千岛群岛的冲突中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反对苏联。法共违背苏联的意愿，赞成法帝国主义的军队拥有独立的核武器。意共公开表示反对苏联和古巴在非洲之角的政策。所有的欧洲共产党都支持厄立特里亚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而苏联却支持埃塞俄比亚。西共和意共批评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而苏共却采取相反的立场。 那么试问，欧洲共产主义者实行这些改良主义政策究竟符合谁的利益，代表什么社会势力？过去这些政策符合苏联官僚集团的利益，而今天则越来越符合本国劳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个劳动官僚集团屈服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历史压力之下，已经与资产阶级社会一体化了。 三、策略的选择欧洲共产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继承和变化的混合物。要了解欧洲共产主义，就必须进行社会学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分析本世纪初以来所进行的策略大辩论的内在辩证法。这场一直分裂着国际劳工运动的大辩论是紧密联系着阶级斗争本身的客观动力问题而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策略辩论，使人产生类似的回想。欧洲共产主义的策略家们所主张的，本质上正是伯恩施坦的路线，他们正在得出相似的结论。 欧洲共产主义者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尽量避免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构同工人阶级及群众之间的正面冲突。他们认为这类冲突有害无益，毫无必要，与“向社会主义的民主过渡”的需要正相抵触。必须实行向社会主义的逐渐过渡，这种过渡要尊重议会民主的基本制度，只有通过绝大多数人一致赞同的改革才能加以实行。欧洲共产主义者寻求广泛长期的协定，不仅是同社会民主党和劳工运动、工人阶级的其他成分搞这种协定，而且也同资产阶级的一些派别搞这种协定。 欧洲共产主义者象伯恩施坦一样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里他们的自相矛盾最为突出。他们既要继续做马克思主义者，又要宣扬渐进主义；既要继续支持阶级斗争，又不断地大搞阶级调和。他们想要避免劳资之间的正面冲突，可是事实上决无可能，因为，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的日益加剧，这种冲突势必定期重演。 欧洲共产主义者的某些发言人为渐进主义作辩护的理由是工人阶级力量强大，共产主义劳工运动在“不可抗拒地高涨”——这又是典型社会民主党的用语。他们的论据无非是：我们巳经变得如此强大，以致使资本家不敢再利用右翼来冒险孤注一掷；正因为我们十分强大，我们就能够迫使他们进行越来越多的改革，以保证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既然如此，又何必冒险进行毫无把握的冲突呢？但是欧洲共产主义者未能同时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论证。渐进主义之所以必要，就因为它是对付法西斯政变威胁的唯一可行办法。渐进主义之所以可能和更为可取，是因为大企业已经变得十分衰弱，以致心甘情愿听命于议会民主，而不敢利用右翼来冒风险。 可是实际上，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周期性的突然加剧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就会普遍发生两极分化。工人阶级和社会上其他被压迫阶层的斗争形势日趋尖锐。斗争采取更加激进的形式，产生了同资产阶级社会决一死战的要求。这是一种客观的现象，而决非出自革命鼓动家的“煽动”。同时，对此种客观情势惊恐不安的资产阶级，则要千方百计维护他们的“最高价值”（私有财产和利润）。他们有近千年的政治训练和经验，善于玩弄权术。他们可以施展种种花招，诱骗群众，躲避群众运动的攻击锋芒，暂时采取不可避免的让步，只要能保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即便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也在所不惜。只要保住了这些最后的堡垒，他们就可以等待合适的时机进行反击；他们在前一阶段害怕“丧失一切”的心情愈强烈，在反击时采取的手段就愈残暴。 只要劳工运动善于利用社会总危机所造成的力量优势和群众动员组织的巨大规模，对资本家加以致命的打击（即剥夺他们的财产，摧毁他们的国家机构），就能避免遭受这种反击。如果渐进主义者得逞，如果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限制、削弱和分裂群众运动，如果他们不是力图推翻资本主义，而是同资本主义妥协和解，那么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就无法避免。历史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渐进主义也不会每一年在每一处都导致这种惨重的失败。事件进程的方向和结局取决于客观阶级斗争的进展和深度。我们谈的是总的历史趋势和基本的策略选择，而不是某个国家在某个时刻的具体做法。从这个观点出发，历史证明对于改良主义、渐进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欧洲共产主义变种是极为不利的。阶级斗争的急剧尖锐化从来没能使调和主义者避免他们所害怕的正面冲突。凡是在他们控制工人阶级的地方，冲突总是以血淋淋的长期的失败告终。 欧洲共产主义奢论证说，革命的（列宁主义的）策略在工业化国家中从来没有成功过。但是，除了俄国（那里毕竟获得了成功）以外，任何地方都从未真正实行过这种策略（也许部分不成功的例外是一九二三年的德国和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的西班牙）。渐进主义的策略倒是反复尝试过多次，但每一次都是以血淋淋的失败告终。这正好从反面证实了这种策略的错误。 四、基本的理论修正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修正是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这种修正竟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奇怪地交织在一起。按照逻辑，人们一定会假定，这样的理论会强调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和垄断资本之间日益加深的互相渗透作用。可是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们却做了个异乎寻常的推断：正因为国家日益变成维护垄断资本统治所必需的渗透一切的社会工具，就可以假定它也成了一种半中立的、自主的阶级斗争舞台。在国家干预和国家预算用来支撑垄断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可以用来把人们逐渐引入社会主义，使劳工运动“在国家内部”占据越来越多的阵地。 这个论据，老社会民主党人就曾用过多次，更不用说其后继者了。在对理论进行修正方面，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论证手法确实比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高出一筹。欧洲共产主义者的一个论据是建立在语义混乱的基础上，把“国家机器”同邮政局、幼儿园等公益机构混为一谈，从而作出不必“打碎国家机器”的错误结论。另一个论据则是同渐进主义的逻辑紧密相连的。他们硬说在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内部实行改革能够引起质变。资产阶级国家中的大多数市长等高级官吏、国会议员、内阁部长都由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担任，甚至总理、总统也由共产党人担任，经过许多年或者几十年，就不能再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了。同时还要考虑到工资增长的情况。五十年工资不断增长就会引起“从量到质”的变化，使劳动工资和劳动工资制度趋于消失。显然情况并非如此。资本家允许工资增长，但不管增长到何种程度，总不能消除利润。只要还产生利润，资本就仍在积累，而资本主义也就远远没有消失。如果“社会主义的市长”或“社会主义的”高级官吏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管理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力求取得某些改良成果，使穷人、被压迫、被剥削者能过上尚堪忍受的生活，那就根本算不上提出了真正的理论问题。国家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这种“在国家机构内部的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完全可以接受的。由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来管理资产阶级国家是可能比资产阶级政客的管理作恶较少。但这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唯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才能真正把资产阶级的统治改变为无产阶级的统治。 欧洲共产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国家特性的错误理解，在有关经济政策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宣称他们在“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可以对阶级斗争加以决定性的区分，在国家保持“充分就业”和允许大量失业从而急剧改变劳资间经济关系的不同情况下，采取不同的对策。欧洲共产主义的这些新凯恩斯派发言人看来是忘记了，经济危机和失业增长既不是出于邪恶雇主的阴谋诡计，也不是由于“错误政策”的可悲后果，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欧洲共产主义者竭力推行“反垄断联盟”的经济政策，但是这种政策既不能真正损害资产阶级的要害部门，也不能保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逐渐过渡”；或者，这类政策要真是损害了大企业，就会引起力求避免的正面冲突。要想既保持资本主义，又要它发挥违反其基本运动规律的作用，那是根本办不到的。 五、社会主义与民主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采取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其决定性根据是西方群众对民主自由和民主制度有深厚的感情。他们认为，如果要想把社会主义同民主结合起来，除了采取渐进主义策略，别无他途。 在这里，理论上的根本错误是把群众的民主自由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国家制度混淆起来了。西方群众的确是深深眷恋于民主自由，尤其是在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以后，这种眷恋之情更加强烈。但不能把这看做是对议会民主制度的依恋。在无所选择的时候，这两者常常好象是协调一致的。但是，革命形势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出现这样的选择机会：建立民主选举的、由群众自己控制的工人和人民委员会。于是，两种民主立法机关（普选制的资产阶级民主代议的老式立法机关和工人直接实行民主的新式立法机关）就会在群众思想上进行斗争。这场斗争在事先是不能决定胜负的。如果工人政权的保卫者不能成功地使大多数劳苦大众通过其亲身经历相信工人委员会能够提供更大的民主自由（不仅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民主自由，还有政治上的民主自由），那么在这场决斗较量中资产阶级国家就会占上风。 为了避免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从中渔利，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在范围上应该是指工资收入者（在帝国主义国家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到百分之九十）作为—个阶级的统治，建立这种统治要通过民主选举的工人和人民委员会，采取多党制，工会独立，保证有罢工的自由，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总之，无产阶级专政在结束资本主义剥削的同时，必须保证群众和个人以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要比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所享有的更多，而不是较少。 但是，我们能否不制造革命危机，不冒流血失败的危险，“逐渐地”把间接代议制民主改造成“更直接的民主”，或者把两者结合起来，创立一种更高形式的民主呢？我们能否采取渐进的“国家民主化”过程，以逐步消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责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大多数弊端呢？当然，所有这一类民主的进步的改革是值得争取的，但这类改革并不能改变资产阶级国家的基本性质。“国家民主化”或者是毫不触动资产阶级政权的一切神经中枢，这就毫无任何民主化可言；或者一开始去触动这些中枢，就势必引起正面冲突，资产阶级国家为了苟延残喘，必定用暴力阻止这种“民主化过程”。 恩格斯正确地指出，归根结底，国家是人们的武装团体。当代历史中的每一次革命危机都是由这一个阶级解除那一个阶级的武装这个问题来解决的。实际上一直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着决斗，智利和葡萄牙最近的情况就是如此。在革命危机中，资本家宁可放弃百分之五十的财产，也不愿放弃百分之五的武器。他们非常懂得，如果他们能完整地保持军队和政权，他们迟早会夺回失去的财产。 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动乱局面中，阶级调和主义的逻辑不是主张扩大群众的民主自由，反而主张限制这种自由。这种结局我们已见过多次了。阶级调和的鼓吹者在政府中任职时，他们必定要实行镇压（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阶级斗争白热化时的辩证法是：或者支持群众消灭资本主义的自由，或者支持资产阶级国家去限制群众的“过激”自由。渐进主义和调和主义的逻辑最终必定是在革命形势下采取反革命政策：拯救濒于死亡的资产阶级秩序。这就是欧洲共产主义已经走上的道路。 六、资产阶级和欧洲共产主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的看法仍然有矛盾和分歧。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也是如此。资产阶级赞赏欧洲共产主义政党抛弃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做法。但是资本家对于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根本疑虑与敌意却并未减弱。有些资产阶级政客认为，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宣扬“多元论”、“政治交替”，尊重议会制度，不断加强对克里姆林宫的批评等，都是为了愚弄公众。有人甚至说这一切做法都是受了克里姆林宫的指使，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比较有理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承认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上层确实发生了某些重要改变。但他们仍然怀疑这种变化是不是“根本的”，究竟能走多远。他们大肆散布这种怀疑论调，出于双重目的。一是尽可能久地不让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染指政权，二是不断进行讹诈，迫使欧洲共产主义做出思想上、政治上的更大让步。此外，资产阶级一面承认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脱离了苏联官僚集团，一面又强调指出其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部联系远未割断。 法、意、西等国的资产阶级仍然尽一切可能阻挠共产党人进入政府。他们认为现在还不需要共产党在政府中去对工会及群众运动施加影响，用改良主义措施去扑灭革命烈火。 七、官僚集团和欧洲共产主义苏联、东欧国家的官僚集团对欧洲共产主义日益感到愤懑，他们害怕欧洲共产主义的政策会威胁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这种威胁确实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对克里姆林宫日益加强了独立姿态，包括在物质方面的独立。这包含着一种明显的威胁：到一定的时候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将不再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它们今天已经部分地这样做了。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这种转变将大大削弱苏联官僚集团的国际地位。其二，更大的威胁在于，欧洲共产主义仍然对苏联等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进行有限的、前后矛盾的批判。这种批判对于苏联、东欧等国的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东欧等国党内和苏联国内的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同欧洲共产主义的这种批判姿态有密切关系。东方共产主义反对派和欧洲共产主义的结合既有政治方面的根源，也有思想方面的根源。共产党人反对派在欧洲共产主义对官僚专政的批判中找到了强有力的炮弹。 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派（至少一部分）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间还有更深刻的思想上的近似关系。这些反对派不满于官僚专政，又由于闭塞落后，欧洲共产主义就成了他们的第一个“选择模式”。他们处于苏联政权的高压之下，又感到苏联工人冷漠无情，于是怀疑工人阶级是否有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他们就幻想同官僚集团中的专家治国论者结成“大联盟”，这正好同欧洲共产主义主张与“新中间阶级”结成“反垄断联盟”的做法不谋而合。 既然欧洲共产主义造成了这些实际威胁，克里姆林宫似乎该给予致命的打击吧。但它至今仍未采取这种行动。它只是迂回曲折地进行激烈的争辩，间接支持西方党内斯大林主义死硬分子组成的某些分裂派。但这些分裂派在工人阶级特别是青年一代中找不到真正的追随者，这一失败暴露了克里姆林宫进退两难的窘境。同欧洲共产主义公开决裂在任何地方（也许芬兰例外）都不会加强反而会削弱莫斯科对帝国主义国家中政治生活和力量对比施加影响的能力。唯一的办法是勉强维持一种难堪的和局。 八、欧洲共产主义的内在矛盾欧洲共产主义遇到了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渐进的社会民主化过程。这一过程将最终导致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差别的消失，那么，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就难以单独存在下去。如果和社会民主党合并，建立统一的改良主义政党，形势显然（意大利可能例外）不利于欧洲共产主义。所以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在取消党的边缘政策面前退缩了。为了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他们坚持说他们的渐进主义策略“根本”不同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用虚构的差别来掩盖真实的同一。他们之所以迟迟不肯割断把他们同“社会主义阵营”连在一起旳脐带，也正是为了保持使欧洲共产主义有别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 但是，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对待斯大林主义的这种犹疑不决态度，立即引起了一些其他的深刻矛盾。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行多党制，但又不谴责苏联的一党制；他们主张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工会独立和有罢工的权利，但又不公开为在苏联、东欧实行这种权利而斗争；他们谴责“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压制，却又不为在这些国家建立保障这类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而奋斗。他们对于明确支持官僚化工人国家中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畏首畏尾，踌躇不前。很明显，对资本家的“渐进主义”只能伴之以对官僚集团的“渐进主义”。 这类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俯拾皆是。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内部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是官僚主义的，虽然比十年前略有减轻。对派别活动仍然严格禁止，对公开辩论的控制比前有所放松。由于公开发表不同意见而开除出党的事例已很少见。但矛盾仍很突出。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准备给予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东西，他们却不愿意给予自己党内的成员。 一般人比较普遍地认为，只要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对克里姆林宫仍然采取现在这种居间调停的姿态，就根本不可能对斯大林主义、对官僚集团做出彻底的、公正的、科学的解释。所以这就成了这些党的内部在政治上、思想上持久冲突的根源。 企图在西欧国家工人中强制推行阶级合作、“社会契约”和紧缩政策，已经在意、法、西等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工会内部引起了巨大的反抗。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已完全不能再象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国动乱时期那样保持对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控制。它们和资产阶级对此都深感忧虑。因此，法共和西共并不急于参加强制推行紧缩政策的联合政府。它们在对资本主义较为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宁可实行“反垄断联盟”。不过这样一来，它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有用性就化为乌有了。欧洲共产主义者正处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他们本身的利益是要同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一体化；但工人阶级的觉悟迅速提高，已包含有反官僚体制的健康成分，他们期望殷切，难于控制，反资本主义的战斗精神日益高昂。欧洲共产主义者承受着来自这两方面的正相反对的压力，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压力使他们面临分裂的危险。这些党的内在冲突和危机将不断加深，势必在尖锐的革命危机关头造成大规模的分裂。 欧洲共产主义正到处碰壁，走投无路。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在西方社会中的地盘越来越小。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策略是没有前途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也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