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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纳韦尔·莫雷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第一次回应
﹝比利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79年6月
素侠云雪 翻译
莫雷诺同志认为，将一本249页的书《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提交给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代表大会以供讨论是明智之举。这个程序是非常不规范的、反民主的，并且与莫雷诺同志如此强调的组织“无产阶级化”的需要相悖。这本书声称是对决议草案《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2]的答复，该决议草案提供给第四国际的战士已经两年了。在会前讨论结束的前几个月提交一本反对该决议的书，至少意味着三件事：（1）要求优惠待遇，要求特权，因为显然国际的任何战士、领导人甚至派别都不可能用与篇幅相当的文件来回应莫雷诺同志的书；（2）严重减少布尔什维克派（Bolshevik Faction）为其基本论点举行申辩会议的机会；（3）使成千上万的战士无法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前审议对议程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进行讨论的最重要的文献（因为没有人真的以为他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读完一本249页的书，或没人相信能在我们队伍中组织反对该书意见的严肃辩论），即打击到他们的民主权利。
像莫雷诺同志的大部分著作一样，该书的主要目的不是说服国际成员，更不是为了阐明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其主要目的是使其派别成员同质化和狂热化，在提交国际讨论之前，其派别内部已经花了几个月时间来研究和讨论这本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其派内同志认为，国际领导层没有能力回应莫雷诺同志的论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与莫雷诺同志关于建设革命党的奇怪概念（他将建设革命党与建设派别混为一谈），以及他关于建设工人国家的更奇怪的概念（他指出要由无产阶级的少数派来管理工人国家）不无关联。
为了弥补莫雷诺同志的论战著作的出版所造成的最严重的损害，我们提出了集中于基本问题的第一个回应草稿，并撇开莫雷诺同志著作中存在的一百个政治和理论错误。如果有机会和有必要，我们保留以更全面和更详细的回应来补充第一篇简短回应的权利。
莫雷诺同志这本书的精髓综合了四个要素：
1．系统歪曲统一书记处（USec）的立场，甚至达到公开诽谤和伪造的地步。
2．初步修正第四国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这个纲领在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纲领性决议中，在《过渡纲领》中，在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关于该主题的基本理论著作中体现得最为显著。
3．在政治和理论上向工人官僚主义意识形态让步，尤其是向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工会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工会主义”）意识形态让步。
4．不理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的某些重要问题。
仔细研究莫雷诺同志论点（我们忍不住说：他的学说）的这些组成部分，可见这些论点具有无可否认的内在凝聚力，使我们能够在无产阶级专政及与之相关的工人民主问题上确定主要差异，以明确将莫雷诺同志的立场与第四国际多数领导人的立场区分开。应该首先声明，这些差异与莫雷诺同志希望我们相信的问题无关。
一、系统歪曲统一书记处的立场
莫雷诺同志的文本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其论证的主要部分——粗略估计的话有一半内容——是基于对它所反驳的立场的系统和蓄意歪曲。有时，这种歪曲会采取一种如此令人发指和诽谤的形式，以至于近乎怪诞，剥夺了原作者的所有可信度。
这种歪曲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莫雷诺同志的论点，即统一书记处的决议回避了起义和内战问题。莫雷诺同志认为，统一书记处主张以下立场：
“……索摩查、皮诺切特和伊朗国王享有不受约束的政治自由，直到他们发动武装暴动反对工人专政统治之时，他们不可能因过去的罪行受到审判。”（第7页——我们所有的参考资料均来自西班牙文手稿。我们自己将西班牙语文本译成法语——曼德尔。）〔英文文本基于曼德尔的法语译本——英译者。〕
因此，第一章的标题是“为伊朗国王提供‘无限政治自由’的纲领，还是无情推翻伊朗国王的纲领？”（在第33页，我们甚至读到统一书记处逻辑上（！）主张为“无条件将伊朗国王及其刺客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中解放出来”而斗争）。
事实上，《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决议明确指出，苏维埃代表政党的组织自由不受任何意识形态限制，既不适用于起义情况（当无产阶级专政还不存在时），也不适用于在内战之时，而是适用于工人政权巩固的情况下，适用于资产阶级和其他有产阶级被完全剥夺和解除武装之后。该决议把所有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人排除出自由之范围。很明显，这与智利、尼加拉瓜或伊朗目前的局势无关，不幸的是，那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更不用说极为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了。
如果我们想玩莫雷诺同志的辩论游戏，我们可以轻易把论据转向反对他并回答说：为了能够用索摩查、皮诺切特和伊朗国王作为统一书记处修正主义的证据，莫雷诺同志假定我们可以征用和解除尼加拉瓜、智利和伊朗资产阶级的武装；摧毁这些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军队和警察；在这些国家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在不碰索摩查、皮诺切特和伊朗国王一根头发的情况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此外，他认为尼加拉瓜、智利和伊朗将有成千上万的工人愚蠢到把这些血腥的暴君选入苏维埃，而这些刽子手将满足于在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下和平生活。他们不必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可以只在工人代表会内部撰写“回忆录”并提出“思想上的”反建议，而不阴谋推翻工人政权。因为只有在所有这些设定都实现的情况下，统一书记处的决议才会“罪恶地”授予他们“自由”（有关国家的工人会自由到愚蠢地在统一书记处之前就把他们或他们的友人选入苏维埃）。
需要我们来指出这一切都与统一书记处的文章无关，甚至毫无关系吗？
当莫雷诺同志冷静地写道，统一书记处“欲将革命和内战置于刑法的规定之下”时，我们目睹了对统一书记处立场的另一次粗暴歪曲。（第30页。）事实上，统一书记处决议的字面意思恰好与之相反。我们讨论的所有“司法准则”——我们将有机会回过头来谈它们的重要性——既不适用于革命和起义的情况，也不适用于内战的情况，而适用于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因此，我们要回应对我们立场的明显篡改。
对统一书记处另一个粗暴歪曲是莫雷诺同志的声明：
统一书记处多数派采用的无产阶级专政纲领，与欧洲共产主义者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权所采用的纲领相同。我们必须清楚了解这点。（第13页。）
而且更明显的是：
当统一书记处强加于无产阶级专政目标的纲领同欧洲共产主义纲领有90%相似，但与我们导师的纲领截然相反时，统一书记处犯下了真正的理论、政治和历史罪行。（第6页。）
是的，大家没看错：一个与欧洲共产主义者相似度达90%（即几乎相同）的纲领！换言之，按照莫雷诺同志的说法，问题是：支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支持或反对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支持或反对在革命危机中解除和剥夺资产阶级的武装；支持或反对武装无产阶级；支持或反对建立一种新型国家，即建立在无产阶级自我组织基础上的苏维埃国家；支持或反对渐进主义（“通往社会主义的议会和平道路”）；支持或反对将群众动员激进化和普遍化到与资产阶级摊牌对抗的地步；所有这一切——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在政治上、战略上、理论上将第四国际与欧洲共产主义者区分开，所有将列宁主义者与各种改良主义者区分开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毫无意义（或者最多只算……10%）。不，莫雷诺认为关键问题是多党制，他警告说，列宁主义者将“无情”对付包括无产阶级内部在内的“专政敌人”，以及预料会有数十年的内战。这简直是梦幻之地。
有谁能指出哪场多数战士是城市无产阶级的失败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失败竟是由多党制导致的？所有这些失败的革命，从1918—1919年的德国开始，一直到智利和葡萄牙，其失败难道不是因为这些革命的领导人对我们刚刚提出的问题的背叛——以及大多数工人的觉悟水平尚不足——而导致的吗？
难道不是很明显吗？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即在决定无产阶级革命命运，或至少决定正在进行的斗争结果的理论、政治、战略、策略、具体问题的90%甚至95%的内容中——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立场与欧洲共产主义的立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不是任何“同一性”或“相似性”，尽管莫雷诺同志欺骗性地声称事实与之相反。
由于依旧不明的原因，在过去的几年里，莫雷诺同志一直固执地诽谤攻击统一书记处的特定成员——曼德尔同志。莫雷诺在他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中又发起了一轮这样的攻击。他首先指责我，最后——整整一章！——声称托洛茨基在接近生命尽头时改变了对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的某些方面的立场，然后声明这样的机会没有发生。但在这里，我们要再次回应粗暴的伪造。
莫雷诺本人表示，我指的是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禁止派别问题上的自我批评，以及对苏俄在1921年禁止其他政党问题上的可能的自我批评（只是隐含的）；但是，话虽如此，他随后继续……转移话题。他向我们讲述了内战、喀琅施塔得、托洛茨基在1924年、1928年或1930年的立场，与乌尔班斯的辩论，以及革命党在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必要性。
但我从来没提出过这些。莫雷诺没有提及托洛茨基在生命尽头所写的关于禁止其他苏维埃党派、禁止布尔什维克党内派别以及官僚极权独裁统治之间的联系。事实是，在这些具体问题上，托洛茨基在1933—1934年之后所采取的立场（他在这些日期之前没有为之辩护）很明确。列举四段话就足够了。
1934年，托洛茨基写了一篇题为《如果美国走向共产主义》（译按：中译标题为《在美国建立苏维埃制如何》）的文章：
1936年，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茨基更明确地说：
禁止反对党之后，继之以禁止派别。禁止派别的结果则是禁止一切与那不会错误的领袖们不相同的意见。经由警察之手制造出来的党内一致，使官僚为非作歹而得不到任何的惩罚，这就是一切放肆和腐化的源泉。（托洛茨基：《
《被背叛的革命》》，纽约：Monad
Press，1965年，第105—105页。）
毫无疑问，一党专政是斯大林主义极权主义制度的法律出发点。（Leon Trotsky on France, New York: Monad Press, 1979, p.231。）
最后，在1939年，托洛茨基在他的文章《“托洛茨基主义”与工农社会党》中阐明并概括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然后，还有一个尖锐的警告：
“禁止派别就等于取消了党内民主，并向建立极权统治迈出了第一步。”（同上，第228页——托洛茨基给整句话划重点。）
当然，一党制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禁止派别导致工人国家堕落的理论在这些引文前后均有出现。对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来说，很明显，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落后状态、俄罗斯无产阶级的相对弱小，以及世界革命的失败使革命孤立于这些落后条件之中。但除了这些主要原因之外，托洛茨基还补充说，1920—1921年采取的政治措施助长了退化。毫无疑问，这是从我们刚刚复制的四段引文中得出的。因为我们必须选择两种可能的解释之一。每个人都认为，在1933—1940年间，托洛茨基——突然变成宿命论者和“客观主义者”——认为无法避免1920—1921年间极权主义政权的崛起。或者有人拒绝这个与托洛茨基的全部思想和左翼反对派斗争的全部意义相左的论点，而该论点正是基于这种看法，即一种反对官僚主义堕落进程的替代路线有可能避免极权主义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前三段引文中隐含的自我批评，在最后一段引文也明确而不可否认。
还有诽谤歪曲我对智利革命危机的立场，说我的想法是，智利无产阶级本可以通过完全和平的道路战胜皮诺切特政变的威胁，相信（原文如此）人民团结阵线（Unidad Popular）政府能“肃清军队，消灭镇压机器”（第56页。），没有一个字提到（原文如此）必须通过“和平”占领工厂和设置产业警戒线来武装无产阶级。（第57页。）这太荒谬了，不值得回应。只需参考我在《保卫列宁主义：保卫第四国际》[3]或我在第十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宣读的“国际多数派”（IMT）政治决议草案中有关该主题的文章即可。这类诽谤惯于用回旋镖攻击文章的作者。莫雷诺同志最好改变他的做法。
我们认为继续下争论下去是没有意义的。五段引文就足够了。莫雷诺同志的书中有很大一部分论战针对的不是属于统一书记处决议的立场，这些论战是完全无用的论战，浪费时间和精力，纯粹是出于派别目的的文体练习。在这样的练习中没有“无产阶级”或“布尔什维克”。它们对于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工人政党没有丝毫帮助。
二、对第四国际纲领的初步修正
当涉及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键问题时，论战变得更加严肃——无论是在其公开的目的上还是在客观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指出，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莫雷诺同志开始修正如下问题：什么是第四国际的纲领，什么是列宁领导下的第三国际的纲领，以及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这个主题上的基本理论著作（首先是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创造的传统是什么。
顺便提一下，莫雷诺同志在这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250页的著作中，一次也没有提到第四国际前两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也未提到我们刚刚引用的基本理论著作……除了间接批评它们，甚至有时公开攻击它们。因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决议中关于纲领的规定，与这些文件完全一致，99%的内容都能在其中找到。与这些纲领性文件、为特定情况撰写的作品相比，莫雷诺同志更喜欢临时性的辩论文章或小册子，这些文本绝对无法取代革命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表述。
让我们〔考虑〕最醒目的例子。《过渡纲领》——必须承认，它比托洛茨基同志偶尔与这个或那个战士或修正主义思想家的论战具有更大的纲领性和更重要的价值——清楚地指出：
莫雷诺同志修正了《过渡纲领》，他赋予“苏维埃政党的自由”一语以“支持革命党的自由”的含义。（第176页，也参见第123页的相同论点。）因为如果是这样，第二句将失去其大部分内容。工人（更不用说农民）将不再可以自由选举他们选择的苏维埃代表。他们将不再有权选举社会民主党、斯大林主义者、欧洲共产主义者、庇隆主义者、印度的国民大会党、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更不用说无政府主义者和许多其他类型的代表了，如果这些党派的代表没有改变他们对革命的基本思想态度的话。
当莫雷诺同志声称将由大多数苏维埃代表来决定是否使这个或那个政党合法化时，他会躲在预先建立的防线背后寻求庇护。（第154、156页。）我们认为这是对《过渡纲领》文本的毫无根据的解释。《过渡纲领》并没有说工人和农民将通过多数票来决定哪些政党将合法化。《过渡纲领》清晰而尖锐地表明，工农将通过自由投票，通过选举属于这个或那个党的这个或那个代表的行为来表明（show）（英文版为“will indicate” 〔英译按：indicate比show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这更清晰！〕，哪些政党是苏维埃政党。
但即使我们接受莫雷诺同志对《过渡纲领》文本的毫无根据的重新诠释，这种诠释仍然会与莫雷诺的观点背道而驰。因为，如果不幸的是大多数工人投票赞成将所有这些“意识形态上反革命的”政党合法化，莫雷诺同志作为新布尔什维克教会的教皇，在不难想象的世俗力量的支持下，会愤怒地斥责他们：“以我无限的智慧，我莫雷诺禁止你们将反革命政党合法化的决定。如果你们不听从于我，我就给你们洗礼为反革命，宣布你们的苏维埃为反革命，解散苏维埃，必要时镇压你们”，当然，仍要依靠世俗武装。
换言之，这场争论的真正主题不是索摩查、皮诺切特和伊朗国王是否应享有自由的怪诞问题，也不是大资产阶级和富农的思想和政治自由这一相当边缘的问题。（在征用和解除他们的武装之后，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之后。）不，论战的实际主题是要严格限制工人民主、苏维埃民主、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这是由莫雷诺同志的“制度”所暗示的。
让我们擦亮眼睛。正如托洛茨基同志多次解释的那样，除非有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今天仍在追随传统的领导层（改良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欧洲共产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至少在我们上面列举的决定性问题上，在政治上被争取到革命党手中，否则很难想象英国、德国、法国、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或印度的无产阶级专政会取得胜利。
但是，首先，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会在所有问题上同传统领导人决裂，尤其是当这个领导层在特定民族的无产阶级历史上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且其党派主导该民族的无产阶级近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之久时。其次，多数人采取革命立场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大量少数人不会继续持有更落后的立场。
我们一再说过：有一种绝对空想的假设，即假设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立即发生——更不用说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当不再有武装暴动的直接威胁时）——二千五百万英国无产者中将不再有一万名斯大林主义工人；意大利将不再有一万名欧洲共产主义工人；巴西将不再有一万名劳工党工人；墨西哥将不再有一万名革命制度党工人；印度将不再有一万名国大党工人，等等。实际上，在提到的大多数国家，我们应该将这些数字增加十倍、一百倍，甚至更多。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否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重要部分而言，要严格限制成百上千万工人的民主自由。问题是莫雷诺同志倡导的具体权力形式（政府、强制、暴力）不是反对阶级敌人，而是反对自己阶级相当大一部分人（他们应该是少数，更不用说如果他们应该成为多数）。
问题是列宁是否大错特错，马克思是否大错特错，当他们修正了莫雷诺同志的学说，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非常强大的强制机构时，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将是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像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页。）
代替列宁和马克思的这种“修正主义”学说认为，我们现在必须要确立一个纲领性原则，为实现占人口55%的人反对占人口45%的人，无产阶级专政将需要一个强大的强制机构，在工业化国家或者条件更好的国家，少数“觉悟的无产者”（根据定义，是那些，而且只有那些在所有事情上都同意莫雷诺同志的人）反对大多数人口，包括大多数劳动人民吗？
莫雷诺同志试图通过在“选举代表（比方说，社会民主党人）的权利”和这些代表将自己组织为政党的权利之间做出微妙的区分来摆脱这个困难。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将自己更加紧密地缠绕在自己矛盾的网络中。他被迫承认“准绝对”的新闻自由——这是莫雷诺同志本人受“西方无产阶级民主偏见的压力”影响的罕见例子之一——利于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应保持的这种准绝对的新闻和舆论自由，有助于澄清不同舆论的力量，并确保专政客观了解存在的问题，但它以产业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绝对垄断政治权力为条件。这意味着新闻自由，尤其是艺术和科学自由，并不自动意味着所有反革命政党的组织和活动自由。（第85—86页。）
我们将撇开“次要”问题，例如不会去确定过渡时期的新闻自由是否可以“高于一切艺术和科学的自由”（莫雷诺同志似乎忘记了饮食先于哲学，以及对广大群众来说，经济和社会问题——更不用说政治问题了——要比艺术和科学问题更重要）。我们也不会为“所有”反革命政党的荒谬公式而烦恼（没有人会鼓吹为法西斯主义者提供自由；而缺乏无产阶级传统根源的“反革命政党”很可能不会选举任何人参加苏维埃。因此，我们不会以这些术语来提出他们的结社自由问题）。
但是莫雷诺同志似乎没有意识到，“准绝对”的新闻和舆论自由（公式是他自己创造的）意味着为了这个或那个组织的自由，为了苏维埃代表有意愿的话能将自己组织成为政治派别的自由，为了向工人揭露苏维埃代表大会中的多数派阻止这个或那个派别的代表将自己组织成为政党的自由，而通过传单、报纸和小册子进行宣传的特别自由。
莫雷诺同志要么准备好接受这一点——否则他所有关于限制苏维埃内合法政党的“强硬”和“有原则”的言论都是空谈，因为绝对可以肯定，无产阶级中大部分人将使用他们的新闻和他们的舆论自由，以争取其党派的合法化；要么认为，这种合法化对无产阶级专政而言是灾难（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原因），以至于他将不得不严格限制新闻和舆论自由，普及预先审查制度，并禁止成百上千万无产者使用印刷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由于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会将他们“客观上反革命的无礼行为”发展到对莫雷诺同志及其法令中的禁令“不屑一顾”的地步，并发表和传播他们对这些禁令的看法（我们提前警告，这将令莫雷诺同志非常难受），莫雷诺将再次需要著名的“世俗武器”——一个庞大的警察机构——强行限制无产阶级的自由。
在此情况下，“准绝对的新闻和舆论自由”还剩下什么？工人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喜欢的人进入苏维埃这点还剩什么？在自由选举的苏维埃中，无产阶级中大多数人的权力还剩下什么？莫雷诺同志以这种典型的家长式作风（我们尽量不用更严厉的术语）结束他的书，绝非偶然：
托洛茨基主义的（原文如此）革命专政……将赋予（原文如此）科学家和艺术家以如同革命者的自由一样的广泛自由。（第253页。）
这种自由集中于艺术家、科学家和革命者，但没有集中于无产阶级，至少没有集中于其中广大的多数人。这就是我们得到的信息。
莫雷诺同志的最后一条退路在于说：好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将出现新的苏维埃政党——作为最后的手段，就是这样。莫雷诺会说，但托洛茨基从未说过这意味着将革命前存在的政党合法化，有些党派的反革命性质已在事实上得以证明，例如社会民主党、斯大林主义者等……莫雷诺的意思是要取缔他们。（第123页。）统一书记处的决议“回避”了这个问题。（第15页。）莫雷诺同志又错了。托洛茨基在这件事上明确表态：
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将根据公民集团的真正数量把印刷的技术资料分给它们。在这种情况下，胡根伯格先生将不得不受到某些限制，像其他所有报业垄断资本家一样。但只好如此。社会民主党得到受它支配的与其支持者人数相符的印刷资料。（托洛茨基：《与一位社会民主党工人关于统一战线的谈话》，施用勤译：《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第229—230页。原注：Trotsky,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
The United Front for Defense: A Letter to a Social-Democratic Worker(February 23, 1933), Pathfinder, 1971, p.368. – The sentences in brackets ar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manuscript of this document, with the reference: Leo Trotski,
Schriften über Deutschland, Band II, EVA, 1971, p.471 –
Translator’s note)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显然，这些都不适用于内战局势，而是适用于无产阶级专政已巩固的情况。当你遭遇枪杀时，你不会允许凶手为罪行辩护。据我们所知，在巴塞罗那，1936年7月之后，即使最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也不支持给予长枪党新闻自由。
但我们的辩论恰恰不是关于这些需要特殊措施的特殊情况（这个词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出现了几十次）。真正的问题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即长达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否被这些“特殊情况”所支配，是否存在明确的“内战条件”，今天在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东德，这些条件并没有存在数十年，因此，限制新闻自由的理由不是“内战”的必要性，而是官僚极权独裁。在这个问题上，莫雷诺同志公然修正了托洛茨基的立场，更不用说马克思和列宁的立场了。
理论与思想体系的辩证法不可调和。说A的人几乎不可抗拒地被迫说B（革命组织内部民主讨论的功能之一，是使这种强迫不那么不可抗拒，试图及时制止这种强迫。这种尝试能否成功，将由随后的演变来证明。）因此，莫雷诺同志不得不在他对我们关于苏维埃民主的纲领的初步修正中加上对我们关于工人国家的特殊性质，即关于苏维埃本身的纲领的初步修正！
从《法兰西内战》到《过渡纲领》，通过《国家与革命》以及共产国际成立大会的文件，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仅仅通过任何现有机构来实施。它只能通过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很大程度继承于半封建的专制主义），代之以一种新型国家，即以群众自我组织为基础的苏维埃国家，其特点是：所有公职由选举产生；候选人有权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将民选官员的工资降低到〔熟练〕工人的平均水平；民选官员定期轮换；立法和行政职能日益合并（今天，在经历无产阶级革命六十年之后，我们将增加三个附加条件：大幅减少工作日；彻底消除任何文化垄断和信息集中控制；有义务参加基于进行生产活动的绝大多数工人授权的所有权力机关）。
整个苏维埃理论——这就是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绝不是“规定性的”、随意的，或者仅仅是对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大概党不太成功）经验的临时概括。它有根深蒂固的基础，这与无产阶级的本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即无阶级社会的建设有关。我们不能在这里重复该理论的所有方面，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已经一再解释过这个理论。尽管如此，这个理论的结论非常明确。由于其社会性质，无产阶级只能通过苏维埃式的机构行使权力。在历史上，除了工人自己行使权力并为此目的组织起来外，没有别的工具可以完成从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即消灭阶级，这意味着使社会不再分裂为一个从事生产的阶级和另一个垄断了社会剩余产品管理权的阶级或社会阶层〔种姓〕）。
即使由于国家的落后、内战或外国干涉，工人的自我组织困难重重，但这仍然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力求最大限度实现的直接目标。列宁在1918年内战期间就这个主题写道：
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
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愈多样化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广泛的经验来检验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
每个劳动者做完8小时“分内的”生产劳动之后，还要
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过渡到这一点特别困难，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苏联〕列宁：《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二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4页。原注：V.I. Lenin,
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Selected Works in Three Volumes, Volume 2,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 p.674）
此外，莫雷诺同志认为很应该用一整章（第五章）来攻击我们所谓的“苏维埃拜物教”。他以托洛茨基在法国支部内部辩论中的两句话为基础，通过全面攻击“巴黎公社的极端民主主义”来“添砖加瓦地”攻击“苏维埃拜物教”。（第140页。）在这些文件中，托洛茨基指出了苏维埃与公社类型的“市政府”之间的区别，即表示要支持集中的苏维埃式工人政权（这与托洛茨基关于“苏维埃拜物教”的保留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将突发事件与纲领性文件对立起来并不算负责之举。列宁领导下的第三国际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第四国际的所有纲领性文本，都把苏维埃，而且只是苏维埃，作为未来工人国家的权力机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引用《过渡纲领》中非常明确的内容：
那末，就算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内，怎样使种种不同斗争的要求和形式协调一致呢？历史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经过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将把一切斗争团体的代表联合起来。现在还没有人提出另一个不同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个目的；而且要想出一个更好的来也委实不可能。……无产阶级的一切政治流派都可以在最广大的民主基础上争夺苏维埃的领导权。因此，苏维埃的口号便是过渡要求的纲领中最高的一项。
苏维埃只有当群众运动进入一个公开革命阶段的时候才能生长。苏维埃宛如一支轴心，在它的周围联合着千百万劳苦大众，从事于反剥削者的斗争，这些苏维埃自从出现的头一刻钟起，便成为地方政府的，以后又成为中央政府的竞争者和敌对者。假如工厂委员会在工厂里造成一个两重政权，那末苏维埃便在一个国家内开始一个两重政权的时期。
两重政权是过渡时期底最高点。两种政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政制——是不可调和地互相反对的。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的命运全靠这个冲突的结局如何。假如革命失败，资产阶级底法西斯独裁就要跟着来临。假如胜利的话，那末苏维埃政权，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性的社会改造就要发生。（重点是我们划的。）
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纲领起码在苏维埃问题上与统一书记处决议一样“拜物教”！
莫雷诺同志兴奋地引用托洛茨基反对“苏维埃组织拜物教”的几句论战的真正内容是什么？上下文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只是在同那些专注于名称而非内容的人的论战。苏维埃不是要被称为苏维埃才能当作苏维埃。它可以被称为“工厂委员会”、“民兵委员会”、“联合战线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是的，确实如此！），甚至可以称为“工会委员会”或“行动委员会”。但内容必须一致：群众自我组织；选举和罢免代表的权利；地方、区域和全国范围内的集中化；团结全体无产阶级的能力，等等……当然，人们可以从不完全符合这些标准的组织形式开始，并尝试走得更远。但如果不能走得更远，要么会留下从一开始就官僚化的“苏维埃”，要么是注定会迅速消失的假冒苏维埃。
这就是托洛茨基的学说，他在针对德国革命、英国总罢工、中国革命、法西斯主义崛起时期、1934—1937年法国革命前危机时期、西班牙革命时期的评论以及在他对社会主义美国的预见中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学说。与这种完美无瑕的连续性相比，偶尔反对组织拜物教的争论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这种连续性还导致中派主义者指责他希望“输出苏维埃模式并使之遍布全球”。在托洛茨基的作品中，没有一处攻击“苏维埃式的组织拜物教”，这与起义前或起义时的形势无关，而与稳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构的组织问题相关。
但这根本不是莫雷诺同志的立场。他最初对苏维埃问题的纲领性修改，始于“组织拜物教”的风车，又远远超越了它。他写道：
我们的意思是，第四国际应该努力发现这种类型的组织，例如1952年玻利维亚工人中心（COB）的武装民兵、1971年的人民大会和1956—1957年的庇隆主义工会，或可能在西班牙建成的工人委员会（CCOO）。如果由于统一书记处的苏维埃拜物教，导致第四国际因每个国家的传统和群众性机会主义政党的破坏性影响，不是立足于阶级斗争现实赋予我们的这些组织，而是寻求用虚幻的苏维埃来代替它们，那将是一种犯罪。在许多国家，苏维埃式的机构很可能只有在革命党夺取政权之后才会发展起来，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这些苏维埃式的机构将受制于夺取政权后革命进程的潮起潮落。（第163页。）
所有这一切都围绕一个明确的结论：
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十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将不再是苏维埃组织的同义词，而是托洛茨基主义或接近托洛茨基主义的党的革命专政。（同上——重点是我们划的。）
这段引文是莫雷诺同志关于——与整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纲领相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的最佳例证！
再一次，我们关心的不是文字，而是实质、内容。如果重点是说可以以玻利维亚工人中心（COB）工人民兵为出发点，将其转变为真正的苏维埃（甚至以另一个名称），那么没人能在这种断言中找出错误。但是，莫雷诺同志提到的组织名单异常多样，证明这场争论涉及的不是形式（或名称），而是内容。在统一书记处关于伊朗革命的讨论中，让我们震惊的是，当时布尔什维克派（Bolshevik Faction）的一位非常大胆的代表将……霍梅尼的委员会添进了莫雷诺同志给出的名单。
没人会认真地以为，1971年的玻利维亚人民大会或1956—1957年的庇隆主义工会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机构，或者会迅速成为这样的机构（更不用说西班牙的工人委员会（CCOO））了）。玻利维亚人民大会甚至并非选举产生；它是由与资产阶级军队合作的官僚任命和完全操控的。据我们所知，1956—1957年的庇隆主义官僚机构也没有改变其性质，以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并与资产阶级断绝关系。
莫雷诺同志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以及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是错误的。莫雷诺说：不，革命党通过动员群众来夺取政权，而这不一定要让群众为了行使权力而民主地自我组织起来；为了实现这种动员，革命党依赖于它所能掌握的任何事物：工会、大会（或多或少自上而下任命的）、自上面而下任命的委员会，甚至是由神职人员操控的阶级合作主义组织。重要的是对群众的操控，而不是群众的自我组织：这是莫雷诺同志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具有确切的社会性质和起源。所有托洛茨基主义者都会不难认出它。
难怪莫雷诺同志将他对苏维埃组织的怀疑态度与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机构的极端机会主义态度结合起来。他冷静地预见——当然，在某些条件下——“将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结合起来”是完全可能的（第94页），尤其是在“为反对法西斯主义或反动政变威胁而斗争”的条件下。这是个完美的配方，可以让未来的革命像1918年和1920年在德国、1936年在西班牙和1973年在智利一样失败，当时中派主义在相同的情况下使用相同的论点反对“极左派”，因为“极左派”说无产阶级如果不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并代之以苏维埃的集中权力，即他们正在建立的委员会，就无法夺取政权。
谁说B，就一定在说C。莫雷诺同志甚至不再隐瞒他的修正主义，《国家与革命》是一本被当作垃圾扔掉的书。归根结底，这是一部“曼德尔式”的作品，充满了“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它必须替换为：
……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之后所写的作品，其理论（原文如此）必须考虑到当时现实强加的变化。统一书记处没有考虑十月革命在多大程度上丰富了（原文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革命理论。（第107页，第223页有类似段落。）
更尖锐的是：
本世纪所有（原文如此）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都是一党的革命和专政，从来不是工会、苏维埃、工厂委员会或农民委员会的革命和专政。也就是说，他们从来不是所有工人和所有劳动者的专政，而是像铁一样组织起来的少数人的专政，他们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或多少是多数人的积极的中立。（第113页。）
在这里，修正主义毫不掩饰地爆发出来。马克思、列宁、第四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过渡纲领》——虽然写于1938年——所声称的一切，但据说没有考虑到“十月革命的教训”——都是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胡说八道。“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现在已经由真正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列宁”莫雷诺同志提出。
然而，与统一书记处所谓的“惯例”理论相比，莫雷诺同志的概括远非“现实”，远非“具体”和“辩证”，而是完完全全的虚假，因为它至少包含四个严重错误。
首先，它歪曲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十月革命确实在一段时期内最终实现了由代表俄国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民主选举的苏维埃实行的专政统治。
其次，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短暂的过渡之后，俄国一党行使权力让位于政治反革命，即“热月”，托洛茨基最终将热月的胜利时间确定在1923—1924年。
此外，它倾向于概括（因此呈现为不可避免的）由官僚机构行使权力的事实，即基于从政治上剥夺无产阶级。因为，除古巴革命外，莫雷诺同志提到的“本世纪所有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由特权官僚领导的，他们企图让无产阶级无法行使政治权力，无法自我组织起来。莫雷诺同志应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一般规律”将来是否仍然有效？未来的革命也会由高度官僚化的党领导吗？如果是，第四国际的领导作用会变成什么？如果不是，又如何能从铁托、毛泽东和胡志明那里，得出关于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苏维埃式组织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结论？
最后，莫雷诺同志忘记了，他提到的所有这些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发生在落后国家，无产阶级代表了人口中的少数（有时是极少数），文化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低下。
我们能否将从这些特殊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扩展到城市无产阶级已占人口多数（如果不是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国家（绝不限于资本主义欧洲，但包括北美、澳大利亚、日本、拉丁美洲的半工业化国家和亚洲的几个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当然不是。这里所涉及的丝毫不是在充实马克思主义，而是误导式概括马克思主义以使之贫乏。这不仅仅是“修正主义的”统一书记处的观点。这也是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不应该认为好像〔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与我们被迫在俄国采用的红色恐怖方法联系在一起。我们是先驱。罪行累累的有产阶级不相信新制度能维持下去。欧洲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支持俄国的反革命。在这些条件下要坚持下来，只能凭借最大限制地调动力量，无情地镇压阶级敌人。
德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会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德国资产阶级失去政权后，没有夺回它的任何希望。苏维埃德国与苏维埃俄国的联盟不是使两国的力量增加一倍，而是十倍。
在欧洲其他地方，资产阶级陷入声誉扫地的困境，它未必能够调动自己的军队进攻无产阶级的德国。诚然，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为此只要有法西斯主义就足够了。但由政权武装的德国无产阶级，身后又有苏联，很快就会瓦解法西斯主义，把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与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相比，德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具有更加温和〔和文明〕的形式。（托洛斯基：《与一位社会民主党工人关于统一战线的谈话》，施用勤译：《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227页。重点为引者所加。原注：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
The United Front for Defense: A Letter to a Social-Democratic Worker〔February 23, 1933〕, Pathfinder, 1971, p.365）
但是你们〔的共产主义〕革命所付出的全部代价，同我们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作比较，总的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这种微不足道的份量如果不是绝对的，但至少在百分比上是如此。你感到惊奇吗？我的朋友啊，）毕竟内战并非垄断了全国百分之九十财富、但只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上层分子打起来的；（他们的人数是远远不够的，此外这些上层分子热衷于他们的舒适生活。）反革命分子只能从中下层群众中招募他们的军队，但是你们美国的农民和城市中的小业主也定将拥护革命的，只要革命能向他们展示一条解决他们困境的出路。……
你几乎很难设想，上述这些阶级或阶层会对革命采取政治对抗，因为这些不幸的人们在革命中不会失去什么。当然，这首先是要假设（新政权）〔革命领导人〕将对他们采取明智的、富有远见的（经济）政策。
〔同样的方法将用于将小企业和工业吸引到国家工业组织中。〕（政府、地方）苏维埃（和合作社）定能保证他们的得到可靠的订货份额，保证他们所需要的信贷和原材料，使他们逐渐地、丝毫不带强迫性地被吸收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上来。
〔没有强迫！〕在你们美国，完全有可能充分应用教育方法去影响中产阶级，你们的中产阶级的苏维埃定将证明要远远超过我们落后国家的苏维埃所能达到的程度，因为我们落后国家的苏维埃是以半贫穷化和文盲农民占绝大多数的。
当你们第一个美国苏维埃成立（一周年）〔几周或几个月〕时，（你们的这个半球已经改变成为北美、中美和南美的苏维埃合众国了。）〔泛美主义将成为政治现实。〕”
中南美的政府就好像磁石吸铁一样地被吸收到你们的苏维埃联盟中来了。加拿大也将如此。这些国家里的群众运动是无法抗拒的，他们是在短期内，而且化不了多大牺牲代价，便可完成这一伟大的统一事业。
（托洛茨基著，周仁生译：《
在美国建立苏维埃制如何？》，重点为引者所划。原注：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4–1935,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1, p74）
正当笔者写下本文的时候，西班牙内战还没有结束。全世界工人都在焦急地等待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捷报。……
从单纯的军事观点来看，西班牙革命要比它的敌人弱小得多。它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唤起广大群众投入行动。
它甚至可以把士兵从反动军官那边争取过来。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认真地、勇敢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
必须立即宣布没收资本家的土地、工厂和商店，转交给人民。在工人已经掌权的省份，要立即落实这个纲领。
在这样一个纲领的影响下，法西斯军队顶不住二十四小时；士兵们会把自己的军官绑起来，扭送最近的工人民兵指挥部。（托洛茨基：《西班牙的教训》，龚义哲译：《
论西班牙革命》， 重点为引者所加。原注：
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1–39) The Lessons of Spain, July 30, 1936,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3, pp.234–35 – our emphasis）
我们看到，莫雷诺同志从俄国、南斯拉夫、中国和越南内战的经验中得出的“概括”，忽略了这些内战的特殊条件：这些国家很落后、无产阶级极端弱小，以及除俄国外，无产阶级阵营领导人的官僚主义和政治机会主义性质。
然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只有少数几个大国的无产阶级在活跃人口中占相对少数：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也许还有埃及。在所有其他大国——包括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是活跃人口中相当大规模的少数群体（至少是1917年俄国的两倍多），在帝国主义国家，活跃人口的多数，或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要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在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下，内战必须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内再度发生（原文如此——参见莫雷诺同志的书，第52—53页），且这种战争要意味着各种镇压和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限制，就是要彻底修改马克思、列宁，特别是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教导。
让我们补充一下，在1936年7月，在西班牙党派极端多元化、新闻和媒体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以及资产阶级大党加泰罗尼亚左翼党参加民兵委员会（即在新兴的苏维埃中）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赢得了伟大胜利。民兵委员会和工厂的权力掌握在工人手中，而不是任何一个党手中。这些成就最终失败，当然不是因为党派多元化和许多大众权威和权力的存在（斯大林主义理论表示这才是原因！），而是因为工人领导层的反革命政策。
可以肯定，需要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党来集中工人权力并迅速粉碎反革命。但是，在1936年西班牙的具体情况下，一个名副其实的党，远不会像1936年那样限制民兵委员会中的民主，也不会限制与1936年相关的直接民主，而是会大大扩展这种民主。这个党会避免“禁止”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和西班牙共产党（CP）（正如托洛茨基一再解释的那样，如果革命领导层遵循正确的政策，这些党的力量将衰减成微不足道的少数），更不用说去禁止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CNT-FAI）或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了。西班牙革命的具体经验与莫雷诺同志的修正主义图式背道而驰。
三、对官僚主义的严重理论让步
莫雷诺同志的书中充斥着对官僚主义的理论让步，这些让步与初步的纲领性修正相结合，为布尔什维克派反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面斗争制定了一条特别令人不安的路线。
这在词汇表中表现得很明显。除了少数例外，莫雷诺同志混淆了工人国家和官僚化工人国家，即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直接意义上掌握权力的国家，以及特权官僚阶层剥夺了无产阶级这种权力（或者无产阶级从来没有行使过这种权力）的国家，好像这种区别只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一个绝对次要的方面。
甚至当他讨论某些工人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程度不足时，他的措辞对于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说确实令人震惊。对以下段落还有什么可说的：
中国工人革命虽然由官僚领导，但意味着“无产阶级民主”的巨大扩展，不仅相比蒋介石政权是这样，而且相比野蛮剥削受压迫民族和殖民地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也是如此。无产阶级在工会中组织起来，农民在公社中组织起来，这些组织都是合法的，并包括成百上千万工人……就纸张供应、印刷机、收音机和会议厅等而言也是如此。以前这些设施掌握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手中；现在它们掌握在工人阶级（原文如此）和农民手中，即使是由官僚所控制（原文如此）。（第73页）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次明确包括斯大林主义的极权独裁）：
托洛茨基主义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教育全世界工人阶级承认现有的无产阶级专政，证明它们比任何帝国主义民主更民主（原文如此），承认不可避免（原文如此，再次）会爆发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反对工人国家的反革命战争，以及之后会发生保卫工人国家的战争。（第197页。）
这一点可以直接从任何一本为斯大林主义或毛主义辩护的小册子中拿出来：通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特别是印刷机和广播电视台的国有化，“无产阶级民主”毋论如何都经历着巨大的扩张，真正的无产阶级（或其中绝大多数人）可以真正接触到印刷机等等……说这些话实际上等于否认官僚极权独裁和对苏联与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剥夺。要求第四国际向世界无产阶级重复这样的谎言，就意味着把第四国际变成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宣传机构，抹去五十年来反对官僚独裁的无情斗争。
将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中不存在的“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限制和腐朽进行比较，不过是在模仿斯大林主义宣传的一种经典诡辩。我们非常熟悉，资本主义剥削、帝国主义超级剥削和私有制下的民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形式性（虽然不是完全是形式性）民主自由。但工人阶级的无情斗争是从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民主胚胎”中榨取出来的。这些胚胎的名称有：强大的无产阶级工会，拥有自己的总部、印刷厂和报纸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组织。这些自由和收益远非“形式”，而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成千上万工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从无产阶级的这些成果和自由的角度来看，今天的苏联是倒退而非进步。
我们举两个例子：一是工会组织。莫雷诺同志似乎没有意识到，在文革期间和之后几年的十多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没有任何工会了。只是最近几年才重组了工会。他似乎不知道，在文革高峰期，“公社剩馀劳动力”在上海发起了大规模示威，抗议当局以远低于官方现行标准的饥饿工资把他们“出租”给工厂。此外，示威遭到严厉镇压。（中译按：此处的“公社剩馀劳动力”指当时的临时工，当局以“反经济主义妖风”为名镇压了临时工的反抗。）他似乎没有意识到，最近在波兰，仅仅参与罢工这一事实就自动意味着被开除出工会和解雇，甚至无权获得任何失业补偿。他似乎不知道，几十年来苏联工会满足于建立普遍的计件工资制，盲目服从经理的命令，推行不顾工人健康和安全，甚至违反了官方现存法律的“生产战斗”。此后情况略有好转，但工会的作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莫雷诺同志有没有勇气说，从工会的权利和力量来看，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产阶级民主”会比无产阶级拥有强大的独立于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的工会组织的国家“先进得多”吗？
接下来，以新闻界为例。托洛茨基同志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写道：
这新宪法固然“保证”公民在言论、出版、集会及游行上之所谓“自由”，但这类保证，其形式不是沉重的口罩便是手足的镣铐。出版自由便是野蛮的预先检查制度之继续，其锁链操纵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手里，这些书记并没有人选举他们。（托洛茨基著，何伟旧译，向青、林广厦校订：
《被背叛的革命》 原注：New York: Merit, 1965, p.262）
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无产阶级敏锐地意识到极权官僚对他们的政治剥夺——不要误会，“政治剥夺”意味着丧失政治权利和权力。他们反对这种剥夺，正准备通过政治革命来纠正这种情况。莫雷诺同志想把第四国际变成一个向官僚独裁道歉的宣传机器，不仅是将其与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无产阶级隔离开来。如果他成功了——幸运的是，这不太可能——他最终将导致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无产阶级和为政治革命而斗争的无产阶级之间产生深深的裂痕。相反，第四国际的立场有助于维护和加强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加强世界工人斗争的团结，最终只应由各国民主选举产生的苏维埃行使权力。
为支持在实践中加强反对本国（这些国家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工人和农民的镇压机器，即维护和加强官僚独裁，斯大林和苏联官僚提出了两个基本理论：一是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永久战争威胁的理论；二是随着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建设的推进，“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成为重大威胁）的理论。
现在，莫雷诺同志公然向这些理论让步……同时将它们归咎于托洛茨基！在他看来，不仅在每一次革命胜利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干涉的反革命战争无可避免，而且还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胜利的革命在国际上扩展，随着工人人数的增加，这种战争的危险也会增加。
显然，我们严重低估了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所能提供的团结和国际扩展的可能性，同时严重高估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本国人口的控制程度。莫雷诺同志似乎没有从美国的反战运动中学到任何东西，也没有从它所带来的政治成果中学到任何东西。他不理解，在工业化国家，领导工人国家的真正国际主义的革命领导人对世界无产阶级具有强大吸引力。从根本上讲，他怀疑世界革命。
然而，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则明确相反：
假如西班牙革命能获胜，就会给法国乃至全欧洲的革命运动注入巨大的推力，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一旦胜利，帝国主义战争就会失去意义，也根本打不起来，还没爆发就会阻止。（托洛茨基：《答西碧尔·文森特》，龚义哲译：《
论西班牙革命》 ，原注：从本文件的法文手稿翻译成英文，参考：Trotsky,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Editions de Minuit 1975, p. 338）
经预见可以确立以下规律：打破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越多，其他国家统治阶级的抵抗就越弱，社会主义革命就越不尖锐，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形式就越少，持续时间越短……
如果社会主义不仅未带来法律的不可侵犯性，而且也未充分保障人类人格的一切利益，它就没有价值。人类不会容忍克里姆林宫模式的极权主义恶政。”（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9–40,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3, pp. 155–56）
确实，只要大国中还存在帝国主义，它就永远不会承认工人国家的存在。帝国主义总会努力破坏工人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它将组织反革命的政治颠覆活动。它将继续武装自己，试图通过军事侵略以重新引入资本主义统治。但是，一个没落中的社会阶级的这些历史目标与其在实践中可以实现的目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例如，由全世界的力量关系、世界革命（和反革命）的趋势，帝国主义国家自身的国内局势所决定。莫雷诺同志对此一言不发。他把一切都归结为帝国主义对工人国家带来的永久军事威胁。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修正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托洛茨基主义本来认为，如果世界无产阶级没有遭遇重大失败，世界核战争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极不可能爆发的。
他在经济方面解决问题的方法更糟糕，会产生以下错误：
反革命危险不是来自复辟主义情绪，而是来自帝国主义对世界经济的统治（？）……我们应该深切担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些情况下，由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广泛的右翼资产阶级趋势所代表的严重危险。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原文如此）过程，是不断增长的矛盾，甚至是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国界能否存在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优势，而迄今为止工人国家相对落后的问题。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会产生强烈的资本主义趋势。（第63—63页。）
托洛茨基确定了如下规律：经济越发展，复辟主义的危险越大；帝国主义将试图通过贸易、投资和黑市将工人国家带回资本主义轨道。卡特计划正在实施。（第65页。）
托洛茨基解释道，20世纪20年代萧条的苏联如果保持孤立，反而可能因生产力的发展而恰好导向资本主义。他解释道：与印度或其他落后国家相比，英国与世界市场的相互依存度更高。但托洛茨基从未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可能只通过贸易进行“冷”复辟。（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国家不去反对复辟，如果它不是首先被以恢复资本主义为目的的社会反革命推翻，那么“工人国家，尽管堕落了”的公式又是何意？）托洛茨基更未提出如此荒谬的理论：经济越发展（无论这种发展到什么水平），复辟的危险就越大。
1926年，苏联仅占世界产量的5%。在1940年，它已经占到了15%。1941年复辟主义的危险是否比1926年更大？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斯大林主义独裁政权劣迹斑斑，但强大得多的苏联工业能够使用超出他们产能的更多的坦克、大炮和飞机来反抗纳粹。而且，托洛茨基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因此——由于苏联无产阶级在了解法西斯主义的野蛮本性后进行了激烈而英勇的抵抗，以及国际革命的兴起（尽管是有限的和畸形的）——苏联能够赢得而不是输掉反对纳粹帝国主义的战争。
今天，所有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已经占世界工业生产的35%以上。可以认真地说，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比1919年、1927年、1932年甚至1941年更大吗？力量关系演变的大方向是什么？帝国主义比1941年强还是弱？比1956年强还是弱？帝国主义势力关系的急剧恶化是否会增加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但我们的整个决议并不关心“稳定”的局势。它涉及未来几年将无产阶级革命扩大到主要国家的可能性。我们早先读过托洛茨基于1933年关于当时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及在当时虚弱的苏联）后果的论述。莫雷诺同志会认真地争辩说，无产阶级革命在法国、意大利、巴西，甚至整个资本主义欧洲的胜利，“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苏联复辟主义的危险”？事实上，某个重要国家的每一次革命的新胜利，都将把我们带到资本主义经济占世界工业生产的50%以下的临界点，甚至在劳动生产率和在世界市场上销售的关键数量的商品方面也不甘示弱。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如何保持其“统治地位”？
莫雷诺同志对世界革命的怀疑与他对政治革命、对官僚化工人国家无产阶级的怀疑相对应，这恰好补充了他对苏维埃的怀疑。莫雷诺同志成功地写了249页以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主题的书，而没有为政治革命写过几行字。在他看到“卡特计划”的巨大成功的地方，我们看到了政治革命的巨大可能性，只要苏联无产阶级能克服其去政治化。但正是为此，根据我们的“纲领性规范”建立一个或多个“无产阶级专政”将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联系显然从我们伟大的辩证法家那里逃掉了。
在此过程中，莫雷诺同志对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作了另一个相当大的意识形态让步，后者一直声称，在“一国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和“不断革命论”的支持者的辩论中，后者想要让苏联的工业、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服从于世界革命的需要。莫雷诺同志现在支持斯大林，他大胆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将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切都必须服从于世界革命的斗争，第二个阶段，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之后，社会主义建设才刚刚开始。
这是对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理论的讽刺性篡改，是再次直接从斯大林主义教科书中提炼出来的东西。莫雷诺同志忘记了，在托洛茨基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他还主张推动苏联经济加速的和有计划的工业化。这只是为了军事目的，还是为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论的是是否需要在一个国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还是是否能在一个国家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工人国家如何在不加强无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情况下保卫自己？如果不通往社会主义，这怎么可能做到呢？在民主和国际两个方面加强无产阶级，和反过来，使之在国内和国际失败，这二者间的辩证法，对莫雷诺同志而言依然是个谜，就像对最天真的官僚主义辩护士而言也是个谜一样。（更愤世嫉俗的人只对别墅和保证独占别墅更感兴趣，而非对思想更感兴趣。）
莫雷诺最严肃的结论——官僚独裁的真正“客观主义”辩护——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在所有工人国家中，必须加强独裁——即强制，无论是否官僚化。按照莫雷诺同志所言，就整个当前历史阶段，包括新国家的胜利革命而言：
可以抵消但不能废除的法律：贯穿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现阶段，在与帝国主义的最后决战中，国界将继续存在，不可避免要加强工人专政和无产阶级国家。（第212页——重点为引者所划。）
莫雷诺同志补充道：
作为（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工人阶级还遭受直接压迫，这是保卫工人国家的代价……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分配准则的存在与基于政治、实用、理性的压迫有关……（第221页。）
莫雷诺不是在为斯大林主义道歉，他不是的。他只是说，即使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官僚的专政”，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也会继续，因为这种压迫有客观的根源……在于有资本主义的包围。托洛茨基=斯大林：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苏联学家”中，这个理论很普遍。如今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盟友来支持他们阵营。
反驳这些谬论真的很难吗？为什么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军事威胁的必要性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压迫？因为无产阶级必须生产过剩才能维持强大的军队吗？但是，即使我们抛开政治考虑——为什么没有必要在1918—1919年压迫无产阶级？为什么工人准备在没有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为保卫革命而牺牲，尽管它比今天弱小得多？——从经济或社会角度来看，这样的论点站不住脚。因为加强“资产阶级分配准则”（原文如此，第63页）、加强不平等，主要不是取决于为军事目的而从当前的生产中扣除什么，而是取决于总生产的范围，取决于可供分配的产品的范围以及分配的方式。今天的苏联（更不用说西欧或巴西或阿根廷等国家的胜利革命）比1927年或1933年富裕十倍，即使有一支非常昂贵的正规军，工人的生活水平也可能与意大利或英国工人相等。不是因为官僚的浪费和特权，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包围，只有通过政治垄断，即官僚主义独裁，才能维持这些特权。苏联工人遭受压迫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99%的直接原因在于此，而不在于“保卫国家的需要”或帝国主义的存在。通过扫除这种压迫，政治革命将增强工人国家抵御帝国主义的能力，而目前产生的财富，将使大幅度增加平等成为可能。持续的压迫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通过诋毁社会主义，通过使工人阶级士气低落和去政治化，反过来又破坏了这种防御。我们的辩证大师忽略了“辩证法”的另一面。
同样的理论是：“随着产量增加，分配不平等不断加剧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第63页。）
这或多或少是为必然发生官僚堕落的“客观主义”辩护——即使对于未来的革命也是如此。因为如果不平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加剧，那么警察的数量和他们的权力——也就是官僚的权力——也会增加。
在这种逻辑背后，只能是斯大林主义关于劳动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的理论，它本身是从资本主义捍卫者那里抄来的，他们想通过永久短缺来证明社会主义（即商业交换门类的逐步消亡）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种无稽之谈早该被抛弃，当手表的年产量从200万只增加到3000万只时（如苏联的情况），就没有“经济逻辑”使手表“不可避免地”分配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平等的加剧绝不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在于官僚阶层的物质利益。当这种“种姓”被政治革命消灭时，平等会向前迈出一大步。
现在更容易理解那些试图合理化束缚苏联无产阶级的锁链的论据链。把资本主义的包围等同于反革命战争的威胁，而未考虑世界革命的兴起。把潜在的内战反过来等同于实际的内战，既不考虑社会力量关系，也不考虑无产阶级专政的稳固。这是在玩花招：在半个世纪，不，在一个世纪里，对无产阶级中的部分人，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中的多数人的强制被认为是一种必然。因为无产阶级太“不发达”，无法抵御其所谓的无所不能的敌人。
莫雷诺同志对苏联无产阶级的怀疑（与20世纪20年代官僚的怀疑相同），没有什么比他描述苏联资本主义可能复辟的情景更能说明问题了。我们曾写过，工人在接管工厂后，不太可能受“反革命宣传”的影响而将工厂还给资本家。“你们认为资本家比他们更愚蠢”，莫雷诺同志回答。“他们不会提出‘把厂子还给老板’的口号！他们会提出‘工厂归工人’的口号，这意味着破坏国有制，意味着工人合作社之间的竞争，这将把我们带回资本主义。”（第62页。中译按：莫雷诺此一论断很准确，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在“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下私有化的。）
我们可能会认为老板比工人更愚蠢，但莫雷诺同志显然是把工人当作傻子。“工厂归工人”这个口号早已耳熟能详。它是由南斯拉夫共产党于1950年提出的。当时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者如莫雷诺今天所说的那样表示，这将导致重建资本主义。三十年的历史掩盖了这种诽谤。
我们一方面严厉批评并将继续批评工人自治与“市场社会主义”的混合，另一方面则批评一党制（即南斯拉夫工人阶级未能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但是，如果相信那些在工厂内经历了权利和权力大幅扩张的工人——南斯拉夫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工人可以解雇经理而非经理可以解雇工人的国家——会推动资本主义的复辟，而不是比起在受压迫更严重的工人国家的工人而言更清醒地反对资本主义，那真是严重低估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智慧！（中译按：后来的历史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和“市场社会主义”带来地域和民族在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使南斯拉夫工人把不平等和不民主都归咎于社会主义。）
正是因为莫雷诺同志从根本上怀疑无产阶级捍卫自己的利益和国家以反对帝国主义的能力，所以他用一整章的篇幅来论述两种无产阶级专政：官僚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第187页），他没有提到前者是无产阶级政治失败的结果，是政治反革命胜利的结果。如果在资本主义包围圈内，无视力量关系，甚至无视世界革命的胜利，认为“客观条件使压迫成为必要”，那么这种政治反革命——即斯大林主义——只是一种变体或“钢需”，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希望保留这种压迫。这真是令人遗憾的“托洛茨基主义”！
四、对无产阶级民主的目标功能认识不足
莫雷诺同志的所有这些修正和严重错误的根源在于一个根本的理论缺陷：没有理解无产阶级民主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功能和客观作用。
矛盾的是，莫雷诺同志将他开始定义为资产阶级民主概念特征的东西——“阶级民主”和“个人民主”之间的区别——转移到无产阶级身上。驱除本能，它就会复仇。实际上，莫雷诺同志是在提出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民主观。
当我们谈到工人阶级的自由时，我们区分两个层次：工人阶级在社会中作为一个整体的层次，以及工人作为他们阶级中的个体的层次。这两个层次不一样；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而且常常相互矛盾。（第68页。）
实际上，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社会自由”和“阶级自由”之间的联系在结构上截然不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及其对个人自由的概念——基于私有财产和竞争（这就是它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急剧下降的原因）。商品买卖双方的平等对资产阶级来说就足够了，因为它或多或少地自动复制了资本主义统治赖以建立的生产和剥削关系——除非在非常大的危机，特别是革命危机之时。除此之外，资产阶级之中的民主应该仲裁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即由竞争引起的冲突），并明确资产阶级反对其敌人（首先是无产阶级，但更早的是反对贵族，并且经常针对外国竞争对手）的“共同利益”。
无产阶级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始于一种原子化和分散的状态，贫困、失业和市场规律强化而非消除了这种状态。为了保护自己，无产阶级必须能够组织起来：单个工人对单个老板毫无意义。但工人阶级的组织从来都不是经济发展的自动结果。这需要有意识的努力。因此，组织自由，工人阶级反对阶级敌人的最基本自由，以工人结社自由为前提；二者不可分离（否则，拥有100%成员的法西斯工会将是阶级斗争的最佳工具）。
在建立团结的道路上——更不用说启发阶级意识——工人阶级不仅要克服贫困、失业和竞争造成的原子化，还必须克服利益、态度、传统的差异——归根结蒂，工人阶级的不同意识水平至少部分由这些差异所决定——工人阶级不同部分之间：熟练和不熟练；具有悠久技术传统的行业（如印刷业）和最近才变得熟练的行业；工会组织领域的先行者和后来者；大量无产阶级聚居区的居民和最近从农村迁来的居民；“本地人”和移民；男人和女人；成人和青少年等等。
因此，我们以为，真正的矛盾不是“工人阶级反对大企业的自由”和“阶级成员的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而是阶级整体利益与某些部分利益之间的矛盾。（这在全世界甚至比在每个国家单独的情况更真实）。而且我们知道，这些不同部分的工人阶级的自由联合是有效争取阶级团结的绝对前提。
如果任何部分，甚至是多数部分，试图对众多部分施加任何胁迫（对个人施加纪律的问题与此无关），唯一的结果是，这些部分将使工人阶级的分裂永久化，使真正的统一无法实现，更何况组织内部的稳定和巩固的统一了。结果是相对于阶级敌人，工人阶级会普遍削弱。无产阶级民主远非从属于“阶级斗争需要”的“奢侈品”，而是在阶级斗争中取得更大成效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从单纯的工人阶级组织团结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从制定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的策略、战略、有效方法和形式的角度来看，情况更是如此。工人阶级没有与生俱来的科学知识。不幸的是，工人阶级不会从莫雷诺同志那里得到科学知识，因为他支持官僚主义的修正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纲领是一个伟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对所有事情都没有现成答案，否则鹦鹉将是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
此外，让成千上万、数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工薪阶层吸收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纲领是一个极其困难和复杂的过程，这不仅是由工人阶级的异质性和塑造了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派系和理念传统的多样性所决定的。
再次，任何通过等级途径、行政决定或强制手段强加“正确路线”的企图，只能导致政治和组织的分裂和碎片化，即在资产阶级面前削弱无产阶级。
工人运动内部出现了特权工人官僚机构，这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官僚机构充当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传送带，在不同程度上让工人乐于维持社会现状，以维护官僚的物质特权。几乎所有的群众组织都由这样的官僚机构领导，官僚化工人国家也是如此。
现在，莫雷诺同志承认这些官僚机构是“腐败和反革命的”。（第184页。）说他们是“腐败的反革命分子”，意味着他们倾向于背叛由其众多成员发起的斗争，更不用说整个无产阶级的斗争了。然而，要挑战这些官僚机构的权力并将其从领导岗位上赶下台，无产阶级民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必须使现有的无产阶级组织——包括现有的工人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军队——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有效工具。正是这种立场完全从莫雷诺同志的论点中消失了。
当前阶级斗争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真实情况，同样适用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适用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经济、国家和所有其他社会领域的管理。若有某种“圣经”，在其中可以找到关于在所有这些不同领域、国际和国内每时每刻需做出选择的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但并不存在这样的“圣经”，恕我直言，莫雷诺同志和他的派别都不会写一本这样的“圣经”。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某个少数——无论是“官僚”还是“革命者”——篡夺了整个无产阶级做出这些选择的权利。我们不会说这是“不道德的”、“太苛刻了”、“不符合我们良好的规范”。我们会说这样是无效的，这样做削弱了无产阶级及其对阶级敌人的专政，增加了强加给无产阶级及其盟友的错误、浪费、代价和无谓的牺牲，这样做会延迟最终胜利的到来，阻碍社会主义建设。又一次，无产阶级民主是进行有效的阶级斗争以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进行有效的社会主义建设斗争的先决条件。
因此，我们完全遵守“史前定义”（莫雷诺，第181—182页），即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无产阶级民主，我们重复一遍，不是因为这样说符合我们的“规范”，而是因为这样才有效。如果莫雷诺同志不同意，他应该证明与之相反，而不是简单根据历史经验来陈述（第211页），这正是当权官僚的经验（除非修正主义到宣布所有工人组织和工人国家的官僚化都无可避免的地步）。当他声称（第107、182页）托洛茨基后来修改了该定义时，他并没有说实话。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十八年后就这个问题写道：
然而更糟糕的是这个观点：“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而放松，并逐步转变为无产阶级民主。”一句话里就犯了两个重大的原则错误。这个观点把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对立起来了。然而就其本质而言，无产阶级专政既可以、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高体现。为了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必须把它的全部力量与能力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无产阶级被民主地组织起来，正是为了消灭它的敌人。按照列宁的说法，专政应该“让每一个厨娘都能学会管理国家”。专政的剑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的：
专政的基础就是无产阶级民主。（托洛茨基：《
再问法国往何处去？》。原注：翻译自本文件的法文手稿，参考文献：L. Trotsky, Encore Une Fois Ou Va la France?, 3/28/1935, in Oeuvres 5, pp. 206-7 – 着重点为引者所加。不同的英文译本，见 Leon Trotsky, Whither France (New York: Merit Publishers, 1968), pp. 109–110])
马克思主义者称这些自由在资本主义下是“形式的”，因为存在着私有制、资产阶级统治以及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这意味着百万富翁比单个工人有十万倍的机会实质行使出版一份报纸的“自由”。（在资本主义下，新闻自由并不完全是形式的，因为那时成千上万工人可以一起购买印刷厂并出版大报纸，只要这种实质自由不被更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制度所剥夺。）
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私有制——包括私人占有印刷厂和会议厅——已被废除。事实上，中国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政治革命和在通往政治革命的道路上获得实质的而非形式的自由，在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等所有重大问题上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远非“形式的”或“普通的”这种自由，是中国工人国家更有效地反对其内外敌人的先决条件。这是巩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
再一次，莫雷诺同志可能相信相反的观点。但接下来他应该证明这一点。他在自己的书中几乎没有这样做。兼之系统地使用诽谤手段来伪造他所反对的立场，这些是他的主要弱点。
我们的论点基于两个例子。莫雷诺同志喜欢提及工会。但是，在罢工破坏者和老板渗透的个别代理人中，工会反对老板的自由与“工会个别成员”的自由之间的本质联系，远未达到莫雷诺同志想要达到的水平。
如果资产负债表是由全球的——而不仅仅是在西欧！——大罢工组成的，我们不难发现，在过去六十年里，有于无组织的“罢工破坏者”或“老板的渗透”而导致失败的一次罢工，就会导致一百次罢工要么失败，要么偏离最初的目标，要么由于工会官僚主义而阻止了潜在的工人阶级战斗力的扩大和充分利用。从历史意义上讲，最糟糕的罢工破坏者是官僚领导人本身。但是，如果没能实现和最细心地捍卫工会内最广泛的民主和工厂中最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就不可能有效地与官僚作斗争。与这项主要任务相比，制止无组织的、个别的或偶尔的罢工破坏者绝对是次要任务。所有有点经验的有组织的工人都很清楚如何在丝毫不限制无产阶级民主的情况下克服这个问题。
我们刚刚见证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访问波兰的巨大而重要的奇观。让我们撇开波兰官僚机构和梵蒂冈之间显然事先达成的协议，以及官僚机构将政治反对派导向天主教渠道而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派渠道的兴趣。让我们也抛开波兰的民族和文化特征，部分——但只是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国家，天主教和神职人员的理念影响比在东欧任何其他国家更持久。
事实依旧是，在波兰推翻资本主义三十年后，用莫雷诺同志的话来说，在“无产阶级官僚专政”建立之后，数百万成千万的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转向天主教会，在动员中，所有人都无法逃避天主教会的政治影响。我们问莫雷诺同志：造成这种可悲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资本主义包围？卡特攻势？我们认为它们占这一现象的比重不会超过10%。我们认为，根本上讲，这是由于官僚独裁在客观和主观上造成的士气低落。
如果官僚机构没有把成为唯一合法半反对派组织的礼物交给神职人员；如果官僚没有系统地取代神职人员来形成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而是强调1939年前波兰的阶级斗争；如果官僚没有禁止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传统党派（其中许多党派从过去到现在仍然强烈反对教权）；如果官僚没有禁止罢工，并允许神职人员作为保护受罚罢工者的唯一合法力量而出现；如果官僚允许民主和热烈的政治生活，包括允许合法的天主教政党；那么官僚将被迫在所有社会问题上采取立场（我们可以肯定，它在堕胎、企业管理和食品价格的制定等方面的立场，在劳动者中会非常不受欢迎），那么我们纵然不是说天主教会的影响会在波兰消失，我们也相信在质量上天主教会的影响会比今天要少。
再一次，莫雷诺同志可能不同意这两种观点。但他必须证明，而不是断然声称这种理论——由于“资本主义的包围”或“阶级敌人的渗透”，不可避免要限制社会主义民主。官僚机构乐于视自己为组织（在资本主义被推翻的地方，视自己为国家）。官僚机构原则上认为，所有批评它、质疑它的管理、要求制止它的专横权力（特别是制止其专断的司法权力）和浪费的人，都在“客观上”为敌人工作，如果他们不是“敌人的代理人”的话。莫雷诺同志赞成这个推理吗？如果不是，那么他所有出于“客观困难”而主张有必要限制社会主义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长篇大论的意义何在？为什么他拒绝直接来自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相一致的观点？
五、争论的政治实质
但是，尽管莫雷诺同志的思想比人们乍看之下更系统地危险和修正主义，但它们的政治功能与其作者所言不同（他是否意识到这一功能并不重要）。
实际上，争论不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和“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者之间进行的，也不是同“半改良主义”的支持者进行的。争论集中于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上。
对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决议的起草者而言，该决议有一个明确的功能：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即在未来几年，在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建立真正的（尽管根据莫雷诺同志的教义是“软性”）苏维埃政权。我们坚信这种可能性，不仅在资本主义欧洲，而且在一些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和一些主要的半工业化半殖民地国家。
我们的整个方法都以这种观点和功能为基础。我们立足于真实的经验，不是落后国家的内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即城市无产阶级“携带”的革命，包括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革命的开端），这些革命实际上发生在过去的六十年里。我们注意到，这些革命中没有一场革命因“硬度”、“政党多元化”或“拒绝暴力”等问题而失败，而是在我们在统一书记处决议中详细讨论的问题上失败了。
如果大多数无产阶级能够接受这些观念，那么下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就会获胜；资产阶级国家将被摧毁；苏维埃政权将获胜。如果这个纲领没有成功——当然是指革命党和革命国际方面——那么革命就会像在德国、西班牙和智利一样被打败。
莫雷诺同志以截然相反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过去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不在于领导层的奸诈政策，不在于在无产阶级内部保持领导权，也不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不够，也不在于不了解粉碎资产阶级国家的必要性。其原因在于工业化国家无产阶级起的“世界范围的劳工贵族”的作用。只要这个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没有发生灾难性恶化，这些国家就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夸大其词了吗？读者可自己判断：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成功地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部分工人阶级贵族化，并在那里维持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工人队伍中的这种分化是其他各种现象的社会原因。（第218页——重点是我们划的。）
然而，这个“贵族化”的工人阶级不止一次在伟大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崛起：1918—1919、1920、1923、1927年的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战斗；1919、1920、1945—1948、1969年意大利显著的反资本主义罢工；1926年英国的总罢工；1936年和1968年法国总罢工；1934—1937年的西班牙革命，以及1975—1976年的革命高潮（包括地区层面的政治总罢工）；1974—1975年的葡萄牙革命，不胜枚举。我们一直认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尽管有“贵族腐败”，但在这些场合表现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社会的本能倾向，只有主观因素（官僚机构的背叛、革命领导人的软弱、革命领导人意识水平不足）阻碍了这些革命的胜利。这就是《过渡纲领》公式的含义：“人类历史的危机还原为革命领导的危机。”
莫雷诺同志现在说：不，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本身就是罪魁祸首。它被帝国主义腐蚀了，不想革命。“帝国主义的存在意味着世界革命的整个动力发生了变化”（第220页）。除非西方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以灾难式恶化，否则这种动力不会回到“正确的方向”：
只要欧洲工人没有受到残酷的经济危机、失业、每年100%到150%的通货膨胀、法西斯主义黑帮的出现以及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政变的打击，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就不会破灭。没有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摧毁这种幻想。（第92—93页）
这是莫雷诺同志和他的布尔什维克派在提出第一份纲领仅仅两年后，在立场上的一个重大变化，第一份纲领着眼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迫在眉睫，当时既没有赤贫，也没有100%到150%的通货膨胀率，也没有波拿巴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政变。但是莫雷诺同志在几年的时间里让我们习惯了这种印象派的180度大转变：先是反对专注于在群众性庇隆主义运动中做工作，之后又对该运动采取全面的打入主义；先是无条件服从游击队的突击队，之后又猛烈攻击“游击队”；还有件事该被拖到“人民法庭”前审判：先是支持马里奥·苏亚雷斯于1975年5—6月在葡萄牙发动的反革命攻势，之后是猛烈攻击该攻势（随后又呼吁建立苏亚雷斯政府，但未列出任何纲领或与葡萄牙共产党的联合战线！）。我们可以打赌，一些壮观的事件足以让莫雷诺同志再次改变他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机会的立场。
但让我们保持他目前立场的连贯性。鉴于欧洲工人运动的力量；鉴于工人阶级的抵抗能力；鉴于雇主的攻势在几年内只赢得了几个百分点的收益（很快就被工人阶级的反攻抵消了）；鉴于欧洲帝国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鉴于一波又一波的多重社会和政治危机，显然，欧洲无产阶级要“成熟”起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前提”还需要十年或几十年。
在那之前，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被提上日程。
莫雷诺同志毫不犹豫地预测“如果世界革命没有前进，或者如果它客观上通过依旧冻结在国界之内的一国胜利而前进”（第213页）将会发生什么。这是“过去六十年的趋势”。谨慎起见，莫雷诺同志不评论未来的趋势。但他继续含蓄地认为，在未来几十年，帝国主义将继续在其所有据点中占主导地位（第220页），这意味着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由于客观原因，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换言之，对莫雷诺同志来说，目前的整个讨论并不是为了武装第四国际，以进行一场现在正在进行或在可预见的未来即将开始的真正的政治斗争，而只是为了在更好的日子到来时保持纲领的完好无损。这是纲领的“冷却主义”概念，而非功能概念（此外，冷却会产生大量的修正主义腐烂，正如我们所展示的）。
让我们想象一下，比方说，1975年塞图巴尔（Setúbal）工人委员会协调机构（葡萄牙革命达到的最接近前苏维埃类型的组织）的会议。莫雷诺同志庄严地站起来说：“同志们，我们要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和暴力专政而斗争。但是，请不要有任何幻想。一旦你们胜利了，西德伞兵、西班牙军队、美国远征军或华约军队的远征军就会向你们进攻。你们必须为多年的内战和国际战争、数百万人的死亡、无限的牺牲和贫困做好准备，为比俄国人、中国人和越南人还要糟糕的情况做好准备。”他会收到来自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者的无声的掌声（和窃笑）。投票的结果是预先确定的（莫雷诺同志确实不关心选票，因为选票是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幻想”的典型现象）。
事实上，认为在迄今为止发生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中，不可能通过国际团结和扩大革命来避免流血的反革命战争，是改良主义反对者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论据是；是十月之前俄国孟什维克的主要论据；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8—1919年使用的主要论据；是1936—1937年西班牙社会党人和斯大林主义者（并非没有无政府主义领导人的帮助）使用的主要论点。至少可以说，莫雷诺同志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非常奇怪的剧团。
这就是为什么他指责我们向欧洲无产阶级的“民主偏见”（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全世界所有大工业中心——无论是在巴塞罗那还是都灵，底特律还是旧金山，科尔多瓦还是圣保罗，大阪还是孟买，布拉格还是列宁格勒——的无产阶级越发显著高涨的反官僚主义意识）让步的原因。这看起来更像是在恭维我们。尽管如此，对一个革命者而言，最好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尽管代价是“向工人的民主偏见让步”，而不是继续怀疑革命的可能性，怀疑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和苏维埃的力量，满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捍卫“纲领纯洁性”，并为可能的革命的失败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1979年6月15日
[1]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英文版，可见：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oreno/1979/rdp.pdf
[2] 《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最后作为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正式决议而通过。该决议中译本可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01.htm
[3]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1973/01/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