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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ulag Archipelago
Solzhenitsyn’s Assault on Stalinism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古拉格群岛》
索尔仁尼琴对斯大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攻击
(1974年5月)
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著
赤心 译 龚义哲 校
〔说明〕载于1974年5月9日的《国际通讯》，后收录于曼德尔的政论文集《革命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社会现实》。该书中译本未经解释就删除了这篇文章，现译出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古拉格群岛》证明了一种三重悲剧。首先，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遭到了斯大林的清洗，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党的大部分老干部，而加诸于他们的罪名都是捏造的，这是第一重悲剧。其次，苏联当代的反叛知识分子对斯大林主义的体验，使他们拒绝了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导致他们弄不懂斯大林镇压的原因、看不清苏联的当前现实、找不到解决苏联危机的出路，这是第二重悲剧。第三，作者虽拥有过人的才华，却无法理解他所面对的邪恶的根源及性质，于是他得出了反动的结论，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斯大林及其刽子手曾用来为自己的罪行辩解的理论——有人利用同样的理论，来为新一轮对苏联政治反对派的镇压辩护——这是作者个人的悲剧。
斯大林的集中营世界
由斯大林和格伯乌[1]建立的无数劳改营所组成的世界，便是《古拉格群岛》的第一个主题。在斯大林统治期间，被关押在这些劳改营里的囚犯多达数百万人，他们绝大多数不是被处死，就是遭到流放，这显然违反了苏联的法制。这些人在被火车运到劳改营之前，先要经历一整套骇人听闻的迫害：受尽折磨；被彻底剥夺苏联宪法所赋予的一切权利：动用本身就违反宪法和刑法的密令。
索尔尼仁琴收集了大量证据，揭示了有关斯大林大清洗发生的条件。他特地谴责斯大林的亲信对这些罪行负有直接责任。在苏共二十大后，将斯大林的一切罪行公之于众的计划，遭到了大量的高层官僚的抵制，原因便在于这些罪行的共犯不仅有贝利亚[2]们和叶若夫[3]们，也有卡冈诺维奇[4]们和莫洛托夫[5]们。
索尔仁尼琴详细叙述了对各类公民的定罪和流放：中东铁路的所有工作人员、流亡在苏联的所有朝鲜共产主义者、奥地利保卫同盟[6]的大多数老战士，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红军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拉脱维亚赤卫队的大多数成员[7]。
当然，凡是（在西方！）读过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和《斯大林罪行录》[8]、或孟什维克达林[9]和尼古拉耶夫斯基[10]关于苏联劳改营的作品的人，从《古拉格群岛》里基本上是得不到什么新东西的。但他们会领悟一系列的小片段，伟大的小说家索尔仁尼琴借此描写了他在监狱和劳改营里遇到的各色人物：老革命工人阿纳托利·伊里奇·法斯坚科[11]；首席工程师泽—夫[12]，官僚野心家的原型；米·彼·雅库包维奇[13]，老孟什维克，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是第一次政治迫害审讯（未来莫斯科审判的预演）的受害者；米·德·留明[14]，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腐化堕落的程度超过斯大林的得力助手、阴险的阿巴库莫夫[15]，他好像是“医生案件”的炮制者，这起案子的目的是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清洗，仅仅是由于暴君的去世才使其未能得逞。这些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与《第一圈》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类似内容结合起来看，无疑是《古拉格群岛》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这本书还详细描写了格伯乌为了迫使被告招供而采取的各种刑讯手段。这里索尔仁尼琴大体上证实了托洛茨基的论断：缺乏独立于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立场（也就是说，不幸遭到斯大林迫害的受害者在政治上向官僚独裁屈服）是招供的真正基础。
《古拉格群岛》还披露了一些令人动容的事例：一些审判成了对官僚的控诉，被告人推翻了自己的供词，不仅控诉了刑讯者，还控诉了斯大林的政策，而这些政策通常是犯人被指控的“罪行”的罪魁祸首。伊凡诺沃省的卡德案件便是这种情况[16]。
《古拉格群岛》的这一重要部分，给人留下了这样的总体印象：它彻底地谴责了作为一种统治制度的体制化镇压，而这正是斯大林的清洗的客观性质。一个既得不到劳动群众的政治支持、也不能满足他们物质需求的政权只能依靠恐怖，这种恐怖成为了主要的国家制度。这就是斯大林的集中营世界的最惊人的方面，而不是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狱中劳役为苏联的工业化作出了“经济”贡献。
那些盲目否认这种恐怖现实的人，或那些至今仍对此矢口否认的人丝毫无助于“保卫共产主义的事业”。恰恰相反，他们是在掩盖反对共产主义和反对苏联工人阶级的滔天罪行，在全世界相当部分的无产阶级看来，这些罪行过去曾败坏了、至今仍在败坏着共产主义的事业，因此格外有害。
斯大林只是延续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开创的路线吗？[17]
如果《古拉格群岛》只是谴责斯大林的罪行，再加上几句“斯大林的罪行最终要由列宁主义负责”之类的老生常谈，那只要保卫索尔仁尼琴免遭官僚的镇压，同时为他的思想混乱感到惋惜就足够了。
然而实情并非如此。在《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系统地尝试利用各种事实和数据，证明体制化的恐怖始于十月革命时期。这是本书的第二个中心主题，作者对这个主题阐述得不比第一个主题少。作者本人的文学天赋无需多加证明，他在无数读者面前给自己戴上了遭受可鄙迫害的受难者的光环，又举出大量的证据，以充满激情的文字来描写这个主题，这会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官僚化工人国家的人民产生深刻影响。
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和苏联官僚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直接表明官僚本质上是反革命的。克里姆林宫无法反驳索尔仁尼琴的论点，便肆意诽谤和中伤他，将他从他的祖国驱逐出去，这反倒了提升了作者论点的可信度，促使他竭力诋毁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克里姆林宫用索尔仁尼琴的反动思想“证明”苏联的反对派是反革命的，表达的自由终究必须“受到控制”，以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的索尔仁尼琴”， 无论他们有没有天赋；这便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要详尽地驳斥索尔仁尼琴对十月革命的诽谤，需要写一本大书。我们期待革命马克思主义战士会写出这样一本书。这将再次证明谁才是布尔什维克真正的后继者和传承人。这里我们只能谈谈最关键的地方。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在这方面，道德家索尔仁尼琴一开始就是个大骗子。他用几十页篇幅细述了红色恐怖。却只字不提首先出现并引起布尔什维克回击的白色恐怖！
只字不提革命派在1917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表现出的宽宏大量，当时他们释放了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被他们关押的囚犯；比如卡列金[18]将军就是其中之一，而他对当权的无产阶级的报答，就是立刻发动恐怖和暗杀的浪潮！只字不提为了复辟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数共产党人、政治委员和战士遭到了背信弃义的杀害，全国上下被卷入战火陷入一片血海。只字不提针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武装袭击——不是像莫斯科审判中的受害者被指控的那种莫须有的袭击，而是像暗杀沃洛达尔斯基[19]和暗杀列宁未遂这种真实的袭击！只字不提外国军队的干涉，不提从七条不同的战线进攻苏维埃！作为“道德家”和“民族主义者”的索尔仁尼奇提出了这种片面的分析，使他的精神高度大打折扣。
再提一些事实：索尔仁尼琴试图证明太多的事，但结果什么也证明不了。他试图将革命早期的“法律和法制缺席”与斯大林统治下的同样的缺席作个类比，于是援引了布尔什维克的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科[20]的一系列法庭讲话[21]。但这个“证据”能证明什么呢？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时期，不存在严刑逼供，被告可以自由地为自己辩护——并非没有成功的机会——这些审判很少是政治迫害性的，而是革命审讯，当然，有时候这些审判依据的是间接的或不充分的证据，革命时期常常如此，但这与斯大林上演的司法闹剧差了十万八千里。
索尔仁尼琴自己引用的两个审判很好地表明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与斯大林反革命之间的本质区别。
В·В·奥尔登包格尔[22]，一个不关心政治的老工程师，莫斯科自来水公司的总技师，遭到了想要开除他的党支部的迫害，因为他对政治非常冷漠。他被逼自杀。索尔仁尼琴对这家工厂里的腐败卑鄙共产党阴谋家异常愤慨。直到你读到索尔仁尼琴叙述的结尾，才会发现他正在谈论的审讯是苏维埃国家组织来替奥尔登包格尔辩护的，这是一场反对迫害他的党支部的审讯，审讯的结局是对他的迫害者们判刑，这场审讯证明了工厂里的工人能够自由选举奥尔登包格尔参加苏维埃，反抗党支部压制不同意见的压力。
第二个审判中受审的是一位拒不服兵役的托尔斯泰主义者[23]，在内战白热化时，他因为良心上反对服兵役而被宣判死刑。这场审判以更戏剧化的方式收场。负责看守这个死刑犯的士兵们无可非议地认为判决是荒谬的。因此他们在兵营里组织了一场士兵会议，向市苏维埃提交了抗议书，要求推翻判决。他们胜利了！
所以我们有能够选举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技术员参加苏维埃，而不理会党支部（它的成员在最好情况下是极端宗派分子，最坏情况下是彻底腐化的野心家）反对的工人。我们有反抗法庭判决、组织大会、干涉“国家大事”、拯救犯人的士兵。索尔仁尼琴描写的正是革命时代与反革命时代的根本区别——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让他从斯大林时代中找出类似的例子，来证明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本质是一样的吧！
今天没有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会顽固地否认苏维埃政权在镇压问题和政治决策上犯过错误。当时的领袖们无上荣幸地肩负着这样一个重任：在来势汹汹、嗜血残暴的强敌面前，在辽阔的国土上，破天荒地建设一个为工人和一切被剥削者服务的国家，而他们没有任何先例可以依循，除了一边摸索、一边发展自己的理论，他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如今，我们知道在内战结束后继续加强镇压是错误的；在1921年取缔了其它苏维埃政党，从而使一党专政体制化，这也是错误的；禁止党内的派别组织也是错误的。在当时，所有这些措施都被认为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困难而采取的临时手段。它们的特征是：过高估计了反革命造成的紧迫的威胁，而反革命实际上已被打败、被击溃；而在越来越多地依赖行政镇压、却越来越少地依赖群众有意识的参与的政治气候中，这些措施会给无产阶级的意识与活动造成士气消沉的后果，对这方面的后果却估计不足。这些措施导致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被剥夺，扼杀了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民主，导致了官僚独裁的建立。但当时这一切都还是无法确知的。我们今天明白了这一点。所以第四国际才得出了所有必要的纲领性结论。
但是，今天谴责布尔什维克的那些人，必须留意到当时还存在着另外的真正出路。他们必须注意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即孟什维克主义）应对此承担重大责任——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血泊中扼杀了德国革命，先是为斯大林、然后又为希特勒的胜利铺平了道路。他们必须考虑到，由于德国革命未能无情和有效地保卫自己，结果德国工农遭受了什么样的命运。如果白色恐怖获胜，俄国将会有几十万工农遭到屠杀，造成成千上万人遇害的匈牙利霍尔蒂[24]白色恐怖——仅举一例——与它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这样看来，公道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的。
充当替罪羊的意识形态
在从事实领域转到意识形态领域时，索尔仁尼琴的论据就更加薄弱了。他试图解释斯大林恐怖的原因，但他所做的却是对意识形态展开攻击，确切地说，是对当代的意识形态狂热行为展开攻击。他声称，在二十世纪的条件下，宗教裁判者、基督教征服者、殖民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雅各宾派，当然还有马克思主义者，全都会转变为屠杀成千上万同时代人的凶手[25]。
这份名单至少是不完整的，这是它令人惊奇的第一点。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会忘记宗教狂热行为呢？在整个历史上，宗教战争已“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还有，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与“保卫祖国”意识形态“导致”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了整个斯大林恐怖时期，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或许是因为他是宗教和民族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才导致他罹患健忘症了吧？
同样令人惊奇的是索尔仁尼琴的极度肤浅的解释。同一个“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在某个时期造成了杀人如麻的狂热行为，而在其它时代却带来了自由与和平宽容呢？原因果真出在“意识形态”上面吗？还是说，是具体的、确切的物质利益在起作用吗？
索尔仁尼琴几乎“计算出”斯大林清洗的受害者人数，并将这个总数与沙皇和法西斯镇压所记录的数目进行对比。但这些“定量”比较还可以扩展开来。是什么“意识形态”使得智利的半文盲焚书人狂热起来，在短短几天内杀死两万人，囚禁四万人？同样的比例搬到苏联，那就是六十万人被屠杀，一百二十万人被驱逐！短短几天内！斯大林也会十分嫉妒。驱使焚书人的，究竟是“意识形态狂热病”，还是保卫私有制、“自由企业”的永恒价值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欲望？
弗朗哥在1936年发动了 “光复陷入赤色分子之手的祖国”的著名“圣战”，这场“圣战” 导致一百多万西班牙人遭“国民军”杀害。这又该作何解释呢？我们不妨跟索尔仁尼琴玩个数字游戏：把这个比例搬到苏联，就相当于屠杀九百万人。真的是某种“意识形态”激起了这么可怕的屠杀吗？这难道不是为了阻止（不惜任何代价，哪怕血流成河）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工农政权吗？
惟有马克思主义能解释说明人类历史上交替出现的野蛮和文明。当一个阶级牢牢把握权力，对自己和未来充满信心时，它就有余裕进行比较和平和文明的统治。（不过，即使是在与我们这个“野蛮”时代相比更“文明”与和平的十九世纪，只要当它的权力突然遭到威胁，就会出现凡尔赛分子对巴黎公社社员的屠杀。）但是，当统治阶级衰退时，当它的权力分崩离析，当它的政权被不断加深的矛盾撕碎时，野蛮就会重新登场，阶级统治的现实就会以最血腥的形式体现出来。
我们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垂死挣扎的时代。这种垂死挣扎拖得越久，野蛮、血腥镇压、以及对人的生命的蔑视就会越加严重。从这个历史意义上来说，斯大林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就像希特勒、奥斯维辛、广岛以及落在越南的炸弹和落叶剂一样，他并不是苏联社会或十月革命的产物。
从更狭义和更直接的意义上说，斯大林恐怖是苏联政治反革命获胜的产物。索尔仁尼琴武断地在刽子手及其受害者之间划上等号，而斯大林不得不消灭了领导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国家的整整一代革命者，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反驳索尔仁尼琴。这种政治反革命反过来代表了一定的物质社会利益：特权官僚阶层一方面以社会主义革命所创造的新财产关系为其基础，另一方面，它又独占了经济和政治的控制权，从持久的贫乏状态中捞取了巨大的利益，并竭力捍卫这种控制权和利益。
索尔仁尼琴和那些和他一样思考的人拒绝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无法解释对他们造成深刻影响的那些事件。托洛茨基喜欢引用斯宾诺莎的名言：“不要笑，不要哭，但要理解。”索尔仁尼琴苦笑了，流了很多泪。但他还是没有理解。
道德政治作茧自缚
在对待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托洛茨基与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问题上，索尔仁尼琴这位道德家不得不抛弃最基本的道德考量，他思想中的矛盾（这是拒绝马克思主义的后果）便以最显著的形式体现了出来。声称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承者，而非掘墓人，为了证明这种说法，他试图证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是斯大林的帮手，屈从于他，与他狼狈为奸，是莫须有审判的共犯。
索尔仁尼琴正确地观察到了这个现象：凡是在政治上向斯大林投降的人，必然会落得这般下场（因为，就像索尔仁尼琴所说的那样，“没有道德根基的政治必然要沦为掩盖一切罪恶的手段”），他由此得出结论：一切共产主义者都对斯大林缺乏政治防备，并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恐怖中同斯大林合作。他甚至说托洛茨基本人要是落到斯大林手里，会向格伯乌供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托洛茨基同样缺乏“独立的观点”和一种真正独立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除此之外，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可能会对抵抗格伯乌的刑讯有所帮助，但他并没有经受过这种折磨[26]。
没有丝毫证据可以支持这些指控。它们仅仅是斯大林派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污蔑的翻版，几乎不经修改或剪辑。
声称没有一个共产主义流派拥有独立于斯大林主义恐怖的意识形态基础，因而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注定要向这种恐怖低头[27]，就是抹杀了之前的左翼反对派以及之后的第四国际运动所进行的反对苏联官僚的十五年坚决斗争，历史出色地证明了这场斗争是以明确的理论与政治基础而开展的。这也是对无数战士——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人——人格的侮辱，他们拒绝屈服，拒绝成为司法闹剧的共犯，为了忠于自己的原则，他们付出了生命，展现出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勇气和力量。
托洛茨基在子女、秘书和最亲密的合作者都被格伯乌暗杀后，仍在继续进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他在第一次遭到格伯乌暗杀后，明知自己随时都会被斯大林的特务暗杀，仍然义无反顾地继续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妄言他无法证明自己能够经受得住刑讯，就是忘光了这一切。
索尔仁尼琴声称，劳改营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总是摆出宗派主义的做派，无法为了赢得一系列要求而长期坚持绝食抗议[28]，这是对英雄们的人格的侮辱：当斯大林的恐怖最猖獗的时候，这些人数超过千人的英雄，围绕着保卫所有政治犯权益的五点纲领，而发动了长达八周的绝食抗议。
索尔仁尼琴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反对者，所以，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步斯大林的后尘，企图将托洛茨基主义对反对苏联官僚独裁的斗争所作的关键贡献从历史中抹去。这只是为了打破十月革命与苏联当前的政治任务之间的连续性。但索尔仁尼琴用这种不道德的方法来证明他的观点，这再次表明了任何声称建立在纯粹道德戒律上的政治观点都是没有发展前途的，这种穷途末路只能让提倡者践踏自己的原则。
十月革命的历史辩护
索尔仁尼琴试图将整个苏联的现实缩减成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他认为这个现实源于一场永远不该发生的革命：“俄国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他写道。
那什么的时机成熟了呢？沙皇的野蛮吗？无尽的饥荒、贫穷和文盲吗？索尔仁尼琴以挑战十月革命的合法性——以及所有相对欠发达国家的革命的合法性——的方式，暴露了道德家政治中的另一个矛盾。印度，在革命前的中国，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饿死，又该怎么看待毫无人性的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死亡呢？这难道就不那么可悲可叹吗？难道这些人的死都是命中注定，而我们就只能无奈地屈服于这种命运吗？
官僚及其恐怖镇压的罪行，不能归咎于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也有另外的成果：在短短数十年里，一个落后大国转变成了世界第二工业强国，一个扫除了文盲的国度，一个医生人数和新出版图书数量（包括译著）跻身于世界第一的国度，一个新生儿死亡率比英国还低的国度。那些反抗苏联专制警察镇压的人声称这种镇压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所以他们不得不忽略了苏联的另一面现实，只要推翻了官僚政权，它就会给真正的苏维埃民主的繁荣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从不认为真正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在一国范围内建成，更不用说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了。双重现象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显著特征：一方面是资本的国际统治限制和扭曲了落后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革命运动本身越来越国际化。索尔仁尼琴对此感到遗憾，并呼吁苏联领导人（！）放弃“共产主义弥赛亚思想”，其实他们根本不为这种思想所动。但是，只要对今天世上的悲惨和威胁着人类的灾难有一丁点道德情感，就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必须加倍努力促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顺便消灭官僚化工人国家中的专制警察镇压，也就是要促成这些国家的政治革命的胜利。
苏联知识分子反对派的两难处境
《古拉格群岛》和任何伟大小说家的作品一样，不仅反映了整个社会现状，也反映了某个特定社会阶层的思想。索尔仁尼琴代表了苏联的知识分子反对派的一个部分，他们对斯大林罪行的反应就是与列宁和马克思决裂。这个阶层的重要性和广泛性（甚至在苏联青年中）不能被低估。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统治苏联的政治体制的另一种谴责。
这里有一个自命社会主义的国家，它声称已经摆脱了“对抗性的社会矛盾”，自己是“世界上最团结的社会”， 然而在这个社会里，革命后出生的几代知识分子却越来越敌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篡改者针对这种倾向而发动的“意识形态斗争”只会助长这种倾向，这些篡改者的“论据”最终将是文字狱、驱逐、流放，或将反对派分子关进疯人院！
但是，索尔仁尼琴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列宁主义应该为斯大林主义负责，因而抛弃了列宁主义，他们是斯大林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然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这真是历史的嘲讽！斯大林为了给自己的罪行开脱，炮制了无数的谎言，他们多半仍然生活在由这些谎言构成的世界中。
这些谎言不仅体现在从总书记的菜谱中直接搬来的各种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无耻谰言，也体现在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反对派对于当代苏联社会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思考中。
《古拉格群岛》里还有第三个主题，这个主题不如前面讨论的两个主题那么直接鲜明，但仍然是索尔仁尼琴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主题就是工人阶级没有能力管理国家和经济。必须明确指出：这个主题反映了一种知识分子与技术统制论[29]者、官僚所共有的妄自尊大。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观念，在描写1930年对所谓的工业党成员的审判的段落中表达得最为清楚[30]。在这段话里我们读到了：技术员试图在车间施行纪律是合理的[31]！那些能够合理组织他们活动的人理所应当领导社会[32]！政治应该部分取决于技术的急切需要，这也是理所当然的[33]！
这整套技术统制论的信条，意味着排斥工人直接行使权力，意味着对苏维埃权力的排斥，而这过去是、现在仍是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一。索尔仁尼琴和他的朋友能得出这种同样的观念，这毫不令人意外。他们和官僚同样否认工人能够行使权力；在生活方式、思想、愿望和理念等方面，他们和官僚一样，在本质上是与工人阶级相隔绝的。
从这层意义上说，索尔仁尼琴终究是官僚的意识形态俘虏，他实际上仍然拥护极权政治制度——只要这种制度没有过多的镇压。他是开明专制的传声筒，这种专制从根本上将苏维埃民主当作恶魔和乌托邦而抛弃了。他的政治行动不是面向群众，而是采取个人抗议以及给克里姆林宫写“公开信”。
一旦人们理解了索尔仁尼琴作品的社会特征，就不得不同意苏联的新列宁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的立场：支持苏联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如果有人完全搞错了苏联内部的各种势力的社会—政治关系，就会相信与索尔仁尼琴类似的各种倾向，而这种倾向，与代表了绝大多数在业人口的无产阶级的活生生的力量是彻底隔绝的，它会对社会的经济基础造成严重的威胁，并发起拥护资本主义复辟的运动。
沉重的压力压在苏联社会身上，在群众中培养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犬儒主义，使社会变得逆来顺受，正是在这种压力驱使下，各种反工人、反理性、反马克思主义、鼓吹斯拉夫主义的思想倾向正在死灰复燃。
这些反动意识形态的最佳解药——长远看来，唯一有效的解药——就是在群众之中复兴批判性的政治意识，这种行动会将他们争取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所有支持这种复兴的人正在努力保卫和巩固苏联的社会经济基础。目前的苏联没有公开的政治辩论，不能公开表达不同的意见，凡是维护这种现状的人，都只会助长愚昧，助长对被当成国教的马克思主义的敌视。
苏联知识分子反对派中有多种派别和倾向，只有进行反对斯大林的罪行、争取落实形式上的各项公民权的共同斗争（即争取落实苏维埃宪法），才能把他们团结起来。反对派的左翼由幸存的老布尔什维克、激进的列宁主义者组成，在苏联青年的眼里，他们正在用值得众人效仿的勇气保卫、复兴列宁主义，彼得·格里戈连科[34]少将是这个派别最激动人心的象征。此时索尔仁尼琴自己送上门，让克里姆林宫批判他的反社会主义思想（当然，克里姆林宫不敢在苏联出版他的著作），这对克里姆林宫来说简直就是意外之喜！官僚镇压那些声称忠于马克思（和）列宁的反对派是何等的吃力不讨好啊！
当国际资产阶级想把人们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古拉格群岛》上，从而使人们不再关注它的累累罪行，并煽动对共产主义的敌意时，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将格里戈连科、雅希莫维奇[35]和他们的同志从刑讯者手里解救出来，不仅要保卫索尔仁尼琴的权利，也要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派在苏联自由演说、讨论、出版和组织的权利！
[1] 格伯乌（ГПУ），全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1922年由契卡改组而成。1934年改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但人们仍然用“格伯乌”代指苏联的特务机关。本文的所有注释均为校对者所加，不再一一说明。
[2]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 Берия，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生于格鲁吉亚苏呼米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3月参加布尔什维克，1920年进入契卡工作，1926年担任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1年11月至1938年8月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1938年8月至1945年12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1953年3月5日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同年6月26日被捕，12月23日被判处死刑。
[3]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Ежов，1895年5月1日——1940年2月4日），生于圣彼得堡，当过裁缝学徒和工厂工人。1917年5月参加布尔什维克，1919年至1921年随红军作战。1922年开始当过一些地方的区委书记。1927年进入农业部门，1929年至1930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34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6年9月至1937年1月任内务人民委员，1938年4月至1939年4月任水运人民委员，1939年4月被捕，1940年2月被判处死刑。
[4]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 Моисеевич Каганович，1893年11月22日——1991年7月25日），生于基辅省一个贫苦犹太人家庭。当过鞋匠。1911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担任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全俄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农红军筹建委员会宣传部政委、下诺夫哥罗德省党委会主席兼省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等职。1922年5月担任中央书记处组织部部长。1924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5年至1928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1930年至1935年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至1942年、1943年至1947年担任运输人民委员，1947年3月至12月再次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1952年10月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主席团执行局委员。1955年至1956年担任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主席，1956年至1957年担任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1957年因组织“反党集团”，被发配乌拉尔当厂长，1961年退休，1991年去世。
[5]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原姓斯克里亚宾（Скрябин）。生于维亚特州库卡尔卡镇一个店员家庭。中学时期投身革命，190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6年至1912年曾担任《火星报》和《真理报》编辑。1915年被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一年后逃回彼得格勒，并担任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1920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9月担任顿涅茨州委书记，192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与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8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1930年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至194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1949年改任第一副总理，1953年至1956年担任外交部长，1957年因参加“反党集团”而遭到谴责，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调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1984年恢复党籍，1986年去世。
[6] 保卫同盟，全称“保卫共和同盟”（Republikanischer Schutzbund），它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立的自卫组织，1923年正式成立。
[7] 《古拉格群岛》（上册），群众出版社，1996年，第71—72页。
[8] 《斯大林罪行录》（Les Crimes de Staline），巴黎，弗朗索瓦·马斯佩洛出版社（Editions François Maspéro），1973年。
[9] 达维德·尤里耶维奇·达林（Давид Юльевич Далин，1889年5月24日——1962年2月21日），生于白俄罗斯罗加乔夫（Рогачёв）。曾就读于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在大学期间因参加反抗沙皇专制的学生运动，而在1910年被捕。随后流亡国外。二月革命后回国，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并当选为莫斯科市苏维埃委员。在1917年8月的孟什维克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同年年底的非常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流亡德国，担任孟什维克流亡组织的领导。纳粹德国上台后流亡波兰，二战爆发后于1940年流亡美国，进入《新社论》（New Leader）编辑部工作。1962年在纽约逝世。
[10] 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尼古拉耶夫斯基（Борис Иванович Николаевский，1887年10月20日——1966年2月21日），生于巴什基尔别列别伊（Белебей）。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至1906年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参加孟什维克。1917年脱离孟什维克，在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参加萨马拉的白军政府，1920年当选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被契卡逮捕，1922年被驱逐出境。流亡德国后，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合作，整理了大量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档案与手稿。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流亡美国。1948年与达林合著《苏维埃俄罗斯的强迫劳动》（Forced Labor in Soviet Russia），这是最早一批揭露苏联劳改营真相的书籍之一。1966年在纽约逝世。
[11] 关于法斯坚科的描述，请参阅《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87—193页。
[12] 关于泽—夫的描述，请参阅《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93—199页。
[13] 关于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雅库包维奇的描述，请参阅《古拉格群岛》（上册），第395—401页。
[14] 关于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留明的描述，请参阅《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24—125页、第154—156页。
[15] 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Виктор Семёнович Абакумов，1908年4月24日——1954年12月19日），生于莫斯科一个工人家庭。1922年参加红军，1923年退伍。1932年进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1941年担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同年7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行动部部长，1943年担任国防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总局局长。1946年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1951年因卷入“医生案件”而被捕，1954年12月被处决。
[16] 关于这个案件，请参阅《古拉格群岛》（上册），第414—425页。
[17] 这段话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索尔仁尼琴的观点：“在入狱前和在狱中的年代，我也曾长久地认为苏维埃国家制度的致命的发展方向是斯大林一手赋予的。但结果斯大林悄悄地死掉了——轮船的航向发生了什么显著的变化吗？对于我国的事件，他所赋予的纯属个人的印记无非是冥顽不灵、刚愎自用、自吹自擂。在其他一切方面，他只是沿着前人标划出来的路线，一步一步地行进而已。”（《古拉格群岛》[上册]，第602页。）
[18] 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Каледин，1861年10月24日——1918年2月11日），生于顿河州的一个军官家庭。1879年参加陆军，担任哥萨克少尉。一战期间，曾任第12骑兵师师长、第4军军长、第8集团军司令等职。二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1917年9月1日因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而被捕。十月革命后，大肆组织白军，向苏维埃政权发起了猖狂的进攻。1918年1月，他的白军被红军粉碎，他在绝望中自杀。
[19] В·沃洛达尔斯基（В. Володарский，1891年12月11日——1918年6月20日），本名莫伊塞·马尔科维奇·戈尔德施泰因（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 Гольдштейн），生于沃利尼亚省奥斯特洛波利（Острополь）的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参加立陶宛、波兰与俄罗斯犹太劳动者总同盟（即“崩得”），不久后参加孟什维克。1908年被捕，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3年获释后移民美国。一战期间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并逐步左倾。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1917年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6月20日被社会革命党暗杀。
[20]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ыленко，1885年5月2日——1938年7月29日），生于斯摩棱斯克。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期间当选为彼得堡苏维埃委员。1905年至1907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曾因参加革命工作而多次被捕和流放。1916年被捕后被编入作战部队，在士兵中间进行革命宣传。二月革命后，当选为第11集团军士兵苏维埃主席。1917年4月担任全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十月革命后担任第一任陆海军人民委员。1918年3月起在苏联司法机关工作，是苏联法院和检察院的组织者之一。1922年至193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庭庭长、俄罗斯联邦检察长。1931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36年起任苏联司法人民委员。在大清洗中含冤遇害。1955年平反。
[21] 克雷连科的讲话散见于《古拉格群岛》（上册）第302页及其后，主要见于第一部第八、第九、第十章；另请参阅《古拉格群岛》（中册），群众出版社，1996年，第290页。
[22] 关于奥尔登包格尔案件，请参阅《古拉格群岛》（上册），第331—337页。
[23] 梁赞革命法庭审理托尔斯泰主义者叶—夫一案，请参阅《古拉格群岛》（上册），第299—301页。
[24] 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1868年6月18日——1957年2月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4岁进入奥匈帝国海军学院学习。1918年3月被任命为奥匈帝国海军总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反革命政府的国防部长，1920年3月1日任匈牙利王国摄政兼国家元首，成为法西斯独裁者。二战爆发后同纳粹德国结盟，1944年3月19日德国占领整个匈牙利，10月15日霍尔蒂被迫退位。轴心国投降后曾被短暂监禁，1946年获释后流亡葡萄牙。
[25] 《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71页。
[26] 请参阅《古拉格群岛》（上册），第405页。
[27] 同上，第412—413页。
[28] 索尔仁尼琴尽管不得不承认托洛茨基主义者“都是一些勇敢的人”，但他出于偏见，总是把托洛茨基主义者描绘成偏执的宗派主义者，请参阅《古拉格群岛》（上册）第469页、《古拉格群岛》（中册）第303—307页。
[29] “技术统制论”（technocracy）是一种鼓吹在不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由技术专家，优化经济和财政体系，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和消除经济危机的理论。
[30] 关于“工业党”案件，请参阅《古拉格群岛》（上册），第371—394页。
[31] 同上，第385—386页。
[32] 中文版中的相应句子为：“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该认为由那些能合理地指引社会事务的人来领导社会是较为自然的社会结构呢？”（同上，第385页。）
[33] 中文版中的相应句子为：“察尔诺夫斯基甚至在法庭上说：‘政治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还应当以技术的结论为指导。’”（同上。）
[34] 彼得·格里高利耶维奇·格里戈连科（Пёт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Григоренко，1907年10月16日——1987年2月21日），生于塔夫利省鲍里索夫卡村（现属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普里莫尔斯克区）。1922年参加共青团，1927年参加联共（布）。1939年毕业于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曾参加过哈勒欣河冲突。在苏德战争中曾担任步兵师长。战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工作，并获得少将军衔。从1961年开始公开抨击苏联体制，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并成立了“为复兴列宁主义而斗争小组”。为此曾多次被捕、遭到迫害，还被关进精神病院。七十年代中期逐步抛弃列宁主义。因在狱中健康遭到严重摧残，于1977年赴美治疗。在美国治疗期间被剥夺苏联国籍。1987年在纽约逝世。
[35] 1968年，拉脱维亚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伊万·雅希莫维奇（Иван Яхимович）致信党中央，对前一年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活动家亚历山大·金斯堡（АлександрГинзбург）和尤里·加兰斯科夫（ЮрийГалансков）的命运表示关切。雅希莫维奇立即遭到了迫害，他被开除党籍，并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格里戈连科等人曾组织“保卫雅希莫维奇委员会”，为解救雅希莫维奇而四处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