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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勒尔·蒂克庭的《走进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一些评论
﹝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74年
李干元 翻译、韩达 校对
我的〈过渡社会的社会和经济规律十点提纲〉（Ten Theses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Laws Governing the Society Transitional Betwee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1]中所包含的对苏联的分析（传统上由第四国际组织所辩护）与希勒尔·蒂克庭（Hillel Ticktin）论文中所载的分析之间的几个差异，在本质上是语义性质的。一些例子将表明这一点。
蒂克庭试图否认官僚体制在苏联是统治特权阶层这一说法，他指出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几十年来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出现，即“在办公室工作的任何人”都自动成为苏联的特权人士。[2]他是对的。但这是否意味着苏联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集团只是“官僚机构的精英”？一切都取决于对“官僚主义”的定义。我同意蒂克庭的观点，即托洛茨基有时使用的定义（“任何在办公室有工作的人”）可能会导致对蒂克庭所依据的论点类型的误解。然而，我非常强烈地否认，只有“办公室职员”的顶层（“精英”）才享有物质上的特权。
在我看来，官僚主义的正确定义是一个社会阶层，包括所有在苏联社会生活的任何部门（经济、国家、军队、科学、艺术等）行使管理（领导）职能的人。所有这些人在物质上都享有特权；他们的人数远远多于少数精英，可能达到数百万。该群体保留对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和管理。它在社会的每一个层次都有权力垄断。它切断了工人群众，生产农民，和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决策的直接参与，至少在权力层面上是这样。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在广义（“宏观社会”，而不仅仅是“宏观经济”）的意义上，它反映了生产和积累之间的分工。因此，从马克思主义概念化的观点来看，将官僚主义作为与社会相关的范畴而不仅仅是“技术官僚”（technocracy），是有道理的。（勃列日涅夫在什么地方是“技术官僚”？)
无论部门间的利益分歧是什么，这无疑将存在于其等级序列之中都有一种共同的社会利益将其结合在一起，以保持权力的垄断，因为它是（消费领域）重要特权的基础。
蒂克庭首先指出，你既不能通过计划也不能通过市场来理解苏联经济的运作。他接着说道，它的“核心动力”是“自我矛盾的”。“换句话说，我们发现的不是一种核心动力，而是一种由反映社会中各个社会群体的几种相互冲突的规律或倾向所组成的动力。”[3]这是可能的。但这只是一个释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定义。当我说“自相矛盾的中央动力”与计划逻辑和社会统治者最大限度地私人占有消费品的逻辑的混合和自相矛盾的组合完全相同时，我是否弄错了，我指出这是苏联经济的基本矛盾？毕竟，蒂克庭自己说，“企业受薪人员”“只对最大化自己的个人福利感兴趣”。[4]
蒂克庭批评我的一句话：“官僚机构没有政治，社会或经济手段可用来捍卫自己的物质利益与它所享有的特权的生产方式相一致”。[5]他接着说，只要官僚在生产中占有一定的必要职能，他们就占有特定的生产关系。如果它们被移除，就会出现完全崩溃或另一个系统。[6]但这显然引出了一个问题:苏联工厂经理发现自己被嵌入到了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之中？显然，不仅是“指挥工人”（很不完整，顺便说一句；蒂克庭论文的优点之一是把这一点弄清楚了），他还发现自己与其它管理人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那些提供原材料和机器的工厂或商店，以及那些接管他管理的工厂生产的成品的企业。
现在我的论点是，这种生产关系——以一种一般的方式来制定它：不同经济单位之间的具体相互关系，基本上只能采取两种形式：市场的形式或计划的形式（“后验”调整或“先验”决定）。因此，我的结论是，按照蒂克庭所写的一切，官僚们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消费而运作的方式，打乱了计划。蒂克庭回答说，这种形式的生产关系根本不是官僚的集中规划。如果你用民主的工人管理（“社会控制”）取代官僚管理，你会得到“另一种制度”，即“真正的计划”，而不是“糟糕的管理”。这场争论显然是语义上的。同样，人们可以说，在垄断资本主义下，不再有任何“真正的市场力量”在起作用，只有“垄断竞争”，这是“完全不同的”。然后，您可以将劳动的客观社会化形式的基本的双重分支从两种，改为四种，五种，六种等。然而，在操作的最后，令人烦恼的问题将出现，“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在它们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上的区别，是否不比垄断资本主义和苏维埃经济的区别小多少;“集中且无谓地管理经济”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的区别，在它们与计划的相互关系上，是否不比“集中且无谓地管理经济”与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小。由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方，即——认识到苏联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官僚畸形、退化和浪费的变体……但却是计划经济的变体，而不是不存在的劳动力社会化的“第三种形式”，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有意识的……
我们与蒂克庭的主要区别不是语义上的，而是实质性的，它涉及到“当今苏联的核心经济特征”，他认为这是“浪费”。当谈到一个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神秘地从一个不发达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纯粹是由于资源的浪费？）时，这有点夸张。从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变成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强国。更正确的说法是，“苏联的核心经济特征”是增长加上浪费，不顾（“增长”）浪费的增长，除了不断增长的浪费之外的真正增长。这是一个相当辛辣的综合“矛盾的中央动力”，可以肯定。但它把苏联的特征描述为与停滞或倒退的社会截然不同，后者基本上除了挥霍无度之外一无是处（例如罗马帝国的衰落）。
蒂克庭拒绝承认中央计划逻辑与官僚机构的物质私利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自相矛盾的结果。他被迫提出一些没有答案的反问句。如果不是因为害怕失去其物质特权，为什么“中央行政精英”不承认工人对计划机制的控制和社会控制？为什么“规划者”和工厂经理之间会有冲突，如果不是因为计划的逻辑（即承认所有劳动立即是社会的根本动力，这是由于抑制私人财产和私人劳动）反对管理做法，这些做法完全符合最大限度地满足管理者的消费者需求？如果不是为了使他们的收入最大化，为什么管理者要囤积（和浪费）原材料、设备等？为什么引入利润系统作为计算管理层报酬的基础，只要计划还存在，就不会在这方面产生任何基本变化（即只要“市场力量”和个别工厂经理不能决定价格、工资和投资额）？回答这些问题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苏联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不是单方面强调浪费以及仅仅强调浪费。
蒂克庭正确地指出，加强市场力量的趋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恢复。他还正确地指出，这种趋势不能在质量上突破，除非事先消除工人的阻力（重新引入“自由劳动力市场”，即管理人员有权解雇工人等等。）尽管这不是工人会捍卫的苏联社会的唯一方面。我们预感到他们同样会拒绝外国或本地所有者对工厂的私人占用。然而，这一预测与我们的分析吻合得很好，导致了蒂克庭对苏联社会的定义有一个显着的分歧。
当托洛茨基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应该捍卫自己的民主自由，以抵御法西斯的威胁时，他不是在捍卫资产阶级国家，而是在捍卫“资产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民主的萌芽元素”。蒂克庭是否会说，苏联劳动力市场的缺失和无产阶级工作保障权利的存在，只是一个“无谓管理的社会”中的“社会化计划的萌芽元素”？这一争论起初似乎是语义上的。但这种立场的荒谬性很快就出现了。永久的工作保障和劳动力市场的缺失不是次要问题，也不是社会制度的一些次要方面。它们是苏联基本生产关系的一部分。与生产关系的其它组成部分一起证明了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定义是正确的，尽管它是一个极端官僚化和浪费的社会，它仍然是一个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即工人国家的同义词）之间的过渡社会。 通过政治革命、建立工人民主和工人管理来消除官僚机构对权力的垄断和官僚主义的管理不善，将为通往社会主义铺平道路，而不必经历新的社会革命的阵痛，也不必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而废除一个“社会制度”。
[1] 中译者注：中译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74.htm
[2] 参见〈走进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载《批判：社会主义理论杂志》（Critique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第一期，1973年春季，p.38.
[3] op. cit., p.22.
[4] op. cit., p.32.
[5] op. cit., p.34.
[6] op. cit., ,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