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民族与阶级斗争（欧内斯特·曼德尔，1972）

简论民族与阶级斗争

欧内斯特·曼德尔

1972
译校：乾笙

　　〔来源〕1972年11月至12月在马伊（布鲁塞尔）首次以法文出版，第7-14页。原文：On the dialectic of n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只有从阶级斗争的中心地位出发，我们才能解释民族主义的发展。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阶级斗争放在历史的首要位置，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唯一因素。事实上，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其他因素也可能成为主要因素。但是，每当我们追问为什么其他因素会成为主要因素时，我们就会回到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来。民族主义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资本主义的民族起源

　　一个简单结论：民族问题产生于阶级斗争。
　　把民族问题等同于国家、民族、部落、公社或村庄联合体的存在，完全是语言的误用，罗马帝国并不比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更是一个国家实体的例子。英格兰在12世纪或13世纪还不是一个国家，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那里的统治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说的语言与当地人的语言不同，他们的起源也不同——他们是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
　　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认为，民族是特定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个阶级就是近代资产阶级，是历史上第一个产生民族的阶级，它在经济上创造了一个国家，因为它需要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为了维护这个全国市场的统一，它消除了商品自由流通的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半封建的、行会的和地区的障碍。它还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创造了这种民族团结，因为它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这一原则反对君主制、贵族或教会的合法性，以动员群众反对旧的民主革命。
　　民族的概念是随着在当时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产生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发生在低地国家。正是在佛兰德斯开始反对西班牙国王的民族起义在那里被击败，但在荷兰取得了成功，催生了第一个基于资本主义基础设施的民族意识的现代国家，同样的过程又出现在英国、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等地。在这些过程中，民族概念背后的物质原因不是神秘或胡乱猜测的。资产阶级在它的这个历史时期，在它还是革命的和进步的时代，它自己是不拐弯抹角的，说得比较直截了当。如果读一读吉伦特派的宣言——吉伦特派当时是法国大革命中最资产阶级和最民族主义的政党，比雅各宾派更民族主义。而且，由于在1790年已经处于比16世纪的荷兰或1776年的美国更先进的时期，所以还有第三个主题：法国工业制造业资产阶级和英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商业竞争：根据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列斐伏尔学派的历史学家，这种竞争在大革命和帝国战争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这些战争不仅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与其他或多或少反革命的欧洲列强之间的斗争是这些列强进行干预以捍卫法国贵族和皇室的特权。
　　民族诞生于特定的阶级斗争，即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半封建势力的斗争，绝对君主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在法国，这一点很明显，像路易十四这样的人物所体现的民族主义，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王朝的前民族主义，因为君主专制预示着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力量关系的变化。当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时会发生什么？他们遗憾的是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资产阶级非常希望它在这个时候停止，一旦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胜利后重新获得动力，它就会相应地转移阵地战败阶级的斗争逐渐转移到上层建筑领域出现。我提请猫派同志们注意这一点，因为他们必须解释，为什么尽管半封建意识形态在整个19世纪仍然存在，但在这种意识形态仍然相当强大的任何一个国家，封建政权都没有重新掌权！让我们想到法国，在那里，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天主教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前资本主义、前资产阶级、半封建的意识形态，它谴责法国大革命。直到19世纪80年代，在整个时期内仍然并非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正如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不允许一个阶级在19世纪复辟一样，我认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被推翻后的存在本身不能被用作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证据！（译者：这也是我经常与猫派同志所提到的，至于复辟暂不在这篇文章讨论）为了使这种危险充分具体化，强大的物质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必须站在这种复辟的一边进行斗争，要使这种危险采取足够具体的形式，强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力量就必须参与到这种复辟的斗争中来，而不仅仅是像毛泽东同志所认为的那样，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政治或其他遗留物，即使不是毛泽东同志（他在这个问题上要谨慎得多）所认为的，至少是他的许多追随者或那些信誓旦旦的人是这样的。

二，欧洲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当与前资本主义势力的阶级斗争转移到上层建筑领域时，阶级斗争的重心转移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早在1847年就写道（这是非常早的;按照他自己的历史观点，甚至可以说为时过早，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谈到），无产阶级没有国家，这意味着在工人组织的领导中，民族主义或民族概念不应优先于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
　　我们之所以说“过早”，因为《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历史原则，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尚未与直接现实相符合的预期，事实上，就在起草《共产党宣言》仅仅一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在德国参加了一场阶级斗争，这场斗争也是一场民族斗争。他们宣布为统一德意志、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斗争，这是1848年革命的中心目标之一。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观点来看，特别是从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可能高涨的观点来看，德国的统一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1848年革命的历史作用是完成了欧洲五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兰——的共产主义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这些民族被并入奥匈帝国，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沙皇帝国重叠。然而，是1848-1849年战斗的反革命胜利者被迫执行了这场革命的遗嘱，是普鲁士贵族的化身俾斯麦实现了德国的统一，而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同样的现象，或者说非常接近的现象，发生在意大利，这个国家被萨伏依王朝统一起来。
　　马克思当时不得不在实践中采取一种与《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一般原则略有不同的立场。“无产阶级没有国家”的原则，实际上只适用于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的时代。在1848年的世界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面临着一种共同发展的局面，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民族统一不是由资产阶级实现的，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资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出现得太晚了，但当时工人阶级已经强大到足以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于是资产阶级对帮助革命进程的恐惧大于他们完成国家统一任务的愿望，换句话说，在所有这些国家，一个不断革命的进程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而且，正是在这个时刻，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1850年，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使用了不断革命的公式。他说，德国的工人必须从支持国家统一的斗争开始，支持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胜利。但是，当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一经典胜利取得以后，他们不应当中断斗争，他们必须作为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继续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独立组织，特别是考虑到，即便不是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也能完成这些资产阶级任务也极为困难。更有可能的是，雅各宾派的小资产阶级，他们躲在工人阶级的背后成为完成这个国家统一。这是1848年革命的一种可能模式，但这一点没有实现，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德国在这次失败后推进的所有保守和反动势力影响了欧洲的命运，包括德国帝国主义的命运和纳粹主义的诞生。
　　因此，民族性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和半封建势力斗争的产物，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则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产物！资产阶级是在全国统一市场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的。它的商品征服并构成了世界市场，但这个市场还远未统一：资本主义工业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不成熟；资本主义竞争的框架建立在民族市场和民族国家的基础上；资本家试图把这种竞争带入工人阶级；从第一国际时期起，最有觉悟的工人回答说，用工人的国际团结来对抗资本家的世界竞争，这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包括他们的直接经济利益，如果没有这种团结，工人将毫无防御能力，并将被资本家系统地镇压！面对金融力量的巨大优势，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有效反击是尽可能广泛的联合合作组织，不受国界，种族或民族团体的限制。
　　这样，我们就到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原则开始普遍适用的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时代开始的时候。在这一阶段，西欧和中欧各国以及日本、俄国、美国等国的资产阶级失去了发挥进步历史作用的任何可能性，变成了保守的反动的反革命阶级，除了剥削自己的工人阶级之外，还剥削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有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毫无保留地认为帝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完全反动的。考茨基本人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在1914年以前反复说过，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使用“保卫国家”或“保卫民族”等字眼时，他们真正的意思不是捍卫一个文化实体或一般的民主权利，而是捍卫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特权地位，捍卫殖民地的超额利润，并为他们所控制的地区的超级开发的可能性辩护。
　　自1914年以来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成为质疑这一判断的理由。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试图否认沙文主义、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之间的这种明显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他们的分析，很明显，他们完全失败了。我举一个例子，这也许是最值得注意的，同时也是最可悲的，我指的是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论证了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同垄断资产阶级的存在毫无关系，作为证据，他引用了这样一个事实：拥有最强大垄断企业的国家既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沙文主义国家，可笑的是他所指的是美国，这在1912年可能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在今天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因为这一论点本身就很可笑，与这类分析相比，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言和列宁在1917年关于帝国主义的小册子中的定义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证明是解释20世纪发生的事情的极其有用的工具。

三，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主义

　　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主义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把20世纪的每一种民族观念和所有民族主义都等同于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他们没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已经存在的一个思想，在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得到了发展，并在评估我们世纪的民族斗争中占据了绝对决定性的地位，这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即必须区分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民族主义与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民族主义，我说这个概念有马克思主义的渊源，正是马克思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以回应他在整个国际阶级斗争战略中极为重视的两个具体问题：波兰和爱尔兰局势。
　　我们先略过波兰这最著名的问题（然而，这一点却不时被错误地解释为反对沙皇政权的一种具体策略，而且只是一种与任何更根本的原则无关的策略。）爱尔兰问题在这方面要清楚和准确得多。早在1869-1870年，马克思在比利时《国际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只要英国工人不懂得帮助爱尔兰人获得民族独立是他们的责任，英国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远非认为英国和爱尔兰民族主义是等同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相同的。他说，如果英国工人不认同爱尔兰的斗争以及英国资产阶级对爱尔兰民族的剥削和压迫，那么英国资产阶级对爱尔兰民族的剥削和压迫将导致爱尔兰工人长期迷失在无意义的斗争中，他们注定要成为英国无产阶级中日益壮大的少数，而爱尔兰工人将无法形成反对英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因为英国工人实际上已经与自己的资产阶级结成反对爱尔兰民族的“统一战线”，所以英国工人要懂得帮助爱尔兰人获得民族独立是他们的责任，马克思从这一根本区别出发。
　　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区分剥削者的民族主义和被剥削者的民族主义，但并没有使无产阶级偏离争取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相反把他们引向了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贫农的联盟，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和统一的任务，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不发达国家取得革命胜利，不能局限于完成民族的民主任务。它推动了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而达到高潮，并促使革命在国际上向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扩展，在这些国家，直接的革命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像盖伊·莫莱特（Guy Mollet）这样的人物试图在阐述国际主义方面的经验教训，就像他在1955年担任帝国主义法国社会民主党总理时所做的那样，即在20，在民族主义概念过时的时代，阿尔及利亚人要求民族独立是错误的。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可以回答盖伊·莫莱先生：
　　“好家伙，民族主义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你为什么不从拒绝法国民族的概念开始呢？为什么你要求一个被压迫民族首先克服民族主义，而你这个殖民压迫国家的领导人自己却不肯放弃民族主义呢？”
　　奴隶不需要树立榜样！不是奴隶应该被要求在摆脱锁链时避免暴力！如果一个人想用这种语气说话，就必须首先要求警察、奴隶主停止压迫，停止用暴力保护他们的剥削。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反对将被压迫者的民族主义等同于压迫者的民族主义！既然压迫者的民族主义是可憎的，并且无助于思想或时代的进步，那么对被压迫者的民族主义采取谨慎的、具体的态度就更加重要了，当我们谈到殖民地人民时（不仅是来自外部的殖民地的人民，生活在海外殖民地的人民，还有生活在内部殖民地的人民，比如美国的黑人）当我们看到这些被压迫的人民所处的悲惨境地时，当我们看到他们是经济，政治，道德和文化压迫的受害者时，而这种道德和文化压迫往往是维持经济和政治压迫的上层建筑，那么我们就必须重复托洛茨基的话：在一个如此受压迫的民族中产生民族意识，不仅从经济和政治帝国主义，而且从文化帝国主义中争取解放的努力，是在实现自己的人类尊严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因此是人类的巨大进步。
　　我们必须回想一下十九世纪黑人奴隶的状况，我们必须回忆一下美国内战后黑人佃农的样子，以便理解这个被超级剥削和超级压迫的阶层获得的民族意识代表了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是一个绝对不可避免和必不可少的步骤，以便使进一步的步骤成为可能，使这种被压迫民族融合在一个统一的人类中。国际主义倾向于在一个没有阶级的世界社会中融合民族。但这种融合将作为各国之间先前建立的平等的结果而发生。只要各民族仍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我们就永远不会看到被压迫者的民族意识消失！幸运的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扼杀不允许被动接受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反抗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