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发展的辩证法
﹝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
1972年11月
第一星际 翻译
有人胡说，马克思首先是技术的崇拜者，认为技术是“存在的基础和未来的引擎”。[1]这一谬论被人驳斥了无数次，但人们依旧深信不疑。在《梅多斯报告》和西科·曼肖特（Sicco Mansholt，欧盟委员会第四任主席，译者注）给欧盟委员会的著名信件——其中包括了这份报告——发表后，它再次显露出来。然而，这种态度严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传统了，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相当多的援引马克思主义的“可怕的庸俗者”对这个谬论负有部分责任。
在马克思眼中，人是人性的目标。在这里，不能认为个人是某种比人更重要的抽象原则。道德或神性原则、“经济发展”、“不间断的进步”和“历史的意义”都不能凌驾于人类之上。
马克思所说的“人”，是指所有的人类，而不仅仅是貌似“优越”的“种族”、民族或个人。因此，人类的唯一命运就是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充分培养每个人的人格，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同时存在。毕竟，人类的财富，最终是人类关系（换言之，社会关系）的财富。
马克思确实非常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今天这种现象被概括为“经济发展”。但他之所以重视生产力发展，是因为人性的终极目标：人类的存在。显然，没有安全的物质基础设施，所有人“丰富的社会个性”就无法发展。[2]马克思坚决反对贫穷或禁欲的共产主义，正是因为知道这种“共产主义”会损害人类，使他们无法发展自己的才能，将他们囚禁在他们出生时的偶然性环境中，使他们受自然力量肆意蹂躏。而且，他们正因为贫穷，才不能运用物质手段充分学习知识，并扩大个人需求。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让双重解放运动有可能出现。双重解放运动，有可能让人类摆脱自然和社会的束缚。随着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自然的束缚，社会的束缚正日益取而代之。
物质生产必须超过社会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必须有大量粮食长期过剩，必须有充足的社会剩余产品：如果出现发达的劳动分工形式，这些物质前提缺一不可。只有这样，特定的专业知识和复杂技术不再仅仅口耳相传，而会出现在写作、文化、科学的最初形式和文学等领域。
只有空闲时间充足，才能有手工业者、艺术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但与此同时，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因为脑力劳动的专业化进一步发展，这种分离是必要的），我们也看到如下身份出现：残酷的监工、警察、职业士兵、从生产者那里征收剩余产品的税吏、占有大部分剩余产品的剥削阶级（并在此基础上维持“脑力劳动者”）以及为剥削辩护的法律专家。各种各样的异化现象构成了国家的基础。
对马克思来说，解放发展生产力，只意味着在物质财富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生产者与管理者的差别、脑体差别和城乡差别已不再是必然的，而是可以逐渐消失的。一旦达到这种水平，不只是少数个体，而且所有人都不用被迫从事繁重、疲惫和机械性的工作，摆脱社会分工的暴政。这就是马克思的观点。
马克思不会认为经济发展是人类救赎的唯一目的，也不会认为人类应该在不考虑时间限制或生活质量的情况下一味追求经济发展。马克思也不可能认为，生产力应该为了发展而发展，而不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现代技术有可能让富足的共产主义实现，但是马克思也不可能认为经济发展会自然导向富足的共产主义。轻率地认为生产力高度发达就是人的自由发展，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3]
恰恰相反。特定的物质基础建立起来后，马克思眼中最重要的任务就变成了社会任务：社会结构和人类心理的根本转变。[4]社会结构和人类意识如果不根本转变，物质生产就有可能往坏方向发展，而不是为人类进步创造条件。
这么说来，马克思出色地预见了“生活质量”的问题，并比任何人都更早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会破坏生态平衡。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只能通过牺牲一切财富的两大最终来源——自然和人类。这比今天的环保主义者还早看了一百年。[5]
资本主义与经济发展
在一切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剩余主要以使用价值为形式。有产阶级领导着经济组织（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氏族和部落公社），只有在他们自己的消费能力范围内，即只有在他们能够适应这些使用价值的范围内，才有兴趣发展生产。这种消费能力在生理方面受限，在社会方面也受限。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限制了人的需求，不能让人充分了解产品，制约了人的能力水平。这三点进而限制了人的消费能力。[6]通常而言，结果就是消费能力水平缓慢提高，生产力龟速发展。
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剩余转化为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此外，有产阶级不再把社会剩余主要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是用于积累。商品竞争和阶级斗争迫使资本家将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附加资本。同样的竞争——换言之，生产资料私有制——迫使资本家不断降低商品的成本价格。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生产体系，即按照自己的逻辑（即自身的发展规律），倾向于发展科技，提高劳动的机械化水平，并将科学知识应用于物质生产。这样来看，资本主义是首个被迫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其特点是经济几乎一直发展。
如果比较一下19世纪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和20世纪走下坡路的资本主义，不难看出，前者并没有让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更不用促进生产力优质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个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浪费大量的物质和人力资源。雇佣劳动、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竞争造成的副作用（破产，才能低效使用）、战争、社会对需求和消费的限制、人民和整个大陆的不发达，所有这些都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能等同于科学技术在合理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客观上所能实现的东西。自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来，实际经济发展与潜在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只会进一步扩大。浪费越来越可怕：资产阶级或是实行长期军备经济，或是蓄意销毁农产品，或是消灭某些产业（比如采矿业）。
然而，即使在经济低迷时期，资本主义也保留了其本质上比前资本主义社会更强大的增长潜力。资本要攫取利润和积累剩余价值，就会迫切要求发展物质生产。无论生产的本质如何扭曲，这种增长潜力在资本主义衰落期间并不比在资本主义动荡崛起期间更可怕。相反，马克思预言，如果人类不摧毁资本主义，那么资本主义释放的生产力——特别是由科学转化而来的生产力——可能会形成破坏力。[7]这一预言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有了充分的意义。原子弹和生态学家所说的“对21世纪的巨大恐惧”，一同给我们这个时代蒙上一层阴影。
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
潜在的破坏力位于资本主义生产（包括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我们如果要了解这种潜在的破坏力，就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的商品生产的两大特征。
一方面，商品的生产以私人劳动为前提，这意味着预先假设全社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分散在彼此独立的公司之间，而这些彼此独立的公司在竞争的驱动下，努力攫取更多利润。[8]然而另一方面，利润是经济理性的标准，完全由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决定。利润只用货币来量化有价格的东西，把一切没有价格的东西放在一边。利润反映了每一界限分明的生产环节的直接和部分目的，即资产阶级尽可能在生产成本（以货币为形式）和特定公司的营业额之间实现最大差额。
这个目标无论如何影响整个社会，肯定不是长期全面提升公共福利。某个东西如果能增加公司的直接利润，可能会减少整个社会的收入。[9]增加利润的手段可能会减少全社会可用的资源，危害人们的生命健康；如果人类生活不从目的变成手段（即增加利润的手段），这两个因素就不能用金钱来明码标价。[10]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即广义的市场经济，在各部分的经济合理性与整体社会经济的非理性之间制造了日益严重的矛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和家庭努力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努力或多或少受到政府干预和纠正），几乎自动产生社会的最大福利。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些都是假的。从集体福利的角度来看，公司（特别是那些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拥有庞大经济实力的巨头）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会造成严重甚至无可挽回的损失。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经济资源根据购买力和需求分配到不同的生产部门。但需求和购买力分布不均。譬如，因为豪华住宅市场饱和，建筑业可能陷入危机，而无数的低收入家庭依旧家徒四壁。需求可能会受到广告、社会环境、时尚的非理性影响。比方说，有的商品并不像健康食品和优质住宅那样能够满足生活需求，而有些消费者明明连肚子都填不饱，又住在破破烂烂的屋子里，却被忽悠去购买那种商品。究其本质而言，购买力是个人的，因此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偏见：个人消费比集体消费更好（这是社会结构决定的）。按照这样的偏见，集体消费会侵害私人福利（为了提高个人福利水平，优质学校、现代化的医院和广阔的绿色空间似乎不是必须的！）。
这两个特性让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可能毁掉人类财富的来源。虽然数百万人的主要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但各种资源都可能拿去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这些商品越来越无用，一旦生产出来就浪费了资源。最终，这样的经济可能有利于生产技术，保证公司短期内获得更多利润，但长远来看意味着巨大的社会浪费。
市场经济与污染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批评，显然能牵涉到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倾向于掠夺没有成本或成本较低的自然资源，换句话说，在计算成本效益的过程中，这些自然资源的成本无足轻重。
在某种“环保意识”出现之前，已经有了太多类似的例子。有的地方土地非常昂贵，因为土地肥力实际上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劳动的产物。像低地国家的圩田和革命前中国的灌溉农田就是这种情况。对待这样的土地，资本主义农业给予应有的尊重。但是在土地相当廉价的地方，资本主义农业会造成巨大的浪费，长远来看，这些浪费有时是无法补救的（例如土地流失，森林覆盖率降低）。河流是尚未私有化的自然资产，没有价值或价格。因此，资本主义工业大量抽取河水，要么用作原料，要么用来辅助生产。私营企业往河流排放工业污水，因为不愿建造昂贵的处理厂，不想要付出那么高的代价。清洁的空气是天然物品，被认为“一文不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某物如果任何没有交换价值，那就通常“一文不值”！因此，资本主义工业建造了高炉，制造了汽车，并使用了化学制造方法，而不必担心污染了空气。
这种利润逻辑不局限在自然资源领域，而且完全不符合整体的社会经济合理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决策就是不平衡的。这些决定依靠利润的私有化和成本的社会化。汽车工业的发展——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仅说明了空气对私营企业毫无价值。公共当局修建和维护公路（没有这些道路，私家车就不会大大普及），也加剧了空气污染。
来自市场经济逻辑的另一个因素是资本主义严格按照时间限制来作决策。公司努力在既定时段内实现利润最大化。这里有个逻辑：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Après moi, le déluge）。如果投入的资本贬值，产生利润，再以非生产性方式（资产阶级的奢侈品支出）或生产性方式（资本积累）消耗，资本再生产的循环就结束了。但是，大自然并不会考虑利润规律，迫切要求工业回收初级化工产品，恢复生态平衡。因此，我们只有在二十年后才能看到，某些技术过程带来的污染的“社会代价”远远超过了这些过程产生的私人利润。在市场经济中，不可能倒查几十年，也不可能要求几十年来一直造成这种后果的资本主义公司交税。
我们强调，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计算错误”的根本原因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广义、普遍的形式。按这个意义来说，“部分经济理性”的错误行为在资本主义中最为明显。但纵观历史，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以简单的商品生产（例如13—16世纪的荷兰经济）为载体，逐渐传播开来，并且在17世纪和18世纪仍然比制造业资本主义更重要。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过渡期间，无论官僚主义是否变形或退化，商品经济都将部分继续存在。
例如，苏联也产生了类似的环境问题。由于苏联商品生产的部分延伸和生产组织结构（比如单独计算企业产量），所以生产过程的社会成本和长期成本被忽视了。最著名、最可悲的例子是贝加尔湖的污染问题。贝加尔湖是亚欧大陆最大的淡水水库，之所以受到污染，是因为化工厂在计算“收益”（收益状况决定投资项目）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淡水资源的破坏所造成的长期成本[11]。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更准确地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计划优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计划可以寻求在社会层面上计算成本和收益，从长远来看，可以计算整个社会的成本和收益。但是，这种计划只有基于民主（基于民主集中制的自治和政治民主，其中存在多党制和完全的批评自由），才有可能实现。为此，必须废除私有制和竞争，因为这两个因素必然迫使生产单位确立各自的盈利标准。
技术与环境污染
《梅多斯报告》讨论了生产力无限制增长（更确切地说是不受控制的生产力增长）的危险性，聚焦于三大主题：污染、自然资源（特别是原材料）的枯竭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危险。[12]不幸，由于所有这些数据都推断和预测当前趋势，换句话说，是预设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变，因此《梅多斯报告》不能更清晰地讨论相关问题。这些研究基于一个神秘的前提，即今天的技术是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实际上是“人类智能的合理结构”的结果。这就是把“技术强迫”神秘化了。这个概念如果转换成宛若天书的德国哲学术语，就是“技术约束”（technologischer Sachzwang）。
我们要感谢美国生物学教授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顺便说一句，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运用一些具体例子，突出了这种推断的神秘性。
首先，现代工业技术并非不可避免地破坏生态平衡。精密科学不断进步，为技术创造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机会。其中一些可能的选择没有考虑到对生态平衡的影响，这是因为单个的创新企业计算个体盈利能力。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计算只是偶然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某种不可避免的需求。
其次，重大技术创新作为整体，不一定会造成污染。其实，一系列创新显示出相反的情况（例如，电子科技进步，天然气取代煤气等等）。自现代工业出现以来，污染速度也并不等于技术的革新速度。
实际上，“污染增长率”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概念。环境污染的指标在1946年后才开始恶化。[13]任何具体分析其原因的人都不能争论“技术”本身，而必须专注于明确定义的技术决策。站在人类未来的角度来看，某些决定其实极不负责，是灾难。
我们只需要提到巴里·康芒纳引用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所做的选择绝非必然。它们是由某些私人利益以及捍卫这些利益的人的社会政治权力决定的。三个关键例子是：铅排放量增加（1946年至1970年增加415%），美国空气的NO2含量增加（1946年至1970年增加630%），化工厂汞含量增加2100%。[14]出现这些“污染增长率”，是因为资本主义企业为谋取私有利润而做出的选择：引入具有更大的汽缸压缩力的汽车，使用更高辛烷值的汽油，以及用合成洗涤剂代替肥皂。资本主义工业大量使用合成洗涤剂，每天将17万4千升含磷酸盐的废水排放到伊利湖，迅速减少了湖中生物的寿命；湖边有1200万居民。很明显，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能谈论“不可避免的技术必要性”。我们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某些东西要是有利于通用汽车、福特或孟山都化学公司，那么通常不会有益于人类。[15]
一旦抛弃了“目前的技术是唯一可能”这种神秘公理，那么不管如何影响私营企业的成本，必须确立优先事项，即创造社会经济和社会知识条件，以促进人们为恢复生态平衡（而非进一步破坏生态平衡）而研究并创新科技。必须优先发展完全不同的技术；这种技术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协调发展，是为了保护自然资源，而不是为了利润最大化。
换言之，必须考虑到整个社会长期的经济、社会和自然成本，并将其确立为投资标准。这意味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覆盖全球。环境辩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把追逐私有利润的制度——即资本主义——当成经济发展的引擎，其代价让人类再也承担不起。还有个结论是，要拒绝危害人类长远利益的发展模式，而不是拒绝“发展”本身。
应该回到资源匮乏的时代并恢复禁欲主义吗？
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不主动承认败阵，就像资产阶级不会主动屈服于社会主义一样。人们可能会认为，明确拒绝利润动机，无疑是沉重打击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环境辩论正是基于此。[16]但事实并非如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反击。
一方面，自由派经济学家说：“既然‘无成本的自然元素’貌似是万恶之源，那么如果我们给它们明码标价，污染就会停止。”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很快，我们被迫为呼吸买单，以防止资本家污染大气。[17]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补充说：“不妨向工业收费，促使其实现‘清洁生产’。”
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整体的经济理性不会因部分理性层面的变化而恢复。必须完全放弃这种片面的合理性。经济处罚只不过是净利润的计算过程中的一个项目。罚款只有相对的威慑力，不是禁令。资本家只要仍然能够通过污染环境来攫取利润，就算是交税和挨罚，也不改变做法。为了保持效果，需要不断加大处罚力度，公众、对污染没有任何责任的人要跟真正的罪魁祸首受到同等处罚，甚至比后者受到更严厉的处罚。如果征税这种措施超过一定限度，相关企业更有可能停止生产和投资，而不是改变发展方向。
毕竟，资本主义教义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私有财产，宁可毁灭一切也要赚取利润。神圣不可侵犯的生活水平已经提上议程（《梅多斯报告》的作者兴高采烈地说道，在20世纪末之前，美国人民目前的生活水平应该降低50%！ ）。这样做如果是为了拯救财产和利润，甚至还会牺牲掉人类的肉体。
生产“抗污染装置”的行业甚至在巨大的生态恐慌中发现了新的商机。[18]哈里·罗斯曼（Harry Rothman）在他那本杰作中——第一本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论述整个环境问题的书——提请我们注意一个事实，即为了“衡量污染的成本”，必须给人类生命“定价”；价格根据某个人将产生的东西计算出来！[19]我们在这里正处在不人道的领域。
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的讨论将厄运的先知们重新置于聚光灯下。长期以来这些先知一直退居幕后。“社会主义的前提是丰裕。好吧，环境辩论表明，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因此，稀缺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还会更严重。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因此，必须先按一定的规则来管理分配资源，然后再在此基础上管理经济。历史表明，市场经济至少不是效率最低的分配方式。”证明完毕（Quod erat demonstrandum）。
这种推论基于一个主要的谬误。《梅多斯报告》仅表明——受上述保留——只要目前腐朽的资本主义仍在大肆挥霍自然物质资源，自然资源有限的地球就不可能按照当今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养活60亿人。有无数个例子都能说明资本主义在挥霍资源：推动国民经济军事化，不充分利用机械化和智能化的成果，大肆掠夺和浪费原材料等等。
但是，没有任何地方证明，地球上目前的财富不足以合理地满足衣食住行和教育的需求并培养世界上的每个公民，并使他们能在满足主要需求后按照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发展个性。从来没有任何地方表明，如果生产不再为了利润最大化，如果大学教育向所有人开放，如果分配经济资源的头等要务是拒绝污染（以及反抗饥饿、癌症和其他文明疾病），那么人类将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物质资源来应对这些挑战并使技术适应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粮食储备。《梅多斯报告》摒弃了陈旧的马尔萨斯定理，并认真解释说，今天，平均每人需要1英亩的土地（0.4公顷）来养活。全球只有75亿英亩的可耕地。最肥沃和最容易开发的部分已经种上了庄稼。“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其余的土地，我们要是开垦、种植、灌溉和提升肥力，代价实在是太高了。”[20]因此，如果人口超过四五十亿，那么“发展到了极限程度”，除非有人想让越来越多的人饿死。
我们将忽略推理中的错误：假设每块耕地的农业生产力保持不变（而在美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同时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不考虑无土栽培的可能性；不考虑生产力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巨大差异，等等。我们仅看主要的谬论：剩余的土地大部分太昂贵，无法开垦和灌溉。但又是从哪个角度，用什么标准来定义何为昂贵？对于每年浪费1200亿美元制造武器的世界来说，剩余的土地太贵了？数十亿人的身体健康受到威胁时，有人却站在盈利的角度——“太昂贵”或“买得起”——而不是身体健康优先的角度来说话，难道就没一点羞耻心吗？[21]
就“人口爆炸”而言，过去的所有经验都表明，这是社会现象，而不是生物必然性。不妨首先确保半殖民地国家大多数人民得到解放，实行义务和免费教育，使他们不再愚昧无知，脱离苦海。然后，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将会下降，因为所有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会下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半殖民地国家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不是问题。毫无疑问，系统地分发避孕药具来节育——随着人们拒绝野蛮绝育的做法，不必多说——是增进这些国家人口福利的必要手段。但这必须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全球变化联系起来。从环境问题的相关讨论中可以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我们必须意识到重大局部变化的可怕之处——特别是对于所谓的“第三世界”而言。在这种变化中，长期的全球成本，特别是“生态”和“人类”成本，没有仔细计算。最近“绿色革命”的经验和“湄公河项目”的失败在这方面敲了警钟。[22]
规划和控制发展
这次讨论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人类面临着非常明确的选择：要么被迫“中止发展”乃至接受生产力的下降（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越来越多人挨饿受苦，很快有数亿人死亡），要么尽快选择受控制的、有计划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需要服务于明确界定的优先事项，这些优先事项与私人利润的需求无关。马克思主义有句老话再次揭示了目前的困境：“不选择社会主义，就会走向野蛮。”这话的意思不仅是指各大国需要立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全球经济若是缺乏计划，人类文明的根子很快就要完蛋了。[23]
选择“零增长”，显然不人道。三分之二的人类仍然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以下。发展如果停止，就意味着欠发达国家注定要继续陷于贫困的沼泽中，不断处于饥荒的边缘。保证“零增长”与激进的全球财富再分配措施齐头并进，这话听起来似乎不错。但是，谁真的相信可以在基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内，在市场经济的持续压力下重新分配全球财富？而即使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从未成功再分配全国财富。究竟哪种物质权威或“世界政府”（“道德权威”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将在经济困难日益加剧的危机时刻，也就是利己主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刻，实践这样的英雄方案？即使是长期结盟的国家，也仍然是竞争对手，例如北约和经合组织成员国。
在这种条件下，发展停止，欠发达国家仍然像地狱一样。长期的社会和军事危机以及反革命战争爆发（例如越南战争）。在上述情况下，帝国主义的野蛮战争行径灾难性地破坏了生态平衡，使我们面临地球毁灭。[24]
我们要想救赎，只能选第二条道路，即受控的、有计划的发展模式。无序的、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发展，无视人们最根本的利益，对自然缺乏起码的尊重，极大地威胁了人类的物质生存环境，所以经济和社会结构绝对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争取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斗争，争取无阶级社会的斗争，不再仅仅是争取更理性、公平、人道和自由的社会的斗争。它已成为保卫人类物质生存环境的斗争。
必须废除以下三大骇人听闻且不合时宜的事物：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经济和民族国家。废除这些以后，将会创造新的框架。在这种框架内，通过斗争至少有可能真的恢复生态平衡。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成功是有保证的。但我们必须谨慎，得意识到什么事物危在旦夕，有必要保持警惕。在与世界大多数居民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确定三重优先事项：（1）必须满足所有人的首要需求;（2）为了节约和补充稀缺的自然资源，必须寻求新型多样化技术；（3）必须提高所有人的智力（通过教育、研究和有意义的娱乐方式）。[25]
假设今天人类理性运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不考虑私人利润，并假设数亿人（他们现在不得不身处异化劳动中）发展他们的创造性天赋，人类的潜力完全释放出来，那么没有理由假设北半球居民生活水平会下降。南半球生活水平必然会突飞猛进。
我们谈论生活水平时，谈论的是大量的必要需求，与当前需求相比，其结构需要改变。有些设备没什么用，只能为我们节省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时间。积累这些设备，将不如发展丰富的社会关系重要。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将比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更重要。届时，拥堵不堪的城市不会继续长出触手——这就是商品生产在地球表面制造的名副其实的瘟疫。与此同时，我们将回到不但不陈旧而且已经恢复平衡的农业模式。幸福和“生活质量”将比“国民总收入的增长”更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同意曼肖特的观点。
但要想保证幸福和生活质量，必须有个前提，即满足主要需求。满足主要需求的前提是，拒绝少数特权统治者（无论他们是学者还是资本家的技术官僚）强加给绝大多数人的强制禁欲主义。否则，绝大多数人仍然不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有计划的发展模式，意味着人类理性控制经济发展。这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除非“共同生产者”控制生产过程并为其自身利益服务，而不是屈服于“盲目经济法则”或“技术强迫”，否则这种发展模式实现不了。
[1] 例如参见阿克塞洛斯、科斯塔斯《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术》（Alienation, Praxis, and Techne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引文来自Alain Birou 《Sens et Non-Sens du Développement，Options méditerranéennes 8（1971）》第19页。
[2] “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卷第286页。——中译者注
[3] 我们消费物质商品时有合理的限制。从哲学上讲，这里面没什么大道理：人生短暂，时空有限，只能消费那么多物质商品。即便我们能每时每刻消费商品（太糟了！），消费速度也赶不上新的物质商品生产速度。在此之前很久，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更需要非物质的产品以及人类社会关系，而不是额外的物质产品。这里体现了辩证转换的过程。——作者注
[4]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作者注
[5]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卷第580页。——中译者注
[6]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方法论导论中明确指出，生产不仅产生满足需要的对象，而且还创造对象满足的需求。在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中，他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需求倾向于超出其有限的自然极限，同时尽可能少让广大雇佣劳动者满足这些需求。——作者注
[7] “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卷第542页，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77页，梁赞诺夫版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中文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中译者注
[8] 在自由竞争体系中，短期利润最大化；在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中，长期利润最大化（或“最大增长率”）。——作者注
[9] 典型的例子是，某公司合理化经营，裁了员，虽然“节省”了100万[成本单位]，但可能导致社会损失200万（失业救济金再加上整个社会层面的收入损失，这是因为工资和失业福利差距的“乘数效应”）。——中译者注
[10] 有人认为，公司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选择时，会考虑所有的收支情况。这么想，就错了。公司将会只计算那些有价格（即货币价格）的因素，以及那些对公司本身而言有货币价格的收支情况。换言之，从定义上讲，盈利能力作为经济决策的标准，是局部的，因为排除了一系列成本和费用：它自己不承担的所有成本和结果，以及所有对自己不利的结果。——作者注
[11] 见埃尔玛·阿尔特法特（Elmar Altvater），《社会生产与经济理性》（Gesellschaftliche Produktion und Ökonomische Rationalität），法兰克福 1969年版第144—150页，和 哈里·罗斯曼（Harry Rothman）《凶残的天意》 （Murderous Providence）伦敦 1972年版第248—255页。——中译者注
[12] 根据《梅多斯报告》，假定开采量每年以固定速度增长，资源按指数级减少，31年后铝土矿枯竭，21年后铜矿枯竭，111年后煤炭资源枯竭，95年后铬矿枯竭，53年后镍矿枯竭，20年后石油资源枯竭。
关于后一种危险，有本相当重要的著作。保罗·埃里希和安娜·埃里希合著的《人口资源》（旧金山，1971年）。——作者注
[13] 1930年12月，比利时默兹河谷响起了首批“污染警报”之一。约六十人因吸入过量的高炉粉尘和煤矿粉尘，死于呼吸系统疾病﹝中译者注：这里应该是指尘肺病。众所周知，东方某大国至今仍有大量煤矿工人患有严重的尘肺病，无钱医治﹞。这反过来又是因为工作场所长期不通风。哈里·罗斯曼《凶残的天意》，第51页。——作者注
[14] 巴里·康芒纳，《闭幕圈》（伦敦，1971年）第128页。——作者注
[15] 康芒纳引用了美国化学工业出版的《化学工业经济学》一书中的一段典型段落，“为了保持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需要不断开发有助于提高利润率的新产品和特殊技术，而该类别中的前产品则演变成利润率较低的大宗化学品”。康芒纳认为，这样追求技术优势，是“环保主义者的噩梦”。毕竟，新合成品投放市场并进入环境不过短短的四五年而已，无法发现和衡量生态影响。（康芒纳，《闭幕圈》，第260—261页。）
最著名的例子是汽车产业。根据当前科学知识只能制造出今天已有的汽车吗？汽车产业的历史能证明这一点吗？自汽车产业诞生以来，到今天为止，我们不断看到有很多技术可供选择。但不是你我去选择。一小群人选择某种技术，不会按照客观、科学的标准，而是先计算部分盈利能力。他们生产了某种类型的汽车，选择生产和销售这种类型，不是因为它在科学上唯一可行，而是因为它（在他们看来）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只有这段话才能准确描述过去70年来汽车行业的过程。
如果国家不修建高速公路，而是引入了廉价或免费的公共汽车和火车；如果国家对汽油征收高额税，同时大力补贴电力、天然气和煤炭，那么自然就没有人知道汽车行业是否会像现在这样发展。如果汽车行业本身被迫承担所有这些成本，那么汽车的价格将比实际价格高三四倍。我并不是说无论如何私家车都不会大量销售，这一点我们无从推断。无论如何，运输市场的经济数据完全不同，因为整个系列成本已经社会化；当然，这与美国工业某些部门的份量有关，其中包括石油工业的份量。并且，在某段时间内，在美国政治结构中，洛克菲勒信托比煤炭工业和美国其他工业部门更重要。
成本的社会化决定了美国工业的发展和结构，而我们不能简单根据既定的客观数据来推断成本的社会化如何起到这种作用。不是客观的技术优先事项，而是社会优先事项（即统治阶级的优先事项）和统治阶级的权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发展模式。诚然，如我们所知，某些决策推动汽车产业建设，不考虑技术对自然环境的长期影响。所以必须考虑到导致这一发展的所有因素。这只能强调我说过的话，即这不是技术约束（technologischer Sachzwang）的问题。科学研究与在此基础上唯一可能的技术之间存在某种假定的线性关系，而这种线性关系就是技术约束。相反，社会经济因素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甚至无知也起到了作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因素是具体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就是我们现存社会的权力结构：某些人掌握着权力，有权决策，在决策时有自己的盘算。——作者注
[16] 在这方面，《梅多斯报告》的结论与西科·曼肖特给欧盟委员会的信中的结论一致。——作者注
[17] 这不是玩笑话。某些国家已经出现了出口“罐装新鲜空气”的产业。——中译者注
[18] John C. Esposito，《消失的空气》（纽约 1970年），第108页——作者注
[19] 罗斯曼《凶残的天意》第312—313页。
“成本效益分析”技术试图开发一套工具，这套工具不仅可以计算内部成本，还可以计算既定的经济决策中涉及的社会成本。但是，很难量化经济决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如何量化这种影响，又如何将人类生活货币化？你可以给原材料、 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明码标价——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意味着为呼吸买单。但是，如何计算疾病的代价和生死的成本呢？
纸上谈兵也就算了，但是，我重复一遍，你必须看到这种计算方式的非人影响。你可以把疾病的代价设定为康复的成本。计算人们在成年后工作年限内的收入，从而给人命明码标价。假设有两个项目，其中一个项目杀死了5000人，另一个项目不会杀任何人，但前者花费1.5亿（包括这5000人的生命价格），第二个项目花费了1.7亿。要是这两个项目摆在你面前供你选择，那么你必须选择前者而非后者。
分析全球成本效益，可以尝试将疾病、人命、死亡、美丽和审美情趣等等货币化，并将这些简化为计算过程中的要素。我认为，在这里，我们已经能看到，两种对待和解决生态危机的方式之间存在着矛盾，并且矛盾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人们不敢说那些长期以来不证自明的社会主义观点——某些社会选择不应该基于成本——却不放弃某些教条。这些教条植根于物质基础，反映物质利益，尽管有时是无意识和间接的。做出社会选择，不应该是因为考虑金钱价格孰高孰低，而是因为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些选择因为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优先的，即便无视成本，也都是可取的。——作者注
[20] 《金融时报》，1972年3月3日。——作者注
[21] 为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我举出下面这个例子：中央谷地荒漠150万英亩，灌溉费用为15亿美元。按这个价格计算，灌溉20亿英亩的荒漠，可能会使世界人口增加20—40亿，花费2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是全世界大约17年的军事预算。而这个数额被严重夸大了，因为加州的开采和灌溉成本被各种推测的说法夸大了。——作者注
[22] 关于绿色革命的负面社会影响，见罗斯曼《凶残的天意》第22页。——作者注
[23] 如果矿物燃料消费量继续按目前的速度上升，2000年大气中的CO2浓度将比现在增加25%，地球的平均温度将上升0.6—4℃。因此，大气中的云层厚度可能会增加10%，这反过来又可能导致温度下降7.5℃。上一个冰河时代的原因是地球平均温度下降7.9℃。（罗斯曼《凶残的天意》第207页）。——作者注
[24] 若要了解美国人在越南战争时期动用化学武器造成的生态灾难，参考罗斯曼《凶残的天意》第195—203页。——作者注
[25] 我们这个时代城市的异常发展伴随着农业的“工业化”，后者非常明显地危害环境；这些负面影响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快速过渡到单一栽培法。例如：过去，农业利用动物粪便恢复土壤肥力。如今，人工肥料有可能毒害土壤和作物，而天然肥料则被排放到河流中并危害水质。
我想再次引用巴里·康芒纳的话。他举的例子非常简单，但触及了生态危机的中心点之一。今天人们如何处理天然肥料？如果我按当前的方式去处理人类粪便呢？人们向水中排放粪便，污染了水，降低世界某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人们必须往土壤施更多的人造肥料，进而又加剧了生态危机。有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案：像过去一样，不把天然的人类粪便排放在水中，而是埋在土里。换言之，在城市建造大型管道，用管道把粪便送入耕地而不是排放到水里，这样就可以不用依赖人工肥料。是建造管道需要更高成本，还是排放粪便需要更高成本？几乎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如果比较一下管道的成本与当前污水处理系统的成本，就会发现前者更高。或者：五年内投入的成本更高。但要是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儿，就会发现管道甚至可能更便宜。
我的论点是，在论证过程中不要考虑环保技术的成本高低问题。环保技术是必要的，因为能维持或恢复生态平衡，保护生命，捍卫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现在，人们接受军事制度而不说“它们很贵”，认可不同形式的计划性报废，在不考虑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成本的情况下搞军备竞赛和计划性报废。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放弃部分盈利能力的计算。我们必须说；“我们需要开发新技术；我们需要掀起彻底的技术革命；我们需要作出的决策，不是基于盈利能力的计算，而是基于人类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实现。所以我们需要民主的计划经济，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剥夺私企投资决策的自主权力。换言之，社会主义世界经济是必要的。——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