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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本主义下的工人

﹝比利時﹞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68年
梁旖凌 翻译、温谦 校对


　　这篇论文最初在1968年社会主义学者会议（Socialist Scholars Conference）上发表。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1968年11-12月刊。感谢从曼德尔档案馆（Mandel Archive） www.angelfire.com/pr/red/mandel/下载。由Einde O’Callaghan为马克思主义者互联网档案馆（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标注。
　　原文链接：Workers Under Neo-capitalism


　　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每一个社会阶级的状况都是稳定性和变革性的独特组合。其结构保持不变；同时局部特征则往往发生深刻的变革。
　　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家庭农场里的奴隶、公元前一世纪西西里岛种植园里的奴隶，公元四世纪罗马或法国南部的文职和手工业奴隶，无论是在生活水平还是在社会环境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然而，这三者都是奴隶，奴隶的社会地位是不可否认的。另外，住在路易十五宫廷内的贵族们和七个世纪前的诺曼底、勃艮第的庄园主们除了都通过封建或半封建的制度从农民身上榨取劳动力以外，这二者就没有更多的共同点了。
　　当我们回顾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他们的直系祖先是中世纪城镇中无依无靠、背井离乡的雇佣工人和16世纪的流浪者——这些人曾被我国那部伟大的小说《捣蛋鬼提尔》（Till Eulenspiegel）生动描绘——我们注意到了同样的结构性稳定和同时发生的变革的结合。简而言之，无产阶级的条件就是缺乏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社会中，这迫使无产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劳动力的交换，他们得到一定的工资，从而能够获得满足自己和家庭需要所必需的消费资料。
　　这是对雇佣工人、无产者的结构性定义。由此必然产生了他和劳动、劳动产品以及他在社会中的总体状况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异化”一词来概括。但是，从这个结构性定义中并不能得出任何关于他的消费水平、劳动力价格、需求范围或需求满足程度的必然结论。地位的结构性稳定和收入与消费情况的联合性波动之间唯一的基本关系非常简单：无论是在悲惨的加尔各答贫民窟还是在广为人知的美国大都市舒适郊区，无论工资高低，它能否使无产者摆脱出卖劳动力的社会和经济义务？能否使劳动者自愿工作？
　　职业统计数据证明，今天的工人并不比一百年前更容易接受。不，这些统计数据证实，在今天的美国，被迫出卖劳动力的在业人口比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写作《资本论》时的英国要高得多，遑论内战前夕的美国了。
　　没有人会否认，如果新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的图景仅仅局限于强调无产阶级状况的基本结构稳定性，那么描述就过于简单化了。但总体而言，继续强调当今无产阶级在西方帝国主义社会中的基本革命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避免了这一陷阱。反而是他们的批评者实际上犯了相反的错误，即只专注工人阶级状况的变革，而忘记了那些没有改变的基本结构要素。
　　我不太喜欢“新资本主义”这个词，因为它是模棱两可的。当人们谈到西方共产党的“新改良主义”时，当然是指他们主要是改良主义者；但当“新社会主义者”一词在三四十年代来定义像马塞尔·戴亚（Marcel Deat）或亨利·德曼（Henri de Man）等可疑人物时，则是指他们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一些欧洲政治家和社会学家用“新资本主义”这个词来表示社会已经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征。我坚决否认这一点，因此我给“新资本主义”这个词赋予了相反的含义：一个具有传统资本主义所有基本要素的社会。
　　然而我确信，从1929—1932年的大萧条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资本主义进入其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不同于列宁（Lenin）、希法亭（Hilferding）等人所描述的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就像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19世纪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一样。我们必须给这个“孩子”起个名字；所有其他名字似乎都不如“新资本主义”更容易被接受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苏联和“官方”共产党使用的术语，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因为它意味着国家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我认为这根本不符合当今的现实。相反，我会说，今天的国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直接地成为保证最强大的私人垄断企业获得垄断结存利润的工具。德语中的“晚期资本主义”（Spätkapitalismus）一词似乎很有趣，但这只是表示一种时间顺序，很难翻译成多种语言。所以在有人想出一个更好的名字之前——这是对你们的挑战，朋友们！——我们还是暂时用“新资本主义”这个词吧。
　　我们将新资本主义定义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技术创新加速，战争经济长期存在以及殖民革命的不断扩大等各种因素相结合，将垄断结存利润的来源从殖民地国家转移到帝国主义国家自身，使大型企业变得更独立又更脆弱。
　　更独立是因为垄断结存利润的巨大积累使这些企业能够通过价格投资和自筹资金机制，并借助销售成本、分销成本和研发费用的不断积累，摆脱希法亭和列宁时代托拉斯和垄断企业的由银行和金融资本严格控制的状态。更脆弱是因为固定资本生命周期的缩短，过剩产能的日益增长，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客户的相对减少，以及世界上非资本主义力量（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殖民地革命以及至少潜在的大都市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挑战，甚至在微小的波动和危机中也埋下了危险爆发和全面崩溃的种子。
　　由于这些原因，新资本主义不得不采取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经济规划，赤字融资和刺激增长，收入政策和工资冻结、国家补贴大企业和保证垄断结存利润的手段，这些手段在过去20年里已经成为大多数西方经济体的固有特征。由此产生了一个既比30年前的帝国主义国家更繁荣，又更具爆炸性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尚未被克服，有些矛盾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些强大的长期力量正在尝试努力摧毁这个体系。在此，我仅顺便提及其中的一些力量：国际货币体系日益严重的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普遍衰退的趋势；限制工人阶级基本民主自由（首先是工资谈判自由）的趋势；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迫使他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生产、消费越来越多的商品，与此同时这些商品所带来的满足感越来越小，扼杀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基本需求、情感和愿望的趋势；西方浪费性“财富”的积累与殖民地人民饥饿和贫困之间的矛盾；科学和自动化的巨大创造性和生产性潜力与我们被迫长期生活在核战争阴影下的矛盾——这些都是当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缩影。
　　问题已经提出：在这种变革的环境中，工人阶级的作用难道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长期的高就业率和不断增长的实际工资难道没有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由于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工人阶级的构成不是正在发生变革，并且越来越脱离生产过程？工人阶级与其他社会阶层（如白领工人、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学生）之间的关系，难道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
　　对这些问题的肯定性回答会引出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结论。在一些人看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性再也无法动摇，这一理论恰好滋养了更为适应该体系的物质利益和心理需求。在另一些人看来，这种稳定性只能从外部动摇：首先是来自世界上尚未工业化的地区——在农村革命后才能设想帝国主义国家本身的革命。还有一些人虽然不质疑新资本主义根基的不稳定性，但他们认为该制度能够使其受害者变得麻木，所以根本不会有任何积极的结果。最后，还有一些人认为新资本主义从其自身内部培养出了它的掘墓人，但他们认为这些掘墓人来自被排挤的群体：民族和种族的少数派、被剥削的弱势群体、革命学生、新青年先锋。所有这些结论的共同点是，在世界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大都市国家的无产阶级失去了核心作用。
　　我们很容易将自己局限于陈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所有这些理论都源于对特定形势的过早合理化，即西方无产阶级在1948年至1968年的过去20年中已经退出世界革命斗争的舞台。既然法国1968年5月的革命已经证明这种现象和时期只是暂时性的，那么从现在起，我们更应该把讨论西方的革命前景提到议程首位。
　　这样的答案尽管有道理，但仍然是不充分、不完整的。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理论，虽然明显是对既成事实的合理化解释，但具有充分的复杂性和直接性，不仅仅局限于纯粹和简单的描述。它们试图从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性变革给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中，得出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正在减弱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站在这些论点自身的立场上来回应，以新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传统运作方式做出变革为背景，重新批判性地审视工人阶级斗争、意识和革命潜力的动力。
　　我们必须采取与卡尔·马克思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相同的起点：研究人类劳动在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在这方面，有三个基本事实需要我们立即注意。
　　首先，当代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以现代工业和工厂为基础。事实上，可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既由于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减少了工厂的工业劳动，又大规模地增加了农业、分销业、服务业和管理部门的工业劳动。因为自动化革命必须被视为这些不同经济活动部门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大规模工业化运动。我们可以从这一趋势中得出重要结论。但突出的一点是，广义上的工业劳动者——被迫将自己的劳动力卖给制造业、棉花种植业、数据处理或造梦工厂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占据经济结构的中心位置。
　　其次，无论工人阶级的消费如何增长，新资本主义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改变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异化劳动的基本性质。甚至可以说，正如自动化将工业化进程扩展到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自动化也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年前只能勉强想象的程度将异化普遍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许多关于异化的段落都是在最近几十年才真正实现。可以说，马克思对“纯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与其说是描述19世纪在他眼中发生的事情，不如说是预示20世纪将要发生的事情。
　　无论如何，新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是异化劳动、强迫劳动、受等级体系规定必须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劳动。而且这个等级体系还使得异化上升到新的可怕的维度，强加给其要消费什么、什么时候消费，要思考什么、什么时候思考，要想象什么、什么时候想象（的规范）。它甚至试图使工人意识不到自己被异化、被剥削的事实。
　　第三，活劳动（Living Labor）仍然是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唯一来源，它是这个体系运转的动力。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惊人的矛盾：生产过程蕴含着让使用价值丰富的无限潜力，在被消费之前就被出售并满足“有效需求”。在这个体系中，科学、技术进步、人类积累的丰富才能是物质生产的主要基础，但“对剩余劳动的吝啬占有”——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话来说——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唯一目标：“利润是我们的事业，而事业归根结底只意味着利润。”
　　但所有这些矛盾和荒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是真实的、活生生的。这些矛盾和荒谬将在普遍和完全的自动化中达到其极限，然而，这完全超出了它的能力范围，因为活劳动对于进一步的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只需观察一下那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是如何像渔妇一样为这里增加50美分工资和那里每周减少两小时的工作时间而讨价还价和大喊大叫，就会发现，无论观念学家和社会学家如何争辩，生活中铁的事实证实了马克思所教导我们的东西：资本对利润的无限渴求就是对人类剩余劳动的无限渴求，对无偿劳动的时间的渴求。工作周越短，劳动的实际生产率越高，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计算就越精确、越严格，对秒和几分之一秒的讨价还价就越激烈，就像在进行时间和运动的研究一样。
　　现在，正是现代劳动的这三个特点——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它的基本异化，它的经济剥削——是它作为推翻资本主义的主要潜在力量，以及承担革命使命的客观根源。其他阶层无法一举摧毁生产，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不起关键作用，不是利润和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任何试图将无产阶级这一作用转移到其他社会阶层的企图都会使我们从科学社会主义倒退到空想社会主义，从发端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由人们对其在社会生产中所处地位的道德愤慨中诞生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观点。
　　在这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经常被所谓的教条马克思主义者和公开的修正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者提出的反对意见：我们给新资本主义中的工人阶级的定义是否太过笼统？难道我们不应该将工人阶级的范畴限定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经典时期符合这一定义的实际从事生产的体力劳动者？在西方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中，难道事实不是这一群体先相对地，然后甚至是绝对数字上在趋于减少？我们经常提到的工薪阶层难道不是一个过于模糊和混杂的群体，以至于不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一个社会阶级？难道西方大都市国家工人阶级革命潜力的消退与有酬就业人口中体力劳动者的减少没有因果关系？
　　如果忽视无产阶级固有的结构性特征，那么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所必然引发的争论很容易沦为语义争吵。正如塞尔日·马莱（Serge Mallet）指出，在半自动化或自动化的条件下，生产过程的本质往往会将全新的阶层纳入工人阶级。我们不接受马莱的政治结论，它们并未得到法国五月风暴（the May revolt）的证实。在那场暴动的最前线，我们不仅发现了由半自动化工厂（如布雷斯特（CSF） 通用电气工厂）中的高技能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新”工人阶级。同样出现了雷诺（Renault）和南方航空（Sud-Aviation）的传统流水线工人，甚至还有一些衰落工业部门（如南特（Nantes）和圣纳泽尔（Saint-Nazaire）造船厂）的工人。马莱创立的“新”“旧”工人阶级分类并不符合现实情况。
　　但事实是，由于技术变革和创新本身，“纯粹”的生产性体力劳动者、“纯粹”的非生产性文职白领和“半生产性”的修理工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今天的生产过程越来越倾向于将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半熟练的流水线工人和半熟练的数据处理员、高技能的修理与维护班组和高技能电子专家融合在一起。
　　无论是在“实际”生产开始前的实验室和研究部门，还是在“实际”生产结束后的调度和盘点部门，都创造了生产性劳动（如果接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生产性劳动的定义）。因为所有这些劳动对于最终消费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不仅仅是由经济的特殊社会结构引起的浪费（例如销售成本）。
　　回到之前的一个观点，即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行，自动化往往推动农业、分销业、服务业和管理部门工业化，在推进工业普遍化的同时，它也往往使越来越多工薪阶层整合到日益同质化的无产阶级中。
　　这个结论需要进一步阐明。这些逐渐融入工人阶级的“新”阶层的无产阶级特征增强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可以随手举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实：白领工人和体力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缩小在西方是一个普遍趋势；这些“新”阶层的工会化和工会激进态度的增强同样是一个普遍现象（过去五年中，在布鲁塞尔和纽约，教师、电工、电话和电报工人一直是激进的工会主义者）；阶层消费、社会地位和环境的日益相似；在工厂、银行、巴士、行政部门、百货商店和飞机上单调、机械、缺乏创造性、令人心烦和乏味的工作条件的日益相似。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考察长期趋势，基本进程是无产阶级的日益同质化而非异质化。今天，非熟练工人和银行职员或中学教师之间的收入、消费和地位差异比五十年或一百年前小得多。
　　但是，新资本主义将新阶层整合到工人阶级中的过程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这就是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特别是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的平等化。在19世纪资本主义时期，体力劳动者接受的是小学教育，白领接受的是初中教育，技术人员接受的是高中教育；农业劳动力的再生产通常不需要任何教育。大学严格来说是专门服务于资本家的机构。
　　作为新资本主义结果和动力，技术变革已经完全改变了教育水平。如今，除了完全没有技能的劳动者之外（严格来说，工业中已经很少有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而且未来整个经济体系中可能都没有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产业工人、技术人员、白领雇员、服务人员和办事员的技能再生产条件与普通高中教育完全相同。事实上，在一些国家，激进分子正在为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延长至18岁而斗争，并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
　　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统一同时意味着工资和薪金（劳动力价值和价格）以及劳动力本身的日益同质化。换句话说，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整个社会中重复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工厂体系内取得的成果：对特定劳动技能的日益漠视，可迁移的、普遍化的人类劳动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范畴产生（在历史上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作为交换价值唯一来源的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相对应）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范畴（历史上对应于经典政治经济学发现的，作为交换价值唯一来源的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
　　顺便说一下，如果不考虑我们在这里描述的趋势，就很难理解帝国主义国家中学生反抗运动的规模和重要性：脑力劳动日益融入生产过程；脑力劳动日益标准化、统一化和机械化；大学毕业生日益从独立的专业人员和资本主义企业家转变为出现在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熟练脑力劳动的市场——中的工资收入者，就像工会化之前的体力劳动市场一样，其工资因供求关系而波动，但这个市场中的工资围绕着熟练脑力劳动再生产成本的轴线波动。除了脑力劳动日益无产阶级化、脑力劳动者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趋势之外，这些趋势还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学生还不是工人。但是，用他们的社会起源或前景来定义他们都是错误的。他们是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阶层。当代大学是一个巨大的熔炉，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青年涌入其中，并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一个新的同质化的社会阶层。在这个过渡层中，一方面产生了未来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在中产阶级的主要代理人，另一方面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未来的工人阶级。
　　但是，由于第二类群体比第一类多得多；而且由于学生群体能够比工人个人更敏锐、更迅速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弊端（正是因为其与特定社会阶层的基本纽带的暂时性断裂，以及其对尚未过度专业化的知识有特殊的获取途径）；由于脑力劳动日益成为与资本主义下的所有劳动同样具有基本异化特征的受害者，学生反抗运动可以成为整个工人阶级中真正的先锋反抗运动，就像今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一样，引发强大的革命高潮。
　　让我们重申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从长远来看，新资本主义强化了工人阶级，就像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在其第一阶段所做的那样。从历史上看，它使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和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都有所增长，从而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潜在力量，并强化了其推翻资本主义和在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基础上重建社会的潜在能力。
　　然而新的问题随即产生。如果是这样，那么新资本主义制度中稳定性的增强——它对新凯恩斯主义和宏观经济手段的广泛使用，对1929—1933年那样灾难性经济萧条的规避，通过操纵和使用大众传媒塑造工人意识的能力——难道不会永久压制这些革命潜力？这些问题归结为两个基本论点，我们将逐一讨论。其一是制度是否能减少经济波动和矛盾，从而确保充分的改革，以保证资本和劳动之间社会紧张态势的逐步缓和。引用巴兰（Baran）和斯威齐（Sweezy）的《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来说，其二是制度是否能将工业无产阶级整合和吞噬为消费者和受意识形态制约的社会成员。
　　在经济层面上，我们可以简要勾勒出使得新资本主义无法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趋势。当增长率上升时，就像西欧在1950年到1965年的15年间那样，接近充分就业的条件使工人能够迅速提高实际工资，再加上资本有机构成的迅速增加，利润率就会下降。制度必须做出反应，而它的反应通常采取两种形式，或二者的结合。一种是合理化、自动化，即通过重建劳动后备军来加强人与机器之间的竞争，以降低实际工资增长率。另一种是自愿或强制的工资限制、收入政策、反罢工和反工会立法，即试图阻止劳动力利用劳动力市场相对有利的条件来增加其创造的新价值份额。
　　在“管理价格”、“通过价格投资”、国家保障垄断结存利润和永久性军备经济的新资本主义条件下，增长率的上升也意味着通货膨胀。
　　每一次试图阻止通货膨胀的尝试都会扼杀繁荣，引发衰退。投资波动和货币失衡共同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而国内外资本集中的加剧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不稳定性，从而使整个体系趋向于失业率的小幅上升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普遍衰退。这两种趋势都会降低经济增长率，正如该体系无法在不危及扩大再生产和经济增长本身的情况下不断提高军备的增长速度——即军备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中大量剩余资本的积累和日益增长的剩余产能也同样抑制了长期增长率。
　　最终出现的景象与其说是新资本主义成功减少了生产过剩，不如说是通过巨额债务囤积和货币通胀暂时延缓了生产过剩的出现，正如德语中所说的“堵塞”（zurückstauen），这将导致世界货币体系的危机和崩溃。
　　这些基本的经济趋势是否与资本和劳动之间社会紧张关系的逐渐缓解相一致？我们几乎没有理由接受这一点。诚然，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过去20年比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发展更快——为提高实际工资和扩大大众消费创造了物质条件。然而这种想法试图将对工人阶级革命潜力的悲观预测建立在其实际工资上涨的趋势之上，却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对工人阶级的双重影响。
　　一方面，尤其是在技术迅速变革的条件下，近乎充分的就业和生产力的迅速增长，同样会导致工人阶级需求的增加。马克思称之为由历史决定的、归因于特有文化水平的那部分劳动力价值，在这样的条件下往往增长最快，通常比工资增长快得多。矛盾的是，恰恰是当工资上涨时，劳动力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差距却往往会扩大，工人阶级的需求比其购买力增长得更快。过去十年中，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就个人消费与未得到满足的社会消费需求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展开的辩论（被加尔布雷斯（Galbraith）称为私人富裕与公共贫乏之间的对比）就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实际工资的上涨也总是受到逐渐削弱的威胁——受到通货膨胀、技术变革和自动化所产生的结构性失业、工资限制和冻结政策、经济衰退等因素的威胁。工人越是习惯相对高的工资，他们就越反对其所习惯的消费水平的下降，所有上述威胁就越是真正的社会爆炸的潜在起点。
　　工人阶级青年在这些反抗运动中往往更快反应，走在前沿，这绝非偶然。老一代工人常常将他们在大萧条和战争时期所遭受的苦难与过去15年的状况进行比较，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幸福。年轻工人不做这些比较。他们认为制度所规定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是理所当然的，但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他们对所得到的东西都不满意，并且对任何条件的恶化都会作出激烈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两年间，在意大利、西德、英国和法国等不同国家非常激进的罢工行动中，他们一直站在前列。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法国五月风暴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与新资本主义尚未克服也无法克服的无产阶级状况的基本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相比，更重要的是新资本主义将阶级斗争推向更高水平的内在趋势。只要工人在挨饿，只要他们最迫切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涨薪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工人阶级的核心诉求。只要他们受到大规模失业的威胁，缩短工作时间就会被视为减少裁员危险的手段。但是当就业率相对较高，工资不断上涨时，人们的注意力就会逐渐转移到资本主义剥削中更本质的方面。
　　尽管存在“工资浮动”（wage drift）[1]现象，但全行业的工资谈判和新资本主义政府实施的收入政策，往往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集中在工资、利润和税收的聚合上，而不是集中在工厂层面新创造价值的分配上。长期的通货膨胀、围绕政府财政和经济政策的持续争辩、技术革新和行业转型对劳动力市场的突然干扰，都将工人的注意力引向同一个方向。
　　传统资本主义教育工人在工厂里为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而斗争。新资本主义教育工人挑战国民收入的分配和整个经济的更高层次的投资方向。
　　在工厂中，对劳动组织的日益不满刺激了这种趋势。工人阶级的技能和教育水平越高——第三次工业革命没有给未受教育和缺乏技能的工人阶级留下任何空间！——工人在等级森严的工厂组织中就越痛苦。当今生产力所能创造的潜在财富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浪费和荒谬之间的矛盾越是尖锐，工人们就越倾向于不仅质疑资本主义工厂的组织方式，而且质疑资本主义工厂的生产对象本身。最近，这些趋势不仅在法国五月风暴，而且在意大利菲亚特（Fiat）工厂都得到鲜明体现，那里的工人成功阻止了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高价汽车的生产。
　　所有这些趋势的逻辑都将工人控制权问题置于阶级斗争的中心。资本家、资产阶级政客和观念学家，以及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企业改革”“共同管理”“共同决策 ”和 “公众参与”等不同方案几乎占据了所有西欧国家的舞台中心。当戴高乐（De Gaulle）大肆鼓吹 “公众参与”时，甚至西班牙佛朗哥（Franco）领导的独裁政权也宣称自己同样支持工人阶级参与工厂管理。至于威尔逊先生（Mr. Wilson），他没等一个月就加入了同样的行列。
　　然而，与这些各种各样的迷惑和欺骗方案并行的是，工人阶级日益认识到，工人控制权问题是新资本主义下的关键“社会问题”。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比收入分配问题更重要的是由谁来指挥机器，由谁来决定投资，由谁来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英国和比利时的工会已经开始大规模讨论这些问题；在意大利，工厂层面和许多左翼团体也正在展开辩论。在西德、瑞典、挪威和丹麦，这些问题日益成为激进工人阶级圈子的讨论主题。而法国五月风暴则是一千万工人呼唤这些思想的嘹亮号角。
　　然而，最后一个反对意见仍旧存在。垄断者及其代理人是否拥有操纵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和意识的无限权力，难道他们就不能在社会经济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成功地阻止反抗，尤其是成功的反抗？
　　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认识到了“操纵”的可能性。马克思早在125年前就写到人为诱导的工人的需求和消费。马克思主义者多次重申，“每个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列宁《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一书中的一个关键思想就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通过他们自己的个人努力，甚至通过纯粹经济和工会层面的初级阶级斗争，都无法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
　　传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试图通过持续地组织、教育和自我行动来实现思想解放。但即使在其鼎盛时期，它也只能团结工人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如果我们看看马克思主义教育在一战前的德国、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等社会主义民主政党中微不足道的占比（更不用说二战前的法国共产党了），如果看看这些组织中理论杂志的订户或学习营、工人大学的学生人数，我们就不难理解，即使在当时，他们也只是触及表面。
　　当然，自从传统的工人运动开始衰退，不再以一贯的方式向工人阶级先锋队注入防范资产阶级思想的疫苗以来，情况变得更糟。堤坝坍塌了，在现代大众传媒的帮助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到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包括一些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
　　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警惕失去分寸感。毕竟，工人运动是在19世纪广大工人受统治阶级思想支配的程度远远超过今天的情况下产生的。只要对比一下宗教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对工人的控制，或者法国大革命后民族主义思潮对法国工人阶级的控制，我们就会明白，今天看似新的问题，实际上与工人阶级本身一样古老。
　　归根结底，问题可以归结为：哪种力量更能决定工人对其所处社会的态度？是他昨天在教堂和今天在电视听闻的神秘思想，还是他日复一日通过实践经验所面对和吸收的社会现实？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样提出问题就等于回答了问题，尽管斗争本身会说出最后的答案。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尽管对工人意识和想象的“操纵”表面上是不变的，但毕竟资本主义社会的表象稳定性也是如此。它在“一切照旧”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但社会革命不是一个连续或渐进的过程；它当然不是“一切照旧”。它恰恰是对社会连续性的突然破坏，是对习俗、习惯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打破。
　　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问题不能通过仅仅谈论每天甚至每年发生的事件来回答；革命并不会每天都爆发。只有在认为，工人阶级群众在经历社会不公和不合理之后燃起的反抗火花被永远扑灭了；只有在认为，无论客观事件如何发展，革命先锋组织耐心而坚定的宣传教育都不可能在工人中产生巨大影响时，才能否认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毕竟，每隔15或20年，只要有火焰点燃可燃物，制度最终就会崩溃。俄国就是这样。法国五月风暴表明，西欧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月事件使我们能够总结长期趋势，证实了我今天在这里试图捍卫的每一个主张。
　　新资本主义在传统条件下运作了20年，其“计划委员会”被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奉为典范，国家电视系统完善了操纵群众以维护统治阶级和政党的制度，外交政策为绝大多数群众所接受。但在1968年5月，法国的罢工人数是其历史上罢工人数的两倍；他们采用了比1936年、1944—1946年和1955年更激进的斗争形式；他们不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鲜明地提出了工人控制、工人管理和工人权力的口号，而且开始在十几个大工厂和几个大城镇付诸实践。面对这些，我们很难再质疑新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法国在政治上是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就像英国和美国在经济上是传统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法国正在向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展示自己未来的预演。这故事说的就是你！（De te fabula narratur!）
　　在此，我们没有时间来研究西方大都市工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斗争以及中欧和东欧国家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些联系是多方面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古巴和拉丁美洲革命中独立革命领导层的崛起、越南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以及西方新青年先锋队的出现之间也存在着直接的因果联系，至少在西欧，通过工人阶级青年的传送带，新青年先锋队已经开始直接影响阶级斗争的发展。
　　这里的主要特点更加普遍、抽象：工人阶级先锋队中重新出现了积极的国际主义。资本的国际积聚和集中，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建立，使资本在工人运动中占得先机，而工人运动则毫无希望地分裂为全国性和派别性的工会和政党。但现在，在法国，先进工人一举清除了数十年混乱和失败所积累的腐朽。他们冲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欧洲主义的灌木丛，来到国际兄弟情谊的广阔天地。
　　在这个过去20年里可能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受仇外心理困扰的国家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法国人和外国工人在罢工和示威中兄弟般的团结，最终以6万名示威者在里昂火车站前高呼“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而达到高潮。在耶路撒冷，犹太学生示威的口号是：“我们都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耶路撒冷本身已经发出了第一声回响。我们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游行示威，这些初期表现让我们对世界充满信心，当工人阶级在沉睡二十年后重新焕发活力，即将开始夺取政权之时。
　　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无论是出于政治信念，还是出于对当今世界现实的客观分析，我都坚信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革命的时代。这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人类利用科学技术所赋予他的力量所能创造的世界，与他在腐朽、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框架内所创造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场革命势在必行，以期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使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不分种族、肤色或国籍，都能得到与当今统治者对太空火箭和核潜艇同样的关爱。
　　归根结底，社会主义革命的真谛在于，我们坚信反抗不公正和压迫的精神是不可战胜的，我们坚信人类有能力创造人类的未来。法国大陆经历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噩梦，在仅仅一代人之后就高举社会革命、劳动解放、工人民主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并目睹了比社会主义思想诞生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多的青年团结在这面旗帜周围，我相信这种信念是完全正确的。



[1] 指协议工资和实际到手工资之间存在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