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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马克思的《资本论》精神，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次批判
﹝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67年
宋京 翻译、萨文科夫Eruiz 校对
在当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增长主要是两个因素的变量：储蓄率和资本系数。[1]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占其国民收入的12%，而资本系数为4:1（即必须投资40亿马克才能使国民收入增加1亿马克），那么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则为3%。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抛开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具体问题，只探讨目前关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
1，
假定总储蓄净值和总投资统一性的凯恩斯收入理论，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2年大萧条之间英国长期经济停滞的背景下提出的。从有效干预资本主义经济和限制经济波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理论的功能特性；但我们的印象是，实际上它造成的理论问题比它解决的更多。
首先，社会储蓄净值与投资的等式忽略了不同社会阶层在储蓄目的上的重要差异。如果实际收入增加，那么毫无疑问工薪阶层也将越来更多地参与储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种储蓄有非常不一样的作用，这取决于我们是在应对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意指由于缺乏有效的手段而无法“自力更生”地获得收入，必须靠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的社会阶层，不论收入是高是低），还是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上层。
在第一种情况下，储蓄只代表了延续消费，是社会保障体系中所谓“机构储蓄”中最为明显的。这些储蓄不会用于生产资料的购买或财富的积累，仅在一部分工人阶级中这类储蓄才会用于自置居所的购买。无论如何，在工业化的国家里这种住房很大程度上应被视为耐用消费品，而非具有价值的资本资产。
只有在那些已经是资本所有者的社会阶层中、或是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社会阶层中的储蓄，才会导致财富的获取。也就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比如说20年，新资本是不会全部用于消费的。
这种区别其本身就很重要，因为它洞察了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它划分为生产资料、财富和资本的所有者和非所有者。数据毫无疑问的表明，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仅举一个例子：例如在英国，上世纪50年代，78%的人口仅拥有了不到10%的私人财富净值，即人均资本量不到1000马克，而2%的人口却拥有了60%的净值私人财富。[2]蒂特马斯教授（Titmuss）认为，在被称为模范福利国家的英国，收入不平等在过去30年中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了。[3]
此外，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角度看，储蓄净值总和与投资净值的等式无法洞察银行创造的通货膨胀信贷和社会剩余产品日益浪费的平行现象。从社会的角度看，从长远来说，新投资创造的额外商品和服务是否扩大了生产的物质基础、产生数量或质量上劳动力的提高和不断增长的固定资本；或者如投机或武器的对象，其根本未进入经济的再生产，这不可能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只能以扩大再生产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要以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好的工作设备为基础。因此，在我们看来，与其说是绝对储蓄率，不如说是生产性投资率，才是经济增长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最后，正如几位作者所指出的，资本存量与生产性投资引起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必要的联系。如果固定资本周转率保持不变，总投资中只维持社会总资本存量的部分，并不会扩大，而是会随着存量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和新投资净额的增长率也必须增加，以便以恒定增长率扩大这一存量。通过这一迂回曲折的方式，一些现代经济学家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规律。
这一规律绝不与每单位制造产品的固定资本支出下降的趋势相矛盾——只要相关的工资成本下降得更快。这是一个统计事实。在1880年至1922年间，美国工业生产单位产品的固定资本支出从100增加到275；在同一时期，生产单位产品的工资从100下降到了50。1922年至1950年间，单位产品固定资本的支出大幅下降，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生产（制造业和农业）降至125左右，仅工业降至150。但与此同时，单位工资降至25，仅为1888年水平的四分之一。[4]
2，
资本系数公式，是指新创造的收入与为创造这一收入而扩大的资本存量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中很少受到关注。众所周知，学院派经济学家们认为，至少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这一资本系数长期保持稳定。[5]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这意味着，如果大部分固定资本和工资增长，剩余价值的各种波动仍然是可能的。马克思经济分析的主要预测——资本有机组成的增加、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利润率的下降——在这个框架内具备数学意义上的可能性。
然而，我们可以评估资本系数在计量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他们在规划经济中的应用特别明显），它于单个企业基本毫无关系。企业家对工资和利润的总和与总资本支出（包括工资总额）的关系毫不关心；他们感兴趣的是利润与投入资本的关系，即利润率。如果资本系数下降，例如，由于相对低成本的技术创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利润率得以提升，那么投资活动就会增加，工业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率也会得到提升，正如哈罗德—多玛模型所示。[6]另一方面，如果资本系数的下降伴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始终存在这种可能，而且也在历史上发生过，比如在经济衰退期——那么结果将不会是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上升，而是下降。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宏观经济目标只有在企业追求利润的目标一致时才能实现。从长远来看，不断上升的生产性投资活动与不断下降的利润率或不断下降的产能利用率之间是无法共存的。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内在矛盾之一，对此，晚期资本主义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和信贷创造技术以及国民经济的基本“规划”在长期看也是无能为力的。如果可以把最近发生在西德和英国的信贷约束视为当前欧洲普遍经济衰退的直接诱因，那么其更深层的原因则可追朔到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不断增加的过剩产能。西德经济事务总干事奥托·施勒希特（Otto Schlecht）估计信贷约束在西德总产能中达25%，在农业中甚至达到了40%。[7]
但这绝不意味着商业圈人士将投资低迷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归咎于“过度的工资上涨”——即利润率下降——的说法是正确的。毫无疑问，高就业率使得1961-1965年间的实际工资有所上涨。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同一时期产能利用率已经逐渐下降时，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实际工资有所提高，但“最终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已经落后于生产能力的扩张。如果实际工资增长的更慢，或者根本不增长，那么产能利用率就会更低——进而促使雇主的投资活动陷入瘫痪。
这的确是资本主义周期的一个特征，只有利润上升和市场扩大同时发生才能促进生产性投资活动。然而，这种契机只能是短暂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晚期的投资活动保持了波浪式的运动。尽管有了后凯恩斯主义的所有反周期技术，这依然会给生产带来周期性的特征。
3
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很可能同意这一观点，即由盈利预期最终决定的增加的投资活动，是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但是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投资活动，目的又是什么呢？
即使在产能不足和过剩周期性交替的生产模式中，那些能够控制市场的公司也应有能力计算出长期生产能力的最大增长率，从而很大程度上避免“过热”和产能过剩的增长。在这种情形下，衰退（也包括繁荣）也能够减少到最低程度。此外，商业协会在特定的经济部门实施经济“规划”，同时资产阶级国家在总体经济中也是如此。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各个机构，此类规划甚至获得了国际范围内的协调。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中会出现如此高涨的投资活动？这种现象不能仅仅或主要用经济中非垄断部门的小型和中型企业的投资活动仍然具有经典的无政府主义特性来解释，因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重要性显然在稳步下降。
众所周知，熊彼特（Schumpeter）将投资活动的周期性高涨解释为创新的结果[8]，如今很多经济学家都赞同，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根到底是技术进步。[9]在抽象的最高层次上，马克思不会不赞同。但是，借用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当别人看到答案时，马克思看到了问题。至于为什么商业投资活动会出现周期性高涨的问题，马克思的《资本论》给出了双重答案：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以及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竞争。
不同经济和工业部门之间技术进步的不平衡发展，解释了为什么生产的增长不是逐渐和均匀地分布在所有工业部门，而是以跳跃的方式首先在个别企业和部门出现。现在，这种突然爆发的技术性创新使得利润空间大幅增加。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允许企业以当前市场价格销售其产品的同时，实现了其剩余利润。[10]但是，由于剩余价值的总量是预先确定的，这也就意味着其在生产领域中被创造出来但无法在流通过程中被膨胀；因此一家企业或某个工业部分的剩余利润是以其他企业或部门的利润为代价的，而这些企业或部门的利润将会低于平均水平。在此，我们对于为什么企业主会被迫周期性的进行投资性活动的疑问有了一个初步的解释，正如我们所知，随之而来的迅速蔓延而最终导致经济的过热和失控的繁荣。[11]谁在竞赛中落后，就注定会被淘汰。竞争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造就了如此无情的规则。
少数巨头公司日益垄断市场的情况下，大幅消除了价格竞争；获取超额利润的追求越来越转向通过技术创新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以及通过技术和科学研究寻找“新”产品。如今在垄断资本的统治之下，这种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的不平衡非常明显，通过对1935年至1965年这过去30年间的美国大企业的发展简要回顾就得以知晓。大量30年前曾位列前茅的企业早已跌出榜单，甚至已销声匿迹。比如铜业企业、铝业企业、肉类企业、铁路企业、矿业企业、农业机械企业、甚至数家钢铁托拉斯。而另一方面，许多30年前几乎不重要、甚至几乎不存在的企业，如今占据了领先地位，例如飞机工业、电子工业、计算机行业、食品行业以及石化工业。只有汽车制造业、石油产业和主要的化工托拉斯企业仍然保持着几乎不变的地位。
即使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没有这种不可避免的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也存在着另一种推动技术进步的力量。这就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竞争。在新资本主义条件下，当前的全球环境无法承受任何大的经济危机，因此普遍采取通胀性货币和制造信贷的反衰退和反周期政策，对资本主义来说，长期充分就业的严重危险开始浮现。考虑到自由工会的存在，这能够导致工资的大幅上涨且足以改变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并快速降低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比率。
当然，理论上有办法摆脱这种困境：自愿或强制限制自由工会的权力，这意味着放弃利用有利的市场条件来提高附加值中工资所占份额的任何尝试。但历史告诉我们，从长远来看这种政策只能通过严厉的独裁统治得以实施，而且即使如此，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实施；因为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会导致个别雇主与整个雇主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12]资本家压低工资成本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加速由“死”劳动力取代“活”劳动力，这意味着“普通”工资监管者的再生产已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劳动力后备军。
一个明显的周期性例子是，1967年末西德的情况，充分就业的结束迅速提高了企业内部的“劳动纪律”，劳动强度和生产率提高，这意味着由于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利润率也上升。从结构上讲，在工业化国家半自动化和全自动化的不断增长，意味着数百万的非熟练工和半熟练工从生产过程强行驱逐；这使得在战后商业周期的蜜月期之后的北美和西欧再次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据说在美国，非熟练工人的数量从1950年的1300万跌至1962年的400万不到。[13]
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外生的因素。它们是这种生产方式内部逻辑和矛盾的必然结果。
4，
“有组织的”晚期资本主义通过经济规划和反周期技术来防止深度经济危机，但这需要付出双重代价：增加过剩产能和永久性“缓慢”的货币贬值。在此，我们并不想讨论霍夫曼（Hofmann）教授所说的这种“长期通胀”[14]对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但问题来了，这种增长过程与生产能力长期利用不足的现象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呢？
我们已经研究过这一过程的一个方面：技术创新的不连续性；它会周期性地导致所谓的“新兴产业”或“增长型产业”的资本投资突然激增。这一激增触发了增长过程的普遍加速，从为“新”产业提供必要产品设备的部门扩展到整个创造生产资料的部门，并由此扩展到整个经济。如果在某个特定的行业，比如已经有10%产能过剩的钢铁企业中，突然出现提高20%产量的需求，就会有新投资的需求。在周期结束时，这些新投资可能意味着15%或20%的产能过剩，而不仅是10%。
这一过程中的另一面也不应被忽视：越来越多的大公司能够支配其市场，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领域表现出价格竞争和“有组织的”周转消失的特征，加之资本主义工业中普遍存在的过剩产能倾向，必将在长期内降低增长的速度。晚期资本主义中的这种“长期停滞”趋势已经被许多作者认识并分析。[15]
尽管如此，如果说在过去15年的西欧和日本、以及在过去6年的美国，与本世纪上半叶的平均增长率相比，出现了强势的增长，而不是下降，那么必须参照主要抵消趋势的手段来解释这一点。其中包括：
1）固定资本周转时间的缩短，或者正如马克思所言，加速的固定资产“无形损耗”是由技术创新的加速造成的，而技术创新又与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持续军备竞赛密切相关。2）国家支出相比于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长期平均水平异常地高，这尤其适用于军备支出，也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西欧和日本，这与战后城市重建有关）。以及3）社会资本越来越多地流向国内产业以外的领域、流向国外企业，并在更大程度上流向了所谓的“服务业”。
美国的资本从美国流向加拿大、西欧和日本（比向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输出的资本量要大得多），刺激了前所未有的国际资本竞争和集中。但最终的结果只是使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趋于均衡。因此，资本输出并不能为经济增长问题提供长期的解决方案。
这同样适用于“新”产业的出现。这些可以短暂地刺激增长率，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存在大量的剩余资本，这些资本必须以惊人的速度在“新”部门流动，并且几年内将利润降低至社会平均利润率，造成产能过剩。近年来，我们看到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合成工业和石化工业中，甚至在电气设备行业都能看到这种现象。
因此，存在着大量的剩余价值，而且其“正常”地资本化越来越威胁到整个资本的增值。所以长远来看，只有两种可能能够将这大量的剩余价值转化成资本：武器工业和服务业。“永久军备经济”的内在危险，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将“把生产力转化成破坏力”，而且，鉴于目前军事技术的现状，这不仅意味着摧毁人类文化，而是连人类物种一并抹去，在此无需赘述。但是，所谓的“服务业”的社会经济动态值得更仔细的探究。
5，
在此我们面临着马克思经济理论提出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在《资本论》前三卷与第四卷之间存在着矛盾。前三卷中似乎把创造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能力归因于生产了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的物质生产劳动；相反地，在所谓的《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中所有使资本家能够增值资本的雇佣劳动，即进行资本交换而不仅仅是货币交换的劳动，都被认为创造了剩余价值。[16]就我调查的目的而言，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资本家在服务业中投资资本并雇佣受雇劳动力，正如一个与助手合作的商人一样，有机会占有社会总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本文只讨论这部分剩余价值总量的定义，而不讨论资本主义服务企业是否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
那么，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入这个领域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在第一种情况下，社会资本在服务业的工资支出明显增加。由于真正的困境并不是“生产性或非生产性的资本配置”，而是“资本封存还是投入进服务业”；该行业内的资本配置无疑增加了总的购买力，从而提升了增长率。[17]
第二，由于投资于服务行业的资本参与了总剩余价值的整体分配，因此会出现对服务业合理化的压力。然而，这又会促进更多资本流入这一行业。机械化、半自动化和全自动化在这个领域的发展依然卓有成效，尽管与工业相比有着相当的延迟。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的服务业，就如同“工业化”的农业一样，为生产资料工业提供了不断扩大的需求，并成为最近以来一直增长的推动力。毫无疑问，在过去的15年这些也在美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一旦合理化和自动化的过程抵达了终点[18]，或已经经过其高峰，服务业就失去了其对增长率的刺激作用。这是因为工资总量从最初的相对下降到近期的绝对下降，以及对机械和固定设备需求的减少。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说，就技术革新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而言，服务业和工业之间经历了一种滞后的均等化过程，从而消除了剩余资本的另一个避难所。在农业中早期也发生过类似的过程。
在此我只考虑资本主义或潜在资本主义企业所涉及的服务业，包括分销、银行和金融、运输和娱乐。显然，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教育、卫生、科学和艺术等私有资本主义企业领域中撤资，在部分服务业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部署，让剩余资本没有出路。即使通过提高工业无产阶级的资质或利用科学研究的生产成果来帮助提高已投资资本的利润，它也不会间接地解决这一问题。
6，
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定了一项任务，即为重大经济危机问题找到务实的解决方案，避免工人失业和生产资料搁置的急剧增加。通过这种方式，大力加强了货币和信用自主的、膨胀的创造趋势，这是晚期资本主义固有的。这使得工业化的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得到了暂时的提速，而如今的增长受制于由强权政治。但是，越来越多的新经济财富被转移到了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是贫瘠的领域（军备开支、房地产买卖、奢侈资产等）。
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即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域被越来越少能控制市场的企业控制——的条件下发生的。价格竞争的消失引发了以定价的方式进行投资融资，这意味着自我融资和过度资本化的增长。反过来这又导致了在高度工业化国家内的产能过剩和永久的资本盈余，这是后凯恩斯学派普遍低估了的问题。
产能过剩和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能够暂时共存，尤其是如果权力的平衡迫使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实现这一点的话。一部分工人阶级，那些不再在实际生产中就业的人流入了服务业、行政管理和军事部门。正如吉尔曼（Gillman）所主张[19]的，首先暂时蓬勃发展的服务业代表了努力克服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日益增加的困难的一种尝试。由于后凯恩斯学派越来越关注干扰通胀平衡因素的问题，而没有对未充分使用的机器、充分就业、以及向非生产性领域越来越多的流失综合导致的长期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因此他们的经济增长理论越来越具有抽象和不真实的特征。
在资本主义晚期的第三阶段，由于自动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在先前社会阶层间力量平衡的转变，产能过剩再次与长期失业增加相结合。[20]在赤字支出的诱惑和通过信贷限制对抗通胀之间，后凯恩斯学派的务实方法摇摆不定，显示出其越来越没有能力识别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更不用说实际去解决这些问题。
由于其与国民收入、消费、储蓄和投资比率的货币总量有关，后凯恩斯主义的增长理论能够就如何减轻或消除中短期平衡干扰因素提供实用的见解。但其却无法洞察到由晚期资本主义固有的过度资本化和自动化之间的矛盾趋势所造成的长期扭曲。因为该理论是对勾画的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结构和内部矛盾的抽象化，其无法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识别出这些矛盾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它无法把握在现代科技下大幅发展的社会财富与私有制要求之间的冲突，以及潜在的商品丰沛与市场经济规律间的冲突。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在这一理论中，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节奏和范围的六个战略关系是剩余价值率、利润率、积累率、资本有机构成、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和作为收入的未积累剩余价值支出的总量。[21]基于这些因素，我们可以确定，在单个领域内的垄断和市场控制程度越高，就会出现更强大的剩余资本。在“有组织”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这导致了生产过剩延期的现象、进而导致产能过剩，最终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率的长期下滑。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这些条件下，使社会体系持续“无摩擦”地运行的一厢情愿的梦只能在一个条件下出现：不断增加的不可增值的剩余价值会被用于社会保障。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没有工作的人口将完全由社会来维持足够的生活水平。这将会产生一种现代工人阶级向古典时代而言的“无产阶级”倒退的趋势。
这样的“解决方案”可能符合现代奴隶社会的经济逻辑，但实际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容。保证所有资本主义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标准将导致最低工资的急剧上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最低收入保障与最低工资之间没有显著差别，工人大众就会停止工作；出售个人劳动力的经济强迫性、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性就会消失。但是如果将最低工资提升至足以让人们继续工作的话，会导致利润率的突然下滑，从而导致投资活动的迅速减少。
此外，这样的社会基本上就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而且市场的长期停滞也会导致生产生产资料部门出现最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现代经济学已经表明，该部门的充分就业程度如何依赖于整体的经济增长率。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一体制都无法得到巩固，而是被推向荒谬的极端。越来越多的机器和设备将以巨大的代价生产出来，却越来越少地被使用。越来越大比例的自动化生产所产出的大量商品几乎不符合任何的实际需求。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操控，以及不断增加的成本，这些商品将被推向困惑的消费者群体。即便如此，还是有一部分卖不出去。资本的增值将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然而早在这之前，社会矛盾会变得尖锐，直至爆发。
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不足为奇。在这一理论中，广泛的自动化——包括服务业的自动化——意味着生产的总剩余价值快速下降，资本增值的难度越来越大。生产不断导致越来越少的收入，因为它雇佣的人越来越少，长期来看，这种生产无法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运作。丰富的商品与市场经济最终无法相容。
商品和货币经济具有将人类的活动物化和将休闲活动商品化的内在倾向，从而使这类活动成为异化的新来源。但是，在工人的控制和其有计划的组织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以及它们的计划组织将使得经济目标从最大化个人收入转向合理满足需求。这将使现有的生产力能够用于创造全面发展的个性，而不是生产大量的无用或有害的商品。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将意味着劳动时间的根本减少，比如缩短工作日和工作周，普及高等教育，以及显著增加社会消费。教育、卫生、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就业将快速发展，同时商品和货币经济可以逐渐衰退。
只有在这样的框架之下，人们才能够真正掌握不受束缚的生产力，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成为生产力的奴隶。只有在如此的框架下内，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目标，我想以矛盾的方式在此表达如下：放缓经济增长，因为大量合理消费品已经存在；最大限度地发展“平等”，就所有人作为独一无二个体的个人发展而言，社会经济平等的历史先决条件早已为此创造；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终人性化，因为从现在起，每个人的发展都以所有人的发展为前提。
埃里克·德·荣（Alex de Jong）翻译
[1] 威廉·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经济增长理论》（伦敦，1963年），第201-202页；瓦西里·列昂季耶夫（Wassily Leontief）：《经济学论文集》（纽约，1966年），第202页。
[2] 诺曼·麦克雷（Norman Macrae）：《伦敦资本市场》（伦敦，1955年），第39页。
[3] 理查德·M·蒂特马斯（Richard M. Titmuss）：《收入分配和社会变迁》（伦敦，1962年），第198页。
[4] 列昂季耶夫（Wassily Leontief）：《经济学论文集》，第193-195页。
[5] 阿莱克·凯恩克劳斯（A. K. Cairncross）：《经济发展的因素》（伦敦，1962年），第99页。
[6] 在1967年4月21日的《经济学人》中，阿尔弗雷德·奥特（Alfred Ott）教授曾指出马克思预见到了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的结果，但没有指出货币总量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群体之间的区别。
[7] 《时代周报》，1967年8月11日第11页。
[8] 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经济发展理论》（纽约，1961年），第65-74页。
[9] 凯恩克劳斯：《经济发展的因素》，第77页。
[10]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一部分（汉堡，1921年），第179页。
[11] 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资本的积累》（伦敦，1956年），第199页。
[12] 参见其他来源，：布施-卢瑟福（Busch-Lüthy）：《宏观工资政策》（Gesamtwirtschaftliche Lohnpolitik）（图宾根，1967年）。
[13] 保罗·巴兰（Paul A. 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垄断资本》（纽约，1966年），第267页。
[14] 维尔纳·霍夫曼（Werner Hofmann）：《长期通货膨胀》（Die säkulare Inflation）（柏林，1962年）。
[15] 汉伯格（D. Hamberg）：《经济增长与不稳定性》（纽约，1956年）；施泰因德尔（J. Steindl）：《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停滞》（牛津，1953年）。
[16] 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部分（莫斯科，1969年），第393-397页。
[17]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其他部门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与服务部门工人的工资相匹配，因为他们交换的不是消费类商品，而是服务；这也相对缩小了消费品中剩余价值的实现范围（即减少了对此类商品的有效需求）。
[18] 尽管烟草、香烟和饮料自动贩卖机、自助服务商店以及自动读取银行支票的普及，已成为如今清晰可见的趋势。
[19] 约瑟夫·吉尔曼（Joseph M. Gillman）：《利润率下降》（伦敦，1957年）。
[20] 汉伯格（D. Hamberg）（《经济增长与不稳定性》（第163页））意识到在充分就业时期产能利用不足的可能性，并试图提供解释；然后这个解释并不令人满意。
[21] 卡莱斯基（Kalecki）透彻地分析了作为收入的非积累性剩余价值的支出，其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以及对资本家私人消费的意义。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el Kalecki）：《经济动力学理论》（维也纳，1966年），第50-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