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原译本：南斯拉夫的经济理论（1967年4月）
【补译及校订本】
1967年4月
南斯拉夫的经济理论
埃内斯特·曼德尔
1967年4月
黄石 翻译、田七 补译及校订
原载美国《每月评论》杂志（Monthly Review），1967年4月，第40-49页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不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具有特点。在实践中，它是工人自治、市场机制的广泛使用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牢固地垄断政权三者独特的结合。对于这种社会主义的积极方面（更高程度的工人首创精神，意识形态方面有较大幅度的自由）和消极方面（社会日益不平等，越来越放弃中央计划），我们不难认识。在理论上，这些特点则很难捉摸；因为南斯拉夫领导者以含糊的、闪烁不定的态度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这就很难概括出一种清晰的思想倾向（或许这正是他们表达含糊的原因）。因此，布兰科·霍尔瓦特（Branko Horvat）所著《关于计划经济的理论》一书的英文版（Towards a Theory of Planned Economy）的问世值得欢迎[1]。因为它是一本半官方色彩[2]的书，而且尝试全面地阐述南斯拉夫的经济理论。
20世纪50年代，霍尔瓦特作为南共党内的一名经济学家开始他的政治生涯。而且，他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荷兰海牙社会研究所的研究院讲学，并且担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作小组的主席职务。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比起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霍尔瓦特更接近于剑桥大学福利经济学派的专家，这可以从《关于计划经济的理论》一书的内容中看出来。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以下假设出发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意味着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的消亡。诚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总是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后，是无法立即人为地废除市场的。他们总是认为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将存在某些形式的市场机制（或者，如有些人所概括的，这甚至存在于“社会主义的早期阶段”）。他们乐意承认，计划工作是能够利用这些市场机制来实现更高的效率目标。但无论如何，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这样的基本假设：在历史上，社会主义（或者说一个不存在阶级的、具备高度的社会平等与经济效率）与商品生产肯定是水火不相容的。
这种信念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必然产生社会不平等（列宁甚至再三谈到简单商品生产必然导致资本原始积累，即潜在的资本主义），而且商品生产难以避免经济资源的浪费，这与社会产出与收入的最大化目标相矛盾。
（之前未译出）传统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同思潮或政治倾向对商品生产数额与市场机制（这是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各个阶段不可避免的）有着巨大的分歧。有些人认为把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和中央计划引入主要以简单商品生产的农场为基础的农业是不现实的。相反，其他人认为，在商品生产及私有制仍然在农村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设想一种中央计划的经济是不现实的。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苏共史，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无论这些思潮与行动之间有着怎样的分歧，它们都认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是令人反感的，即使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罪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摒弃了这种观念，并且开始认为市场机制基本上是合理的与可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Godesberg）纲领提出了如下方针：“只要可能，竞争至上；情非得已，推行计划。”不过，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修正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以至于一并放弃了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统看法。事实上，现如今社会民主主义者已毫不掩饰地与资本主义融为一体。如今他们的理想是一种去除了最引人关注的社会弊病的、平稳运行的资本主义，换言之就是：福利国家。因此，在市场经济和已消灭阶级的社会之间的对立问题上，社会民主主义者完全肯定赞成市场经济，并且坦率地否定消灭了阶级的社会的现实性。
南斯拉夫共产党率先试图打破这种对立。对他们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市场经济并非必然是一种罪恶；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后，市场经济仍可存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尽管仍在宣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会最后消亡。但事实上，他们并不坚定。象霍尔瓦特这种更为始终如一的理论家敢于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会全面兴旺。[3]
这种观点所植根的实用主义与辩护士立场是明显的。南斯拉夫的理论家真正关心的是对国内发生的事情作解释与辩护。至于这些辩护的长远的理论含义，他们要么没有觉察到，要么干脆认为一文不值。这只是当今的南斯拉夫理论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理论的共同点之一（此句未译出）。
不难发现南斯拉夫企图给市场经济披上社会主义的体面外衣的根本原因。在一九四八年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开除南共和斯大林下令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之后，南斯拉夫的理论家们最关心的是如何解释苏联统治者对南斯拉夫的完全非社会主义的、非兄弟情谊的态度。这个问题让他们对苏联的国家机器和经济展开直截了当的社会批判。他们的结论是：就是中央集中管理的计划不可避免地强化了官僚机构；这种官僚机构在事实上垄断了对社会剩余产品的处置，必然不可避免地支配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这种官僚专权日益成为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阻碍（而且成为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的阻碍）。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人们必须直捣祸害的源头，即用行政手段推行的中央集中计划。这就是南斯拉夫从过去到现在的主张。为了打破官僚机构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压制，就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实行工人自治和公民自治。但是，经济单位的自我管理要能推行，这些单位就得有权最大限度地保留它们生产的社会剩余；只有当它们得以避免计划当局最为广泛的直接行政控制，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各经济单位之间的最大限度的自治与竞争，中央计划当局最大限度地运用“灵活的”市场机制，就成为了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为了避免官僚主义的弊害……必须向下传递创造力与责任感，并让它们紧密联系劳动一线”。结果是“劳动集体”（working kollektiv）成为了企业的人格化表现，企业变成有效运作的计划经济的基本经济（决策）单位(Horvat, p. 225）。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霍尔瓦特的理论的根本缺点是完全没有对官僚机构的定义或清晰的描述。有时候，霍尔瓦特似乎继承了旧斯大林学派的思考方式（未译出），简单地把“官僚机构”同“习惯坐在办公桌后发号施令”等同起来，这种不适当的类比是荒谬可笑的。有时候，他轻描淡写地提到“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官僚的利益”，但是，这一观点既没有得到阐述，也没有融入对官僚机构的总的分析。
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对于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中产生的官僚机构，只能定义为“享有各种物质特权的一伙人与各个阶层，但他们不是生产资料的私有者”。从这一定义出发，我们就可以立刻发现霍尔瓦特的分析的致命缺点。他没有证明并且无法证明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里，用行政手段推行的中央集中计划是强化官僚机构的唯一的或是主要的途径。
霍尔瓦特的唯一论点（显然到达了同义反复的地步）是：用行政手段推行的中央集中计划是中央（加粗体）机构官僚化的主要原因。但根本无法由此认为，不断加强的地方分权以及用市场机制取代计划能够以某种方式防止各种类型与各个层级的官僚机构的发展，而不要中央计划委员会或管理“工业”的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整段未译出）
事实上，有充分理由预料到相反的情况。加强运用市场机制，必然导致不平等的扩大（例如在同一工业部门中的不同工厂之间、在不同工业部门之间、在不同地区的工人之间，以及工人与管理人员之间的不平等）。社会经济理论的上述假设，已经得到了近十年来南斯拉夫社会的实际演变的证明：收入的日益不平等，不但发生在各共和国之间，而且发生在工人与经理之间，以及发生在工人阶级内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被事实所证明的结论：加强对市场机制的运用，强化了工厂和公社的官僚机构，正如用行政手段推行的过分集中的计划加强了国家领导层的官僚机构。
霍尔瓦特在经济学方面的论点并不比他在社会学方面的论点更高明。他赞同用“完全成本定价”（full cost pricing），而反对“边际成本定价”（marginal pricing）。他提出了一种属于老生常谈的“指导原则”，即“价格的制定必须使供需平衡”，并且随之跳到一个更为深远的结论：“假如机构的设置能够保证企业与公众在利益上的一致，那么利润能够保证人们纠正生产决策，以达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p. 30）消费者“在他们的收入及偏好范围的约束下自由地选择。这足以确定价格机制……根据利润最大化的规则，生产消费品的各种产业以最为经济的途径综合运用投入品，从而使消费者的抉择反映到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进而在这些产业之间相互传导，最终消费者的抉择再次反映到生产消费品的产业部门。价格—产出的经济结构就在这连续不断的过程中得以确立。”（p. 31）
霍尔瓦特毕竟是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党员！在这种不可思议地对令人迷醉的关于“完美”市场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宣传的仿效中，他接受的唯一限制条件是：中央计划委员会依然是定期的价格调节者（为了阻止爆发性的紊乱，但必须遵循纯粹的市场调节）以及消费者“不合理（行为）”的矫正者（例如禁止吸毒与酗酒、资助书籍出版，推行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等等。）这使得南斯拉夫更像一个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而非实行社会主义经济。
霍尔瓦特设想自我管理的、自治的生产单位的利润能够确保纠正生产决策，从而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然而，这个基本假设是脱离实际的、无法实现的。
只要企业（及其工人）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通过市场竞争而实现的利润，就不可能（加粗体）保证企业与公众在利益上的一致性。显然，企业的利益在于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和国民收入或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迥然不同。
如果企业处于垄断或接近垄断的地位，那么它将倾向于提高售价，借助牺牲千百万老百姓的消费满足度来“让消费与供给达到平衡”。如果在同一工业部门中，同时存在一个或少数大的单位和许多小单位，竞争与合作（价格领导！）将迅速导致与出现垄断化的工业中的相同的情况。如果有很多生产单位，并且它们都是中等规模的，那么剧烈的竞争很有可能使价格落到这样的水平，迫使很多单位同归于尽，从而造成昂贵机器的巨大损失和大规模的失业。如果有一家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使得它将全部的或者大部分的产品输出国外，那么很有可能将使其它企业缺乏原料或设备，并使它们生产水平处于低位，使全社会的产出与收入遭到莫大损失。
事实上，从南斯拉夫实际的经济运行中（至少从最近几年）可以找到上述不同类型的行为的具体实例。我们总能得到能够表明大量资源被浪费、未得到充分利用或以从社会的角度看被低效利用的平衡表。（以下未译出）人们固然可以争论从总体上看这种资源浪费是否比斯大林类型的过度集中的经济的资源浪费更为严重，但这两者造成的巨大资源浪费是无法否认的。
不仅如此，尽管霍尔瓦特顺便提到通过市场手段来达到“需求与供给的平衡”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在自己收入的约束下自由地选择”，但他并未从中得到什么结论。然而这里的结论是相当重要的。假如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程度的收入，他们在不同的商品与服务上的花销就会不等。因此，一旦生产消费品的企业将“消费者的抉择”传递到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单位（换言之，一旦投资基本上是由有效需求支配），那么整个工业结构就得适应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于是，奢侈品将被优先生产出来，此时贫困群体对基本产品的需求还得不到满足。在每家每户都获得冬鞋之前，洗衣机已经生产过剩。投资将集中到富裕的地区，而忽略贫困的地区，将优先满足高收入群体的需求而不是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就连霍尔瓦特依然捍卫的适度的“社会优先次序”也将沦为空想。毕竟，相比于社会学或哲学的书籍（更别说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了），酒水更能满足“有效需求”。所以，企业为了有利可图，宁可使酒水的产量激增。“在财政上有独立权”的房地产单位，会要求“有利可图的租金”，即由官僚机构独享舒适的现代化住宅，而把工人赶回贫民窟。免费医疗的原则同样会与“在财政上有独立权”的原则相冲突，并且日益被侵蚀。受补助的出版社将倾向于出版越来越多的连环漫画书与犯罪小说，因为“消费者的决策”希望如此。[4]
霍瓦特试图辩称应当依赖利益机制来指导投资。他只对新产业的情况持明确的保留态度。他认为“只要能够避免价格的波动，暴利和不应有的损失就可以避免……而只要实现稳定，企业的利润与亏损将取决于劳动集体（kollektivs）的生产贡献。”（p. 119）
这是一个近乎典型的不合逻辑的推论。只要实现稳定，利润和损失将取决于企业最初的相对生产力以及集体的生产贡献。这意味着如果一些集体由于产生或并购的偶然事件、战争与革命引起的移民、工业化和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造成的骚乱而具有较高的生产率，那么相比于那些受到上述事件打击的集体而言，这些集体从一开始就可以（即便它们自身没有特别的优点！）预期获得更高的收入。这意味着相当部分的非劳动所得的收入（此前投资的结果）流向了一些劳动集体，而其它劳动集体则遭受了损失。由于较高的消费水平通常会刺激生产率，而且由于较富裕的劳动集体有能力让更多的员工花时间参加专修课程，因此较富裕的劳动集体的“收益”和较贫困的劳动集体的“损失”不可避免地会累积起来。我们再次在霍尔瓦特提出的模式中发现了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趋势。
现在，霍尔瓦特令人信服地指出：“与产出最大化相一致的最为平等的收入分配……是最优分配。”（p. 124）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模式并没有保证最平等的收入分配。那么，这个模式是否至少能使产出最大化呢？我们同样无法从中得出肯定的结论。
为了顾及霍尔瓦特的乐观态度，我们必须假设企业在申请贷款时就能事先确保得到最高的回报率，而且事后必然为国民产出和收入带来尽可能大的增值。这个假设隐含着一个幼稚的预设，即每个企业对自身产出及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会在总和上实现国民产出的最大化。在现实当中，这个预设是站不住脚的。与“自由企业”相比，社会主义计划的最大进步恰恰在于它能够在全国层面实现产出与收入的最大化，这很可能会有计划地给不同的企业造成损失（或给予补贴）。
此外，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压力作用下，事前假设与事后结果最终会以某种方式同时实现的想法同样是不切实际的。预期回报率将取决于公司要求更多贷款时面临的各种具体条件的综合影响；对上文提到的垄断或准垄断的期望，会影响预期回报率；对其它企业的行动的不完全了解与错误预设（这在竞争和拥有投资自主权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经常会影响预期回报率。
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为了尽可能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平等，还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产出和收入的最大化，许多领域的供需平衡应该通过中央计划先验地（a priori）实现，而不是通过市场事后地实现。这适用于所有被认为是社会优先事项（即要快速达到一定的平均消费水平）的商品和服务，以及主要的生产资料。因此，我们认为所有大型的投资项目都应该集中地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制定”设备价格。中央计划应在这些限度内（而不是超出这些限度）利用市场机制定期调整某些消费品的价格。
这种模式是否意味着庞大的官僚机器（加上清洗、集中营、意识形态的单一化、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以及工厂工人没有发挥主动性的自由）的形成，一点也不！
首先，它为工厂的劳动集体在最优化地利用与组合现有设备与劳动力的方面提供了充分的主动空间。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无论如何都反对中央计划委员会向各个工厂发出关于其产品范围与生产方法的繁琐指示。一旦确定了优先事项，工人委员会（workers’ councils）和工人的劳动集体（kollektivs）就应该有利用手中的生产资料增加产出与收入的自由，同时考虑到可以有意识地确切阐述的社会需求（通过定期向工厂、贸易单位和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它们通过更好地组合既有的“生产要素”而获得的额外收入应有相当部分由它们支配，从而激励它们不断超额完成计划目标，但又不会扰乱中央计划或加剧社会不平等。
其次，霍尔瓦特和许多批判斯大林主义的人似乎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集权有两种形式：官僚集权和民主集权。尽管在苏联史上民主集权被官僚集权取代，但这并不代表这种情况必然总是发生。
不难想象一种经济管理与计划的模式，将南斯拉夫类型的工人委员联合为一种联邦式的中央机构，该机构拥有最高权力，它的决定可以比个别工人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具有更高的效力，而不会因此沦为官僚机构——只要严格依照马克思在评价巴黎公社时或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制定的基本规则，对该中央机构的组成施加严格的条件。如果能够自由讨论不同的经济计划，而且工人拥有政治自由与公民自由，这种模式将远远优于斯大林主义的过度集权和南斯拉夫的过度分权。
我们的模式将具有巨大的社会优势。它将加强和团结工人阶级的力量，而斯大林主义和南斯拉夫模式都倾向于分裂甚至瓦解工人阶级。我们的模式显然会更加道德，因为它将实现更大程度的收入均等化，并且因为所有必要的牺牲都将是有意识地接受的牺牲。此外，它还将避免官僚管理不善和市场机制不可避免地造成的资源浪费。因此，相比于这两种模式，它更有可能实现产出与收入的最大化。
[1] Branko Horvat, Towards a Theory of Planned Economy. Yugoslav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Belgrade, 1964.
[2] 布兰科·霍尔瓦特是南斯拉夫经济研究所代理主任、南斯拉夫联盟政府经济委员会成员和南斯拉夫联盟经济计划委员会的学者。
[3] 为了支撑这一观点，霍尔瓦特必须完成修正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哥达纲领批判》一直捍卫的共产主义时期的分配的理论。霍尔瓦特如今采纳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规范的传统批评，认为“人类的需求或需要是无止境的，因此马克思主张的共产主义似乎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p.132）在霍尔瓦特的心目中，共产主义社会的“平等”将与广泛的货币经济与商品生产共存，认为这不过是比当今的南斯拉夫社会具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罢了！不难看出作者是多么缺乏想象力，不能想象与他生活的社会以外的其它社会类型，这是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抵制或疏远的典型，它的根源在于为了辩护。
[4] 我们有意识地只关注霍尔瓦特提出的模式中纯粹属于经济方面的矛盾，但不难指出这种模式中的社会、政治与道德方面的矛盾同样会对社会主义社会造成毁灭性损害。商品生产与市场关系的普遍推广与理想化，意味着承认货币价值观念（“万物皆可标上价格”将很快引申出“可给任何人标价”）是社会的最高价值观念。这将意味着在各种社会行为中，牺牲团结与合作的激烈竞争将占主导。在这种氛围中，必将广泛地出现腐败、卖淫、精神上的唯利是图、青年人逐渐丧失社会理想与社会理想主义的现象。很难理解为什么霍尔瓦特会认为在普遍的商品与货币经济下，劳动的异化将会消失，而对马克思而言，商品生产正是异化的主要根源之一！更别提“处于异化的劳动力”突然失业或没有资源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