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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第三世界原始积累和工业化的理论
﹝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67
大壶春花 翻译、萨文科夫Eruiz 校对
I
约瑟夫·熊彼特[1]对马克思经济理论有一个骇人听闻的指责。根据他的学说，马克思的理论无法发展出与他的“利益”（即剩余价值）理论[2]相对应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实现了理论与历史的统一，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从对所谓“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历史暂时性——即社会决定——特征的理解出发，而且因为他的研究模式是一种遗传学的研究模式，它将这些范畴的出现、发展和消亡视为一个历史过程。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马克思特别强调资本的历史和经济起源以及历史上特定的剩余价值形式，这取决于我们所面对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两者（即资本和剩余价值）要么是从货币流通中产生的，要么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3]
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理论（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基于对交换经济的过程的辩证理解。在一个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产生的简单商品生产中，工人和农民进行的简单商品流通过程（C-M-C）和货币流通过程（C - M - C'）允许第一种形式的剩余价值——基于不平等交换，体现在高利贷和商业资本中——共同发展。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阶段——货币资本的原始积累——发生在中世纪早期，这意味着资本通过剥削其他社会阶层来侵占剩余价值：封建领主和国王将自然利率调换成高利贷资本；落后地区或外国人以比欧洲市场上更少的收益来交换这些商品。资本的起源在于这种不平等的交换，随着货币经济的扩张，这种交换涵盖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直到造成了人口对货币资本的普遍负债。[4]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过程转向它的对立面。现在，等价交换成了准则，敲诈勒索成了例外，他们只发生在经济社会的边缘。剩余价值（M-C-M'）的占有不再发生在简单生产闭环中，而是涉及整个生产过程。在货币流通过程中，只有当货币被用于购买机器、原材料等（固定资本）和购买劳动力（可变资本）时，货币才会变成资本。然后，货币通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增值转化为生产商品。最后，在这些商品出售后，货币具体化为包含已实现剩余价值的重组资本。
但是，如果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本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增值产生了剩余价值，那么这就不是等值交换。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资本购买劳动力）是价值平等的不平等交换：对资本来说，劳动力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可以创造比其本身成本更多的价值[5]，这是由互市贸易的不同国家的不同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6]
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剩余价值创造和占有的历史过程构成了三个不同阶段的辩证统一：不平等的交换，建立在价值不平等的基础上；平等交换，建立在价值平等基础上；基于价值平等的不平等交换。只有考虑到这三个历史阶段，才能回答资本是如何在西方世界形成、增长和扩张的问题。在前两个方面，我们遇到了西方资本与所谓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既有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不平等交换，也有当今世界贸易中的不平等互市。这种具体关系将在本文中讨论。
II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之前，资本主要通过不平等交换来侵占剩余价值。中世纪的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只是侵占剩余价值的初级阶段；中世纪的高利贷和商业资本解释了在一个几乎完全以自然经济为特征和货币资本极度短缺的社会中，大量货币和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是如何发生的。最近的历史研究无疑证实了——引用马克思的话——“海上抢劫、殖民、掠夺和贩卖黑奴不等价交换”，在9至10世纪前后的意大利城市最初发展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早在中世纪，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竞争就存在于商人和银行资本领域，甚至涉及一定的利润率均等化。[7]
然而，上述过程大多发生在经济生活的边缘地带，即生产和直接参与生产的流动之外。高利贷、皇家信贷以及外国商品和奢侈品的批发贸易是这些资本流动的主要领域。尽管在这种流动中有时也会有相当大的资本积累，但在仍以封建关系为主的社会中，资本永远不会成为经济和生产的控制者。资本在政治上仍然受制于封建大土地所有权或城市行会的保护主义统治。
只有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出现的原始积累的第二阶段——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才征服了在经济和社会中的霸主地位。随着第一批大型股份公司的出现，现代公共债务和证券交易所的出现，第一批现代银行的发展，商业资本的巨大扩张，资本对工农业生产的投入（如比利时、意大利北部、法国北部和后来的英国的“新窗帘”〔15、16世纪出现的一种新型纺织业〕、出版业、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这些都是西方资本在“原始积累”时期的著名进步阶段，它先于18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可能。
这一历史转型带来的经济问题是巨大而复杂的：要求用于生产的但是突来的巨大资本积累从何而来？社会关系的快速变化是如何使这场冲击取得成功的？在变革的基础上，政治力量关系的发生了什么转变？在新的变革力量的压力下，农村的封建主义和城市的行会制度是如何维持的？是什么技术变革——不仅在生产技术方面，而且在销售和财会技术方面，特别是在会计方面——促成和促进了这一转变？
在《资本论》第一卷著名的第二十四章中，专门讨论了“所谓的原始积累”，马克思特别强调这种资本积累的基本社会条件。首先，大量生产者与传统的生产和食品（主要是土地和土壤）的暴力分离，以及掠夺中积累资本的经济来源：对外国的掠夺（殖民制度），对国内人口的掠夺（保有税和保护制度）和对国家的掠夺（国家债务制度），正如我们可以用恩格斯对古代亚洲生产模式的评论所说的那样。[8]因此，重点非常明确在不平等交换上，明目张胆的抢劫和掠夺只是不平等交换的最终表现。
鉴于所谓发展中国家的当代问题，至少粗略地量化这些国家对欧洲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贡献是有用的。马克思写道：“殖民者在美国发现黄金和白银，当地土著人口被灭绝、奴役和埋葬在矿井中，殖民者开始征服和掠夺印度，以及将非洲变成商业狩猎黑人的保护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时代开端的特征。这些看似无瑕般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时刻。”[9]目前的研究已经证明马克思是绝对正确的。事实上，有人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仍然低估了殖民者对第三世界的掠夺对西欧工业资本积累的意义。
我们在其他地方[10]试图计算1500年至1750年期间通过直接抢劫、奴隶贸易和“正常”贸易掠夺殖民地的主要罪项：
（a）E.J.汉密尔顿估计，1503年至1660年间，西班牙人从北美和南美带到欧洲的黄金和白银价值为5亿比索金币。
（b）柯伦勃兰台估计，在1650年至1780年期间，荷兰东印度联合公司从印度尼西亚拿走的战利品价值为6亿金盾。
（c）神父Rinchon估计，18世纪法国资本仅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接近5亿法国金盾，这还不包括西印度群岛种植园奴隶劳动的利润，后者是前者的倍数。
（d）根据H.V.维泽曼和《大英帝国剑桥史》，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劳动收入至少达到2亿至3亿金镑。
（e）最后，仅在1750年至1800年期间，对印度的掠夺就为英国统治阶级带来了1亿至1.5亿金镑。[11]
当我们把这些金额加起来时，我们得到了超过10亿金镑，即超过1800年前后所有欧洲工业企业的总投资价值。16世纪至18世纪末，这些巨额资本涌入欧洲贸易国，不仅为资本投资和“创业精神”创造了有利的氛围，而且直接资助了帮助发起工业革命的大型制造业和工厂设施。[12]
历史上的相似之处可以解释这种财富在国际上集中的程度，这正是工业革命的开始。众所周知，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初期，在撒哈拉、莱茵河-多瑙河、黑海和印度之间的整个古代文化区，埃及、巴比伦、波斯和亚历山大帝国先后积累的宝藏汇聚到罗马，几个世纪以来为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和统治阶级的奢侈提供了资金。类似的国际财富集中发生在15世纪末至18世纪末。在五大洲（不包括中国和日本）发现的大量贵金属流入西欧，在那里，它们基于奴隶贸易、奴隶劳动和不平等交换世界贸易的收益成倍增加。
在一个仍然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出现并不是典型的欧洲现象。它发生在古代，拜占庭，穆斯林帝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中国和日本（在他们与欧洲殖民者接触之前），是的，甚至在前哥伦布时代的阿兹特克帝国“征服者”出现前夕。这一过程的经济机制大体上与欧洲中世纪相同：高利贷、银行和商业资产阶级（分别从国家财富中）侵占了一部分地租和国家收入。货币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巨大的，在数量上往往比欧洲更重要。[13]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即技术知识、生产系统、与地理上遥远的国家互贸中可能存在的市场营销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欧洲更早出现在这些文化中。
然而，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其他地方，这绝非巧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但没有充分阐述。我们必须从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关系的差异中寻求它们：在那里（非欧部分）一个占主导地位，另一个占弱势；这里（欧洲）则是一个很弱，另一个占优势。前者导致了资本的不连续积累，但在后者这里是连续的。归根结底，东西方资本发展的不均衡取决于农业的差异性，以及土地、水和人口数量关系的差异性。在东方，这导致了以灌溉为基础的农业，剩余产品高度集中，但在西方，农业经济以许多小块土地为基础，社会剩余更加分散。[14]
尽管如此，人们不应该过度注意不同社会中货币资本积累的不均衡性。至少有一个案例，即日本的案例，证明了尽管与西欧资本形成相比，16世纪一些社会的资本形成滞后了几个世纪，但从货币资本的原始积累到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飞跃确实是可能的。换言之，如果不是从16世纪初开始，资本的国际集中也有可能在某个历史节点突然开始。
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悲剧在于，它们不仅成为这一国际资本集中进程的受害者，而且后来仍不得不努力消除其工业落后，即在西方发达工业已经向全世界提供工业商品时，继续进行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换言之，尽管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在16世纪至19世纪期间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的工业化，主要是通过原始资源和货币资本流入西欧，成为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是第三世界工业化的主要障碍之一，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
III
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的西欧社会所拥有的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源，自19世纪以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自20世纪以来几乎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在所有所谓的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看到，由于货币经济和商品生产的入侵，以及农民逐渐与土地土壤分离，无论是通过暴力驱逐、债务还是通过增加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传统的部落和村庄社区缓慢解体。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腐败的政客向农民竭尽所能地敲诈勒索。原始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大量流动；这意味着农民的苦难、周期性或长期的饥荒、严重的失业和越来越多的农村逃亡，导致“贫民窟”，“棚户区”和“窝棚房”的恶性增长。[15]
如果我们以印度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都是划时代的，在资本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充当着杠杆”；最重要的是，那些大批人突然被强行夺走他们的生活资料，并以自由、无保护和无权利的无产者身份被投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刻。农业生产者、农民和土地的征用是整个过程的基础。[16]波恩教授估计，印度村庄，一块土地也不再拥有的成年男性人口的比例从1822年的750万上升到1933年的3500万和1944年的6800万。[17]1950/51年至1956/57年期间，印度境内被完全剥夺土地的农场工人家庭的比例从50%上升到57%，与此同时，负债农场工人的比例从45%上升到64%，这一事实也证明了这种剥夺土地的速度有多快。[18]要牢牢记住——农场工人占村庄男性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几乎是五分之二）。59%的农业“产业”的土地不足5英亩（1英亩=超过0.4公顷），即处于破产边缘。[19]
在西欧，这一过程一方面导致农民破产和贫困，实际上导致了他们大规模地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导致了工业资本的形成和工业公司数量的不断增长。在发展中国家，这一进程只有前一方面完全重复：另一方面只是部分重复，而且重复的程度完全不够。因此，必须研究原因，为什么快速增长的原始货币资本积累没有或只是在不充分的程度上导致第三世界的真正工业化。只有考察第三世界的整体社会和经济结构，以及其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具体形式，才有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将发展中国家纳入世界市场是在西方资本的倡议下进行的，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资本既没有机会——第三世界缺乏需求——也没有兴趣——不愿为自己的工业制造竞争——在那里建立起一套现代化工业。它希望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商品的市场主要处在这些国家本体之外。因此，其（应指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只涉及到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相对应或相辅相成的那种投资：矿物、单一原材料和食品的生产。”[20]
这在世界市场上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分工，这种分工与地理或气候条件无关，基本上只符合西方在一定历史发展水平上对资本增值的需求。[21]所谓发展中国家的“现代”经济部门局限于种植园、矿山和石油资源，导致了臭名昭著的“种植单一化”或“生产单一化”现象，这使第三世界依赖于世界市场价格波动和控制本国资源的主要商品托拉斯。[22]
这种单方面的国际分工一方面坐实了所谓发展中国家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主要来源即该国生产的大部分剩余价值的枯竭。这是在世界市场上实现的，（本国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要么根本不返回该国（例如，假设托拉斯公司设法在生产、运输和销售公司之间实施复杂的法律形式的利润分享，所有这些公司都是同一融资集团的子公司），要么在其临时返回后，以股息、奖金、利息，银行和保险费等回流到西方。[23]
另一方面，这种劳动分工是建立在不平等交换基础上的世界贸易结构之上，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经典分析的模式：“投资于对外贸易的资本可以产生更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它与生产设施不发达的其他国家生产的商品竞争，以便更先进的国家销售的商品高于其价值，尽管仍比竞争对手便宜（…）享有特权的国家以更少的劳动换取更多的劳动，即使存在这种差异（即超额），其也会像在一般的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交换中一样，被特定阶级收入囊中。”[24]
当代贸易条件消极发展对所谓发展中国家的破坏性影响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理论推断。因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除了它们越来越多的劳动（体现在殖民地商品中）必须出口以购买等量的加工制成品外，贸易条件的恶化还意味着什么？此外，处于不同工业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也依赖于不平等价值的交换，工业化国家占有了贫穷国家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25]
因此，在货币持有者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之前，这些国家的潜在积累公积金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流向国外，并在实际积累过程中流失。这一损失远远高于分配给第三世界的所有“发展援助”，因此，这种“发展援助”根本不为工业发展服务，而只是为所谓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产品的出口提供资金（以及为反对社会革命的某项社会保险政策提供资金），这一点无需仔细阐述。这些数字阐述了清晰的事实。[26]尽管如此，如果这种“发展援助”的一部分用于新的制造业，即便是只能被视作一般政策的副产品的这种制造业，这一种副产品也会遭到西方资助界愈发尖锐的批评。
但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货币持有者已事实出现在了舞台上。我们知道，货币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不间断的。然而，这种资本的一部分（或在国外以附加资本形式形成的价值）一部分流入了国民经济之中。然而，剩下的仍然足以加速工业化进程。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只是因为在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当地的货币持有者没有兴趣将他们的货币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
要了解这种情况，必须简要提及两个因素：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工业资本的风险和潜在利润，另一方面是这些国家其他类型资本投资的风险和可能利润。
有利可图的私营企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该国的高贫困率、相对狭窄的需求、大量人口生活在货币经济（所谓的“现代经济部门”）的边缘化或完全处于货币经济之外的事实、来自工业化国家的物美价廉的大批量产品的竞争，缺乏将农村与大规模工业生产联系起来的现代通信和贸易网络等。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工业不仅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几乎是不可能的。[27]
然而，另一方面，还有资本投资，其有着比建立工业企业更高和更稳定的回报。这主要适用于土地购买和土地投机。农村人口过剩和就业不足的巨大压力导致地租持续上涨。农村人口迁徙和大城市的快速扩张决定了城市地租一样持续上涨。此外，农村早期的资本主义农业获得了巨大的回报，[28]这意味着只要当前的社会关系继续下去，向此类的投资的资本回报将超过新工业企业的许多倍——与工业不同，资金所有者也几乎没有任何风险。
所谓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持有者在进出口业务、货币借贷和银行业也有类似的机会，更不用说第三世界颇具影响力的“流氓资产阶级”的秘密贸易和显然见不得人的做法了。事实上，这里的风险比房地产行业或购买耕地的风险更高；但高回报抵消了风险，并有可能快速过渡到合法业务。这种关系无疑也存在于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西欧；19世纪和20世纪初，他们在东欧和地中海的存在更加明显，但这里的整体社会状况有利于从“流氓资产阶级”向工业巨头的转变，至少在西欧地区是这样。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作用恰恰相反。
马克思和熊彼特的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概念之间的差异在这里得到了明确的表达。在考虑资本主义的总体经济发展和工业周期时，两者都主要强调生产性投资的作用。这意味着双方都将资本家置于调查的中心。但是，通过强调“创新”时刻并将其提升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29]熊彼特将企业家活动的一个方面从资本积累的整体一致性中剥离出来，从而有可能陷入试图用“心理学”因素解释经济发展的死胡同。
无数的论文都致力于探讨为什么这个或那个人或多或少地“倾向于”企业家的追求，以便以这种方式“解释”许多国家工业化日益明显的放缓。这种“解释”所带来的奇迹般的结果，最好地展示了中国的例子。在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为许多东亚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商人阶级，他们的勤奋和技术实力闻名于世，他们在香港和夏威夷等地的工业举措意义重大，然而，当中日战争爆发时，他们没有为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做出多少努力。用“缺乏创业精神”来解释这种拖延显然是荒谬的。[30]只有对那些有利于货币资本原始积累而不利于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社会经济条件进行研究，才能解释第三世界未能彻底工业化的原因。
IV
在现代经济理论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章节中，原始资本积累问题以“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形式出现。这些国家较低的人均收入导致了低储蓄率，因此由低储蓄率决定的低水平投资活动不允许人均收入大幅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很难摆脱贫困的原因。[31]这篇论文陷入了发展中国家因为贫困而贫困的同语反复之中，因而不能说有多少启发。在受到努尔克斯的质疑之后，保罗·A·巴兰对这一论点进行了主要的抨击。美国经济学家诺克斯的学说已经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主要可以追溯到失业——更准确地说，可以追溯到数量和质量上的失业。[32]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战略的关键之一从而被人们发现。保罗·A·巴兰为诺克斯的发现补充了一个同样重要的发现，他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的“盈余”——我们更愿意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社会剩余产品”——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通常不低于工业化国家，而是高于工业化国家。[33]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真正困难不在于缺乏资源，换句话说，不在于缺乏货币资本，而在于阻碍动员和生产性利用现有社会剩余产品的社会经济条件。
根据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可以很容易地综合诺克斯和巴兰的理论。只有当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商品生产普遍化、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治权力同时国家作为该阶级抵御外国竞争者（现在主要是对抗已经工业化了的国家）的手段、形成有利于工业化的社会经济整体的时候，货币资本的原始积累才会转变为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如果这样一个社会经济整体不存在，那么最有可能的是，巨额资金会间或地渗入其他渠道。工业化的机会是存在的，必要的手段是可行的，但在现有秩序的框架下，没有一个社会阶层拥有必要的权力和令人信服的兴趣来尝试朝着这个方向突破。如果这种秩序被克服，工人阶级依靠贫穷的农民和城市知识分子掌握政治权力，它肯定有能力动员和集中可用的、部分未使用的劳动力和可用的、一部分浪费的社会剩余产品，以使得工业化的加速成为可能。可用的经济资源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社会关系被推翻了。这证实了工业化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不在于经济落后或贫困，而在于社会结构。
罗斯托对工业“起飞”条件的调查考虑了其中一些因素，但低估了其他因素，得出了一个不充分的结论：至少在第一阶段，集中在“那些想要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人”身上。[34]在现有的社会条件和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关系下，这些“现代化者”的利润是主要用于建立工业，还是损失在建造现代公寓和旅馆[35]、建立现代进口公司、购买农业大宗商品上——如果这些钱没有消失在瑞士银行里的话——这个核心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罗斯托指责马克思的人类观是片面的；马克思认为他们完全受理性和逐利的引导，而他的罗斯托理论则认为人们主要渴望权力、休闲、冒险、生存的连续性和安全。[36]当然，马克思从未打算对人类的“利润欲望”做出一般的人类学陈述。他只注意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普遍化的货币和商品经济导致了对物质财富的普遍追求，而物质财富后来成为资本所有者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不想冒被竞争车轮压垮的风险，因而这些人被迫遵守“积累，积累！”的原则。
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这样一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关于其是否与19世纪的社会历史图景和20世纪的社会学景观相一致，马克思正是因为对物质财富的普遍追求而想要废除资产阶级社会，因为对物质财富的普遍追求在他看来不人道或至少导致了不人道的后果。罗斯托似乎不明白的是，如果不是对每个人，至少对整个资产阶级来说，“权力、休闲、冒险、生存的连续性和安全”主要但不完全与资本积累和私人财富相吻合。
通往现代工业的道路肯定是不同的：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我们仍然未知的道路，一些发展中国家明天可能会进入这些道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一个由社会阶层主导的经济体中，其权力取决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个人财富的积累，只有在整体社会经济形势迫使这些阶层对工业化产生强烈兴趣的情况下，工业化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描述了从货币资本积累到工业资本积累的飞跃的整个联系：“首先，贸易是行会和农村家庭手工艺品转变为资本主义商业的先决条件，更不用说封建农业了。它将产品开发成商品，部分是通过为其创造市场，部分是提供新的商品等价物以及新的生产原材料和辅助材料，从而开辟从一开始就以贸易为基础的新的生产分支——既以市场和世界市场的生产为基础，也以源自世界市场的制造条件为基础。”[37]
如果最后一句话中描述的过程没有发生，或者——除其他外，由于外国商品的竞争和对国内市场的过度限制——条件仍然不够充分，那么工业中的积累过程就会瘫痪，或者进展缓慢，以至于人们再也无法谈论有效的工业化。如果统治阶级面临更大的障碍，同时又有许多后备选择[38]，那么“现代化”和半封建或社群主义部落社会经济结构的崩溃将导致货币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不是工业资本的原始累积。许多人民和今天的十几亿人都经历过这种差异。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对其进行了描述。
[1] “马克思主义关于第三世界原始积累和工业化的理论”。这篇文章首次出现在《理论的后果》上。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随笔（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5年），是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一百周年之际出版的一本文集。
[2] 约瑟夫·熊彼特，《商业周期》，第一卷（纽约，1939年），第229页。
[3] 马克思发展其原始积累理论的主要段落有：《资本论》，第一卷（伦敦，1976年），第四章：资本的一般公式，第八部分：所谓的原始积累，第十一章：剩余价值的比率和质量，第二十五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论》，第三卷，（伦敦，1981年），第20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史料，和Grundrisse（伦敦，1973年）：关于货币作为资本的章节，第239-50页，以及《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51-252页）和《资本的原始积累》（第459-71页，第836-851页，第872-880页，部分471-516页）的第一部分。
[4] 交易中的欺诈行为是交易的基础，因为它是独立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859页当商业资本交换未开发社区的产品时，商业利润不仅表现为欺诈和欺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从中获得的。《资本论》，第三卷，第448页。
[5] 在《剩余价值理论》（莫斯科，1975年）中，马克思引用亚当·斯密和理查德·琼斯的话，将劳动换取资本与劳动换取收入区分开来。这里的决定性因素是劳动力是否被吸收到商品生产中。这两种交换形式之间的差异“表达了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全部差异”，第432页。
[6] “因此，与强度较低的国家相比，强度较高的国家劳动力同时产生了更多的价值，这体现在更多的金钱上。但价值规律在国际应用中受到了更大的修改，因为在世界市场上，只要生产力更高的国家不受竞争的迫使，将其商品的售价降低到其价值水平，生产率更高的本国劳动力也被视为更激烈的劳动力。”《资本论》，第一卷，702。另见：第三卷，第310-313页
[7] 参见R.Lopez的文章“中世纪欧洲的贸易”，载于《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剑桥，1952年），第334页及其后。
[8] 东方政府从来没有超过三个部门：财政（国内掠夺）、战争（国内外掠夺）和公共工程（再生产）。日期：1853年6月6日，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6-1895年通信》（1934年，伦敦），第67页，精选通信。
[9] 《资本论》，第一卷，915。
[10] 欧内斯特·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伦敦，1977年），443-45。
[11] 资料来源：E.J.汉密尔顿，《美国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剑桥，1934年），第34、37、38页；H.T.Colenbrander博士，《Koloniale Geschiednis》（Den Haag，1925），第二卷，第247页；R.P.Rinchon，Le trafic négrier（Bruxelles，1938），第22、129、130、211、304页；H.V.Wisemann，《英属西印度群岛简史》（伦敦，1950年），第50、58页；《大英帝国剑桥史》（剑桥，1929年），上，第380页；珀西瓦尔·格里菲思爵士，《英国对印度的影响》（伦敦，1952年），第374、375、402、403页。
[12] 引自Gaston Martin，《法国殖民地逃亡史》（巴黎，1948年），第90-91页在18世纪，每一次（贩卖奴隶的船只——E.M.）的回归都导致了制造业、炼油厂、棉花染色厂、染色厂和糖果厂的建立，其数量的不断增加证明了商品流通和工业的扩张。例如，在18世纪的南特，建立了15家炼油厂、5家棉花厂（…）、两家大型染色厂、两家糖果厂……”。关于对印度的“原始”掠夺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关系，见Brooks Adams，《文明与发展》（巴黎，1899年），第375-380页。
[13] 举几个例子：穆哈辛的遗孀，哈里发穆克塔迪尔的大臣，不得不向她的统治者支付70万黄金第纳尔，在这之后，她仍然相当有钱。Reuben-Levy，《伊斯兰教的社会结构》（剑桥，1962年），第307页；公元前144年去世的夏皇子据说留下了40万“斤”黄金的宝藏——一“斤”相当于大约600克。连胜阳，《中国的货币与信贷》（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52年），第4页。
[14] 见Grundrise，第473-479页。
[15] 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早在1925年的《新经济学》中就明确指出，即使在不发达国家的生产资料社会化之后，城市和农村之间（工业中的社会主义部门和农业中的私营部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也是“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的主要基础。然而，他补充说，这将不会伴随着农民的贫困，而是伴随着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这一过程的基础必须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成果将在农民和城市之间共享。由于斯大林实施了加速工业化（包括第一个拖拉机厂的建设），但过于仓促地实施了农业集体化，他破坏了这些必要的比例，导致农民大规模贫困，农业劳动生产率突然下降，这意味着苏联在近30年的经济和人口中做出了不必要的牺牲。
[16] 《资本论》，第一卷，第876页。
[17] 阿尔弗雷德·波内教授，《经济发展研究》（伦敦，1957年），第173页。
[18] V.K.R.V.Rao（编辑），《印度农业劳动》（孟买，1962年），第29、52页。
[19] A.R.Desai，《印度农村社会学》（孟买，1959年），第125页。
[20] 参见马克思的预测，即英国资产阶级通过在其他国家发展棉花生产，将摆脱对美国南部各州令人讨厌的依赖（评论：1850年5月至10月，《新莱茵报》评论，在线：[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0/11/01.htm]。印度和埃及棉花种植的发展证实了这一预测。
[21] 然而，今天，这些利益可能会发生变化，工业化大国的出口越来越多地由机械和工业设备组成，而这些设备向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在一定程度上以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为先决条件。因此，西方国家的机械和成品工业在“发展援助”方面的利益之间产生了矛盾。
[22] 关于这个主题有很多文献。在这里，我们只举一个例子：Stacy May和Galo Plaza，拉丁美洲联合水果公司（Austin，1958）。
[23] 印度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当前偿债服务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的影响有多大：1966年，这项服务已经占印度出口总值的20%；到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它将占到这一数额的28%。
[24] 《资本论》，第三卷，第345、346页
[25] 我们说的是“工业化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拥有社会化生产资料的国家也适用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只要它们以所谓的世界市场价格进行贸易。
[26] 仅在1950年至1960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就从30%下降到20.4%，这主要是由于贸易条件的演变对它们不利（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1962年世界经济概览》，一，《世界贸易中的发展中国家》，第2-3页）。1962年，原油价格平均比1954年的水平低38%，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损失了110亿美元，而当年他们获得的“发展援助”约为80亿美元。
[27] 如果不是大工业本身，至少是许多西方国家的工业制造业的开端也是如此。唯一重要的区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新”产业如今面临着已经饱和的世界市场。
[28] 1966年饥荒后，印度政府制定了所谓的“新粮食供应战略”，其重点完全是富农对集约农业的发展。
[29]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1961年，纽约），第65-94页。
[30] 日本的例子也很有启发性。1880年左右，当政府资产被出售时，是旧封建贵族的一部分用财产损失补偿和国家贷款的收益来购买这些资产，从而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动力。
[31]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剑桥，1962年），第39页。罗斯托甚至将“起飞”定义为投资率提高5%至10%。然而，见W.Arthur Lewis，《经济增长理论》（伦敦，1963年），第236页，他也反对“贫困恶性循环”的理论。
[32] Ragnar Nurkse，《欠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牛津，1953年），第35-38页。
[33] Paul A.Baran，《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纽约），第227页。
[34]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第58页。另见W.A.Lewis，《经济增长理论》，第235页：“这意味着，对一些‘工业革命’的基本解释，即资本形成程度的突然加速，在于赚钱能力的突然增强。”刘易斯在这里犯了同样的错误，将货币积累等同于工业资本积累。毕竟，当这种“突然有可能赚更多钱”发生在工业部门之外时，会发生什么？
[35] 贝鲁特有许多公寓和酒店，甚至是空的，阿拉伯石油酋长们“安全”地将资金投资于这些公寓和酒店。即使是间接地，也几乎没有任何大型工业公司从这种投资中脱颖而出。
[36]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第149页。
[37] 《资本论》第三卷，第45页。
[38] 保罗·拜罗克（Paul Bairoch）的几部作品（如《1900-1966年世界经济诊断》（Diagnostic de l’érevolutionéeconomique du tiers monode 1900-1966）（巴黎，1967年）都致力于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即真正的“土地革命”必须先于西方的实际工业革命。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观点（比较《资本论》，第一卷，838-840页）。Bairoch认为，第三世界经济的主要弱点在于，其平均农业生产力仅为西方在工业革命前夕实现的生产力的50%左右（Diagnostic de l’éRevolutionéeconomique 63）。如果这是真的，并且由此引出了资本流向农业而非工业的另一个令人信服的原因，这只会证实我们的论点。显然，这种资本投资消除了就业机会，而不是建立新的就业机会，从而不仅在相对方面，而且在绝对方面增加了第三世界的痛苦。事实上，在印度国大党的土地改革实施后，农场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而不是上升，部分原因是这些改革为富农提供了更多的现代农业技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