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The XXIst Congress of the CP of the Soviet Union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厄内斯特·杰尔曼（Ernest Germain）
（1959年）
译自《第四国际（英文版）》（Fourth International）1959年春季号。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7月出版。厄内斯特·杰尔曼即曼德尔。
一次“沉闷的”代表大会，一次“同二十次代表大会适成对照的令人失望的代表大会”，一次“不关紧要的”代表大会，一次“纯粹技术性的会议”——这些就是西方观察家对于1959年1月27日到2月5日在苏联首都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一部分评语。所有这些评语都包含着真理的内核——但也只是内核而已。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一次有声有色的大会，大会的最高潮是谴责对斯大林的迷信和提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就不像二十次代表大会那样惊人了。苏联官僚集团在1956年10月到11月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已经取得了严酷的教训，因此特别致力于重新加强它对整个帝国的政治控制。赫鲁晓夫不能不同意；揭开任何“轰动一时的”非斯大林化的新阶段，都会直接威胁苏联官僚集团的统治。而且，也正是在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及其同伙作出这一让步以后，“反党集团”对于他们取得多大胜利，似乎做出了错误的估计；1957年6月，他们在政治局中发起攻势，后来的结果是我们大家都晓得的。不过，“反党集团”虽然失败了，却仍然在一个重要问题上保持着优势。在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并没有重新谴责斯大林；他的名字也仅仅提到一两次。
另一方面，这次代表大会上的一切言论和措施也不足以使人相信这样的假设：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本身也受到了修正。相反地，报告人本人和许多发言者都坚持说，“破坏苏维埃法治的现象”和“危害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的现象”已经被完全地和确定地消除了。因此，看来，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似乎在政治方面认可了和巩固了“非斯大林化运动”的主要趋势，但是又没有越过官僚集团从1956年年底起规定的限度。
这次代表大会的重点是七年计划。赫鲁晓夫的报告就对这个计划作了长篇累牍的阐述。我们已经在上一期中分析过这个计划的主要方面[1]；因此，这里就不再加以研究了。我们要加以比较详细地研究的是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所讨论的其他问题。这些问题，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报刊或斯大林主义的报刊都没有赋予足够的注意，然而这些问题却足以揭示苏联政策和苏共政策发展中的重要趋势。
反对“反党集团”的斗争
对“反党集团”的谴责，仅次于七年计划，成为代表大会上全体发言者的第二个共同主题。而且，他们又使用了怎样的措词啊！
像一次拜占庭式的连祷一样，官僚们相继走上讲坛，千篇一律地彼此雷同地痛斥“反党集团”的“可耻的”、“无耻的”、“不光彩的”、“罪恶的”、“分裂的”阴谋。这次代表大会不仅同列宁主义时期的历次代表大会大不相同，就是同斯大林主义时期初期的历次代表大会也大不相同。因为，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初期，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和干部还没有被摧毁。在那里，至少还展开政治性的争论——虽然这种争论是虚伪的，煽惑性的，甚至是诽谤性的。在这里，却连政治争论的彩子也没有了。在这里，只有介乎开除教籍的檄文。和密探报告之间的“谴责”。在面貌方面，苏联共产党似乎还没有克服“个人迷信”，也没有克服“国家的敌人贝利亚的罪恶活动”的后果。
不过，如果我们更细心地研究一下的话，我们还是可以从这种沉闷的连祷中看出一些有趣的事实来。首先，在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苏联人总共有八十三人，其中有六十人谴责了“反党集团”，有二十三人没有谴责“反党集团”。这二十三人都是些什么人呢？我们将会发现，除三人外，其中包括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全部来自基层的工人和农民，还包括全部科学院院士和学者。
这是值得注意的。八十三位发言者分成了两派，一边是六十四位党和国家的官僚（其中包括唯一的一位军方代言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一边是十九位来自“基层”的代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六十四位官僚当中，有五十三位参加了例行公事式的“谴责”，有七位没有参加。在十九位“基层”代表当中，只有三位代表（一个工人，两个集体农民）攻击了“反党集团；有十六位代表没有参加攻击。
这一事实虽然发人深思，我们当然也决不能过分夸大它的意义。在没有参加攻击“反党集团”的官僚当中，有臭名远扬的谢米恰斯内伊。他是赫鲁晓夫的女婿，在代表大会开会时，又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后来就被解除了这一职务）。谢米恰斯内伊一向以“坚定的”超级斯大林主义者闻名；他曾经把帕斯捷尔纳克比作“弄脏了自己的栏壁（蓝笔）的蠢猪”[2]，因而“大出风头”。此外，他也不大可能是莫洛托夫的盟友，因为他的飞黄腾达，完全得力于赫鲁晓夫.他成以表现得“缺乏正统观念”，只能用一时失察来解释，再不然就是他想要表明，“共青团不参加政治”。
至于没有攻击“反党集团”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官方文件只是告诉我们他们是工人。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是真正的工人昵，还是工头，监工或管理人员。
尽管如此，发言者的这种奇怪的分野仍然是值得强调指出的；这尤其是因为赫鲁晓夫在答复时，直呼其名地提到某些发言者作了“出色的”围述——而这些人除少数外也正是那些没有攻击“反党集团”的发言者！
不但如此，对“反党集团”的攻击还有程度之分。大多数发言者都满足于重复上面提到的形容词，但是，到了代表大会快要结束时，攻击就念来愈粗暴，愈来愈值得玩味了。
例如，鄂木斯克共产党领导人科卢申斯基就谈到了“阴谋家集团”。茹金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断言，如果中央委员会当初不把这批“罪恶的阴谋家”“解除武装”的话，共产主义事业在苏联就会受到决定性的削弱。计划委员会首脑库兹明更进了一步。他指责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不诚实地（因而是存心不良地？）减缓了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大力推广固体燃料热电厂，而不是推广液体燃料热电厂。他提出的这项罪名差不多已经接近破坏了！斯大林格勒党的领导人，一位叫做切加林的人也提出了这种指责，并且加以扩大。一位来自萨拉托夫的名叫杰尼索夫的官僚甚至指责“反党集团”居心要减缓苏联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速度。
这一切罪名，按其性质来说，都使人想起司法部长鲁金科在上一届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的人民公敌“的公式。然而，赫鲁哓夫在答复时却没有附和这些指责。“反党集团”的成员也没有被开除党籍；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甚至没有被赶出中央委员会。这个机构的改组固然不在议程之上。但是，库兹明发起这个运动无疑是希望采取“极端”措施，这种措施终究还是没有采取。库兹明自己在代表大会之后不久，也被解除了职务。这难道不是领导集团想叫官僚和党员群众安心的征候吗？领导集团的确曾经保证避免采取新的“极端”措施，但是党员群众当然难免担心对“反党集团”的攻击也就是指示各地采取这种措施的号令。
我们说过，这次代表大会的面貌接近于斯大林主义时期的各次代表大会，而不接近于1923-1927年的几次代表大会，更不要提列宁所参加的各次代表大会了。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所公布的代表大会的组成成分，以某些可怕的细节，具体地证明了我们的论断。在参加代表大会的一千二百六十九名代表当中，只有八名——再说一遍，只有八名——是老布尔什维克，即十月革命时期入党的党员。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有二十四万名党员，其中有几万人是二十岁到三十岁的青年人。他们今天的年龄当在六十二岁到七十二岁之间。许多人在内战中死去了，但也有几万人活下来。此外，在内战结束时，即1921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有党员七十三万二千五百人。其中肯定有三分之一在三十五岁以下（今天当在七十三岁以下）。可是，在这么多人当中，出席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却只有四十五人——我们再说一遍，在二十万人当中只有四十五人。
单单看看这一数字，就可以知道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进行了多么可怕的大屠杀。我们难道还需要其他数字吗？
更有意义的是，赫鲁晓夫自己也是到1917年10月以后才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虽然在革命时他已经二十三岁了。在革命胜利以前，就有几万名和他年龄相仿或比他更年青的工人阶级的优秀青年参加了党的队伍。赫鲁晓夫并不在这些优秀青年之列。
我们还应该指出，在一千二百六十九名代表当中，现职的工人和集体农民只有三百九十九人，现职的知识分子只有五十人；其余的八百二十名代表都是官僚。因此，官僚们在大会代表当中占了将近三分之二，这个比例是很大的，虽然比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略有减少。
消除“破坏苏维埃法治和民主的现象”
有许多代表在发言中讨论了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取缔破坏苏维埃法治和民主的现象”的决议。这是代表大会上大体上普遍谈到的第三个主题。
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发言也是千篇一律的，但是也有几个发言值得注意。
例如，赫鲁晓夫自己就说，今天苏联已经不再有任何政治犯了；任何人都不再因为政治见解而受迫害了。米高扬也就这同一问题作了相当详细的发言。他具体地说：
苏维埃民主已经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了，我们愈是向前迈进，这一演变也就愈是彻底，同时，我国的社会秩序也愈是巩固和完善。我们每向共产主义迈进一步，说服、社会影响，共产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社会成员的自觉纪律的作用也就愈加重要，而强迫手段的使用也愈加有减少的趋势。今天，在我们中间，已经不再有为了政治原因而对公民进行报复的现象了。
再这里，米高扬的调子和他的所有同僚的调子是不同的。在发言者当中，只有他一个人说“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是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有机发展”。人们不能不感觉到，在这里讲话的是一个不同的学派。事实上，米高扬就是1917年10月间已经入党的八名大会代表之一。这从他的话里也可以感觉到。更有趣的是，米高扬说，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巩固。当然，这种老一套的论调在布尔什维克党过去历次代表大会中也可以找到。但是，或许这应该和“强制职能的消亡”联系起来看吧？或许，他们今天要承认，当国家和警察不但不消亡，反而像在1934年到1954年那样取得某种不得而知的全面力量的时候，这种情况难以证明社会很巩固，相反地只能证明社会内部四分五裂，难以证明公民们热情地团结在国家周围，相反地只能证明公民们反抗——即令只是默默地反抗——国家吧？
由于消费者的基本需要开始逐渐得到满足，毫无疑问，这种反抗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激烈了。然而，新的警察首脑谢列平仍然觉得需要指出，治安部队（政治警察）在限制自己的风能的同时，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他还在事实上驳斥了所谓治安部队专门针对国外的说法，他说，他的对象是：
容易落入敌人罗网的少数叛徒、堕落分子、醉鬼、泄密者。
如果真的只有这样一些例外，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还需要维持一个费用浩大、极端臃肿的机构（虽然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这个机构已经大大缩小了，而且赫鲁晓夫所说的无疑也是实情）。事实上，虽然这几年来苏维埃社会的团结已经有所加强，我们距离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还是非常遥远。“针对国内的镇压机关”所以继续存在下去，秘密就在这里，而且也仅仅在这里。不过，谁要是想对这一现象加以解释，就不免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建成”的论断产生怀疑。
赫鲁晓夫和谢列平都坚决认为需要把以前由国家机构执行的某些职能移交给社会团体。谢列平列举了大量提交法庭处理的少年犯罪案件（附带地说一下，这种少年犯罪案件同这个“无阶级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和谐”是十分不调和的，因此很可以说明这是怎样一种“社会和谐”）。他十分正确地对这种现现象表示痛心，并且要求让工会、青年组织和工厂集体用友好的方式来改造和感化青年，而不是把他们交给法院和感化院。赫鲁晓夫则建议由工会来管理职业教育训练班，把体育设备移交给体育团体，并且由慈善团体（特别是业余剧团，业余管弦乐团等等）来主持各种文化活动。
这一切情况都是值得欢迎的，而且还说明，在苏联，社会关系方面的紧张状况现在毫无疑问已经缓和下来。但是，某些西方辩护人——尤其是德国的“工人政治”集团——却因此大谈起“国家消亡”来。这是一种接近荒谬的夸张。照这样来说，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中，“国家应该早就消亡了”，因为我们所指出的这一切办法在那里已经实行了几十年了。只有当工人委员会接管了工厂的管理工作，工人团体自己起来执行大市政机关的管理职能，而且公民团体主动地出来在苏联各地出版政治性日报的时候，才谈得上列宁所说的那种“国家消亡”。因为到那个时候，民主化的工人国家，由于和自己的公民日益融合，已经既是国家又是消亡中的国家了。
可是，在今天，苏联的行政机构仍然是世界上最臃肿的行政机构，苏联工人们在政治上和营理上的主动性同革命胜利后的头几年相比，仍然极其有限。国此，在那里侈谈“国家的消亡”也就是存心要无耻地欺骗群众——除非是存心欺骗自己。
什维尔尼克说，“所有没有真凭实据而被判罪的共产党员都已经被重新接纳入党。”他又说，这些措施同“党、国家、经济和军队的领导干部！”特别有关。苏斯洛夫说，这次代表大会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历次会议的记录都要予以翻印。毫无疑问，伪造历史的丧心病狂的行径在苏联的确有“消亡”的趋势，但是，人们也并没有去客观地探求真理，至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这样做。
安东诺夫——奥夫谢因科的《回忆录》的序言以及约翰·李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的序言和注释（这是近年来苏联最轰动的出版物中的两种）都说明，非斯大林化运动停留在大“清党”前夜的水平上。他们还要利用政治污蔑继续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不过，这已经是1926-1932年的污蔑，而不是1936年的污蔑了。这一演变在客观上不能不造成这样的结果：使得青年人和诚实的研究者有可能通过独立的思考去寻找新的方向；今后，这方面的确大可乐观！
苏联政治生活的“自由化”不但是对广大群众的让步，而且是对大批官僚的让步。这些官僚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受到排挤，无法有效地行使权力，并且时时刻刻有无缘无故地丧失自己的特权和生命的危险。我们曾经一再表示，我们坚信事实确实如此。在这方面，我们还着重指出，苏联目前的领导集团想要扩大独裁统治的基础，想要吸收愈来愈多的官僚参加行使权力。
经济分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足以证实这一论点的明显例证。在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又找到另一例证。那就是基里钦科的发言。据他说，在中央委员会的各届全体会议上，在中央委员会为了就重要问题做出决定而召开的各种会议上，
被邀请的有国内最进步的【！】人士，党和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即大工厂和集体农场）的领导【！】人员、学者、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等。
这种列举说明了很多问题。官僚集团内部的民主显然正在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愈来愈成为整个官僚机构的代议制议会。不过，基里钦科却忘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不担任领导职务的工厂工人或许不在国内“最进步的人士”之列吧？邀请他们出席会议，无疑地纯粹是由于失察。
提高生活水平的斗争
除了七年计划，对“反党集团”的谴责以及“恢复苏维埃法治和民主的列宁主义准则”问题以外，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第四个基本主题是稳步地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问题。在逐个问题上，过去几年的成就无疑是惊人的，虽然常常并不是所有的诺言都实现了，也不是所有的诺言都在预定的目标日期以前实现了。[3]许多代表举出数字来证实已经取得的进展或未来几年的预计的进展。我们希望这一切计划——特别是其中最惊人和最迫切的计划，住房建筑计划——能够真的实现；我们也希望苏联人民在几十年的可怕牺牲之后，能够终于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显着提高。
但是，官僚机构的领导人尽管第一次可以提出确实的论据来为苏维埃政权辩护，仍然不免采用了方便的荒谬的煽惑手段：坏习惯实在太难摆脱了。
例如，在比较苏联和美国的食糖消费量的时候，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者举出了目前的产量数字和今后七年到十二年的预计产量数字，但是却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美国消费的食糖大部分并不是国内产品，而是进口的古巴糖！还有一些发言者比赫鲁晓夫更激进。他们轻率地断言，到1970年，苏联工人的生活水平将超过美国工人当时的生活水平——我们已经分析过，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谎言。[4]赫鲁晓夫自己还断言，苏联的医疗事业在世界数第一。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指出未来七年中的公共保健开支达三千六百亿卢布之多。可是，按全国人口细算一下，原来每年每人平均所得也不过二百五十卢布，还不到英国政府每年用于保健事业的开支的一半呢。诸如此类的事情还很多。
许多代表都坚决要求“绝对优先地发展重工业”。米高扬又和这些人不同。他特别强调七年计划的特点：
在比我们以往的经济计划大得多的程度上，七年计划的特点在于，它一方面建立在重工业的巨大成就及其今后发展的基础上，另一方面灵又规定要比以往快得多地发展消费品生产和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福利，
这段话既是一个纲领,又是一份供状，而且两者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决不能怀疑这个诺言，因为它是真诚的（虽然要全部实现它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也同样是一旦不折不扣的供状。它给了官僚机构的仆从们，特别是它在西方的仆从们，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些仆从们总是竞相掩饰或缩小苏联人民在过去几十年中所蒙受的牺牲，把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说得美妙无比，从而侮辱了苦难深重的人民，另一个发言的代表基里钦科作了更进一步的供认。他证实我们用同一论据来批评斯大林最新的经济著作，做得很对[5]。他事实上说：人人都知道不多【！】几年以前我们的农业生产处在怎样的情况中。当时，小麦是太少了。肉类、牛奶、黄油、食糖、蔬菜和其他重要食品都非常缺乏【！】。
不但如此，还有一些代表在发言中顺便指出，同样悲惨的匮乏情况直到今天还在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存在着。诗人特瓦尔多尔斯基就指出，今天要想在商店里找一个书架，都非常困难.另一个代表，列宁格勒造船的工人戈尔布诺夫说，现在就连大企业都很应买到铁钉、螺钉和各种小工具，以致不得不花很大成本自己制造。这再一次说明官僚主义的铅盖子怎样妨碍着计划经济的顺利执行，又怎样不断地给它带来巨大的损失和浪费。
官僚主义的计划工作的缺点
在这方面，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证实了十九次代表大会和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指责——这清楚地说明了在前两次代表大会以后实行的改革根本没有消除恶习的根源。
例如，部长会议副主席萨西亚德科就说，截至1959年1月1日为止，苏联没有完成的建筑工程项目不下三十二万项（！），冻结在这些建筑项目中的资金达一千七百九十亿卢布之谱。这一情况大大地减缓了经济发展的节奏。阿里斯托夫说，单单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就有六万台工作母机和一方五千台成套机器已经制造出来，能够使用，然而却没有装配起来。这又是一个损失的根源。
原料和零件的不间断的正常供应，也远没有能够保证。我们前面提到的工人戈尔布诺夫说，在列宁格勒造船厂，不需要额外投资，只要供应正常化，就可以使生产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他大声疾呼地说：“在我们的工业中，还有一些潜力没有挖掘出来。”情况的确是这样；马林科夫早就指责过同一情况……那可是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
另一个发言者科兹洛夫相当详细地谈到由于金属废料留下过多而造成的损失。他说，这种损失每年达到四百五十万公吨，价值二百五十亿卢布。
各方面的发言者接着谈到工业分散的某些有害后果——在别的方面，工业分散受到了全体代表的理所应当的赞扬。发言者们，强调指出，地方主义和工厂或地方的利己主义抬头了，供应合同不被遵守，产品的品种被任意加以改变等等。
在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还宣布了一些官方前此没有公布过的事实，其中之一就是，到现在为止在苏联进行的投资项目，其成本并没有经过核算比较。例如，萨西亚徳科就把各种炼钢厂工程项目加以比较，把投资收回率估计在内加以核算，看看从长远来看它们是否合算。他说，如果一个工程项目的投资收回率是百分之十六，另一个工程项目的投资收回率只有百分之七，就应该取前者而舍后者。的确，苏联计划人员今后在选择各种投资项目时，看来还要把利息支出考虑在内（核算一下按货币计算是否合算，而不是只考虑物质生产力的提高）。
发言的代表们，尤其是谈到电站问题的各位代表还强调指出，各单位的生产成本极不平衡。塔吉克斯坦的一位代表——他后来被解除了职务——建议修建一座每度电的成本只有十分之三戈比的水电（这是对赫鲁晓夫的隐蔽的攻击，因为赫鲁晓夫会经要求集中力量修建使用煤气或石油产品的热电站）。据电力工业部长诺维科夫估计，大型电站每度电的平均成本是八戈比。但是，除了这些大型电站以外，还有一些小型电站，它们的电力生产成本却是一卢布到二卢布！不但如此，诺维科夫还透露，这些“小型电站”共有十万座，其中集中的人员占苏联电力工业全部人员的百分之八十，但是，它们所提供的电力却只占苏联全部电力的百分之十。
可以肯定，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今后将在苏联经济的许多部门中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它们效率不高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分散”。
最后的一段时间：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
虽然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首先是一个实际的、而且甚至是实用主义的大会，但它不能对一系列日益复杂和矛盾的理论问题保持缄默。这些理论问题已在官僚制度的理论家以及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身面前被提出来了。苏联现在正经历的社会发展的实际阶段是什么？它在达到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前还需要经过哪些阶段？这种发展必然会引起哪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
这些问题使官僚制度的理论家感到相当头痛，因为它们全都直接或间接地触及到官僚制度本身的问题。因此，官方理论家只能蹑手蹑脚走到这个“未知的领域”的门前，抬头探望一下，便却步而退了。多年来许诺向我们提出的苏共著名纲领，至今仍然未制订出来，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位发言人提出建议，主张用赫鲁晓夫的报告作为拟定这种纲领的启示，这绝不是偶然的！
苏共第一书记甚至在理论方面也表现一定程度的勇气，这是没有疑问的。他自己已投身于理论方面，好像这只是开垦处女地和规定种植玉蜀黍的新技术这样的问题。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块未垦地，即使斯大林竭尽所能，也不能使它成为未经开化的不毛之地。至于赫鲁晓夫虽然应被认为提出了某些阅题，但也只能提供一些陈腐的答案，他的党徒们迫不及待地把这些答案吹捧为非凡的成就，如果说虽然不是的确表现了天才的话。
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在苏联已获得完全的和肯定的胜利；许多发言人选用了“胜利”这一名词，他们认为这个名词具有一种引人入胜的新创造。我们对此应该怎样看待呢？
在距今大约十年以前，当中国革命胜利不久的时候，我们的运动便已肯定了力量的对比肯定地正朝向有利于反对资本主义阵营而不利于帝国主义阵营的方向发展。从那时以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表明能修改这一估计；正好相反，事态的发展已完全证明这种估计的正确，力量对比的这种世界性发展——中国革命胜利以及殖民地革命和苏联经济发展不断取得进展的结果——无疑地已使苏维埃政权加强到在1941年前所未料想到的程度。然而，却很难从这里看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种理论已经得到证实。因为难道不正是革命的国际扩展改变了全世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吗？
当赫鲁晓夫说可以认为在苏联复活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意他的这种意见。这种复活只能是国际上反革命力量重新强大到超过革命力量的结果。这样一种强大在不久的将来还很难看到。
不幸的是，正如我们已经在过去所说过的那样，克里姆林官已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低端：从过高估计帝国主义的力量（这里是斯大林时代的战略特点）走向危险性不下于前者的过低估计帝国主义的力量。如果说，当赫鲁晓夫表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苏联复活，我们同意他的意见；但当他说“社会主义的胜利已是确定不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同意他的意见。因为他忘记了这里竟然有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即：美国和苏联在一场核战争中同时毁灭。
认为苏联经济的基地不可能遭到这样重大的毁灭，也就会是认为美帝国主义不再可能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在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某些发言人多少也谈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一种极端危险的幻想。但是，根据苏联每年庞大的军费开支看来，这种幻想似乎没有影响苏联武装部队首脑们的行动。
能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仿效他的导师斯大林）进一步肯定说，社会主义已在苏联“确定不移地实现了”呢？这种说法立刻表现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制度，它的特点是社会不再划分为各个阶级。现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预见只需在今后七至十五年中就超过美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水平，而社会阶级的消失——特别是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农民之间的差别——却被赫鲁晓夫自己拖延对一个比较捉摸不定的未来。
因此，下列这种说法比较合乎逻辑和更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我们在苏联仍然只见到一只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性社会。但这个社会正在接近它的目标，因为生产力的高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的“工业化”，使这个阶级的主要矛盾可以得到解决，用不着再去推翻官僚制度的专政，虽然有一点点民主化以及重建充分和完全的苏维埃民主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
实际上，赫鲁晓夫为共产主义社会规定的一些特点，事实上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例如，在生产力、生活、卫生和文化水平等方面达到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水平。因此，如果赫鲁晓夫以一种比较令人惊奇的态度——可喜的是他对斯大林的（观点）作了修改——宣称“共产主义”不会单独在一国建成，而只能“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它超过全世界面积的三分之一，即使是认为在今后几年这个阵营不会进一步扩大）建成，那么，他实际上是承认（也许是不自觉地承认）历史已确定不移地抛弃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无疑，如果不是更多的国家，至少也会有十多个国家将在社会主义社会一起消亡。
共产主义问题
但是，如果赫鲁晓夫作为共产主义问题提出来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社会主义问题，那么，哪些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问题呢？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对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被称为共产主义阶段的高级阶段这两个阶段曾加以区别。他列举了下面的这些特点：
一、在低级阶段——我们现在称之为社会主义阶段——价值和交换都已经不存在。剩下的是每一个人对社会贡献出的劳动实际尺度；因为正是这种尺度决定消费数据的均等分配。
二、在高级阶段——我们现在称之为共产主义阶段——在每人消费的尺度消失的同时，每人劳动的尺度也会消失。“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规律将付诸实施。我们将会掌握极大丰富的物资，其所以可能是由于：
（一）生产力的惊人发展；
（二）在前一阶段对一切基本需要的自动满足所引起的心理上的革命，因而使希望个人致富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动机的愿望归于消失。（原作者此段引语，我们未查对原文——编注）
只要看一看这个简明的结论，就很可以了解，共产主义问题——从均等的分配过渡到极大丰富的分配的问题——现在还很难认真地在苏联提出。
三十年来——在斯大林以前、在斯大林当时以及在斯大林以后——一直是苏联的官方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狄亚诺夫院士，认为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的关系将会消失。他还认为，由于有了电子计算机以），直接测量每一个人的个人劳动的社会劳动时间，将是可能的。
混乱是明显的。在过渡时期，也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阶段——的开端，商品、价值和货币将要消失，并让位于计算每人工作的劳动时间的会计工作。既然奥斯特罗维狄亚诺夫坚持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也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中大大推广商品、价值和货币的范畴，那么，不管他自己的主张如何，他就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表明苏联距离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还很遥远。
赫鲁晓夫的下列这种说明就正确得多：在共产主义社会，分配消费品的尺度将会消失，这也包括用“电子计算机”来测量消费品的分配在内。他说，剩下的将只是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把现有的劳动力分配到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中去。这样我们就十分接近雅罗钦克的着名公式，斯大林在他逝世以前不得不和这位年青的经济学家有一场交锋：在共产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唯一经济问题将是生产组织问题。
仅仅是为了得到这个结论赫鲁晓夫不得不借用斯大林著名的荒谬公式，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公式，作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指导分配产品的公式。在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经典着作中都找不到这个公式，这完全是一种粗糙的捏造。但好处是：这一公式的确掩盖了苏联分配标准中的资产阶级性质，这个定义符合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它近来已由“某些学者”再度提出来。
“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就必然要回到“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这样一来，便引起对苏联仍然在经历着的过渡阶段的实质问题的分析。这种分析和下列事实正相违反：在官僚制度内目前所流行的一整套定义都具有辩解的性质。但是，苏联的青年已如此强烈地攻击官僚制度的实际问题，也不会不同时提出这些理论问题的。
美国社会民主党的期刊《新领袖》在它1958年8月18-25日的一期上面刊载了苏联青年移民戴维·柏格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他在1957年以前一直在美国学习。他在这篇文章里描述了目前苏联非正统派的知识青年的主要思潮之一的“新布尔什维克”思潮：
“新布尔什维克”正在寻求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普遍存在着对苏维埃建立以前时期和革命以后最初几年的怀念情绪。今天，苏联青年常常表示反对现政权，他们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镜子和当前的现实对照。在他们看来，1937年的清洗消灭了革命的真正领袖。他们拿法国大革命（或译七月法国革命）同十月革命相比较”
……他们把十月革命理想化，要求回复到列宁主义的原来理想，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在列宁的一些着作（《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找到这些理想。他们经常谈到政权的“官僚主义堕落”和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特权官僚政治的出现，这种官僚政治已成为对人民的专政。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倾向了旧革命党的传统，并赞成采取积极战斗的激烈方式。
他最后的结论说，新布尔什维克人认为“官僚制度只是一种有害的发展”，应该动“手术”加以消除，以便“一种基本健全”的社会有机体得以“正当地发展”。
这位青年，已经不自觉地成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他越来越从产生我们的主张的同一源泉中吸取养料。尽管赫鲁晓夫悠然自得，青年一代将会准备并施行他们的“手术”的。
[1] 参看《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到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的苏联》一文。
[2] 原文是 a hog that dirties his own pen. pen一词文意双关，既作“畜栏”解，又作“笔”解。——译注
[3] 参看《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到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的苏联》一文。
[4] 同上。
[5] 《苏联经济问题》，第四国际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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