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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的苏联

厄内斯特·杰尔曼（曼德尔）

1959年1月15日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一共经过了三年。在短短的三年里，人们很难相信居然会发生了这样一系列带有戏剧性的事件：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从“百花齐放”转变为“整风运动”，新的南斯拉夫问题，向集体农庄出售农业机器，在苏联把工人和工厂管理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初步措施——人们很难相信在一个被某些人宣称为已经凝固了的社会里，这些不断地变动居然是按照这样一种令人惊奇的节奏发生的。

　　这些变动的性质并不都是相同的。它们在这边标志着反斯大林化的加强，在那边又标志着反斯大林化的减缓。在匈牙利和波兰开始的政治革命规模之大，使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人感到吃惊，他们力图重新建立一种比较严格的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纪律。这就是新“南斯拉夫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是部分地为斯大林本人“恢复名誉”的原因。同时，赫鲁晓夫集团为了消除群众不满的最尖锐的实际根由，又比过去更为积极地推行它那对工人特别是对农民作经济让步的政策。

　　赫鲁晓夫政策的这两种因素之间的矛盾，不久就显露出来了。他的政策虽然确实成功地延缓了苏联国内冲突的爆发，但却没能把劳动人民和青年的精力导向纯粹生产的目的和“物质享受”。工厂管理问题，人民的子女如何自由地获得大学程度的知识的问题，关于文艺创作自由的争论——所有这些都严酷地提醒统治阶层和无产阶级群众说：如果苏联社会要实现那些现在看来似乎有可能的宏伟的愿望，那么，它所需要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政治的问题。

工业继续高涨——但是速度稍稍放慢了


　　1956年以来，每年增加的生产量和投资量匀称地表明工业高涨的情况。然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即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断了，它现在为1959-1965年的七年计划所代替——说明工业发展的速度已经稍稍放慢，也说明在1960年还不可能达到第六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目标。

　　七年计划的指标发表以后，在资本主义世界里造成了很深刻的感情冲动；看一看这种冲动情况，是很有趣的。几十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专家们”的说法，这些资本主义的先生们一向自己觉得心安理得，认为苏联经济增长率之所以很高，乃是由于它那“不发达”的性质。他们总是把苏联经济的增长率和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段期间里美国经济的增长率相比较，或者和从1890年到1938年这段期间的日本经济的增长率相比较。

　　对于这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来说，不幸的是，苏联工业发展的速度仍旧至少比资本主义各国在最好的情况下的速度快一倍——而且甚至在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个工业大国的发展水平以后，仍然保持着这一速度。资本家们感到吃惊了，他们现在正在发掘这种几何级数的奥妙。要使钢产量每五年提高50%或60%，当问题是把产量从四百万吨增加到六百万吨，或甚至从两千万吨增加到三千万吨的时候，那是一回事。可是要在十年内把产量从四千五百万吨提高到九千万吨，然后从九千万吨提高到两亿吨，然后……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是令人眩感的。然而，计划经济就有这种不可改变的力量，尽管官僚主义对它起了妨害作用。

　　要根据七年计划的指标来评价展示在苏联面前的前景，我们可以首先假定这些指标是可以达到的。我们可以更有把握地这样做，因为这些指标，和最后两年的指标一样，要比前一些时期的目标更为适度，而且似乎是为了能够稍稍超额完成而选定的。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指标过高。我们已经说过，它们实际意味着苏联工业增长的一般速度已经稍稍放慢了。需要举一些例子吗？

　　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1960年的钢产量是六千八百万吨；按每年增长8%来说，到1965年就应该是一亿吨。事实上，七年计划规定的1965年的钢产量只是八千六百万吨到九千一百万吨。

　　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1960年的电力生产是三千二百亿瓦时。现在在每五年的期间里，电力生产总是增加一倍或不仅是一倍。这就会使1965年的电力产量达到六千亿或六千五百亿瓦时。而七年计划规定的1965年的电力产量只是五千亿到五于二百亿瓦时。

　　至于煤的产量，规定在整个七年里只增加20％到23％，这就是每年增加2.5%到3%，这显然是把扩展速度故慢了。这种放慢无疑部分地是出于故意的，它是改造动力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的重点是用电力和重油来代替煤。

　　可以做出结论说，虽然苏联的工业仍然保持它的活动力，可是赫鲁晓夫在改革工业管理制度和建立各地国民经济会议时所许诺的巨大好处，在实际生活中却几乎完全没有实现。事实上，工业方面的分权化虽然有助于消除那最可怕的官僚主义的过分集中化，它却带来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的地方独立主义，而官僚主义者的个人利益被认为是实行这种计划的主要动力。《经济问题》杂志（1958年第八期）列举了一系列的例子，说明各地国民经济会议在各种生产方面对于计划都作了一些任意的修改，这些修改和马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谴责的各工厂、各总管理局、各工业部领导人所做的修改，是十分相似的。

　　新的七年计划的最不对头的情况之一，就是劳动生产率的预计增加额。据说工业中的总人力将增加20%。可是工业生产将增加80％。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要增加50％，即平均每年增加也6.5%到7%——这样一个平均数！同时，每周的工作时间将减至四十小时，而在繁重和消耗体力的工业部门中将开始实行每周三十五时的工作制。这样，劳动生产率的每年增加率就将达到8%或9%。的确，七年计划强调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实行部分的或全部的自动化；许多技术刊物或科学普及刊物都提到制造机器工具的流水作业法或完全自动化的滚珠轴承制造法。

　　然而，可以设想，在这七年里人力不足的问题一定会变得十分尖锐；要完成1965年的指标，还是需要使用比原定计划数字多得多的工人。在这方面，苏联农业如果能够有效地加以合理化，是可以拥有巨额的人力后备军的。可是在将来它不见得还是为工业提供足够的人力的来源。官僚主义者们似乎宁肯依靠.……十五岁到十八岁的青年，认为他们是“额外”人力的来源。

　　重要的问题是：赫鲁晓夫的说法——在1965年苏联的生产将达到美国的生产水平，按人口计算将超过欧洲并接近美国的生产水平——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

　　关于美国，赫鲁晓夫的说法为广大群众所误解，也为报刊所误报了；他的说法实际上要比外表上谦虚些。赫鲁晓夫没有说苏联要达到1965年的美国生产水平；他是说苏联在1965年将达到接近于1958年美国生产水平的水平。这两种说法的不同是马上可以看出的；认为它们相等，就意味着美国的生产将有七年停滞在衰退的水平上。这种假定显然是不实际的。

　　其实，不应该比较两国的现时的生产量，而应该比较两国的按人口计算的生产能力。现在，就一系列工业部门来说，美国的这种生产能力即使在衰退的时期里也不断发展。例如在1958年，尽管经济衰退使得钢的生产能力的40％被闲置起来，可是这种能力仍然增加了4%。这是因为，美国资产阶级在这些基本工业部门进行投资时，不再是以经济标准作为他们的指导，而是以有关军事力量的政治标准作为他们的指导。国家可以弥补私人资本家的不足。当每年的军事预算达到四百五十亿元、五百亿元或五百五十亿元的巨额时，十分明显，用这些数字的5%或10%，就能够发展基本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以便维持对苏联生产能力的一定优势。

　　这样一种发展要无限地进行下去，一定会对整个经济和货币结构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但是，在今后七年到十五年以内，这种发展还是很有可能的。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在这一期间里，美国的生产能力平均每年增加2-5%到3%（这一数字比1940-1958年重整军备和战争时期的平均数还稍低一些），那么，我们就得出下面这张表：

　　撇开水泥不谈，苏联和美国基本产品按人口计算的产量之间的差距将仍然是很大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将更大。至于西欧各国，不易进行比较，因为很难预测这些国家在十年至十二年以内的一般生产增加速度。不过，那种认为到1965年英国的钢产量为二千八百万吨、西德为三千二百万吨、比利时为八百万吨的说法，

　1957 19651972—1973 1972—1973
按人口计算
　美国苏联 美国苏联美国 苏联美国苏联
石油（百万吨）35498 425240500 3902.8 吨1.8 吨
钢（百万吨）14551 17590200 1301.15 吨0.6 吨
电力（百万瓦时）716210 8505201000 9005700 瓦时4100 瓦时
水噩（百万吨）5329 658175 116430 公斤530 公斤

　　可以被认为是很现实的。[1]这就是说，这三个国家按人口计算的钢产量将分别为五百四十公斤，六百公斤和九百公斤，而苏联在这一年的按人口计算的钢产量则是四百一十公斤。电力和大部分耐用消费品（汽车、摩托车，家用电器、住房等等），也是这种情况。然而，苏联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按人口计算的产量在1965年可能超过西欧各主要国家。像奥地利、意大利、甚至荷兰这样的国家，它们的工业化水平和生活水平可能已经达到或接近苏联的水平。

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放慢了，但分配有更平均化的趋向


　　在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七年计划所规定的各种指标还不如重工业的指标可靠，我们必须更加有保留地来看待它们。只需指出这一事实就够了：七年计划规定1965年的谷物产量是一亿八千万吨，这一指标原就是第六个五年计划早已为1960年规定的指标，甚至也就是第五个五年计划为1955年规定的、但在过去四年内远远没有达到的指标。

　　关于糖的产量，米髙扬早已答应从1955年开始就要达到七百万吨（1953年10月25日《真理报》），可是1957年的产量才达到四百五十万吨，所以，为1965年规定的九百万吨到一千万吨的数字是使人怀疑的。棉织品的产量在五年里只从五百三十万公尺增加到五百八十方公尺，也就是说，增加的还不到10％！在以后七年里预计要增加50％，谁能相信这个数目能够达到呢？关于耐用消费品（摩托车、电冰箱，缝纫机、洗衣机等等），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在1953年曾做过非常动人的诺言，现在甚至不再为1965年提出确切的指标了！总的说来，为1955年规定的一些指标，甚至到1957年还没有完成：


　　为1955年规定的指标
　为1955年规定的指标1957年的产量
棉织品6,200,000 公尺5,600,000 公尺
皮鞋318,000,000 双315,000,000 双
自行车3,445,000 辆3,300,000 辆
缝纫机2,600,000 架2,300,000 架
电冰箱330,000只309,000只

　　某些农产品的情况更糟。关于牛油的产量，米高扬许诺说，不包括农民自己食用的部分，在1955年要达到五十六万吨，1956年要达到六十五万吨。可是1955年的产量只达到四十五万九千吨，1956年只达到五十三万吨。甚至在1958年，根据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报告（1958年12月16日《真理报》），牛油产量也只是六十二万二千吨，仍然低于为1955年规定的指标！

　　关于肉类的产量，赫鲁晓夫很谨慎地使用“活牲畜重量”的数字，而不使用产量数字。可是米高扬曾许诺1956年的肉类产量是三百万吨，再加上肉制品产量一百万吨。赫鲁晓夫说1958年“活牲畜的肉”为五百四十万吨，这一数字肯定低于上述1956年的两项指标。

　　在这方面，赫鲁晓夫对于马林科夫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种攻击主要是说，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似乎提供了错误的关于谷物产量的数字，说的只是未收割的产量，而不是已经收割的产量。事实上，在整个斯大林时代里，都是采用这种办法。赫鲁晓夫本人，当他负责苏联农业时，也是使用这一办法。这个办法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被纠正了，做出这个纠正的是马林科夫（1953年8月9日《真理报》）；赫鲁晓夫在一个月以后，在1953年9月3日对中央委员会作关于农业问题的发言时（1953年9月15日《消息报》），又重复使用这一办法。所以，用这根旧棍子来打马林科夫是不大合适的。

　　必须承认，赫鲁晓夫在开垦“处女地”上所下的赌注，到现在并没有产生什么确实的成果。一般地说，每两年可以有一个好的收成，而这和这些地区的旱涝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是，另一方面，出售农业机器或其他有助于迅速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对于苏联农业将会有持久的影响——只要在价格方面不采取冒险主义的措施。

　　七年计划规定工人收入要增加40%，此外还要把每周的工作时间缩域为四十小时。如果把最低工资的增加（这将是很大的）考虑在内，平均工资将只提高26%（1958年11月26日《真理报》）（这说明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大大放慢了；在1952一1959年这一期间里，工人生活水平无疑提高了50％以上。生活水平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又将回到2.5%和3%之间；这一速度还低于过去七年内像法国、英国、意大利、西德或比利时这类国家里的趋势。

　　另一方面，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已经腼腼腆腆地宣称要在一定程度上拉平薪金待遇，消除过分不平等的情况，并且已在养老金方面实行了，现在则要更加大胆地加以贯彻实行。上引《真理报》特别指出，体力劳动者最高和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今后将缩减为二与一之比。它公开宣称有必要“缩小最高和最低薪金之间的差异”。的确，这同时也是增加某些官僚的收入的问题。可是，在未来的七年里低工资提高60%到70%，这和平均工资提高26%相比，却显得十分突出。

　　让我们在这里注意一下，官僚机构的领导人承认，现在还有成百万的苏联工人每月的收入是在二百七十卢布和三百五十卢布之间，也就是说，根据一般公认的购买力平均计算，在一万一千法郞和一万四千法郎（二十七美元和三十五美元或十英镑和十二英镑十先令）之间。甚至还谈到有七百万到八百万工资收入者的每月收入不足三百五十卢布。即使他们享受免费医疗和很低的房租得好处，这种收入水平也是非常之低，是在像现在苏联这样一个工业银发达的国家里所不应有的。

　　即使有这些保留，可是事实上在过去五年里，人民生活水平仍然有了非常显著的提高。要了解这点，只需把一般使用的消费品的产量加在一起，再和苏联家庭的数目比较一下就可以了。在过去五年里，共生产了二千万个无线电收音机和电视机，将近四千万只手表，一千八百万辆自行车，七百五十万架缝纫机，四百五十万架照相机，一百万架洗衣机。要求的未来七年里的产量，我们可以用二来乘上述的数字。至于电冰箱和洗衣机的数字，我们还必须用六或七来乘上述的数字。这显然说明，在这一段期间里，苏联人民将得到可以和许多中欧西欧国家相匹敌的文明生活的物质基础。除此以外，还有在建筑住房方面的巨大努力；这在今后七年里将创造出七十亿平方英尺的居住面积，从而把城市中按人口计算的可用[2]面积提高到一百九十四平方英尺左右，也就是说，为1928年的三倍多，而且是一个敌得上西欧国家的数字。

工人参加工厂管理的压力日益增长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社会现实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出现了要限制经理人员在工厂中、官僚机构在国民经济中的无限权力的趋势。这些趋势乃是反斯大林化和就责个人迷信的必然结果；它们早在1953年就已露出苗头了。这是苏联官僚机构对其国内无产阶级不得不作的有历史重要性的让步。这同时也是官僚机构所具有的唯一的手段，可以用来延缓南斯拉夫、波兰或匈牙利式的工人委员会在苏联出现的时间；这种工人委员会，在苏联共产党人和青年的先锋队之间，已经成为而且现在仍然是讨论的主题。

　　1957年12月，采取了一些很重要的措施，来加强工会在工厂中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权力。1958年7月，最高苏维埃的一项法令确认并进一步扩充了这些权力。最后，苏联工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也显出工会特权有进一步扩展的迹象（1958年10月22日《劳动报》）在这许多法令和条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三种趋势：

　　（1）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机关等等方面的管辖权增加了。工会实际上接管了区级和地方级的社会保险机构。它们获得分配住房、供给食品、管理社会公共服务企业等等的权利。因此，工会就了一种广泛的自主的物质基础；它们实际上管理着的基金每年达到几百亿卢布。可是毫无疑问，这些措施并不怎样受工人的欢迎。他们到处都能够自由她表示他们的意见（1953年6月16—17日在东德，1956年10—11月在匈牙利，1956年10月至1957年夏季在波兰），他们宣称他们反对由工会来执行国家的职能；他们所要求的是，在他们和官僚机构有矛盾时，工会要保护他们。虽然如此，工会自主权的扩大，尽管工会还带有官僚主义的性质，也为具有革命性的要求——例如要求由工会管理社会工业或甚至整个轻工业——开辟了大门。

　　（2）采取了一些“生产的”措施，这意味着工会有权监督经济组织的领导人和“干部”并对他们采取强制手段。这一趋势在工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一文件是完全以提高劳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问题为中心的，它在工人中间不会引起很多好的反响，但是作为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它却要扩大工会对于工业行政的监督权；要建立一些“监督人”小组项由他们来检查工厂的工作；要强使企业领导人采用这些小组所建议的措施。这终于发展成为这一真正使人惊奇的说法：“冶金和化学工作场所的建筑工程，必须受工会的监督。”

　　（3）改变了工厂中的等级结构，增加了工会在工厂内部的权力。的确，这些特权是由各种各样或多或少是“代表的”或“选举出来的”机构来行使的，而从来不是由工人群众来行使的；可是，这种变化很深刻，它在很多方面意味着废除了斯大林时期的反动的“改革”，并且恢复了1928-1933年这一期间的惯例，这时苏联的民主在政治的领域中已被取消了，只是在工厂里还留有一些重要的痕迹。

　　就这样，经济领导人员和工会委员会人员（它的全职干部），每年共同拟制集体合同的草案。工会委员一般都参加各个阶段的编制计划工作。工会委员会是受这些官僚主义者的支配的，可是在工会中，真正的多数属于一般工人——例如在一家有七千工人的工厂中，工会委员是二十一人，其中只有六个专职干部。这类工会委员会现在有权检查和监督关于制定生产定额和薪金标准的问题，关于雇用和解雇工人的问题，并有权作出关于计划和集体合同的决定。

　　此外，这些委员会还“有权听取”（原文如此）经理和总工程师所做的关于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1958年7月16日《真理报》），也有权对于企业领导人员的任免“表示意见”。最重要的是：工会委员会现在对于工厂内部的一些“小的纠纷”有作出最后决定的权力。在每一企业中，都有一些特别委员会（由工厂领导的代表和工人的代表所组成，人数各占一半）来处理这些纠纷。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就要把问题提交给工厂的工会委员会（在某些情况下，要提交给地方的工会委员会）。工会组织的决定是最后的，企业领导必须执行它的决定。

　　尽管工会的官僚主义者在这些委员会中占支配地位，这也是为工人所欢迎的一种改革；工人们认为这是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对于工人来说，掌握工会职员要比掌握企业干部容易些，而且对前者施加压力的可能性也大一些。

　　还应该注意的是，一些更为广泛的组织，例如“工会的积极分子”或“生产者会议”（然而，在大工厂中，这种组织的成员在工人中所占比例很小），也参加关于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的讨论，不过只能单纯地提供意见，而没有决定权。

　　虽然没有像在南斯拉夫、或在匈牙利（1956年10月28日到11月）、或在波兰（1956年10月到1957年夏季）那样取得工人管理工厂的形式，苏联工会特权的这种增长也增加了劳动者的权利，特别是官僚机构中那些最“规规矩矩”和“作工作的”人们的权利，这些人是跟无产阶级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苏联工人的压力越增加，官僚机构中的这一部分人越被用来作为一种“传送带”，这些人就越将从两方面发生这种作用：在一方面，他们从官僚机构上层人物那里接受指示强加在工人身上以换取更多的权利；另一方面，他们把工人的要求传达给这些上层人物，而这种要求就是他们自己为了能够做“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保证人而必需部分地加以采用的。

教育改革和司法改革


　　经济和社会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集体农庄出售农业机器，工人开始参加工厂管理——所有这些改革在苏联创造出了一种“改革的”气氛吗？赫鲁晓夫企图贯彻实行非斯大林化？同时要把它放诸政治范围之外，借以维持官僚机构的统治地位和特权——这种企图成功了吗？

　　提高生活水平，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取消秘密警察的统治——这些自然缓和了苏联的紧张局势。我们不能不认为，可以与此相比的（自然也有些不能相比之处）是1900年的德国或二十世纪初期的法国的情况；1900年的德国和“反社会主义法”时期的德国不同，二十世纪初期的法国也和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法国不同。的确，在这些情况下，改革不仅是经济的和社会的，而且也是政治的。赫鲁晓夫所下的赌注，恰恰在于他认为，如果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能有所改善，政治要求本身也就不会那么激烈了。

　　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否认这种赌注是颇为现实的——尽管除了苏联和某些人民民主国家的群众具有现在的“改良主义”的思想这种原因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匈牙利发生革命和国际紧张继续存在这两种原因。奋不顾身、不能再忍耐下去的是那些工人，他们于1953年6月16日和17日跑到柏林的大街上，于10月28日跑到布达佩斯的大街上——且不谈沃尔库塔和其他集中营的叛变。绝大多数苏联工人现在已不再受那种令人不能忍受的绝望、不安全和穷困的统治了。相反地，他们有希望切实可靠地改善他们的命运——只要不发生战争。

　　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这种改进，他们才能够更加关心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或许不像在1952-1956年这一期间那样带有爆炸性，可是它们仍然是很实际的。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提高，尽快地在各个社会生活方面取得苏维埃民主的问题定表现的越为迫切。苏联的官僚机构对于这一问题不能存有任何幻想。它对于教育改革和司法改革的态度可以说明这一点。

　　教育改革问题显然是由苏联领导人自己提出的。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里，他们说要对所有苏联青年实行普及中等教育，也就是说，要让所有苏联青年在十七岁以前都可以进入“中等工艺”学校（十年制教育）。但是经验表明，这种逐渐的普及教育——虽然并没有普及到所有青年身上——却造成了很尖锐的矛盾。随着在中等学校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3]的学生人数的增加，报考大学的人数也增加了；可是大学中的位置远远少于需要。1958年9月21日《消息报》刊登了赫鲁晓夫关于教育改革的备忘录，里面说在中等学校毕业而没能上大学的学生有八十多万人。这一数字为全部完成了中等学校学业的学生的三分之二。[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以想象，争取进入大学的斗争该是多么激烈！

　　更有甚者，这八十万青年人——如果计算过去三年的总人数，则为二百多万人——都在没有受到任何实际训练的情况下被投入生产生活了，因为中等学校的课程主要是为进入大学做准备的。

　　这些客观情况又由于某些主观因素而大大复杂化了；这些主观因素是在苏联盛行的社会不平等情况所造成的。赫鲁晓夫在上面所说的那篇备忘录里，极力谴责苏联各阶层的人，说他们“看不起”体力劳动，说他们为了能让他们的子女上大学什么事情都肯做，说在“取舍”学生时“勾结拉拢”、施加压力（特别是官僚们的压力）、甚或贿赂起主要的作用。他说这些现象是由于“缺乏共产主义觉悟”而造成的。可是他应认更好地理解一下这句话：意识是社会条存在的产物。如果所有父母都想使他们的子女上大学，那是因为在苏联，“知识分子”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要比体力劳动者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要认为孩子们上大学乃是将来出头发迹的主要手段！事实上，只要一接近苏联社会，就可以证实这一论断：苏联人所以普遍渴望获得知识和文化，有一个共同的动力，即希望从事高级研究工作。

　　赫鲁哓夫揭露了这一事实：现在官僚们的子女在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中占60%或70%！为了笼络群众，他断言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必须加以改变。可是实际上，最后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所采用的教育改革办法（1958年11月16日《真理报》）使工人和农民的子女上大学更为困难而不是比较容易了。各种情况都表明，官僚机构在看到大学中位置有这种供不应求的情况以后，似乎不是要让供给去适应需求，而是让需求去适应供给；也就是说，它毫不留情地堵塞了很大一部分苏联青年的受高等教育的道路。

　　的确，现在代替十年制教育的是八年制普及教育（在十五岁以前要受到义务教育）[5]。十五岁的儿童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参加劳动同时上夜校（每星期可能有一天或两天不必工作），另一条是上一般的工艺学校，这些学校主要是为了进行实际生产训练。这意味着，本来被推迟到十七、八岁才做的选择，现在要被提前到十五、六岁了。一般的经验表明，儿童们越早进行职业选择，那些由于生活环境或由于父母的文化程度而对脑力工作最有准备的孩子们就越占便宜。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种教育改革天然就是反民主主义的和反平等主义的。

　　几百万青年人在不大能增进生产率的情况下，[6]在工厂里每天“劳动”六小时；这在最近的将来对于苏联经济不会有什么大的贡献。可是，对于那些被断定要从事这种劳动的青年来说，要上大学就十分困难了。为了学习为获得上述学位所必需的功课，在每周三十小时的体力劳动以外，还必须废寝忘食地努力用功。苏联的统计数字表明，在这样学习夜校课程的学生中，获得上述学位的还不到15%。至于那些不得不边劳动边学习大学课程的学生，情况就更为不妙了。他们实际上不能学习物理学和数学——有前途的科学。苏联文化手册指出，在各夜大学或函授大学中，一般文化、社会科学、教育学、生物学各系的毕业生在1955年是五十一万四千人，而科学技术方面的只是六千一百人……

　　情况就是这样，因此，在赫鲁晓夫的“备忘录”发表以后（这一备忘录建议让所有青年人在十五岁到十八岁之间的都有在工厂里或田地上每周工作二十五至三十小时的义务，并使大学生都有在工厂里工作的义务），参加这一讨论的苏联主要科学家都认为（话说得很有分寸，但是很清楚），这种改革有破坏苏联科学研究热潮的基础的危险。科学院院士谢姆佐诺夫在1958年10月17日《真理报》上说，最重要的是让大多数学生不间断他们的学习而直接从中学升入大学，因为这对于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智力和创造能力来说是必需的。他还明确指出，大学生要做的实际工作必须是有创造性的实际工作（研究和生产的实验工作），而不是一般体力劳动；大学生从事体力劳动对于整个经济和他们自己都是一种损失。

　　中央委员会所采用的最后草案很认真地考虑了这些批评意见——这的确是一种惊人的革新，是过去二十五年中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但是它把赫鲁晓夫的原来的草案修改得更加反民主了，它加深了两种高级中等学校的鸿沟。让“社会组织”（党、工会等等）参与大学生的选拔工作，这并不是一种减低官僚机构的压力的办法——实际上适得其反。

　　教育的例子清楚地明，官僚的专政是多么不适合人民的进步要求和苏联的经济及社会的需要。最后实行的司法改革一一在宣布要进行改革以后又过了五年才实行！——同样证实苏联人民有民主的要求，也证实官僚机构在满足这些要求方面有其局限性。

　　新的刑法有了一系列的改进，这些改进和斯大林时代的“司法”相比较，确实很重要而惊人的。口供不再被认为是充分的证据；被告在他的罪行还没有得到证实以前被队为是无罪的——他无需再让他自己来证明他无罪了；类推定罪的原则被废弃了，又回复到“革命的资产阶级曾写在它的旗帜上的”（《苏维埃国家与法律》，1957年第12期）民主原则，即“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就不是罪行，因而不受惩罚”，这一原则在以前就认为正在审查中的行为还不构成罪行；被告的答辩权大大增加了；刑罚一般都减轻了（例如徒刑不得超过五年）；等等。

　　另一方面，在这一“无阶级社会”中，在十月革命已经过了四十一年以后（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废除了死刑，只是在国内战争的情形下又破例重新采用了它）对于政治罪行、“结党”把苏联的法律把不属于已经官僚主义化的共产党的任何政治组织都列入这一名词之内）以及叛国罪行仍然保持死刑。虽然在新的刑法中没有“人民的敌人”这种字眼，可是苏联首席检察官鲁登科就在通过这一刑法的最高苏维埃的会期里，却使用了这种字眼。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得出这一结论：虽然现在在苏联确实出现了某种“改革的”趋势，可是，由于一些政治要求将动摇官僚专政的根基，由于人们将直截了当地准备进行政治革命，这种趋势迟早将会停止。

　　在这种过渡阶段，很有必要制定一种适合于苏联具体情况的最低纲领；这是一种在各个公共生活方面都要大力地实行民主化和平等化的纲领；这种纲领在客观上将和过渡时期的纲领起完全相同的作用：使苏联工人凭靠他们自己的经验能够感觉到他们必须有组织地和官僚机构进行斗争，以便重新建立和扩展苏维埃民主，使之达到一种苏联的缔造者只是在梦中才能想到的水平。

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7月出版




[1] 在1957年，这三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分别为二千三百万吨、二千七百万吨和七百万吨。

[2] ①“可用”比“可居住”更合适些，因为“可用”面积包括厕所、浴室、厨房、走廊、阳台等等。在西方，关于“可用”面积的统计是不很明确的。如果把每所房屋的可居住面积平均算作一百七十二平方英尺，而可用面积是这一数字的125%（这是专家们通常使用的计算方法），那么，1955-1957年这种按人口计算的可用面积数字如下：意大利，一首七十二平方英尺；西德和法国，－百九十四平方英尺；荷兰，二百三十七平方英尺：英国和比利时，二百八十平方英尺：美国，三百零二平方英尺。

[3] 不要和英美的学士学位相混淆。英美的学士学位是给与大学毕业生的，欧陆上的学士学位在专门术语上相当于美国的中学毕业文凭或英国的离校证书，这种文凭或证书是使学生能够进入大学的凭证。（就学识程度来说，欧陆上的学士学位实际上往独更高一些。）

[4] 据1958年11月16日《真理报》估计，新进入大学的学生是四十五万人。

[5] 赫鲁晓夫说，在1958年，有20%的苏联儿童到十四岁就不再上学了

[6] 赫鲁晓夫说，大多数工厂领导人不愿意雇用青年人。几年以来，在那些十八岁以下的青年中间，似乎存在着相当大的失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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