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厄内斯特·杰尔曼（曼德尔）
1956年5月
苏共二十大无疑会作为重要事件载入苏联和战后时期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史册。每一个人现在都认识和理解这一点，但当然不会像我们第四国际那样理解得深刻，也不会是由于和我们相同的原因。消息灵通的资产阶级观察家毫不迟疑地作出结论说，苏共这次代表大会的确“击毁了偶像”，而且甚至还要“在偶像的残骸上面跳舞”；它在苏联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开辟了新纪元。其它一些人谈到这次大会时说，“这十天的大会已经使斯大林主义发生动摇”，他们还强调指出它对苏联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深远后果。
我们第四国际运动曾对苏联和斯大林主义作了根本性的估计，曾对上次大战爆发以后发生的客观形势的发展作了分析，我们在思想上已有充分准备，我们对这次大会的“惊人的”性质并不感到惊异，同时我们是最能了解这次大会的深刻意义的。特别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我们曾不断地、可以说是天天都在注意苏联的发展，我们观察到的发展形势在苏共二十大的工作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证实 , 而且还有所扩展。
苏共二十大基本上是由目前苏联形势产生的国内政治性质的各种因素和考虑规定的。对二十大报告人和发言人论述的一些重要论题作了分析，就可证明上述看法的正确，这些论题是：批判斯大林和“个人迷信”，“集体领导”，对群众作经济的和政治的让步，而且这一切都是从“回到列宁时代”这个新的基调来考虑的。
苏共二十大的确击毁了斯大林的偶像，斥责了他的极权统治。但它当然不是以真诚坦率的和政治的方式，而主要是官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这些工作的。它只让人可以看出，而有时也是明白地说出去，斯大林本人应对他的统治时期发生的党和国家的独断独行、伪造历史、对革命的反对派的罪恶行为等极端恶劣事件负责。此外，它还毁坏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典作家”的名声。
斯大林的最著名著作《联共（布）党史》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他逝世以前一直被奉为圣书和斯大林主义者教堂的圣经，现在却被认为是“有缺点的”、甚至是“错误的”而列入禁书书单。这些书被胡乱地批判一通，批判时没有明确的观点，这种胡里胡涂的非政治的批判方式当然是彻头彻尾斯大林主义式的。在这样的一种谴责以后，人们就不好再问，还有什幺东西可能是有效的。
在苏共十九大和二十大之间斯大林所遭到的从最高的声誉一降而被人忘却和受人蔑视， 而且是受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的蔑视，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例子。苏共二十大使最高负责者斯大林的形象在万恶的贝利亚的阴影后面突出。这次大会让他作替罪羊，要他对他统治时代党的生活和活动里的一系列严重恶劣事件的后果负责。而且这当然只是一个开始。
斯大林被人从他的纪念像的基座上推下来以后，现在继续对他的个人迷信之后来了一个“集体领导”迷信。但这次大会上和各国共产党报纸对大会发言人的歌颂具有另一意义。它一方面给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最高领导人的一切尝试造成不利气候。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官僚机构最高统治阶层内部民主的真正扩大。当赫鲁晓夫看到有必要提一提“国际歌”的一句歌词：“没有救世主拯救我们”，这绝对不只是为了修词而用的一句空话。他想借此表明，他不过是“忠诚地”扮演整个集体的工作报告人的角色，至多不过是整个集体的领导人的角色。
这次代表大会还提供另一些更重要的证明，证明“集体领导”的存在以及主席团和党中央委员会内部民主的扩大。无论在政治方面或组织系统方面，这次大会的结果并没有使某一派系单独获得胜利。曾经举行几次非公开的会议来进行中央委员会的内部讨论。目前看不出会有完整的纲领的趋势，但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发表这些不同观点的人不会马上就照正统的斯大林主义的方式受到整治。
赫鲁晓夫的报告和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更为明显）反映领导集团里占主导地位的中派主义的、妥协的倾向，反映官僚机构里存在的并且实际上已经表现出来的各种偏右和偏左的意见之间的中间路线。这点我们在以后进一步分析时将详细论述。主席团的组成人员不会变更，发表偏离观点的人不会因此就被逐出主席团。
赫鲁晓夫曾对各种偏离的观点进行批评，揭露出在哪些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他曾提到“某些同志”，他们“对国家保安机关的同事表现出有点不信任”。他还批评“很多干部在某些明确的、党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上制造分歧和混乱……在个别干部的发言里有着这样的一些表述错误，说我们目前还只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础”；最后还有哪些人，“他们处理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时陷入另一极端：这些干部把逐步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论点理解为在现阶段直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原则的号召。”“某些头脑发热的人断言，社会主义建设似乎已经全部完成。”[1]“出现了一些没有根据的建议，说什么有必要加速通过直接产品交换来代替苏维埃商业。”最后“还有这样的一些‘聪明人’，他们开始把轻工业同重工业对立起来，断言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是在苏联经济最初发展阶段才是必要的……”
我们不应低估这些意见分歧对于未来发展的意义，也不应假定这些意见分歧是彼此孤立存在的，是没有一种共同逻辑互相连系起来的：这是这样一种倾向的逻辑，在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基础的前提下，就要用另一种方式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任务 (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在苏联现在才刚刚开始)。
这是一个事实，尽管所有这些意见从列宁时代的无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来判断，是微不足道的，但同斯大林在世时代的做法比较起来，却是真正的革命。
什么是这些变化的动力和前途呢？ 随着官僚统治上层民主的扩大，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细小的派系，这种民主的扩大有两种发展可能：或者它会向党的基层和群众扩大，或者它会遭到野蛮的打击而停止，在一个短期的“民主”时期以后，一个派系和它的领袖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这个问题是这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一切问题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部分地已经由向群众作出的或答应的各种经济和政治的让步的程度而获得解答。这些让步表现出群众对官僚机构施加的压力，表现出群众和官僚机构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这种力量对比的发展趋势。
关于消费品生产问题和工资问题，这次大会主要是照“马林科夫—米高扬”路线的精神，而不是照“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的路线作出决定的，这点是有重大意义的。赫鲁晓夫的中派主义的演说和大会最后决议在这两个问题上表明是有利于迅速增加消费品和提高低工资职工收入的一种妥协[2]。
工作日的缩短、退休待遇的改善、答应颁布新的劳动法以及改善工厂企业的伙食，这一切都是向同一方向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表明官僚机构看到有对待遇恶劣的工人阶层答应让步的必要，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对官僚机构施加极强大的庄力。集体农庄农民一向都是人民中居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对他们提出的各项措施也同样是这种趋势的表现。
在农业政策方面，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似乎也正在作出根本性的改变，采取和正统的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原则上不同的政策。它想采取下列措施来巩固集体化，来给农业铺平真正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它不但给集体农庄提供大量机器装备，而且还要迅速提高给集体农庄农民的报酬，给他们在集体经营上更多的权利和更多的主动性，提供给他们大量价格低廉、品种繁多和质量优良的商品。它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使集体农庄农民自愿放弃私有经济的经营，全心全意为集体生产努力来保证集体生产的不断增长。
这次大会答应采取的一些社会和政治措施同样是很重要和具有特色的：取消学费，普遍实施十年制义务教育，宣布制订新刑法和进行司法改革，而司法改革的重点首要是尊重“苏维埃国家法纪”。此外还多方强调（特别是在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的讲话里）通过苏维埃和工会等等的民主化，让群众可以有效地参加经济和国家管理工作的必要性。这一切表明，官僚机构感到不但必须作出经济让步，而且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同样也要作出让步。
当然，我们不应把这些声明的实际意义看得太大，同样我们也不要把在这个意义上所能实现的事情以及官方报告人和一些讨论者在许多问题上显出的分歧看得太重。总的来说，大会作出的许诺、措施和会上的分歧明白地证明这一根本事实：官僚机构在许多方面受到力求挣脱斯大林主义锁链的苏联社会的压力，它的领导阶层在这种越来越大的压力的影响下开始发生分化。群众的压力、群众的直接行动和官僚机构内部的派系斗争之间的相互影响将决定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还只处在这个发展的开端。如果认为这个发展必然是直线进行的，必然会迅速导向苏联无产阶级民主的恢复，在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必然会“回到列宁的时代”，把事情想象成这样，那是错误的。这个过程必须达到这样的阶段，就是进而采取直接行动的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配合上更为尖锐的分化，在向前迈进的革命派和官僚机构里越来越孤立的热月政变派之间发生真正的分裂，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政治革命的高峰将是官僚统治的崩溃和苏维埃民主的恢复。
但是从今以后我们必须知道，这两个过程是有相互作用的，而且内部和外部的客观条件现在都很有利。保守的官僚机构方面会进行反击，甚至会发生后退现象, 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想要取消已经给群众的或答应给群众的一切、回到暴力政治和正统的斯大林主义时代的方法，从现时在苏联以及国际范围的力量对比看来，如果不说是绝不可能的，至少可以说是极不可能的。
※ ※ ※
我们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基本上是由国内政治性质的各种因素和考虑规定的。因此，进步的面貌目前只在苏联国内表现出来，而在“人民民主的”卫星国里要在将来才会表现出来。但是苏联的官僚机构不是由于真诚地想回到列宁主义的传统而进行自我改革的，所以它对“非社会主义”世界的政策是另一种面貌，正是传统的面貌：利用国际工人运动来制止帝国主义，而不是要打倒帝国主义。
苏共二十大在国际政策方面的三大“革新”，“战争的可以避免性”、“和平共处”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三个论点是逻辑上互相联系着的。这些论点是用来论证各国共产党同欧洲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中“反美的”和“爱好和平的”一翼进行阶级合作这个政策的正确。苏联官僚机构把群众的压力同它的外交的灵活性相结合，它希望借此来制止住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来保持现状，并在“和平”的气氛里来巩固“社会主义世界”已取得的地位。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及其对国际工人运动发生的全部影响的理论，将运用到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国家。帝国主义的最终崩溃将被看作是“社会主义世界”在和平竞赛[3]中巨大优越性的表现的结果，这个“社会主义世界”在消除可恨的斯大林主义的败类以后，现在将会更自由和更全面地发展。
这次代表大会在分析资本主义现状时，断定资本主义不久就会爆发经济危机，这样，上述论点就更有效力。在这样的一种发展前提之下，加上这次大会所假定的另一前提，即资本主义目前不可能在战争中找到出路，于是逻辑上就会有资本主义“自动瓦解”这样一种结果，用不着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进行更强大的斗争。
现在战争已经可以避免的论点，由于国际现实中帝国主义不断进行战争准备，天天成为疑问，因此这个论点是有条件地提出的，这样，后退的门永远是敞开着的。“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现在是存在的，并且“拥有强大打击力量的手段来束缚住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手脚”，但当然还必须有“高度的警惕性”，一旦侵略者胆敢尝试发动战争，就有充分准备来“给予侵略者以毁灭性的还击”。
苏联官僚机构力图完全在现状的基础上达到“和平共处”。它向帝国主义提供的交换条件只不过是放弃在资本主义国家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不惜一切代价通过革命道路来夺取政权。这个建议是这样一种交易，拿“社会和平”来换取苏联官僚机构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国际和平。
这次大会所说的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那些话，一点也不是那么新鲜。这些话很像1945到1947年间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新民主主义”的代言人所发表的议论，再就是也很像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取得胜利以前和胜利以后初期发表的议论。此外，过去几年各国共产党的实践也没有离开这条路线很远，现在这条路线经过这次大会而获得更高的地位，它已被提高成为“理论”。
在这个或那个国家里力量对比会使阶级斗争和内战的尖锐性减少，会使资产阶级的抵抗力量削弱，这是可以承认的。革命和革命胜利以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和特点，各国可以并不相同，这点同样是可以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都曾一直强调指出这一点。但这些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对真正的问题苏联领导人却避而不谈，米高扬比别的人在这一点上更为狼狈。
同资产阶级合作能够取得政权吗？取得政权以后可以使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无须把它击毁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吗？这些是构成列宁主义的国家和革命学说的本质的真正问题。无产阶级同真正代表资产阶级（不是同作为例外的傀儡性质的资产阶级）的一翼联合而取得政权，历史上同样也没有例子。米高扬用来论证他的关于“新的道路”的观念和“对改良主义作斗争”而列举的例子，是要制造一种表象，仿佛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对报告人（赫鲁晓夫）的论点进行胆怯的批评。提出捷克斯诺伐克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作为“和平过渡”到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例子，这是愚蠢的废话。
苏联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占领某些国家，创造了非常的条件，迫使（在战时已经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和平地”放弃他们的地位。而且甚至在这里（在捷克斯诺伐克这个特殊的例子里）也需要开展议会外的武装工人运动。
各国共产党将毫不迟疑地把苏共二十大批准的这些“新的道路”解释为彻头彻尾是修正主义的法国共产党在它的对待社会党人摩勒的政府和对待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的政策，就已经是这样的情况。
只有同各社会主义的群众性的党结成统一战线，才有建成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领导的工人政府的前景，只有工人政府才能开始实现真正反对资本主义的纲领和倚靠统一战线和工人委员会，现在人们不是采取这样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热中于适应各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政策，而且甚至还要适应这样的资产阶级政策，在欧洲各国是由孟戴斯—弗朗斯所体现的资产阶级路线，在印度那样的一些国家里是由尼赫鲁派所体现实现的资产阶路线。
这样的政策当然绝对不能使革命和社会主义实现。尽管有如此有利的客观条件，它只会使工人运动停滞不前和后退。甚至遭到挫折。但是，这个政策一定要被群余所唾弃，群众要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现实迫使他们走的唯一道路：通过革命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
※ ※ ※
第四国际对待苏共二十大的各项事件的态度，不是从主观考虑作出的，而是从这些事件对苏联、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客观上有什幺意义来作出的。不管苏联官僚机构领导是否恢复托洛茨基派人士的名誉，不管它是否继续把他们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及其他力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人们”同等看待，这既不能影响我们的判断，也不能使我们放弃我们的原则。我们知道，苏联官僚机构已经感到必须恢复大批革命人士中斯大林主义恐怖的受害者的名誉，重新审查革命历史、苏共历史和第三国际历史中的伪造事件。它是在群众的极强大的压力之下，是在它自己的行列里对这个压力最为敏感的那些派系的压力之下才做这些事的 ; 而且它是以折衷主义的、间接的和不完全的方式来做的，并不是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也决不会发表坦率的声明。
现在还不能说，这些势必要做的恢复名誉的工作将按照怎样的次序和在多大的范围里来进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苏联官僚机构力图维护的最后壁垒，就是那条它为反对托洛茨基和他所奠立的第四国际运动而筑起来的壁垒。因为忠实地恢复托洛茨基和他领导的运动的名誉，就会是承认他的路线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维护真正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忠实地恢复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名誉，就等于是承认我们不但有权利批评苏联斯大林主义者的堕落，批评他们毁坏国家、党和工会里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批评他们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前就已出现的经济政策的反反复复和错误，而且还等于承认我们有权利发表我们的观点，指斥“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遵循这个理论的第三国际的全部政策的反动性质。恢复托洛茨基派的名誉事实上等于是真正地和完全地回到列宁时代，但是，不消灭在苏联和各国共产党内始终还存在着的官僚制度，不消灭官僚制度的特权，不重新建立由工人来监督和领导生产的制度，真正回到列宁时代这点是无从设想的。
因此，第四国际虽然是不带宗派主义偏见来欢呼苏共二十大发生的事件，但它却并无幻想。它知道，为真正恢复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但是，第四国际已经证明，它并不缺乏顽强持久的战斗精神。
我们满意地注视决心要击毁斯大林主义专制制度的锁链的苏联群众革命高涨的初步成果。我们了解这些最终会击败斯大林主义的事件的深远意义。我们将加强我们的决心，并以更大的注意力研究我们预见到的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发展和重整队伍的工作。但我们不会冒失地把序曲里出现的歌剧的曲调当作歌剧本身，这个歌剧只会在将来演出，而且是在不同于官僚制度的另一个指挥下演出。已经可以看到的和具有重大分量的事，就是我们的方向受到越来越多的革命人士承认为工人运动中合法正确的方向。对于今后的一切，我们对苏联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对他们取得更大的胜利具有信心，这些胜利将会帮助他们认识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的纲领是他们的意愿、他们的目的、他们的战术和战略的表现。
从今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会出现新的更紧要的和更自由的气候，在这种新的气候里，尽管必然会有使斯大林主义“复活”的中派主义的混乱进行干扰，第四国际的思想会比较容易地打开前进的道路而取得胜利。
（译自《第四国际》德文版1956年5—6月号。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三辑）
[1] 在赫鲁晓夫的科学里，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建设起来”，但这项建设尚未“完成”。这在他说来不只是词义色彩问题。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 因为他的“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只是（建设完成的）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
[2] “今后在继续保持重工业的高速度发展的同时，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扩大消费品的生产。……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拥有全面发展的强大的重工业，我们就能够迅速地促进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生产。”——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49-50页。
“共产党认为绝对必要的是，今后继续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同时代表大会也认为，社会生产现在所达到的水平不仅使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够迅速发展，而且使人民消费品的生产也能迅速发展。”——《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11页。
[3] “我们相信，全世界劳动人民一旦相信共产主义会带来怎样的好处，他们迟早会走上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道路。”——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