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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viet Union after the War

by E. Germain

战后的苏联

E·杰尔曼（曼德尔）提交的草案

1946年9月
田七 译


　　1946年9月和11月，为了给“战后的苏联和共产党的策略”这一问题提供讨论材料，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的内部公报（法语版）发表了两期特刊。
　　1946年9月的特刊发表了三篇分别由杰尔曼（曼德尔的化名，他所写的即是这篇《战后的苏联》）、施瓦茨和马尔库撰写的文章。这期刊物的前言是：
　　“1946年6月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布开始为即将到来的第四国际世界大会进行讨论。它指出尽管建议从两个文件（1946年4月的预备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和1946年6月关于撤出包括红军在内的所有占领军队的全体大会决议）开始讨论，但应该特别关注以下问题：
　　（a）苏联和共产党的策略。
　　（b）现如今执行《过渡纲领》的含义与我们的方式
　　（c）现如今建设革命政党的策略
　　在国际书记处发表的这第一期公报中，我们发表了一系列供大家讨论苏联和共产党的策略的文章。总体来看，它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和国际书记处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一致（施瓦茨同志的观点——关于在如今保卫苏联和红军有条件地撤出——对此有所保留）；只有E．杰尔曼提交的文件大体上反映了国际书记处中的主流观点。”

　　——国际书记处，1946年11月



　　尽管在大战结束后，苏联拥有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它并未因此改善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国内外形势。在国际上，官僚机关的扩张政策根本无法有效打破统一的帝国主义联盟对俄国的包围。在国内，从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的过渡固然完成了（这一过渡主要考虑重建的迫切性），但伴随着表现为深重危机的一系列剧烈动荡。正如在面临希特勒侵略引发的危机时曾经尝试的那样，通过维持工人阶级与亲资本主义派别之间（在国际上则是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不稳定均势，官僚机关暂时缓解了国内危机。但是，它毕竟无力解决会使它走向毁灭的任何一种矛盾。作为蜕变的工人国家，苏联至今仍然需要面对的基本抉择是：是迈向社会主义，还是倒退到资本主义。

I．重建的问题


1．苏联内部的危机


　　A．在工业领域，战争在苏联西部留下了一片废墟，使得当地的工业水平远低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时的水平。约31850个工厂毁于战火，苏联的工业损失了23.9万部电动机和17.5万台工业机械。工业劳动力损失惨重：且不论女工的损失，只论男性劳动力就损失了400-600万。由于乌克兰、顿涅茨盆地及列宁格勒部分地区的沦陷，重工业产量的下跌幅度巨大（这种下跌无法由乌拉尔与西伯利亚的快速工业化来弥补）：1942-1943年的煤炭产量与钢铁产量下跌幅度在40—50%之间。只有到了1946年3月，煤炭与金属的产量才恢复到1940年的水平。对于重工业的其它部门，第四个五年计划认为要到1947-1948年才可以达到1940年的水平。石油的产量急剧下跌。由于战争期间轻工业集中改为生产军事物资，轻工业产量的下跌依然更为严重。在轻工业的许多部门，产量完全停止增长。由于有技能的熟练工人的损失（农民与妇女被征募来补充劳动力）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极度恶化，劳动生产率下降了。无法完成“工作量定额”的工人数量不断增加，根据苏联工会主席库兹涅佐夫（Kuznetov）委员会的统计，1944年有30-40%的工人没有完成“工作量定额”。计时工作制（time-rates）的放松和产品质量的下滑和工业事故的增加并行。[1]至于工业的结构，工业危机（产量危机、机械危机、劳动力危机）反映在离心趋势的出现，这表现出战前确立的计划经济如今的显著衰退：
　　（a）轻工业（尤其是食物、衣物、鞋子）经常以地方手工业的形式组织起来，使用地方上的资源；
　　（b）重工业，在1941年废除了初步的生产成本预算。工业总计划的缺失助长了托拉斯的独立趋势（它们开始不经与中央国家机构商量而独立发布命令）和部分上层工业官僚的独立趋势。
　　B．在财政领域，战争期间通货膨胀的趋势加剧。尽管工资总量增长（由于工作时长的增加），能够交换的消费品总量却急剧减少。为了对付通货膨胀趋势，苏联政府采用两种方式吸收纸币：
　　（a）接连发行可偿还的、可以由后代继承的战争债券，利息在3-6%之间浮动。一群靠国家债券获取收入的食利者由此产生，这是迈向原始积累的重大步骤。
　　（b）开设“自由市场”商店，里面的货物要比“配给供应”的货物贵50-100倍。而且，国营“商店”必然推动集市（Rynok）即自由的农民市场的发展，那里的售价同样高昂。这种现象结合整个通胀形势，导致有利于农民（集体农庄中的富裕阶层）的国民收入再分配。
　　C．在农业，苏联政权遭遇了危及集体农庄生存的严重危机。战争摧毁了9.8万个集体农庄、1876个苏维埃国有农场以及2890个拖拉机站。《经济学人》一名消息灵通的记者[2]称在农村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后，农业产量下降到了1932年的水平。农业产量的下降明显体现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到1950年全俄（包括新并入的领土）的小麦产量只比1940年的水平高7%，糖用甜菜的产量则比1940年的水平低17%。养殖畜牧业的形势更具灾难性：1938-1945年，马匹的数量从1750万匹减少为1050万匹，带角的牛从6320万头减少为4700万头，绵羊与山羊从1亿250万头减少为6940万头，猪从3060万头减少为1040万头。此外，在曾被德军占领的地区，只有不足3%（13万台中的3500台）的拖拉机得以保存下来。
　　产量与设备的危机，伴随着结构的深重危机：
　　（a）随着战争的爆发，苏联的国有农场消失了。
　　（b）由于“自由市场”的发展、食物危机和消费品的匮乏，集体农庄上层阶层的原始积累过程加速了，而且城乡之间的联系遭到减弱。原始积累的发展最为明显地表现在“拥有百万资产的集体农庄成员”的出现和农民给僧侣的巨额捐献，牧首与主教成为了百万富翁。
　　（c）在上述具体条件下，集体农庄上层阶层的发家致富（反映了农业的社会分化过程）使得农民市场的发展越来越独立于计划经济。自1941年起，大批集体农庄不再与国营拖拉机站签订协议，换言之，它们不再把粮食交给国家。在战争前夕，集体农庄（或者说集体农庄的上层阶层）开始自主决定不同农作物的种植规模；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集中种植与饲养能够在自由市场上卖出高价的农作物与牲畜、不惜牺牲小麦产量的趋势在加强。
　　（d）苏联农业最为严重的危机发生在之前被占领的地区。德国帝国主义主持的土地分配深刻地影响了农民的思想。集体化的物质基础（农业机械化）被彻底摧毁、用牛与男性劳动力（恐怕还需要用到女性劳动力！）替代拖拉机与马匹来牵犁、劳动力[3]与肥料乃至种子的极度缺乏，这些因素缩小了农业的基础，改变了农业的结构。农民总的来说满足于辛勤耕种自己的土地，不理会集体农庄的土地。当他的处境还算不错时，当国家强制要求他在集体的土地上耕种时，富裕的农民就会选中肥沃的土地，并入自己的地块，继续以个体的方式耕种。集体耕种事实上已经消失了！
　　D．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官僚机关同时面临左派与右派的攻击。
　　在右派方面，变得越来越独立的托拉斯管理者、集体农庄的上层阶层和新的军官阶层对党的官僚机关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推动了它的右倾（源于它们害怕唤起群众的革命本能来争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官僚机关不得不向小资产阶级与亲资本主义派别作出巨大的让步，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官僚机关和国际英美帝国主义者“结盟”、并且“保证”放弃革命观点的基本策略：
　　（a）继承权得到了广泛的扩展，立遗嘱的权利恢复了，有机会通过伪造身份转移数额巨大的个人财产。
　　（b）重建后的东正教会尽管暂时被纳入国家机器，并且迎合官僚机关的利益，同时却是保守势力的集结点。
　　（c）“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宣传失去了重要地位。官方的意识形态立足于极端沙文主义，认为自身与沙皇时代的英雄有紧密的联系，站在反动的立场追忆历史，代表历史上反抗沙皇专制的抗争与起义的斯捷潘·拉辛（Stenka Razin）等民间英雄被说成是“侵犯国家权威”的有害分子。
　　（d）新兴的军官集团得到了高度的独立性，事实上极大地脱离了党的掌控。政委被废除，统一指挥原则得到恢复，格柏乌不再有权干涉军队事务，军官们攫取了新的特权，包括未经审判将所有逃兵及偷盗的士兵就地枪决的权利。
　　在官僚机关的左派方面，群众的压力正在加强（尤其是在战争结束之际）。在战争爆发前夕及爆发之初，苏联民众经历了堪比内战时期的漫长的苦难与匮乏。1940年，每周工作35个小时（5个七小时工作日）已经让位于每周工作48个小时（6个八小时工作日）；这意味着工资被削减10%以上（领取常规工资的工作时长和加班时长的差异产生了影响——因为实际工作日是每天10个小时）。这种工资削减并非官僚机关的全部手段，官方还多次实行降薪（分别在1938年12月、1939年1月和1940年6月）。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变本加厉的压制措施，防止工人逃到农村。各种法令先后建立了“劳动卡”，让工厂管理者独揽开除工人、处以相当于降薪两成的罚款（如果工人到岗迟到15分钟）的权力；如果工人被记录违规三次以上，则有权取消给予他们的配给及没收他们的住房卡。
　　很难估计群众的生活水平在战争期间究竟下降了多少。1944年来自流转税的收入（对苏联境内的每一笔消费征税，是苏联预算收入的最重要部分）只有1940年的五成。当我们考虑到通货膨胀时，可以有把握地说战争期间群众的消费降低到不及战前水平的一半。要完整地理解这种降低意味着什么，我们得意识到无产阶级比农民受到更严重的影响，我们必须记住苏联工人在1940年的生活水平有多么低。
　　自1923年起在事实上让俄国工人阶级失去行动能力、让格柏乌有机会彻底消灭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因素，是世界革命的挫败造成的士气低落与幻灭，以及内战后俄国生产力的低水平。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工人阶级遭受了严重的匮乏，而且有400-500万工人倒在血泊之中，但苏联的胜利无疑恢复了工人群众的勇气、主动性、决心以及对自身力量的信心。成功阻击并打退了资本主义历史最强大的军队的罗斯托夫、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工人，开始发声抗议社会的不平等[4]，坚持要求改善粮食形势，要求得到更多衣服、鞋子与消费品。1946年1-2月的整个选举运动反映了这些诉求，并且试图让群众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见下文）。
　　军队中的不满现象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整个1945年，爆发了严重的纪律危机。据伦敦《观察家报》的一名记者称，逃兵数量上升到了一百万人以上。不守纪律、抗命、偷窃与“为了一己私利”抢劫的行为大幅增加，以及强盗团伙大量形成，迫使官僚机关加速了复员工作。但是与此同时，官僚机关利用这些事实来对付军官阶层过于独立的趋势（见下文）。
　　E．最后，在民族问题上，战争清晰地反映了苏联内部的离心倾向。下列是各民族反苏维埃行动最为著名的例子：
　　（a）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定居在高加索与卡尔梅克大草原之间地区的卡尔梅克人、车臣人、英古什人、卡巴尔达人与巴尔卡尔人，都和德国人联手对抗苏联，并且狂怒地对付游击队。苏联的镇压行动是野蛮的。这些民族的共和国与自治区都被消灭了，所有居民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b）在位于高加索的弗拉季卡夫卡兹，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在格柏乌的帮助下粉碎了当地人的起义（《新苏黎世报》1946年6月28日，引自孟什维克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
　　（c）把贝利亚派往格鲁吉亚，似乎是因为当地形成了分离运动，贝利亚通过协商与作出许诺来安抚当地人。

2．新的“左转”


　　当德国帝国主义的失败已成定局时，官僚机关突然调头，试图基本解决它在国内的困境。官僚机关出于恐惧而转向，官僚机关未能预见推动它这么做的势力所施加的压力，亦不理解这些势力的观点。在许多方面，1944-1945年的苏联危机类似1927-1928年的危机：官僚机关被诸多困难吓到，无力推行广泛的计划，它的“解决方案”是野蛮的警察手段加上对群众作些许让步的策略，日复一日地依赖权宜之计。
　　尽管采用了这些官僚手段，但对于斯大林而言，在1944-1945年和在1927年一样，最重要的是保卫与巩固集体所有权。尽管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看这是对右派的进攻，但是官僚机关应对苏联危机的方式必然包含进一步加强国家机器（即格柏乌）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控制的意图。与1927年有关的新事实是，官僚机关必须考虑群众的情绪与脾气。
　　总的来说，斯大林无疑克服了危机，从而相对地与暂时地巩固了政权。但这种巩固和“新时期”、“新剥削国家”或新“阶级社会”的影响无关。正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那样，从根本上讲这是两个因素的结果：一方面，由于于苏联生产关系的优越性与动力而取得确凿的经济成就；同时，由于苏联内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亲资本主义势力之间、国际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均势，斯大林主义波拿巴主义政权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正是由于这种均势的不可延续，以及在官僚机关的管理下生产力不可能持久发展，这种新的巩固将会走向失败。
　　A．第四个五年计划
　　在工业、运输与财政方面，在整个1945年，官僚机关首要应对的是重建问题，这种应对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章法的。计划的重建的所需资源来自：
　　（a）西伯利亚与乌拉尔的新工业化地区（但是，这种渠道只能提供了稀少的资源；苏联政府不愿意用船只把在1942年被迫运往东部的工厂运回去，而是选择在西部新建工厂）。
　　（b）掠夺占领区：尽管对工业机械、石油提炼设备等方面而言，这一来源比较重要，但它对整个重建计划来说不算重要。
　　（c）外国援助：美国通过“租借法案”的援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援助，与瑞典、匈牙利、芬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国的贸易协定，等等。
　　（d）重建与恢复被摧毁的工厂的生产：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功重建了第聂伯河大坝，顿涅茨盆地的大部分矿井完成了排水，当地的煤炭产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的六成以上。
　　（e）第四个五年计划目前取得的成果。在计划执行的早期，所有的工业都集中力量生产工业机械，修复生产工具。由于只要开动最起码数量的关键机械，就能够恢复被摧毁地区的所有工业的生产，因此只要计划能够完成，生产力必然会有巨大的飞跃，
　　由于以下原因，苏联工业面临的劳动力危机部分地得到了解决：
　　（a）军队复员。
　　（b）从占领区押送数百万战俘与工人（至苏联）。
　　（c）让数百万因战伤残的人重返工作岗位。
　　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控制数字为苏联工业的总体增长设定的目标是每年增长10%，1950年的最终数字平均比1945年的数字多50%以上。在钢铁、飞机、汽车等部门，发展率定得更高（比1940年的水平高50%）。毫无疑问，这些部门的生产提速是由于官僚机关为了自身利益而希望自卫。还需要指出的是，整个第四个五年计划与官僚机关制定的其它五年计划都缺乏平衡性。满足群众的基本需求始终是官僚机关最后才考虑的事情。[5]
　　目前还不能看出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但已经可以看到的是，苏联的重建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与受战争破坏较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停滞与非常缓慢的工业重建相比，集体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即使处于官僚机关的管理下）与战时那样体现了卓越的韧性。
　　在农业，实现计划需要用到的资源绝大部分来自于俄国东部，没有任何的外国援助。随着工厂由生产坦克转向生产拖拉机，将会逐步缓解最为重要的机械化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要到1950年才有可能恢复集体农业的物质基础。如今，国营拖拉机站恢复到了1940年的数量，但正如苏联媒体承认的，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许多拖拉机站实质上处于废弃状态。
　　B．对抗亲资本主义派别
　　（a）工业。托拉斯管理者走向独立行动乃至进行原始积累的倾向被有力地压制。正如此前每次发生的那样，官僚机关的政策“转向”都体现在对工业管理者的一系列审判中。根据《真理报》7月17日的社论作者的说法：“最近的调查查明了（似乎斯大林直到此刻以前完全不清楚情况！）滥用国有资金与重要原料、非法发放生产奖金、发布弄虚作假的财务报表乃至（！）贪污的诸多行为。”因此，通过让一批上层公职人员为整个官僚机关的管理背锅，斯大林试图震慑“工业官僚机关”的上层阶层，同时（至少在表面上）安抚群众的不满。
　　就这方面，某些主要的具体指控有典型意义：“滥用煤炭与石油原料”、“挥霍资本金”，等等。此外，官僚机关认为有必要在1946年5月的《特鲁特》报（Trud）报道发生在莫斯科一家重要的电动马达制造厂的罢工，罢工原因是该工厂的管理者不愿意接待想向他反映工厂糟糕的安全环境的工厂委员会。因此，在反对内部右派的过程中，官僚机关在客观上揭露了亲资本主义派系的强劲发展。
　　（b）农业。争取实现第四个五年计划的运动刚刚开始，就对“新富农”展开残酷的进攻。直到最近还神经质地反复说“在苏联内部，阶级已经彻底消失了”的斯大林主义记者，十年来第一次承认国内出现了新的剥削势力，抨击“我们民众思想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的存在与活力”（《布尔什维克》报）。他们要求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毫不留情地镇压所有滥用的行为（例如农民占用集体土地）。事实上，为了确保计划的推行，政府在集体农庄采取非常严酷的措施：严厉控制农作物的种植，在被战争摧毁的地区实施歧视性的政策，那些“完成计划”的农业企业将会优先得到有计划的物质援助。
　　（c）国家与军队。从1944年初的秘密斗争开始的新军官阶层与上层党组织（似乎在战争期间失去了最高权力）之间的对抗，以后者的完全胜利告终。新一届苏维埃政府的成员没有任何一位来自新军官阶层。反之，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这两位军人被选入政府，他们是列宁与托洛茨基时代最初的“红军指战员”中仅有的两位幸存至今的人。
　　党组织对军官阶层的胜利，具体表现在以下进展：
　　重新确立格柏乌对军队的控制；
　　收紧对军官阶层的纪律要求（1946年5月颁布的新条令）
　　把绝大多数杰出的“战争领导者”（例如朱可夫）调到次要的职位；
　　严厉镇压军官中与苏联占领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友好来往”的倾向。
　　（d）在思想领域，1945年底至1946年初，突然与极端沙文主义决裂（尤其是加里宁在《布尔什维克》登载的著名文章和斯大林在选举运动中的演讲），开始重新不遗余力地重树党的旗帜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招牌。这种做法并非轻描淡写。“夸大”沙皇时代的英雄的事迹的期刊被查封，这样做的历史学家被解除职务。官方继续把俄国历史作为鼓舞人心的源泉，但是民众英雄再次被搬到前台。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甚至公开谴责前文提到的“离经叛道的行为”，并且坚持“加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宣传。

3．“左转”的局限性


　　在1927年实施第一次“左转”的官僚机关，在对付左翼反对派的过程中，只是慢慢才认识到自身的社会利益。由于其下层阶层大多出身于工人阶级与农民，官僚机关害怕自身脱离群众，而斯达汉诺夫主义（且不论它在客观上对经济是否重要）符合官僚机关分裂工人阶级、并为自己的独裁统治建立群众基础的目标。
　　十七年后，如今不得不再次心怀恐惧地、不情愿地实施“左转”的官僚机关则具有显著不同的特点。和所有新贵那样，发展出自身特质的苏联官僚机关开始尝试不仅成为稳定的阶层，而且要让人们忘记它们的起源。和与合法（legitimate）的贵族阶层相对的拿破仑一世时期的贵族阶层那样，苏联官僚机关试图接纳资产阶级的习俗（夜总会、赛马、时装秀、精巧的汽车、闻所未闻的奢侈品，等等），甚至比资产阶级还要过分。在这方面的一个吸引人的事态进展是，会让人回忆起十月革命的措辞一个接一个地被舍弃，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甚至沙皇专制时代的表达方式（部长、谕旨、宗教会议，等等）。同样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从1940年起，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的公告与官方演说都不再以“无产阶级”、“工人们与农民们”开头，而是以“苏联的人民”、“苏联的公民们”等词语开头。甚至在1935-1940年间广泛使用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词，都被“苏维埃祖国”一词取代。
　　官僚机关试图让自身成为稳定的阶层、并且不再从工人中招收新成员的趋势体现在：
　　（a）关于教育的新法律，大幅增加初等学校与大学的学费。
　　（b）斯大林公然与白卫流亡者和解（在巴黎与上海进行，官方呼吁流亡者返回俄国，等等）。
　　但是，这两股趋势（追求稳定性，适应资产阶级习俗，并且否认自身的无产阶级出身）受限于官僚机关自身的社会性质及其与集体所有制度的联系。拿破仑“贵族阶层”并非立足于封建所有制，而是立足于资产阶级所有制；它的演变不得不有别于“贵族阶层”希望的那样，而且这种差别甚至反映在它自身的思想中。官僚机关同样不能避免。它一方面倾向于追求自身的稳定，同时又倾向于打破集体所有制（这是它唯一能够确保自身所处的社会形势处于稳定状态的工具）。但是，只要官僚机关立足于集体所有制，那么它作为一个阶层，就会在它的政策与思想中反映出这种在它的出身与它的命运之间的折衷。这样做将会加剧社会的紧张局势，这反过来要求官僚机关加强警察的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官僚政权（苏联媒体出于术语上的惰性，总是时不时称之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要强化国家机器与独裁统治。

Ⅱ．苏联的“战略缓冲区”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当它到达成熟阶段时，就会倾向于超越它的发展所处的地理界限。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早在它的发展初期就体现出这种倾向，如今在它的帝国主义阶段，则由于这种倾向而陷入周期性的震荡。如果说三十年来生产力的发展始终与疆界的限制发生矛盾，那么在世界上的某个地区推翻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非但不会“弱化”这种矛盾，而且会助长这种矛盾。十月革命造就的生产体制具有超越苏联疆界的倾向，何况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要求实现集体化。一开始，斯大林否认有必要在比俄国更大的地理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当时，“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反映了俄国小资产阶级势力对处于孤立的执政党的压力。苏联官僚机关的形成与相对稳定，使得斯大林主义由客观上反革命的势力（一种中派主义的革命派别，它的错误取决于小资产阶级的压力）转变为客观上与主观上（其利益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处于不可调和之对立的官僚阶层的意识形态）都反革命的势力。但出于保卫自身特殊利益的思维方式，一开始想把十月革命造就的社会制度限制在一国范围内的官僚机关不得不跨出俄国，酝酿扩张领土的政策。
　　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因此，外交政策是理解一国内部的社会关系、（就我们讨论的对象而言）确定苏联官僚的社会性质的关键。官僚机关在它的“缓冲区”推行的政策必然对应它的本质，并且会向我们揭示俄国国家机器的性质。因此，苏联的外交政策能让我们有机会再次检验我们之前的分析及其结论。

1．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的新外交政策


　　1923-1941年，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主要考虑的是防止全体帝国主义国家结成对付苏联的统一联盟。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官僚机关充分利用了（正如列宁与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做的那样）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一战”时形成的的对立。但是，斯大林的政策并非依据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他一开始对这些潜力不抱任何信心，进而越来越感觉到这些革命潜力与苏联统治阶层的利益相冲突），而是把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当作棋子，为的只是背着无产阶级与殖民地群众来与世界资产阶级的这个或那个团体做交易，让它们保持中立。
　　这种“均势”政策表现为先后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结盟（先是与德国，接着和法国，然后又与德国，后来与英国，等等）来对付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未能防止德国军队入侵苏联，未能防止苏联最为发达的地区沦为废墟。斯大林表面上似乎取得“成功”（在苏德战争中，日本保持中立；从英、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一些援助，等等），但这不是因为他的策略“英明”，而是由于客观现实即帝国主义强权面对的现实力量对比迫使它们推迟与苏联算账。不应该认为战争的进程表明了官僚机关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已经消失（“因为罗斯福与斯大林携手对付希特勒”）。惟一能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让它的对手德国独自把广大的苏联领土作为殖民地（因为美帝国主义同样眼馋）。美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对它称霸世界的计划而言，打败了苏联的德国将会比在漫长的“最终以胜利告终的”战争中变得精疲力尽的苏联要危险得多。事态发展表明美国政府的判断是正确的。
　　但是现如今，“均势”政策不再能够作为苏联外交的基准。“均势”政策预设存在两个至少在军事上势均力敌的集团。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明显地破坏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均势，除非有意外情况发生，这种均势无法重新恢复。统一的帝国主义集团对苏联的包围圈事实上已经形成，未来几年帝国主义外交的主要目标就是从道德上与“合法性”上（正如在联合国）完善这一包围圈。面对形势的变化，官僚机关在1944年不得不构思出（完全依靠经验）以三个因素为基础的外交新政策：
　　（a）在苏联的各个侧翼建立“缓冲区”，目的是在俄国周边区域清除帝国主义势力的联系地点与集结点，甚至有可能在某些地区打破包围圈。
　　（b）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被大战削弱从而沦为美国保护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挪威，等等）和华尔街帝国主义头子之间的对立。
　　在这方面，必须考虑到苏联外交一直试图打破英美帝国主义对抗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的现有联盟。
　　官僚机关对德国、中国及印度的立场取决于上述这两个因素。
　　（c）试图利用美国、英国的工人运动以及尤其是殖民地民众的运动，作为敲诈这些帝国主义势力的方式，以便私下与帝国主义达成暂时性的新协议。
　　在这三个因素中，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因素最受关注，而在未来第三个因素将会越来越重要。但在分析官僚机关在“缓冲国”的干涉行动前，有必要简要回顾在被红军占领以前这些国家的形势，这有助于理解当地形势的发展。

2．在被俄国占领以前“缓冲国”的内部形势


　　尽管程度不同，东欧与中欧的国家[6]都具有典型的叠合发展的特点（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特点）。这些国家到十九世纪最后十年才在外国资本的推动下开始工业化。外国资本纵然十分成功地打破了这些国家的手工生产体系，并且瓦解了大地产的基础，却无法推动这些国家的生产力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看齐。从20世纪初开始，这些国家的经济从而政治形势表现为接二连三的危机——巴尔干半岛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政变（建立了军队与警察的独裁统治，它们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垮台）。上述危机主要反映这些国家陷入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是后封建社会的腐朽（它们刚脱胎于这个社会），而它们踏入不久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是腐朽的。
　　在工业领域，根据马尔库（Marcoux）同志的报告，这些国家的主要特点是：
　　（a）外国资本的优势地位。波兰40%的股份公司资本、南斯拉夫16间银行机构中的11间、投资保加利亚102家主要企业的资本的80%、罗马尼亚40%的股份公司资本以及阿尔巴尼亚几乎所有的资本，都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中。
　　（b）“本土”资本大多是国有资本，主要是国家垄断企业、公用事业（铁路、电话、电报，等等）和用于武器生产的重工业。国有部门这种不同寻常的广泛程度，主要反映了叠合发展：“本土”资本家的原始积累受阻于使用外国资本的工业和外国竞争等因素，只有吸取了全国大部分剩余价值的国家才有能力“在一些领域投入大量资本”（马尔库的观点）。
　　（c）工业在一国经济中的占比并不重要。
　　农业领域形势的特点如下：
　　（a）不包括匈牙利在内，所有国家的半封建大地产都在债务与抵押贷款的冲击下消失。银行从贵族手中拿走了土地的控制权。
　　（b）从1918年开始，一系列土地改革推动了土地的再分配。土地持有者的数量增加了，而农民的债务总量保持增加。对于这些国家的农民而言，核心问题是摆脱他们的债务、能够获得低息信贷、在合作社中引入现代的耕作方式。
　　（c）无论如何，由于工业化迟缓造成的村庄人口的增加，对土地的渴望继续保持。在所有这些国家，平均有超过一百万的农民家庭没有土地。而且，仍有大地产的残余，只不过大地产的所有者只是给银行效劳的“管理者”，因为绝大部分收入以利息或与分期偿还的抵押借款的形式去到银行手中。
　　政治领域的典型特点是：
　　（a）完全缺乏传统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物质基础，工人贵族的发展极其无力，总的来说使得传统的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政党非常弱小。
　　（b）大型的“民众”政党是农民政党，其大部分党员是农民，由较为激进的知识分子领导。
　　（c）资产阶级政党已经腐败透顶，接二连三地向外国托拉斯、本土的财团势力和宫廷势力投诚。
　　（d）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绝大部分工人追随共产党。早在1924-1926年，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共产党已经处于非法状态。
　　还需要补充的是，在仍实行君主制的国家中，由宫廷、军官阶层与贵族结合而成的反动“集团”试图通过掠夺国库来偿付走下坡路的大地产的支出。在大地主、军官阶层和同属大地主的教会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快速回顾红军到来之前的缓冲国形势后，我们接下来可以分析红军到来之时及之后发生的事件。

3．缓冲国的发展概要


　　在观察这些事件时，我们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先例：托洛茨基对在芬兰、波兰东部及波罗的海国家的红军的分析。这不仅是为了接续托洛茨基的分析，重要的是确定：托洛茨基总结的对波兰东部的占领方式的典型特征（他认为这取决于官僚机关的社会性质）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当前对缓冲国的占领方式。在最近的事态发展中，我们观察到托洛茨基总结的四个特点：
　　（a）红军的推进与进驻激发了较为普遍的革命浪潮，因为在群众心目中，红军代表了一种不同的革命性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
　　（b）官僚机关倾向于残酷镇压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自主行动。当它遇到无法实施镇压的情况时，宁可把红军撤出，而不愿让红军长期与革命热潮接触。
　　（c）若想牢固地控制新领土，官僚机关唯有在十月革命产生的经济基础上从结构上同化这些领土。这种结构性的同化或许进度缓慢，或许表现为某种倾向。官僚机关没必要从结构上同化它暂时占领的所有领土；（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估量这种倾向。要想知道这种倾向会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就必须分析官僚机关与帝国主义的力量关系和官僚机关与无产阶级的力量关系。
　　（d）但是，要想完全同化缓冲国的领土，即剥夺地主与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消灭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官僚机关不得不呼吁（即使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并且想要加以控制，进而在必要时加以摧毁）群众的自主行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正是由于官僚机关把群众的自主行动视作瘟疫，官僚机关充其量只会在相对有限的规模上完成同化。
　　正如前文所言，这四个特点源自苏联官僚机关（作为一个堕落的阶层，它从无产阶级革命创造的经济基础中攫取它的特权）的社会性质。没有哪个社会群体会有如此矛盾的行事方式。例如，美帝国主义不可能为了对付某个国家而“利用”某个国家的工人占厂行动。相反，最近几年的事件清楚地表明各国资产阶级都在有组织地镇压无产阶级的每个阶级行动，即使当时这个行动可“加快”战争的结束。官僚机关和占领国的帝国主义官僚在社会政策上的区别，源自它们的社会性质的差异。[7]
　　但是，在上述所列四个特点之外，我们还可以指出产生于官僚机关性质的两个特点，它们反映了官僚机关在占领缓冲国时希望实现的迫切目标。
　　（e）官僚机关试图直接从占领国中攫取所有可以取得的资源，以便加速苏联被毁地区的重建。公开反苏的资产阶级报纸《新苏黎世报》写道：“鉴于战争造成的巨大创伤及重建工作的极端困难，可以理解苏联政府试图利用其它国家的物质资源来加速重建进程。”官僚机关的这种态度源于它在应对前文所述的重建问题时的慌乱。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有组织的掠夺和理性地对这些国家的资源进行长期开发的做法（且不论这些国家的经济与苏联经济的协作融合）是背道而驰。
　　（f）官僚机关试图在缓冲国摧毁与英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合作的一切势力。因此，它尤其注意消灭军官阶层和外国资本的政治代理人，以便确保自己在战略上以军队与警察控制这些国家。
　　接着，让我们通过仔细考察在缓冲国发生的事情来证实这些倾向。

4．革命浪潮，官僚机关的镇压及其限度


　　在捷克斯洛伐克，红军的逼近激发了广泛的革命浪潮：占领工厂，建立管理工厂的工厂委员会，建立掌控一切政治权力、苏维埃类型的委员会，由工人民兵掌握所有武器。高度觉悟的捷克无产阶级距离夺取政权仅有一步之遥；由于缺乏足够强大的革命党来领导捷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捷克革命不得不停顿不前。不过，当时权力很小的中央政府要到一年后才敢限制工厂中的工人管理。在当时存在事实上的双重政权。
　　捷克斯洛伐克革命浪潮的广度与成熟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官僚机关的反革命干涉。甚至可以说事实上不存在干涉。苏联军队很快就撤走了。苏军保持狭长的行军路线。和捷克政府与美国政府那样，苏军指挥官希望限制俄国人与捷克人之间的任何交流。
　　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游击队（Chetnik）与游击队之间的内战自1942年起就如火如荼。从一开始，内战就催生出作为权力机构的工农委员会和工农民兵部队。但是随着战争的延续，斯大林主义机构成功“控制”了委员会体系，逐步消灭非常激进的社会措施（公正合理的食物分配、共同耕种、集体畜牧，等等），消灭群众组织的主动精神，并且建立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这两个国家，苏联官僚机关不必一直费心进行反革命行动，当地的斯大林主义者会为之效劳。
　　在波兰，红军的推进伴随着工人阶级的一连串革命运动，高度分化的农民则踌躇不前。工人先是夺取工厂，建立委员会，实施工人控制，并且在各地自主运作工厂。波兰卢布林（Lublin）政府的权威与支持度依赖于苏联官僚机关的认可。官僚机关通过军事镇压很快就废除了工人控制，“重建了法制与秩序”。“雇主的权力原则”得以重新确立。但事实上，反工人阶级的恐怖活动是很有限的。在包括比亚韦斯托克在内的一些城市，工人控制继续维持，甚至延续至今。苏联官僚机关的反革命干涉具有更明显的政治特征而非警察特征。
　　在罗马利亚与保加利亚，红军的逼近引发了真正的革命浪潮。1944年8月23日在罗马尼亚，1944年9月9日在保加利亚，工人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示威，随之是不间断的罢工和群众示威，等等，直到红军进入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8]。但是，罗马尼亚工人与保加利亚工人极度幻灭。苏联指挥官不仅与最恶劣的反革命势力勾结，例如罗马尼亚的尼古拉·勒代斯库（Rădescu），甚至积极帮助“本土的”资产阶级重建压迫机器。从一开始，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定性”丝毫不允许受到扰乱。官僚机关运用政治手段与警察手段发挥了反革命作用。
　　另外，在德国与奥地利，红军的逼近在无产阶级集中的地区激发了革命运动。在萨克森，在哈雷与马德堡地区（德国中央盆地，1933年以前共产党人备受支持的地区），在维也纳甚至在柏林的某些地方，工人一开始的反应是占领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和建立工人控制。大多数工厂和工人居住区飘扬着红旗。但是红军的精锐部队只是路过这些城市，或者很快撤走。大部分占领部队是（从亚洲与高加索的卡尔梅克人、蒙古人、切尔克斯人中）精挑细选出来的觉悟最差的分子。我们了解到这些部队在占领的第一周对待德国工人阶级的野蛮行径。根据所有目击者的证言，在维也纳发生的长达三天的抢劫与屠杀足以粉碎工人阶级的任何行动。苏联官僚机关在此地的反革命干涉简直就是恐怖主义行径。相比之下，它在政治上的反革命活动非常有限。因此，当盟国指挥部迅速解散英美占领区范围内的工厂委员会与工人控制时，两者在苏占区得以保留（尽管失去了很多职能，没有罢工和提出工资诉求的权利）。

5．劫掠与“清洗”


　　如前文所言，官僚机关占领缓冲国时的两个迫切目标是：攫取用于重建苏联被毁地区的额外资源，建立无法再被帝国主义用来作为战略基地的“安全”区域。官僚机关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这两个目标，即采取残酷的警察手段，采取自上而下的暴力措施。它利用了自身的军事优势和缓冲国有产阶级（他们陷于革命浪潮与苏联官僚机关的压力之间）的暂时慑服。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苏联实施占领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对官僚机关的措施几乎没有招架之力，他们认为这些措施是让斯大林保留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必要代价。正是由于苏联的干涉镇压了群众运动，巩固了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权，并且使用残酷手段离间“共产主义”政党的群众，资产阶级才得以复苏并且开始挑战苏联官僚机关。
　　但是，除非得到英美帝国主义压力的支持，否则这种挑战没有机会成功。如今在斯大林主义者干涉这些国家的问题上，世界帝国主义与缓冲国内部的资产阶级都处于防御阶段。只要世界大战没有结束，帝国主义就会暂时容忍苏联对缓冲国的占领，只要求得到一些“法律上的”保证。斯大林不仅愿意作出这些保证，而且急于明确表示他不会颠覆缓冲国内部的所有制关系。当大战结束，而且德国即将爆发革命浪潮的危险一旦过去时，帝国主义对在它帮助建立的“铁幕”之后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点：“本土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同时处于反攻阶段，这一事实反映了官僚机关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发挥了它的反革命作用，而帝国主义“不再需要它这么做了”。
　　因此，一开始掠夺缓冲国时没遇到什么阻力的斯大林官僚机关，将要逐渐面对帝国主义要把它永远赶出缓冲国的顽强压力。之后我们将探讨这种压力的表现形式。但是，必须认识到面对帝国主义与本土资产阶级的合作造成的压力，官僚机关不得不再次依靠群众。这反过来会转变经济掠夺的模式，这种转变反映了长期考虑取代了短期考虑（只有在满洲，才实行斯大林一开始支持的进行短暂的军事占领的想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夺走全部生产设备）。
　　官僚机关采取了以下方式掠夺缓冲国：
　　（a）迁移工业机器、原材料、劳动力（我们还需要补充一定程度上的对消费品的“私人”掠夺）。在苏联占领早期，由于国内“重建”的迫切需求和官僚机关不确定是否能够维持对缓冲国的支配，这些行动有着非常详密的模式。在满洲、朝鲜和德国的苏占区，设备的搬迁规模巨大：至少占工业机械总量的75%。尽管在罗马尼亚、芬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以及奥地利的苏占区，掠夺规模同样不小，但并未破坏这些国家的工业体系。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搬迁工业设备的规模相对较小：现有生产设备的15-25%被说成是“德国人的资产”，被作为“战利品”运回俄国。这种掠夺方式是最为可憎的，而且最不符合苏联的利益，因为这样做不仅削弱了占领国的无产阶级力量，使得他们仇视共产主义，还因为许多被掠夺的物资在中途折损，只有一小部分被运往目的地与得到利用。
　　毋庸多言，驱逐劳动力（反映出苏联严重的劳动力危机）是恐吓占领国的工人与农民的另一种强力方式。
　　（b）赔款或者以赔款为名的征用。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向所有“被占领的”国家索要赔款，尽管赔款有多年的期限，但是对由于军费支出、战争破坏和通货膨胀（它们平均占年度预算的30%）而陷入紊乱的政府预算来说是极其沉重的负担。赔款支出和为了供应庞大的苏联占领军而对食物及房屋的征用，引发了一系列的严重通货膨胀（匈牙利）或可怕的食物危机（奥地利，南斯拉夫）。不同于前面提到的第一种掠夺方式，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采取的这两种办法有“成为常态”的趋势，这让群众对苏联的厌恶与日益增长的敌意“成为常态”。
　　（c）参加加工多种原材料的公司。苏联官僚机关建立“合资公司”来加工这些原材料，与“本土的”资产阶级平分产出。这种合作在罗马尼亚的油田、伊朗北部的油田、南斯拉夫的一些铝土矿山和许多匈牙利工业企业与商业企业实行。官僚机关想在奥地利的油田推行这种加工制度，但遇到了本土资产阶级的顽强反对。
　　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掠夺方式，因为官僚机关在这些公司的实际“参与”仅限于建立领导班子，并且运来设备来替换损坏的部分。这意味着官僚机关实际上无偿地从资产阶级手中拿走了一半产出。
　　无论如何，不应该将这种掠夺方式与作为帝国主义特点的资本输出相提并论。资本输出是资本主义对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回应，以及对未被垄断的投资领域的探寻。这些想法都与苏联官僚机关无关。官僚机关并不是为了对劳动力进行“超剥削”，罗马尼亚的、匈牙利的以及其他受雇于“合资公司”的工人的生活水平反而要比苏联工人的高。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官僚机关在苏联还能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俄国不是苦于资本过剩，反而是苦于资本不足。俄国对合资公司的参与和它在缓冲国的总政策立足于同样的战略—经济原因：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苏联石油的大幅减产，并且防止帝国主义获取关键原材料的源泉。另外，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土资产阶级无力开动它们的工业，因为这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官僚机关的参与，阻止了本土资产阶级呼吁外国资本帮助重新恢复这些部门的生产。
　　第四国际极其严厉地批评苏联官僚机关的掠夺政策，指出“合资公司”的设立会让高层官僚把资产阶级政权的“利益”看作社会特权，因而可能促成官僚机关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并且会给苏联计划经济带来极端严重的腐化。但是，第四国际无论如何不认为可以根据形式上的、肤浅的相似性而将官僚机关的掠夺政策“等同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策。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中，“帝国主义”一词有着非常明确的定义；马克思主义不同意折衷主义的历史学家们用“帝国主义”一词来描述罗马奴隶主的扩张政策，亦拒绝用“资本主义”一词来描述古代社会中的商业、手工业与货币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扩张政策，表现为资本输出、对殖民地工人与农民的超剥削、保留半封建阶级的权力与制度（大土地所有者、贵族与王权、教会，等等）、消灭各地的小农所有权，等等。总的来说，它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尽管立足于掠夺政策（这必须予以谴责，尤其是因为官僚机关利用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声誉），官僚机关的扩张政策消灭了半封建残余，削弱了资产阶级，它主要依靠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支持，甚至不得不争取工人群众的支持。尽管官僚机关的扩张政策在一开始破坏了生产力，但只要缓冲国的当前形势能够延续哪怕很短的时间，亦会带来生产力的真正发展，并且为缓冲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与苏联的结构融为一体做准备。
　　官僚机关的清洗政策同样有着官僚机关掠夺政策的不同面向。一开始，官僚机关完全借助政治手段逮捕与罢免了最为反苏的分子，从“物理上”解决了官僚机关的“军事安全”问题。面对群众的压力，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放弃干预，只求官僚机关仅仅清洗某些阶层的军官与政客。但是，随着群众的退却和帝国主义开始展开反攻，资产阶级开始强烈地保护它的每一个成员。因此，除非始终争取到群众的支持，否则不可能继续与扩大“清洗”。
　　事实上，“清洗”主要针对军官：在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奥地利，军官中的大部分反苏分子被清洗；但是官僚机关让从前军官队伍中的一些寻求庇护者加入现在的军官团体，这些人在危急时刻是否可靠，尚未可知。在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官僚机关仅仅开除最为反动的分子，大部分高级军官仍然留任。
　　除了军官以外，曾经与纳粹及某些工业家“勾结”的政客同样被“清洗”。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从肉体上被打垮了（在南斯拉夫，这是内战的结果）。（我们必须把波兰的案例作为例外，那里的资产阶级几乎被德国帝国主义完全消灭，幸存者大部分逃到了国外）

6．改良还是“革命”？


　　前面提到，总的来说官僚机关从一开始就扼制与打击群众的革命浪潮。但是一年半后，这些国家都在较为广泛地开展土地改革和重工业的国有化。我们必须分析这些措施的意义、起因，以及它们是否正在改变缓冲国的社会性质。
　　（a）在苏联占领的前六个月，土地改革完成了。在德国的一些地区，农民自发夺取了土地。在其它地方，土地改革响应了（在德国的占领当局和其它地方的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号召下设立的）贫农委员会的“建议”而实行。可以认为这些结果深化与完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土地改革。最有成就的转变发生在匈牙利，将所有地产缩减至142英亩的措施打击了大地主贵族阶级。据统计有一百多万农民得益于这个措施。
　　在波兰，36万贫农与中农总共获得了240万公顷的可耕地和180万公顷的牧场、森林，等等。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广大的新并入的领土上，把德国农民驱逐出去（对地产主要位于波兰东部的波兰大地主所有权的剥夺，俄国在1939年占领这些领土时已经完成了）。在捷克斯洛伐克，被驱逐的德国与匈牙利大地主和斯洛伐克的“通敌者”留下的土地，在中农与贫农中分配。总计230万公顷的土地在大约17.5万个家庭中分配。新地产的平均面积在8-13公顷之间。在罗马尼亚，所有面积大于500公顷的地产都被分配，其中包括500处面积在1000公顷以上的大地产。大多数农民得到了土地（确切数字尚未得知），因为似乎没有超过5公顷的土地被交出。此外，在德国，28万个家庭得到的土地面积平均在12.5英亩以上（不到5公顷）。考虑到从波兰被驱逐出去的农业工人及无地农民的人数，土地改革后无地农民家庭据统计多于60万个。
　　总的来说，农民以观望的态度看待土地改革。农民阶级的主要困难是获得贷款来购置现代机械，并且建立相对有利可图的农场。总的来说，土地改革没有实现这些目标。相反，在土地改革的推行过程中，大部分农业机械被运到俄国，这导致农业的总形势更加严峻，产量与利润都降低了，造成了长期的匮乏状态。
　　土地改革无疑减少了无地农民的数量，但并未使全部农民都得到土地。不过，如果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农业的所有矛盾，那将是彻底的幻想。即使在极其有利的情况下，亦不可能实现小农所有权的“稳定”。土地改革的首要影响将是中等规模的财产的巩固，因为只有已经拥有中等规模的土地的农民才会从地产的增加中得到实际的好处。小地产要么经受一系列长期的危机，要么被放弃，原来的所有者将再次成为日结工或农场工人。在十月革命造就的农业制度（把土地的产出给予农民）和眼下的土地改革（把土地的所有权给予农民）之间，并不只是“司法上的区别”。无法坚持到底的小农有出售自己地产的权利。新的所有者有权分割这份地产，分块出租。因此，1945年的土地改革（正如1919年以后的土地改革）只能很有限地延缓国内的分化进程（其发生遵循利润法则）。
　　（b）在土地改革之后，从法律上规定实行国有化，但是国有化并未在缓冲国普遍推行。事实上，我们必须分别讨论德国苏占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情况（70-90%的重工业实现了国有化，总计包括了全部工业资本的6成），和芬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情况（国有化仅触及属于德国人的财产和被苏联认为是“战利品”的企业）。奥利亚和匈牙利处于两者之间，已经初步确定推行国有化，但并未得到法律的认可。
　　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在上述出现强有力的国有化运动的国家中（德国苏占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对企业被国有化以前的资产阶级所有权的剥夺，在国有化“得到法律认可”以前，已是既成事实。在南斯拉夫，这一既成事实是由于内战以及大多数企业法定所有者的逃亡或丧命。在波兰，绝大多数被国有化的企业早已没有“法定所有人”，因为这些企业首先被纳粹征用，之后被工人占领。在德国的苏占区，资本家逃亡了，工人占领工厂，而且工厂之前的所有者被认定为“战犯”。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有国有化的工厂在一年前就被工人占领，并且在那之后由工人管理。
　　如果我们回顾从国有化得到合法地推行到苏联开始占领这四个国家的事态变迁，形势将会更加明朗。总的来说，剥夺资产阶级所有权的行动无疑是减少了，私有制得到了发展——无论是在数量上（国有企业的数量减少）还是在性质上（工人管理的消失，工人控制的作用减少了，之前的经理重新掌权，等等）。因此，在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媒体把国民议会通过国有化法律视作一场胜仗。企业由工人手中转到国家手中，国家再次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经营企业。在波兰，国有化法令明确加强“管理者的权力”。经常强调部分地保留私有制的重要性，1945年5月21日的通告要求所有管理机构支持“批发与零售商业领域的自由企业……为了便利私人商业的发展，财政部已经要求银行贷款给批发商人。”（《经济学人》（Nouvelles Economiques），1946年5月17日）
　　另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匈牙利和奥地利，并且在更小程度上在芬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工人阶级要求实现真正的国有化的巨大声浪至今为止只得到了政府及这些国家的斯大林主义政党非常迟疑的回应，甚至被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公开阻挠。尤其在芬兰、匈牙利和奥地利，苏联政府抗议国有化计划，理由是这会干扰为苏联提供赔偿的工厂的正常生产，要不然就是声称国有化会波及苏联政府参与其中的声名狼藉的“合资公司”。
　　以上概览让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
　　（a）一些国家的国有化规模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的革命起义规模。所有者的不存在（属于历史的偶然现象）亦有利于国有化。但总的来看，如果没有群众的压力与行动，苏联官僚机关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把大部分工业企业“国有化”（更不必说剥夺所有权）。
　　（b）国有化的推行，是由于以下因素：群众的压力，苏联官僚机关的倾向，本土资产阶级的无能为力，帝国主义的暂时“中立”。面对群众对国有化问题的压力，官僚机关作出回应的原因有许多。官僚机关希望借此满足群众的革命愿望，并且把群众从真正的任务即剥夺所有权引开。官僚机关希望通过在企业管理层中安插自己的代理人来实现更为直接的控制，从而推动生产和赔款的支付，等等（正如前文指出的，只要国有化会哪怕暂时导致产量下滑和阻碍赔款的支付，官僚机关就会强烈反对）。官僚机关把国有化视作敲诈资产阶级和“武装”群众的手段。简而言之，对于官僚机关而言，国有化是通过对缓冲国实行“结构同化”（以官僚的方式）从而并入苏联经济的步骤之一。
　　（c）国有化绝不会改变缓冲国的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是以一种新的更为聚焦的方式，反映出这些国家的本土私人资本无力发展甚至运营工业。正如之前国家不得不为了顾及利润而以整个资产阶级的名义接管投资事宜，如今国家不得不为了“社会安全”的原因替资产阶级接管工厂的管理。在缓冲国的国有化与西欧的国有化之间，只有量的差异，而无性质上的区别：动机是一致的，都提供补偿金，国有化的企业继续作为资本主义企业来运营，由国家任命经理们作为管理委员会（股东们可以继续每年获得利息，换言之，他们没什么损失！），工人控制名存实亡。

7．缓冲国的社会性质


　　基于上述考察，我们可以讨论缓冲国的社会性质。我们讨论的出发点是：官僚机关倾向于“从结构上同化”它继续占领一段时期的、希望纳入苏联经济体系的这些国家；而且，它要想完成这种同化，就离不开劳动民众的行动。我们发现先后被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占领的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a）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东部、东普鲁士的部分地区、喀尔巴阡山脉南部的乌克兰、比萨拉比等等，换言之即所有被并入苏联的领土，那里的结构同化已经完成。本土的资产阶级不再是一个阶级。此外德国占领军与苏联占领军已经杀害了当中许多人。至于占有土地的小资产阶级、富有的中农等等，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判断他们的处境。鉴于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的极端弱势，小资产阶级（在德国占领时期，它们的势力由于土地的重新分配等事件而加强了）的存在给官僚机关提出了棘手的难题，它只有通过最为血腥的恐怖活动[9]来处理。
　　（b）在波兰、德国的苏占区、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结构同化的开始反映了非常强大的革命压力（或者在少数情况下，反映了有产阶级的人身消灭）。不过，这些国家的经济与国家机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无论如何，力量关系表现为资产阶级发现自己暂时受到无产阶级行动的支配。正是由于官僚机关对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恐惧和对帝国主义的恐惧，阻挠了它毁灭性打击本土资产阶级。
　　（c）在芬兰、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国家机器和经济根本上仍是资产阶级性质。工人阶级的压力非常强大，极具革命性，但暂时受到共产党的束缚（在奥地利与匈牙利则是受制于社会党人）。官僚机关满足于加速恢复生产以便立即得到赔款；它努力让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与苏联联系在一起，方式是签订给予苏联50%对外贸易产品的贸易协议；官僚机关还试图阻止这些国家与英美帝国主义达成军事合作，方式是安插人手控制国家机关、警察机关、军队甚至经济机关。
　　（d）缓冲国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表现在唯一两项坚持下去的改革即土地改革和国有化（如前文所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制关系。但是，还有许多完全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明经济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银行资本几乎未受波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的绝大多数大资本家保留了原有地位，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只有个别管理国有企业的人被撤换。[10]整个资产阶级继续享受各种物质特权（除了那些被“清洗”的少数人，他们占资产阶级不到1%的比例）。
　　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源于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且属于特殊的国家结构。这种结构（等级制的、中央集权的管理，镇压机关，等等）到处得到保留，保留了原有的公职人员（“清洗”仅波及他们当中的极少人）。唯一例外的是南斯拉夫，在某种程度上还可包括波兰。在这两个国家，由于某些历史因素，之前的国家机器的人员几乎全部消失。能够进一步表明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证据，是新的国家机关几乎全盘继承了原有机关的组织。
　　A．官僚机关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
　　因此，这些事实证明了勒布朗关于苏联官僚机关将不得不“客观上在其它国家推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这一理论完全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修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国家机关的人员的社会出身并不决定国家的性质，相反，国家的性质取决于它的组织，国家的组织取决于它立足的生产关系。托洛茨基认为：“‘身为警察的社会主义者’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是一名资产阶级的警察。”即便资产阶级国家的大部分人员都是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党员（但在任何一个缓冲国都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国家性质并不会因此有本质上的不同。
　　事实上，俄国的国家机器早就丧失了工人国家的组织特点；在《被背叛的国家》中，托洛茨基强调俄国的国家组织日益接近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但是托洛茨基分析的是已经建立了的工人国家的蜕化过程。1917年，工人与贫农完全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并且在四年的内战中保卫这一成果。在一些历史因素的压力下，新的国家非但没有“消亡”，反而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发展。若要相信这种发展不需要事先破坏资产阶级国家就可实现，就等于在事实上承认改良主义主张的可以从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改良主义者试图通过（非常正确地）指出工人民主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组织中的“逐步”发展来论证他们的错误观点。至少，他们懂得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由群众掌握的国家来接管经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任务的全部思想，恰恰是因为在经济上（正如马克思分析的）和在政治上（正如列宁分析的），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当它成为统治阶级后）逐步废除阶级和国家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的这一任务恰恰表现为群众在所有机构中的支配作用——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体现与结果。因此，勒布朗的修正冲击了上述思想，宣称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能够“替代”“无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的无产阶级，而且冲击了社会主义的概念（如今它意味着日益弱化群众的支配地位、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群众的自由）。
　　此外，勒布朗的观点完全修正了托洛茨基主义关于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在俄国及其它国家的客观上的反革命作用的思想。的确，我们眼前的整个历史时期证实了，官僚机关激烈地“保卫”十月革命产生的经济基础。但是，它以官僚的方式进行保卫，而二十三年来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全部斗争，都立足于总是得到历史证实的这个信念：“官僚机关”对集体所有权的“保卫”，会导致集体所有制的蜕变；“官僚机关”对计划经济的“保卫”，会逐渐削弱计划经济；“官僚机关”对十月革命创造的经济基础的“保卫”，会推动社会的分化，导致亲资本主义的新剥削势力的产生；“官僚机关”对苏联的“保卫”，会使苏联经历一个又一个外交失败，加强世界帝国主义的力量，让帝国主义得以早日干涉苏联，并且对世界无产阶级施加致命性的打击。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立足于以下事实：斯大林主义是世界革命和苏联的掘墓人。如今这个掘墓人突然变成“客观上推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人——在勒布朗从他的观点得出的结论中，我们看到在斯大林主义的压力下（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强大压力）有条件的屈服，由于没有看到革命运动的胜利而感到失望和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失去信心而有条件地屈服。在他的出发点、论证与结论中，勒布朗有意识地认为官僚机关可以替代无产阶级充当世界革命的主要力量，因而在共产国际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投降后，重复了让他们这么做的诡辩术，从而公开地、愤世嫉俗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
　　B．官僚机关的帝国主义？
　　另一种关于苏联与官僚机关性质的改良主义倾向体现在吕西安（Lucien）同志、盖林（Guerin）同志和达尔布（Darbout）同志的观点中，即“扩张政策由国家组织与国内资本积累的要求决定，换言之取决于它的帝国主义性质”。我们已经表明不应该把官僚机关参加缓冲国的“合资公司”和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相提并论。我们亦证明了帝国主义行动和官僚机关的扩张行动有着截然相反的社会影响。正如不应该通过抽象地谈论群众的作用与状况来确定是否存在社会主义，同样不应该局限于通过清点警察与监狱数量就判断外国干涉的社会作用。开展结构同化的倾向是无可否认的。这种倾向不是源自“国内资本积累”的需求，即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这里恰恰体现出资本主义经济与苏联经济的基本差异。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困难是获得剩余价值的困难，即追求利润的困难（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这只有在获得剩余价值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但对于苏联经济而言，主要困难是与利润问题无关的生产发展（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在发表于1943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1928-1935年，苏联的冶金工业一直保持亏损，只有在国家的资助下才得以继续存活与发展）。帝国主义的基本特点在于寻求新的资本投资领域，以便抵消平均利润率长期下降的趋势；苏联的扩张政策在于寻找原材料与制成品等等，不关乎利润问题，只考虑生产和计划经济的需要。
　　在这一问题上，吕西安同志分析官僚机关的镇压的做法是典型的折衷主义，没有指出这种镇压的社会性质、目的与后果。因此，这些同志的观点实际上是类比帝国主义的镇压（例如英帝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和印度的镇压）和官僚机关的镇压（首先是针对有产阶级的势力）。这些同志不得不忽略潜在的内战，即阶级战争，这是和南斯拉夫的米哈洛维奇、波兰的米科拉伊奇克、罗马尼亚的“传统政党”、保加利亚的农民党及匈牙利的小农政党的斗争的基础。当然，我们都反对官僚机关及其斯大林主义代理对付有产阶级时使用的方式；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方式是“不人道的”或“恐怖主义的”，而是我们认为这些方式是无效的、软弱的、犹豫不定的、不彻底的（这是由于官僚机关希望用它的政治行动替代群众的革命恐怖，并且最终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达成腐败的妥协）。革命党的基本任务是区分斯大林主义对付阶级敌人的恐怖与对付工人组织的恐怖，而不为帝国主义媒体的为新战争作宣传准备的反苏运动效劳。
　　为了确定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总是以整体形势为依据。从中分离出某一个因素（国家、政权，等等），将之视作确定社会性质的标准，绝对是违背这一方法的。从根本上说，所有权关系和生产关系是决定性的，但要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全部发展。要认识到缓冲国目前高度不稳定的过渡性的形势，要理解这些发展的内部逻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僚机关的社会性质），不去歪曲清楚表明官僚机关在缓冲国的倾向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倾向之间基本区别的事实，这些是科学地解决“战略性缓冲”问题的前提条件。丹尼尔·洛根（Daniel Logan）在他的文章《官僚帝国主义的爆发》（The Eruption of Bureaucratic Imperialism）提出的、得到吕西安同志认可的论据，无法否定现实：
　　（a）洛根和吕西安认为苏联官僚机关在缓冲国的政策源于官僚阶层的寄生性和它对国民收入的挥霍（他的依据是官僚机关的“掠夺”，并称之为“官僚帝国主义”），这迫使它“唯恐积累率下降到史无前例的低水平……尽其所能到处掠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洛根）。但是，就我们二十多年的观察而言，这种“掠夺”不是什么新鲜事。相反，1937-1940年“积累率”（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保持下降的趋势，但在大战结束之际大幅上升，并且毫无疑问会在未来五到六年间继续上升（与掠夺政策的影响无关）。洛根混淆了官僚机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总倾向和它在某些时候成为绝对阻碍的倾向。眼下，这种时刻不仅尚未到来，而且不会因为战争与破坏而推迟到来；因此，显然官僚机关如今面对的主要困难（即重建）是战争造成的（即使是重新恢复的苏维埃俄国同样会面临这个困难），而不是官僚机关对工业的管理造成的。官僚机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困难的做法是以官僚的方式进行计划，而不是依靠掠夺；此外，根据所有观察者的一致意见，对缓冲国的掠夺只能很有限地帮助苏联的重建。[11]
　　（b）根据洛根与吕西安的观点，“掠夺政策”取决于官僚机关的社会性质。据此，这会成为长期的现象，官僚机关倾向于将之作为长期政策。相反，我们看到的“掠夺政策”只是暂时的现象，这么做是由于眼前的迫切需要和官僚机关面对“重建”困难的惊慌失措。属于长期现象和总体倾向的是迈向“结构同化”，这与掠夺无关，反而关乎生产制度的建设。这已经明显地表现在所有被占领的国家中。同样地，不应该认为占领国工人阶级的瓦解是官僚机关想要的。在波兰和南斯拉夫等几个国家，尽管工业产能只有战前的一半水平，工业中的工人数量已经达到战前规模。
　　同样，不应该认为苏联的占领主要造成反动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即生产力发展的迟滞。洛根与吕西安被掠夺与剥夺的现象迷惑了，但忽略了国有化和由于在贸易协定强力推动下的工业发展（这些基本属于农业国的国家将会不断被迫成为工业品的提供者），等等。可以肯定的是，缓冲国的不稳定的过渡性的形势，让我们难以形成确定的观点；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苏联的占领继续维持数年，并且推动结构同化，那么将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取得远胜于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发展三十年所能实现的成果。
　　洛根与吕西安经常提及“斯大林的恐怖活动让群众没有丝毫的行动空间。”这与接下来我们会详细列举的事实完全违背。这种错误恰恰由于这些同志没有理解官僚所处形势的基本矛盾：不管官僚机关对群众的敌意有多强，它不得不依靠群众来对抗资产阶级。
　　C．过渡社会与国家？
　　另外，需要摆脱一种误区，这种误区混淆了缓冲国内的过渡性形势和国家与经济的所谓过渡性质。当然，有时候确实难以清晰确定国家的社会性质。正是在这些时候，社会危机造成的动荡正在改变（或有可能改变）所有权关系。发生在20世纪几乎所有的革命中的被称为“双重政权”的时期，正属于这些时候；但只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际上未被摧毁，只要工人并未真正夺取工业，剥夺资产阶级的所有权，那么无论这种双重政权的形势蕴含怎么的革命潜能，国家与社会的根本性质仍然会是资产阶级性质。毫无疑问，列宁与托洛茨基认为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国的政治与经济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一定形势的不稳定的、过渡性的特点（政权危机的表现，社会不安程度的温度计）本身并不会改变社会性质，即便存在群众的革命压力、苏联官僚机关的施压、改革措施的增加、有产阶级的虚弱、经济的崩溃，存在这些使得资本主义很难维持下去的因素，但除非有无产阶级积极的革命干涉，否则资本主义不会因此被推翻。
　　本国的斯大林主义势力加入国家机器的现象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不能在社会学意义上将这种现象与建立在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基础上的苏联官僚机关的形成类比，而必须与法西斯主义官僚机关（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从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并且与最有合作意向的资产阶级势力结盟，它仍然维护与保卫资产阶级所有权）的作用类比。南斯拉夫和波兰的新国家官僚机关（在斯大林主义支持下上台，人员出身非常广泛）的作用在几个方面类似法西斯主义官僚机关的作用。但在某一点上有根本的区别：尽管都尽力暂时地维护资产阶级所有权关系，本土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们一直要面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压力（他们是斯大林主义政党的主要基础）；本土斯大林主义者的最终目标依然是让它们的国家在结构上与苏联同化，只要这不会立马招致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干涉或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正是本土斯大林主义官僚们的这种两位一体的矛盾性质（一方面充当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与所有权的代理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推行结构同化），尽管主要反映了苏联官僚机关的矛盾性质，但无论如何使得我们难以判断缓冲国的社会性质。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如果用“双重政权”这个术语来描述本土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不适合的，会造成误解。“双重政权”意味着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阶级的权力组织。必须明确指出：斯大林主义政党官僚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渗透并未构成双重政权，尽管它造成了这种形势的可能性。只有当资产阶级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官僚之间的潜在冲突造成某种形式的动荡，从而招致无产阶级的广泛干预时，那时斯大林主义代理人在关键的国家职位占有位置的现象才有可能有助于群众行动创立双重政权。

8．资产阶级的反攻


　　前文指出了当前局势的不稳定特点：长期来看，官僚机关在当前占领的国家中实施结构同化的倾向，必然越来越激烈地与维护资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所有权的要求发生冲突。前文亦指出，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坚定支持下，本土资产阶级开始反攻；面对资本主义的反击，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发现自己不得不越来越要借助群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资本主义的反攻可分为两个阶段：
　　（a）政治阶段。从雅尔塔会议开始（即从德国的战败已成定局开始），尽管暂时容忍苏联占领缓冲国，英美帝国主义通过要求并最终建立联合政府，削弱了斯大林主义对国家机关的掌控。资产阶级政党的公认代表被安插进缓冲国（那里的大资产阶级政党已经没有什么作用）的政府：在南斯拉夫与苏巴什-格罗尔（Subasich-Grol）达成协议、在波兰与米科拉伊奇克达成协议，在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安插反对派代表。与此同时，斯大林承诺在所有缓冲国举行自由的、匿名的选举。由于掠夺政策让大部分小资产阶级民众疏远了工人阶级政党，奥地利与匈牙利的“中右翼”资产阶级政党在选举中大胜，以致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只能退却，并且仅能做到让共产党人在政府有一席之地。应该注意到，在本土斯大林主义政党对国家机器的掌控力度更弱的国家，苏联官僚机关不得不直接干涉，以求在赔款或“军事安全”的问题上满足自己的诉求。
　　（b）经济阶段。一年后，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的掠夺政策的结果表明，这对缓冲国而言是一场灾难。这不仅是因为大多数国家由于缺乏重建的资本（不能指望缺乏工业设备的苏联提供帮助）而无法恢复经济，还因为掠夺危及了整个生产环境乃至正常的赔款支付。因此，官僚机关不得不改变进程，停止搬走设备、减少征用，乃至出借用船只载运的原材料。只要这种援助无法帮助这些国家重建经济，那里的政府就得向帝国主义求助：它们已经承诺赔偿被国有化的外国企业，给新的外国投资提供保障；南斯拉夫在几个月前还强烈抵制外国投资，现在却努力吸引外资；波兰与英国签订了贷款协议；美元以贷款的形式穿过“铁幕”给到波兰与匈牙利；南斯拉夫试图从法国得到借款；罗马尼亚再次向比利时资本市场求助。资本在缓冲国的新一轮渗透尽管一开始小心翼翼，但很快就会产生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影响，这无疑会严重阻碍这些国家的结构同化。
　　正是依据上述的经济发展和群众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掠夺政策与限制工人阶级运动的政策而产生的幻灭与敌意，我们必须分析缓冲国资产阶级先锋队的侵略性反动精神的复苏。和官僚机关与无产阶级先锋队那样，“本土”资产阶级中最为觉悟的分子清楚认识到目前的形势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看到英美帝国主义的态度发生转变，他们同样想对斯大林主义发起政治反攻。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进攻采取了公开地接近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包括建立武装团伙、刺杀工人阶级领导人、破坏工人集会，等等。在罗马尼亚，米哈伊国王（曾经接受了斯大林的勋章）是反革命阴谋的核心。在保加利亚，我们同志最近来信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政党发展迅速，核心力量是未受波及的军官团体。在南斯拉夫，三年内战击溃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但教会充当了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在波兰，反动势力联盟以教会与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作为“合法”掩护，但同时非法地依靠移民和“地下”恐怖主义组织“救国军”（Armja Krajova）。另外，在匈牙利和奥地利，反动势力（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公开支持者）虽然与斯大林主义政党及改良主义政党分享政权，但同时等待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让它有机会粉碎这些政党。

9．对群众的呼吁和“缓冲区”的前景


　　缓冲国的资本主义此时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形势，已经不可能给正常的“资产阶级民主”留下多少空间。苏联占领军的撤出非但不会带来更多“民主”，反而会引发极其血腥的内战。资产阶级若在内战中取胜，将会建立“恐怖程度”远超苏联占领时期的独裁政权；我们只需要回忆匈牙利的白色恐怖、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国王和保加利亚的鲍里斯国王。我们这么说不是为了“开脱”官僚机关的残暴政策，而是要指出它的根源，并且依据阶级斗争的社会准则而非“人道主义”准测来概括这些国家的形势。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必须理解为何在眼下这个阶段，苏联官僚机关越来越被迫诉诸群众的行动。前文已经指出这种发展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列举重要的事件：
　　（a）在德国：官僚机关在萨克森发起了强大的“社会化”（工人控制下的国有化）运动。它保证不从接受“社会化”的工厂搬走设备。关于这个问题的公民投票大多数支持国有化。[12]
　　官僚机关让在工厂与工人阶级街区选出的委员会拥有清洗的权利；工厂委员会的选举是秘密的（以至于在柏林的苏占区，共产党人遭遇惨败）。官僚机关成功地组织起大型群众会议，讨论德国统一的问题。这些会议完全不同于在“独裁”国家举行的会议；所有的观察者都认为实际涉及的是动员群众对付英美帝国主义的意图（例如，柏林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在英占区、美占区进行宣传巡行）。
　　（b）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在选举失利后，共产党发动了极具鼓动性的、关于食物与工资问题的“极左”运动。它号召建立工人对生产的控制，由来自工人社区的群众委员会主持食物配给，由这些委员会负责清洗，等等。
　　（c）在南斯拉夫的米科拉伊奇克审判、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审判、保加利亚的对三名摄政者的审判期间，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广泛地号召民众：游行示威、大型集会，工会代表与游击队代表等等被邀请参加审判，抗议审判延误和资产阶级要求的赦免，等等。不该把这些运动等同于莫斯科大审判期间的“策划”运动。很明显，工人阶级的革命高潮不可能在一年时间内被千余名格柏乌人员“策划”起来；在俄国，十年之久的斯大林主义恐怖活动、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力量的持续削弱和俄国镇压机关的巨大发展，才最终击垮俄国的工人阶级。
　　（d）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以及可以说在匈牙利），每当发生由反革命势力制造的事件或游行示威，共产党和工会就号召民众举行反制示威，至今为止他们总是能够号召起数万（如果不是数十万）民众上街。[13]
　　但当工人阶级（即便是在斯大林主义的推动下）开始重新组织起来，并且准备新一轮的反攻时，斯大林主义者就开始以恐怖行动来蹂躏工人阶级队伍。仅仅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在德国与保加利亚有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被逮捕，在保加利亚发生了反托洛茨基主义与反工会的恐怖行动，在罗马尼亚发生了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迫害，等等。只有根深蒂固的形式主义者才理解不了这些进展是极具互补性的：斯大林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不得不号召民众，它就在多大程度上不得不加强自己在工人阶级运动内的影响力和试图消灭工人运动中的所有自主倾向，并在多大程度上难以完成这个目标。
　　从根本上讲，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规律及其变化的角度来观察苏联“战略性缓冲区”的前景。无论阶级斗争赋予官僚机关怎样的面目与重大作用来决定这些国家的命运，对于相互激烈倾轧的、相互对立的社会力量而言，斯大林本人不过是传送人。时至今日，官僚机关的行动主要打击了工人阶级的士气，严重浪费了政治资本，打乱了能够致资产阶级政权于死地的力量关系；官僚机关在造成这些影响时，亦让缓冲国的资产阶级有条件发动反攻把官僚机关完全驱逐出去。美国帝国主义远观其变，在外交上进行干涉，准备好利用任何机会让美国资本重新剥削这些国家；但只要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英国无产阶级和美国无产阶级）未被击败，它就无法发动夺回缓冲国的战争。在谈判桌的尔虞我诈，有时候伴随个别的军事行动，似乎会在今后数年决定这些国家的命运。事实上，它们的命运将取决于阶级斗争中的现实力量的变化。
　　由于官僚机关无法凭一己之力恢复所有缓冲国的经济，尤其是由于官僚机关无法广泛号召几乎半数欧洲工人（如果算上德国工人）参加反资本主义的行动（这是在每个国家完全实现规模相近的结构同化的唯一方法），因此这时还很难认为官僚机关能够而且有意愿继续占领所有缓冲国。相反，在所有未曾开始结构同化的国家（芬兰、匈牙利、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俄国军队将会一国接着一国地撤出，悄悄地在军队、警察及经济机关中留下从事谍报活动的代理人；除非“本土”无产阶级重新掀起革命高潮并从根本上改变形势，否则这些代理人的处境会越来越恶劣。只要没有建立像在南斯拉夫那样的政权（当地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完全控制了社会生活），对波兰和德国东部的占领必定会继续下去。但是，所有这些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尤其会受到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不排除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将坚定依靠群众的革命斗志，进而废除资产阶级的政权及所有制的残余。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归根到底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才可以最终摧毁缓冲国的资本主义（尤其是对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经历了真正的双重政权的捷克斯洛伐克而言）。这就是为什么相比于其它地区，第四国际在在这些国家的每个阶段的工作和全部策略，都意识到援助这些地区的革命运动的迫切性；这就是为什么在缓冲国和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保卫苏联都在根本上遵循同样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红军立即撤出”的口号与此有密切关系。

Ⅲ．苏联的性质和保卫苏联


1．事件的损益表


　　自从列夫·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清晰地分析了苏联与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的社会性质，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在过去十多年里，发生了和苏联及斯大林主义相关的许多事件。是时候评价这些事件的损益，看看它们能够为研究苏联的性质问题提供哪些证据。
　　A．关于苏联的性质
　　希特勒占领欧俄的大部分领土一事，毫无疑问表明了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纳粹占领波兰和英美帝国主义占领德国的部分地区，尽管经常改变生产资料所属的个人与团体（德国资本家接收了犹太人的企业，美国资本家接收了法本化学公司，等等），但并没有推翻原来的所有制或生产关。相比之下，为了接收苏联的工厂，德国资本家必须解散苏联的“联合集团”和“国家托拉斯”，他们必须把集体所有权改为私人所有权，瓜分集体农庄，在法律上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同样地，苏联收复之前被帝国主义占领的领土和吞并新领土时，总是需要推翻现有的所有制与生产关系。只要我们意识到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那么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不过是在耍文字游戏。事实上，在这些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变成与私人资本主义性质不同的一种社会制度，至于其它问题（统治阶级，进步的或反动的政权，等等）仍待解释，因为这没办法与私人资本主义类比（例如，无法“从逻辑上”推导出“革命失败主义”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仅仅来自私人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不同的社会性质）。
　　2．生产力在质上的倒退，使得俄国西部的农业即使在被红军收复后，从苏联的生产关系与所有权关系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所有权关系。这证明了由计划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和战时苏联经济表现出的高度韧性所证实的结论：苏联社会制度更有优越性，即比资本主义更加进步，使得有可能全面地发展经济各部门的生产力（在堕落的资本主义世界这已经不再可能了）。正是由于苏联生产关系的进步性质（而不是对苏联体制的“工人阶级”旗号的情感价值），要求我们保卫它，反对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而代之。把俄国社会称为“官僚”社会的同时承认它比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质，反而会在“保卫苏联”的问题上犯糊涂，因为在这里我们将会遇到新的进步阶级！
　　B．官僚机关的性质
　　3．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术语中，阶级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生产过程中发挥特定的、“必要的”作用的一群人。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不同的所有权关系（封建贵族是这么一个阶级，它体现在自然经济中的土地所有权；资产阶级垄断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只拥有劳动力的工人阶级相对立，等等）。每一种有产阶级对应一定水平的生产力，对应特定的所有权形式，对应历史进程的必要阶段。如今，当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时，就体现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它的统治对应的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我们认为官僚机关同样立足于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而组成“它的”社会（后资本主义），并且使得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可能，我们就得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或马克思主义认为的无产阶级是唯一有能力建立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的阶级的观点。如果说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包括革命处于孤立、国家落后、饥荒与所有消费品的匮乏，等等，一个新的有产阶级不得不由此产生（沙赫特曼，艾瑞特等人的观点），这种说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不能解释为何政权从无产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中，而生产关系与所有权关系却没有发生改变。
　　4．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以下证据来确定官僚机关的社会性质：
　　（a）从本质上说，官僚机关是成分不稳定的社会 群体。例如，1940年的清洗肃清了半数人民委员和21万工会官僚中的13多万人。
　　1945年严重的政治危机、“清除”新军官阶层的影响力和新一波的清洗与审判，驳倒了轻率地认为战争有助加强于苏联“领导阶层的稳定性”的观点。
　　（b）从本质上说，地位是不稳定的。官僚机关已经想办法稳固特权（新的继承法，新的教育法规，等等），但是这些新变化并不确保一个人能够终身享有特权，并传至后代——只有所有权才可以予以保障。
　　“官僚既没有股票，也没有证券。他们是按照行政等级程序招募、补充和更新的，而同什么特殊的其所具有的所有制关系无关。单个官员不能把自己使用国家机关的权利传给后代。官僚是在滥用权力的情况下享受特权的。他们隐瞒自己的收入。他们作出一种样子，似乎根本不存在作为一种特殊社会集团的官僚。”（列夫·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c）从本质上说，思想意识是不稳定的。新的“左转”（官方对“极端沙文主义”的进攻，回归新的假冒伪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驳倒了认为“新的有产阶级”形成了“自己的”以沙文主义为基础的思想意识的观点。
　　（d）从本质上说，政策是不稳定的。最近几年，官僚机关的政策并没有形成什么“固定的”特点，反而每个领域的政治演变都更加曲折。官僚机关政策的这种矛盾性质来自官僚机关的充满矛盾的社会性质。
　　（e）尽管它仇恨无产阶级，尽管它公开地反革命，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不得不立足于工人阶级群众，当它的特殊经济与社会利益迫使它对本土资产阶级发起进攻时，内战就会得到推动。
　　（f）官僚机关完全没有能力给国家的社会生活带来新元素。它只能借助从之前的有产阶级借鉴而来的压迫与掠夺方法来开拓由无产阶级革命造就的经济基础。这些方法的采用是因为革命被孤立在一个落后的国家。
　　（g）与“国家资本主义”、“官僚阶级”理论的支持者的任何预测相反，与勒布朗及吕西安的论断相反，苏联经济和官僚机关在关键时刻暴露的缺点，根源在于它复辟私人资本主义的倾向。因此，苏联远未成为一种“新式的剥削社会”，基本上仍然是从私人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或是“比资本主义进步的社会”；要认为除了从社会主义革命产生的社会，还存在其它比资本主义先进的社会，意味着完全地修正马克思主义！）
　　C．结论
　　从以上事实中，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官僚机关不是新的由同类人组成的阶级，而是不具备自己经济基础的一种社会团体，一种由相互矛盾的成分（一方面倾向于倒退回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倾向于前进到社会主义）组成的阶层。
　　5．与它的反对者的预测相反，保卫苏联的策略的实际应用并未让第四国际的任何支部向和苏联“结盟”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和平主义让步。相反，第四国际的所有支部能够将保卫苏联的策略和坚持不妥协的国际主义的革命战略融为一体。他们都将保卫苏联服从于保卫世界革命，并且谴责（而非为之辩护）斯大林主义对苏联占领的领土及其它地区的反革命干涉。
　　6．围绕美国给苏联贷款问题的协商，以及关于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的出版物，表明了（如果这依然有必要强调的话）美帝国主义希望摧毁苏联经济的基础，以便把苏联变成它的市场与资本投资地。坚称“苏联与美国的对立属于世界帝国主义的矛盾”的吕西安同志是否会否认美国对苏联的战争是想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摧毁计划经济呢？这是否会——是，还是否——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呢？
　　根据上述的所有观点，自然能够看出托洛茨基主义对俄国现象的分析的正确性：俄国的国家仍然是蜕变的工人国家，在这种蜕变中逐步迈向资本主义复辟（尽管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官僚机关仍然是寄生性的阶层，是工人阶级身上的恶性肿瘤，倾向于稳定自身的特权（但是除非推翻十月革命造就的所有权关系，否则无法实现这个目标）。
　　反对这一分析的“新”观点无法否定事实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勒布朗理想化了苏联的官僚机关[14]，认为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否认必须由无产阶级发动革命将其推翻。历史经验表明：在所有领域，官僚机关的寄生性、它的挥霍与掠夺、它对群众的主动性和所有批评性精神的压制、它倒退的文化水平、它丑恶的警察恐怖手段，所有这些倒行逆施，压制了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十月革命造就的经济与社会因素的作用。不仅必须由无产阶级发动革命来消灭斯大林主义这个世上主要的反革命力量，而且真实的选择并非“要么是美帝国主义，要么是苏联官僚机关”，仍然是：要么是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了斯大林主义，拯救苏联免遭美帝国主义的摧毁；要么是美帝国主义击溃世界无产阶级，最终打败苏联及斯大林主义。遵照勒布朗的理论，最终将背弃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认为苏联经济属于“社会主义”性质，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群众的消费水平）仍然远低于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而且骇人听闻的不平等不断加剧，而非由于生产的发展而趋于消失。
　　吕西安等人认为所有权的法律形式是“肤浅的”。但是，他们没有解释任何一个官僚怎么样才可以“确保”他的特权，并传给自己的后代。根据他们的观点，“除了关乎政权的问题，计划经济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他们是否认为真正的计划经济可以不需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在这十年内，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产量，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都将要么缓慢增长，要么停滞不前，而计划经济能够在十年内让工业产量增长为如今的四倍，这是“没什么重大意义”吗？吕西安等同志按自己的情感来评判苏联。像洛根那样，他们对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充满厌恶。当然，我们都抱有这种值得肯定的情感，但我们拒绝将之作为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的标准。洛根十分正确地谈及官僚机关推行的农业集体化造成的牺牲者远超于后来的罪行。不管如何，它的客观结果终将是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认为，在这件事上，无论是官僚主义政策的方法还是客观结果，都没有改变。[15]

2．保卫苏联不受帝国主义侵犯


　　为了“做好准备”讨论这个问题，即第四国际的主要争论，让我们先明确说明，对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来说，“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并不意味着什么：
　　1．这不意味着对待斯大林主义的任何罪恶，沉默待之，掩盖之，开脱之，逃避之，不管它是怎么样的，不管它在哪儿发生。
　　2．这不意味着沉默对待或掩盖与斯大林主义的任何政治分歧，不意味着不再坚持揭露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公开敌人。如何引导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的策略问题，或许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例如在法国与美国是不同的），但这一斗争的基础与内容在各国是一样的。
　　3．这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候都支持苏联军队、克里姆林宫的任何外交手段（当它们有悖无产阶级的利益时）。
　　4．这不意味着在任何地方放弃阶级斗争的原则。当俄国军队干涉某个地区、支持资产阶级国家或所有制时，第四国际将会帮助无产阶级以各种手段（包括武装斗争）反对这类反革命干涉。
　　5．这不意味着在与苏联结盟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哪怕稍微地放弃革命失败主义。
　　6．这不意味着不假思索地接受官僚机关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中的任何政治、经济或军事措施。相反，这意味着批判性地分析这些措施，并且根据这种分析坚持反对有悖无产阶级利益的各种行动，这种反对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包括在某些时候发动武装起义（当推翻斯大林主义成为赢得战争的迫切需要时）。
　　一旦作出以上澄清，对在当前形势下对“无条件保卫苏联”的定义将变得容易。它意味着：如果苏联与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爆发战争，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会竭尽所能争取苏联的胜利，因为苏联的战败意味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复辟，并且造成生产力的严重倒退。[16]一旦理解到要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只有无产阶级的斗争取得胜利，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会将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军事斗争服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利益，正如他们让自己反对官僚机关的政治斗争服从武装保卫苏联的需要（当在军事上成为迫切需要时，进行武装起义斗争）。
　　在当前，我们正在面对给帝国主义发动对苏联战争做宣传上的准备。保卫苏联的任务与我们总的革命策略相结合，要求我们揭露帝国主义组建反苏联盟的各项准备，包括囤积军需品、以各种理由夺取战略基地、以奴隶主的谎言作为口号（例如“保卫民主”、“保卫弱小民族”，等等）虚伪地作掩盖。

3．反对官僚机关的斗争


　　但是，要有效执行这种鼓动，我们就必须无保留地谴责斯大林在缓冲国的野蛮干预，就必须用具体的例子表明斯大林主义政策对苏联来说是无效，对无产阶级来说是致命的，我们就必须用所有手段把共产主义与苏联的事业和斯大林主义这个工人运动及苏联身上的坏疽分开。
　　在缓冲国，“保卫苏联”的事业要求使工人运动摆脱斯大林主义的致命影响；除非矢志不渝地在这些地区进行阶级斗争，否则缓冲国被纳入帝国主义阵营是迟早的事情。必须把“占领军立即撤出”的口号和坚持与扩大对动摇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口号相结合，以便使工人运动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控制，防止工人阶级由于反动的掠夺政策、警察控制、斯大林主义占领军的反革命行为而士气日益削弱。除非受到革命无产阶级的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迟早会让小资产阶级群众甚至工人阶级的一些阶层倒向身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政党。
　　但与此同时，第四国际必须认真地区分：要求苏联占领军撤出的革命斗争，和有利于反苏资产阶级摧毁战争结束以来的改革成果的任何帮助。我们反对掠夺、拆卸与搬走机器，但我们试图扩大与深入推进国有化，要求取消赔偿，征收银行，普遍推行工人的控制与管理。我们拒绝支持对苏联“抱有同情”的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派系。我们对抗斯大林主义针对工人运动的恐怖活动，同时我们站在反对米科拉伊奇克、南斯拉夫保皇分子、布勒蒂亞努（Brătianu）的第一线，我们试图以实际行动向无产阶级表明：相比于斯大林主义的干预政策，群众反对反动势力的革命斗争可以以更少的成本赢得远为巨大的成果。

4．苏联往何处去？


　　马克思主义者的预测考虑发展的内部逻辑；它考虑发展的趋势、方向与目标。因此，它可能“预估”从量到质的变化（战争，革命，等等），但这种变化“并未发生”；但是，除非可以证明发展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否则预测并非真正无效——这是在发展速度与发展程度的问题上犯了错误，而非分析本身犯了致命的错误。
　　沙赫特曼和如今的吕西安，把托洛茨基的著名预言与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全部分析隔绝开来，试图借此表明蜕变的工人国家的理论的“破产”。事实上，他们暴露了自己从未理解这一预言的含义。绝对不应该认为它只是从“俄国社会关系的不稳定会在战争中加剧”的假定出发。托洛茨基从未认同斯大林主义伪造学派所谓的“封闭的、独立于世界其它地区的俄国的发展规律”。相反，托洛茨基总是坚持以下事实：官僚机关及其在俄国继续掌权，反映了世界革命的挫败和帝国主义暂时无法推翻十月革命的遗产。根据他的想法，战争终将打破这一不稳定的平衡。新的革命浪潮将会造成世界舞台上内战的加剧（反映在苏联则是严重的社会危机），最终结局将要么是无产阶级在几个国家夺取政权（从而终结斯大林主义），要么是帝国主义的完全胜利（复辟资本主义）。
　　这一预测基本上得到了事件的证实。我们看到了世界革命起义，尽管发展速度比我们预料得慢得多，更加断断续续。在苏联，战争导致的世界舞台上的阶级斗争尖锐化表现为严重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危机。但是，不管在哪里，无产阶级都未能在革命浪潮中夺取政权；同时，帝国主义无论在哪里都未能决定性地打败无产阶级。只要世界阶级斗争处于平手状态，官僚机关就可以继续掌权。世界无产阶级的压力足以挫败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但这种压力仍然不足以削弱斯大林主义的基础和帮助俄国工人阶级摆脱官僚机关的独裁。
　　尚未见分晓的苏联命运，将取决于世界舞台上的阶级斗争。随着战争结束，我们进入了将会持续十年甚至更久的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结局将决定苏联的命运。世界无产阶级的另一次普遍挫败（如同1923-1938年的挫败），特别是在英国、美国的挫败，必将导致美帝国主义对俄国的殖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爆发（它关乎这种殖民行动）仍然在根本上取决于无产阶级与殖民地民众是否在此之前就被击溃。因此，就我们已经指出的与缓冲国命运的关系而言，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处于的时期首先是在宣传与外交上为战争做准备的时期（不排除个别的军事行动）。帝国主义的攻势将局限在政治与外交的层面，并且尽全力施加经济压力。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因此得到了短暂的休息机会（或许是最后一次），以便重整工人阶级中最为先进的群体，利用直接参与阶级斗争时积累的政治经验来锤炼自身，利用每个机会推动阶级斗争的前进。
　　和持“极左立场”的、认为官僚机关权力具有“稳定性”的同志所犯的错误具有相同性质的，是他们真心认为苏联有可能超过美帝国主义的生产力水平时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
　　即便战争使苏联成为欧亚的第一个军事强权，亦让苏联的经济遭受削弱。正如我们所言，最为乐观的预测认为1948年的工业水平总体上将会超过1940年的水平，但五年计划给1950年设定的农业指标将在许多方面差于1940年的数据。另一方面，战争结束后的美国生产组织的产能将会翻两番，并且在战后数年之久的繁荣岁月中有新的发展。这意味着即使我们假设缓冲国的经济融入了苏联经济（这并不可能发生！），1946年美国与苏联在工业产量上的差距将比两国在1940年的差距大得多。最乐观的预测不认为苏联可以“超越”美国的产能，而是只能期望苏联摆脱战争带来的新的滞后。如果考虑到劳动生产率，这种新的滞后只会更加明显（因为就绝对数值而言，俄国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比产量的下降更严峻）。
　　但这种论证同样过于肤浅。不值得画出两条曲线：一条曲线反映美国产量在战后繁荣走向大衰退，另一条曲线反映俄国产量的逐渐上升（依照前四个五年计划计算的积累率）。事实上，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社会角度看，官僚机关在十月革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生产力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官僚机关只能在极为落后的国家引入“最重要的资产阶级技术”，包括借用、模仿、移植、嫁接（托洛茨基）。即便在此阶段，官僚对经济的管理仍会造成社会产品的巨大浪费，因此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到了某个阶段，官僚机关会从对生产力发展的相对意义上的阻碍转变为绝对意义上的阻碍。在那个阶段，要想实现更高水平的产量，需要提高的群众的文化水平与劳动生产率，而这两方面的提高和官僚机关对剩余产品的掠夺与对群众主动性的警察镇压是背道而驰的。就这方面而言，工人对工业的管理成为生产力新发展的迫切的必要条件。这点并非停留在“理论上”，也非遥不可及，而是清楚地体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后积累率的急剧下跌。
　　在社会方面，官僚机关的管理无法继续发展生产力的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产量水平越加提高，官僚机关（所获进步的唯一得益者）就会越发扩大它的特权。这些特权越发加强，官僚机关就会越发关注自身特权不受群众侵犯，就会越发倾向于推翻十月革命创造的所有制关系来稳固自身的特权。另一方面，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官僚机关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可能性变小了，在工人阶级眼中官僚机关的作用的重要性不如从前了，群众的斗争信心与意愿加强了，群众夺取属于他们的剩余产品的欲望更加强烈。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由官僚管理的生产的经济瓶颈，这两个过程将近乎同步地葬送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权。
　　在前面提到的具体条件下，战争无疑延长了官僚机关的寿命与客观作用。在经济上，战争造成的破坏让官僚机关有机会在今后十年提高产量。尽管在右派方面，官僚机关不得不给予新兴军官阶层很高程度的行动自由，但由于成功捍卫集体所有权和成功赢得战争，官僚机关无疑在群众面前恢复了威望。战争让官僚机关又一次得到“喘息的机会”。如果我们回顾1917年俄国工人阶级的不同代际，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图景：第一代工人阶级“发动了”革命与“内战”，并因此付出了生命，耗尽了战斗力；第二代工人阶级承受了世界革命的失败恶果，在年轻时候经历了饥荒和为了生存的斗争：这一代人完全被官僚机关征服了；第三代工人阶级出生在1917年后，表现出对官僚机关更为强烈的独立精神与批判精神：1940年正是它步入成熟期的时候，因此许多观察者关注俄国工人斗争复兴的可能性。但是这一代人受到了战争的巨大影响：俄国无产阶级损失了600多万人，无数人伤残；由于妇女、外国人与强制劳工的加入，俄国工人阶级的组成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它需要五年时间来重建它的凝聚力。由于战争的胜利和随着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带来的最低生活水平的恢复，工人阶级将重新树立自信心，与此同时由于官僚机关的性质，苏联将会发生深重的社会危机。在那时，俄国工人阶级将会再次恢复昔日的能量与革命斗争意愿。不过如今群众的不满成为了俄国社会生活的积极因素。或是俄国的工人斗争经历漫长的孤立状态，在最终爆发前被扑灭；或是俄国工人的斗争将逐步成型，最终剧烈地爆发——这归根到底取决于世界无产阶级对其敌人的压力（和压力计上的指针那样）是增长还是减弱。



[1] 运输危机是工业危机加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沦陷区，过半的铁路系统（6.5万公里长的铁轨、4100个火车站、3.6万个信号室）毁于战火。1946年7月，一位英国记者报道称已经满负荷运转的苏联运输系统无法负担再多一点的对外贸易运输量。运输系统的解体导致大批机器的残货必须在从被占领的国家运往俄国时必须使用船运。

[2] 《经济学人》，1946年7月20日。

[3] 《时代》一名在1945年春季到过乌克兰的记者，声称集体农庄的九成劳动者是女性。

[4]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加里宁在1945年11月7日的演讲，他提到有一位女工曾打断他之前的一次演讲，抱怨她没有鞋子穿，但加里宁却可以有！加里宁提及此事，表明这种事情是典型的，并且反映出加里宁不止上百次（如果不是上千次）在地方演讲中被打断。

[5] 这尤其明显地反映在住房建设的问题上。尽管存在严重的住房危机（数以千计的苏联家庭居住在洞穴或泥房子里），第四个五年计划在早期阶段集中发展建筑材料工业，而不考虑建设新的住房。

[6] 即波兰、匈牙利、罗马利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尽管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和上述国家有一些共同点，它们还有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特点。

[7] 这种区别极其明显地在德国体现出来：英国与美国在开始占领德国后，很快就把工人赶出工厂，“重新树立”曾被工人视作纳粹分子而赶走的管理层的权威。

[8] 译者注：布加勒斯特是当时罗马尼亚的首都，索菲亚是当时保加利亚的首都。

[9] 但是，我们知道在1944年重新占领爱沙尼亚后，官僚机关需要暂时维护占有土地的农民的地位。只有到1945年底，集体农庄才得以重建。

[10] 例如，芬兰的大资本家巴锡基维（Paasikivi），奥地利的责任银行（Kreditanstalt）的主席约瑟夫·约翰（Joseph Joham），罗马尼亚大石油托拉斯的人员特特雷斯库（Gheorghe Tătărescu），等等。

[11] 大部分搬走的设备在途中损毁了。

[12] 我们给“社会化”加上引号，因为我们多少怀疑这种“工人控制”的本质（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加以判断）。

[13] 伦敦《每日先驱报》的一名记者曾经身处布拉格的一次示威现场（当时正在表决国有化法案），称这是他看过的印象最深刻的示威，可以与五一游行、1936年7月14日的巴黎游行、红色维也纳的“五一”大游行相提并论。没有人会真心相信在欧洲觉悟最高的、力量急剧壮大的捷克无产阶级是被一些秘密警察“唆使”参加这些游行示威的。

[14]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关于官僚机关的阶级性质的理论，最终都滑向这种理想化，并且认为官僚机关推动了俄国的工业化。

[15] 在一些场合，吕西安等人提出了关于剩余价值问题的令人困惑的理论。很显然，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整个时期，剩余价值率会极其高。即便在共产主义社会，亦会有大量的“剩余产品”不会分配给生产者：社会的储备金、医疗与养老的生活费，等等。阶级社会不是体现在有部分剩余产品不在生产者之间分配，也不是这些剩余产品的分配不均。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决定了由有产阶级占有剩余产品的所有权关系。正是因为在苏联，这种占有不是从生产关系中产生的，我们才说官僚机关掠夺了产品，从而破坏了集体所有权与与计划经济的基础。这种占有可以在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加以消灭。

[16] 不应该由于国家的所谓“反动”性而否认俄国生产关系的进步性，这种国家机器至今仍维护（当然是犹豫不决地、矛盾地、不足够地）这些生产关系免遭内部与外部的敌人。正如托洛茨基所言：“社会主义倾向对于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优势，不是由经济自动保障——离此还很远，而是由专政的政治措施给予保障的。因此经济的性质完全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我们已经看到洛根与吕西安是如何脱离背景来引用这最后一句话。对于他们而言，这意味着一个“野蛮的”国家会把进步的经济基础转变为反动的经济基础。对于托洛茨基而言，恰恰相反，它意味着俄国的国家（尽管它令人厌恶地蜕变）继续维护经济的进步性，并且从根本上保持进步性和与工人阶级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