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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
维尔卡曼 Francois Vercammen
（1995年8月）
第四国际在战后时期的主要领导人逝世了。这位极富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与伦比的教育家，有技能的演学家，以及不倦的宣传家，埃内斯特总是在工人运动中把他自己定义为革命战士。
他的最大的志向，就是——沿着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道路——建立和领导一个组织：第四国际。而且要使这个组织能够负起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组织任务。
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生于1923年4月，那是德国革命以无可挽回的失败告终的年份。他的德国犹太裔双亲已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居住，但是回到德国的法兰克福生这个孩子。早先，亨利·曼德尔由于不愿在1914年的战争中服役，从德国逃到荷兰。当德皇在1918年11月被推翻，享利回到德国。在那里，他就在新近由布尔塞维克政府创办的苏维埃新闻社柏林办事处工作。作为德国共产党的一位党员，他与卡尔·拉狄克（列宁和托洛茨基派到德国革命的大使）结交成朋友。受1919年1月杀害罗莎·卢森堡和卡尔·卡尔·李卜克内西所震惊，享利再度离开德国，这次就在比利时定居。
少年的埃内斯特是在经济危机和战争威胁的年代中度过的。他的工人阶级环境的穷苦，以及他的家庭的共产主义、革命、反法西斯和反斯大林主义的传统，都致使他在小小年纪就选择了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的阵营。他的父亲每天向他讲解新闻，并且向他灌输德国工人运动的坚强马克思主义传统。
1930年代的安特卫普是个动荡的地方。生动、积极的工人运动包含了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托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埃内斯特在社会主义革命党[1]内，与最前进的工人，阶级斗争的（时常自学而成的）领导人结交。那时的社会党也是第四国际德国流亡支部核心份子的基地。所有这些都使这个党成为狂热的、国际主义的小天地：热情的讨论，准备一份偷入德国的报纸，安排与在地下向希特勒斗争的同志们接触，与托洛茨基本人通讯。这就确定了埃内斯特与德国无产阶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产生信念、经常与卡尔·马克思、罗莎·卢森堡“对话”的时期。他在1944—45年相信德国工人的时刻已经像1918—23年一样地到来，甚至当斯大林官僚层在1989—90年颤抖时，他“狂热地相信”民主德国（东德）的社会主义复生的可能性，都源于这个发轫时期。
这种初期经验，也使他在他最黑暗的时刻，采取鲁莽的行动。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向占领比利时的德国兵士散发传单。或者，当他被捉到时，使他有了说服德国士兵让他逃跑的能力，因为他的德国守卫恰好是被禁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前党员。或者，使他在1945年在一个集中营中被解放出来时，克服了众多障碍，终于回到比利时重新与他的党的同志们会合。
他的战斗的青年时期这些基于存在的挑战，确实是他出名的乐观主义和他有人性温暖的根源。但是，不是天真地相信人之性本善，也不是天真的相信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哲学家的观念，而是相信这么一个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的艰苦社会情况下，人类，弱的和强的，勇敢的和懦怯的，被践踏的和反叛的，都会像他那样立即起来斗争，因此争取到政治觉悟。而且相信，如果我们能够使我们自己与工人阶级和青年联系起来，建立一个能够实行一定会面对的任务的革命党，我们之中最有动机、最有组织的革命党，就会“创造奇迹”。
抵抗与放逐
埃内斯特在1939年加入社革党。这个党在那时候，已经慢慢地壮大，已经参加了1933—36时期的总罢工、地区罢工和职业人士的罢工。在矿工、金属工人和码头工人中间，都有它的党员和同情者。但是，党在1938年，却因工人的失败而受到苦难，而在1940年5月和1941年6月的镇压措施下，受到很重的打击。
比利时托派运动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希特勒军队占领该国的抵抗运动。[2]社革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的许多领导人和战士们都死在纳粹集中营中。埃内斯特自己被捕了三次，第一次是当他向德国兵士分发传单时被捕的。他被关在布鲁塞尔附近的圣吉革斯，等待被放逐到奥斯维辛去，可是他设法逃跑了。他在1944年3月又因在列日附近的科克里尔工厂区散发传单而被捕。这一次他被判服劳役，而被放逐到德国的一个劳工营去。他逃走了，但是又被捕，而只在1945年4月才从第二个劳工营中释放出来。如果当时的集中营制度不以渐增的官僚混乱为特征的话，他一定会死在那里；他的监狱看守从来没想到他是犹太人。
社革党在战争开始时已被砍断了头。它在占领之下是由亚伯拉罕·莱翁重组的。出生于1918年，莱翁建立了秘密结构和基层组织之间、地区之间的通讯网、出版了《列宁之路》和第二批反抗传单。他把比利时支部的工作，沿着二条路线，导向到反对纳粹占领上去：第一条是国际主义；第二条路线是，组成有广大的地基、以工人阶级为运动骨干的反法西斯主义抵抗运动，而且与德国国际主义共产党的同志们合作，向德国兵士进行政治工作。[3]当时整个第四国际的远景，就是要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转变为遍及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像1914—1918年的情况一样。
埃内斯特参加了党的中央委员会。[4]1943年11月，他首次参加了第四国际的一个会议：新成立的临时欧洲书记处的会议。1944年2月，他参加了第四国际的第一次国际欧洲会议。从那时候开始，他的活动的两大目标就是，在比利时建立一个革命党以及建立第四国际。他终其一生一直参加这两个团体的领导层，虽然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国际活动明显地成为他的主要活动。
从开始，埃内斯特就与亚伯拉罕·莱翁一起，把已被比利时支部采纳的、有关当前问题的决议案，提给国际，包括《第四国际在欧洲的任务》（1942年2月）、《民族问题》（讨论德国控制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后果）及一个决议草案《以革命消灭帝国主义战争》（明显地与莱翁一起起草的）。
国际领导层的欧洲部份，因此开始重建它自己[5]。但是它又受到莱翁·曼德尔及法国领导人马塞尔·希克被捕的打击。只有曼德尔得以生还。
在三年之中，亚伯拉罕·莱翁已经把他对社会和工人运动的广阔远景、他的战斗精神和他的革命乐观主义，传给他的从事地下斗争的同志们。埃内斯特为莱翁的（1942年所写的）《从唯物主义观点看犹太人的问题》的第一版所写的序言，就包含了这位殉难的领导人的信条：“在使你绝望的每一个理由后面，寻找使你希望的理由”。
在1943—44年间，埃内斯特和亚伯拉罕作出了这样的分析：欧洲革命局势的延迟出现，并不仅仅是改良主义领导叛卖的结果，他们用意大利和法国的实例，试图解释，为甚么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能够对一个已从被动转到采取攻势的工人阶级，增强它们的政治、组织的控制。他们从分析“工人运动的一般危机”出发，从这个危机中，得出了改良主义领导层的角色和阶级意识上弱点之间的交互作用。埃内斯特，终其一半生精炼和发展这个辩证的解释。
比利时的工会运动
从青年时代直至1965年，埃内斯特个人参与比利时工人运动，可以证明是极端丰富的经验。它导致好几个主要政治理论，塑造了他的特有战斗观念，锻炼了他的非凡能力，能够把理论与从来不是学究式的教学方式结合起来、作出很少是抽象的概括。[6]
第四国际在1950年代初期受到孤立和边缘化以后，就把它的力量转到“进入主义”──以一支自主的革命流派参加改良主义的群众党。埃内斯特加入了比利时社会党，而且在1954—56这段时期担任该党的日报《人民》的记者。他在那里被比利时工会联盟副总书记昂德雷·勒纳尔德所“发现”。勒纳尔德是个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斗士，曾经是战时抵抗运动的一位领导人，而且是工会中的强大左派所崇拜的“偶像”。他不但使埃内斯特融入工会联盟的研究委员会，而且替他在金属工人的工会日报《瓦龙人》找到一份记者的工作。
他的任务是揭露大资本家集团的权力，经济机制和真正目的。埃内斯特也在起草比利时工人运动的一份历史性纲领文件《持有的财产与经济的民主》（Holdings et démocratie économique），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他接着帮助起草了结构改革的纲领。这份纲领，虽然有许多暧昧不清的地方，却是以总罢工为目标的行动纲领的开端。
埃内斯特与勒纳尔德一班子的其他成员一起，试图把这个纲领普及化。这个工作使他全面的了解了工会运动，他的强处和弱点、它的日常工作和它的斗争，特别是1960—61年冬天的使人印象深刻的总罢工。他会见了数以百计的代表和战士，当时的先锋的精华，而且详细地看到了工厂劳工受剥削的情况。
在比利时，向进入主义的转变，是党学习了抵抗运动和1950年代总罢工教训以后的结果。我们了解到，只有与昂德雷·勒纳尔德的激化工会联在一起，扩大他在比利时社会党内的影响力，我们才会替一个广大的左派准备基础。这个广大的左派可以成为建立一个生根在工人阶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党的跳板。
在这个时期，他也为创造（埃内斯特编辑的法文的）《左派》周刊和（佛兰芒文的）《联络》周刊作出了成功的推动。这两份周刊，从1956年—57年开始，就从社会党内部的工人和知识份子中团聚一个广大的、多元的左派。虽然这个派别的纲领立场是混乱、矛盾的，它却通过一连串的政治、社会的斗争，使它的立场与改良主义右派截然不同。
这是一个令人注目的成功：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证明，我们的人数虽少，但可以在宏大的规模上采取政治主动，把我们自己放在工人运动政治生活的中心。这个教训决不能失去。埃内斯特从不停止向比利时支部的新同志解释这个战略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1960—61的罢工及其立即产生的后果，代表这个广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高点。在它于1964—5被社会党开除以后，它就逐渐分裂为几个派系，就无法形成有群众基础的左倾的新社会主义党了。
一个为欧洲设计的革命战略
在加深他的反思、鼓励二十世纪工人运动的几次伟大争论以及撰述他的（首次在1962年以法文了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书的同时，埃内斯特也为著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从事评述一个战略计划的工作。他从战时开始的自我质疑，现在在用力地进行了。如何解释（以至如何穿越）改良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这个持续的主宰？
他是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来进行分析。除了一定是核子的、会造成庞大破坏的新世界大战以外，资本主义制度的甚么客观矛盾会产生新的革命局势？生活在经济繁荣环境中的工人阶级，人作出怎样的主观改变，才会发生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阶级觉悟？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能够在阶级斗争中取得领导地位，如何建立他们的政党？
在《晚期资本主义》[7]一书中，曼德尔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以及这些动力对社会关系、阶级斗争的影响。他也试图通过与（特别在意大利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中的左派对话，来深化他早先所作的战略和纲领方面的结论，因为这个左派这时正在欧洲各地坚持自己的权利。[8]1968—74年的南欧革命浪潮，使埃内斯特有可能试验他的论题。这个新的政治时期，也使得以下的工作成为必要：把资本主义欧洲的社会及社会运动中发生的许多重大更改的后果融合起来。经过了许多年仅仅是小圈子战士们的关心以后，数以十万计的战士们要参加这个国际规模的争论。
起飞时间：1962—64
从1960年代中开始，埃内斯特的大众活动的越来越重要部份，是放在国际方面，不是放在比利时方面。本来在开始是不太大的、迎接开始在政治上摸索前进的新学生激化运动的尝试，后来就变成重大的努力，要把第四国际接到它的历史使命所要求的水平：参加建立世界无产阶级的新社会主义革命领导层。
就是在这个时期，埃内斯特开始认识他的第一个妻子吉塞拉·朔尔茨，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一位战士。她后来参加了国际及比利时支部的领导层，不幸于1982年英年早逝。
现在回顾起来，清楚的是，1964—66年是一个大转折点，是三个缓慢、累积的进化走在一起的时候。这三个进化就成为决定国际及埃内斯特生活的客观内容。裂缝终于出现在铅封条上，密封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胜利者——所强加给世界的。
● 古巴革命的胜利（1959），法国帝国主义在阿尔及利亚的失败（1962）；
● 东柏林（1953）、波兰和匈牙利（1956）工人阶级的反叛，中苏冲突和共产党的一统性结束；
● 帝国主义国家罢工运动的一次不灵活的复活。
一线微光从这些裂缝中照射出来了。虽然夸大是在所不免的，我们的被破灭的理想的、更阔大的左派所甚为诽谤的时常嘲笑的革命乐观主义，却证明是分析新局势的一个强大的动力。第四国际第七次大会充份领会到《世界革命的目前的辩证逻辑》——中心决议案的题目。
“1968年”意外地来到了。世界革命的三大部门——新殖民主义世界、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世界和帝国主义世界——都发生庞大的群众斗争。我们对这个现实的反应特别敏锐，并不是我们有甚么预言能力的结果。它是我们的较大、较注重集体智慧的领导制度的结果。国际主义、全球主义的观念，是与国际、它的支部及它的战士们的活动，有密切的关系的。不管从1938年开始的“穿越沙漠”年继承下来的政治边缘化，第四国际却能够与在政治上相当丰富的激进斗争和革命经验连在一起。而它的模范行为与在工人运动中占主要地位的派别的行为，有鲜明的对照。
在1950年（正当斯大林企图窒息“南斯拉夫道路”的时候）组织一支工作队到南斯拉夫去，而且抓住自我管理作为社会主义复生的一个杠杆，在帮助打败法国帝国主义方面，变成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送货员”，然后试图鼓励阿尔及利亚革命向社会主义变异，早在1960年就了解古巴革命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并且没有偏见地支持格瓦拉——卡斯特罗领导层，接着，与许多其他人一起，支持拉丁美洲的游击队：第四国际虽然小，它所代表的从来没有超过少数人，但是它的作风却不是整日想着自我保存、自我宣扬的小教派那样的。
埃内斯特参与了所有以上这些过程。由于他自己是第四国际这个同样进化的产物，他就在一个以丰富的内部辩证逻辑为特征的领导层中成熟。这就使他熟悉这个世纪的所有大问题。而且到1963年，这些知识上的收获，已经在工人群众运动的战斗主义中，滋长了四分之一世纪。
领导第四国际
从1965年到1980年代这段时期，是埃内斯特的知识创造力和对全世界的革命先锋、左派知识份子的政治影响力的最高点。这是与世界局势变化以及第四国际本身渐增的人数和政治的重量有关。各地的支部抓住这些新的斗争时机，把它们解释为引致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
埃内斯特的活动范围也在这段时期受到限制。除了他被斯大林主义政府拒绝签证以外，他这时候也面对着被禁止进入美国、法国、德国、瑞士、（在法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和澳大利亚。
埃内斯特的最大快乐，就是他能够与复原的、更新的领导班子一起行动，做到与整个组织完全和谐的地步。他替第四国际努力获得一个新的、比我们在当时所有实际力量更大的空间。他为这个组织所定的方向，超越了眼前斗争的地平线，走向广阔的历史前景。他把政治基础建筑在坚固得足以支持狂热的战斗主义上面，把自信注入这个运动。埃内斯特在这些年的贡献，是深深记在第四国际的历史上的。我们需要离事件较远的距离，来分析他的贡献的广度和复杂性。
1968年以后，埃内斯特的名声就超出激进份子圈子了。他可以被发现在世界的四个角落：在群众大会上，在教育会议中，在讨论正进行着的事件时，在大学的教室内。会有数以千计有埃内斯特声音在内的录音带在世界各地的战士们的书架上。再听听他的讲座和演说，你就会了解，他的思想是如何通过与既有批评精神、又有满腔热情的战斗大众直接接触而发展起来的。
在这个势头的公众活动中有“隐藏一面”。埃内斯特一直是第四国际及其比利时支部的一位组织者。他一直在关心战斗工作的所有方面，包括最“技术性”的工作，例如翻译、排版、筹募基金、建立同情网及物质的基础。他在1946年，当欧洲还是废墟般的时候，参加了国际书记处。他献身于重建我们在“旧大陆”的支部。不仅在比利时，而且在主要的国家，包括战败的强权意大利和德国。他接着就到亚洲去，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及斯里兰卡的第四国际组织重新建立联系。在那时候的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社会平等党正逐渐变成该国的主要工人阶级党。他也相当重视国际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战前及战时的托派运动的一个支柱——的关系。而且在国际以及在更广大的运动中，埃内斯特是为统一及反教派主义而斗争。其实，国际的统一，是他的专心致志的事情之一。
他在1950年参加了到南斯拉夫的工作队以后，他又到南斯拉夫的科尔丘拉岛参加有欧洲社会主义知识份子参加的会议。他也参加了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团结的倡议行动。比利时变成地下团结工作的一个重要基地。
当1962年格瓦拉邀请他到古巴参加1962—63年度关于经济—政治方向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讨论会，他高兴地跳起来。
1968年以后，埃内斯特与世界各地的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领导人及左派知识份子面谈、磋商和有组织的讨论的“日记”，从未停止过增多。许多人来敲他的门。特别是，他从不失掉一个机会，来会见从东欧苏联来的“流亡者”，以吸取生活在这些社会——他被完全禁止进入的地方——的经验。
他的私人的、从内部会议、谈话而来的笔记，他对我们内部的（发表在我们各种内部公报上的）贡献，他的浩瀚的通讯，及他在国际各种出版物发表的文章，都是将来研究的金矿。
他从不停止培养他那范围广大的兴趣。他很景仰斯宾诺莎，很想写一本讨论“十六世纪荷兰的不断[资产阶级]革命”的书。他对伦理问题非常感兴趣，吸取了埃尔恩斯特·布洛克的许多观念。他认为布洛克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正如他日后在一本关于犯罪的书[9]上所“坦白”的，他甚至“降低自己的身份”去读了几十本犯罪小说。
在这整段时期中，成为他的分析工作重心的，是这个世纪的三大基本问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的动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活动和工运的任务，斯大林主义。
他知道，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代表有关于二十世纪的这个至关重要现象的政治思想方面，一个罕见的大前进。与许多崇拜托洛茨基的教条主义者对比起来，埃内斯特对托洛茨基的分析的现代化，作了强有力的贡献。他迅速地成为第四国际对这个问题的报告人兼作家。他在1957年所提出的报告，以后就变成为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总结，以及我们对重建的建议。[10]
他有兴趣地密切注意东欧与苏联的各种不同的官僚改革，在他的著作、演说中，揭露了那个制度的经济和社会的基础。他经常探索苏联及以后的德国民主共和国（东德）的地平线，看看有无政治革命的征象。他在晚年更加认为，由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悲惨经验，在政治上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有清晰的观念，是（再度）引导这些社会的工人、少数民族和青年们支持社会主义前景的一个绝对需要的先决条件。[11]
最后的斗争
对埃内斯特而言，正如对所有的反斯大林主义、真正相信社会主义的左派人士一样，斯大林主义政权崩溃以后，东德、东欧和苏联的发展，是个巨大的失望。他怀着强烈的个人保留，终于承认，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已经有了重大的进展。
埃内斯特动员了所有他的剩余精力来进行一次最后的战斗：要从这个大失败中挽救出最大量的东西。他动员了战斗的、财政的资源，在前苏联和东德，巩固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细胞。他在与这个斯大林主义后的世界建立新的接触时，以战斗的精神，保卫了“十月革命的合法性”[12]，而且保卫了托洛茨基的作用和思想。他在前苏联和东德参加了公开争论，而且与前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会面。他对于帮助前共产党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有关托洛茨基的新书，特别感到自豪。
他的出名的乐观主义，并不使他看不出世界局势的转向反动。他从经验中知道，第四国际——它的革命精神和它的组织健全的生存，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依赖它的干部和战士们的政治信念。因此，才有《在21世纪前夕，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这份第四国际宣言的准备和出版。
他原先的目标，在而对着正在侵扰全世界左派的那种怀疑时，是巩固国际的政治收获。但是，他迅速地了解，正在进行中的动乱，不但会影响到力量的平衡，而且会导致许多国家的社会结构、国家机构、阶级关系、政治力量、文化格调和意识发生深刻的转变。替第四国际准备21世纪，意味着大量地扩张我们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拒绝一切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把我们的政治形象坚决地转向到将来及下几代的战士们。
1993年12月的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并没有阻止他在国际的中心，扮演他的角色。他希望一般局势会改观，特别是通过巴西左派的突破。他指责资本主义的野蛮、“古典”工人运动的衰落，以及它的传统的改良主义领导层的道德、政治的沦丧。他自问，人类在核子或生态大灾祸后的生存问题。
他不愿自己健康的衰退，继续全力工作。他在遗嘱上写道：“为了国际，[是]我的生命的意义”。与他共同生活了他生命最后13年的妻子安妮安慰了他。
埃内斯特不再与我们在一起了。我们哀悼他，但在这同时，我们转向革命的斗争。他的一生是一个强有力的、站在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一边、建立一个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和国际的号召。他留给我们一个难以置信的政治遗产。我们一定要在即将来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怀着批判的精神）运用这个遗产。我们重新界定走向社会主义的、可供选择的纲领和战略时，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一九九五年八月于布鲁塞尔
注译：
[1]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今日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身。
[2]多年来，不同牌子的斯大林主义声称，真相不是如此。
[3]德国国际主义共产党。该党的莫纳特·维特林同志，起初在比利时，后来在法国，需要对这个工作负责。
[4]至此时以前，称为革命共产党。
[5]米谢尔·帕布洛的角色，在那时已经重要，在整个40、50年代还在增大。
[6]1944年1月号的《第四国际》（法文本）重刊了一篇埃内斯特（用E．R．的笔名）写的文章，称为“工人运动的世界危机和第四国际的任务”。这篇文章是革命共产党在1941—42年介入列日和安特卫普金属工人以及夏尔勒罗伊矿工的愤怒集体罢工的结果。它也是曼德尔和莱翁参加“工会斗争委员会”秘密会议的结果。这个委员会，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是混乱的，却是一次与改良主义决裂、反资本主义的新工人运动。
[7]在先前的著作中，他用“新资本主义”这个名词。
[8]见在《左派》及《热情支持者》（巴黎，1965年10—12月号）上同时发表的“比利时在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一文，1965年5月、6月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巴索主编的杂志的）上的“为西欧制定的社会主义战略”一文。
[9]《令人愉快的谋杀：犯罪小说的社会史》，1984年。
[10]“斯大林主义的上升、下降与没落”，《第四国际》（法文版），1957年12月号。这个报告是该年较早时给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大会提供的。
[11]第四国际在1985年通过的决议案〈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埃内斯特促成了这篇报告，而且是它的主要编辑人。
译自《国际观点》269期1995年9月号
法文版1http://www.ernestmandel.org/fr/surlavie/txt/lagauchespecial/vercamme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