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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主义的没落
曼 德 尔
（一九九二年九月）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首先发展将预算赤字用作解决经济危机及失业的理论。许多国家的工人组织都接受这个观点，建议将开支，尤其是在公共事业方面的开支的水平提高，作为复苏经济的一个方法。在三十年代后半期，各种不同的反失业计划，多是从这个观念激起的。
从理论的观点看来，在任何一国国内提高全面的需求（有效的调整购买力），在有可作调整的生产能力的限度内（失业工人，原料储存及中间产品，机器工作低于生产的能力），是可以便利经济的复苏的。这些没有使用的资源，可以被预算赤字增加的购买力动员起来。只有当这些储备耗尽时，才会受到致命的通胀袭击。
但另外还有一个隐伏的困难。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前，为了使预算赤字不要引起通胀，直接税必须与收入同比例的增加。可是资本家宁愿采取购买国家公债的办法，而不愿纳税，因为前者可以赚钱。事实上，在二十世纪晚期的资产阶级社会，逃税是很普遍的现象，因此，预算赤字往往带来公共负债的增加。
偿付这项债务的费用，便吞食了大部份增长的公共开支，因此，一般的情况是：预算赤字的增加并没有同时对就业产生好的效果。相反地，由于靠工资收入的工人负担了大部份的税项，公共负债的增加，便意味将国民收入从工人阶级手上重新分配给资产阶级。
那么，资本家的收入增加是否会激发投资及就业呢？提出这样辩论的，是以“供应”来复苏经济的主张者，他们在三十年代曾反对凯恩斯，他们对里根／撒切尔时期有不少影响。
事实上，这演变的过程并非是自动的。凯恩斯对这问题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资本家没有任何义务要将其额外的收入投资于生产。他们宁愿将收入储蓄或者用作投机，即使他们投资也可能以生产合理化为由削减工作。七十年代的投资主要是这种方式的投资。
实际上，资本家不是为“大众利益”而工作。他们的选择是基于将利润扩至最大限度，由此导致周期性的失业增长与持续的经济危机。当这危机发生时，利润量和利润率都下降。恢复利润是资产阶级绝对优先的工作。增加剥削劳动生产率——即马克思所阐述的剩余价值率——是主要的手段。目前在世界各地实行紧缩政策，并非是偶然的。归根到底，“货币主义者”的紧缩通货和凯恩斯派的通货膨胀是同一倾向的两个变数。
对凯恩斯的政策做出的历史总结是清楚的，最为人寄予厚望的实验——美国罗斯福的新政，结果是失败了，尽管公共开支增加，这政策终于在1938年的危机中完结，当时失业的人数达到一千万。后来大量的重整军备才减少了庞大的失业人口。
这里证实了罗莎·卢森堡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预言，她曾看到军备经济如同一个“替代市场”，就是说，它提供了销售货物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新出路。事实上，军备经费已成为美国1948年以后整个经济扩张的机动力，而且这开支支撑了1950至1970年间的“长期扩张浪潮”，即使以预算赤字及不断的通胀为代价也不顾。
另一个刺激增长的手法是激增信用贷款，这就是说，大公司及富有的家庭增加了负债，即使对相对较低下阶层的人口的小规模信用贷款，自1974～75年衰退后，在美国及欧洲均迅速增加，在整个战后期间，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债海中浮动繁荣。负债以美元计算（除了其他的币值以外）已达到天文数字十万亿之多；而第三世界的负债数目只占这个数字的百分之十五。
负债激增是另一代替市场。负债造成购买力增加，可以有抵消资本主义制度遗留下来的矛盾的效用。但这些好处是有时间限制的；负债增加燃炽了通胀，超过某种程度便开始阻碍而不是帮助扩张了。这说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从长期扩张浪潮到衰退的变迁。
新自由派教条主义者以他们推行“供应”政策和其他以赤字预算创造需求的政策相对比，是很奇怪的。事实上，预算赤字从来没有像在新自由派先锋里根执政时那样高。在很大的程度上而言，撒切尔夫人执政时也是如此，他们破纪录地履行新凯恩斯时的纲领，同时奉行大大相反的信念。
真正争论的问题不是在乎预算赤字的大小，而是它的用途，是哪一社会阶级或社会阶级的主要层份得到利益，以及对整个社会及经济有什么影响。
紧缩政策攻势
从这个观点看来，事实是胜于雄辩的。里根—撒切尔的新凯恩斯主义，连同所谓货币主义规则，已残酷地加强了各地方的紧缩政策攻势，削减了社会经费及基础架构开支；在美国及英国，军费庞大地扩张，在较小程度上日本及德国也是如此。对私营企业的补助增加，失业及社会不平等也激发了。过去二十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失业人口增加了四倍。
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更为灾难性。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学院的经济发展课程，我们都可以获悉到，最有生产性的长期投资是在教育、公共卫生及基础工程的领域。但新自由派的教条主义者则漠视这一基本真理。当他们处理问题时，是从“均衡”的观点出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重建这种均衡。他们最喜爱削减的目标正是教育、医疗保障、社会福利及基础工程。这将无可避免地产生有害的后果，包括对生产力的损害。
这意思是否说社会主义者宁可选择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及不同的福利国家的政纲，而反对有害的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最近提供的政策呢？假如回答是肯定的，也必定是加上很多条件的。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意味在资产阶级社会架构内权力行使及分工有各种不同形式。这就导致与目前拥有经济权力的人，在他们开出的条件下，发生各种形式的社会契约及“合约”。这是纯粹单方面的合约，而且与基本优先解决的如下问题背道而驰：保卫工人目前的利益及追求新社会运动的目标，这种保卫需要保持或夺回工人阶级政治的独立性。
而且，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比诸紧缩通货政策是较小的祸害，主要在于它导致失业减少。但在目前情况下的新凯恩斯主义，则导致失业增加，及越来越多人被推向社会边缘。没有甚么可以阻止新自由派计划实现的“双重社会”，这就是说，一方面是劳动力分工制度化，另方面是最无保障的部份日益被压下去。非政治化及失望的滋长，供给“新法西斯”极右派繁殖基地。
而且，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经营在广大的国际平面上的集中程度，比过去更甚。跨国公司是目前大资本的主要组织形式，不足700个这样的公司控制了大部份的世界市场。面对这些强大的跨国公司，传统的国家架构愈来愈少可能有效实施其完整的经济政策。
国家干涉的衰落
当然，跨国公司并不是大企业唯一的形式。除此之外，本质上的“国家”企业仍然与公营及半公营的企业继续存在。因此，国家在经济的作用还没有降低至零。但在长期的倾向而言，国家有效的经济干涉主义已逐渐趋向衰落了。新自由派思想反攻在很大程度上是这趋向的结果，而非原因。
面对跨国企业的兴起，对于资产阶级中占支配地位的集团，国家已经不再是一个足够的经济手段。但统治阶级需要国家作自卫。他们需要一个国家去保卫他们特殊的利益（包括各种超级国家机构），抵抗外国的竞争者。他们需要国家去承担经济及社会危机，而且当社会政治危机爆发时，需要国家去镇压。
在国家变成较少用途的情形下，他们便致力于创造一个超国家机构去代替。但是，重要的政治、文化及思想的障碍必须要解决，如果后者是承担一个国家的真正标志的话。这证明是比预料更复杂的。因此，欧洲统一仍然停留在一个模糊的主权国家同盟与一个有国家某些特征的欧洲联邦之间，这联邦有同一的货币，中央银行，共同的工业及农业政策，联合的军警部队，最后，有中央政府权力。
这机构体现在统一条例或马亚斯特列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反映出混合的性质。它只是前国家或半国家形式，真正的权力是操在欧洲共同体的内阁，就是说，在12个有关的政府手中，真正放弃主权的很少。
《马约》要求各联邦国的预算赤字减少至全国生产总值百分之三，以求货币稳定。至1996年，甚至1997或98年，很少国家能够达到这目标，这是否意指一个“五国欧洲”呢？这机构决不是如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自称能顺利进行的。
除此之外，还有爆炸性的因素：所谓“预算稳定”对整个经济，特别是对就业产生的中期效果。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机密记录，这情况很坏，其他几个研究亦得到同样的结论。
仅从《马约》是为加强紧缩政策做准备这一事实，就足够使工人运动及左派反对派这个协定。但我们不应被这愚弄，在“预算纪律”的掩护下，《马约》没有提供什么，而只是继续及加强紧缩政策的借口，这个紧缩政策，有关的各国政府已经现在实行了。因此反对这些政策是要超越《马约》范围以外的。
【译自《国际观点》235期92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