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理解托洛茨基──论布鲁耶
曼德尔
郑超麟 译
（曼德尔评布鲁耶的托洛茨基传记）
一
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人，世界上是没有的。托洛茨基在分析政治局势时，特别在作出政治决策时，不止一次犯了错识，正如在他以前，列宁、卢森堡、恩格斯、马克思也犯过错误一样。他的护身甲有缺陷。正如所有男人和女人，他们的护身甲都有缺陷，不过他的护身甲仍就是金子一般光耀的，令人钦佩，以后还要令许多世代的政治活动家、知识份子以及普通的读者钦佩他。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现在从布鲁耶所写的传记中,大踏步走出来了，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富于吸引力的人，——比较他的敌人和他的崇拜者所传说的更加富于吸引力。他决不是他的朋友卢那察尔斯基所描绘的那种目空一切的傲慢的严厉的领袖,固然他一天到晚忙于政治的组织的工作。托洛茨基是很富有感情的，时常倾向于迁就,他的保留姿态能够表达他的深刻的感情。他能够同广大群众交流感情，这种能力,在本世纪中是很少人可以匹敌的。但他也能够赢得和保持着私人的友谊和感情。例如，大家知道的他和拉可夫斯基的关系。
同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一般,他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政治和经济方面,而是十分广泛的.他精通文学，哲学，历史，自然科学，军事学，技术学和绘画。马克思最喜欢的一个拉丁格言，即说：“我是人，我有一切的人性。”——这个格言无疑适用于托洛茨基。布鲁耶这本著作的一个次要的优点，就是突出托洛茨基的深刻的人性，使之为读者所知晓。
二
同列宁比较起来，托洛茨基在策略方面和政治方面稍逊。列宁是天生的领袖，善于以自己为中心团结一大群能干的合作者，既能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又能把他们融合为一个日益增加效力的整体，他能够成功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党，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则是最勇敢的革命理论家和战略家。二十世纪工人运动中没有人能够同他匹敌的。即使今天看来，他一九０六年写的《总结与前瞻》一书,其分析也是令人惊叹的。本世纪的全部历史都概括在这个分析中了。
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惟有托洛茨基预见 到在帝国主义支配的轮廓下，不平衡的配合发展律的作用，使得无产阶级能够领导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我们今天可以说，这是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这革命不是发生在工业最发展的而无产阶级数量又比他处更多、文化又比他处更高的国家，而是发生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在俄国，无产阶级政治上是最进步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是最有利于它的，特别由于那里的统治阶级是软弱和腐败的。这个胜利将能触发国际革命的过程，以此克服最前进的工业国家中工人运动的弱点。如果没有国际革命接踵而起，那么无产阶级政权在俄国长期保存事实上就是不可能的。我们看见，最近七十年来，革命的成功和革命的悲剧都符合于托洛茨基的预见。
然而第一个国际革命浪潮失败的结果，俄国无产阶级政权却不是因资本主义复辟而丧失，而是被官僚群篡夺去的，——这一点，托洛茨基在一九０六年却未曾预见到。他到一九二二年才感觉到了，列宁也是此时感觉到的。所以“热月反动”的意识萦绕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和行动达十五年长久，如果不说一直萦绕他到他被斯大林派遣的凶手刺杀了时候。
但正如一九０六年早已预见十月胜利一样，又如后来扩大应用不断革命战略于所有较落后的国家一样，“热月反动”的意识也不是从法国革命移植到俄国革命的一种概念。这概念所以有意义，只是由于历史已经国际化了，因为阶级斗争也国际化了，这国际化是帝国主义时代所造成的。
俄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已因内战失败而粉碎了，它的一切野心和意向都消失了。它不能夺回政权。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只能从十月革命所创立的新社会萌发出来，这种力量只能依靠勾结帝国主义和完全依赖帝国主义才能赢得胜利，可是，帝国主义，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陷于深沉的无可救药的危机，工业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此起彼伏的斗争浪潮冲击了它，严重的经济危机冲击了它，日重一日的相互斗争冲击了它，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不断的反抗也冲击了它。
十月革命的尚未丧失的胜利品，可见其命运是必然联系于阶级斗争的胜负的——更恰切地说，是联系于世界规模的一切社会政治斗争。“热月反动”问题是同世界的革命和反革命的过程分不开的。事实上，在共产党领导人中，惟有托洛茨基早在一九二三年就懂得这个道理。布鲁耶的书，其主题之一就是指出这个事实，托洛茨基晚年如此重视建立第四国际，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如此，一九二三年一九三三年之间，苏联“热月反动”的意义和内容仍是俄国各派共产党人之间内部斗争的中心问题。对此，布鲁耶的书提供我们比多依彻的三部曲更多的细节，更多的重要结论。
左派反对派，从一九二三年起，就正确地认识到：党和国家有官僚主义变质之危险。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劳动阶级的办事员，如果专职做办事员，就有可能变成压迫者，压迫劳动阶级。这话果然应验了，托洛茨基因之能够概括为一个公式，即说：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被剥夺了！（如此又在经济上产生许多后果）。
可是，这样一种反革命，并非社会的反革命，即不是复辟资本主义，正如法国的“热月反动”并非简单复辟革命前的旧制度一样（旧制度是半封建的贵族当权，是专制君主制）。这是一种政治的反革命，是以胜利的革命所建立的一个社会为基础的。
这两种反革命的区别，反对派在斗争初期并未认识清楚，反对派的领导人中，很多人认为“热月反动”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或者至少过分机械的将此二者相提并论。当时的斗争有三条战线：一，反对官僚，二，反对耐普曼（Nepman）（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中间商），三，反对富农。当斯大林及其一伙人一九二九年突然进行极左的转折，即在农村强迫集体化，在城市疯狂工业化，此时反对派就面临严峻的考验了。一部份领导人，先是皮亚塔可夫，后是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史米尔加，和拉狄克，认为这个转折就是，至少部分地是， 证明反对派主张是正确的。这些人以此为藉口，替自己投降斯大林作辩护。反对派的另一部分人则坚持无产阶级的反官僚的国际主义的基本立场，在托洛茨基领导下，继续进行他们的反对“热月反动”的斗争。他们就需要进一步清楚苏联“热月反动”的含义了。布鲁耶的书于是引导我们一步深一步地追随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在这方面思想的的发展。这是他这本著作的最重要的部分。
多依彻的书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迟疑不决的互相矛盾的分析，是经不起全面的历史的检查的。多依撤记述那个强迫的集体化，称之为“自上而下的革命”。既然在此以前，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反革命，那么这件事情怎么能够称为“革命”呢？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对这件事情有中肯的分析，而他的一般分析又为苏联今天改革的激进批评所更加尖刻地证实了。法国工业的大发展是雅可宾党奠立基础的，但直到拿破仑执政府和帝国时代才真正开始发展。难道可以根据这点称拿破仑时代为“第二次革命”么？苏联的几次五年计划，究竟是十月革命的产物呢，还是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呢？
今天，我们能够作出最后的结论了，对这个问题不会有大的争论。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九年这个时期内一切积极的建设都是十月革命的产物；至于那些大量屠杀，饥荒，贫困，压迫，浪费，歧视，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现象，则都是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官僚独裁和某一社会阶层政权的产物。多依彻严重低估了这一切。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是不能为这一切灾难分担责任的。我们不能不同托洛茨基和托派那样不懈地进行反对这些罪恶的斗争。
那个在俄国获得胜利的政治反革命，只能靠政治革命去推翻。可是历来都有一种争论，关于官僚统治能不能自己改革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布鲁耶反对多依彻，一般说来是对的，人们引证历史上的先例，称之为“自上而下的革命”，如奥地利皇帝约瑟第二和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第二，可是事实说明这一类先例是不彻底的，是没有完全肃清旧制度的。要保障进步，就必须完全肃清旧制度。这一类所谓“革命”可以释放进步的力量，但其本身的功能则是要进行某种改良以阻止人民革命的爆发。正是因为它们不能像真正的人民革命那样彻底，所以它们总是拖了人民的后腿（有时也会促成人民革命的发展）。但长久下去，它们还是不能阻止人民革命的。对于亚历山大第二或俾斯麦来说也如此，对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说来也将是如此，——不管后二事与历史上的先例之间有多少差异。
必须理解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群众斗争二者之间的特殊辩证法，对于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说来，这个辩证法还更加重要，更加适用。官僚群不是一个阶级，不像奥地利的在宫廷供职的贵族，也不象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在无产阶级具有巨大的社会经济潜力的苏联，是不能与历史先例中人民群众在社会内所占地位相比的，因此这个辩证法更加应当强调其重要。如果布鲁耶能够把这一点说清楚，那是很有用的。
三
不管多依彻的三部曲有多少弱点（这部会获得的读者远还多于布鲁耶书所要获得的），它却建立了一项历史功绩，即它打破了缄默和诽谤的封锁圈，——那是斯大林派和资产阶级历史家以及同路人和各派机会主义者，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在这位十月革命领导人和红军创建人周围所建立的墙垣。对于人数不多的托派及其周围的同情者来说，这部三部曲显然是不需要的。但在他们以外这部书却成为一条道路，引导几十万读者走向真理。多依彻的书，远非布鲁耶在某一点上所暗示的，是辩护斯大林。它是在这部分世界舆论中打破斯大林神秘化的一个阶段。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大会的秘密报告，也可以这样评价。把赫鲁晓夫报告看作“巧妙的辩护斯大林”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历史的盲目。对于全世界几百万共产党员来说，赫鲁晓夫报告表示斯大林崇拜已经结束，而非巧妙地继续保持他的权威。那时，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也是这样看的，连最坚决拥护斯大林的人也懂得这一点。
布鲁耶企图把他对于多依彻的批评系统化。这个企图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不公平的。他的书中有二章含有这种批评。其中都是议论一九二０年和一九二一年事件的。一章名为《革命的危机》，一章名为《退却》，在此二章中，都是蓄意写成片面的争论。我们完全同意于布鲁耶对于克朗斯塔特事件的判断，这判断有帝国主义档案库中的文件为根据。不过托洛茨基当时自己不知道这些文件。但多依彻对于一九二一年悲剧，对于革命中这个发生转折的一年的解释，是远胜于布鲁耶的。
历史的背景，大家都知道：那时，生产发生灾难性的低落，饥荒，无产阶级数量锐减，西方第一次革命浪潮低落，同时白军在内战中遭受确定性的失败，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也结束了。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组织退却，并在共产国际内采取反对极左冒险主义和反对季米诺维埃夫和布哈林所主张的“进攻”，为了抵制这种倾向，列宁和托洛茨基便主张一种统一政策给共产党人一条路线，要他们在进行任何夺取政权的斗争以前先去做群众工作，争取多数，这一切是合符逻辑的，首尾一贯的，建立在正确理解现实的基础上的。当时，社会力量的对比要求这样做，客观的形势也按这个方向走去，布鲁耶（同多依彻一样）正确地说明了这一切。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布尔什维克党却不合逻辑地，绝对没有根据地改变了他们对于在俄国行使政权的态度。他们本来应当说：内战已经过去了，阶级敌人已受到致命打击，不能很快复原的，现在我们必须果断地扩大民主，特别在党内，在工会内，在苏维埃内扩大民主。但他们不这样说，布尔什维克党中多数的人，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反而转到相反的方向去，说道：内战既然过去了，无产阶级的毅力和动向将与其理想和使命一同发挥出来。如此，如果我们经济上的退却之后再来政治上的退却，那就有致命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加强纪律，加强自上而下的控制，加强集中制，政治的民主必须大大的缩小。
不仅如此，这种分析还被用为一种楷模，或宁可说一种根据，以此成立一个公式，即说：经济放松的时候必须配以政治紧缩，这种公式流行了几十年，使得西方自由派的教条主义者一切预见和预言都流于破产。
上面那个分析，事实上是错误的，这个分析导致了灾难性的政治结论。如果说，耐普曼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威胁更大于高尔恰克或威郎格尔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威胁的道理，难于证明的话，那么我们更难于证明：一个劳动阶级，不能参加政治决策，而日益退居于消极支持政府机构的地位的，反而比较能够积极自觉进行斗争反对明的和暗的反革命的更加有力量。此外，在那种经济形势之下，布尔什维克党也应知道，最大的危险不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而是劳动阶级的远离政治和消极，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引致了政治反革命，引致了“热月反动”。
革命的升起和降落，最后分析起来，是受社会力量的对比所决定的。而非受两大政治阵营中发生甚么事情所决定的。在此力量对比中，劳动阶级内部发生了甚么事情，同资产阶级及其盟友内部发生的事情比较起来，即使不是更重要的，至少也是同样重要的。
在工人阶级遭遇物质大困难的时期内，如此加强党政机关的权力和发号施令的手段，为此缩小和最后取消工人的民主，那就是等于促成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锐减和政治作用的缩小，因而改变了社会力量的对比，而不利于工人阶级。托洛茨基和列宁在一九二一年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一年以后，他们就懂得这个道理了。但在这一年之内已经造成损害了（我们还不能说这损害是不可补偿的）。一党制已经确立了。一党内部已经禁止派别活动了，党内无派几乎是党外无党的必然结果。因为党内每个派别都是潜在的第二党。斯大林做了这唯一党的总书记。党机关同时异常迅速地增长起来——十月革命后专职做党务工作的只有几百个人，到了一九二二年八月间已有一万五千人了。
多依彻的书有一件功绩，即是说明了这个转折点具有彻底的决定的性质。布鲁耶的书却未曾反映这一点，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明白承认这一点。在一段重要的自我批评中，他以如下的话说到他的政治生活：
“禁止了反对派，势必至禁止自己党内的派别；禁止了党内的派别，最终也要宣布党的领袖是不会错误的而禁止党内不同于领袖的思想。如此由警察制造出来的清一色的党必然导致官僚无罪论。这就是一切践踏法律和贪污腐化的源泉。”
世界上，像多依彻那样的作家，在他的书中独辟专章写出那种机制，而其分析现在又为历史所证实，并为苏联好多人所承认（虽然布鲁耶尚未承认），那样一个作家怎么会被指责巧妙地替斯大林辩护呢？显然这个指责是不能成立的。
此外还有一种议论，大意如下：在一九二一年，在禁止异党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固然同样犯政治上的错误，斯大林做党的总书记固然事实上是列宁任命的，但这个时候托洛茨基比列宁更应当受谴责，因为这个时候他在工会问题上采取了反民主的立场。他这样做，就是替斯大林开辟道路。斯大林做了总书记，就是表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联盟在工会问题上失败以后，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克勒斯廷斯基和塞勒布里亚可夫三人退出书记处，这三人是拥护托洛茨基的。
可是，这里，我们必须纠正一般人对于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的片面判断。在这个问题上，布鲁耶接受了多依彻的不完全的立场。事实上，工会问题，如一九二０年所讨论的，并不能简单化为工会离开国家而独立（相对的）的问题，或者工人阶级对于工业管理人保持自治活动的问题，（工业管理人是愈来愈加官僚化了的）。如果简单在这个问题上来讨论，那么列宁是对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是错的。但工会问题是包含着管理问题，谁来管理工业呢？
在工会问题这一方面，列宁主张一长制，工厂完全由厂长管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没有明白提出工会自己管理的问题（工人反对派则是主张工会管理，如正式党纲那样说的），他们在文件中提出了一些决定性的建议，布鲁耶，同多依彻一样，未曾引用这些建议，或者未曾注意到这些建议， 我们在一九五五年已经提到这些建议了。（注1）
从以后的事实回头起来，可以明白，简单地依靠工会自治来抵制厂长是无法阻止官僚化的。那些厂长都是脱离了生产群众的官僚。反对官僚的斗争，必须在三条战线上进行：（一）保卫工人的直接经济利益；（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在工人人阶级内和在苏维埃内）；（三）立法，即规定工人管理工厂和整个经济。至少对于最后一点，托洛茨基一九二０年是走在列宁前面的。
四
布鲁耶在多党制和一九二一年转折点的中心问题上迟疑不决，这事特别令人惊讶。因为他的书中特别贡献之一正是提出了托洛茨基思想上和行动上一个特点，即托洛茨基一贯不妥协地坚持工人阶级有自我活动的能力和自我组织的能力。
托洛茨基从一九０五——０六年起，就是论述苏维埃组织的第一个理论家。他当时甚至预见到，下次俄国革命中苏维埃将在全俄各地兴起。列宁直到一九一七年著作《国家与革命》时候，才接受了这个也是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思想。共产国际直至一九一九——二０年才普遍化了这个思想。从此，这个思想就成为普遍的原则，适用于全世界上一切以无产阶级性质为主的革命。卢森堡、葛兰西及其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０年间，又对这个思想进一步发挥，托洛茨基则是早于一九０六年破天荒地就在理论上提出这个思想了。
托洛茨基本是工人阶级自我组织论的理论家及其实际行动的领导人，他便须进一步去完善他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思想，尤其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０年以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确定分裂时候，更必须如此做，列宁也是在为统一战线而斗争时沿着这条道路走去的，他先发表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左倾幼稚病》的著作，接着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大会。托洛茨基的思想则更加准确地集中在工人运动问题，由此形成了一种理论，认为工人运动是一个包括矛盾的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一方面有政治的分化，有冲突，有时还有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则反映阶级的团结，共同的斗争，一致的行动，反对阶级敌人和共同危险，追求共同的利益。这个情况如果从经济观点看来是对的，从单一的总工会组织得到了完全证实的，那么从政治的平面看来也同样是对的。
托洛茨基对于法西斯的分析，他估计工人统一战线在阻止德国法西斯兴起有重大作用，他的几项策略建议，他的不懈努力，警告希特勒上台对于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将构成精神上的危险，——这一切都是托洛茨基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最光辉的贡献。在这个问题上，布鲁耶搜集到了很丰富的资料。托洛茨基对法西斯的攻击，乃是他的工人阶级自我组织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通过他这一部分的理论，我们可以理解，苏维埃（工人代表会议）为什么既是工人阶级统一斗争最有效的最自然的武器，又是工人阶级实施政权的最有效的武器。托洛茨基在其搏斗中，我们往往看见他提出惊人的见解，其中之一是他能预言（布鲁耶此处用的是PREDICAT他不爱用PROPHETIC，因为PROPHETIC带有宗教的色彩，而托洛茨基的预言则是科学分析和直觉相结合的）托洛茨基在多年以前就已预言：西班牙将出现苏维埃，初时是反法西斯民兵会议的形式。一九三六年，西班牙果真出现了这样的苏维埃组织。
托洛茨基的一切政治活动，当然以工人自我组织论为核心，但他有弱点，并不能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个原则。例如，一九二一年，他就违反了这个原则，此外，据布鲁耶记载，托洛茨基同列宁一样，一九一０年竟站在考茨基一边反对卢森堡。当时，卢森堡主张群众政治罢工。卢森堡如果成功，那么对于整个工人运动和德国阶级斗争说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问题是密切联系于工人阶级自我行动和自我组织问题的。
历史证实，工人的“平均”阶级意识是多分联系于他们的具体斗争经验，因之又联系于他们亲身经历的斗争的具体形式的。布鲁耶如果能更加强调这一点，那就更有用了。
我们应当感谢布鲁耶，他有勇气敢于闯入，至少部分地闯入那个禁区。我们队伍中人至今还不敢涉足这个禁区里。这就是托洛茨基基年轻时写的《我们的政治任务》，这本书是瑕瑜互见的。列宁认为这是一本坏书。然而，正如某些历史家那样在其中寻觅斯大林主义的种子。党和苏维埃官僚化的种子。结果只是嘲笑那个历时二十年的，产生斯大林主义的完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三次革命和二次反革命，包含了几百万男女的进攻和退守，包含了巨大社会力量之间的各种不同的对比，也包含了这些力量对比对于包含列宁在内的领导人的思想的反映。那些历史家那样做，是走错了路的，因为《我们的政治任务》正是一本向那种官僚化宣战的书。
很难否认，一九０五年——０七年的列宁或一九一七——一九年的列宁曾经修改了他在《怎么办》一书中所作的某些论断，对于职业的革命家应当具有的“雅可宾党人”的彻底的集中的领导作用。他原来沿着一个方向走得太远了，一经觉察，就迅速通过其他道路退回来。我们特别在他写的《十二年来》论文集的序言中看见他主张最广泛地实行民主原则，主张实行领导人选举制，主张在合法的群众的党内进行公开辩论。他在更高的理论平面上说道：
“当然，成功（按指职业的革命家的党的成功）的第一个根源在于工人阶级由于客观的经济的原因有一点与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其他的阶级不同，即是工人阶级以其最优秀的分子组成社会民主党（按：指马克思主义的党）却有极大的本事自己组织起来。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那么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就将是一种儿戏，一种冒险，一种纯粹招牌。我的《怎么办》一书中不止一次强调说：职业革命组织能够存在的唯一原因就在于他同那个即将自发投入战斗的真正革命的阶级发生联系。（《列宁全集》第13卷）
这里引来的列宁的话，其中虽然发生“联系”一语还可继续发挥，但我们已可视为正确表达先锋队组织（作为一种完成特殊任务的组织），群众自发性和工人阶级自我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了。
说了以上这一些之后，我们就可以评估《我们的政治任务》这本书了。这本书不过是一种关心和警告，防止民主集中制的两大成分之一在党内片面地发展起来，在理论上，尤其在实践上，更尤其在党行使国家政权，而群众的自我行动又陷于衰退的时候。布鲁耶作了一件好事：他阐明了这本书的意义，于是打开了禁区。
我们的结论是不说自明的：真正的工人阶级自我组织，即具有真实权力，包含全体工人阶级（至少其中大多数）在内的苏维埃网络——只有在多党制基础上才能实现。
这个结论不仅仅因为工人阶级总是追随不同的党派和不同的政治潮流的事实而证明是正确的。禁止工人跟随它们走，这并不同于限制资产阶级或帝国主义的权力和势力；宁可说这是打击工人阶级一大部分人的权利和他们的政治创意力。没有自由的政治辩护和斗争，工人阶级的政治教育和活动就将迅速变质，那时工人就将普遍消极，跟随你走，然后表现官僚式的服从，群众的智慧于是低落下来，最后万事不关心，到处说假话取代了那种活生生的工人民主。
伟大的卢森堡最早预见到这种道理，那时她还在热烈拥护俄国革命哩。她还未曾看见一九一八——二０年的内战情况哩。从一九二一年起，她的警告（在她被残暴杀死以前三年所作的报告）就逐步显示出来，而且为历史经验所证实了。
她说：
“如果政治生活在全国范围之内被窒息了，那时苏维埃就必然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无限制的集会权利，没有各种思想的自由斗争，那么生活就要枯萎，各种公共事业就会变得有气无力，而社会上只剩下一个官僚主义是生动活泼的。”（卢森堡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写的《俄国革命》，见一九六九年巴黎版）
五
布鲁耶的书帮助我们去回答一个问题，这是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四０年时期中苏联历史上的问题，历史家和青年人都要提出来的，更不用说工人先锋队了。苏联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们怎样解释斯大林如此刻毒仇恨，如此凶残迫害托洛茨基，他的家族和他的朋友呢？
我们可以撇开事情的纯粹心理方面，如私人敌对、妒忌、羡慕、知识自卑感、强烈的犯罪惑、局部的疯狂发展为全面的骇人的疯狂。这一切都是事实，但这一切都绝对不足够拿来解释为甚么具有这种心理的个人，能够在这样一个从伟大的革命产生出来的大国中发泄他的疯狂到了近于不受限制的程度呢?在这样一个大国，获得了这样一个革命的经验,不仅释放了经济上的潜力,而且提高了几百万人精神上和文化上的素质。
要作出一种更加符合科学的，更加首尾一贯的解释，那就是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场大戏的二个敌对主角的政治作用上，把他们看作二种敌对的社会势力的代表，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不同的传统和不同的价值：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一个是代表官僚的。
斯大林的仇恨，长久以来就是官僚中一大部分人的共同仇恨。托洛茨基的反官僚的斗争，在一大部分的工人先锋队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差不多全体的老布尔什维克，也不同程度地和不同时期地（这是悲剧），认为正确。这里说的老布尔什维克，包含那些起初拥护斯大林的人在内。
权力积累起来，渐渐集中于个人手里了，“热月反动”又导致拿破仑主义和斯大林专政了，于是残存的事物或残存的人，凡沾染了十月革命的纲领或思想的，甚至凡沾染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人类的传统的，都为那些服务和鼓吹政治反革命的人所憎恨，既然这是一场政治的而非社会的反革命，它同马克思和列宁相联系的那条胶带是不能剪断，于是这个制度便披挂了奇形怪状的“马列主义”的外套，自命为一种传统的合法继承者，而其实它是日复一日践踏这种传统的，所以它并不满足于仅仅消灭那些反对它的主要人物，凡潜在反对它的人都必须被它迫得不敢说话。
在这些反对者当中，惟有托洛茨基坚持说话，不仅攻击斯大林主义，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传统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官僚专政。这样一来，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制度的主要敌人了。他的著作挖掉了这个制度的地基，虽然只是在理论上挖掉它。为此原故，招来了系统性的迫害，人家决意要全盘抹煞托洛茨基的事业和思想。这是符合于几万人组成一大群特权者的自我保卫和自我辩护之本能的。斯大林不过是这一大群罪犯中最有效力和最无廉耻的刽子手而已。这个解释是比较前面的解释更能令人信服的。
但这个解释仍旧是不够的。一般对官僚层来说，特殊对斯大林来说，如果我们把他们看作害怕思想，害怕纲领，害怕揭发，害怕批评的分析，甚至把他们看作需要自我辩护，那就未免太恭维他们了，这一切在他们迫害托洛茨基，托派以及后来全体布尔什维克党上面，当然发生了作用，但除此以外还有原因。
托洛茨基和反对派中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其所以被斯大林和官僚群视为“第一号人民公敌”，乃是因为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能够坚定地将对斯大林、斯大林派，以及对官僚群批评和揭发化为针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个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受过教育的，又在革命的时代中受过二种活动经验所锻炼的，这就是在一九０五年以前和一九０七年至一九一三年之间，学会了结成小团体的活动；以及在一九二八或一九三二年，学会了窥测工人活动的微弱的信号。他们学会了怎样去参加和影响那些微不足道的斗争。他们学会了地下组织的艺术，耐心地建立联系，那怕一个工厂中只有二个反对派工人，或一个大学中只有三个同情的学生，或只有二百个工人提出抗议，或一个极小规模的罢工。
斯大林也是经过这种活动的，他也知道这种活动的方法，因此害怕托洛茨基和布尔雪维克会采用当初反对沙皇而得成功的手段来反对他。他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实行妥协，例如他对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的几批投降派实行妥协，但他无法对那些在工人和青年之中进行宣传和鼓动的人实行妥协。
他的想法并没有错，至少从历史的观点看来没有错。试想一想，在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的革命中和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中，如果当时有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组织在那里活动，结果将会怎样呢？即使他们只有一千人，即使没有托洛茨基在他们背后，他们也不仅能够代表本国的共产主义传统，并使之具体化，而且能够在最近十至十五年中同人民一起提出抗议，同工人一起提出要求。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是否存在于苏联，是关系于官僚专政能否长期存在下去的。由此可见，斯大林仇恨和迫害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并非仅仅仇恨和迫害思想上的敌人；他仇恨和迫害的，是这样一派共产主义者，唯有他们能够帮助苏联工人阶级去挖掉官僚特权和政权的基地而推翻之。
托洛茨基身上，那些被斯大林和官僚所仇恨的品质，正是今后苏联工人和青年所要欢迎的和仿效的品质，这就是：不屈不挠地保卫工人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进行斗争反对官僚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民主；反对社会的不平等，反对特权；反对不受约束的权力；反对不公平；拥护妇女，青年，少数民族的权利；反对歧视和压迫。布鲁耶帮助我们回头跟着托洛茨基一起生活，熟悉他的日常生活细节，一年复一年，一月复一月生活下去。由此，我们知道了托洛茨基被开除出苏共以后作为反对派的倡议者和领导者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方面。这是这本名贵传记的最大贡献之一。感谢布鲁耶的努力，托洛茨基才能成为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完整的政治组织的记述，并非过分地以托洛茨基为中心的个人传记。
这本书不仅写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塞道夫，其中还写了许许多多突出的活动家，他们都给布鲁耶写活了，布鲁耶给他们每个人以姓名和政治地位，他们都是本世纪中最纯粹的英雄男女。他们从不屈服，从不把一切归于宿命。他们始终保持信心，坚信这场噩梦终有完结的一天，他们全体被杀死了。据一个目击者说：他们像大树那样倒下去，一面咒诅斯大林，一面呼喊苏维埃政权万岁，世界革命万岁。我们要以有他们而自豪。将来，所有的苏联工人都要以有他们而自豪。有了他们，一切派别中唯独我们可以坦然面对苏联人民而无愧色，无犯罪感无迷惑感。这些英雄保全了共产主义的荣誉和完整。
不幸的布哈林，在莫斯科第二次审判中面对“法官”作了最后的发言，他说：真的，应当做托洛茨基所建议和作出的一切，他这话也许含有某种婉惜之意，是的，应当像托洛茨基那样不倦地斗争，以求解放苏联的工人阶级，使之在本世纪的子夜摆脱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恐怖。感谢布鲁耶写这本书，当代千万人得以更明白懂得这个道理。而且懂得我们的事业并未丧失。
六
布鲁耶这本书包含了半个世纪的世界历史。书中当然不能说尽一切事情。我们当然有自己的想法，认为某些地方可以进一步发挥，某些地方应当删去，某些地方应当补入。
我们婉惜，布鲁耶没有提到托洛茨基分析美国黑人问题时所起的先驱者作用。（注2）我们也婉惜他没有提到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者之中唯有托洛茨基曾于一九三八年预言：如果爆发新的世界战争，欧洲一切犹太人就有肉体被消灭的危险。他也没有提到斯大林主义的第一个政治失败，即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受审判时，起初被控告为同佛郎哥合作的罪名（这是无耻的诽谤）最后却被定罪为企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婉惜，布鲁耶强调了巴多夫斯基同志五十年代向波兰输入托洛茨基思想的作用以后，却没有提到我们的彼得·乌尔同志的作用。他是捷克反对派中最可尊敬的同志，为他的托洛茨基主义继续受官僚的攻击，而且在斯大林的监狱中坐了六年。
我们特别惊讶，布鲁耶那样处理托洛茨基平反的问题，以及正在进行中的要求平反运动，——不仅西方新闻记者当作头条新闻来写，而且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重要派别也在进行。
我们从来不要求苏联政府——它是官僚层的政治代表——在政治上给托洛茨基平反，我们从来不承认它有资格做这事情。托洛茨基的政治作用和他的思想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苏联和国际的工人阶级有资格判断。我们从不怀疑他们的判断最后将为苏联共产党所接受。
另一方面，我们要求过在法律上给托洛茨基平反，我们还须继续这样要求，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里昂·塞道夫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被检查官和审判官控告为犯有骇人听闻的罪，而且被缺席判决为犯了这些罪。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判决书中重申了第一次的判决。这就是托洛茨基被宣布为“人民公敌”，他的著作被禁止在苏联流通的法律根据。
现在，苏联的最高法院已经庄严地撤消这三次莫斯科审判的判决书了。苏联最高法院已经给那些根据完全伪造的证据而被判刑的老布尔什维克平反了。托洛茨基难道是例外么？在这个时候，除此之外还有甚么方式在法律上给托洛斯基平反呢？
所以托洛茨基法律上平反的问题应当在更直接的政治平面上提出来。苏联万千勇敢的男女正在进行运动，要求法律上给所有在斯大林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包括托洛茨基在内，支持这样一个斗争，难道不是我们的起码的国际主义责任么？布鲁耶多半已经改变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如果他尚未改变，那么希望不久之后他会改变。
但以上说的几点都不能改变我们对于这本书的总评价。这是一本大书，因为它是客观的，能感动人的，学识渊博的，它作出了我们同意的结论，现在和将来，它都是不可缺的工具，用来教育干部和吸收同情者，我们还须等待很长时间才会看到另外一本更好的托洛茨基传，——也许要等待到苏联所有档案都开放的时候，甚至在开放了一段时间以后。
（注1）） 见恩格斯特·杰尔曼（Ernest Germain）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端（一九二０——二一年）》发表于一九五五年第一期《第四国际》。
（注2）） 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正确地强调了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上的贡献。他阐明了美国革命者的政治任务的中心方面。见印度巴罗达出版的《无产阶级政治》一九八０年第1/2期上发表的乔治·诺瓦克的文章《托洛茨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同一篇文章中，作者也简单明了地介绍了托洛茨基第一次提出的不平衡的配合的发展律并为不断革命论作辩护；不断革命论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乔治·布莱曼（George Breitman）又更详细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美国黑人问题的思想。
原载英国刊物Socialist Outlook， 1989年17期，页13-20。是对1988年出版的布鲁耶的法文《托洛茨基传》(Trotsky / Pierre Broué, Paris, 1988)的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