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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和苏联危机
曼德尔
（一九八九年四月三日）
自从官僚层篡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以来，苏联将于三月二十六日第一次举行具有一些民主选择的选举。
这个选举新的人民代表大会措施，是官僚层要重新获得某些合法性和更大政治活动范围的最新一次尝试。这是在东欧几个国家所追循的重新调整政策的一部分。
这篇文章要从更大的角度来讨论这些选举。东欧现在正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无可比拟的危机所震撼。这个危机在罗马尼亚最严重。但是，除了有关于少数的匈牙利民族的问题以外，修西斯古的镇压掩蔽了这个危机的政治的一面。在东德，由于生活水平比较高，危机还没有公开暴露出来。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相对安定绝对不会维持长久的。
在其它的东欧国家，包括苏联在内，我们看见了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辩证的结合。我们在一方面看见人民的主要部分的政治觉醒，在另一方面则看见惊惶失措的官僚统治层，不但企图同化政治的反对力量，而且想从这个危急的局势中找出一个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法。这个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法，就是以取消工人阶级的社会成果为代价，不但向世界市场打开更广阔的大门，而且尽量地加重私有部分在经济中的份量。所有这些发展，正引起工人阶级和青年群众，对自由派官僚份子所提供的解决方法产生愈来愈大的反感。
这个过程是很难了解的，除非将它放在国际背景中来观察。这个国际背景有以下几项：国际货币基金要求还债，而且要求债务国采取紧缩政策，来作为答应新借款的条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在东欧国家引起很大的反响，使得这些国家的人民愈来愈不能忍受新斯大林主义的政权；其中某些国家所实施的政治改革对其它还没有采纳改革的国家所产生的反响；所有这些运动对苏联和苏联机构本身所发生的冲击。
我们能够说，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雅尔达会议所形成的欧洲将要不再存在吗？
无论如何，从苏联目前的舆论看来，像苏联在1968年的捷克所发动的那种军事干涉似乎不会发生，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一个反戈尔巴乔夫的“国际阵线”。这个“国际阵线”包括东欧的“保守”力量（罗马尼亚、捷克、东德、波兰和匈牙利的新斯大林主义少数派）以及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对改革和开放不太热心的共产党。
与表面的印象不同。欧洲资产阶级对东欧国家的不安定也不太高兴。它没有希望使东欧恢复资本主义。它顶多只希望欧洲在军事上“芬兰化”，那就是：苏联军队从一些国家（除东德外）撤退。在另一方面，它却非常担忧东欧危机的“不安定”对西欧国家产生的影响。
我们可从两个方面来看“政治改革”。在另一方面，匈牙利政府虽然承认一个以上的政党，但却规定这些党要与共产党保持连带关系。而共产党本身正在产生内部分歧。另一方面，反对力量也开始分化，其中崛起了一支工人阶级力量；这支力量，准备要在不向改良主义的渐进政策投降或者与官僚层订立社会契约的情况下，保正工人的眼前利益。
官僚层要面对以下的愈来愈充满爆炸性的局面：
南斯拉夫发生了一连串的罢工。其中以柯索伏区矿工的罢工为最急进。
波兰也发生罢工浪潮。罢工也是由少数民族所支持的，其中最坚决的是由年青人所领导。
匈牙利不但出现了独立工会，而且出现了独立的青年组织。
积极主张使用市场机制的官僚们，如波兰总理拉可夫斯基和南斯拉夫的政府首脑，都责备工人在商议“改革”的时候，发动罢工，使政治局势“不安定”。但是，真正的造成“不安定”人却是统治者自己。在商议“改革”当中，他们继续宣布物品加价，以及关闭工人力量强大的工厂。这些都是向工人的挑衅。
当被贫穷驱到绝境的工人们以罢工和游行来表示他们的不满时，波兰和南斯拉夫的总理却宣布，他们一定要以镇压行动来维持“安定”。他们派警察去殴打工人，攻击罢工者，逮捕工人活动分子。
他们说，反对过多求援于市场机制的人，就是主张束缚社会发展的人。他们以上的那些行动，显然证明这个论点的虚伪。（无论如何，在物资充裕的社会到来以前，农业和服务业方面之采用市场关系，是纠正计划分配资源的误差所不可避免的）。
真理刚好相反的。不管指令的社会是由官僚、经理或者所谓专家来管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这种指令的社会。他们反对一方面叫某些人“致富”，另方面却用警棍阻止其他的人——大多数人民——保卫他们自己的低下购买力。他们认为，以这种方法来“解决”危机，是很不公道的。
这种不公道的措施并不是基于“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些“客观的经济规律”背后，是不同的社会力量（工人、农民、官僚层、私人企业家）的不同利益作出对社会优先次序的选择。官僚层说，克服浪费和生产停滞的唯一方法是降低工资和以失业的威胁来贯彻“多工作少拿钱”的原则。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提出不影响工资和充分就业而改变经济停滞的以下办法：
首先，应该用普遍的、公开的、民主的方法来修改计划。在计划修订好以前，除了消费品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以外，应该暂停其它方面的投资。在讨论修订计划时，应该容许不同意见的辩论。
其次，应该宣布暂时停止偿还外债，减缩国家机构的一切费用，大幅减低军事费用，停止所有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关闭卖奢侈品的特殊商店，因为这些商店的存在，是对被要求勒紧裤带的大多数人民的莫大侮辱。
这些初步的紧急措施如能实行，就会在不伤害工人利益的情况下，阻止通货膨胀的加深，同时使全体人民对经济改革进行讨论。
一定要脱离以市场经济来代替官僚计划这个错误的设想。应该以社会主义民主来代替官僚计划。社会主义民主的意思就是：劳动人民应该在民主地选举出来的、建基于多党制的代表会议中，决定生产、消费和一切有关事务的优先次序。他们应该有最广阔的民主自由，他们的人权应该不受任何限制。反对这个做法的论点，并不是基于什么技术理由，而是反映一些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只不过隐藏在“客观经济规律”的烟幕之后。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无保留地接受开放的政策，一定不要使它停留在半途，一定要使它推行到底，直至工人阶级能够夺回被寄生官僚层篡夺去的组织和行动的充分自由。
不管改良主义的领导准备要付什么代价，团结工会的合法化是工人阶级的胜利。但是工会的多元化的一定要恢复，工人阶级一定要有充分的组织自由、罢工权利、集会自由、游行示威和新闻自由。
今天，苏联采取朝向真正选举的初步措施，是一个大跃进。但是真正的自由选举应该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所有席位有多个候选人，并不只限于某些席位有多个候选人；人民有权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候选人有权按照他们所赞成的政纲而结成倾向、派系、甚至不同的政党，而且不会受到思想上的限制。
在这个有限的、受到限制的政治改革和开放政策的背后，我们看见不同的社会力量在冲突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开放政策的激烈的支持者没有（至少是“今天”还没有）以保卫工人利益为他们的目标，这是值得注意而且又是令人失望的。莫斯科周刊最近几期登载了许多“激烈分子”的政见。这些不同政见的存在而且被登载出来，当然是真正的进步。
这些政见中包含了很多可取的意见——对官僚层的尖锐攻击，对斯大林主义的谴责，对“一切权力师苏维埃”这个观念的保卫，对多党制的初步的保卫，对造成“新贫穷现象”的官僚的指责，优先改善最穷者的处境的建议。
大部分工人阶级仍保持怀疑态度
但是这些政见一点都没有提到保卫工人的利益。它们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罢工的权力；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劳动人民有权横向地的地方、地区、民族和全苏联的基础上，组织由自由选举所产生的团体；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工资应该按照生活指数的增加而增加；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保证充分就业；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击中官僚层的心脏的口号——工人和人民大众有权监督货品的生产、运输和分配。
在这些情况之下，难怪大部分的工人仍然对改革怀疑，仍然对改革采取等着瞧的态度。
难怪它的“英雄是波勒斯·叶尔辛（Boris Yeltsin）。他的候选人资格虽然在开头中被中央委员会所排拒，但是，由于几十个工厂，特别是莫斯科的工厂的极力推荐和提名，终于被中央委员会所接受。
叶尔辛对官僚特权所作的攻击，获得工人的好感。他开始提出多党制的问题，这个事实表示正在推行的政治改革充满了爆炸性。
但是，在目前，叶尔辛只是以个人身份代表“工人”而已。他并不代表一条自我组织的路线。只有后一条路线，只有工人自我组织起来，才能解决目前的危机。只有工人自我组织的路线，才能带领社会朝向社会主义的、解放全人类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