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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审判案受害者的平反
曼德尔
（1987年11月）
87年7月，苏联最高法院平反了在1930年审判案中被判长期徒刑的伟大俄国经济学家康特拉地夫和其它被告。该审判案主要是审讯莫斯科农业经济学院和国际现代研究学院的农业和经济学者，前者由沙仁诺夫领导，后者则由康特拉地夫领导。两人在1937年被处决。
这两人都是十月革命后的重要知识分子。两人都是非共产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得以合法工作，证明在斯大林独裁政权巩固之后，苏联知识分子享有高度自由。
斯大林派系对1930年审判案各被告抱有怨恨，是由于他们支持布哈林和拉可夫，反对斯大林在1928-29年进行的强迫农业集体化和激烈工业化的政策。其实康特拉地夫和沙仁诺夫只是提供事实、数据和分析，帮助了布哈林的辩论吧了。
很多观察家认为康特拉地夫在法律上被平反，证实布哈林不久会被官方平反。布哈林遗孀和儿子在赫鲁晓夫时代已开始正式要求平反布哈林，但经过冗长手续后，党检委员会在77年拒绝了平反的要求。
今天，苏联报刊越来越多正面地提到布哈林，甚至是他的政治倾向（连一些中国刊物也有提到他）。87年7月，苏联《文学报》刊登一幕剧，两个主角之中，一个捍卫强迫集体化，另一个支持布哈林的渐进论点。布哈林不但被形容为仁慈的人，而且首次被视为保卫正确路线者。戏剧作者是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知识分子和报刊代表之一。
由于康特拉地夫和沙仁诺夫被平反，苏联司法机关如果拒绝抹走布哈林的刑事控罪，将会处于很窘迫的位置。无论如何，康特拉地夫是克伦斯基政府的一个部长，而布哈林是十月革命的领袖之一和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成员。是否可以平反康特拉地夫而不平反布哈林呢？
康特拉地夫的平反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85年，第三次莫斯科大审判主要被告之一的纪斯丁斯基，也被平反了，尽管是静悄悄地平反的。因此，布哈林的平反是很可能的。
平反托洛茨基？
平反布哈林之后，是否轮到托洛茨基呢？在目前，唯一较明确的迹象，是在报刊、戏剧和文学作品之中开始比较没有那样敌对地提出托氏。此外，他的两个最亲密的政治朋友，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案中被判刑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内战英雄莫拉洛夫和斯米加，也被最高法院平反了。
但从这些迹象看，并不可以武断说，加诸托氏身上的罪行指控，必然会被平反。不少相反的迹象也存在着。87年9月的莫斯科书展中，围绕着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冲突的著名讽刺作品——奥威尔的《动物农庄》被禁和没收了。多依彻的《斯大林传记》也受到同样命运，尽管在场的英国出版商表示抗议。
此外，例如在纪念秘密警察创建者诞辰时，克格勃头子仍然对托氏抱有极端仇视的态度。《真理报》编辑也质疑平反托氏是否合时。他说这个革命领袖的《负面》作用多于「正面」作用。
报章上越来越多谈到这个争论性的问题。有报章指出列宁遗嘱对托氏的评价一般是正面的，说他是「党的极佳活动家，被（斯大林）迫上孤立的道路」。另外两份日报在9月底已整版篇幅来批判地检视托洛茨基的作用，并否认平反他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解释所有这些现象的理由并不明显。苏共领袖是否在这问题上分歧呢？无论如何，国际工人运动施加压力，要求平反大审判案所有被告，是很必须和有用的。
为了明白平反对所有这些被告的诬告的意义，必须指出斯大林主义者镇压老布尔什维克的三个特点：
* 大量伪造历史。这包括完全掩盖他们在俄国革命、革命前的俄国工人运动，以及从1917年到28年的作用，或者是以诬蔑的称呼来指控他们，例如帝国主义间谍、盖世太保代理人、叛徒、反革命、恐怖分子等等。
* 较隐蔽地伪造历史。这包括歪曲他们某些工作和意见、隐瞒部份真正工作等。这是斯大林派系在1923年到28年对付不同反对派的斗争中所惯用的伎俩。从29到34年，这些伎俩逐渐转为上述第一种方式。
* 以他们从没有犯的罪行而判罪，继而将他们处死（小部份人被判长期监禁，在狱中死去）。他们的公民权利被剥夺，亦即这些共产主义领袖和干部的写作，直至今天仍在苏联被禁。
为了以最低代价脱离窘境，官僚层可能只是补救斯大林罪行的部份后果。它可能抹掉最大的、最污蔑的伪造历史（例如在最新版的苏联百科全书之中），而不恢复审判案受害者的整个历史真相，也不容许他们的作品重新出版或流通。它也可能容许某些而不是所有老布尔什维克的作品出版。
完全地和公开地平反所有莫斯科审判案中的被告，必须包括由国家向苏联群众承认托洛茨基、季诺齐也夫、卡明尼夫、布哈林、拉可夫、拉可夫斯基、派塔可夫、拉迪克、史米诺夫及其它列宁时代的党领袖，并非是叛徒、反革命、帝国主义代理人、法西斯主义者、谋杀犯或恐怖分子，而是国家和党的主要领袖、政治局成员、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因此他们的作品值得重新出版。
如果要批评他们，必须要客观地进行，基于他们文章的实际内容，而不是凭空指责。这些从不能被查封，即使是部份地、有选择地再出版，也是不能接受的。
当然，平反莫斯科审判案各被告，不能与认同他们的政治路线混为一谈。首先，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有很大分歧的，与斯大林捏造的神话相反，在苏共之内，从来没有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右派的联盟；齐诺维也夫与卡明尼夫也从来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最多也只是他们在1926-27年公开地与得到列宁遗孀支持的左派反对派联系。
莫斯科审判案的被告人，在政治上可分为五类：托洛茨基主义者（或者称他们为支持左派反对派的人）；齐诺维也夫派；布哈林的右派反对派支持者；在23-29年仍是斯大林派，但在30年代开始时在某些政治观点上与斯大林决裂的人；还有是一些没有很清晰政见的人。因此，不可能说所有这些政治观点都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互不相容的。
其次，平反斯大林的受害者，不能以接受他们的政治观点与否为准，因为这会是承认斯大林的条件、接受这些审讯和恐怖迫害的思想入罪基础。必须肯定人们有作出政治错误的权利；没有它，民主是不可能的。如果发言表示一种可能错误的意见，会自动被当为刑事罪行，导致迫害或死亡，则没有人会敢表示意见了。
历史作判断
我们确信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在22-23年的大争论之中是持正确意见的，但我们不会要求苏共中委会或是最高法院宣布这点。这要留待历史作判断，留待革命工人和知识分子作判断。但当权者必须承认对莫斯科审判案被告的罪行指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平反莫斯科审判案受害者的问题，在苏联成为公开、激烈的政治战斗。当权者面对的问题是，在法律上平反各受害者，即同时代表着对斯大林、斯大林主义和1923年到38年以至53年的「总路线」的转变的裁决。它同时也是对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的限度作裁决。
这表示对超过半个世纪的苏联、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作批判式检视。这样的检视也会反映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渊源和性质。
官僚架构之内的派系不接受这个检视，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的阴谋反对行动，据报甚至包括将30年代到50年代的司法档案，以每个月五千份的速度烧毁掉。
除了这样令平反冤案受害者更困难之外，还有人不断企图局部「平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有系统地轻估斯大林在人权、共产主义运动、经济、军事、思想和文化各方面的罪行所造成的后果，高捧30年代的「光明面」。
戈尔巴乔夫也数次作出类似的言论，例如说「斯大林主义的名词，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所发明和广泛地用来为苏联和社会主义抹黑的」。这不正是莫斯科审判案的意识形态起点吗？
这场辩论己更公开地表现出来。《文学报》刊登了一些来信，支持拉巴可夫的著名小说，该小说激烈谴责斯大林时期的恐怖。另外一些来信则指责这小说「有害」，甚至要求制裁拉巴可夫。
这辩论也导致公开对峙行动。87年3月，一个大学教授在有数千人参加的公开演说中为斯大林辩护。大部份听众作出不满的反应，纷纷发问和抗议他。很多人指出他们的父亲死在劳改营、母亲被流放。
87年6月，苏共青年团组织了公开讨论会，主讲者是历史文物学院院长阿法纳西夫，是鼓吹批评斯大林的主要人物。听众从爆满的会场提纸条发问。其中一条问他是否同意发行托洛茨基的作品，他表示同意。对于听众谴责斯大林是罪犯，犯了祸害人类的罪行的意见，他没有表示意见，但他同意建纪念碑来纪念被斯大林迫害的人。听众爆发持久的掌声；人们的面色凝重而坚决，彷佛在说：「我们已等了太久了，现在是时候了。」
我们不能让苏联这些勇敢的人孤立地斗争。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责任全力支持他们争取真相和正义的历史斗争。这不但是最基本的责任，而且是由于审判案的受害者差不多全部是国际战士：很多是当初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或外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领袖。在莫斯科审判案期间，很大部份的国际工人运动没有履行这个责任。今天不能再重复这个错误。
检讨苏共历史
阿法纳西夫呼吁检讨苏共历史教材，举例指出列宁的临终信件和文章很少被提及，但对它们的冗长评论却不少，更被一面倒地引用，对反对派的正面评价被删去。
他的立场受到某些历史学者的猛烈反击，他们不但要维护自己的著作，也要保护整批官僚层的利益。因此，他们重复对反对派的污蔑，特别是对托洛茨基的污蔑，指他企图以武力推翻苏联政府和复辟资本主义等。
阿法纳西夫回避了诬蔑托洛茨基的问题，显示了戈尔巴乔夫派的矛盾和局限。但他也反驳了「面对将来的任务不要讨论过去的问题」的言论。他指出：当党领袖之间的意见争论被说成是敌人的阴谋、反党、反革命，当政治分歧被狂热的刑事控罪代替时，社会主义民主是没可能的。」
另一名作家更表示：「如果剥夺了真理，我们的道德教育便会失去它的品质。胡言惑众的人仍然存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的行动，我们最好的工人被静静地贬抑、流放；他们建立各种公开和秘密规例，压抑对他们有害的事实。」
其它学者也作出精确的结论；例如一名作家说：「斯大林比任何其它人对俄国革命运动造成更大的创伤」；诗人叶陶圣科说：「没有记忆的重整，便没有重整」；《文学报》说：「面向着过去，是为了对现在折磨我们的问题取得答案。」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改良派提出的两个主要问题是：一、在劳动群众作出这么多的牺牲之后，我们怎样走到目前的停滞状况的？二、我们怎样走出困境，而在几年内不会再跌进危机之中？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无可避免地与苏共和苏联整个历史联系在一起。它追溯到斯大林主义和20年代的辩论，特别是新经济政策的命运和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等问题。它也走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和「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它还包括讨论的内容和形式，即如何地讨论。所有这些带出社会主义民主和工人权力的问题。这正是令整个官僚层惊恐和令戈尔巴乔夫犹疑的问题。
（小点摘译自《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 Viewpoint第1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