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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
埃内斯特·曼德尔 Ernest Mandel
编者按：埃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比利时自由大学的教授，第四国际的领导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国际工人运动、过渡社会分析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等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论著述。已被翻译出版的著作有：《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晚期资本主义》、《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论欧洲共产主义》、《〈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等。
“但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曼德尔十几岁参加工人运动，二战时期曾三次被德国法西斯逮捕。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期间——著名的街垒战前夜，他对学生作了鼓动，并参加了第二天的战斗。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是他的显着特点！
曼德尔代表了一种与社会民主主义、史大林主义及后史大林主义所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他是资本主义世界不可调和的敌人，曾被美、西德、法、瑞士、澳大利亚等所谓“自由”国家禁止入境。但“社会主义阵营”同样将其拒之门外。工人阶级的敌人——资本家和官僚，在“封锁”曼德尔这个问题上结成了统一战线！
在《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一文中，曼德尔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工人是资本家和市场法则的奴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工人被官僚剥夺了制定计划、管理生产的权利，成了官僚的奴隶。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民主的自治，自己确定自己的需求的优先级，并按此顺序分配社会资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计划经济——这样才能摆脱资本家和官僚的枷锁。哈耶克们认为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在曼德尔看来民主集中的计划将成为工人阶级的“通向自由之路”。
亚历克·诺夫的著作在80年代曾对我国理论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曼德尔的批判中，联系当前我国的实际，一定会得到有益的启发！
阿历克·诺夫在其《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并与建设社会主义无关。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目标──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力地回答诺夫的观点，就必须遵循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形成时所采用的同样方法。换言之，我们不应当从想要实现的最终理想，或是规范目标出发，而应当从正在旧社会的母体中成长的新社会的基本要素出发，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运动法则和内在矛盾出发。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什么呢？劳动的日益相对社会化，不断追求劳动的强度和效率，无情地夺取新市场；节约劳动的技术变革所造成的压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的日益积聚和集中；利润率不断下降；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度所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的日益国际化，以上所有这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关的运动法则，导致了这种最终结果。
1.劳动的客观社会化
劳动的客观社会化意味着什么呢？它首先意味着劳动过程本身与我们所消费的产品的生产和选择之间的日益相互依存，对于一个14世纪中等人口的欧亚国家来说，这种相互依赖最多也只涉及到几百人，而在今天它却可能包括几百万人。劳动的客观社会化，还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因为它包含劳动组织计划迅速发展，在工厂内部，一旦实现了工业化，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便不再是市场，而是计划了。工厂越大，这种计划的范围和规模也就越大。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计划便超出了工厂的范围，而达到了公司的水平，即在通常的情况下，达到了包含许多任务厂实体的水平。而随着当代世界上超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发展，计划已经成了国际性的。从法律上讲，常常包括许多公司。
这种长期过程的结果，便是相对于直接分配劳动力来讲，由市场分配的劳动力迅速减少，无论从政府对经济的日益增长的干预，福利国家的出现，还是工人阶级斗争的胜利中，都不可能找出劳动力市场分配下降的根本原因。尽管所有这一切有助于这种最后结果的形成，但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逻辑，及其积累和竞争的长期发展。当然，直接分配劳动，可能伴随着货币方面的簿记——就象俄国，中国，以及东欧那种官僚计划经济体制中所出现的那样，但这并不能使之等同于市场分配。当通用汽车公司在X工厂中生产卡车配件，在Y工厂生产车身，而在Z工厂组装卡车时，进行货币成本计算的计算机输出数据，总是包含有配件的运费，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X工厂将配件"卖"给Z工厂。
销售意味着所有权的改变，随之会出现一系列反映实际财产，即金融利益的决策过程。决定车身生产数量的，并不是市场，而是计划中的卡车数量，车身制造厂不会因为向组装厂发运了"过多"的车身而"破产"。自然从所有这些过程都局限于中间产品这一点上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即这些产品没有达到最终用户（在这里我们之所以使用"用户"一词，而不是"消费者一词，因为用户有可能是另一家工厂，或者政府，工厂可能购买机器，而政府也可能购买军火）。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越来越求助于一些非市场机制，这不仅仅体现于生产领域，而且也体现于流通领域。资本统治下，劳动的经济社会化，总是伴随着或交织着非市场劳动力分配的政治形式的发展，这种事实只会使整个过程的矛盾更具有爆炸性。
「计划」
我们一直在使用"计划"一词，但这一概念本身却有必要加以更精确的表述，计划并不等于"完美"，"科学"，或"人道"地分配资源，它仅仅意味着"直接"分配（即预先分配），既然如此，它同市场分配是对立的 （事后分配）。计划分配与市场分配，是资源分配的两种基本形式，他们本质上是不同的──即使他们有时候被混合于一种不稳定的和杂乱的过渡形式中（不一定自发再生），他们具有根本不同的内在逻辑。他们也派生出不同的运动法则，他们在生产者和生产组织者之间的推动力量不同，并通过不同的社会价值表现出来。
在历史上，两种劳动分配的基本形式，都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存在过。因此，两者都是相当"可行"的，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应用过，产生过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们可以找到"专制式"和"民主式"两种计划。只有对班图村落中那种前殖民地时期的计划视而不见的人，才会否定后者的存在；同样我们也可以找到"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的计划；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以常规，风俗，传统，魔法，宗教及无知为基础的计划——一种由形形色色的求雨者，骗子，文盲支配的计划，最糟糕的是，我们还可能找到一种由军事将领指定的计划，因为每支军队都得预先分配资源，同样也可以找到由技术专家，甚至科学家，劳动者，或者非利益专家组织所制定的计划。但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所有这些计划都是通过某一社会实体的周密选择来直接、预先地分配资源（包括劳动）。在相反的另一极，是通过市场的客观法则来分配资源，时候调整校正由私人作出的决策。
同样，事后分配资源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历史上也以不同形式存在过,从理论上讲,可能存在一种带有"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在实际上，这种经济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可能存在着一种被垄断力量所歪曲的市场经济，垄断力量可以操纵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动，因此也可能在长期内控制价格。市场可以与形形色色的独裁和专制形式并存——如18世纪的专制主义，19世纪的沙皇制度，甚至还有20世纪各种军人政权和法西斯专政；然而，它们也能与先进的议会民主形式结合，就象在本世纪后半页那样——虽然这些议会民主形式只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150个国家中的不到20个国家。
市场经济同样也可能把生活水准降低，从而加深人民群众的苦难，18世纪到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西方国家就是这样，在东欧，这种情况要延伸到20世纪，而在南半球，至少有一半居民今天仍然过着这种生活。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也可以极大地改善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条件，就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30年和战后西方国家那样，然而在所有截然不同例子中，起主导作用的虽然是市场法则——即由销售和收入（在资本主义条件是利润）所决定的对资源的事后分配。
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在从小商品生产向小工厂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过渡时期达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张。这是在19世纪中叶自由放任时期。以后纯粹的市场分配原则，便越来越同大工厂和企业内部合理计划安排生产的内在要求相互冲突。恩格斯在著名的《反杜林论》中明确地阐述了这种矛盾"在所有起决定性的生产领域和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新生产方式获得的支配权越大，那么它也就把私人生产降至越不重要的地位。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也就越明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直接对抗。"我们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也论证过从这种根本的对抗中可以引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运动法则，即从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的合理性与整个社会的不合理性同时发展的趋势中引出这个法则。
两种不同的资源分配制度，在结构上是相关的──事实上，很大程度上等于两种对立的、针对需要调整产出的方法，因为每一个社会最终都是倾向于消费的──如果没有生产者的消费（即劳动力的再生产），便根本不会有任何产出，劳动乃至人类生存。现在只有两种基本的能使当前产出符合需求的方法，或者是在一开始便给出这种需求，由任何一个社会实体来组织能满足需要的产出；或者是这些需求基于一种未知和不定的状态,通过"有效需求"的费用由市场揭示。
当前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统的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有效需求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受社会调节和干预的限制，尤其是在逆循环经济学与福利政治学的时代。但在过去的十年中，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了一股强烈反对凯因斯理论与对策，以及恢复市场及商品市场的文明价值地位的思潮，这种变化也深深影响了左派。今天社会主义思潮的主体（比马克思主义还要古老，但被马克思科学系统地加以表述过的社会主义）仍代表了对商品生产及市场本身的批判。将霍布斯，洛克和斯密派生出的一系列理论假设非神秘化的深远历史过程，正处于一种被不加选择地抛弃地危险之中。因为不仅保守的学者和政治家而且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首先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及欧洲共产主义者）现在正重新发掘并将毫无科学根据和经验实证而仅仅是盲从和迷信的资产阶级原则，溶进其社会主义思想之中。这种思想变革的逻辑和一般结论是：人们已经不相信合理计划的可行性，而接受了（即使不是崇拜）市场。因为市场正击中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心问题。当前辩论的真正危险并不在于推翻资本主义革命之后的短期内，应当多大程度地依靠商品交换，而在于社会主义的目标的本身（建立一个可能花上一个世纪才能建成的无产阶级社会）是否值得去实现，为什么值得实现。对于从巴贝夫，圣西门到恩格斯，卢森堡的许多思想家来说，这一向是个根本问题。对于生活在当代的我们来说，它依然是一个中心问题（尤其当我们阅读阿历克·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时）。
这使我们面临着一种困境，同样也给试图回答阿历克的人及其它"市场社会主义"的赞成者带来了困难，他们希望分析和校正苏联，东欧和中国过渡经济失常局面，这本是一种正统和必要的当务之急。我们并不相信这些社会具有任何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也不相信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已经遍及这些国家的各个角落，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彻底地压抑过（现在变得实用）残存的市场关系。但是，诺夫一书的要旨是经典定义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列入日程，从一开始就仅仅是一种空想。换言之，诺夫的论述，不仅仅涉及过渡时期的具体经济问题，而且也触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苏联这个历史上落后，遭受战乱破坏和官僚暴政统治的国家的经验，常常被用来为反社会主义计划的古典论添枝加叶。应当问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苏联经济所遇到的某些问题，不正说明普及社会化的条件还不成熟吗？相比之下，我相信能证明一点，即在大多数先进国家中存在这样一种趋势，表明现在的物质、技术、和人力资源需要实行计划。同时这些先进社会也表明大规模失业、妇女劳动力及少数民族受到极度剥削，以及政府和公司在保护生态方面的失误所造成的大量问题，都将有待于通过真正社会化及民主的计划所建立起来的全新的社会来解决。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为经济效率或是对无产阶级的盲目崇拜而反对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主张社会主义，如果仅仅因为那些主张官僚集权的苏联人错误地引证马克思的论述，就因此无视在马克思著作中达到完美的社会主义传统论点，这将是错误的，这样做就如同因为反动的资本主义分子引用人权原则，而我们就拒绝这些原则一样错误。
决策过多？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一看，阿历克为反对他所谓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计划经典概念而提出的某些经典论点。基于对苏联经济的真正了解，他论证说在俄国，某一时期内可能会存在1200万种商品的生产，只有市场才能够起到合理安排这些商品生产的作用──决策的量太多，致使任何一个民主的生产者协会都无法处理，从这一论述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呢？让我们首先把其中含糊不清的东西清除掉。诺夫的数字中包括大量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此外还有专用设备，而普通公民是不会遇到也永远不会消费这部分产品的；它还包含了同一种消费品的不同品种，在西方社会中，这可能意味着10种不同的清洁剂或20种面包，一般人只消费其中的一两种，而不是全部。了解这一点，对认识诺夫所面临的困境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事实上，先进地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并不"分配"数以百万计的商品——无论消费品还是生产品，私人消费者在其一生中最多也只能购买几千种不同的商品（对于许多人来手这已经够夸张了）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消费"数以百万"的、不同商品，或者根据"市场信号"来"选择"这些商品。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及史大林时代所推崇的那种观点（有一种"无限的消费需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有"无限的产品"）只不过是一种荒谬的幻想，你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消费无限的产品。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在地球上存留的时间确实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看一看生产品（包括中间产品），那么这种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大量的中间产品根本不是通过市场来分配的，而是通过定货来生产的。很显然，这种情况同样适合于今天大多数的重型机器产品。当你去超级市场时，你所要买的绝不是涡论发电机，你是通过非常精确的规格来订购这些产品的，即使它是由社会供给商调节的，但与"市场分配"绝非一回事。各种供货商并不会制造出可供您选择的各种商品，他们只能生产一种被自发使用的产品。没有市场机制的介入，这一过程也会照常进行，代替供货商之间的竞争，你将计算出不同生产单位的各类产品成本，并选择最廉价的供货商——假若所有质量以及技术方面的规格都符合要求的话。
由此我们便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在当代大多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消费品还是生产品绝对不是按"市场信号"来生产的，都不是年复一年的波动，更不是每天都在波动，当代生产的主流，符合现行的消费模式，以及预先确定的生产技术，而后者很大程度上（即使不是全部），是独立于市场的。这是怎样造成的呢？它恰恰是劳动的日益客观社会化所造成的。
为什么那些很大程度上是预先知道的产品所所需要的资源分配，不能靠生产者联合体在计算机的协助下予以解决呢？计算机可以同时处理"数以百万计"的方程式，当然，消费者的习惯不是固定不变的，技术上的长期变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消费品的核心结构（不仅仅从根本上改变产品的生产方式）。一个世纪前的马车以及马车所使用的零件，都是标准产品。今天汽车已经代替了马车，并随之带来了一系列后果（汽油、道路建设、零部件等等）。100年以后在建筑上几乎不使用水泥、钢材、玻璃和铝材，在今天的民用建筑中，木材和砖瓦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
然而，这种变化最终大规模的出现，推动着它们的原动力并不来自市场和消费者，而主要来自发明家和生产单位联合体。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到处奔走，要求福特公司给他们汽车，要求苹果公司给他们计算机；相反倒会有不少的企业（马克思在熊彼特之前的半个世纪就已经指出：这种由资本主义内在竞争和劳动——资本之间阶级斗争所决定的、不间断的技术变革和发明的必要性）不断地把新产品抛给消费者，以便造成一种对其产品的需求，使它们能够尽可能多地推销自己的产品。
2 稀缺与丰裕
正如诺夫所描述的那样,在一种先进的工业经济中,分配的绝对复杂性，只是幻想，谁也不能否认,民主社会主义的计划也会面临某些困难——有些可能预见到,而另一些则无法预见。
但是,从诺夫提出的技术含义上讲, 没有理由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可逾越的.他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批判，不仅针对他建立无阶级社会所使用的方法,而且也针对社会主义目标本身.因为，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赖以生存的前提（按诺夫的观点）──丰裕是不折不扣的空想。下面便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让我们将丰裕定义为一种充足，这种充足可以在价格为零的情况下，满足人民的需求，没有一个人会不满足或是去追求别的更多的东西（或者至少是能再生产的东西）在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中，这个概念起着关键的作用。丰裕消除了资源分配上的冲突。因此从定义上讲，每一个人都拥有足够的东西，也就不会有相互排斥的选择.....那么，也就没有理由认为形形色色的个人和组织，会相互竞争，以获得随意可得的东西。让我们以苏格兰城镇的供水为例，显然它不是没有成本，在水库管道修建，水的净化，以及设备维修等方面，都投入了劳动，但由于水源充足，没有必要通过"规定价格"来限制水源利用，各种用途的水源供应都是大量而充足的，它绝对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市场化"，水的供给也不受任何"价值规律"或者利润标准支配，不存在因为水源而展开竞争，也没有因为水源而引起冲突。如果其它物品也象苏格兰的水源那样，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那么人类社会就将形成一种新的姿态，追求财富的欲望将淡化，而财产权以及与财富有关的一切犯罪现象都将消失。
诺夫没有前提的推理
在诺夫关键性的论题中，有一大堆没有根据的前提，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所谓"丰裕"是指不存在资源分配的冲突；接着，他又悄悄地把"资源分配"变成仅仅是消费者的需求。因为假若苏格兰有50个发电站开始运转，那么当然不会有足够的水源。换言之，诺夫不声不响的提出了一个假设条件：充足是由特定时间、地点的需求决定的，而且只被它们所决定，其它一切条件均相等。或者他把现存的消费习惯（以及生产模式）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和永恒不变的，然而他并没有使这种假设更加清楚。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先前所说的丰裕是不可能的，马克思社会主义行不通，这种断言就会被推翻。在他的论点中，还有更深一层的矛盾，阿列克一方面指出，要么苏格兰居民保存足够的水源＂就必须用劳动力修建管道，水库，并进行维修活动。既然劳动力的"相对稀缺"的，用于修建水管、水库的同一劳动力也可以用来生产任何其它的替代品──建立高尔父球场、发电站，甚至去造导弹，然而奇怪的是，总的来说，围绕"资源分配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苏格兰，水源可以"'不考虑价格因素"的情况下分配，围绕所涉及的劳动力分配也不会存在明显的冲突。所以，诺夫以及无数经济学家（更不要说社会学家，以及玩世不恭的哲学家）在资源普遍稀缺和人类具体行为模式之间的联系上，根本没有给予经典论证。因为上述例子可以说明，假如满足某种条件的话，在特殊情况下，人们对某种具体商品所表现出的态度完全可能不带有财富欲望。
条件是什么呢？为什么"价格配给"在苏格兰居民水源消费的例子中成了多余的呢？令人吃惊的是，阿历克并没有提到经济方面的原因，尽管马克思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毫不困难地也同意这一点（这马上说明了为什么同样的原因不能应用于该地区发电站潜在的倍增情况）,这是由于对每一个普通消费者来说，对水的需求的边际弹性已经等于零，或者为负值，免费供水也许会导致一些轻微的浪费，然而该浪费却低于该特殊产品的"价格成本"（安装水表，雇佣控制人员，收取水电费等）。在这种情况下，给水确定价格是不合算的，稳定的，可预见的（倾向于下降）需求，乃是关键的有效经验数据，其它一切都来源于此。
但是，如果在全部资源的稀缺中，水源的充足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同样适用于相同条件下的其它产品和劳务呢？苏格兰水源果真是唯一的一种需求弹性等于零或负值的物品吗？这恰恰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观陷入矛盾的地方。因为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后资本主义机制的出现，需求弹性不足、能免费分配的商品以及劳务数量也会逐步增加。让我们假设当60%或70%以上的消费品和劳务都这样分配，这种累进式的增长将会极大的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
在诺夫的结论中，还偶然出现一个预期理由，他在此处好象认为，"产权"不可避免的来自"稀缺"。当然，稀缺既然造成了这样的权利，就有必要建立一套具体的社会机制，来促进、支持、捍卫生产数据的私人占有，割断广大劳动者同这种权利的联系，割断他们同自己生存基础（土地、水源、空气）之间的天然联系，这些反过来又同具体的社会阶级联系在一起，他们保卫自己的利益，而反对其它阶级保卫自己的利益对土地产权＂的＂稀缺＂已延续了数千年，因此，如果今天的苏格兰人民（英国，欧洲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能够民主的做出决定，不将产权授予那些利用水能的潜在投资者，任何经济法则也不会因为仅仅存在着稀缺而将公有水源变成私有水源。那么处于对洁净的没有确定价格的水源的偏爱，他们可能不得不为消费者"支付"更加昂贵的能源"价格"（即在能源产业上所消耗的更大量的物质和人力），不过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作为消费者和公民来说这是正确的·
处于同样的原因，得出稀缺造成普遍的"人类追求欲"这种结论也是错误的，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普遍的追求欲望。追求欲望是具体的，与其说同产品的总稀缺或者某一产品的稀缺有关，倒不如说同某一具体需求的相对密度更有关。罗尔斯.罗伊斯轿车也同样稀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汽车，许多司机（当然还有大多数汽车爱好者）都想得到一辆这种牌子的汽车。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会因此而加入一场狂热的角逐，他们不会计算着每一个便士，以便能以任何代价获得一辆稀缺的"罗尔斯"。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一种对豪华汽车的追求欲望，当他们知道自己永远也得不到这种汽车时，他们更不会精神崩溃，所以说追求欲望在"总稀缺"消失之前便早以不存在了──就象苏格兰人对水的追求那样。这足以证明，最敏感的需求已经被满足了，或者在这些地方，出现了一种消费饱和状态，这便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依赖的基本假设，它是完全现实可行的。
3.需求层次
为了回答诺夫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我们引用"需求的相对密度"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对社会主义计划有几种含义，在今天的西方通过消费者对"有价格的商品和劳务"（如果存在着"非价格"商品的话）的不同行为，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需求密度。但是这并不一定通过货币来间接衡量，它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比如说，通过分析在收入突然下降情况下（就像目前萧条期大多数人收入情况一样），具体消费模式的变化，某些广泛的特征将会清楚地表现出来。因为其它开支将先于另一部分被削减，每一种消费品范畴内的某种产品都将被减少；而另一些产品则会增加（例如消费更多的猪肉，减少对瘦牛肉的消费）。在保健方面的开支要比在化妆品上的开支更不容易变化，这并不是随意作出的选择，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知识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资本的崇尚）在于，由于中产阶级进而广大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有关消费模式的大量经验和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在许多国家是类似的，这显示出一个客观的、在过去几十年中对几百万人都相同的选择顺序，一切对人类需求负责的讨论，都应当从这里开始。
这种讨论得出的是一种早在150年前由普鲁士统计学家恩格尔所提到的模式：一旦经济增长使需求多样化，便会出现一种明显的需求等级，有基本需求和补充需求，也有对奢侈品的需求和边际需求，概括地讲（在这里我们随时准备接收经验数据，而不是抽象推测的纠正），我们要在第一类中归入基本食品和饮料，衣服、住房以及相关的居住设备（例如：暖气、水电、卫生设备、家具），教育与保健，工厂的往返交通，在某一工作速度和强度下恢复劳动力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休息及娱乐。这些便是马克思所说的，如果一个普通工资收入者想继续在某一个水平上工作所必须满足的需求。这些需求还可以进一步分为生理上的最底需求以及历史道德上的补充需求，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它们的含义不同，它们的波动以及变化，不仅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有关，而且也与相互冲突的社会阶级的历史力量均衡改变有关。然而，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它们都是客观的数据（绝大多数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它们不可能被任意改变（包括"市场力量"活动）而不引起各社会经济阶层的剧烈骚动。
在第二类商品和劳务范畴内，我们可以归入大多数较高级食品、饮料、衣服和居住设备，最精美的文化，"闲暇"和服务，私人汽车（与公共汽车不同）及其它所有消费品和服务便归入了奢侈品的范畴。当然，这三种需求品范畴的明确界限很难确定，第一种最容易划分，需求（以及为满足需求而提供的产品和劳务）从第二范畴向第一范畴的逐渐过渡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尤其是无产阶级斗争带来的结果）密切相关。休息日工资照付，是工人阶级最近才争得的斗争结果，它始于1936-1937年夺取工厂的大风波，以后波及了整个工业国家。第三和第二商品范畴的区别，所表现的是一种社会文化选择，而不仅仅是大众化现象。虽然所有这些要点都值得强调，但由此形成的一般模式仍是十分清楚的，人类需求层次不仅有生理的基础，而且有历史社会的基础，它不是任意的，更不是客观的，在所有大陆上，尽管情况不同，都可以遇到这种现象。但由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不均衡以及复杂发展，它们常以异步方式出现，需求层次并不是任何由市场力量、专制官僚或者专家集团决定的，它是通过消费者自发或半自发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唯一的"专制"变是多数人——不会迎合这种一般的模式：戒酒者不同于酗酒者；吸烟者不同于非吸烟者；素食者不同于肉食者；有些人拒绝看电视或者不能看电视，不读报也不读书；而另一类人甚至不看病，也不去医院。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包括成千上万不同时间和地区突出一种模式。它证明在绝大多数消费者当中存在着明显的需求层次。
这种层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需求弹性不仅随着经济增长的每一阶段逐商品地、自上而下地趋近于零和负值，而且主要商品的需求也表现出同样趋势。今天，在最富有的工业国家，对典型食物（面包、土豆、大米）的人均消费，不论是在绝对量还是在国家货币并支中的比重，都明显地下降了；对水果、蔬菜、基本的内衣、袜子，以及必要的家俱的消费也下降了（至少在货币价值上是如此）。统计数位表明：尽管人们的偏好和食物（各种面包和糕点）任意多样化，但对食物、衣物、鞋袜的总消费（以热量摄取、平方米数和双数来计算）仍倾向于停滞，甚至下降。
消费模式
上述事实完全驳倒了资产阶级和史大林分子关于普通人民的需要会无限增长的信条，没有什么能比这种由消费者实际行为所表明的事实更明显的了。需求的停滞在西方是一种可以证明的趋势，这不仅仅因为一旦超越某一界限，需求强度会下降，而且因为超过这一界限，需求的动力也会改变。合理的消费模式越来越取代所谓的不断扩大消费量的本能欲望，在这里"合理性"并不需要市场力量，也不需要制定计划的官僚或通晓一切的专家来"规定"。随着人们选择偏好的改变，随着其自我利益越来越被自我意识，它便从日益成熟的消费本身产生出来。
食物方面的消费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在饥饿与灾荒的边缘挣扎，即使在本世纪，这种现象仍在困扰着我们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在这种条件下，人类自然要在吃的方面花大量的精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卷欧洲的、长达5年之久的食物短缺，足以引发一场真正的暴食现象，然而一旦"无限制的食物浪费"重新成为可能，这种贪欲还能够维持下去吗？25年以后（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当食物再度成为丰裕、充足的，人们的选择偏好开始出现引人注目的变化。少吃成了通则，健康比吃饱喝足更重要，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医生和保健业"强迫"人们接受了某种的消费模式，而是由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造成的。这种类似观念的变化早在保健业出现以前就产生了，那部分"已经为自己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富人，早就接受了这种观念。在1850年肥胖的英法统治阶级和一个世纪以后美国苗条的百万富翁之间，早已开始了一种烹调革命。今天西方的普通人也能从更多样的膳食中享受到更大的乐趣。他们越来越把烹调看成一种消遣，但是他们依然倾向于减少热卡的绝对摄入量，以便能多活20年，而不是过早的死于暴饮暴食和动脉硬化。
病人（或者体弱多病者）的消费模式显示出一种很相似的情况。显而易见，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免费的外科手术而让自己的肢体和器官被一个接一个地切除掉，但是战后药物需求量的猛增（就像英国发现了NHS以后，对牙科和眼镜的需求一样），不仅仅是（或者不是）消极地服从于制药工业不负责的广告压力的结果。从本质上讲，它代表了一种未得到满足的、累积的基本需求，一旦这种积累积消失或达到了某一停滞点，任何细微的、显示过度用药负作用的教育运动，都可能非常有效。药物消费最终将会下降（在比较富有的社会阶层中，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的确，由于人们毫无过分乐观地注视着对吸烟危害性的系统的公开教育，烟草消费已经明显减少，烟草工业所有相反的努力，都徒劳无益。
从上述思考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当"稀缺"越来越限于不太重要的产品和劳务时，货币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完全有可能降低，因为非定价的商品和劳务数量比用货币支付的商品和劳务数量更多。"消费者只能通过其货币收入在不同商品与劳务上的分配来间接地决定其需要"这个设定是荒谬的。人们为什么要依靠货币来迂回地确定自己的需要呢？实际情况正相反，他们希望得到一定量的自己所喜欢的食物、衣物，或者闲暇时间。他们便会自言自语地说："我只有这么多的钱购买它们，这意味着我不能同时满足所有的需要，所以我必须在其中作一种选择。"情况并非是，他们先拥有了货币才到处宣扬："由于我们的衣袋里有了现钱和我面前的橱窗，我现在才觉得我饿了。"使物质资源符合物质需要的最简单──也是最民主──的方法，并不是在两者之间加入货币的媒介，而是通过寻问来找出人们的需要。可以构成未来社会主义邦联的当代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是由成百上千、具有不同兴趣和爱好的人们所组成。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的全部标准化水平将会逐步降低，在满足需求的某一点上（或者停滞点上），将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一种从消极消费到积极消费的转折，出现一种需要更大的创造性才能满足的需求的多样化现象。这些新需求很可能逐渐地归入两个范畴，一类是由那些富于冒险和想象力的少数人（他们急切地想尝试新产品和服务）发展起来的商品。但新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却不会随着发明而自动实现，她必须是多数人的自主选择。20%的人口是没有权利强制所有人使用新产品的，尽管他们为保证其生产可以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另一方面有些情况下，大多数人并不选择新的产品和服务，从根本上调整总计划将会保证新的需求得到满足。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很少出现这种伟大的消费革命。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比较突出的革命只有三次，它们是汽车革命、家用电器革命和塑料制品革命。这些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亿万人民的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大规模过渡的发生，不会是无情的或无政府状态的，它将是合理的和人道主义的，它将第一次由指令决定，并且处于它所影响的指令的控制之下。
这将为商品生产以及货币交换的消亡提供一个客观基础。同时，假如现存机制能够满足所有自发的、习惯的、不言而喻的、由日常经验所决定的基本需求的话，那么，社会冲突的激烈程度可能减轻。这将为货币和市场经济的消亡提供一个主观基础。因为社会冲突只有在涉及到实物、土地、基本劳动形式、普通教育、保健、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情况下，才会特别激烈。但是，我们还很少发现，数以百万计的人，为进入时髦的巴哈马海滩而互相残杀的例子；我们也找不到为了争夺名家作品或者芝加哥股票交易所某个座位而引发的世界大战的例子。偶尔的政治阴谋，大规模腐化甚至暗杀，在解决"稀缺"品分配的冲突中都可以采用。然而，这种纠葛与爱尔兰饥荒、大萧条，或者印度种姓等级制度所造成的恐怖不能相比。由饥饿、失业和种族歧视所引起的冲突将会消失，我们将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具有另一种行为模式和思想体系的世界）。假如"追求欲"仅限于奢侈品，竞争仅限于古巴雪茄，那么，这同今天所遇到的将是一种不同的现象。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样一个世界对于99%的人来说都更加美好。但是，有一些人却抵制这些结论，因为每当我们使用某些需求比另一些需求具有优先性的社会"需求层次"概念时，就会引起他们的深刻怀疑，尤其是在经历了我们时代官僚集权经济以后，我们究竟有什么权利，凭借谁的权威，以什么样的非人道结果，把这种"优先选择"强加给人类呢？那不等于"通向农奴制"了吗？
这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严肃对待的论点，因为他们比任何其它哲学及政治观的追随者都更加忠诚于人类解放事业（即自由事业）。谨慎地处理这一论点是很重要的，在诺夫推荐给我们的名为《对需求的专制》一书中，费伦茨·费赫直接了当地谴责了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对本国人民需求所实行的全面专制。他的例子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但本身却是片面的，它包含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来源于某一概念，而后者又反复出现在费伦茨·费赫、艾格尼丝·赫勒、奥塔·锡克、布兰科、霍瓦思、沃洛兹米尔兹、布鲁斯和许多其它"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同样的概念，也会出现在受过良好理论训练的、新自由派学者的著作中（更不要说冯·米塞斯、冯·哈耶克、弗里德曼的著作）。这不是偶然的"社会组织化需求"的概念，对于这些理论家来说，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是什么，经济资源的稀缺都是构成其经济理论（所有经济理论）的基石。资源稀缺本身意味着不是所有人的需求都能满足。下面是"社会组织化需求"背后的假设：个人需求并不能被社会自动承认，只有一部分需求能够被承认，象计划经济一样，这也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专制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它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以及这种形式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结果。
形式与结果
对于自由主义者和市场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一点似乎很显然：即市场专制（"由钱袋决定分配"）要比计划专制（定额分配）给个人带来的痛苦少的多，对个人自由的损害小的多。假如我们用北半球的一个具体的例子——福利国家瑞典收入差异分配同俄国的分配作一番比较，那么上述情况似乎很有道理。但是这种极端只代表历史中的例外，而不是平常现象。假如我们看一下历史上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关系的收入差异，以大众贫困和收入极不平等为特征的一般分配的话（过去150-200年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般化现象），那么结论远远不是明确的。
现实收入分配所能满足的基本需求愈少，则人们对这种缺少满足的分配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愈不关心。新闻媒介最近引用了圣地亚哥一位天主教牧师的话说，在智利比索最近一次贬值后，该城市中的穷人（占总人口的50%以上）用自己的货币收入甚至买不起面包，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芝加哥学派很难使智利人相信他们比东德人更自由（后者并不缺乏主要的食品，无论对其它次要需求实行怎样的独裁）。当代非洲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说明了这个道理，当饥荒折磨着人们的时候，有谁还会谴责那种把食物定量分配给饥饿者的分配形式是一种使他们沦为"农奴"的"专制"分配？难道向他们出售粮食会使他们得到"更多的自由"吗？假如孟加拉国国国国爆发一种传染疾病，难道人们还会抱怨分配药品不如在市场上购买药品这种形式吗？其实，满足基本需求的更经济、更合理的分配并不是通过市场货币这一条迂回道路，而是直接分配和再分配可利用的总资源。
在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时，货币与市场关系可以提供给消费者以更大的自由。因为消费自由意味着消费者的选择，而在面临实际的基本需求时，消费者恰恰没有选择权。通常情况下，你不会在面包与客机座位，普通教育与旧电视机，卫生保健与波斯地毯之间作出"选择"。货币作为消费者自由的媒介作用只在对相对过剩的产品的选择上才会有效。当然，这要有高度的收入平等，但作为决定社会资源分配基本方向的手段，他很可能即不公正又低效率。
当然，如果一个社会民主地决定对基本需求给予优先分配，那么它便会自动减少满足次级需求和奢侈品需求的可用资源，这意味着只要未得到满足的需求不是边际的，就无法逃避某种程度上的"对需求的专制"。
这恰恰是社会主义政治优势最明显的地方。难道牺牲数以百万人民的基本需求或者成千上万人的次级需求就更为公正了吗？提这样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赞成限制高级需求，高级需求是随着工业文明本身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在于逐步满足越来越多的需求，而不仅仅是限制基本需求。马克思决不主张禁欲主义和苦行僧生活；相反，马克思共产主义观的核心是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这一概念意味着人类需求多样化和满足方式的多样化，而不是把我们的需求限制在基本食物和住房方面。马克思设想的市场及货币关系的消亡，包含着逐步推行资源的预先分配法则，以便用越来越多的服务来满足上面提到的需求，在品种上也要比现存资本主义更加丰富而不是更加贫乏。
4.对生产者的专制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分析了阿历克·诺夫以及其它人在消费问题上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批评，但是这种分析本身仍是片面的，因为先进工业国家中普通人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消费者，他们首先是生产者，他们每天平均仍要花费9到10小时的工作时间（每周工作5天）或是往返于工作途中，假如一个人一天睡眠为8个小时，那么他总共只剩下6个小时用于消费、娱乐、思考和社交。
这里出现了一中双重的强制力量，连“消费自由”的拥护者也无法对付这种力量，因为在一定范围内，你越使所要满足的需求多样化，你在某一技术水平和劳动组织条件上使生产者所付出的工作量越大。如果决定工作量的不是生产者本人而是由别人专制地强加给他们——不管是史大林的非人道劳动立法，或者还是最无情的劳动市场法则，造成今天数以百万人的失业，主张建立更正义、更人道社会主义的人，对这种独裁真的会向他们对消费者需要上的独裁那样深恶痛绝吗？因为被当代左派如此吹捧的所谓市场“赏罚”制度，只不过是加了一层薄薄伪装的对生产者时间和劳动（进而也是对其生活）的一种独裁。
这样的赏罚不仅意味着收入的高低，工作的“好坏”，它也意味着周期性的解雇和失业的痛苦（包括失业者自觉无用于社会而造成的精神痛苦）。它同时意味着生产的加速，受制于跑表和组装线，生产班组的强制纪律，精神紧张和肉体损害，嗓音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日益荒疏，把人变成机器和计算机的工具。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人要受这种紧张的折磨，难道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消费满足”提高10％，而达到同代人的50％和20％吗？然而这恰恰是市场力量迫使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想避免被淘汰，想维持其家庭和他们本人的生存！难道为了不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付出这种价值得吗？我们所能说的只是这种情况远远未被证实。假如基本品的满足不会因此减少的话，那么放弃第二辆私人汽车（如果有合适的公共交通工具，甚至可以放弃第一辆），放弃电动切肉刀，每周少于10小时，使紧张感少一些，不更可取吗？如果他们可以随意作出选择，即如果替代的选择不会减少其对基本需求的满足，不会灾难性地增强其不安全感，谁会知道生产者们将作出什么样的决断呢？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形式的市场不管其“混合”程度如何，包括“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这类决断都不可能由生产者随意作出，他们受到背后某些力量的支配——或者由消费者决定，或者由他们无法控制的“客观法则”支配。但这种专制并无致命之处，这里假设的皇帝确实是连衣服也不穿的。没有什么强有力的理由不让自由体中的生产者发表这样的看法：“我们有100万人之多，一周干20多个小时，此外还要花2000万个小时，使用现有的设备，监督现有的劳动组织，我们在现阶段和不远的将来要满足X种基本需要！通过使技术和劳动组织合理化，我们可以尝试在未来20年中将劳动量减到每周16个小时，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仍然还有一些额外需求要满足──而我们现在要每周工作5个多小时，20年后要每周工作4个小时来满足这些需要。因此，我们法定现在每周工作25个小时，将来逐渐实行每周工作20小时工作制──即使这意味着某些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既然如此，我们凭借什么样的“公正”、“正义”、“民主”和“人道”、“原则”来把生产者同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目的而支配时间和劳动的权利，从他们手中夺走呢？
5.客观的非正式的合作
诺夫从没有正视这个问题，但他毫无疑问曾经说过，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对这一问题的心照不宣的回答。因为在其《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一书中，他论证说即使市场有缺点，能够作为一种具有凝聚力量的经济组织而取代它的，只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这是其著作的主题之一。但是，它是一种未经证实的，过于武断的偏见。其实可以用经验来证明：在任何一种形式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实现之前，在东方与西方，这越来越不现实。诺夫所忽视的恰恰是劳动的日益客观社会化，与决策的继续分裂化所产生的矛盾已经越来越不能为市场或是中央官僚计划体制所容纳。由于他们实际上已经被数以百万计的、日常的主观非正式合作行为所克服，这些蠢笨的不合理的制度仍然没有崩溃。
我们这样说含义何在呢？要理解此处的利害关系，有必要强调一个重要的区别，货币关系并不简单地等于市场关系，因为它可能是半市场性的，也可能包含着不同的实际内容。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受到价格波动诱导的经济，那么“经济力量”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公司、就要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如果没有这种反应，则很难证明（除非它是一种无需证明的公理）这种信号在经济上是相关的。然而，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消费实际行动（包括工人阶级的消费）的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它们显示：绝大多数当前生产的产品是在消费者所熟悉的商店中购买的。或者是从熟悉的服务分配者那里获得的，而不受价格波动的影响。毫不夸张的说，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至少有80％的消费属于这种情况。
由此可见，现实的价格波动不会诱使正常的主顾突然改变他对面包店、杂货店、地铁线路、理发店、超级市场以及服装店的选择；更不必说，使其改变子女就读的学校和医院了。普通人决不会仅仅为购买一磅便宜5个便士的苹果而逐个水果店地奔波，他们的时间（在许多情况下，习惯以及同熟悉的商贩和主顾聊天的欲望要比这些边际差异更宝贵）。典型的情况是，只有在经济突变时（油价上涨300％，或者由于失业收入下降30％），这种消费模型才会对传统市场信号做出反应——即使这时，也并非所有商品和劳务都如此。
有迹象显示，日益发展的非市场反应在许多日常经济行为中都超过了市场反应。甚至在工人阶级之间，人们对苹果的突然降价也会表现出某种怀疑（怀疑“质量不好”，或是“为推销而耍的滑头”），而苹果的销售量也会少于价格昂贵的水果，节日商品价格的略微下降（比如说下降10％）可能刺激而不是压抑节日开支（这里的先决条件是就业和收入情况无变化）。
这类经济关系不涉及真正的市场经济，也不涉及官僚控制的中央计划，它们所代表的乃是一种初级形式的自发合作，虽然说不可能几十年不变，但它们在几年之内通常是相对稳定的。当然，它们也可能被个人、家庭随意改变，并且经常作为这些变化的结果——然而，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支配这些变化，也不存在大的经济动荡。这种情况同样非常适用于公司内部许多交易。为了把原料定价单的价格降低5％，众多的供货商之间可能会出现一种如痴如狂的角逐，不过这种角逐对一个大公司来说意义不大，因为它有固定的供货商，这些供货商会保证产品的发货期或质量，这是经验所证明的，而这种经验会抵消价格稍微的差别。在当代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中，大多数生意都是这样进行的，它们是由相互了解以及可预见的结果所产生的习惯、常规及自发合作为基础的。
一个不足之处（反问）
然而，上述论点也可能遭到以下的反驳：这种数以百万计的自发合作行为，即使不受市场信号及官僚指令的支配，也受到强大的经济集中力的支持，并且在这种支持下才可以实现。这种集中力可能是市场的，也可能是计划的。因此，这样的日常活动，只对较小的非集中化的活动而不对大规模的集中化活动作出调整。这种反驳包含着某种合理因素，它初看上去完全不引人注目，然而，其力量却建立在这种对比之上：一方面是数百万计的消费者，他们习惯于去某一个小商店或是超级市场购买炼乳，他们不大可能注意到价格上的细微变化，不大可能改变其习惯，购买较便宜的炼乳；另一方面是N和C两家公司，市场迫使它们紧紧盯住那种牛奶的生产成本和收益以及破产的痛苦，难道“市场”没使这些巨大的托拉斯溶为一体吗？也许不是市场的力量，然而，雀巢公司针对数以千计零售的分配网络，将被彻底地常规化，其炼乳的产量也将是高度自动调节和常规化的。事实上，“市场”很少以任何一种经济方式介入这种循环，因为作为垄断力量的雀巢公司可以根据生产的平均成本加预先确定的利率差额自己规定销售价格。人们总会需要牛奶的，而且总是消费事先决定的或多或少的数量，因此，此处经济上有意义的唯一事实在于多大的国民收入份额（或者国家开支）被用于牛奶的消费；在现有营养和卫生条件下，哪一部分生产资源被用来生产和分配牛奶；在现有先进技术的情况下，所有其它的波动都是微不足道的。更明显的是电力工业，全国电力网（共同体及邻国的网络）无须任何形式的市场力量或中央集中化的官僚机制来使之正常运行。通过统计可以相当精确的确定电力的需求弹性，一年中某一时间的最大用电量可以事先估计出来，为了防止突然停电或是电力需求的突然增加，可以储备足够的电力。结果在数亿消费者中，分配电力基本上不需市场力量，也不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计算机根据获得的数据来处理。的确，对这种商品“定价”显得日益不合理（至少对私人消费和一般企业来说是如此，对少数耗电量较多的大企业仍可以收费）。如果废除了这种制度，那么电力机构中约90％的现存的官僚机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可以完全取消。
我们不能将这种情况推广到所有商品和劳务，或是工业中的每一个部门及社会中的每一个部门。有些集中化问题的技术性质使得常规确实无法代替决策机制，经济资源（在一国或国际范围内）在不同经济部门或不同社会区域的总分配必须由某种精妙的机构来控制。
然而，正是这种普通人之间越来越广泛的、事实上的合作──伴随着劳动客观社会化──证明在市场盲目力量与庞大的中央官僚机制之间只有一条出路：民主集中制（即联合的、自治的、以合作为基础的）。
6.创新与动力
但是，这种第三种解决办法不会导致常规和习惯的理想化（即不会导致经济停滞），这当然不会出现在生产领域中，因为在生产领域中，生产者减少劳动量改变生存条件的利益将会产生一种内在的、降低成本的动力。它很可能减少人们对新消费品的追逐，改变目前的商品流向本身不会带来什么困难（即使是最富有的消费者，没有过去几年中流行的电动游戏机和便携式电话，他们也一样会过的相当快活）。只有对人性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才能衡量人民消费中日益增加的新内容所带来的进步与兴旺。社会主义民主将让步于文明（即产生于人类日益扩大的活动和关系之中：儿童的教养和教育的普及，对伤残人的照料，创造性的工作，艺术与科学活动，情爱行为，对世界和宇宙的探索），难道一个高度重视预防癌症和心脏病，研究儿童性格和智力开发，研究和减少精神病的社会，同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充满活泼气氛的社会相比较，真的是沈闷和缺乏活力的吗？难道长寿和健康生活的自由比不上购买两架电视机的自由吗？缺乏市场竞争，不一定意味着缺少产品创新。纵观历史，大多数关键性的发现和发明均完成于商业关系之外，当人们第一次保存下来火种时，还不存在利润；农业和炼铁业并不是由于市场购买才存在的；而印刷术的发明并不是为了赚钱。医学上最伟大的进步——从詹纳到巴斯德，从科克到弗莱明——并不是在金钱欲望的驱动下完成的；电动机不是诞生在工厂和车间，而是诞生在大学的实验室；甚至计算机（更不必说宇宙飞船）也是为了公共利益（尽管包含军事目的）而设计的。它们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增加私人鼓动的利益，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市场关系和报酬的衰亡会导致技术创新的消失。因为它的动力要比惟利是图的竞争更深一层（即这种动力来源于普通生产者节约劳力的天然倾向和人类对知识与科学的猎奇心）。同样，那种认为社会平等妨碍了经济效率的普遍看法也是缺乏根据的，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式的集体农庄中轻而易举地找出一些相反的证据。在这些农庄中，第三代人正从他们曾经生活的一种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都缺少货币关系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当然，这种集体农庄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公社，相反，它是一种军事化的村落，起着一种楔入巴勒斯坦的殖民地作用，并带有这种作用所赋予的一切特征和腐败。但是它却深埋于滋润着它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中，因此也就越来越同外部资本——工资劳动关系互相交织。然而，恰恰由于这些没有前提的条件，这一点更加显而易见：在集体农庄内部，简单地废除市场或货币关系本来会导致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多种社会经济后果。尽管货币赏罚制度消失，但集体农庄的人的工作仍正常进行并颇有效率──事实上，它比包围着它的市场经济更有效率。这里并未出现非货币式的经济不平等、特权、剥削和压榨。暴力和犯罪几乎消失，没有监狱和“劳改营”，令人惊异，它的平均卫生、文化和福利水准高于整个以色列的水平。对于政治和文化、自由不加任何限止，这不仅得到了该制度辩护士们的肯定，而且也得到了像精神学家布鲁诺·贝特兰、自由主义者迪特尔·齐默和社会学家梅尔福德·斯皮罗这一批持批判态度的人的肯定。当然也有大量的冲突存在，首先是不同代人和不同性别人的冲突，集体农庄并非完美无缺的乌托邦。个人主义倾向和行为决不会因为经济平等而消失，那么，为什么这样呢？无阶级社会的标志并不在于组成该社会的个人的一致性，而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个人之间的差异，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是使整个社会个性化，而不是使个性社会化（即最大限度地发展每一个人的个性）。
7.联合起来的工人自治
动力问题（效率、合作及创新）绝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更直接的困难在于大众主权本身的制度化。如何使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基本需求与生产者劳动量最小化统一起来？阿力克·诺夫正确的论述了这种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的矛盾，但要记住，这是一个真正的矛盾：在人类劳动向每周一小时，甚至零小时的演变过程中，除非使用“机器人”（这仍然是遥远未来的事），你不可能无限地生产商品与劳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极大地满足全人类的基本需求，同时最大限度地减轻劳动者劳动强度，减少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过程分离的状态，一种联合自治的制度可以实现上述目标。它的主要机制是这样运行的：
定期的（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假设每年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甚至国际性的工人及人民代表会议将根据选民在选举它时事先讨论过的各种替代选择来决定全国主要产品的分配，选择（即每种选择所带来的可预见的结果）将得到清楚的表达：（1）平均工作量（工作周的长度）；（2）通过有保证的资源的“自由”分配，所有人需要优先满足的需求；（3）用于“增长”的资源数量（储备基资＋新增人口的消费＋净投资作为技术选择的函数得到了明确的表达）；（4）通过货币机制分配的、用于满足“非基本品”和劳务的剩余资源量；（5）最高和最低货币收入；（6）市场商品与劳务的市场价格政策。这样，在大多数受到影响的人的自愿选择基础上，就可以建立一种全球经济计划网。
以这些选择为起点，我们就可以起草一种首尾一致的总计划，这里使用了投入－产出表和物资平衡指数。每一个具体生产部门（工业、农业、运输、分配）和社会生活方面（教育、卫生、通信、国防）可利用资源的分配。全国或国际性的代表会议不会超过这些总的指导作用，不会为每一个部门或生产单位及地区制定具体的规定。自制主体（比如制鞋、食品、电力设备、钢和能源工业中的工人代表会议）将会在现有生产设备中具体分配总计划规定的劳动量，如果在现有劳动量条件下实现产量目标所必须的话，他们也可以规划下一时期的生产单位，他们将规定平均技术水平（基于现有知识，逐步引入最佳技术水平，即平均劳动生产率，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但只要总产出水平不能满足总需求，只要生产者的新工作没有达到他们认为满意的条件，他们不会限制低生产率单位的生产。
在制造设备的生产单位中，先进步骤带来的技术系数，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产品构成。在制造消费产品的工厂中，产品构成来自工人代表会议和消费者会议的协商，消费者会议也提出产品的各种类型（比如说不同样式的鞋子），由消费者实验，评判和代替他们。展示厅和宣传材料将是这种实验的主要手段，后者实际上起着一种“选票”作用。如果一个消费者，每年有权使用6双鞋子的话，他边可以在有100至200种选择的宣传材料上挑选出6个样品，这种选择结果决定了款式的构成。同时也反映了消费者评判的生产调整机制。与市场机制比较，这一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消费者对产品构成和防止过度生产有着更大的影响──用额外生产的社会资源储备来平衡消费者的选择和实际生产──几年以后可以达到经验上（统计上）的最佳化。工厂工人委员会可以自由地把这些生产单位作出的决策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组织生产和劳动过程）以便尽其所能实现劳动时间的优化。如果他们在把产品送去做质量检验后，能以每周工作20小时而不是30小时实现产量目标，他们便可以享受减少劳动量而不减少社会消费的待遇。
自治的优越性
阿力克·诺夫曾经说过：“在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民主选举的议会，都不可能以115票对73票来决定10吨皮革的用途，或者是否再生产100吨硫酸。”在我们这个联合自治模式中，任何一个议会也不必同时采取这两种决策。没有一个“中央”议会或计划机构会接受它们。然而，皮革工业中的工人代表会议为什么不能够靠多数票数（更可能是通过讨论以后取得的一致）来决定皮革的分配（至于比较小的数量是否留给工厂会议去分配则是另一个问题）？一旦使用皮革的消费目标已经被其它机构决定，它为什么不能把皮革总产量（比如5万吨）在几个工厂（就象今日资本主义皮革康采恩一样）中进行分配，然后再将每一单位分配给“消费者”呢？（即皮革的最终用户）。这种代表大会代表难道不能比任何技术官僚或计算机更好地处理分析问题吗？他们更了解自己的工业并能考虑到大量的琐碎事情，而没有一个市场或是中央机构能够在自己的计划中想到它们（最多也只是偶然想到而已）。事实上，市场经济中频频出现分配上的“失误”，而一个明智的（组织合理的）工人代表会议从来不犯这种错误。资本主义计划者对巴西伊塔普水坝的预算是50亿美元，而它今天的成本已经达到了180亿美元，这还不是全部数目。在美国农业机械制造托拉斯迪尔公司中，尽管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新产品的设计必须不断改进，因为设计和制造工程在技术和兴趣方面存在着特有的差异。在当前的衰退中，巴伐利亚汽车公司，忽然发现它可以把自己的存货从相当于7天的产品减少到相当于5天的产量——即减少50％以上。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此外，全国性自治机构可以接管公共事物的管理，如住房、教育、电讯、运输和分配。在这方面同样也需要有一些民选的委员会，在决策最终实施以前，它必须同选民协商。地区和地方性机构可以具体调度由此分配的资源，它们拥有最大限度的主动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实现使用者的满足和生产者劳动量减少这样的目标。这样一种制度将赋予马克思有关国家逐渐消亡理论一种具体内容，它会使至少一半以上部门一下子被自治机构所取代，它也会大大减少包括计划部门在内的官员数量，同时它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将不仅仅被“商榷”，而且成为决策过程的直接参加者，参加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领导与被领导这种劳动划分将开始消亡。
管理不在被“中央一级”所垄断，自治也不局限于工厂的范围，两者将在中央和分权两级上被结合在一起，参与这种过程的千百万人不会专门从事这些活动，不会把其所有时间花在会议的奔忙中，因为这里所谈的决策将直接影响他们的当前福利和工作条件。可以假定，他们对自己的责任不会采取一种形式主义和冷漠的态度，而是严肃地投身于管理过程之中。计算机使用所带来的劳动时间的缩短，情报和通讯潜力将会分权制的成功创造一种物质基础。但是，当生产和分配单位的货币收入超出了其免费的商品与劳务的法定分配时，这种收入又如何计算呢？我们可以用劳动强度系数使它与质量控制及消费者满足相联系（煤矿及其它劳动条件较差的生产单位可以获得较高收入），对中间产品来说，定期交货将构成质量控制和消费满足指数的一部分。这种制度的优点在于，它对有关生产者和分配者资源、潜力的情报的真实公开交流没有什么妨碍，因为实施自治的劳动集团没有必要隐瞒事实。诺夫认为，有充分理由反对那种把真正的情报交流视为理所当然的看法。然而，他却忽视了苏联这样的社会提供假数据的主要原因——工厂经理的利益是同工厂的实际产量联系在一起的。假如你不隐瞒原因，那么你就很难隐瞒结果。当然，伴随着产品流而自发产生的计算机化情报流，对民主集中制的计划输入正确数据很有帮助。
这样一种制度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统一起来呢？一开始便应强调，民主自治并不意味着一切事情由个人决定，如果一个人这样假设，那么结论很明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40亿人类无法找到足够的时间来解决彼此之间哪怕最小的摩擦，然而，这是不必要的，有些决定可以在车间一级作出，另一些决定可以在工厂一级作出，其它依次可以在地方、地区、全国以至全世界范围作出。寻着诺夫的思路，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国家一级。但是，什么样的决定可以（或者应当）在世界范围内作出呢？有四种决定应当在世界范围内作出：为了迅速消除不发达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弊病（第三世界饥饿、婴儿死亡、疾病和文盲），必须对全球人力及资源进行再分配；其次是有关真正稀缺自然资源的优先分配──这些资源可能被完全耗尽，少数人没权占有它们，只有现在生存在世界上的全体人类才有权决定；再次，一切可能影响到地球环境和气候的决定，所有可能污染、毁坏海洋、南北两极大气层，或者象亚马逊森林这样世界生态平衡基础的决策过程；最后，当然还有所有应当在全球范围内禁止的东西──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毒气的制造。
我们可以从上述全球角度导出对各大洲、各个国家用于计划或满足需求的资源限制，这属于由各洲或各国决定的范围，比如说，一旦美国、欧洲或亚洲所能利用的钢的总吨位确定以后，该地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便可以按自己的决定自由分配，如果（尽管存在着环境及其它理由）他们想保持私人汽车的统治地位，继续污染城市环境的话，他们有权这样做。消费者长期形成的倾向之变化一般是很缓慢的——很少有人会相信，在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几天后美国工人便会放弃对汽车的依恋。强迫人们改变消费习惯比让洛杉矶再遭受几十年烟雾的困扰还要糟。工人阶级（同所有已被接受的观点相反，今天第一次占地球人口的大多数）的解放只能由他们自己来实现，因为他们象我们一样有自己的缺点，而不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向社会主义的发展
自觉的资源分配，民主集中制计划和自治的综合体，要比市场经济（垄断资本主义）和指令经济（官僚集权主义）都更加有效率，因为它具有一种现存两种制度都缺乏的内在自我调整机制。我们并不相信“多数人永远正确”，我们也不相信领袖、教皇和党永远正确，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这当然也针对大多数民众、生产者和消费者。但在这两者之间有一种根本区别，在一个权利不平等——如果经济不平等，政治垄断，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制度下，那些就资源分配作出错误决策的人，很少为此付出代价，更不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当大垄断公司的董事长们决定大规模投资，而几年之内不见收益，他们自己不会受到失业的惩罚，他们的郊外别墅也不会荒弃，但遭他们解雇的工人及其家属（尽管对最初的决定一无所知）却要受到这种命运的惩罚。同样，当苏共主席团、部长会议，或是计划委员会在农业政策方面犯了决策错误时，这些高贵机构的成员一般是绝对不会不吃肉的——但是成百上千万的人民却可能在几年内都享受不到充足的食物，整个地区也会受到污染和毁灭。相比之下，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多数票支持一种真正的的政治民主，真正的文化选择和情报交流，我们很难相信大多数人会目睹自己的树木成批死亡，肉食消费下降，住房减少，医院编制不全而不去迅速纠正分配上的错误。
我们所描述的这个制度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纯粹”社会主义，它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虽然明显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向未知和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它仍然包含由市场或货币支配的部门，在小规模生产中（农业、手工业、服务业），仍存在着私营和合作性质的企业，个体企业并没有遭到禁止，因为当所有公民都得到了最底限度的消费保障之后，就不存在其它人向这类企业出卖劳动力的强制性经济因素。他们之间的契约是建立在真正自愿基础上的，当人们得到基本的工具，可以利用闲暇的时间来进行生产以满足自我需要，家庭需要和朋友邻里需要的产品时，家庭式的”自我就业“便会得到普及。千篇一律的汽车使用城市看上去十分丑陋——假如使用汽车的人变成有创造力的画匠，在车身上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种丑陋便会改变，自己动手的自由度将会大大提高。
8.苦难的结合──一个总评
阿力克·诺夫提出了一个包括5个方面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国家，社会化，合作化，小规模私营和个体企业的综合。咋看起来，这种制度与我们刚才提到的模式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然而，尽管有一些交叉的地方，两种模式却在3个基本方面不一样。第一，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和分配单位的性质。对诺夫来说，个人成本计算意味着这些单位的个人利润——即相关集团和个人的收入，应当同投入与产出计算的货币成本（价值）之间的差别相关。换言之，这些单位都是公司。我们并不同意这些前景，我们认为，将集团和个人收入同”利润“联系在一起，必然强有力地刺激经济向不合理方面发展，而且由于大量决策的采纳都是为了具体和个别的利益，这也会使社会冒着被破坏的危险。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并不相信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一致应当建立在货币赏罚基础上。换言之，真正的市场关系——以货币体现的商品交换——应当主要限于私营及合作社部门、个人消费者和社会化部门之间的内部关系。结果是在先进工业国家里，这样的关系在产出与消费中只起次要的作用，过渡将向着商品生产的逐步消亡，而不是扩张方面发展。
其次，阿力克·诺夫在”集中化国家部门“和由不太综合的企业所构成的”社会化“部门之间划了一道界限。他认为在前者中，技术规模和复杂性排除了生产者自治；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自治才会起作用。他似乎也认为，收入差异对两者来说都是不可克服的。甚至对合作部门也是如此。因此他写到：”收入差异“（劳动市场的一种）是劳动方向的唯一公认选择，在这里最关键的是要避免思想上的混乱，有些人可能会这样说，”在一个公社或是组织良好的犹太式的集体农庄中，在工作上我们可以享有充分平等和自由选择……但这不能推广到整个社会。原因在于，这只有在少量的，彼此了解的，并能每天见面的人中才行得通。而且，这种公社所吸引的只是那些喜欢某种生活的人。“这个论点看上去很象一般常识，但它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系列无根无据的信条和偏见基础上的。唯一选择是在专制性”支配劳动力“和劳动力市场化之间作出的。这一点并不是事实。合作基础上的分配劳动就是一种替代选择。同样，也不会出现没有收入差异就不能管理大规模组织的情况，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包括几万，甚至几十万成员的工会和教会常常是由不享受物质特权的人来管理的。正如阿历克·诺夫所指出的那样：庞大的科学组织也是如此管理的，更不要说一些主要的生产者合作社了。诺夫曾在别处正确指出：很少有教授愿意当垃圾工（即使后者的收入更高）。但是，这一番议论与他在这里的一般假设是向背的，他主张：为脏、累、差工作，而不是管理和技术工作支付更高的报酬（假定社会已经为获取这些技术作出了支付）。
但是，诺夫论点中最基本的缺陷在其它方面，我们可以在他假设的存在于”少数人“和”庞大组织“之间的对立中找到它们。因为不存在没有结构的（即分裂的）庞大组织，现代工厂、银行、医院和中学肯定不是这种样子。所有这类机制实际上是构筑于客观社会合作的小单位基础上的：工作队、办公室、部门、阶级等等。为什么不能想象这些小单位自治，选举代表（包括轮流任职），由代表管理较大单位，再由后者管理全体人呢？从现有非民主机制的基本构成单位的运行方式中，我们可以发现民主自治的先决条件──这种条件存在于彼此相识，每日见面的少数人的工作关系之中。换言之，如果不相互协作，他们就无法工作。因此，同阿历克·诺夫不一样，我们相信，自治的范围原则上讲是无限的，不受部门限制；货币报酬和物质特权对管理职责的民主履行不是必须的，但却是有害的。
诺夫模式同我们模式之间的第三个基本区别在于：竞争的作用。诺夫清楚地知道，现存资本主义下竞争性追逐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但在其社会主义理论中，他又希图保留货币的刺激作用。他因此认为：我们应当区分”良性竞争“与”非良性竞争“两种不同形式。然而，他用来解释这种区别的例子实际上却表明它在经济意义上的相关性甚微。因为很显然，为观看苏格兰交响乐团演出座位的竞争，奥林匹克田径竞争，甚至一个”社会化的杜邦公司“工人委员会选举中的竞争与市场上出卖土地、钢材、重工业设备、飞机和导弹的竞争没有相关之处。第一种”竞争“，就我所知，从未造成过数百万人的苦难（尽管它造成过大量的个人不幸──但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从不幻想，他自己的理论可以解决所有这类问题）。相比之下，第二种竞争不但一再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和生活水平下降（即使不是穷困的话），而且也引起了成千上万人死亡的战争。
虚假的困境
然而，诺夫不得不使用诡辩术，因为他仍然受传统的市场理论的制约。那么，在他的思想中，将”社会主义“与”市场“联系起来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无法克服的矛盾。诺夫不断谴责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的幻想，然而，他所忽视的是他自己的前提──人们高度自由接受社会主义义务，同时存在物质和金钱追求所造成的社会网络──本身就是集乌托邦之大成。换另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说，他们使人想起了苏联官场上的那种玩世不恭的说法：苏联可以在保存收入和权力不平等以及对物质利益的普遍追求的同时向造就”社会主义新人“前进。诺夫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处境。因为，一种虚假的困境束缚了他的手脚。从以下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诺夫的逻辑：”假如16家或者更多的公司（社会化或合作性的）从事于一种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假定为棉布、牙膏、轴承、假日旅馆或其它物品），它们把自己的生产活动建立在与消费者协商的基础上，消费者可以从任何一家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商品或者劳务，所有人都能从“他们的、他们所能选择的供货商那里得到生产所必需的投入品。在满足消费者方面，他们有内在的利益……我们希望竞争动机主要不是金钱上的……但我们不能假定广大人民仅仅为满足他人需求而工作，没有物质刺激或物质阻滞需要的存在。”
这一论点的头一部分，我们完全赞同。但我们对这一点将持保留态度；对大多数尖端和庞大的设备来说，不肯能只存在16家供货商，然而，后一部分却根本不是从第一部分得出的，它被看作是一种补充或是附加物。但实际上它与其它部既无联系又无根据，事实上，诺夫认为人们的行为或者与利益根本无关，或者是受金钱的刺激。但这种选择不是彻底的，为什么就不能存在非货币和非市场性质的刺激及阻滞呢？日常经验证明，甚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因素也是重要的。毕竟，如果99％以上的汽车司机遵守交通指挥车的指挥，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想避免违章受罚，而是他们想多活一段时间。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与人类的另一种推动力不无关系，这种推动力是：最大限度减少枯燥、机械及无创造力劳动（仅仅作为获取消费品和服务的手段，这等于牺牲生命和时间），总会存在通过更好的组织来减少劳动量的潜在刺激──一种强有力的刺激。然而除去这些，诺夫似乎忘记了“社会分红”的可能性，为什么不能有额外的免费产品或服务，同社会一年中总的经济情况联系在一起呢？如果实际生产与消费的产品和服务数量的增加，同一个人休假和旅行期的延长（如果多数人这样选择的话）联系在一起，这为什么不能成为刺激生产者和分配者增加产量，改进质量以及使劳动合理化的动力呢？
但是，一旦构造了主观动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迫使他倾向于货币动机）以后，诺夫便忽视了把庞大的市场经济与免费产品服务和社会财产结合在一起所带来的不合理客观后果。当然，如果利润仍是资源分配的基本机制的话，那么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习以为常的消极后果便没有理由不反复出现。重要的是，当诺夫实际上论及了货币刺激的危险性时，他的例子却是十分勉强的——并非为利润的生产导致的巨大浪费：生产能力过剩，产品过剩，失业，设备和产品的销毁，所有这些典型现象对消费者（同样也是包括生产者）的损害远远比所谓“缺乏赢亏法则”造成的成本过高严重得多。这种教训不仅会在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碰到，而且也会从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实际经验（首先是南斯拉夫和波兰，当然也包括其它例子）证明，通过不断依靠市场机制的方法来纠正官僚集中计划的畸变和失调，一开始可能有某些成功，但最终会使官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弊端越来越纠缠在一起，彼此促进，而不是相互制约。
这种模式甚至也适用于中国──对于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人来说，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因为一个国家越落后，市场机制的存在就越不可避免，特别是在农业中，毫无疑问，消除大跃进（一种直接引入共产主义的、荒谬和神秘化的概念）的恶果已经引起了中国农村的巨大进步，生产力和产量直线上升，土地产出越来越多的剩余，这正是将中国农民巨大的生产能量释放出来的结果。中国农民可能是世界上最能干的，具有西欧所不能比拟的（更不必说东欧了）2000多年精耕细作的传统。越来越多的粮食剩余导致劳动力的日益过剩。由于越来越少的人可以生产越来越多的食物，那么，15－20年或者30年之后，那部分剩余人口将怎么处理呢？如果把过剩人口留给市场解决，结果中国将出现庞大的失业大军——这个问题在大城市中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酷。只有计划的工业化才能吸收过剩的农业人口，只有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有计划的工业化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又不会在农村造成俄国强迫集体化所触发的骚乱（这本身便是对俄国市场力量增长的一种仓惶失措的反应）。
诺夫忽视了市场的消极后果而提出了一个积极的政治理论根据，即：决策权分散化，因此，可以充当抵制专制的堡垒。这当然是对市场的一重传统的、自由这仪的辩护，但它不外乎一种社会主义伪装下的误解。诺夫伴随着对管理者收入差异的承认，已经使这一点非常清楚了。因为，如果管理者从其不同的管理职位上应当得到物质利益的话，他们最终将会使这些利益永久化，即：采用一切必须存在的经济上不合理，政治上压迫的行为来占有这些权益。权力会被少数人垄断，诺夫所主张的分权便不可能实现，除非它的运用与特权相脱离，这不是一种承诺，而是从人类有史以来的记载中得出的经验性结论。一旦权利与特殊权益结合在一起，必然会偏离民主方向，向着知识情报的垄断和多数人被少数人控制的方向发展。诺夫想推进民主社会主义，但他赞同对管理活动的货币补偿，因此，他必然会在最后谈到有必要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尽管他刺激地评击“现行社会主义”，但他由此得出的两个主张更接近于苏联式的官僚体系，而非马克思社会主义。重要的是诺夫使用了波兰官方在批评团结工会拒绝接受降低工人生活水准时所使用的相同术语，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了经济混乱的责任并不在于工人的要求和罢工，而在于1980年前后官僚主义的错误管理形式。同样的，他也没有考虑到南斯拉夫今日的所盛行的工人自治与“市场社会主义”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如果生产者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则”（即实际意义上的价值规律）最终决定产量和就业的话，那么，工人们无论是在工厂、公社，还是在国家一级，都不可能破坏它们。难道没有其它替代选择吗？但幸运地确实存在一种出路──民主集中的自治，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有计划的自治。人民的主权并不建立在社会的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完全一致这种假设基础上；相反，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冲突，这种冲突也存在于技术先进与落后的生产单位之间，社会上活跃与不活跃的人之间，经济文化发达与不发达的地区之间。民主自治所代表的正是一种具有内在防护力的体系，它可以阻止这些矛盾触发新的阶级冲突或是相互残杀的暴力活动，从而破坏合理计划及社会合作。相比之下，“市场社会主义”既不能克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弊病，也不能解决自由社会主义的弊端问题，他所主张的混合社会主义只能是混合的神话。一个可行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经济学会超越这两种替代选择，与阿历克·诺夫所声称的“中间道路”这一信念正相反。
我们辩论的最终点落在了人类历史的中心问题上。人类在何种条件下才有能力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全人类的自我解放与自觉是否永远是一种实现不了的梦想。因此，如果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对社会发展不能达到自然科学目前对自然的控制程度，那么，甚至自然科学的进步也会在我们面前引起一场爆炸。在有关理性潜能和命运力量之间的古老争论（最终是知识与迷信之间的冲突）中，“市场规律”在其“合理”为装日薄的情况下，仅仅是一种盲从的力量。难道人类对这些规律本身发展的探索应当禁止吗？
（薛彦平译自《新左派评论》1986年9-10月号，摘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五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