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的运动规律

　　（一）国家拥有所有重要的工业、运输及金融企业（即生产及流通资料），加上在法律（宪法）上遏制它们的私人占有权，以及中央化经济计划和国家对外贸的垄断，意味着在苏联，普遍的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的支配不复存在。即是说，苏联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了。大型的生产资料市场及人力市场并不存在，而劳动力亦不再是商品。
　　另一方面，世界市场的压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足、社会阶级之间（工人、农民）与社会阶层（官僚）之间的利益冲突、工农业之间巨大的结构性差异、城市及农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1]，都使商品生产无可避免地继续存在——主要是消费资料方面[2]——以及使经济不可能完全摆脱价值规律的影响。局部商品生产仍存在，意味着还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因此，计划的逻辑及价值规律的影响之间的冲突，成为苏联经济的主要矛盾及主要的运动规律，就像所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的经济一样。

　　（二）苏联经济由于不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因此能够摆脱国际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施诸一切较落后国家的利润挂帅和扭曲的经济，得以独立地发展。同时，它也能够避免了商业周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及危机时期的庞大失业。苏联经济的长期平均增长率，亦较那些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为优越，甚至在它达到基本工业化之后。但是，局部商品生产的存在、世界市场的压力及其他上述的约束，客观上限制了全球经济计划的范围及效率，意味经济增长率出现周期性波动，此外出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所特有的连串的紧张和危机——它们与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都有质的差别，也意味那些仍然作为商品形式存在的物品有出现局部生产过剩的可能性。

　　（三）第二部门仍存在商品生产——及与之相关的以金钱或工资形式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工人主要以金钱来交换消费品）——意味着在每一个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资产阶级的分配方式之间出现矛盾[3]。这个矛盾并不只限于分配平面；它同时在生产平面、工作组织、工厂层面的生产关系，以及制订计划的技术方面产生反响。其中一个反响就是在企业层面偏向于独立薄记，并由于全国薄记普遍使用，企业便偏向于企业财政自主。只要商品生产仍只是局部性，货币是不会也不可有像在资本主义，甚至在小商品生产时的同样作用；它不能成为大型资本，只能在边缘的情况下（“黑市生产”）才成为直接剥削劳动力的手段。但是，虽然它不能成为真正占用大型生产资料的工具，它却能够成为社会剩余产品（利息、租金）被私人局部占用的手段，而在一定程度上，它确实推动了私人资本原始积累的自发趋势。它尤其是巩固及延续社会不平等（继承权）的重要媒介。这是苏联经济的另一个主要矛盾和运动规律。

　　（四）作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之间的所有社会的特征，这些基本矛盾在苏联因二零年代获得胜利的政治反革命（热月反动）而更为尖锐了。这个政治反革命，导致物资特权的社会阶层——官僚层——垄断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权力（行政）。正如在竞争性资本主义下价值规律以最正常、最少受阻的方式运动一样，社会性的投资计划及主要泾济资源的分配，要由联合生产者本身控制及管理泾济的情况下，才能正常，及全无阻碍地运转。生产单位及所有基本的经济操作过程由特权官僚层管理，就必然会令制订计划的程序产生巨大的浪费与歪曲；局部商品生产、世界市场压力等造成的歪曲结合在一起，并且不断巩固着它们。这些歪曲解释了在过去半世纪苏联经济所产生的众多危机。这是苏联经济的另一个基本的运动规律。

　　（五）生产者在尽可能地计划运用经济资源时，明显地是抱着双重利益的：一方面，尽量减少（机械式、非创造性的）劳动消耗；另一方面，尽量扩大消费者的满足[4]。任何经济资源的浪费，都会危害他们的利益。没有经验证据或理论“证明”，在真正民主的工人管理下，由中央计划的集体化经济，不可能达到比资本主义由竞争及追求更高利润而达到更有效地组合经济资源。
　　但是，当联合生产者不能民主地控制计划、生产及分配时，中央计划的集体化经济赖以运转的唯一途径，就只能是官僚“管理”阶层追求物质私利的动力和国家机器的政治控制的（矛盾的）组合（党机器早已被国家机器吸纳了）。经验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测到的：这样的组合一定使苏联经济的发展持续地维持在低于它的最高增长率的水平，同时一定周期性地导致了不同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爆炸性的不平衡比例。这亦是苏联经济的一个基本运动规律。

　　（六）官僚的物质特权主要规限于消费范围之内。（我们在这里不谈那些与经济分析没有关连的，并不表现于物质利益的“非物质特权”，“社会地位”，“权力渴求”等。）在苏联经济的特定性质下，这些特权表现于两种形式：较高的金钱收入（包括来逢贿赂、贪污、偷窃、“半黑市”及“黑市”买卖等的非法收入），及那些连系着官僚层内等级制度中某一地位的非金钱性利益（特别商店、国有汽车、房屋、别墅等）。这两种形式都使他们能够取得品质优越的消费品，较一般工人（更不用说是一般农民）的高得多。但这并不导致他们能私人拥有生产资料，或是积累庞大私人财富。
　　然而一个额外的、爆炸性的矛盾便出现于苏联经济的运作中。当官僚本身的物质私利是计划得以实现的主要工具时（即由于官僚垄断了经济管理，经济增长得以社会性地协调的主要动力便是官僚的私利），没有任何经济动力，更不要说会有一个自发的或自动运作的经济动力，，能够使官僚层私利的满足配合最大程度的经济增长（最低限度在未达至某一阶段的工业化之前是如此）。（这同时是官僚层并不是一个新统治阶级的其中一个主要理论证明。）[5]
　　自第二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经济所有试图克服这个矛盾的主要改良方案——斯大林推行的经济簿记政策，以不同价格来减少企业的利润差距；赫鲁晓夫实行国家农场政策；利本曼建议“恢复以利润为整体经济表现的指标”；柯西金主张“混合指标”制度[6]等——都失败了。这是苏联经济的另一个基本运动规律。它们注定一定失败，因为在本质上作为消费性物质特权阶层，官僚层不能够克服它的倾向——将整体社会优先发展前提从属于私人局部化利益之下（各不同工厂、托勒斯、地方、区域、部门、民族等的管理层份计算及取得这些私人利益），只有那些民主地联系起来的生产者、那些从经济成长及劳动生产力迈进中取得平分的“社会花红”的人，才会真正有意将经济资源全面地作社会性的物尽其用。
　　故此，任何形式的官僚管理，定会带来资源上的浪费，例如私藏储备、虚报资料、夸大生产所需资料，生产劣质或不切合消费者需要的物品、生产能力使用不足、盗窃生产资源用作“半黑市”、“黑市”等。有系统地使用恐怖统治（如斯大林时代）或局部性地恢复市场作用，都不能够清除造成这些浪费的根源——官僚管理层的物质私有利益与经济资源需要有最有效使用之间的冲突。生产资料私有制及价值规律的支配被消灭后，使经济资源有可能得以最有效地运用，这是绝大部份生产者的集体利益所要求的。（显然官僚接连的改良，在克服阻延经济继续增长的特大障碍时，都能够、又确曾获得某些暂时和局部的成效。）

　　（七）由于资本主义被推翻，半个多世纪来，苏联经济有庞大的累积性增长，使苏联由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起码从绝对生产数字来看。它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接近意大利及英国的水平，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则仍极低。这些经济增长已大大增加了苏联无产阶级的比重和文化、技术水平。今天，工人管理经济的客观可能有性，远高于1917、1927、1937年的时候。
　　但是，这并不表示苏联经济愈加增长，推翻官僚层的权力垄断和对经济及社会管理的垄断，就会愈快愈容易。官僚层统治维持相对稳定的时间，比大部份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所想像的为久，原因是官僚层要被推翻，只能够通过自觉的政治行动，即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不但需要成熟的客观条件，而且需要成熟的主观条件。后者的相对不成熟性，是官僚独裁得以相对地长寿的主要原因。

　　（八）一方面，长期独裁统治（特别是斯大林的恐怖时期，而且不仅是在这些条件下）其中一个主要结果，是苏联工人阶级愈来愈个体化及非政治化，使政治革命道路上出现主观上的大障碍。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有系统地被滥用为国家宗教，用来替官僚层辩护，使苏联无产阶级对它们失却信心，正是这些新的主观障碍的明显例子。特别当西方没有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或是东欧国家政治革命胜利，以致不能给予苏联工人另一个比斯大林主义模式更具吸引力的建立社会主义的模式时，主观障碍就更为严重了。
　　另一方面，尽管官僚的错误管理做成了许多浪费，但苏联经济有增长，为苏联工人的生产水平制造了缓慢但是稳定的长期增长的基础。苏联工人今日的生活水平已比以往好得多。因此，苏联官僚层可以推行一套“改良主义消费主义”政策，以取代苏联工人阶级内部的政治行动。虽然这套政策刺激了新的紧张及矛盾——因人们的期望不断增加但却得不到满足（例如要求高质消费品、更高教育、较好的卫生服务、出国旅游的自由等），但是，最低限度在一段时期内，它维持了工人阶级内部的个体化及非政治化，并且阻碍了有系统的群众行动及群众组织的再生（一部份被压迫少数民族例外，但他们目标也只是民族性的）。
　　但是，政治革命的主观先决条件相对不成熟，并不导致官僚统治的平衡延续或经济的自动增长。苏联经济出现了另一个局部地爆炸性的矛盾。当苏联无产阶级的客观比重日益增加而他们又继续被摒于管理及计划上应有的决定过程之外，那么就愈使各层面的工人活动产生对生产程序的结果普遍冷漠的情况，这反过来是另一个使经济增长缓慢下来的主要原因（如果政治革命胜利，工人的积极性则会是经济额外增长的庞大后备资源）。

　　（九）二十年来，苏联官僚层面对了工业化过程从广化过渡到深化时引起的日增的问题。这个需要，是因为在五年计划开始推行后的头二、三十年内，用以工业化的大批土地、农业劳动力及原料储备渐渐消耗了。直至现在，所有解决这些困难的企图都不能使经济资源的运用在质方面得到较高的利益，尽管某些进度是存在的。波拿巴主义官僚领导层不能克服的两个基本困难，是前述的不可能理性地将官僚的个人物质利益联系于最大可能的经济增长，及不可能克服直接生产者对生产的相对消极性。要克服前者，只能通过再次建立一个个别官僚及企业之间的物质利益的永久联系，即是在经济意义上（不一定在法律意义上）重新推行私有财产制，即是复辟资本主义。而要克服后者，则只能由工人夺取对经济及社会的全面化控制、管理及政治权力。前者的彻底改变，意味着社会反革命的胜利，后者则是反官僚政治革命的胜利。

　　（十）在官僚层内，特别是它的“管理”一翼内，无疑存在一个趋势：追求将稳固的社会地位、收入及特权与某一企业或企业集团永久地联系着；这个趋势反映了一个普遍的历史经验，即如果没有这个联系（即在经济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就不能永久保证物质特权和社会地位得以稳固和传给下一代。这个趋势吻合了独裁政权的客观倾向——寻求一个将官僚的个人物质利益配合精简制度的需要的理论基础。同样，这个趋势亦吻合了世界市场的压力、小型和有资本原始积累的倾向、生产运作中的半黑市、黑市运作等。这个趋势如果成功的话，将会逐步引致中央计划消失、国家对外贸垄断被破坏，一部份苏联企业（从经济计划的铁的控
　　制解放出来）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企业结合共存。
　　但这些趋势引致资本主义复辟之前，必需消灭国家机器中反对这个趋势的主要部门的抗拒。这点正好在客观上解释了应用于苏联国家的科学公式：[堕落工人国家]，尽管苏联实行反工人阶级的政策，直接的阶级权力甚至政治权利都完全缺乏。这些趋势更要先击破工人阶级本身的抵抗，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复辟，工人阶级会失去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最主要成果——比在资本主义下在质方面有较大程度的工作保障（工作的权利）[7]。正如推翻资本主义不可能渐进地达成一样，资本主义复辟也不可能循渐进的方法达成（毛派及其他理论家幻想可以通过“宫廷革命”达致）。如果以为可以的话，就会是“将改良主义影片倒转过来放映”（引托洛茨基的一个恰切的描划）。只有当苏联与国际无产阶级受到新的灾难性挫败，猛烈的社会及政治冲突发生之后，才会产生这类复辟。这个情况仍然在我们前面而不是后面。

　　（十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的军事官僚干预，导致了一连串东欧国家推翻资本主义，在苏联西方边境上制造了一个由克里姆林宫控制的屏障，并由苏联官僚层紧密控制。在社会变动后的初期及冷战时期，这个控制几乎是无限的，但渐渐地，在三个主要因素（或结合地，或自主的）影响下，控制变得更为矛盾。在每一个东欧国家，一个“民族“的官僚统治阶层出现，它有本身的物质利益要保卫，尽管它最终要依赖苏联军队来保证它的统治，但在某一程度上，它会与克里姆林宫就“民族经济自主发殿”的程度问题互相争议，也曾令“经互会”发展较大结合的路途上出现无数的障碍。（罗马尼亚官僚正是这类“民族”官僚层的典型）。这些国家（或许保加利亚例外）每一个都比苏联更为依赖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外贸，因此较苏联经济更易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打击。这也令各国有社会及政治上的后果，特别是在那些工人阶级的个体化及政治冷漠程度远低于苏联的国家。事实上，在四个国家（1953年的德国民主共和国、1956年的匈牙利和波兰、1968年的捷克），我们已经目睹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大型群众运动开始出现，它们导向政治革命为边缘。
　　客观的经济需要无可避免经济日益与“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结合起来。但是苏联官僚层并不能够超出某个限度来完成这个结合，而每一次企图都引发出更严重的矛盾，特别是如果它与群众当前利益起冲突的时候，因为东欧工人阶级活动及觉醒的更高水平，已经输入到（最低限度局部地和暂时地输入到）苏联经济及社会，这些已经成为苏联经济另一个重要的运动规律。

　　（十二）苏联经济及社会的运动规律，是不可分割地联结于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的，即联结于世界无产阶级及国际资本主义阶级之间的历史性冲突的结果，即联结于世界革命及国际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在一个较为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最终地必须放在国际背景——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开始衰落——才可理解。历史上，它代表了世界革命进程的开始。
　　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胜利，官僚独裁政权在苏联建立，最终是世界革命受挫败的结果，其中，苏联无产阶级被官僚猛击而受到挫败尤为重要一环。但是，苏联作为非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而生存（尽管帝国主义于1918-21，1941-44及1947-51年三次试图复辟资本主义），是多个因素的结果：斯大林反革命胜利只是局部性的，世界无产阶级并非完全冷漠及被打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历史危机是不能克服的强大障碍，四零年代初期之后周期性地出现了新的世界革命蜂起。
　　在这意义上，苏联的未来发展还是悬疑的。它的命运取决于世界层面敌对阶级力量冲突的结果。正由于苏联经济并不是一个新的生产方式，也不能固定地凝结或能够自主地自身再生产，因此，它的内在运动规律并不能够靠自己或由自己来决定它的最终形式。国际无产阶级如果遭受新的决定性的挫败，将会是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推动力。任何世界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则会为苏联的反官僚政治革命胜利给予强大的推动力，并且再次打开一直受官僚独裁阻塞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注释：
　　
[1]鲁道夫·巴劳RUDOLF BAHRD建议用另一个公式来代替这个旧的说法。新公式辨别“特别”的及“一般”的劳动（即机械式的劳动和真正帮助发展人类个性的劳动）。他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特别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之后，多种形式的脑力劳动（更不需说行政劳动）是可以像输送带体力劳动那样的沉闷、机械化及创伤灵魂。同时亦有某些形式的体力劳动是有创意性的。问题不在于某种形式的机械式劳动仍会长期存在，甚至在社会主义之下。问题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局限于进行这些工作，甚至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期。因此，彻底地缩减每周工作小时（社会主义革命导致可以推行每周只一半时间工作）是极为重要的。
　　
[2]当然，在苏联，有些生产资料仍然是商品，那些卖给非国家企业（集体农场、手工艺商店、外国买家）的为最重要部份，小型工具亦卖给个人用作小规模生产。
　　
[3]对于那些继续重复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分配方式要与每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严格地相配合”的人，我们只需要提出恩格斯的论说：“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但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反杜林论》，《马恩选集》第三卷188页）
　　
[4]这里当然不是指积累更多物质的庸俗意思，而是在较广阔的意义上，制造及增加个人自身发展和丰富的社会关系的机会。
　　
[5]历史上并没有任何统治阶级的基本利益是与他们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的逻辑发生冲突的。
　　
[6]据1978年7月31日的《真理报》：“自今年（1978）年头开始，工厂活动的衡量指标是过去（有形的）总产量，但同时考虑顾客订单是否应获得满足。”1978年 12月 21-22日《世界报》报导，联合指标制度（总产量+实际销售量）只会在1979年1月开始应用。
　　
[7]最近，一些波兰经理公开宣称：“有限度的失业未必是坏事，它可以令工厂有更佳的‘工作纪律’。”

原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1年
Th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13, No. 1,Spring 1981, pages 3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