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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主义的领导权和联合阵线
[比利时] E·曼德尔
（1979）
在前面的讨论中，你论证在西欧已经不再有人真正相信改良主义解决方法的有效性了。你在这里指出，改良主义领袖未能理解在下述形势中固有的危险性，即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增长的冲突会加强那些赞同对工人进行大规模镇压的资产阶级势力的力量。把这些议论放在一起，看来含有这样的意思，即改良主义政党从长远观点来讲甚至将不能维护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然而，几十年来改良主义毕竟一直成功地统治着工人运动。你怎么解释这种领导权的长久呢？如何能够通过工人阶级内部的革命活动来克服这种现象呢？
我目前正在撰写一部书，正好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将尝试系统地阐述有关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说自从1905年以来——不能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现实单纯地归纳成“改良主义统治”的公式，或者归纳成相反的看法，即“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革命，而改良主义叛徒阻止他们从事革命”。确实，这两种说法从分析角度看都是荒谬可笑的。
第一种看法的意思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不可能，而第二种看法是一种信仰魔鬼的历史概念。两者都不能解释历史的现实。事实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正常地发挥作用的时期内，工人阶级确实是为改良主义所支配。这实际上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如果工人阶级时刻都在通过直接行动为生存而斗争，资本主义如何能够正常地发挥作用呢？但是资本主义在过去六、七十年的整个时期里都未能正常地发挥作用。正常时期往往被危机、革命前与革命形势的爆发所间隔。工人阶级不可能——从经济上、社会上和心理上来讲——生活在持续的革命高涨的状态中。这种条件的交替因此提出了革命和革命前危机的短暂性的限度这一个同样的老问题。
这把我们引回到托洛茨基主义者基本的疑问上来：关于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及其自我组织能力之间的协调的问题；革命领导的建设问题。所有这些因素取得一致能够使危机产生一种结果，而不是那种本身就培育了改良主义统治的“例行公事”。为了有利于那些竭力想把这种分析称之为“修正主义”的人们，让我们回想一下，这种修正主义是具有深刻的根源的，就连列宁也曾经说过，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正常发挥作用的时期内是“自然的工联主义者”，而在革命或革命前形势下则是“自然的反资本主义者”。
在“正常”时期里，改良主义者也许将继续在工人阶级内部占据多数，如果这个词在资本主义衰退的阶段中确实具有任何意义的话。无论如何，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下述两种情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在第一种情况下是以小的、孤立的革命派别为一方和实际上在工人阶级中掌握全权的群众性政党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存在的分歧；而在第二种情况下，革命者已经跨过了力量的原始积累的界限，尽管他们代表的仍然只是阶级中的一小部分。在后一种情况下，一旦革命危机爆发，从改良主义者手中夺取对群众的领导权的斗争就变得非常容易了。
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时期中的革命组织的弱点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可能对改良主义者提出任何真正的政治挑战。在群众眼中，革命者不能真正地取代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力量关系首先必须有一个转变。但是一旦出现更为有利的条件时，不是那些拥有数百名而是拥有上万成员的革命组织才能现实地希望参与同改良主义机构的战斗。组织的社会构成及它们能够吸收足够多的被公认为工厂里真正的，或至少是潜在的阶级领袖的工人阶级干部的能力，也是决定性的因素，可以在一些具体的实例中得到仔细的研究：1912—1914年期间的布尔什维克党，1917—1920年期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的左翼，1931—1936年期间西班牙的革命左派。
我们可以补充一下，反资本主义传统的消失是一个较新近的现象，这种现象是随着工业发达国家中的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的明确转变而产生的。这种反资本主义的教育甚至在人民阵线时期仍在继续进行，可以说，斯大林主义政策是在两个方面得到实施的。今天，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改良主义正在联合起来把工人阶级变成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虏。但是把阶级斗争全部集中在现实的这个方面的任何幻想，都会低估在任何明显不稳定的阶段中阶级斗争所固有的几乎是在结构上反资本主义的动力。
工人阶级在革命前时期内自发地反对资本主义，这已经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得到充分的证实：在1918—1923年的德国，在1917—1920年意大利，在1934—1936年的法国，在1931—1936年的西班牙，在法国出现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在1969—1970年和1975—1976年的意大利，在1975—1976年的西班牙，在1975年的葡萄牙，等等。
另一方面，这些自发的反对资本主义活动（和觉悟）对于阶级觉悟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并且允许改良主义者比较迅速地重新获得控制，除非这些活动是由象二十年代初期的共产党这样一些强大的反资本主义群众组织，或者一个时刻警惕官僚机构的相当大规模的工人先锋队组织所进行的。
另外一种现象——经常与这种现象混淆在一起——是工人阶级的分层以及这种分层与无产阶级内部不同程度的觉悟之间的关系。革命或革命前形势开始出现时，看来来改良主义者在人数上的增长首先是由于政治化扩展到以前处于政治被动状态的那部分人的结果。因此改良主义势力的扩大和在那些具有长期政治活动经验并受到过更多煅炼的阶层中同时发生的激进化并不矛盾。
拿俄国1917年3月和4月为例。在这些月份中对孟什么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巨大支持浪潮根本不是由于觉悟的工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削弱的结果。相反布尔什维克对阶级先锋队的控制不断增强。但是自从数十万以前从未在政治上积极参加活动的工人第一次投入到运动中来以后，改良主义者发展得甚至更为迅速了。自然，他们最初是要被吸引到比较温和的势力中去的。
这种对无产阶级觉悟的分析是否意味着工人联合阵线的政策必须是革命者的基本战略路线呢？
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政治目标，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政治目标。除非工人阶级能够使它的社会力量达到一定程度的联合并且达到在质量上高于正常时期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存在的政治化和觉悟的水平，否则是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行使权力并开始建设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确实，只有通过这样的联合和政治化，整个阶级才能构成一个超越任何职业、技能水平、地区或民族出身、种族、性别、年龄等等区别的自为阶级。
大部分工人只有通过在斗争中这种联合的经验才能获得最高的阶级觉悟。革命政党在这一切中起着决定性的调节作用。但它不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来代替大部分工人在这种联合斗争中的经验。单单政党本身不能成为数百万雇用劳动者获得这种阶级觉悟的来源。
现在，最适合无产阶级阵线的这种联合的组织结构是一种工人委员会的体系，这些委员会可以集合、结合和集中所有有组织和无组织的男女工人，不论他们的政治党派或哲学信仰如何。从来没有任何工会和任何政党的联合阵线能够靠自己来达到这种联合。以后也将永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强烈要求统一所有男女工人的要求和斗争——不仅仅是从经济方面，而且也是从政治、文化等等方面。他们竭力反对导致阶级分裂的任何策略。他们在最统一的动员和斗争方面起着最坚决和有效的鼓吹者的作用。顺便说一下，这就要求特别注意受到超级剥削和双重压迫的那部分阶级，否则的话，这种联合在实践中是不能达到的。
那么毫无疑问，无产阶级阵线的联合政策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持久不变的、长期的战略目标。
然而，整个无产阶级的联合和政治化的问题与对工人阶级内部不同的组织和政治流派提出的联合阵线的特定建议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
这两组问题之所以不同就是有一系列原因的。首先，社会党和共产党根本就不包括——或甚至影响——所有的男女工人。其次，在无产阶级内部有先锋队阶层，其中一些是有组织的，大部分则未组织起来，他们从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在过去背叛中得出了结论，他们已经极不相信这些流派的官僚机构。第三，在工人阶级内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官僚领导所奉行的政治方针往往与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相抵触，并总是与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相抵触。因而他们完全有可能达成旨在使工人动员失去方向、受到约束和陷于分裂的联合协定。在革命和革命前的形势下，当这些机构典型地努力防止无产阶级夺权时，这种情况更为明显。
然而，尽管这两组问题不完全相同，但也不会完全分开。因为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具有长期传统的所有国家中，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仅仅是在选举中，而且在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继续对社会党和共产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信任。因而，如果无视这种相对的信任，或者假设社会党或共产党的工人将会不顾他们领导人的态度和反应去加入这个阵线，就不可能朝着无产阶级阵线的联合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
可以认为一项针对着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合阵线的政策乃是总战略方针中的一个策略组成部分。但只此而已——它只是这种方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它的替代物。这一点特别地正确，由于整个无产阶级最大限度的联合和政治化既要求社会党和共产党工人的献身精神，又要求这些工人中的极大多数人与官僚机构所支持的阶级合作的选择进行决裂。
顺便说一下，很有趣的是，对于无产阶级力量联合战略进行过分简单化的归纳和对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合阵线政策阶级觉悟的最大限度的提高往往同自发的幻想相类似，即认为这种联合阵线的实际形成本身就足以使工人凭借由此产生的联合斗争的广度与改良主义者决裂。下述概念甚至是更为幻想和自发主义的，即一个“没有资本家部长的政府”的经验就足以为劳苦大众与改良主义决裂以及为一个真正的、反资本主义的“工人政府”的形成开辟道路。
历史经验表明，这些概念是错误的。例如，仅仅回忆下列事实就足够说明问题了，英国在不少于六届“纯粹”的工党政府之后——我这是指不包含资产阶级部长的政府——改良主义机构继续保持了对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控制，尽管它赞成并实行了同巨大的资方进行更空前紧密的阶级合作政策。
只有在充分实现各种不同的条件后，联合阵线的策略才能适用于联合无产阶级和提高其觉悟的战略。
首先，对共产党和社会党提出的联合阵线建议必须集中于阶级斗争中最关紧要的问题，并且必须号召这些政党的领导人团结起来，以便为在这些问题上明确地表达工人利益的特定目标而战斗。因此它们必须包括纲领性的一面——则它们甚至会（在革命条件下）促进反对工人阶级的行动。
第二，这些建议必须以广大群众可信的方式，在看来有可能实施时，并且在形式上适当估计到那些仍然追随这些政党的工人觉悟水平的情况来加以制定。换句话说，这些建议的一个基本作用实际上就是造成共同的行动，或至少是从基层中施加极大的压力，使得这些机构在拒绝选择联合行动的道路时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
第三，这些建议必须通过联合阵线的实际成就（那自然是另一种最有利的不同形式），或者通过从基层中不断加强赞同阵线的压力，来进行一系列的动员和斗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发动群众通过扩大阵线本身，或者通过为此进行的斗争把自己组织起来。这种过程与革命政党日益增长的作用相联系，强调无产阶级的客观力量，增强其信心，提高其觉悟水平，引导工人阶级的广大成员与改良主义意识形态和战略决裂，并且磨炼工人在行动中摆脱官僚机构的能力。
第四，为了促进整个这个过程，革命政党必须把这些联合阵线建议与就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真正性质和目标对工人的警告联系起来；绝不能幻想通过联合阵线可以改变这些政党的性质；决不能依靠这些领导（或由他们组成的政府）来实现联合阵线的目标和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在号召实现联合阵线的同时，必须要使工人有所准备和发挥主动性，以在尽可能广泛的程度上通过自己的动员，自己的斗争和自己的组织来解决问题。联合阵线必须促进和加快这种过程，而根本不能替代它们。
结束本文时我想补充最后一点，我认为托洛茨基为系统地提出一项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法所做出的努力——这贯穿于他的几乎所有著述之中，从1905—1906年至他参与共产国际关于联合阵线的讨论，至1923年和1930—1933年他在德国做出的激动的警告，至1934—1936年他在法国的战斗——构成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贡献。另外，如果认为这种疑问只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话，那是十分错误的。相反，无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联合在不发达国家中最起码也是一样重要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是不断革命战略的一个中心因素——并且在为数不少的国家中，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印度大陆上，与改良主义工人政党结成有组织的联合阵线的问题也同样是个紧要问题。
（万明 译自：《今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第1章第7节 李瑞华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