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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
[比利时] E·曼德尔
（1979）
译自曼德尔《托洛茨基》第十一章，1979年伦敦。
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对一个无阶级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总是不愿妄加形容。他们知道这种社会的性质至少部分地是由其产生时的环境所决定的。然而严格地讲，他们这种不愿意形容一个无阶级社会仅仅是相对而言；因为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论述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面已有无数评语。如果我们考虑这些方面——首先是不存在商品生产——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苏联官僚和西方资本家共同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或“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当马克思与恩格斯把共产主义说成是“战胜现存条件的真正运动”——以此来对抗“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的理想的(乌托邦的)概念——是他们在普遍的意义上使用“现存条件”这个词(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实际条件)，而不是在那种仅涉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的狭隘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托洛茨基强烈地反对那种认为在1935—1936年间“社会主义”已在俄国获得实现的斯大林主义神话，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来说，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是必要而又非充分的先决条件。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由于斯大林主义把俄国和其他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定义为“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而给共产主义事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意义上造成巨大的损害。成千上万的共产主义者直到今天才开始懂得，“社会主义不平等”、“社会主义集中营”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概念上的畸形产物，为帝国主义提供了最有力的反社会主义弹药。
然而，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持续的时间越长，腐败的资本主义与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或者根据巴罗恰当的类似公式，是处于“后资本主义和初级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的官僚化社会共存的时间就越长，马克思主义在弄清社会主义的真相和社会主义将如何既区别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又区别于那些或多或少地以苏联为模式的国家这两方面所保持的缄默对世界革命的政治障碍就变得越大。对于不发达国家的民族来说，苏联、古巴或中国的社会现实也许仍将具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但这种情况决不适于北美、欧洲和日本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就此而言，在三十年和四十年代初期，社会主义仍然对这些国家的工人具有吸引力，自那以来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因而，在研究作为无阶级社会的最初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时需要非常地精确，这种精确性必须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中所通行的精确性。在这项新的和重要的理论任务上，托洛茨基再次起到倡导者的作用，至少比他的时代超出二十年。
现在执行这项任务比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或甚至比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时代容易多了，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产生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已充分成熟。生产力的发展；雇佣劳动者在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整个流动人口中，数量有所增长，社会影响有所扩大和相对一体化的程度有所加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关系根本性地颠倒了过来；对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在社会主义结构中引出的问题的更深了解——所有上述这些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物质改善和知识积累使得形成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我们使用这个词时带有最大程度的保留，因为希望能得到一种更佳模式）比在恩格斯、倍倍尔或是列宁的时代要容易得多。
社会主义的真相也已经以一种否定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悲剧性进程所揭示，仅举这两个最突出的例子即可。这使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更容易地明确说明社会主义不是什么样的。因此，社会主义不是也不能是在收入和消费品上、在高等教育、情报及政治和社会权力的地位上保留或甚至扩大巨大不平等的那种社会。社会主义不能是这样的社会，凡涉及到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总趋势的决定系由一小部分人做出，而不是由广大群众经过对建议选择和解决方法的公开民主辩论之后做出。社会主义不能是这样的社会，商品生产和金钱仍旧决定性地影响许多个人和集团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社会主义不是也不能是这样的社会，发表文学作品，创造艺术、自由发展科学研究和行使一般公民自由权利的机会比起在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中相对来说不是有所扩大，而是更受限制。社会主义不是也不能是这样的社会，对偏离“公认的社会准则”的个人的压制比起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内更为严厉。
托洛茨基逐渐地勾画出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社会主义现实的模式，特别是在他被逐出苏联后，但在二十年代时他就已经部分地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了。我们将有意地避而不去探讨他在象文学和艺术创造这种领域内的思想。我们将集中论述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组织、文化领域内的主要特征和非阶级性的不同人类组织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年轻人和成年人之间的关系，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
托洛茨基经常被指责为赞同一种“充分”物质产品的幼稚概念，顺便说一下，据说这种概念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概念一致的。提出充分的“不可获取”作为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后论点的方式——早在十九世纪就尽人皆知了！——最近得到“零点增长学派”的信徒和环境学家的支持。环境学家争辩说，由于预计中的100亿——120亿人口，充裕的物质产品将或者造成一场环境空难，或者从物质上这种充裕的物质产品是纯属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预先驳斥了这种不同的意见，解释说“充分”的概念并不仅仅是机械地涉及到经济水平，而更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概念，自然是由物质先决条件决定的，一旦根据需要分配基本商品和劳务的习惯为社会的所有成员所接受，消费就会迅速地达到饱和点，实际消费也许甚至会下隆（或至少将得到稳定）。他举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豪华的饭店、旅馆和宿舍的习惯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在那些地方，桌上放着免费的食糖。这根本不会导致食糖消费的急剧增长——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我们现在也可以发挥一下托洛茨基的论点，先进资产阶级社会中高收入等级的消费习惯已经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即当达到这样一种饱和点后，消级就倾向于下降，这不仅仅是“恩格斯定理”的作用，而且首先也是因为优先次序被完全颠倒了。对健康和休息的保证日益代替了对物质商品的愚蠢的积累。不论那看上去会是多么矛盾。人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和市场经济用其狂乱的广告来为日益无用的商品扩大市场，才使得人们更为长期地处于窘境，并把消费提高到相应于以免费商品和劳务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水平之上。
托洛茨基还坚持，在一个社会主义联邦中，基本投资选择将主要涉及到技术选择，而较少地涉及资源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在的分配。“我们所继承的旧技术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完全不适用”。他在1926年写道：“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必须倾向于增加相应的技术能力，减轻工人的生理负担，同时保持不同工人的努力之间的协作。那将是社会主义运转机构的意义，正好与资本主义运转机构相反……。必须消灭由此产生的苦难和渴望。所有的人在生活中的安逸和快乐都必须得到保障。如果没有以传送带为充分代表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一种高水平的劳动生产力是得不到的。然而，工作中的单调可以通过缩短工作持续时间和减轻工作所强加的负担而得到调节……这种基本的生产将保留在工业的主要部门里，直到一场技术上的化学和能源新革命突破了目前的机械化水平（无后引号，疑为在此处应有——电子文档录入者注）。最近，生态学家为反对在现在安全水平上使用和扩散核电站而进行的言之有理的运动已经激起了一场辩论，惊人地证实了这种预言。工人日益抵制泰罗制，传送带生产和更广泛地讲是不符合真正的工人管理原则的那种劳工组织，由此引起的有关“技术选择”的更为广泛的辩论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
托洛茨基在其为苏联政治革命制订的纲领中坚持由工厂委员会对工业管理实施广泛的工人管理的方案。而他在其他著作中（例如，有关美国未来的文章）大胆地提出在工业化国家由生产者管理的思想。
托洛茨基对苏联经济中官僚管理、浪费和独断进行了毁灭性的批评，并且他把社会主义民主政体视为对协调的经济计划的保证和制止出现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的制度保障，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他虽然充分认识到官僚政体植根于贫乏这中——为分配消费商品进行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需要有一个对困难的经济选择的仲裁者，等等——他也理解这个问题的制度方面。要打破对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官僚垄断，要废除对社会剩余产品的国家控制，就需要有明确的发展阶段。必须创造出机构和组织，使得生产者群众可以在其中越来越大地行使被苏联官僚阶层篡夺的权力。
在这一方面，托洛茨基重申他的信念，即自我组织的机构——苏维埃和工人会议——提供了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史以来所创造出的最为灵活的手段。但他清楚地强调指出，这些组织要想不成为空壳，就必须与实际保证在工人群众中大大加强的政治活动、政治和社会首创精神的机构结合起来。这只能是一种多党制，而不是一党制；只能是真正的新闻自由（包括反对党），而不是唯一政党中的领导层，即政府对使用宣传工具的垄断。
我们能够在托洛茨基于1933—1940年期间对这些事情的清楚明确的声明中找出他对自己于1920—1921年期间在苏联赞同的事情进行自我批评的痕迹（甚至是非公开地或“非完全意识到地”）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托洛茨基对那个时代俄国的事件所持的态度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基于三种不同水平之上的联合判断。采用具体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吗？它给俄国革命和工人阶级带来积极的长期效果吗？这是不是一种可以由其他无产阶级革命效法的榜样或者甚至可以被提高到一种准则的地位？他倾向于第一个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而对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并非偶然地给予否定的回答。但很明显的是，对第二个问题越来越清楚的否定回答关系到托洛茨基没有找到时间来系统地详细阐述的第一个问题，虽然人们在他的著作中可以感觉到他真正地意识到这个问题。
应该把根据传统词意是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处于一个条件较俄国为优的工作国家）的多党制和可以恰当地称为社会主义的多党制区别开来。当托洛茨基论述社会主义的多党制时，他使用了不同的公式来论述下述问题，即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政党与阶级和阶级的某部分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个根据定义为无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联邦中，这样一种联系就不再是恰当的了。我们当然会看到组织形式，并通过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和借助于群众观点的参与进行公开辩论，涉及到技术的选择，艺术、建筑或文化学校的选择，运输体系的选择，不发达国家发展计划的选择，同温层通讯计划的选择或教育体系的选择。确实，这些将在社会主义中繁荣，超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或甚至超过我们基于以往经验所能想象的一切。但这些组织是否可以被正确地称为政党仍然悬而未决。
虽然托洛茨基越来越赞同政治多元论，他甚至更为强烈地重视文化和科学多元论的关键性作用。他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读起来就象是对苏联悲剧性的李森科事件和类似经历的预言性警告，预示出二十五年或更长时间以后在苏联和其他地方开始的辩论。任何窒息脑力活动的作法都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造成巨大的损害，不仅仅是僵化或者加深相对的落后，不仅仅是窒息巨大创造性潜力，而且甚至减慢经济发展，减少最直接和最具体的财富。因为它把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日益使人恼怒和使人沮丧的牺牲强加在最广大群众身上——这种过程只能动摇新社会，并把威力强大的武器交给它的敌人。
托洛茨基同样日益意识到革命的过渡对社会基础结构以及社会上层建筑的不同水平具有不同显著地不一致的效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非乌托邦理想主义者，他会立即驳斥唯意志论的下述幻想，当人们仍然把装满肥料的手推车作为主要经济活动时就可以创造出“社会主义新人”来。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非机械论的经济决定论者，他会同样强硬地驳斥下述幻想，“生产力的发展”足以使发育成熟的“社会主义新人”从“充裕的机器设备和物质商品”中蹦出来，就象密理瓦从朱庇特的脑袋中蹦出来一样。他对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一项主要贡献恰好是他理解了整个一系列社会过程的非同步性质。他因而完全理解这样一种事实，即在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消失了很长时间以后，也许甚至在商品生产和钱币消亡之后，性别歧视、压制儿童、种族主议、大国沙文主义和所有形式的其他歧视的残余仍将遗留在人类的意识中。因而必须发动一场无情的战斗，反对这些思考简单和感觉迟钝的落后形式，克服这些设置在通向社会主义新人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在这种规划中有没有乌托邦理论或千年盛世论的因素呢？我们相信没有这种因素。如果仔细地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并非是幻想的轻率产物，而是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有利条件下已经存在的趋势的推论。另外，推论总是与经济（物质）、社会和文化上的限制因素联系在一起，表现在下面的公式中：只有当X、Y和Z相符时，这些可能性才能获得实现。
这样一种程序从科学角度盾完全是可以允许的。它在探讨人类历史困境的最终结局时特别有用。
在“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这一困境的背后，确实有一种论断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发展从客观上来看已经是可能的。把关于这些可能性的辩论和关于实现它的条件的辩论混淆起来实际上是搞混了问题：使得人类对其未来的自觉选择更加困难，或者暗示这样的一种选择是不可能的，并暗示人类陷于腐败之中，将走向灾难。
有意义的是，在接近他生命终结前的一些场合，托洛茨基重申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方面：即这个社会不仅仅没有剥削和压迫，而且也摆脱了社会暴力。在他的所有计划中，这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许是最重要和最不可及的，我们的生活中不仅仅存在着空前持久和大规模的暴力，而且也笼罩于人类核毁灭的阴影之下。近视的怀疑论者——“新哲学家”之流——又一次做出回答：“其他的一切都是乌托邦，因为暴力正是植根于我们不完美的头脑从其动物的历史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侵略性倾向’（死亡愿望）中的”。他们看来并不理解托洛茨基和其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谈些什么东西。
在一个社会主义联邦中，人类只要终止一切武器生产和摧毁所有武器就可以制止住暴力——这种措施当然只有当存在着全世界范围的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和对使用目的的集体决定才能具有长期的效果。坦白地讲，我们也许可以在生活中容忍这样的想法，即几十亿人也许会被无法控制其侵略性冲动的乖戾个人制造出来的弓箭或者指节环毁灭。我们是否能够与核武器库，与爆炸力已经比得上广岛A型 炸弹的“传统”爆炸物和与军火工业企业中的其他最新式装备生活在一起，这起码是大可怀疑的。但是我们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狂”的持怀疑态度的对手在疑问上的贫乏程度似乎与在想象和理性分析上的贫乏程度一样深。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只给自己提出已经具有能力解决的任务。然而他未曾说在什么时间范围内。托洛茨基象他之前的列宁、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在他的一部分时间设计中犯了明显的错误。但这并未削弱这些设计本身的价值，它们是建立在对我们时代中主要矛盾的发展趋势的坚实的科学综合分析之上的。人类已经给自己提出了世界社会的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托洛茨基曾经对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起到决定性的实际作用，十月革命在实践中证明，问题已婚经开始得到解决。托洛茨基的理论贡献将被后代视为对那种问题的最后解决具有同样的决定意义。因为托洛茨基除了是世界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主要战略家之外还能是什么？
中译者：万明；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具体期号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