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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社会性质与社会主义民主
曼德尔
（1977年12月）容智仁译
译者按：
本文原刊《国际通讯》新辑第十八期，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现选译了其中主要部分。
在七七年十一月十一至十三日，意大利的一份左翼报章《宣言》报，在威尼斯筹办了一个以「革命后社会的权力和反对派」为题的专题研讨会。讲者有《宣言》团体的领袖，前意大利共产党员卢萨那·卢萨达（Rossana Rossanda）、经济学家、曾经坚决地支持中国共产党论点的查里斯·毕图海（Charles Bettelheim）、前西班牙共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法兰度·克劳丁（Fernando Claudin）和法国共产党员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本文是作者就以上各讲者的意见，提出反对意见。本文多集中于申述作者的正面观点和结论，从使不同时参阅各讲者的演说内容，也无碍于了解本文内容。因此没有把其它讲者的演说内容一同翻译出来。
革命后社会的诸问题，其内在矛盾，发展规律及趋势等，在当今政治和经济领域，以至在探讨人类前途方面显得十分重要。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时空的限制，不能像他们分析资本主义般，细致地阐释这个问题。列宁则在刚开始这项工作后，就不幸地与世长辞。这项工作就要由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承继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继续加以发展。本文作者握要地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从理论方面论述这个问题。因此虽然它的题目是谈苏联，但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及其他同类国家的基本问题，会有一定的帮助——尤其是在中共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图式动折把不同制度的国家混杂起来的今天。
生产关系与财产关系
毕图海在这次演讲中，又再次提出他喜爱的观点，把苏联的生产手段集体所有制指为「法律范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里「生产关系」这用语的马虎的、机械的和错误的解释，它把生产关系缩减为纯粹是在一个生产单位里，生产者与管理，指导生产过程和被以为是占用了社会剩余产品的人的关系[1]。
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关系」这用语实质上包涵共同参与其物质性存在的生产及再生产过程的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包括在个别企业里的关系，和编结着这些企业的关系。在现代工业时代，忽略其他生产单位的生产关系，自给自足地在一间工厂进行生产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劳动的客观社会化的现有程度下，把「生产关系」缩减为厂内的微观经济关系是不适当和不全面 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里，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不单符合一种「法律范畴」，而且符合其特定的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法律范畴」只是其中有关的一项。）这就是说，劳动还基本上是私有劳动，其产品是商品，社会劳动是分散在各自为政的生产单位里；由于这个理由，不同单位之间，生产力的分配归根结底是受价值规律所统治，它在生产者的背后发生著作用（这是指经济活动各部门之间的资本流动）。这种约制产生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加强剩余价值的榨取的需要。这是私有制与竞争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它（资本）有剥削的本质」，因此具有某种存在的「资本剥削」的冲动。无论如何，马克思就是这样在「资本论」中解释资本主义。
在苏联经济里，生产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国有财产制是它的最低层形式，但也是形式之一），中央计划、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毁灭，和国家对外贸易垄断等因素的结合，创造了异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不单是「表面的新的法律关系」。就使让我们假定在企业里工人——主管的关系，与资本主义里工人——老板的关系相同（事实并非如此），但原料和机器已不再是商品，不再通过买卖流通，而基本上是由计划所分配的。这导至其生产关系基本上异于资本主义的，这指示了这个经济结构根据一种异于资本主义的动力发展，它有另一些发展规律，和受著另一些矛盾的折磨。
让我们举一个反面的例子。试想在一个社会里，工人已占用所有企业，把它们转变为生产者合作社并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民主地经营。同时，他们决定这些企业是在市场买卖的生产品的所有者。从而一切生产还会是商品生产，最初唯一的例外是劳动力。
那时，我们是否会由于「在厂内完全消灭剥削」，而具备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呢？不会，很不幸地，因为当劳动社会化一旦达到了某些界限时，社会剩余产品就基本上是宏观经济的范畴。在厂内当然并不存在剥削。但通过市场作用，就会出现从较低生产力的企业到较高生产力企业的价值输送。竞争是有其无情的逻辑的；「没有利润」的合作社便再没有能力为保证其职员最低必要的生活水平，没有能力买入原料，而实际上要关门大吉，失业会大量地出现，同时，最富有的合作社会由于机器的商品性质，而能够获得破产者的工具，甚至逐渐吞食盈利较少的合作社。失业者还有多久才会在新市场提供其劳动力呢？社会会就此重新分为生产手段的所有者和非所有者——如果合作者不能及时发现解决办法：以事先安排的协作和计划的关系，来取代在厂外缠绕著他们的商品关系——这关系真确是生产性的关系。
国家资本主义
毕图海依靠一个简单得令人困窘的论点：那里有工资，那里就有资本，来指出苏联存在资本主义。苏联工人是赚取工资者，因此苏联就有资本。这论点是建基于粗俗的文字游戏。「工资」这个名词有两种用途：「货币的支付手段」（例如，马克思提过的，罗马士兵的工资）；或劳动力的酬劳，这种劳动力离开了生产手段的所有权和取得生计的手段的一切途径，并由于这一理由，要成为一种商品，卖给生产手段的所有者，
苏联确实存在第一种意义的工资，但我们不能就此推断那里存在「资本/工资劳动」的生产关系。[2]现在，毕图海正满足于这个奸诡的手法。他甚至不考虑劳动力是否一种商品；它是否只有卖给生产手段的所有者才接触到生产手段；谁是这些神秘的「所有者」；那里是这神秘的「劳动力市场」；生产手段是否以资本的、因而也以商品的形式存在。他满足于这一简单演绎推论：「工资意味著资本，那里有工资，所以那里有资本。」这就不是严肃的态度了。
事实上，从计划普及化的时候开始，在集中计划的范畴内，生产手段的集体占用是连结着对几乎每一个人的工作权利的保证，（不是新经济政策时的情况，那时计划只是局部性的。）苏联几乎不存在失业，企业主管要解雇一个工人，通常是不可能的（除了因为政治性的，经济性以外的理由）。因此，劳动力市场是不存在的（除了黑市市场，这是边缘性的，不能决定国家的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条件——即使有人要说这些条件是建基于剥削之上——是异于工资、劳动与资本的条件，这意指前者对后者的（自由）出售
毕图海好象并没有注意到他的过分简单的公式的「巨大」含意。首先，这意味着苏联和中国不曾有过社会革命，因为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第一天起，工资从未在这两个国家的其中一个消失。第二个隐含的意思是以劳动报酬的形式主要比例是货币的时候开始，生产关系的所谓极其重要性就像魔术般消失。（这比例至少是百分之四十、三十或二十？）因为，在沙皇时代下为工资替资本家工作，在民主计划的制度下在自管的工厂里为工资工作，或在被官僚垄断地经营的企业里（在计划下）为工资工作，归根究底都是一样——这以上各种形式（最少局部地）涉及不同的生产关系。但（他认为）不，一定要总结为：「因为第一种情况都有工资，那里就有资本。」
不是以设想的形式而是作为科学的定义来运用「没有资本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观念，就更为荒谬。直到目前为止，马克思理论只有两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第一个是恩格斯谈过的，他是明确地指一个资产阶级把持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社会，其中资产阶级只是从股票所有者变为国家「义务」的所有者。[3]第二个模型是列宁所描述的，其中私人公司被工人国家所控制。列宁对于苏联的国家企业从未用过「国家资本主义」这名词。[4]在没收了资产阶级财产、消灭了它作为一具阶级的存在，和一个不具备资本主义制度任何发展法则的经济制度诞生后，（那里不存在竞争的压力对积累的限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以利润规律决定投资，连同大量失业一起的周期性生产危机），还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再次玩弄文字了。
无论如何，这个「资本主义」与马克思分析过的资本主义毫无共通之点，后者是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存在的，继续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意义何在呢？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其建基于特定的阶级关系之上的、独特的生产关系，但由于人们不能有理由地宣称在西德和东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在苏联和美国当权的社会阶级是一样；由于人们要借用「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人们就遇上这一极其矛盾的论点：相同的生产方式是建基于等同的生产关系，而依存在不同的阶级关系之上，或最坏的是，依存于不存在的阶级关系（由于不存在资产阶级）之上。
苏联的下层建筑是社会主义的吗？
哥丁指出这大胆的论断：「欧式共产主义者要拾回这古老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在这些国家里，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的，但上层建筑不是。」我们要问他是从那里找到这概念的。当然不会在托洛茨基的著作，或任何第四国际的有代表性作家的著作里！
在《被背叛的革命》里，托洛茨基摈斥苏联已建成了社会主义的论断。他排斥这思想并不只是因为它之应用于上层建筑也是一样的错误。不是托洛茨基，而是斯大林才是生产手段的国家所有制（压制私有财产）等如社会主义这荒谬论断的作者。这是他整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的假马克思主义的辩解。苏联左反对派、托洛茨基、和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修正——的斗争中，不停地指出压制生产手段私有制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但是绝对不足够的。
他们重提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而事实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所清晰地陈述的见解！要有以下四个条件才足以构成社会主义的下层建筑：压制私有制；质素比资本主义的远为优越的生产力的发展；货币和商品范畴的消逝（也就是生产者真正地操纵了生产条件、工作和分配）；以及自由协作 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今天我们会说：在经济生活的每一层面，从工作间到中央和最高计划层面的，民主地计划的工人自管。）
毕图海和哥丁得出他们的惊人发展之前四十年，托洛茨基就略带讽刺地指出，如果在一个国家内能建成这种生产关系，甚至在「外力威胁」下，国家也很容易地便会消亡。社会主义社会就会比其敌人拥有显著的社会、经济、技术、道德和政治优势，而无需一个特殊机器来保卫它。集体性已绝对有能力组织起来，负起这任务。但哥丁、毕图海和卢萨达到今天还没有摆脱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 主义理论，并将社会主义下层建筑与压迫性国家共存的修正主义式斯大林主义观念转嫁给托洛茨基主义者。好一个知识分子良心的光荣例子啊！我们只有重复：「亲爱的同志，请敦厚一点。你已经为斯大林罪恶掩饰了那么久了，就应较为审慎地对待其受害者。」我们并不怀疑演说者的真诚，但他们的混乱显示了他们不理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的概念，这时期在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层面上，都有独特的混杂的社会关系，包括资本主义过去的原素和社会主义未来的因子。但称之为「混杂的结合」并不意指那里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基本的事情正是这些关系的「独创性」——它们是过渡时期的特徵。[5]
资本主义的特徵在于商品生产的一般化。社会主义的特徵在于商品生产的消失。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时期的特徵在于商品生产的局部存在（主要是在消费品部分），及其局部禁制（基本是在生产资料部分）。集中计划是未来社会主义计划的因子。但正因为商品生产局部地存在，过渡时期的计划并列不是社会主义计划，因为计划与市场继续发生冲突和紧张。当那里不存在工人管理， 中央计划显然就更少「社会主义」味道。
资本主义的特徵在于为资本家阶级服务的国家的存在，它主持资本增值[6]、积累和再生产，以及工资劳动/资本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其特徵在于国家的消失。过渡时期的特徵在于一种新类型的国家的存在，它必须逐渐消亡，但在这时期里，不同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存在延长了国家的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只在它自己逐渐消亡这方面，预示一个自己管理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在它生存下去（或加强自己）。在某一个意义上，官僚堕落把一个社会凝结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阻塞了唯一能朝向社会主义进展的道路。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加深了后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分配形式的矛盾，它阻塞了商品和货币范畴消亡的道路，并削弱计划过程的有效性。
缺乏了工人管理的民众监督，加强了人类和物质资源的浪费，并阻著群众创造积极性开花结果。社会主义民主的缺乏，容许官僚 保持它对社会生活各层面的所有管理操作的垄断。当专政的神话只不过是为这种垄断辩解合理化。官僚堕落的过渡社会所特有的一连串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的增长和恶化，增加这种社会的特殊矛盾。
政治不再指挥一切
前毛泽东主义者毕图海和卢萨达曾经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决定性问题是政治权力的问题，这归根到底决定于「政治路线」，也就是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面对著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和毛的统治下有著同样的生产关系的事实，这是解释在赫鲁晓夫统治下怎样出现了神秘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必需手段。它也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出现罗马尼亚是「社会主义的」而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虽然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完全一样。最后，它也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四人帮」的倒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性转折点，虽然在生产关系方面并没有基本的改变。
但现在他们轻率地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现在决定性的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只不过是下层建筑的反映。在现实里，在所有社会里，基层和上层建筑是有著相互的作用，前者只是最终地决定后者。[7]因此，显然地，在国家是生产手段的所有者和存在国家计划的社会里，政治权力行使的形成，在决定统治制度与[8]社会不平等方面，具有中心的重要性。
可以肯定，官僚由于控制了社会剩余产品和主持其分配，才能行使对苏联（和中国）社会的控制。但反过来说，它也只能是一个官僚，因为它垄断了国家权力的行使，如果这种垄断在群众的攻击下被粉碎了，官僚对社会剩余的控制极可能会急剧地收缩，如果还不完全消失的话。
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这些演说者处理苏联（和中国）的方法是完全忽略了关键的问题——也就是官僚的问题。昨天把讨论集中在政治路线——即意识形态，今天则是在「工资赚取者」，他们沉默地绕过了真正的问题，也就是让工人阶级整体地得到对劳动条件和它所生产的社会剩余的真正控制。这个问题，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主要是政治性的。
报告者在这个专题讨论会上作出的一切的分析和感叹，并没有产生出一个政治行动的具体纲领，或一个苏联和中国回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建议：这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唯一所坚持的，而我们也显然同意的，是争取民主自由的必须性，这肯定没有解决「生产关系」，或「工资赚取者」的问题。这也不会提供我们所需 要的、东方的反官僚革命的内容和西方的社会主 义革命的内容的连系。
对我们来说，经历了六十年来各种「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的经验后，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能造就朝向社会主义的真正过渡的决定性问题如下：
一、工人阶级要对国家产品用作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分配，用作个人消费基金和社会消费基金的分配，从而（正如上面所示意的）也对计划的基本分配和一切重要投资计划，行使真正的决定权。这是工人阶级有能力处理社会剩余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
二、这就是说，要对不同的计划样本有真正的选择，也要有真正的政治多元化，不同党派和倾向对整个媒介的自由利用，。这就是说，政治权力的真正行使者，并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自由民主地选举的工人和人民议会。
三、工人对企业的工作组织和步伐、工资工作规则的制订等，要有否决权和决定权。要对工作安全和生活环境作出有效的保障。要有权有效的控制在所有经济生活层面计划的执行。计划的目标是根据生产者和消费者会议和互相徵询后对满足人民需要的优先程度而制订。这是「民主地集中和有协调的工人自管」这个概念的真正涵，它容许工人在他 们能够有效地做到的层面中，作出每一种的经济性决定。
四、通过在整个社会上推广自管，真正地开始国家的消亡。
五、工作时间要大为缩短，注重提高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水平，也就是要大为缩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鸿沟，不然，经营自管和行政自管多半是纸上谈兵，而不能付诸实行。
六、要大为缩减薪酬（包括实物的支付）间的不平等，并逐渐推广不以货币为媒介，根据满足需要的标准来分配服务和货品。这意味著大为缩减男女之间、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城乡之间的一切不平等。
七、要进行有系统的国际主义教育，和推行支持世界革命的政策，基于客观和主观的理由，这都 是朝向社会主义进展所必需的。
八、要鼓励不断的文化革命 ，但不用强迫或行政方法，并真正地尊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我们认为「越来越社会主义式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是正确地依赖于以上描述的途径，以及加强生产力增长的基础，但绝不是后者的必然结果。我们认为，当东方国家的劳动群众企图摆脱压得他们透不过气的官僚帮派时，是会为这纲领而斗争。与卢萨达的论点相反，我们无需宣称苏联已复辟了资本主义，也能坚决地通过推行一次从下到上的革命，以实现这个纲领（时刻记著，这会结合著在统治架构内的许多分裂）。
我们要强调这纲领并不包括集体财产的消灭，或集中计划的消失，或「劳动」或机器的市场的恢复，或国家对外贸垄断的消除，这一切清楚地显示，资本主义还没有在这些国家恢复，朝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能以现存的成果再重新开始，这些成果的消失会令前进步伐更为困难，因此我们要继续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
注 释：
[1] 我们说「被以为是占用了」，在现实里，官僚只能得益自对社会剩余的实际操纵和决定其分配，它占用其中相对少量的一部分。大部分社会剩余并没有被官僚，个人地或集体地，占用了。它再被转变为生产手段，被国家而不是被官僚，所拥有。这是判断把官僚称为「新的统治阶级」是滥用言辞的基本理由，官僚是完全察觉到这事实的。其最「战斗性」的派系正在领导一场持久而顽固的斗争，。来扩大占用的范围。但归根到底，这只有通过压制集中计划和工厂的集体所有制才有可能。
[2] 在毕图海引自资本论第三卷的引文中，工资劳动和资本在「工资/利润」的结合形成一个整体。但利润作为马克思分析过的范畴，在苏联并不存在。社会剩余并不是在商品出售而剩余价值实现之后，才被占用的。国家能轻而易举地以使用价值的形式，以（占用）机器和原料（他们超过每年要更换的数额）的形式，来占用剩余，在苏联，「利润」这范畴只不过是计算的量单位，用以对不同企业的相对生产力作出事后的比较（更非全面的）它不象在资本主义下，是所有生产的真正目标，以决定经济生活的全部进展。
[3] 这意思是恩格斯《反杜林论》里的内容（指国有化铁路）所清楚显示出来的，再者，恩格斯在同一个部分里，论述一个会发展成「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的国家」，以及一个在没收资本家财产和毁灭了资产阶级国家而成立的国家（马恩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318页）。而且，他更在两页后说道：「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他肯定不会把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国家财产与消灭资产阶级后的国家政权等同起来 。
[4] 请参阅列宁的小册子「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03页），那里列举出苏联存在三种国家资本主义：对外国资本家的让步，合作社；和国家聘用资本家任出售国家产品的商人的国家企业。列宁肯定没有在这范畴内包括没有租给私人资本家的工业企业。
[5] 有关这个问题的发展与人类进展道路上「历史性」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时期」概念的一般重要性，请参阅刊于《共产主义评论》（Critique Communiste）第十八至十九期（一九七七年十月至十一月），我们的一篇访问记。
[6] 有关这名词的讨论，请参阅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伦敦新左派丛书出版。「增值」，原文是Valorization ，在国际通讯第四十、四十一期合刊中（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曼德尔曾对这名词的意思作如下简短解释：「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描述为两个不同过程的统一——劳动力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与劳动力生产超过其自身价值的增值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必定要通过商品的销售才能实现出来；其后，资本才能占用它，并由此实际地增加资本的价值，在资本论的英译本里，这个过程的名称（德文是Verwertung）通常是「资本的自我膨胀」（Selfexpansion of Capital）。这会导致错误理解，因为它抽空了物质地创造价值的劳动过程和实现过程，如果资本确实达致膨胀，后者是必要的，绝不是自我创造出来的，因而用Valorization （增值）这名词，而不用「Selfexpansion」这名词——译者
[7] 这概念特别显见于恩格斯于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致史旦根堡的信（《马恩通信选集》第466页），信的内容特别坚持国家对经济基础的影响，甚至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8] 官僚没有成功地发展其自身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依靠一种发育不健全和残废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它因而不能断绝与工人运动连结的脐带，所以不能承认和宣布其自身的存在（反面要不断地否认），这一切［上层建筑］的现象，是它（还）不是一个统治阶级的证明。所以它们必定与社会下层建筑的现象有联系，如果我们不偷偷摸摸地重拾被严正地拒斥了的、基层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