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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社会的社会和经济规律十点提纲
曼德尔
（1974）
一
每一个社会经济结构都有一套特定的生产关系作为其特点。这不仅适用于人类历史的巨大历史时期——生产方式（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而且还适用于每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否认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有其特殊的生产关系，将是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历史唯物主义给予基本定义的著名段落里，他不是说人们仅在每一个生产方式里才进入特定的生产关系。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1]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不可以说每一个社会没有特殊的生产关系——这等于说一个社会没有社会生产。所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任何社会结构（包括一个过渡社会，也包括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第一步，是分析在这个社会占优势的和决定性的生产关系。
二
一个历史上进步的生产方式——一个伟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进步时代”（马克思语）——和一个过渡社会的决定性分别，在于当时的生产关系的结构性稳定程度或固定程度的差异；分别不在于一个生产方式有特殊的生产关系，而一个过渡社会没有。这理论适用于在奴隶制度与封建主义之间的过渡时代（从四世纪至七世纪在西欧和南欧），和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从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在低地国家[荷兰]、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和英格兰），这同样也适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用沃尔特·尤布殊的错误公式说，这类社会都是还未充份“确立的社会制度”。返回旧制度仍然像向新制度前进一样，是可能的。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的胜利还未有经济上的保证。胜利仅是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被促进了。
如果人们观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这就特别明显了。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首次伟大资产阶级革命，打碎了封建贵族的政治和社会阶级权力（这是资本主义出现和生长的主要妨碍）。可是，这些革命没有保证由资产阶级直接行使政权。这些革命更没有保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最终和决定性的突破。这直至工业革命发展出其全部结果才发生。要能阻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胜利，必须恢复封建贵族的权力。但要保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后确立，粉碎封建贵族的权力是必须，但是不足够的。理由是，在那个过渡时期占优势的生产关系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在生产过程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也不是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农奴劳动、封建地租、行会），而是简单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成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过渡形式。
过渡社会有特殊的生产关系作为其特点。这些关系不是要被淘汰的旧生产方式和在逐渐发展中的新生产方式的简单结合。所以，构成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特征的生产关系，不是封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合”，而是这个时代特有的关系：简单商品生产的关系。组成生产者大众的，不是农奴或雇佣劳动者，而是自由农民和自由体力工人，以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生产。这种生产关系不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不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是资本主义未能在生产领域里充分发展之前，封建主义解体的结果（资本在生产领域以外发展了，例如银行和商业资本）。
人们可以对从奴隶社会到封建主义的过渡时代作出类似的分析；例如从戴里克先[2]改革到曾经自由的德意志移民和殖民者终于在罗马统治地区的西部被征服。这不是作出详细比较的场合。但可以拿那个过渡社会的特殊发展作类比。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权力被打碎了。在生产过程里，奴隶劳动正在衰落。但在奴隶劳动占优势和农奴劳动占优势之间，有一个中间阶段，这个阶段是联系着奴隶解放的半自由和自由农民劳动的阶段。这个阶段存在于奴隶生产正在解体，使封建主义的充份发展成为可能的时候。[3]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问题，必须根据相同的方法处理。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崩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仅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然后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而没有自动地保证建设的完成。与任何较早的历史性生产方式的发展比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秩序的过程里，意识有大得多的作用。尽管如此。在这方面的分析也不能简单地抽离存在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不能被视为不重要，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无足轻重，或与“政治领导”和“占优势的意识”比较起来是次要。这样做，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倒退回历史唯心主义。把马克思主义颠倒为一项假设；这项假设是建基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设想之上，而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三
我们现在不能确切地分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的特有生产关系，因为我们还缺乏决定性的历史资料。我们目前面对的困难，就好像我们试图根据十四世纪的威尼斯或佛罗伦斯的经济关系，去解释简单商品生产，或根据十六世纪的低地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去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
我们有的所有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模式”，都有生产关系相对不成熟的特点；正如上述在历史上可比较的简单商品生产的例子和资本主义的例子。半世纪的社会科学史已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的判断：只有抽离劳动在实践上的具体方式，经济理论才能发展出“纯粹”的劳动价值论。[4]只有当我们已有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成熟过渡社会的实际经验，才可能有这种社会的“纯粹”社会经济理论。直至现在，我们有的经验（从苏联、南斯拉夫到中国和古巴）都是在社会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的过渡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不足够），这些经验以各种方式显示了官僚变态和堕落的严重和极端的形式。所以，今天看来是过渡社会的“普遍”特点的东西，事实上有可能（即使不是极可能的话）是特殊的，是与社会经济条件不发达有关，多于与这种社会的内在逻辑有关。
这些思想是关联到已经进行了半世纪以上的关于苏联的社会结构的争论。只有在国际范围上才能正确地估计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历史可能性或理由。那场革命是历史上必须的；因为自帝国主义高峰时期（自从中国被包括入帝国主义世界市场）以来，在世界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因为在俄国有产阶级的继续统治，将表示俄国之继续结合进国际帝国主义制度（并有其一切后果，从土耳其、波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巴西、印度等例子，我们知道这些后果是什么）。可是，俄国的生产力在国内平面没有足够的发展，以致没可能发展一个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成熟”的过渡社会，即一个社会生产由协作的生产者控制的社会。十月革命孤立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造成被迫要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歪曲，异于一个较成熟的过渡社会模式；这些歪曲又受到主观因素的特殊发展（苏联共产党自我认同于苏联官僚、党的官僚化、斯大林主义等等）而大大地加强了。
但必须从两方面看出路。从这些歪曲而得出结论认为，尽管苏联的经济没有被帝国主义世界市场重新吸纳，苏联的经济发展仍然不是被价值规律所控制，但无论如何资本主义已在那里复辟，这是错误的。这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和机械地等同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不是建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随着这个模式而来的论据是：“根据苏联（在那时和现在！）存在的生产力，在以前和现在只有资本主义是可能的”，而不去对支配的生产关系进行确切的科学分析。俄国的孟什维克派、西欧的社会民主派马克思主义者（如鲍威尔）、脱离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共产主义反对派运动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追随者和最近毛派中的贝特尔海姆学派，都一个接着一个地犯了基本上相同的错误。
四
现存的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都有极端的官僚变态或堕落的特点。这些社会的普遍规律，在人们能够发现的范围内，要差不多像下文那样系统地提出来：
在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过渡到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后，在生产力发展到某种水平的基础上，通过价值规律自发地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经济资源（即通过与平均利润率的差距，及其后通过资本或经济资源流入或流出各个部门作出更正），可以被废弃了。通过计划自觉地分配经济资源，已成为新的生产关系的决定性特点。
但另一方面，交换价值不能一下子完全被压制。商品——货币关系存在，首先因为在分配生产者在特定的消费基金的份额方面，一个普遍的等价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这就会使消费品保留商品的形式，并带来所有相应的效果。[5]
消费品的商品形式反过来会对生产关系起经济和社会作用。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经济秩序，是受两个对抗性的经济逻辑所统治的：计划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根据社会自觉订下的优先性分配经济资源，或根据在生产者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各项客观市场规律分配这些资源）。这两套规律显然是对应两个阶级的利益，这些利益在最广泛的历史意义上是对抗性的：前一个规律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后一个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私人企业和私人利润的基础上工作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
趋向贯彻计划原则的主要推动力（正如马克思的阐述说，归根结底只有在协作的生产者的民主统治下才能完全贯彻这些原则），是无产阶级在工作努力得到最大成效，并同时日益实现无产阶级的人类需要的经济里得到的利益。[6]趋向使价值规律胜利的主要推动力，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足（即普遍的短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压力、商品——货币关系经济整体组织的反作用、社会不平等对无产阶级的意识以及官僚和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意识的影响；等等。因而，过渡社会的特有生产关系，是基本上非资本主义的经济计划，与基本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分配关系产生的商品生产因素（带有朝向私人占有和私人致富的动力）的混杂结合。这个结合是这个社会结构特有的，不能简单化为由价值规律支配经济（资本主义），或在商品——货币关系消亡的条件下，由协作的生产者支配经济（社会主义）。这个结合标志了从前一个到后一个社会结构的历史过渡，是在社会主义未能充份成熟之前资本主义被压制的结果。
五
贝特尔海姆曾提出一个论点（在尼高·波伦萨斯提出一个系统公式[7]之后），他认为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在技术上结合起来还不可能，这就是商品——货币关系在这些社会存在的理由，所以这些关系对于决定过渡社会的阶级性和确切的生产关系，显然并不是不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论点是建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范畴的错误理解之上，即对生产关系概念作不可容许的具体化。生产关系永远不是简单的“技术的”。它们不仅是人们与事物的关系，而且时常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断言没有“全部企业的完全技术上的结合”，就不能实现劳动的即时和直接的社会性质，相当于把资产阶级关系的具体表现代替这些关系的社会现实。[8]在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没有直接的社会性质，不是因为企业之间没有“技术上的”结合，而是因为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为独立地活动和互相竞争的生产单位有处理经济资源的私有权，因为公司和劳动的私有性质。
克服劳动这种私有性质，当然也关连到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十分小型的企业，由于其低下的技术水平，不能有效地加以社会化。但在资本主义工业里，社会化的客观程度无疑有足够的发展，让协作的生产者有效地控制生产。远在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持有这个观点，那时在西方，劳动的社会化的客观水平远低于苏联目前的状况。断言今天的大工业没有足够的“技术上的结合”，以保证劳动的直接社会性质，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是符合这个“技术的强制性”，相当于全面地怀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可能性。
如果克服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经济资源是由计划在全国（在明天是在国际的）范围内分配，那么，在这些社会生产关系之下的各个生产单位受雇的劳动的直接社会性质，就可以通过无产阶级权力的法令实现。在各个生产单位存在不同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在任何方面改变这个可能性。在现代工业里，劳动生产力的差异，仅在一个正在消失的细小程度内是生产者的个人或集体的工作努力（工作负担）的不同水平造成的，而在较大的程度上是这些单位处理的生产技术、物质生产资料的差异的表现。可是，由于是由社会在这些单位之间分配这些生产资料，那就完全没有理由要设备不足的单位的工人因社会的决定而受到惩罚，削减他们的收入。可是，如果所有活劳动只是在投入的量方面量度（用一套系数把技术劳动转化为简单劳动），报酬是不考虑在不同的生产单位的不同劳动生产力，这就表示了如下的社会事实：活劳动是直接地被承认为社会劳动；这种社会性质不是只有在产品出售之后（那将是商品）和决定于销售的收益，才完全地、局部地或（如果卖不出）完全不被承认。
六
贝特尔海姆把处理生产资料的权力与“完全占用所有产品”混淆起来。前者是关于投资活动，即社会可用的经济资源的分配；后者是关于直接获取物品的方式和程度，以及物品的分配；后者被公认为与前者有关连，但无论如何不等同于前者。在苏联和其他东方阵营的国家里，绝大多数的重大投资决定是由中央作出的，而不是在企业平面作出的。所以，断言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作为一个经济范畴（不同于一个纯粹的形式和法律范畴）在那里已经不存在，是错误的。只当投资在企业平面决定，企业又能够根据其可赚利润的计算自由买卖机器，这种所有制才会消失。社会没有完全地获取所有物品，是不能用缺乏企业的技术上结合来解释的。这种情况完全可能与一个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并存。这种情况的解释在于短缺的现象，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客观效果（在完全的术上结合的情况下，这也能够继续起作用），和缺乏社会控制，即生产者大众的实际政治统治。
与计划的命令相反，很多产品被屯积在黑市市场分配并普遍地逃过计划经济的罗网这个事实，是由于生产、分配和计划不是组织在代表会里的、行使直接分开监督的工人的经常的、公开的民主控制之下，才成为可能。
已经由斯大林引进的个别企业可赚利润的制度（KHOZRASCHOT，经济或商业核算），不是配合任何“技术的强制性”或“企业的技术上结合的不足”，而是一个有意的社会政治选择。因为数以千计生产单位之间不再经过市场联系起来，又因为特权官僚层的统治与自管的生产者通过有计划的民主协作（民主集中制）进行自觉监督是不可调和的，生产单位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远道而行地经过一个无效的和头重脚轻的行政官僚集中制；而为了保持甚至是最低的经济成效，这种管理制度必须要建立在个别企业的可赚利润的基础上。
个别企业可赚利润的制度和教条，不是特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客观结果，而是一种社会事务状况：特权上层垄断了经济和国家的管理；利用管理官僚的私人消费利益增加到最大的限度，作为实现计划的主要动力。所有这些由特殊的社会利益约制的机构，可以在既有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下废弃，代之以符合生产直接的和即时的社会劳动协作生产者进行控制的组织和管理形式。[9]
七
认为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和其他东方阵营的国家复辟的论点，是建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概念的完全修正之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建基于普遍的商品生产，这在苏联和其他东方阵营的国家都不存在。这些国家的官方经济“科学”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0]这荒谬公式来表示存在的经济秩序的特性这事实，不构成普遍的商品生产的存在的证据；这就正如官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宣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所有经济主体是平等的这事实，不是这种平等的存在的证据。在两种情况下，这些都是明显的意识形态论点，不是科学分析的结果或经过科学的考察和证实的假设。
事实上，在产业、运输、通讯、贸易等部门里的大量庞大生产资料，没有商品的性质。它们不能由管理单位（生产单位）自由买卖。它们的生产和分配也不是企业“私自”决定的结果，而是中央计划决定的结果；它们不是“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11]的产品，即它们不是商品。
根据计划工业化地生产的消费品，仅在它们是为一个不明的市场生产和必须与货币对换的范围内，具有一种商品形式。它们不在作为私人劳动产品的意义上，具有这种形式。在消费品部门的劳动社会化程度，肯定地低于生产物资部门。为了不离开在国营部门的生产关系的决定性方面这题目，我们故意略去社会化计划经济与农业和手工业私人或合作社简单商品生产的结合的问题，这问题毫无疑问使计划、资产阶级的分配方式和（东方阵营国家里）个别企业可赚利润的混杂结合，更为复杂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特定的运动规律作为其特定，这些规律无论如何不支配苏联经济的动力。在过去五十年的苏联历史上，不能观察到这些规律的任何一条：无论是利润率下降，或经济资源根据生产部门的利润率的变动在这些部门之间往返流动，或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这些运动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历史上，在每一处地方都不断地被证实。更确切地说：认为资本主义最近已在一九五六年后的苏联复辟的论点，导致根据马克思主义认为是荒谬的结论，那就是非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能够有相同的生产关系。因为不难看见的，是自一九三〇至三二年以来在苏联的生产关系在任何重要方面都没有改变。断言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在斯大林之下是“社会主义”，但在一九五八年在赫鲁晓夫之下和一九六九年在勃列日涅夫之下是“资本主义”，而在生产关系方面并没有改变，这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
如果断言可以从苏联的无产阶级缺乏处理生产资料的权力，从苏联企业的管理技术（采纳资本主义的鼓励和决定工资的方法），推断苏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必须作出下列的回答：
(一)自从一九三〇年苏联的企业引入“一人管理制”以来，所有这些特点都已经存在。在斯大林之下，它们最低限度像今天一样普遍，如果不是更甚的话。
(二)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简单化为在企业内的科层关系，是不容许的。生产关系的最基本方面，是不同企业之间的关系，和企业与劳动的关系。这些关系，当由普遍商品生产塑造出来，和在社会化经济之下，最大不相同的。
(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同的组织、劳动和工资形式正逐渐被引进大工业里。认为这些形式的引进已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论点的支持者，如果是一贯的话，就应该得出结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同的复辟过程正在全力进行。
八
实际上，支持这个孟什维克论点的毛派是根据历史唯心主义，把生产关系、国家权力、对政治“总路线”和占优势的意识形态的评价等同起来。这把历史唯物主义颠倒过来。由于毛派宣布在苏联对马列主义的修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的表现，他们就断定在苏联的国家领导的“总路线”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所以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
历史唯物主义要运用相反的方法解释问题。首先必须科学地分析苏联经济的客观运动规律，或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动力。然后，必须澄清是否存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一个统治的资本家阶级。如果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一个统治的资本家阶级的存在的证据，那么那个国家不能被称为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如果根据社会——经济分析承认国家是一个变态的工人国家——即承认统治的官僚是无产阶级的一个特权的小资产阶级上层，而不是一个新的社会统治阶级——那么就揭开了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和“总路线”之背离马列主义传统（在斯大林时代，这些“背离”最低限度显然像今天一样明显），不是一个新的阶级统治的表现，和极其量是在资本主义影响下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客观压力的结果。说法国的天主教教会在一八一五年恢复后，为它的半封建意识形态在社会上赢得了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影响，不等于说那时封建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在法国复辟了。说工会官僚受小资产阶级或有时候甚至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压力，不等于说工会在客观上不再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已变成为资本主义雇主的工具。
如果真正在建立起协作的生产者的直接统治（权力的行使），那么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到共产主义本身的过渡可以肯定是以逐渐和潜进的方式发生。但如果这种统治没有被建立起来，如在苏联和其他类似的国家模式，又如果已经形成了特权上层对权力行使的坚固垄断，那么这就必须用政治革命加以纠正，以致权力能在苏维埃内建立起来，或归还给苏维埃。这是一场政治革命，因为基本的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被推翻，而是首次地被容许充份发展。（当然，这并不表示达致协作的生产者直接行使权力的过渡不会带来经济组织的重大改变，特别是在企业管理、计划、工作的组织、工资的决定等方面。）另方面，要在苏联和东方阵营国家重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一场社会反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渐进式复辟的可能性受到排除，是简单地因为在各个产业部门分配经济资源是不能“同时”通过计划和价值规律来实现，或“一部份”通过计划、“一部份”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是，一方面有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的形成（没有任何资本主义是没有一个资本家阶级的），和另方面粉碎工人阶级对这种复辟的抵抗。设想这些前提条件已经存在，是在自己阶级的战役甚至未开始之前变认输。
九
认为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论点（包括“国家资本主义”的论点[12]）的弱点，最明显地见于它的代表人在五十年来都没有能力为这个特种的“资本主义”建立任何历史地证实的发展规律。另方面，我们关于过渡社会的分析的优点是，最低限度让我们能粗略地绘画出一些运动规律。在这方面，对官僚的社会性质和官僚在过渡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特殊位置的确切评价，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法律和经济的意义上，官僚都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它不能够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垄断控制，去获取私有财产，或达到其他在消费范围以外的特殊经济目的。它的特权是局限于扩大或保持在收入和在消费部门的直接获取方面的优越地位。断言“集体的官僚”代表最大限度投资的“原则”，或“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原则，或“为生产而发展生产”的原则——这相当于在苏联经济里的“资本积累”“原则”——，不外是把资本家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积累强制性神秘化。这种强制性不是直接地来自大工业或工厂生产的物品和技术条件，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特有的（而只有资本主义才有的）生产关系。
是私有财产，即竞争，约制减低生产成本、发展生产和科技以及扩大再生产和积累资本的强制性。马克思清楚地说，没有竞争，即没有“很多资本群”，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消失。的确，失业水平太低，也会导致一种强制性要资本通过在固定资本和合理化方面的庞大投资去减低就业，以增加剩余价值率。但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这将会是罕见的事情，而每当失业被恢复了，这将最终导致返回相对停滞。苏联官僚在任何一方面都不会受制于要积累的“强制性”，因为那里没有资本的竞争。官僚更不会受制于要持久地重组产业后备军的强制性。相反地，它“屯积”劳动力，自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就不曾有显著的失业。所以，为什么它应该注意作“最大限度的投资”，仍然是一个理论之谜。[13]
实践完全符合这些暂定的理论结论。数十年来苏联社会作为一个官僚变态的[14]工人国家的特点的其中一个主要冲突，正是在（一）使经济增长和引伸自计划的、经济资源运用达致最适度的潜在可能性，和（二）个别官僚实际上对达致漠不关心（他们的目标只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他们自己的消费）这两者之间的冲突。由于经济资源完全由官僚管理，又由于没有工人对管理的广泛的民主控制（没有普遍的广泛社会主义民主，这是没有可能的），经济增长永久性地低于最适度，带来巨大的损失和浪费。
四十年来，国家和党的中央机关，作为官僚的集体利益的代表，都在努力克服这矛盾，最低限度去局部地克服。这是斯大林主义恐怖和联系着奖金制度的工资差别，这两者的“合理”内核。这是过去的利别尔曼改革的“合理”内核。但一个接一个的官僚管理改革或和管理方式的阶段，都证明了在官僚管理下，经济达致最适度是不可能的。每一次这种改革不过是用一系列的矛盾和浪费代替另一系列。
不断地保卫官僚的私人利益与社会化计划经济的内在逻辑相冲突这事实，最明显地证明了官僚不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在每一个阶级社会里，在统治阶级的私人利益和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之间，都有一种和谐（奴隶主的利益巩固了奴隶社会；封建贵族通过保卫其自己的私人利益，巩固了封建主义；资本家阶级通过试图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等）。官僚缺乏独特的阶级意识形态——它仍然没有能力作独立的意识形态生产，并把自己局限于“用”表现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即去修正和阉割马克思主义这事实——仅是过渡社会的事务的这种基本状态在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反映。
相对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里官僚的特殊位置，有一个肯定是有趣味的类比，那是在古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里官吏、朝廷官员的位置，不是由于他们的财产，而拥有特权的。因此，他们不形成一个有产阶级。因为没有财产，他们就不能确保特权，他们就经常努力去获取土地所有权，以进升入土地贵族之列。当他们成为地主之后，他们再不能够履行在既定的生产方式下的主要社会和经济职能——保证农业的再生产，为此要对抗土地贵族及其他阻力。他们动摇了存在的社会秩序，并为一次暴力的农民起义奠定基础。起义在王朝转换的过程里重新建立了农民的权利，把贵族压退，并用忠于国家和那生产方式的再生产的官员代替那腐败的、追求私利的朝廷官吏——直到那循环再开始。在这里，私人利益与国家或管理职能的冲突也是明显地证实了中国的官员只当他们不构成有产阶级的一部份时，才是有效的官员，和只有违背他们的官方职能才能够成为有产阶级的一部份。
与苏联官僚或东方阵营的官僚的类比，可以更进一步引伸。毫无疑问，在官僚内有一些力量是在客观上推回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要求给予企业主管更多权力、要求有开除工人的权力、在利别尔曼改革的范围内要求“谈判”原料和制成品的“自由价格”的权力，所有这些倾向在客观上是符合朝向重新实行由价值规律指挥的压力。
这种发展倾向能否在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的范围内实现它的逻辑结论呢？这似乎不大可能。将主管的收入和“它的”企业的“利润”挂钩的逻辑后果，必定是导向企业和主管的永久性连结，即恢复私有制。从贪污（特别是在对外贸易方面）得到高的收入、在海外获得银行户口和财产、重新出现一个有劳动力的私人剥削的大的私人经济部门（特别是在服务性部门里），将是这种发展的进一步因素。它们都指向恢复典型的私有制，只有这个制度能保证官僚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稳固性，而不是指向一些神秘的有一个“国家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南斯拉夫，在一九六五年的经济改革之后，这方面的趋向比在苏联、匈牙利或罗马利亚，发展得更远。但，正如我们曾预料的，随之而来的是这些趋势与计划经济、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在南斯拉夫的工人自管因素、连结着这个机构结构的国家和党官僚的力量的无可避免的冲突。比较起其他东方阵营的国家，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是较为独立的。他们积极地干预这个过程，明显地反对特权的复辟集团。这证实了在东方阵营“静静地”、渐渐地复辟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这是国内和国际的社会力量的活生生的冲突，而这些力量将决定这个过程的结果。
十
假如没有特权官僚垄断权力和管理，或在这种垄断已崩溃之后，一个过渡社会可以成长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成长在原则上需要六个因素的同时运作：
(一) 生产力、生活水平、工人的资历和文化的增长，这将克服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客观条件，并通过各项措施，其中之一项是根本地缩短工作日，为直接的生产者提供进行在国家和经济里的自管的物质的可能性。
(二)工人自管，这不是或不主要是局限于企业平面的。全体大会、工人代表会和民主地选举的地区、地方、全国和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可以撤换代表，规定轮换和保证大多数席位是给予直接从事生产的成员）等机关组成自管制度在这个制度里，协作的生产者自由地根据各个计划提案计划生产，决定满足需要的优先选择和决定延期消费（“社会主义积累”）的程度。
(三)代表会的政治民主，在社会主义宪法的范围内有充份的政治自由（结社自由、包括组织不同政党的自由、出版自由、示威自由、罢工权利，等等），以在实践上保证选择计划、优先性和延期消费的民主过程。以生产力现有的高度集中程度（劳动的客观的社会化），局限于企业或经济平面的自管，没有让处理社会剩余产品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工人手里，这即没有容许任何真正的非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只有通过由工人阶级直接行使政治和经济权力，才能实现。工人代表会民主制，通过把越来越多的行政领域移交给直接民主——即有关者的直接自管，也表示“国家消亡”的开始。
(四)发展和有意识地推进商品——货币关系的消亡。愈来愈多数量的服务和消费品将根据满足需要的原则进行分配，而不与货币交换。根本地减少收入的差异并向着相同的方向前进。
(五)发展和有意识地推进日常习惯、道德、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不断革命。这表示有系统地压低个人“为生存而斗争”、个人致富和个人主义的倾向，并促进自愿合作和团结的动力，这不是用国家压力，而是用劝勉、教育和主要是用已改变了的社会条件，和通过日常生活的例子和经验。
(六)朝向和推进国际革命的发展。归根结底只有这个发展，通过扩展国际性劳动分工和消除来自周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力（包括武装的强制性），才有能力创造成功地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的必须前提条件。
这些过程不能被互相割裂看待。拿起其中一个或其中几个因素视为决定性，是错误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基础是以下的概念：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是决定性的，这会自动地创造新的生产关系。毛泽东的修正主义建基于政治领导和“文化革命”是决定性的假设之上；它不认识到在生产力发展不足的基础上，用社会现实作为教育“社会主义人们”的主要教材必定仍然无效。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增长下的生产力增长，会事实上使社会更远离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不是走近这个目标。但在生产力没有足够的发展之下，加速废除商品——货币关系，会腐化为把短缺合理化，这反过来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更远离社会主义。
没有工人代表会的政治民主制的工人管理，会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引起的客观和主观障碍，特别是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但即使是工人自管和代表会的政治民主制也不会自动地产生一种对社会和对工作的新态度。“主观因素”的自觉干预，即教育和不断的文化革命，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干预要有效，就必须建基于生产力的迅速增长，使根据满足需要的原则进行分配的范围得在实际上扩大，和商品——货币关系有可能在实践上消亡（不实现这一点，私人范围的致富和异化劳动是不能消亡的）。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规律：归根结底，问题是为商品生产、货币、阶级和国家的消亡，即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社会，创造必需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列宁语）。
何虹译自《批判》Critique杂志第三期（一九七四年秋季）
注 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八十二页，人民出版社，重点是引者加的。
[2]戴克里先（DIOCLETLAN）从公元二八四年至三〇五年统治罗马帝国，他在统治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正式确立君主制——译者注。
[3]可特别参看的是：持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有BIO－CHE的LA SOCIETE FEODALE（封建社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有苏联作家 E·M·SHTAERMAN和S·I·KOVALIEV之间的讨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里也表示相同的观点。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文版，企鹅丛书一九七三年版，第一〇三至一〇五页。
[5]其中一些后果是滞销、生产过剩、不能实现其交换价值。
[6]我们当然不是运用“无限地提高的需要”那臭名远播的斯大林主义公式，这公式实际上表示共产主义是没有可能的。人们可以拟出如下的规律：从一个特定的饱和阶段和一个特定的文化水平起，增加物质品的需要就迅速地下降，需要愈来愈朝向人格的自我实现（即创造性活动的可能性）和进一步发展社会和人类关系的方向发展。
[7]尼高·波伦萨斯在POUVOIR POLITIQUE ET CLASSES SOCIALES《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一书里，分辨开技术性和社会性的生产关系。
[8]可特别参看贝特尔海姆CALCUL ECONOMIQUEETRORMES DE PROPRIETE《经济核算和所有制》，巴黎MASPERO出版社，还有他与史威兹的通讯《关于社会主义的过渡》，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9]与伯纳德·乔比对我们的指责（在法文杂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九七二年四月至九月号第七、八期里《文化革命和经济主义批判》一文）相反，我们在任何一方面都不支持计划经济本身就表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观点。我们强调的，是计划经济代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所特有的生产关系这事实。排斥“个别企业的可赚利润”的教条，并不包括排斥最准确的成本核算。相反地，只有当核算从物质收入和消费利益分离开来，并受到公开和民主的社会控制，核算才能够客观地、公正地和完整地发展。工人代表会不会因为某种利益而“屯积”供应品或有系统地估低生产力，因为他们的收入不再直接地与任何一种“计划的完成”有密切的关系。工人代表会将不会作出这种浪费，反而会根本地消除它，因为这些浪费表示增加工作需要或增加延期消费，工人代表会不会认为是有利的。
[10]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清楚地强调，甚至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真正的社会主义阶段——不再发生商品生产。“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份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意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十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页。
[12]肯定会有些支持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占优势的论点的人，以断言“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同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回避难题。可是，他们没有能力分析这种“生产方式”的任何主要运动规律。
[13]很多这论点的支持者断言“海外竞争”强制最大限度的投资。如果这是说在世界市场上与帝国主义国家在商品生产方面的竞争，这论点是没有意思的；这种商品交换涉及苏联的社会总产品不到百份之一。这怎样也带来一种“最大限度投资”的一般强制性，仍然是不明不白的。如果这是说“军事竞争”，那么唯一的客观强制性，更会指向最适度增长的方向，多于指向“最大限度投资”的方向，后者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效用不大的。
[14]在一九二〇年之后，列宁提出苏联是一个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