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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革命——托洛茨基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
曼德尔
（1970）
蒙蒂·约翰斯通（Monty Johnstone）今天晚上在这里同我就当代托洛茨基主义问题进行辩论，这个事实本身就应该被看作是一个证据，表明托洛茨基主义并非象某些人所说的那种东西。我不准备污辱在座的任何一个人的思考能力，来讲托洛茨基主义并非反革命的东西，它并非法西斯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代办，或者它并非其它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因为，如果真的那样，不仅这场辩论不会发生，而且过去几年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将是不可理解的了。
托洛茨基主义不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一个被击败的潮流。托洛茨基主义不是已被肯定地粉碎了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式的修正，象一九二七年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并为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被不幸的尼基塔·赫鲁晓夫说重复的，以及在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控制下的无数出版物曾反反复复讲的那样。如果托洛茨基主义真的是一个被粉碎、被击败、不再存在和被消灭了的孟什维克潮流，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要讨论它？为什么蒙蒂·约翰斯通现在还要在这里进行辩论？既然苏联官僚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和四十年以前就已粉碎、摧毁、消灭和击败了这个潮流，为什么今天他们的代言人还要被迫写书，写小册子和文章重新谈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托洛茨基主义是一种已被确定地击败了的潮流，为什么最近十二个月内在苏联就出版了三、四本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新书？
所以，我认为今天晚上我们应该阐明的首要一点是，对红军的缔造者和十月革命起义（这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革命）的领导者作出历史的公正的评价。在纪念列昂·托洛茨基诞生九十周年（与十月革命纪念日恰恰是同一天）时，我们看到，在世界上，他所创立的运动，他所主张的学说，他所捍卫的纲领，比过去更有生命力。
今天，出现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青年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正在追随托洛茨基主义。这就是共产党的蒙蒂·约翰斯通感到不得不同我们辩论关于托洛茨基主义问题的唯一原因，这就是苏联官方不得不源源不断地抛出托洛茨基问题的演说、小册子、杂志文章及书籍的唯一原因。
当代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主要是一种青年运动，是正在五大洲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青年运动。正因为这个道理，我一点也不准备详细谈论蒙蒂·约翰斯通准备大谈特谈的问题：托洛茨基在一九0五年、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写过些什么，或者没有写过些什么。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要说，这是同时代的革命斗争现实关系不大的。在法国，二十五万人投票支持一个信奉托洛茨基主义的总统候选人；在今天的锡兰，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工会领导人领导成千上万工人举行大罢工；在今天的日本，成千上万的人在公众舆论一致称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之下举行示威游行；难道有人真的认为这些都是同托洛茨基在一九0七年或一九一二年所写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吗？
投入到这些运动中来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读过托洛茨基写的东西，并且对那些东西没有感兴趣去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每个人对革命运动历史都应感兴趣——但是他们都正确地认为那些东西同我们必须懂得和说明的下面的主要问题没有什么关系。这个主要问题是：当代世界托洛茨基主义的由来、力量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成千上万的人都聚集在它的旗帜之下？为什么苏联官方和他们在英国的代言人蒙蒂·约翰斯通要重新进行一场论战，而原先在三十年或三十五年前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判期间，他们曾希望用机枪子弹结束这场论战？
我认为有四个基本的理由使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现在比过去跟强大，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归依托洛茨基主义，它在人数上、地理上和政治上比过去，甚至比当它还是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的一种潮流的二十年代时的影响都更大。
第一个理由是同殖民地革命和同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国家前进的道路的一个基本问题有关系的。斯大林主义和自称为共产主义的那些斯大林主义的党，至今一直遵循一种孟什维克或半孟什维克的方针。正如俄国的孟什维克曾主张的那样，他们认为，由于这些国家落后，工业资产阶级还没有掌握政权，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当前的战略任务，就是设法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和半封建势力的联盟。这个联盟的目的，将是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这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间在中国被称为“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在苏联共产党的新的官方纲领中称为“民族阵线”政府或“民族民主”政府。
经验已经证明了，托洛茨基早在一九0六年就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即任何不发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沿着上述那条道路走是没有出路的；把任何斗争限制在反对农村的封建或半封建地主或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上，而保持民族资产阶级的权力，不出动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不去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联合专政，将不可避免地将是听任这些不发达国家落后、停滞、受国际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剥削和超剥削。
这种方针将不能使这些国家的千百万人民摆脱世世代代的苦难。实践也提供了十分惊心动魄的教训。一九六四年在巴西、一九五八年在伊拉克，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牺牲了，一九六五年在印度尼西亚，五十万共产党员献出了生命，就是由于存在这种幻想，认为同资产阶级或半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建立持久的联盟和合作关系是可能的、可取的和必要的。这种使独立的群众斗争处于从属地位和当作牺牲品的方针，只能导致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彻底失败。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不发达国家存在和发展、赢得新的成就，吸引新的派别并建立新的党，就是因为它坚持这条革命的基本法则。对这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来说，除了不断革命的道路外，没有别的出路。不把资产阶级连同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封建与半封建的地主阶级一起推翻，就不可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获得真正的民族解放和独立。不建立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联合专政，不建立一个工人国家，就不可能使工人、农民和全体人民获得解放。这种革命只在中国、古巴、北越这些国家发生过，现在南越正在发生，这是取得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唯一道路。无论什么地方，凡是共产党追随那一直受到人们抵制的孟什维克主义的莫斯科路线，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就遭受挫折、苦难、就会淌泪和流血。
每一个希望了解世界革命在这方面进展情况的人所必须面对的，正是当代的这一现实，而不是一九0七年、一九一七年或一九二0年托洛茨基说过的话。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世界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当不断革命的指导思想——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赢得胜利的唯一道路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西半球第一次胜利的革命后，它已被古巴革命所接受，并在第二个哈瓦那宣言上宣布了的时候，具有巨大说服力的时刻已经来到。这证明了列昂·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关于不发达国家的战略路线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托洛茨基主义在全世界获得发展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们完全地、无条件地主张在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反对为西欧、日本、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共产党所维护的改良主义的选举道路。当我们说走革命的路线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政变阴谋主义或冒险主义的党徒，也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里几百人，那里几百人，就能出其不意地突然地夺取政权。在那里，资产阶级拥有巨大的力量，它有政治经验，并从政治传统和政治稳定中得到好处。在这些国家里，它的统治不是简单地和唯一地依靠它的镇压武器——军队和警察——而特别是依靠思想和政治影响，这种影响仍然支配着大部分的小资产阶级甚至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
我们明确和毫不妥协地拥护走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的立场，实质上包含三层意思：
第一，在工业先进的国家里，客观形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不受任何集团或政党所支配，周期地出现革命前夕的形势。在革命运动高潮的时刻，这样的客观形势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人阶级的大规模行动，如总罢工和占领工厂，显然，这些行动超出了为当前的工资要求和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的范围。代表着革命先锋的革命政党和集团的责任，就是为他们自己和最优秀的工人阶级战士做好准备，随时参加到这些时刻的群众斗争中去，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周期性的群众运动高潮，才能出现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可能性。
人们不能渐进地推翻资本主义，人们不能一营一营废除资产阶级的军队，不能一点一点地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人们只能通过对群众进行革命的动员来达到这些目的。而当“业务照常”的时候，这种革命行动不能每天进行。只有在革命前夕的形势，即阶级关系极端紧张，社会冲突十分尖锐时，革命行动才是可能的。为了夺取政权和使社会主义革命一举成功，一个党、一支先锋队和一个阶级必须准备好在那种关键时刻，以果断的姿态参加行动。
第二，如果你希望发展这样的形势，即工人阶级知道下一步要做些什么，并取得进行革命的有利条件，那么你就必须事先进行宣传、鼓动、并为实现过渡性的要求而采取行动，特别是实现工人阶级管理生产这个关键的要求，这一要求同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提出的其它一切要求相比，是最重要的。如果认为只要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在工会的眼前要求和选举策略方面教育工人阶级，就会神秘莫测地使工人阶级突然具有革命觉悟和在革命形势到来时投入行动，这只是异想天开。
列宁说过，革命政策的基本点和革命政党的责任，就是在还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时候也要进行革命宣传。列宁又说，这正是一个革命政党同一个改良主义者或者中派主义政党的分水岭。当革命爆发时，许多人会发现他们的革命灵魂。但是，一个革命党，即使在形势还未到达各阶级摊牌的程度，也有不断为革命进行宣传的义务。这方面的工作可以成为加速革命群众革命觉悟提高的有力因素。
第三，我们认为，为争取过渡性要求——为争取那些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正常运行不相容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不应仅仅通过宣传手段来进行。应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推动工人阶级围绕这些要求行动起来，应该通过每种途径引导他们投身于天天都在进行的阶级斗争中去。除非工人在为这些要求进行的局部斗争中取得经验，否则，他们就不能把他们的眼光扩大起来，提高到革命的高度上。如果不是这样，这些要求就象从天上掉下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某些东西一样，那就只能是从外部强加给他们或者只为人数很少的小集团所拥护。
我要问蒙蒂·约翰斯通，他怎样使下面一段列宁关于先锋党的责任的话，同法国共产党在一九八六年五月所遵循的路线一致起来。列宁说：
“这种形势要持续多久，会尖锐到什么程度？它是否会引起革命？这点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可能知道。只有先进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发展及其向革命行动转变的经验才能说明这点。这里根本谈不到什么‘幻想’，也谈不到什么打破幻想，因为，无论那一个社会党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保证说，正是目前的（而不是以后的）战争，正是现在的（而不是将来的）革命形势要产生革命。这里所指的是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诿的最基本的任务：即必须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解释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进而采取革命行动，建立适应革命形势的组织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2-193页）
拿上面这段体现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精神的话，同过去二十五年（不必追述到战前时期）里由法国、意大利、希腊、比利时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相比较，特别是同法国共产党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所作所为相比较，你们就会了解这些党的改良主义的基本特点，以及在这些国家里，为什么成千上万的青年造反者正在归依于托洛茨基主义。
当代托洛茨基主义发展的第三个理由，是同工人民主这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有关的。在已经废除了资本主义的那些国家里，应该达到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工人自治制度，来反对官僚阶层享有物质特权，垄断政治和经济大权。在那些废除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里，那些官僚统治者，是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有批判头脑的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说憎恶的对象。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几个月间所发生的事情，具体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时，这部分人有机会，至少部分地讲出了他们的真实思想和感情。
这个国家的官僚政权，是使社会主义事业在西方工业化国家里失去威信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妨碍了更多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全心全意地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
我指的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差别，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已经消失的社会，这些条件在今天任何一个东欧国家都不可能出现，并且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他们那里的政治形势和问题并不牵涉到这些问题。
在当前形势下，既可能而又迫切需要的，是我所说的一场政治革命，这个制度的上层建筑的一次全面变革。这场革命将会开始或者完全实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本质的纲领的基本要求，而导致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例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你将找不出这样一句话，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由一个党垄断政权。
你也不会看到，他们对这种可恶的见解会有丝毫的赞同，即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实行一种压制性的检查制度，这种制度并不是用以反对已不存在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表，而是用于反对工人阶级的，但是这种措施都为斯大林主义所实行和应用了。
克里姆林宫的官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仅侵犯了一个小国，一个兄弟的联盟的工人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从其他方面来看，这个行为也同样是犯罪的。这一事件意味着对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发表意见的自由等民主权利的镇压，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剥夺了捷克工人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和八月重新得到的权利，即独立地投票作出决议，并在他们的工会报刊上加以发表，如果不同意政府的政策，可以提出批评，同时也可以批评他们工厂的管理人。
这些权利不是很广泛的，他们离捷克工人理应获得和他们正在争取的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还很远。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将享受到发表意见和自己组织起来的自由，比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所享受到的多一千倍。
然而，现在连基本权利都被剥夺了。并且成千上万的士兵为此目的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去。那是一种耻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首先必须回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本来面目的原因，因为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在许多工人心目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实内容被扭曲了。
社会主义民主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工人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而不受国家监督和惩罚的当然权利要多得多。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实行工人阶级自治。它意味着工人不仅应当管理单个和部分工厂，而且应当管理整个经济。这样，国家计划部门就要服从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它意味着工人群众实际上行使权利，通过讨论作出决议，决定每年国民收入在消费和积累之间，即在满足当前的需要的支出和为了将来发展的储备和投资之间如何分配。
不管官方说得多么好听，以此来安抚失去权力的工人阶级，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和不能行使上述权力，它就没有真正地进行统治。正是由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始终一贯地主张这种工人民主制，所以在苏联和东欧，托洛茨基主义就必然赢得更多的支持，在那些国家里，潜在的发展倾向是，越来越可能发生一场群众反对官僚当局专横的政治革命。
最后，托洛茨基主义在今天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毫不妥协的国际主义。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后或再迟一点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开始回复国际主义的原则和手段，这些原则和手段曾被赞成战争和亲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所践踏。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破坏和背叛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国际团结，这种理论是斯大林首创并从一九二四年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对国际主义的愚弄，在一九四三年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时达到顶点，解散共产国际是斯大林送给邱吉尔和罗斯福的礼物。
现在，这些国际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者和追随者，开始尝到更严重的恶果，这是由于使工人运动的利益服从克里姆林宫官僚狭隘私利的指挥棒的结果。他们看到这种可怕的情景，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工人国家相互拼死争斗，甚至暗示着相互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形势的出现，并不是由于苏联人民或中国人民造成的，而是由于卑鄙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和今天居于这些国家领导的官僚阶层的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
苏联领导人甚至走得更远，以致鼓励和允许所谓共产党记者谈论“黄祸”，并把中国人说成受“新的成吉思汗”的蒙蔽，是“对文明的一个威胁”。这种极端反动的种族主义论调，能出自一个至今一直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党和政府，这个事实表明这些组织已经堕落到何等程度。
在斯大林主义权力极盛时，它曾吹嘘用恐怖的思想体系和强制的统一束缚起来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磐石一致。现在，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上次全世界共产党的莫斯科会议表明他们已出现了多么巨大的分歧。今天世界上几乎没有两个独立自主的共产党有相同的看法和执行相同的路线。
他们相互争论，怀着各种离心的倾向和因素。人们可在世界范围内，列数出十五种不同的“共产主义”派别。斯大林主义者过去常常嘲笑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因为以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遭到不断的派别活动和分裂。现在，他们在这点上沉默了——这是事出有因的！在托洛茨基主义者中间，没有任何分裂比得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公开的，并一年一年扩大的巨大的分裂。
在世界舞台上，面临着帝国主义反革命的高度集中的政权，各大洲的青年和革命者强烈地感到需要同样地集中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不能相信多中心主义和分散权力是理想的，而这是世界斯大林主义的特征——在那里每一个国家的革命运动和工人阶级都按自己一套去搞，并且没有人关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国际利益和目标。他们不能相信这种东西，因为它是同工人群众斗争的最迫切需要和马列主义的传统背道而驰的。
他们被动员起来有力地响应切·格瓦拉的著名呼吁：“争取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因为它与他们内心的要求——争取他们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得到国际协作——是相一致的。格拉瓦的最后的信件实质上呼吁建立某个领导中心，来进行世界革命。
这些说明了，为什么作为一个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优秀传统的新的工人阶级革命组织第四国际的思想（它常常被指责为不现实和乌托邦的）正在深入人心，并正在唤起世界上千千万万青年人的创造力。没有恢复一个新的革命的国际的要求，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当然也不能胜利，这个要求本身表明了为建立新世界而斗争的严肃的战士的觉悟程度。我们希望建立并且正在建立的国际将是中央集权的，但它将不是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斯大林主义式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假冒的中央集权制，它同列宁的组织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它在当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分裂和反动的倾向。历史将表明，有讨论自由的那种民主集中制，对于制定纲领并使反对阶级敌人的统一行动得以实现，并不是一种障碍，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
因此，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通过工人阶级的群众行动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在苏联集团和中国进行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就是当代托洛茨基主义的四个支柱。在各大洲，第四国际是一支日益增长的力量，因为它的基本思想反映了世界革命进程的客观需要，并且在我们这个时代继承了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1970年6月号